Wednesday, December 13, 2023

从秦汉之际政治变迁看儒学的发展

文章标题: 从秦汉之际政治变迁看儒学的发展
文章作者: 梁秉赋
发表日期: 2023年12月9日
发表媒体: 联合早报•言论》


  班固在《汉书·儒林传》中曾如此总结儒学在西汉的发展:“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寖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可知,至平帝年间(公元前1年至公元6年),儒学在起家于“巴蜀汉中”的刘汉大放异彩,治经术的大师辈出,传经说的典籍繁浩。

  汉室循“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繇内及外”之则,在帝国的政治中心立太学为全国最高学府,再由此辐射全境,在地方上“广设庠序以化于邑”,遂使位于今天陕西境内的长安,成为当时中国的儒学重镇。其实在仅仅约莫百年之前,汉初京畿一带尚为儒门单薄之地;而二百余年以前盘踞于相邻地带的秦都,更是儒生踪迹罕至之处。

  活跃于公元前3世纪的荀子,曾游历秦国。本为魏国贵族的范睢投靠秦国后,被秦昭襄王拜为相国封地应邑。应侯当时曾问荀卿“入秦何见”。荀子先盛赞秦国的地势险要“其固塞险,形执便”、风俗古朴、人民“(敬)畏有司而顺(服)”、官吏“恭俭敦敬忠信”、士大夫“不比周不朋党,明通而公”,且其朝廷之效率尤高“听决百事不留”。

  但他随即话锋一转,指出秦国虽然“兼是数具者而尽有之,然而衡之以王者之功名,则倜倜然其不及远矣!”何以如此?依荀子之见:“其殆无儒邪!”(见《荀子·强国篇》)

  可知,在嬴政一统天下的约半世纪以前,秦地还是少有儒生的。而这也让荀子慨叹,强秦虽各方面优越条件皆备,但距成就王者之事功还差得远呢。

  荀况此议让知悉后来历史之发展的我们,不禁要轻笑他的“中原心态”,不过他观察到的这一境况,实是秦地学风有以致之。说儒学其时在东周的西陲难有立锥之地,也许亦不为过。


儒学难在西边秦晋之地扎根

  当汉室开始以朝廷之力来推《五经》之学时,据《史记·儒林列传》所载,当时被奉为儒宗典范的学统,“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八家之中,源于齐鲁之地者居其六;其余两家则来自燕国和赵国,没有来自原籍秦、魏、韩等国者。由此可知迟至当时,帝国东境仍为儒学的故乡,关内地区尚无足以名家者。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稍早前,文帝朝“欲求能治《尚书》者”竟然“天下无有,独闻济南伏生故秦博士(能)治”,但此翁已“年九十余,老不可征”。

  孔子与其及门弟子的学术基地在齐鲁,山东地域是以为儒学之发祥地。孔子去世以后,弟子传其学。孔门也因人才辈出——上有为国师卿相者,下有在民间以施教传道为业者,遂使儒家子弟成为有影响力的一个社会群体。然而,儒生的活动范围似乎始终囿集于周室东迁以后礼乐文明的心脏地带,即其东边各诸侯国疆域之内。虽然儒学似亦曾远播至山西及湖北湖南(史迁说“子夏居西河,子羽居楚”),但终东周之世迟至战国之末,数百年来,儒学似难以在西边的秦晋之地扎根。

  司马迁说,战国时期“天下并争(致使)儒术既绌”。其关键实源于诸侯国之间残酷的兼并战争催生出了新的学术思想,使原先从较早流入民间的王官之学演化出来的学说,如儒墨道家之学,遂因面对竞争而发展受限。这些新出的学派,便是以赵、魏、韩这三晋之地(今山西一带)为立足点而发展起来的法家、兵家及纵横家的学问。

  钱穆先生曾以东方之学与西方之学的视角,来概括东周时期这先起和后起的两大学术阵营之特征。据他的观察(见氏著《秦汉史》),“孔丘和墨翟皆鲁国人”;而李克、吴起、商鞅、尸佼、申不亥、公孙衍和张仪之徒,“则三晋之士为多”。以儒墨为代表的东方之学,“大率尚文化,重历史,其学风对象,以整个社会为主”;它“不以狭义的国家富强为出发点”,而以谋求“整个社会彻底之改进”为鹄的。然而,三晋之士的“目光意气,往往仅限于一国”。因此他们的学与术“仅以谋其国家之富强为基准”,以致于仅将精力集中在对“现状粗加革新”,而不能“注意及于整个社会,全部人生”;遂导致其“思想大体”,乃是“因利就便,趋于目前之功利而止”。

  所以,为什么地处偏西的赵魏韩,也是历史上最早进行变法求强的侯国,与其比邻的秦国还有偏南的楚国尾随继之,这就并非偶然了。然而,学术新局虽已出现,儒学于“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当时的东方地区仍为宗周旧学得以存续的土壤,儒生仍孜孜于为谋求“整个社会彻底之改进”锲而不舍。

  孟子适魏,梁惠王见到他便问“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遂告诫他急功近利将导致一国之内因“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而劝谕“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这位西方之学发源地的国君,自然要视孟子所言乃“迂远而阔于事情”。孟子在“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的时候,去“游事齐宣王”,仍执着于“述唐、虞、三代之德”,显得有点与时代大势格格不入。纵使如此,荀卿虽无所获于秦但“游学于齐国”仍能得意于稷下学宫,“三为祭酒、最为老师”(罗根泽《诸子考索》以为荀子是先到秦才到齐的,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则推断荀子入秦当在公元前266-255年之间)。

  可知在东方地域,儒学尚得垂青、儒生仍有施展空间。其实,直至刘邦与项羽争雄而举兵围鲁时,“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以至史迁不禁要以“夫齐鲁之闲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来形容之。但在三晋之学得势的西边,儒学与儒生的命运则有极大反差。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嬴政在位34年(公元前213年)时,曾“置酒咸阳宫”,有博士官70人为他祝寿。席间,一位官职为仆射的周青臣,为始皇帝高唱赞歌,说他成就了“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的不世功业,因为秦帝国“以诸侯为郡县”让“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

  但偏偏却有一位博士官齐人淳于越大唱反调,说从前商周两朝的国祚能延续千余岁、传国数百年,乃是得益于“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他想说的是,前人封土地建诸侯,立一众宗亲功臣为诸侯,使各据一方以藩屏宗,用这一道坚实的蔽障,来保卫王室大宗。但秦以郡县制行大一统中央集权,将举国权威独揽于君主一人之身,仅皇帝大权在握,宗亲皆为无世袭资源的弱枝。淳于越提醒秦始皇,“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文武百官都是与皇帝没有血缘关系的外人,若国家猝有危难,则皇室与嬴姓宗亲在“无辅拂”的情况下“何以相救哉?”


焚书坑儒源于痛恨儒生挟古学自重

  淳于越贬郡县而扬封建,意在指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这样的论调,在秦仍洋洋得意于“初并天下”、汲汲营营于一个大胆的政治实验的大气候下发而言之,自然显得非常刺耳。其结果便是“始皇下其议”,接着朝廷的当权派以“愚儒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之罪,下令天下不得私藏《诗》《书》,须将之焚毁。若有人敢于以儒经为据来“以古非今”,用古代制度来非议现行政制,即施之以闹市斩首或灭族的酷刑。孔门遂有焚书坑儒之浩劫。

  见过强秦之灭亡的汉初统治者,骨子里对儒学虽有不屑态度有所收敛,但还是难掩对儒生挟古学自重的心态之痛恨。“不悦儒术,喜老子书”的景帝生母窦太后,曾召辕固生为她讲解本书。固回说“此是家人言耳”,谓这种书只是私家著述,而不是如儒书那般渊源于古代官学,攸关上层文化整体文明之兴衰的大学问。惹得太后大怒,把这位倔强的儒生丢入关着猪只的圈笼,命他“入圈击豕”。景帝知“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抛给他一把匕首。辕固生一刀“正中其心,豕应手而倒”。史迁、班固皆记其事。

  可知,汉室之所以时至宣帝朝仍要“多用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实因“以谋求国家之富强为基准、趋于目前之功利而止”的三晋之学,对一个庞大的帝国而言,在管控繁琐的日常运作,经营日趋复杂的政事治理,甚或惩治刁民狗官等等方面,仍是不可或缺的实学。嬴秦以新起的郡县制取代运行了数百年的封土建侯,本质上是在进行一项史无前例的政治实验。刘汉在此大胆的工程轰然倒塌之后,重新缀拾起破落一地的碎片,努力将之黏合缝密起来,何尝不是延续或重启这项实验。汉承秦制,即此之谓也。

  眀乎此,则窦太后何以对辕固生会施以如此极端的凌辱、汉宣帝何以会觉得儒学“不达时宜”,不惜以“俗儒”这样的言词来贬损儒生,讥讽此辈“何足委任”,就不难理解了。凡此种种,实乃汉廷在战战兢兢地持守着秦之旧业时,背负着千斤压力下的条件反射。

  三晋之学的气焰,在秦一统天下后爆烈至冲顶,儒学此时的地位自是难以相提并论。但儒生如荀子、淳于越者,却一再于成就秦之帝业的西方之学的原乡,不识趣地直指人家若不采用孔门之教,恐将招致败亡。如此力撼时代大潮,难怪命途多乖。不过,秦朝当年乃是以狂风扫落叶之姿,来对西周的封建残余作摧枯拉朽的,所以其惨烈可至烧书与杀人。

  但秦亡的前车之鉴,却为儒学的发展打开了局面。经营帝国的实际需要,令汉廷在倚赖刑名法术的当儿,对儒学已不敢再不屑一顾。


有利的历史大环境降临

  这有利的历史大环境赋予了天时,而汉儒此刻又有非凡之能者出。董仲舒除学问过人外,更有因势利导难测之天威的浑厚功力,能以进退有据的言辞、刚柔并济的义理打动武帝,为儒学之晋昇庙堂、孔子之受尊为至圣,开启契机。

  儒生在秦晋之地曾倍尝艰辛,他们为本门学说的信仰与坚持付出了极大代价——不时要忍受凌辱、有时还须付出生命。时至汉朝,董仲舒终使原本只懂得把“目光意气仅限于一国之富强”的王者,认识到也要关注“整个社会彻底之改进”,晓得了兼采“德教”任用“周政”,对一个皇朝的长治久安所能发挥的作用,遂使儒学终得以在原本备受敌视的环境中立足。

  其实这一发展真正深远的意义,是在天下归一的政治框架下,使原本旨趣各有归属的东方与西方之学,得以磨合交融为一体,从而开创出将刑名法术与德教仁政冶炼为一炉的“state Confucianism”(体制化儒学)。此即“两汉经学”的高妙所在,它所教育出来的人物,既有“内儒外法”又有“外儒内法”者,亦缘由于此。


作者是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院长

Friday, December 8, 2023

成才先成人,品德与心智的修行是家庭教育的关键!

文章标题: 成才先成人,品德与心智的修行是家庭教育的关键!
文章作者: 胜者教育
发表日期: 2022年12月26日
发表媒体: 搜狐


  成才先成人,修德、修心比修才更重要。

  古人有云:“父母德高,子女良教。” 对于青少年来说,父母的言行、品德、价值观是孩子认识社会和人生的一面镜子,对孩子良好品德的塑造有着潜移默化和深远持久的影响。

  作为父母,培养孩子的真正刚需究竟是什么?胜者教育和张益铭老师给出的答案是:让我们的孩子: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

  胜者教育《家庭战略与家庭经营》、《教子有方》等课程始终围绕着这个刚需多维度赋能父母,让每一个孩子从小有健全的人格、心智,有能力主动追寻快乐,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幸福生活。

  让我们一起,遵循孩子的成长规律,抓住教育重点,一起谈谈品德与心智的修行。


一、修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

  什么是德?指人们共同生活及行为的准则和规范,也指恩惠、品行、信念等。

  《论语·述而》中有“德之不修,学之不讲”的描述。教育的目标是"德才并重,以德为主”。就教育的本质而言,培养“人”远远比培养“才”更重要。

  苏洵是唐宋八大家中唯一一位没有中进士的,但他思想深邃,品行兼修,培养出了两个优秀的儿子——苏轼和苏辙。

  可以说苏洵在家庭教育上称得上是天下父亲的典范,是一位卓越的家庭教育专家。

  苏洵修心、养性、乐善好施,他不仅教育两个儿子读书、做学问,是兄弟俩文学道路上的引路人。与此同时,他也一直耳提面命地教育儿子要立德、立言,要求儿子做人要低调、慎重、谨言,要把抱负才华内敛于心,要有治国平天下的志向和“达则兼济天下”的品德。

  他的孩子苏辙后来回忆说;“惟我与兄,出处昔同。幼学无师,先君是从。”

  由此可见,培养“人”比培养“才”更难也更重要,而良好的家庭教育对于孩子品德养成与未来发展有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研究表明:3-12岁是孩子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是孩子的语言、大脑、能力、性格、心理健康发育的关键时期。也是孩子品德塑造的关键期。

  胜者教育通过“胜者少年163模型”,精准解锁孩子的成长密码,为每一个家庭定制成长规划方案,帮助家长提升家庭教育的质量。
  (补充说明:163模型指“挖掘1个独特天赋,培养6大关键特质,塑造3种思维模型”。)

  《家族战略与家庭经营》、《教子有方》等课程也让每一位家长“因材施教”“教子有方”,帮助孩子明德、立德,成为榜样少年。


二、修心:让财商成为孩子成功的砝码

  从字意上讲:“心”为“内心”,即“里面的”“内在的”含义。“智”则是“智力”,“智能”之意。从词语上解释,心智指的是心思智慧。心理学上的解释涵盖了“哲学”与“生物学”的范畴,指人们对已知事物的沉淀和储存,通过生物反应而实现动因的一种能力总和。

  胜者教育张益铭老师在《觉知的父母》一书中写下了这样的忠言:

  “简而言之,心智是人们的心理与智能的表现。同时对人的生存与发展起到重要影响。教育最可怕的现状,是没有“以终为始”地教育孩子,你培养孩子的目的不仅是让他考一所好大学,更要使其成为拥有健全的人格和心智的人,使其拥有支撑未来美好生活的能力。”

  既然真正影响青少年成长的因素是内在的见识,以及正确的人生态度和成熟的心智,那么对于当代青少年的心智培养来说,最欠缺的是什么,又怎样去补全呢?

  中国式家庭教育中普遍存在这样一个现象,父母为孩子消费时毫不吝啬,却从不让孩子独自买单,并以“孩子小,不懂得如何花钱”为由长期禁止孩子的买单行为。而这种一味禁止的症结所在,大多是父母忽视了青少年财商的重要性,不想让孩子在这一领域浪费太多精力。

  事实上,财商是青少年成长中必须重点培养的一种思维能力,亦是对青少年心智的一种补全。

  举个简单的例子,日常消费、主动买单看似是一个简单的动作,却是孩子处理人际关系的一种方式。因为在消费场景中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胸襟、态度、品格,更能够展现一个人的格局。

  所以父母应当从小培养孩子正确的消费理念,树立财商观念,让其学会更加妥当、正确地处理和掌握自己的人际关系。

  胜者教育认为:“学习商学,是一个人认识社会经济发展、提升商业智慧和创造商业财富的良好方式,培养孩子的商业思维除了可以增强其对周围环境、社会环境的理解外,还可以提高孩子的领导力、创造力等能力。”

  这些能力培养得越早,孩子的生活能力、处世能力就越强,未来成功的砝码便越多。

  为此,胜者教育开设《财赋少年》等商学课程,帮助孩子正确认识财富,学会目标储蓄、制定理财计划,培养创造财富、管理财务的能力,健全孩子的心智,为孩子的成长添砖加瓦。


胜者家庭教育小贴士:

1)以身作则

  以身作则不只是父母需要通过实际行动影响孩子,还需要引导孩子承担一些家庭责任、社会责任,以此更好地培养孩子的责任心,养成良好的品德。可以每天在自己做家务的时候,定量为孩子分配家务,让孩子一起参与到建设家庭、维护家庭氛围的工作当中来,自己在工作的同时建议孩子在学校中积极参与活动等……

2)增强体验

  品德与心智的修行需要青少年从真实体验中感悟。父母可以引导孩子参与一些家庭活动与社会活动,在真实的体验中潜移默化的培养孩子的品行。比如让孩子参与体验真实的社会生活,例如买菜、采购生活用品、户外游学旅行等。

  西洋有句谚语:“品格是最难下的定义,但它却是人生中最具影响而重要的东西。”品德与心智的修行是家庭教育的关键,让胜者教育赋能家庭,让每一位胜者少年都成为德才兼备的人才!

品德与智能并重的新教育

文章标题: 品德与智能并重的新教育
文章作者: 尤芳达
发表日期: 2023年12月5日
发表媒体: 星洲网


  迈入21世纪,科技发明与创新的发展趋势持续着,而且不少新的技术与产品都被更好的创新所淘汰。每一项新产品或应用被推广到全球普及化的速度也显著的加快。

  科学家们对于21世纪的展望,觉得这是生物科技、纳米科技、信息科技、量子科技、人工智能与脑神经科学的融合及大发展的时代,希望给人类社会带来更好的生活素质、更廉宜的再生能源、更先进的医疗保健等。

  如果我们从人类社会自农业革命时开始比较,经过了以蒸汽机、电力和信息科技主导的三次工业革命后,到近年来所提倡的以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人类所从事的各个领域与工作,对于员工知识与智能的要求,都有了长足的提升。对于未来人才的需求,不只要员工们能够胜任电脑取代不了的工作,而且也要求他们所掌握的知识与智能能够应付不断创新的社会及企业需求。

  在人工智能的时代,纯粹的掌握知识已不足够,人手一机与互联网让任何信息都可以容易搜索到,生成型的人工智能工具如 ChatGPT 也可以快速以及有求必应地提供任何我们需要的信息和知识。所以,我们需要的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应该进一步提升学生们的智能和智慧,让他们能够不只掌握知识,也能驾驭人工智能的工具,很好的去解决问题。而且,通过智慧,了解到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善的。他们应该掌握知识、技能和拥有正确的人类共同价值观与向上向善的品德。

  面对不断变化、日渐复杂的社会,快速成长的科技和日新月异的知识,学生和员工都需要知行合一,具备和提升成长性思维,培养同理心和心理平衡和毅力,以及拥有学习热诚和终身学习的精神。

  除此之外,在人生的学习历程里,不管是在哪一个学习阶段或学习领域,简称 4C 的可持续成长的技能是如影随身的重要技能:批判式思考(Critical Thinking)、沟通交流(Communication)、合作(Collaboration)及创新(Creativity)。在未来的人生职场或生活里,如何解决问题和体验生活都需要这四个技能的掌握和不断的提升。

  其实,纵观这种种学习的理念与方向,我们都看到了对于智慧的提升(智)、品德的培养(仁)以及具备义气、恒毅力与逆商(勇)的重要性。在中华文化从古代一脉相传到今的教育里,我们也看到了在这方面的注重。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孟子也提到了:“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论语里也有提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这些信念和教导在人工智能的时代仍旧适合与重要。

  纵观未来科技的大趋势,人才的需求以及东方和西方教育的理念,未来的教育应该是品德与智能并重的。即使科技多么先进,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如何影响世界,人类的社会里仍需人性里真善美的精神,配合高思维多智能的掌握,才能面对未来科技的挑战与发展。因为人之所以为人与人类社会的共生共存希望,还在于在人间活出真善美的力量与精神,这是未来的教育所应重视的。


作者拿督尤芳达教授博士是拉曼大学校长

Thursday, December 7, 2023

青年人——东西方的桥梁,历史的转捩点

文章标题: 青年人——东西方的桥梁,历史的转捩点
文章作者: 王乙康
发表日期: 2023年11月22日
发表媒体: 联合早报•言论》


  今天的议题是个重要的议题,我也可以缅怀一下我自己的青春。

  关于时下的青年,无论在中国或新加坡,大家都在归纳他们的时代特点。

  青年人是“数码原住民”,无论生活在哪一个国家或城市,在线上能通达四方,刷一刷就能知道天下事。因此,他们关心的课题更广泛,也跨越了国界——包括心理健康、气候变化、贫富悬殊以及社会公义之类的课题。

  尽管如此,至少在亚洲,我相信青年人最关切的还是最实际的事物,像衣食住行。他们深知前面的道路充满挑战,世界更“卷”了,竞争更为激烈。他们得争取工作、争取表现、争取机会。在新加坡,我看青年人最担心的应该是生活费上涨,几时可以拥有自己的房产,安身立命。

  在中国,我相信青年人目前最关心的应该是就业机会。中国每年都会有大约1000万名应届毕业生投入职场。人才库庞大是个经济优势,但也是个挑战。由于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增长缓慢,待业和失业的青年在就业方面就承受了巨大压力。无业就成了“近忧”,而能不能付得起住房则是“远虑”。因此,“内卷”更厉害了。另一种反应就是干脆躺平。

  今天,我要提出的观点是:中国和新加坡的青年正处在世界历史的关键时刻,如果国家方向正确,领导层施行政策得当,而青年具备时代所需要的条件,肯定是未来可期。青年最要做的,是装备自己,把握当下。


三个重要的历史时刻

  在不同时空里,都曾经出现过这样的重要历史时刻,我来举三个例子。

  第一,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数十年,是美国现代史上一段特殊的时期。同盟国取得胜利后,世界恢复了和平,欧洲被削弱,而殖民主义式微。美国当时的人口年轻,但他们肩负重任:须要从战时经济,过渡到和平经济。美国须要协助欧洲重建,并且制定一个全新、稳定的世界秩序。对外,美国与苏联的关系开始紧张:对内,社会经历着民权运动的斗争。

  当时,美国最大的一个领悟就是,科技发展可以带来显著的战略优势。抢先其他国家成功研发原子弹,是美国在二战取得胜利至关重要的因素。美国因此决定投入众多资源在研究和开发上,把资源集中在大学,并且广纳全球各地的人才。

  与此同时,美国也在教育上投入资源,通过《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就是“GI Bill”,提供退伍军人各种福利,包括高等教育及职业训练的补贴。说是退伍军人,其实大部分都是战后回国的年轻人。一整代的青年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其中有不少投身科学科技领域。这些青年人驱动工业基础,也在未来数十年里,帮助美国维持科技优势。

  在社会层面,由于对前景乐观,许多年轻人因此结婚、组织家庭,让美国享有数十年的人口红利。这也就是目前正步入老龄的婴儿潮一代(baby boomers)。

  美国国会在1964年通过《民权法》,隔年通过《选举权法》,继续迈向更平等的社会。二战后的30年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迅速增长,1975年比战前高出了八倍。这个成功的经济模式,除了本土人才,也离不开自由开放地大量招揽外地人才。美国成功地把人送上月球,又安全返回。虽然收入差距和歧视仍然是长年面对的问题,但美国社会并不回避,设法应对。美国无可争议地成了全球超级大国。

  第二个例子是新加坡。我们在1965年被迫走向独立。当时人口不到190万,超过八成在35岁或以下。许多人认为新加坡没有腹地,能够成功独立生存的机会不高。我们小而脆弱,又没有任何天然资源。你怎么挖也挖不出东西。经济也不稳定——劳资纠纷和罢工是常有的事,给投资做生意的人带来不小的风险。

  建国之初,青年人面临人生中最大的挑战。让人庆幸的是,新加坡当时有魄力十足、高瞻远瞩的青年领导人挺身而出。这些领袖,例如李光耀先生、吴庆瑞博士、拉惹勒南先生,为今天的新加坡奠下重要基础,成为享誉国际的人物。

  他们推行了正确的政策,例如投资教育,建造公共住房和基础建设。当时的新加坡有很多农村,政府征用土地,重新规划,发展经济,建立新市镇。年轻的农民和他们的家庭别无选择,只能舍弃他们的农地,适应新的生活。工会里当年发生了激烈的政治斗争。我们的领导人花了很多年时间,慢慢说服年轻的劳动队伍放下抗议活动,和雇主合力打造一个适合经商的大环境。企业也许下承诺,取得利润时,和员工分享成果。那是争取民心的硬仗,所幸我们逐步达成了劳资政和谐的局面。

  因为劳资政三方齐心努力,新加坡成了一个能够吸引和争取到外资的地方,进而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经济蓬勃发展。就是在建国先贤与脚踏实地的人民携手努力下,国家在短短30年里,从第三世界,迈入第一世界。

  如果当时的青年人,不顾大局和未来,不肯做出个人牺牲,新加坡的成功是难以实现的。

  第三个例子,中国。中国在1978年展开的改革开放,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事。相信今天在场的各位都非常了解这个故事,但我所要强调的是这个工程的规模和复杂性。

  将近10亿的人口,从一个由中央计划,发展到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一个我们不可想象的大蜕变。

  中国采取了重大措施,打造经济特区,把经济发展作为各省各市的目标,并且借助中国庞大的市场来吸引投资。经济的发展总会带来一定的社会发展不均衡。因此就出现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以点带面,带动其他地区和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中国转向市场经济,为当时的青年提供了许多机会。青年人有机会上高校,与外面的世界连接,社会进入一个创意勃发、思想争鸣的时代。这打造了一个喷薄待发的基础。外国的新投资和本土民营企业能够快速地生根发芽,实现中国40多年的经济腾飞。

  就拿民营企业来说,1984年是民营企业的元年,至今已经发展到2500多万家。其中最出名、享誉国际的联想集团和海尔,都是1984年创办的。当时的柳传志、张瑞敏都拥有过人的胆识和见识。经过一代代青年人的传承,他们所创的企业,达成了如今庞大的规模。

  到2001年,中国终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为全球贸易群体的一个成员。中国成功地让数亿人摆脱贫困,是对人类的大贡献。2021年,中国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达到“全面小康”的社会建设目标。这个沧海桑田的故事,到今天仍在续写。


再逢历史转捩点

  人们常说青年是国家未来的栋梁。但我觉得更准确的说法是,青年是当前的建筑师,也是社会发展的催化剂,负责打造一个尚未实现的未来。当人们在谈论翻天覆地的变化、改写大家的命运时,青年将会站在历史的转捩点,担此重任。

  对忙于应付眼前事的现代青年人来说,你说的这些或许只是历史传奇,或许听起来太宏观、太事不关己了;毕竟生活存在很多不确定性,经济已经放缓,竞争惨烈无比,梦想遥不可及。

  有些经济学者就拿中国目前的情况,对比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当时,日本经济因房地产泡沫化以及人口老龄化而大受影响,导致多年的无增长。他们假定中国会像日本那样进入长期的通缩和迟滞。但是,这两者之间的情况截然不同。80年代的日本,人均收入已经高过美国,而中国目前的人均收入仅美国的三分之一。中国克服目前不景气的情况之后,有很大的空间可以继续它的增长势头。

  至于人口老龄化,其实除了非洲以外,全球多个国家都出现类似情况。新加坡其实比中国“老”——中国的历史文化比新加坡老很多,但从人口结构的角度说,新加坡其实比中国“老”大概10年;而许多欧洲国家,例如德国,又比新加坡“老”20年。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重大且复杂的社会挑战,但是,我们不能一直靠永无止尽地扩大劳动队伍来驱动增长。这也不一定意味着,社会老龄化就会失去活力。较年长者,尤其是那些教育水平好、身体健康的,还是可以继续对社会作出显著贡献。科技发展以及提高生产力的工具,帮我们减低对人力的依赖。因此,面对社会老龄化多年的德国、荷兰,经济仍继续取得增长。

  新的契机也随之到来。全球正经历一次重大的科技革命,因为人工智能、数据化、电动车以及精准医学等,都在重组产业,改变人们各方面的生活。中国耐心地在这些环节投入许多投资,不断发展相关的人才、拓展相关的领域。

  在电子付款和电子商务方面,中国企业和人民拥有全世界最高的普及度。庞大的国内市场,给业者提供一个重要踏板,让他们能够规模化地拓展事业版图。

  中国接下来如果能够减少对房地产业的过度依赖、促进国内消费、投资和发展科技领域,并且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策略,人们没有理由对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感到沮丧。到2030年,中国很有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人均收入会提升到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倘若没有发生任何地缘政治灾难,世界能维持全球的和平与秩序,我们会迎来亚洲史上第一次的新景观。

  这将是一个全球化、相互联通的多极世界。美国相信还会是领先的超级大国,中国将是另一个最主要的战略和经济支柱,而欧盟、印度和日本等也会继续扮演重要的国际角色。全球经济重心将移向亚洲。

  在亚洲,各个经济体将更密切地融合,各国之间会频繁、活跃地进行经济、文化与人才交流,也会与亚洲以外的经济体建立关系。这将是一个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新世界,新亚洲。这是我对我们区域未来的预测和盼望。


有助打造更美好未来的特性

  青年人要打造这个未来,充分把握机会胜任他们的使命,须要符合这个时代需求的特征、特性。在此,我想提出三点。

  首先,青年人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有浓烈的好奇心,要有不断吸收新知识的欲望。科技发展是日新月异的,会改变各行各业运作的方式、工作流程和营运模式等等。工业革命是蓝领阶级的革命,因为自动化的工厂取代了人力需求。现在则是白领阶级的革命,因为人工智能将取代办公室的工作。要承受得了这个白领阶级革命,我们就要在学习上应变。我们不只要注重学校课堂上的学习,也须要推广终身学习。

  在科技时代,我们不一定需要每个人都成为编码员,成为“software developer”。但是,我们要成为可以善用人工智能的人,来加强自身能力。未来的雇主不是在人类和人工智能之间选择,而是在一个会利用人工智能和一个不会利用的人之间做选择。

  此外,我们也须要学习如何“做人”——做好不被机器替代的人。如果一个人的工作模式如同机器人,迟早会被一个更有智慧的机器人所取代。人工智能目前还没有学习的技能,包括真诚、同理心、爱心和善心等等。因为这些不是技能,而是我们人的价值观和修养,是更为重要的特性。

  作为一名从政者,我须要向人民解释政策用意,也要协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因此我对怎么“做人”有很深刻的感触,也知道这些是我毕生必须不断精进的能力。

  第二、我们要有海纳百川的胸襟,既能坚守自己的文化身份,又可以接纳世界不同的观点。

  世界已经高度全球化,我们都接受着各式各样的外来影响,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就如邓小平先生所说:“当你打开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要预见一些苍蝇也会飞进来。”今天窗户的默认状态是敞开的。其实你要关也关不上了。除了好的新鲜空气以及不好的苍蝇,其他进来的东西未必是非黑即白的。我们的日常生活都受到这些不同事物的影响。例如在新加坡,我们的饮食选择已经改变了。在我成长的岁月里,中国南方菜色称霸中餐市场,但现在,很多新加坡人爱吃麻辣和饺子。

  但这些外国文化进入新加坡后,也会受到新加坡本地文化的影响。我举一个例子。中国的道教习俗到了东南亚过后,在东南亚跟新加坡是有所区别的。我们有一个九皇爷诞。相信是东南亚一些地方以及新加坡最大的道教庆典,在农历八月三十到九月初九之间举行。中国的朋友可能还没听过九皇爷诞。九皇爷诞如何在东南亚发起,其实众说纷纭,但很多人相信九皇爷是九位郑成功的部下,反清复明的义士。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各国人如何庆祝万圣节。万圣节其实来自于古代凯尔特民族(Celtic)的新年节庆,人们会通过“篝火之夜”(Bonfire Night)以及穿上怪异服装来驱散鬼怪。这个节日到了美国后,就成了具有美国特色的万圣节,有南瓜、儿童装扮,以及你不给我糖我就捣乱(trick or treat)等庆祝方式。亚洲则出现具有亚洲特色的万圣节庆祝方式。在新加坡,新加坡人会精心装置“鬼屋”来吓吓彼此。原本在“Celtic”的文化,是你穿上服装吓跑鬼怪,现在在新加坡是人扮鬼,吓跑其他人。在中国,一些大城市也会办大型街头活动,人们会结合时事、文化意涵,穿上奇装异服——例如蝙蝠侠、冠病防护衣、孙悟空装,甚至老干妈辣椒酱等等,玩闹一场。对青年人来说,这完全是娱乐。

  外来影响不断在形塑我们的身份认同,但这是一种交流,不是单向的影响。像我们受西方文化影响一样,美国和欧洲也受到亚洲的文化影响。

  新加坡就是文化拼图的一个最好例子。在外来因素里,加入自己的文化香料,融合成为我们独有的文化。在节庆、食物、服装和流行文化之外,我们也在不断吸收新点子、新科技,以及解决问题的最佳实践方式等等。

  全球最古远丰富的中国、印度、阿拉伯和印尼文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多年来不断吸取外来影响,并融入自身文化。在全球化时代,抵御外来文化影响是不切实际的,海纳百川是今时今日非常重要的特性,更是一种文化自信的表现。文化底蕴更深厚,更能够包容、吸收别的文化,让本土文化更丰富多元、蓬勃有趣。

  第三个特性,就是履行一代人的职责。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使命。我之前提了美国、新加坡、中国三个例子。要履行一代人的责任,我们须要开放、务实。我们要愿意学习借鉴别人、取长补短、勇于试验新事物,然后观察、摸索,最后才能取得成功。许多跨越国界的议题,像气候变化等,须要多国一起合作。

  事实上,我们目前身处历史上人类文明和经济最发达的阶段。几十年来,我们显著减轻了全球贫困问题,全球卫生与健康水平大幅度的提升,资讯网络四通八达,人们也过着相当舒适的现代生活。

  仔细想想,现在的青年其实身边充斥着选择。选择多了倒成了问题。要买东西时,淘宝有太多品牌和款式可以选。要上学深造,也有很多不同途径和科系可以选。要步入职场时,梦寐以求的工作可能很难找到,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倒是不少。这些选择令人眼花缭乱,不可招架。

  但是我们不能被选择所困,而停滞不前,干脆躺平不选。我想呼吁青年,重要的是踏出第一步。拥有选择固然是人们所珍惜的,但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在一些情势下,勇往直前,尽力而为,更加珍贵。等待完美的选择最终可能是无法选择。

  吉坦贾利·拉奥(Gitanjali Rao)是美国一位年仅18岁的科学家及发明家。她非常热衷于科学,对不同课题,包括应对饮用水污染,以及网络霸凌等,研发出新颖的对策。她清楚地带给其他人一个启示,那就是:“不要尝试改变所有问题,专注在那个让你感到激动兴奋的问题,就行了”。

  目前我们看到地缘政治的紧张关系、通货膨胀、未来的不确定性,都会削弱青年人的斗志。在迎接下一波历史新篇章之际,青年人绝对有充分理由,振奋地期待未来。

  所以,在新加坡,我们鼓励青年人追寻自己热爱的事业并全力以赴。继续保持双语优势,开拓新机会,学习新文化。新加坡跟中国之间有一个特殊安排——就是青年实习交流计划,让两国青年可以进行长达半年的实习交换。我希望青年人可以把握这一类机会,开拓视野。


时势造青年,青年也造时势

  新中论坛的主题把青年人形容为连接东西方的一座桥梁。同样重要的是:青年本身代表着现在与未来的转折点。我相信,青年人是可以扮演好这个特殊角色的,因为他们生性就是勇于尝试突破极限、挑战社会。作为青年,他们的雄心壮志总是比天高,无远弗届,让我们这些年纪比较大的人觉得他们不切实际。但正是因为这个特质,让他们得以为社会找到新的平衡点。

  时势造青年,青年也造时势。今时今日的青年必须坚信自己的时代将会到来,并且肩负着特殊使命,续写国家,以及人类历史的新篇章。

  虽然我今年54岁,年龄已经不符合“青年”的定义,但我相信我还是可以有一颗青年的心。今天与大家共勉:求知若饥,虚心若愚,把握当下。谢谢。


作者是新加坡卫生部长,这是他在北京参加由《联合早报》主办的第五届“新中论坛”演讲全文

Sunday, November 12, 2023

从董仲舒的对策看汉武帝之“独尊儒术”

文章标题: 从董仲舒的对策看汉武帝之“独尊儒术”
文章作者: 梁秉赋
发表日期: 2023年11月11日
发表媒体: 联合早报•言论》


  史载“汉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这是说刘彻在公元前140年初即帝位,便昭示群臣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董仲舒即是当时数百名受推荐者中之一人。他向武帝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后世遂以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由来。

  然而,《汉书·元帝纪》却说刘奭尚为太子时,因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竟斗胆谏曰“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没想到竟招致其父的严厉训责。为武帝曾孙的这位汉朝时任皇帝“(勃然)作色”,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还因此慨叹“乱我家者,太子也!”由此可知,汉廷直至其时仍对儒生存有戒心,尚倚赖擅刑名法术的官吏治国。宣帝且直截了当地说:“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如此说来,就算时至宣帝朝尚且未必“独尊儒术”,何况武帝时期。不过,史书确实有载汉室之“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是源自董仲舒当年之“对策”;而“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亦)皆自仲舒发之”。因此,我们应如何理解史书记载中的这些分歧?其实更为重要的,恐怕还是要从史录当中去探明,董仲舒到底是如何令汉武帝看到,孔门之教具有独胜于其他“百家”学问的高明之处的。

  实际上,汉武帝乃是与董仲舒经过了三度来回的策问与应对之后,才为之所动。要知道后者是如何打动前者,或许可以从抓住武帝究竟是希望从所征集而来的那些贤良方正的意见当中,萃取出什么他最想求得的答案入手。《汉书·董仲舒传》对此有颇为具体的记述。


用人不当会令朝政日衰

  武帝的问题意识简单而明确,那就是怎样才能“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这位刚登基的新君,怀着这么一个政通人和的理想:健康的民风民俗得以在社会上推广开来,国家的法令得以令人民懂得遵守,只需要用较轻的刑罚就能让人民把为非作歹的动念止住或改正,百姓能和平安乐地生活,政府能畅通明快地施行治理。但如此美好的理想要如何才能达成呢?武帝便是带着这个问题,去和那些贤良方正对话,来看哪一家的学说最能让他实现目标。

  董仲舒显然能紧扣武帝这一核心关怀立论。他说:“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他从这样的角度切入,果然吸引到武帝的垂注。董仲舒指出,那些能长久地持守住政权的皇朝,都明白营造长治久安之局的关键便是把握得住“道”。而实践“道”的工具则是推行“礼乐教化”。如果不懂得施行教化,便是偏离了“道”,这是会导致亡国的。此外,若是用人不当也会令朝政日益衰败。

  立定基点之后,董仲舒作更有针对性的发挥。他说:“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妖孽生矣。”如果只是一味地用律法和刑罚来绳墨人民和官吏,以为靠震慑屈服就得以带来社会安定,那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刑罚要是施行得不当,就会激生邪气。一旦邪气在社会中累积起来,便会使民众对政府或国家心生怨恨。如此一来,上下不和阴阳失调,必将带来灾难。

  董仲舒还为这样的困局提供了一个形而上的解释,他说:“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这就是说,天地之间因为有阳刚之气,世上万物才得以茁壮生长。但生长亦须有衰败剹害来加以节制以防过度,这才需要主杀戮之职的阴厉之气来行斫剢之功。可知,董仲舒所欲昭示的大义乃是:为德主生的阳气(即教化)方为纲领,阴气(即刑罚)只能是“时出佐阳”而已,实不能本末倒置。一个政府须以教化百姓为本职正务,而不是以严刑峻法拘束人民为能事。

  董仲舒再循此单刀直入:“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这实在是对西汉其时施政之不以为然的大胆表述。因为汉初以来主政者皆宗黄老之学,以刑名律法为驭民之术,以为对百姓及官吏绳之以法、断之以刑,即得以使社会安定政权稳固。

  董生是以援引秦朝快速覆亡的教训来告诫武帝,说始皇“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政权如此短暂原因便是“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只懂得“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而“非有文德以教训于天下也”。也就是说,秦朝并不晓得任法用刑只能作为治国的辅助,广施教化方应奉为治世之圭臬。因为“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刑罚律令是止不住民众与官吏的私心奸念的。如果只是一味地重施法制,实有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不但徒劳还会“愈甚亡益也”。

  董仲舒更赤裸裸地指出,汉朝其实是立足于秦朝所遗留下来的“如朽木粪墙”一般的颓塌地基之上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因为它并没有把故秦只重以刑名绳下,而不思以德教化民的病根救治纠正过来,“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民众求利乃天性 唯教化能移风易俗

  董生由此揭示题旨,说“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他指出,民众之追求利益,好比水往下流,为天性使然,它是无法通过刑罚来制止的。唯有通过教化才能移风易俗,让人们懂得自爱知所行止,因为德教使“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因此,古代的圣王都知道必“以教化为大务”,广设学校来教育百姓及官吏,“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这不就是汉武帝所冀以求之者乎?董仲舒还特意加上一笔:“教化已明,习俗已成”之后,若“子孙循之”,可以使政权“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这当然就更打动武帝之心了。

  然而,董仲舒所言,汉武帝都照单全收了吗?可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未必为实。

  起码从武、昭到宣、元四朝的22位丞相之中(此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下》),许倬云先生指出只有三位(韦贤、韦玄成、匡衡)是“经学之士”出身,余者的背景非“功臣子弟”即“外戚宗室”或“掾使文吏”,尤其最末者之人数比重最大,竟达七位之多。可见宣帝申明汉室的帝皇之术,乃是霸道和王道兼而用之并不“纯任德教”,确是所言不虚。

  不过,董仲舒指出单靠刑罚不足以成事,还须倚重教化以奠定良政善治之根本的建言——“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即在京师和地方的全国各级行政单位遍立学校广施教育,倒是有被武帝听进耳朵里去。

  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朝廷“置五经博士”,之后复为“博士官置弟子”;至昭宣元三朝,弟子员的人数又递时“倍增”;逮成帝朝末,竟认为孔子只不过一介布衣而“养徒三千人”,可见“今天子太学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语在《汉书·儒林传》。在京师一地的国家最高学府规模已是如此,则于全国各地庠序之中接受教育的人数之众据此可推。

  而欲行“德教”,可以帮武帝达成“礼乐教化之功”的儒家典籍,自为当然的备选教材,为弟子员所当修的功课。太学庠序之生徒实乃国家未来官员的人才储备,这一举措自西汉以来体制化之后,对帝制中国的影响深远。因为它使为民父母的朝廷命官及地方缙绅的主体,实为接受过诗书礼乐之熏陶的文人士大夫,而不是逞勇尚力的武夫悍徒,或欠缺教养的土豪劣绅。儒经的德化教育让社会领袖阶层的人物因受斯文所涵养,而知晓义利之辨,懂得自持自爱,方不至于沦为毫无道德底线,只汲汲于以权谋私,仗势欺人的鱼肉百姓之辈。


“德教”为社会上层塑造高尚精神追求

  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理解,董仲舒的“德教”所拟于培养的是一种近乎超越意识(transcendental)的信仰或理想。它为统治阶级和社会上层的人物,塑造一种高尚的精神追求,以之淡薄物欲或抑阻刑罚所难以根治的人性中之歹心恶念,让这些“治人者”因为有廉耻之心,而不至于肆无忌惮地作威作福、贪污腐败。如果这就是董氏所认定的牧民之官所应有的素质,则我们得以了解为什么他要向武帝强调用人须得当,要不然“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

  汉武帝不见得是因为服膺孔学,对之有一种由衷的尊崇而采用儒术的。董仲舒是因为让他意识到,孔门所传的学问可以为汉朝用来治当务之急,平衡立国以来专重刑名法术所衍生的流毒遗害,从而有助国祚延续久远,方使儒学为王者所用。汉儒亦能紧抓住这一机遇,借政统扬道统。此遂使春秋以来的百家争鸣,演为儒学之一枝独秀,蔚为与西汉以降历代皇朝之政事治理有密切共生关系的显学。


作者是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