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浮过90年
文章作者：易一
发表日期：2009年5月26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四方八面》
“五四年年过，今年不寻常”。“不寻常”之处就是：90周年，“发源地”的中国首次由政府领导当局带头举办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各层次的学术单位也广泛响应，就连远隔一方的新加坡，也由三个民间团体联合举办了一个集多位著名学者的学术讲座。
相形之下，往年如有纪念活动，似乎概由民间学术团体分头举办，无论规模、“气派”都要逊色得多，所引起的注意、造成的影响自然也无从相提并论。半个世纪以前，岛国一些华校出身的年轻人，或许只能赶在纪念会结束之前，高歌合唱一曲《我们是鲁迅的子弟》，如此而已，哪来政府官员、学者、专家登坛轮番“抚今思昔”呢？
“发源地”中国大事庆祝，显然是迎应“大国崛起”的形势所需。由“崛起”而肇致外来的对抗，需要激励子民的“爱国精神”，配合国家“大跃进”与整体同力“大提升”，需要强化科研的发展；为遏制由于竞求物欲而造成的腐化、沉沦现象，需要重振道德指标等等“救赎”刻不容缓的症结，都可在“五四”这面大纛底下取得正当的“说法”。原教旨的“德先生”与“赛先生”，如今一经延伸，样样似乎无须“对号”即可“入座”。如果确有“万灵药”这么一种东西，“五四鸡汤”或许庶几近矣。
对于一些神州大陆“化外”的国度，举行“五四”庆祝活动，既有本身的特色，更有纯属自己的深长意义。新加坡正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这回环绕着“五四与新加坡华文知识分子”会议主题的每一个发言者，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或以涉及岛国的史实，或就本身家庭成员与族群有关的经历，阐述“五四”与新加坡的传承关系，特别是“五四”对新加坡华族社会的影响，即可略见端倪。
外交部长杨荣文的一席话尤具深意。在文章里，他充分肯定了五四运动对创立中国新文化与促进国家发展的积极作用，更侧重谈论“五四”在新加坡推动“本身的国家主义的缘起与发展”期间产生的深巨影响，如说“在殖民地时期为华人社会注入的生命力和活力，令英国人感到害怕，也对新加坡的自治和独立，作出巨大贡献，如说这种“（五四）精神至今依旧存在于新加坡的华人商团和宗乡会馆、南大、特选学校、华文报和本地众多的文化团体之中”，都可说是切中肯綮之言。
90年薪火绵绵不熄；如此看来，再过十年，随着中国的陆续崛起，火光应当更璀璨。
Tuesday, May 26, 2009
Monday, May 11, 2009
长江大河看五四
文章标题：长江大河看五四
文章作者：彭世灼
发表日期：2009年5月11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四方八面》
五四运动是文化革新运动，更是一波又一波汹涌澎湃的政治大潮。长江大河，沙石俱下，既有精华，也有糟粕。精华，各种学说纷然杂陈，开山辟路，观点鲜明。西方思潮之外，马克思主义传入，滋生毛泽东思想，一时蔚为大观；糟粕，是晚清以来经历过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糜烂贪腐生活的复活，新旧交织同存在。今天看五四，个人观感有三：
一、传统文化中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之间，向来有一条清晰的界限，单看有清一代，推行怀柔政策，对待心怀不满者则大兴文字狱，因此学术界偏重考据，不问政事。五四新潮流将两者融为一体，交织相扣，基于一个全新观念，形成社会新风尚，即对知识分子前所少有的敬重，此之所以五四的启端发生在北京大学。先驱人物北大校长蔡元培垂名青史。
二、胡适启蒙文学思想，曾被60年代以毛思想为基础的“知名学者”王瑶全盘否定。她曾批判胡适思想为“反动思想体系”，“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唯心论”，很有代表性。由此让人联想起创新和复古在中国史上循环反复，交替变化，成了自然惯例。近日又有平反文革之说，最新的是官方呼吁高举“红语录”，岂是偶然？
三、翻读相关史料读到这里，我观感特强的是毛主席对传统思想的依傍。毛在西潮拍岸之后，引进前卫的马克思主义，但毛本身却“非常传统”。在他生活照片中看到的是他书房堆满了古籍，许多都经他的批注圈点；宋人名著《容斋随笔》毛更随身携带，据传他谢世前几天还叫身边人找此书来阅读，一往情深。另一方面，毛主席诗词之所以感人，更是与古典诗词时空交感，糅合交综，加上毛所特有的奔放豪情，情真意切。例如名句“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在毛心眼中，千古英杰，不过尔尔。此诗神采飞扬，毛与传统关系之深可见。
综合言之，一个足以屹立于世的传统，永远都是生气蓬勃的。五四给我们的启示，危机时力挽狂谰所凭靠的，仍然是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
文章作者：彭世灼
发表日期：2009年5月11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四方八面》
五四运动是文化革新运动，更是一波又一波汹涌澎湃的政治大潮。长江大河，沙石俱下，既有精华，也有糟粕。精华，各种学说纷然杂陈，开山辟路，观点鲜明。西方思潮之外，马克思主义传入，滋生毛泽东思想，一时蔚为大观；糟粕，是晚清以来经历过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糜烂贪腐生活的复活，新旧交织同存在。今天看五四，个人观感有三：
一、传统文化中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之间，向来有一条清晰的界限，单看有清一代，推行怀柔政策，对待心怀不满者则大兴文字狱，因此学术界偏重考据，不问政事。五四新潮流将两者融为一体，交织相扣，基于一个全新观念，形成社会新风尚，即对知识分子前所少有的敬重，此之所以五四的启端发生在北京大学。先驱人物北大校长蔡元培垂名青史。
二、胡适启蒙文学思想，曾被60年代以毛思想为基础的“知名学者”王瑶全盘否定。她曾批判胡适思想为“反动思想体系”，“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唯心论”，很有代表性。由此让人联想起创新和复古在中国史上循环反复，交替变化，成了自然惯例。近日又有平反文革之说，最新的是官方呼吁高举“红语录”，岂是偶然？
三、翻读相关史料读到这里，我观感特强的是毛主席对传统思想的依傍。毛在西潮拍岸之后，引进前卫的马克思主义，但毛本身却“非常传统”。在他生活照片中看到的是他书房堆满了古籍，许多都经他的批注圈点；宋人名著《容斋随笔》毛更随身携带，据传他谢世前几天还叫身边人找此书来阅读，一往情深。另一方面，毛主席诗词之所以感人，更是与古典诗词时空交感，糅合交综，加上毛所特有的奔放豪情，情真意切。例如名句“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在毛心眼中，千古英杰，不过尔尔。此诗神采飞扬，毛与传统关系之深可见。
综合言之，一个足以屹立于世的传统，永远都是生气蓬勃的。五四给我们的启示，危机时力挽狂谰所凭靠的，仍然是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
Sunday, May 10, 2009
五四是未完成的启蒙运动
文章标题：五四是未完成的启蒙运动
文章作者：韩咏梅
发表日期：2009年4月19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想法》
20多年前，有两位中国学者提出了“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系统”这一假说，震撼了学术界，也影响了中国一代人的文化反思。这两位学者堪称中文学术界的“传奇夫妻”，他们是金观涛和刘青峰。
金观涛教授1947年出生在杭州，父亲金松寿曾担任杭州大学化学系主任。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金观涛在北京大学念化学。文革对这位年轻人造成的思想冲击很大，好在他从小喜欢画画，文革期间进了北大美术队，专门画毛泽东像。画画让他表面上参加了运动，实际上他反而得以利用空余时间读书和思考。
面对那一场浩劫，批判与反思的精神那个时候已经形成，他一面读完马克思与恩格斯全集，又从马克思追溯到黑格尔，阅读中开始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提出批判，他断断续续地把这些思考写成了哲学笔记，在美术队中流传，也因此和刘青峰认识、恋爱。
从文学和化学走向社会学研究
同样在北大念物理的刘青峰喜欢协作。后来转攻文学，她以笔名“靳凡”出版了一本当时极受年轻人欢迎的书信体作品《公开的情书》，女主角真真有一颗真诚和勇敢追求真理的心，男主角老九是一个年轻、热情的思考者，这正是金观涛和刘青峰两人的化身。作品通过主角的思想历程，提出了新时代应有的新思想、新道德和爱情标准，呼应了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
《公开的情书》原本只在他们的朋友圈子里流传，因为手稿是写在一本红色的冊子里，所以也称为“小红书”。文化大革命之后，作品正式出版，当时金观涛夫妇已经从文学和化学走向社会学研究，去探讨更深刻的文化问题了。
1989年之前，金观涛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兼任《走向未来》丛书和杂志主编，也是《自然辩证法通讯》编辑部主任，他的研究领域涉及历史社会学、哲学和中西比较文化几个方面，对80年代的中国青年思想启蒙起了很大的作用，与方励之、李泽厚和温元凯合称为当时青年的四大思想导师，也是当时倍受瞩目的电视纪录片《河殇》的总顾问。
“六四”发生时人在香港
1989年四月，金氏夫妇到香港做访问研究，两个月后发生的六四事件，使两人回不了大陆，留在香港度过了他们学术上从激情到冷静的黄金20年。
他们在香港主编的《二十一世纪》影响深远，是人文科学研究中极具分量的刊物。两人近年来也建立了“近代中国思想史专业数据库”，文献超过1亿2000万字，对现在以及将来的历史、思想、文学、文化各方面的研究贡献无可衡量。
金观涛与刘青峰两位教授的生活道路，是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缩影，他们横跨的知识领域，更是所有读书人望尘莫及的。
今年正逢五四运动90周年，金观涛教授受邀到我国谈“中国历史上的两次启蒙运动”。去年9月从香港中文大学退休后，金教授受邀到台湾政治大学当讲座教授，这对学术眷侣移居台北。上个月记者到文山区一所幽静的小房子，登门给金观涛教授做了一次访问。
答问录：五四90年反思 反传统是中国文化的大传统
●记者 ◎金观涛教授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五四运动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对中国文化的反思，也可以说是彻底反传统。在你看来，五四反传统，有没有动摇中国传统的道德意识形态？
◎虽然“传统”这个说法，是五四之后才有的。可是反传统即批判儒学并不是从五四开始的。每当儒学意识形态在面对外部冲击时，反传统思想会从其内部产生，与此同时还把传统道德的否定作为新道德，这是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比如说魏晋南北朝，汉代的经学即讲天人感应的宇宙儒学不能解决当时的问题时，就出现了“越名教、顺自然”潮流，这也是一种彻底反传统。魏晋玄学即为宇宙论儒学的全盘逆反，它和大乘佛教结构相同，成为中国文化第一次融合外来文化的中介。
当西方现代冲击来临时，“道德价值逆反”再次发生，对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形成产生极大影响。1895年甲午战败证明了宋明理学不能解决当时的问题，理学的价值逆反就是革命乌托邦和大同思想。虽然革命乌托邦在谭嗣同的《仁学》中已初现，但真正主导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思想是新文化运动。正因为如此，五四的反传统直指接受马列主义。我们把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到五四这一百年，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称为继魏晋南北朝融合佛教后的中西文化第二次融合。所以我说，反传统本身是中国文化的大传统。
今日研究反传统主义，必须突破对它们的评价，揭示支配其发生的深层结构，才能把反思深入下去。我们所说的超稳定结构研究，正式把这几种千年不变的深层思维模式放到太阳下看个一清二楚。
●你今天对五四有怎么样的评价？
◎我们今天评价五四，最大的困惑在于五四有不同的两面。一方面，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启蒙运动，它提出重新审视一切价值，并且高扬两种极为重要的现代价值：一个是科学——也就是科学理性主义，再一个就是人权。在这个意义上，五四确实是划时代的，其重要性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但是五四除了高扬科学与人权，还有另外一面，即新文化运动后期，发生了意识形态更替，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取代儒学，成为主导中国二十世纪的两种新道德意识形态。正因为新道德意识形态取代儒学现实社会整合，五四还带来了党国体制和意识形态的统治。它导致个性解放被抑制，党的权力凌驾宪法之上。五四这一面的种种问题，中国人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消化。
我们的研究表明，这两种互相矛盾的面向是互相联系的，其背后正式支配着文化变迁的深层模式。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十九世纪现代化社会发生大危机的情况下，从西方思想传统内部来批判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的产物。而中国人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源于逆反价值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吸收，它具有儒家意识形态的结构。正因为如此，五四后出现儒家式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点也不用奇怪了。用中国文化深层结构来说明五四这双重性，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五四是一项未完成的启蒙运动。
●在你看来，既然五四启蒙运动的任务尚未完成，是不是应将其进行到底？它和80年代中国的“文化热”有着怎么样的关联？
◎我把1980年代定位为中国的第二次思想启蒙运动。十五年前我到新加坡演讲，有人问我怎么看文化大革命和中国传统的关系。当时我回答说正在研究。现在研究已有了初步结论。文化大革命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展开，表面上反对一切传统，但在深层结构中又是十分传统的。比如文革有这样的说法：“狠批私字一闪念”，实际上是要做无产阶级的圣人；“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实际上是华夏中心主义的新表述。这些都是例子。或许，对封建专制复辟最典型地体现在人们对“革命”理解的无意识上，当时没有人想到被喊得震天价响的“革命”在中文的原意只是朝代更替。
正是这场大灾难面前，中国人再次反省。1980年代的文化热，就是五四以后的整个思想，特别是对意识形态同志的重新检讨。经历过文革的人痛感封建法西斯主义的复活是多么可怕，因此文革刚一结束，在反思传统、解放思想的潮流中，民间兴起了再一次启蒙运动。如果说五四有指向新意识形态和党国的一面，1980年代的反思则是结构意识形态批判党国体制的。在此意义上，1980年代的启蒙运动是五四的继续，力图完成五四没有实现的任务。很可惜，它的时间很短，不到10年，就被“六四”中断了。
●既然80年代启蒙运动又被中断，是不是说中国需要第三次思想启蒙运动？
◎只要启蒙的任务没有完成，它必定被历史再一次提出来。我觉得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思想文化和经济发展极不相称。现在中国经济发展举世瞩目，但宪政和政治现代化步履艰难。造成这种“经济的巨人，政治之侏儒”局面的原因，就是启蒙的缺位。
其实，如果没有宪政和政治民主化，经济快速发展导致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和社会冲突日益尖锐,经济高增长是否能持续下去，是值得怀疑的。就人的现代化而言，思想的进步不进则退。因中国官方割断历史，今年很多年轻人既不知五四，也不知1980年代。盲目的民族主义正在兴起，在复兴传统的口号下，尊孔运动搞得乌烟瘴气。中国人一旦丧失了开放的心灵，这二十年的发展也就走到尽头。在这时，重温超稳定系统的历史教训，是发人深省的。
●你在中国大陆长大，在香港20年，现在到了台湾，你怎么看两岸三地？
◎我不喜欢大陆的中央王国情节，在三个中国人的社会中，我更喜欢港台。香港的优点是多元开放和法治，但97后在退步。台湾对中国传统文化保留比大陆好。大陆尊孔，讲儒家文化，很多方面是假的。台湾就不是这样，它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儒家文化传统，民间宗教发达。在私领域很有人情味，我很喜欢台湾的学生。
从学术研究上说，我们觉得边缘化有好处。从大陆到香港，再到台湾，离开中心走到边缘，反而可以看到中心的问题，可能更加冷静。这是一种解放。对于一个中国思想者，对三个中国人的社会有实感是好事。
金观涛教授最重要论述：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
金观涛和刘青峰从科学走向人文，对中国文化进行反思时候，把自然科学的系统论用到文化研究上。他们在1974年有《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初稿，80年发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后来出版了专著《兴盛与危机》。
超稳定结构假说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以及两三百年发生一次的王朝更替，是一个超稳定系统一体的两面。中国文化是儒家道德意识形态的长期延续，这套意识形态为社会制度提供正当性，所以中国汉代独尊儒学，到了清代康有为变法还是尊儒。儒家的道德意识形态对中国大一统提供了一个蓝图，这是其他文化所没有的。
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结构不是静态延续的，一直改朝换代，可是因为道德意识形态是一个模板，当旧社会瓦解的时候，它又可以修复。所以，封建皇朝更替的现象，中国传统社会还是束缚在原有轨道上，这与儒家文化和中国传统道德意识形态是紧密相关的。
这个论述提出时，给文革后呆板的学术氛围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给年轻的知识分子很大的启发，同时也引起许多学术上的争议。
经过这些年，金观涛和刘青峰加强了古代史研究，把古代和近现代放在一起，越发觉得这个“超稳定系统”理论很有说服力。他们用这个系统，把古代和近现代的观念，再从五四到党文化，整个全都连贯起来。
文章作者：韩咏梅
发表日期：2009年4月19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想法》
20多年前，有两位中国学者提出了“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系统”这一假说，震撼了学术界，也影响了中国一代人的文化反思。这两位学者堪称中文学术界的“传奇夫妻”，他们是金观涛和刘青峰。
金观涛教授1947年出生在杭州，父亲金松寿曾担任杭州大学化学系主任。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金观涛在北京大学念化学。文革对这位年轻人造成的思想冲击很大，好在他从小喜欢画画，文革期间进了北大美术队，专门画毛泽东像。画画让他表面上参加了运动，实际上他反而得以利用空余时间读书和思考。
面对那一场浩劫，批判与反思的精神那个时候已经形成，他一面读完马克思与恩格斯全集，又从马克思追溯到黑格尔，阅读中开始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提出批判，他断断续续地把这些思考写成了哲学笔记，在美术队中流传，也因此和刘青峰认识、恋爱。
从文学和化学走向社会学研究
同样在北大念物理的刘青峰喜欢协作。后来转攻文学，她以笔名“靳凡”出版了一本当时极受年轻人欢迎的书信体作品《公开的情书》，女主角真真有一颗真诚和勇敢追求真理的心，男主角老九是一个年轻、热情的思考者，这正是金观涛和刘青峰两人的化身。作品通过主角的思想历程，提出了新时代应有的新思想、新道德和爱情标准，呼应了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
《公开的情书》原本只在他们的朋友圈子里流传，因为手稿是写在一本红色的冊子里，所以也称为“小红书”。文化大革命之后，作品正式出版，当时金观涛夫妇已经从文学和化学走向社会学研究，去探讨更深刻的文化问题了。
1989年之前，金观涛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兼任《走向未来》丛书和杂志主编，也是《自然辩证法通讯》编辑部主任，他的研究领域涉及历史社会学、哲学和中西比较文化几个方面，对80年代的中国青年思想启蒙起了很大的作用，与方励之、李泽厚和温元凯合称为当时青年的四大思想导师，也是当时倍受瞩目的电视纪录片《河殇》的总顾问。
“六四”发生时人在香港
1989年四月，金氏夫妇到香港做访问研究，两个月后发生的六四事件，使两人回不了大陆，留在香港度过了他们学术上从激情到冷静的黄金20年。
他们在香港主编的《二十一世纪》影响深远，是人文科学研究中极具分量的刊物。两人近年来也建立了“近代中国思想史专业数据库”，文献超过1亿2000万字，对现在以及将来的历史、思想、文学、文化各方面的研究贡献无可衡量。
金观涛与刘青峰两位教授的生活道路，是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缩影，他们横跨的知识领域，更是所有读书人望尘莫及的。
今年正逢五四运动90周年，金观涛教授受邀到我国谈“中国历史上的两次启蒙运动”。去年9月从香港中文大学退休后，金教授受邀到台湾政治大学当讲座教授，这对学术眷侣移居台北。上个月记者到文山区一所幽静的小房子，登门给金观涛教授做了一次访问。
答问录：五四90年反思 反传统是中国文化的大传统
●记者 ◎金观涛教授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五四运动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对中国文化的反思，也可以说是彻底反传统。在你看来，五四反传统，有没有动摇中国传统的道德意识形态？
◎虽然“传统”这个说法，是五四之后才有的。可是反传统即批判儒学并不是从五四开始的。每当儒学意识形态在面对外部冲击时，反传统思想会从其内部产生，与此同时还把传统道德的否定作为新道德，这是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比如说魏晋南北朝，汉代的经学即讲天人感应的宇宙儒学不能解决当时的问题时，就出现了“越名教、顺自然”潮流，这也是一种彻底反传统。魏晋玄学即为宇宙论儒学的全盘逆反，它和大乘佛教结构相同，成为中国文化第一次融合外来文化的中介。
当西方现代冲击来临时，“道德价值逆反”再次发生，对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形成产生极大影响。1895年甲午战败证明了宋明理学不能解决当时的问题，理学的价值逆反就是革命乌托邦和大同思想。虽然革命乌托邦在谭嗣同的《仁学》中已初现，但真正主导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思想是新文化运动。正因为如此，五四的反传统直指接受马列主义。我们把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到五四这一百年，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称为继魏晋南北朝融合佛教后的中西文化第二次融合。所以我说，反传统本身是中国文化的大传统。
今日研究反传统主义，必须突破对它们的评价，揭示支配其发生的深层结构，才能把反思深入下去。我们所说的超稳定结构研究，正式把这几种千年不变的深层思维模式放到太阳下看个一清二楚。
●你今天对五四有怎么样的评价？
◎我们今天评价五四，最大的困惑在于五四有不同的两面。一方面，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启蒙运动，它提出重新审视一切价值，并且高扬两种极为重要的现代价值：一个是科学——也就是科学理性主义，再一个就是人权。在这个意义上，五四确实是划时代的，其重要性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但是五四除了高扬科学与人权，还有另外一面，即新文化运动后期，发生了意识形态更替，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取代儒学，成为主导中国二十世纪的两种新道德意识形态。正因为新道德意识形态取代儒学现实社会整合，五四还带来了党国体制和意识形态的统治。它导致个性解放被抑制，党的权力凌驾宪法之上。五四这一面的种种问题，中国人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消化。
我们的研究表明，这两种互相矛盾的面向是互相联系的，其背后正式支配着文化变迁的深层模式。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十九世纪现代化社会发生大危机的情况下，从西方思想传统内部来批判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的产物。而中国人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源于逆反价值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吸收，它具有儒家意识形态的结构。正因为如此，五四后出现儒家式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点也不用奇怪了。用中国文化深层结构来说明五四这双重性，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五四是一项未完成的启蒙运动。
●在你看来，既然五四启蒙运动的任务尚未完成，是不是应将其进行到底？它和80年代中国的“文化热”有着怎么样的关联？
◎我把1980年代定位为中国的第二次思想启蒙运动。十五年前我到新加坡演讲，有人问我怎么看文化大革命和中国传统的关系。当时我回答说正在研究。现在研究已有了初步结论。文化大革命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展开，表面上反对一切传统，但在深层结构中又是十分传统的。比如文革有这样的说法：“狠批私字一闪念”，实际上是要做无产阶级的圣人；“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实际上是华夏中心主义的新表述。这些都是例子。或许，对封建专制复辟最典型地体现在人们对“革命”理解的无意识上，当时没有人想到被喊得震天价响的“革命”在中文的原意只是朝代更替。
正是这场大灾难面前，中国人再次反省。1980年代的文化热，就是五四以后的整个思想，特别是对意识形态同志的重新检讨。经历过文革的人痛感封建法西斯主义的复活是多么可怕，因此文革刚一结束，在反思传统、解放思想的潮流中，民间兴起了再一次启蒙运动。如果说五四有指向新意识形态和党国的一面，1980年代的反思则是结构意识形态批判党国体制的。在此意义上，1980年代的启蒙运动是五四的继续，力图完成五四没有实现的任务。很可惜，它的时间很短，不到10年，就被“六四”中断了。
●既然80年代启蒙运动又被中断，是不是说中国需要第三次思想启蒙运动？
◎只要启蒙的任务没有完成，它必定被历史再一次提出来。我觉得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思想文化和经济发展极不相称。现在中国经济发展举世瞩目，但宪政和政治现代化步履艰难。造成这种“经济的巨人，政治之侏儒”局面的原因，就是启蒙的缺位。
其实，如果没有宪政和政治民主化，经济快速发展导致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和社会冲突日益尖锐,经济高增长是否能持续下去，是值得怀疑的。就人的现代化而言，思想的进步不进则退。因中国官方割断历史，今年很多年轻人既不知五四，也不知1980年代。盲目的民族主义正在兴起，在复兴传统的口号下，尊孔运动搞得乌烟瘴气。中国人一旦丧失了开放的心灵，这二十年的发展也就走到尽头。在这时，重温超稳定系统的历史教训，是发人深省的。
●你在中国大陆长大，在香港20年，现在到了台湾，你怎么看两岸三地？
◎我不喜欢大陆的中央王国情节，在三个中国人的社会中，我更喜欢港台。香港的优点是多元开放和法治，但97后在退步。台湾对中国传统文化保留比大陆好。大陆尊孔，讲儒家文化，很多方面是假的。台湾就不是这样，它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儒家文化传统，民间宗教发达。在私领域很有人情味，我很喜欢台湾的学生。
从学术研究上说，我们觉得边缘化有好处。从大陆到香港，再到台湾，离开中心走到边缘，反而可以看到中心的问题，可能更加冷静。这是一种解放。对于一个中国思想者，对三个中国人的社会有实感是好事。
金观涛教授最重要论述：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
金观涛和刘青峰从科学走向人文，对中国文化进行反思时候，把自然科学的系统论用到文化研究上。他们在1974年有《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初稿，80年发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后来出版了专著《兴盛与危机》。
超稳定结构假说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以及两三百年发生一次的王朝更替，是一个超稳定系统一体的两面。中国文化是儒家道德意识形态的长期延续，这套意识形态为社会制度提供正当性，所以中国汉代独尊儒学，到了清代康有为变法还是尊儒。儒家的道德意识形态对中国大一统提供了一个蓝图，这是其他文化所没有的。
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结构不是静态延续的，一直改朝换代，可是因为道德意识形态是一个模板，当旧社会瓦解的时候，它又可以修复。所以，封建皇朝更替的现象，中国传统社会还是束缚在原有轨道上，这与儒家文化和中国传统道德意识形态是紧密相关的。
这个论述提出时，给文革后呆板的学术氛围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给年轻的知识分子很大的启发，同时也引起许多学术上的争议。
经过这些年，金观涛和刘青峰加强了古代史研究，把古代和近现代放在一起，越发觉得这个“超稳定系统”理论很有说服力。他们用这个系统，把古代和近现代的观念，再从五四到党文化，整个全都连贯起来。
Saturday, May 9, 2009
Mr Science is here, where's Mr Democracy?
文章标题：Mr Science is here, where's Mr Democracy?
文章作者：Ching Cheong
发表日期：2009年5月5日
发表媒体：《海峡时报》Straits Time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yesterday celebrated the 90th anniversar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with a strong dose of patriotism. President Hu Jintao gave a speech urging university students to uphold the “glorious banner of patriotism” that had propelled the movement.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marks an important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a. On May 4, 1919, a massive student demonstration broke out, demanding “Mr Science and Mr Democracy”. The protesters saw these two protagonists as pillars of a modern and civilised country.
Patriotism was indeed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 movement. It was sparked off as soon as the Chinese learnt that their central government had acquiesced to Japan’s 21 demands to transfer the German concessions in Shandong Province to Japan after Germany’s defeat in World War I.
Massive nationwide demonstrations that followed force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retract its acquiescence.
But what distinguished May Fourth from all other student movements was not just patriotism but its call for science and democracy. This was why historians called the movement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likening it to 17th-century Europe’s enlightenment.
Since then, democracy has become a dream of the Chinese .
It was this dream that gave birth to the CCP. A key leader behind the movement was Professor Chen Duxiu of the Beijing University. A devoted Marxist, he founded the CCP two years later.
The newly minted CCP fed on democracy and eventually defeated the ruling Kuomintang (KMT).
An iconic episode illustrates how the CCP won over all the other players. In 1945, CCP leader Mao Zedong had a famous dialogue with influential middle-of-the-road political figure Huang Yanpei on how the party could avoid the historical pitfall that saw feudal dynasties rise and fall.
Mao’s reply was terse: “We have found a new road, this is democracy.” When the dialogue was beamed across the country from the CCP headquarters in a remote plateau of north-west China, public opinion swung decisively in favour of the CCP.
War-time Reuters correspondent Doon Campbell then asked Mao to elaborate on what he meant by democracy and freedom. On democracy, Mao cited the principle set out by US president Abraham Lincoln in his famous Gettysburg address, that it is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 On freedom, he cited US president Franklin Roosevelt’s freedom of thought and religion, and freedom from want and fear.
These sincere and straightforward replies easily won people’s hearts and propelled the CCP to power.
Once in power, however, the party ceased to advocate democracy. Instead it enshrined dictatorship in the state Constitution. The 1954 Constitution called it the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and its latest amendment in 1983 called it the “proletariat dictatorship”.
This change of mind resulted in great tragedy. Between 1949 and 1976, the number of unnatural deaths in China was between 30 million and 50 million, according to estimates by 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s. At least another 100 million suffered from human rights abuses during the incessant political purges.
Yet the Chinese have not given up their dream. In April 1976, they staged a pro-democracy movement, which was promptly suppressed. But it re-surfaced in 1979 as the Xidan Democracy Wall movement. Its most prominent figure was Mr Wei Jingsheng with his call for “The Fifth Modernisation”.
He argued that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as propsed by the CCP – modernization in agriculture, industry, defence and technology – would not bring about a truly modern China without the fifth modernization. And that was political democracy. Mr Wei ended up in jail for 15 years.
The demand for democracy was the silenced for about a decade. It then re-emerged on an even greater scale, culminating in the June Fourth Tiananmen movement.
The excessive use of force in the Tiananmen crackdown of 1989 quietened the population for another 20 years. But last year, the cry for democracy surfaced again in the form of a mass signature campaign for Charter 2008, a document calling for democracy, freedom,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To be sure, from May Fourth to June Fourth, the country has made striking progress. The last 90 years could be divided exactly into three equal thirds.
The first 30 years (1919-1949) saw China groping for a way ahead. The CCP successfully identified the people’s common ideal – a strong and independent country freed from foreign domination – and delivered it. The feat gave the CCP an indisputable mandate from the people.
The next 30 years (1949-1979) saw China undergoing an extremely tough time, and by the end it was “on the blink of bankruptcy”, according to official reckoning. The CCP risked losing its mandate and was forced to reconsider its policies.
The last 30 years (1979-2009) saw China transforming itself beyond recognition, thanks to reforms and opening up.
During the last 30 years, the country has undergone a complete facelift. Its people now enjoy unprecedented affluence and personal freedom and China has reclaimed its position as one of the riche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 a position it held in the past until the mid-1800s.
These successes show that the May Fourth ideals – of science and democracy – are partially fulfilled. If the successful space walk last year is a symbol of Mr Science arriving in China, the Charter 2008 shows that Mr Democracy is not in sight yet. It will be a key test for the CCP and the people in the years ahead.
文章作者：Ching Cheong
发表日期：2009年5月5日
发表媒体：《海峡时报》Straits Time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yesterday celebrated the 90th anniversar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with a strong dose of patriotism. President Hu Jintao gave a speech urging university students to uphold the “glorious banner of patriotism” that had propelled the movement.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marks an important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a. On May 4, 1919, a massive student demonstration broke out, demanding “Mr Science and Mr Democracy”. The protesters saw these two protagonists as pillars of a modern and civilised country.
Patriotism was indeed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 movement. It was sparked off as soon as the Chinese learnt that their central government had acquiesced to Japan’s 21 demands to transfer the German concessions in Shandong Province to Japan after Germany’s defeat in World War I.
Massive nationwide demonstrations that followed force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retract its acquiescence.
But what distinguished May Fourth from all other student movements was not just patriotism but its call for science and democracy. This was why historians called the movement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likening it to 17th-century Europe’s enlightenment.
Since then, democracy has become a dream of the Chinese .
It was this dream that gave birth to the CCP. A key leader behind the movement was Professor Chen Duxiu of the Beijing University. A devoted Marxist, he founded the CCP two years later.
The newly minted CCP fed on democracy and eventually defeated the ruling Kuomintang (KMT).
An iconic episode illustrates how the CCP won over all the other players. In 1945, CCP leader Mao Zedong had a famous dialogue with influential middle-of-the-road political figure Huang Yanpei on how the party could avoid the historical pitfall that saw feudal dynasties rise and fall.
Mao’s reply was terse: “We have found a new road, this is democracy.” When the dialogue was beamed across the country from the CCP headquarters in a remote plateau of north-west China, public opinion swung decisively in favour of the CCP.
War-time Reuters correspondent Doon Campbell then asked Mao to elaborate on what he meant by democracy and freedom. On democracy, Mao cited the principle set out by US president Abraham Lincoln in his famous Gettysburg address, that it is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 On freedom, he cited US president Franklin Roosevelt’s freedom of thought and religion, and freedom from want and fear.
These sincere and straightforward replies easily won people’s hearts and propelled the CCP to power.
Once in power, however, the party ceased to advocate democracy. Instead it enshrined dictatorship in the state Constitution. The 1954 Constitution called it the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and its latest amendment in 1983 called it the “proletariat dictatorship”.
This change of mind resulted in great tragedy. Between 1949 and 1976, the number of unnatural deaths in China was between 30 million and 50 million, according to estimates by 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s. At least another 100 million suffered from human rights abuses during the incessant political purges.
Yet the Chinese have not given up their dream. In April 1976, they staged a pro-democracy movement, which was promptly suppressed. But it re-surfaced in 1979 as the Xidan Democracy Wall movement. Its most prominent figure was Mr Wei Jingsheng with his call for “The Fifth Modernisation”.
He argued that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as propsed by the CCP – modernization in agriculture, industry, defence and technology – would not bring about a truly modern China without the fifth modernization. And that was political democracy. Mr Wei ended up in jail for 15 years.
The demand for democracy was the silenced for about a decade. It then re-emerged on an even greater scale, culminating in the June Fourth Tiananmen movement.
The excessive use of force in the Tiananmen crackdown of 1989 quietened the population for another 20 years. But last year, the cry for democracy surfaced again in the form of a mass signature campaign for Charter 2008, a document calling for democracy, freedom,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To be sure, from May Fourth to June Fourth, the country has made striking progress. The last 90 years could be divided exactly into three equal thirds.
The first 30 years (1919-1949) saw China groping for a way ahead. The CCP successfully identified the people’s common ideal – a strong and independent country freed from foreign domination – and delivered it. The feat gave the CCP an indisputable mandate from the people.
The next 30 years (1949-1979) saw China undergoing an extremely tough time, and by the end it was “on the blink of bankruptcy”, according to official reckoning. The CCP risked losing its mandate and was forced to reconsider its policies.
The last 30 years (1979-2009) saw China transforming itself beyond recognition, thanks to reforms and opening up.
During the last 30 years, the country has undergone a complete facelift. Its people now enjoy unprecedented affluence and personal freedom and China has reclaimed its position as one of the riche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 a position it held in the past until the mid-1800s.
These successes show that the May Fourth ideals – of science and democracy – are partially fulfilled. If the successful space walk last year is a symbol of Mr Science arriving in China, the Charter 2008 shows that Mr Democracy is not in sight yet. It will be a key test for the CCP and the people in the years ahead.
90年后的今天，还要五四吗？
文章标题：90年后的今天，还要五四吗？
文章作者：翁德生
发表日期：2009年5月9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不想也不敢谈五四，因为没资格没条件。直到读了这段话：“我们都只看到财力贫困国家的困境，却很少想到思考力的贫困，有一天也可能成为灾难。”。（《早报星期天•想法》5月3日，陈迎竹《谁该记得五四？》）
这是先天下之忧而忧，也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我同意思考力贫困会成灾难，问题是思考力泛滥也会成灾。
五四运动有冲破封建诉求，也有民主和言论自由的诉求。如果说当时知识分子组成政党，那肯定会是超过一个政党，因为他们之间意识形态各自出现不同版本。
可是治理国家讲求的是团结，连单一政党出现分歧，都可能演变成国家灾难。
这才是掌权派和知识界最大矛盾之处。
新加坡确实是有严重社会冷漠症，追本溯源因为小岛国井井有条，社会不公不义课题不多，所以无法激发思考力。
偏偏悲情世界产生伟大创作，所以说人生尽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90年前的那场思想运动，是东方古老文明知识分子见证西方崛起，恨铁不成钢，希望自己祖国应该走出封闭传统。当时的两大诉求，民主与科学，的确是中国最欠缺的。
90年后的今天，科学是建设与破坏划上等号，而民主也开始出现强弩之末。
爱因斯坦说过：在漫长的一生中，我曾学到一件事，就是我们所有的科学，如与现实相较量，都是原始的，幼稚的，然而在我们拥有的一切当中，却是最珍贵的。
这说明近代科学实质贡献，与人类所赋予的期待，尚有一段距离。
人类寄望民主政治的梦想，同样面对正负效应。
今日的热血青年是明天的国家命运主宰者，可惜看待国家政治课题没有速成班，造成当权派和知识份子矛盾代沟周而复始。
北京将五四精神定调为爱国主义，其实六四天安门事件也属于爱国主义。最忌讳爱国变成害国，天安门事件让中国发展雪上加霜，但也迫使共产党改过自新。
所谓真金不怕火，现代社会必须经得起全民共同检验，而不只是少数知识分子的关切。
现在以后应该不需要类似的五四运动，因为社会体制越来越健全。然而五四精神应该代代相传，永垂不朽。毕竟知识界百花齐放、百鸟争鸣值得弘扬，尤其今天我们是处在经济挂帅时代都市商业化环境里。
作者是本地商人
文章作者：翁德生
发表日期：2009年5月9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不想也不敢谈五四，因为没资格没条件。直到读了这段话：“我们都只看到财力贫困国家的困境，却很少想到思考力的贫困，有一天也可能成为灾难。”。（《早报星期天•想法》5月3日，陈迎竹《谁该记得五四？》）
这是先天下之忧而忧，也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我同意思考力贫困会成灾难，问题是思考力泛滥也会成灾。
五四运动有冲破封建诉求，也有民主和言论自由的诉求。如果说当时知识分子组成政党，那肯定会是超过一个政党，因为他们之间意识形态各自出现不同版本。
可是治理国家讲求的是团结，连单一政党出现分歧，都可能演变成国家灾难。
这才是掌权派和知识界最大矛盾之处。
新加坡确实是有严重社会冷漠症，追本溯源因为小岛国井井有条，社会不公不义课题不多，所以无法激发思考力。
偏偏悲情世界产生伟大创作，所以说人生尽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90年前的那场思想运动，是东方古老文明知识分子见证西方崛起，恨铁不成钢，希望自己祖国应该走出封闭传统。当时的两大诉求，民主与科学，的确是中国最欠缺的。
90年后的今天，科学是建设与破坏划上等号，而民主也开始出现强弩之末。
爱因斯坦说过：在漫长的一生中，我曾学到一件事，就是我们所有的科学，如与现实相较量，都是原始的，幼稚的，然而在我们拥有的一切当中，却是最珍贵的。
这说明近代科学实质贡献，与人类所赋予的期待，尚有一段距离。
人类寄望民主政治的梦想，同样面对正负效应。
今日的热血青年是明天的国家命运主宰者，可惜看待国家政治课题没有速成班，造成当权派和知识份子矛盾代沟周而复始。
北京将五四精神定调为爱国主义，其实六四天安门事件也属于爱国主义。最忌讳爱国变成害国，天安门事件让中国发展雪上加霜，但也迫使共产党改过自新。
所谓真金不怕火，现代社会必须经得起全民共同检验，而不只是少数知识分子的关切。
现在以后应该不需要类似的五四运动，因为社会体制越来越健全。然而五四精神应该代代相传，永垂不朽。毕竟知识界百花齐放、百鸟争鸣值得弘扬，尤其今天我们是处在经济挂帅时代都市商业化环境里。
作者是本地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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