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不可强加民主于人

文章标题：美国不可强加民主于人
文章作者：吴大地
发表日期：2007年1月22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对于普通老百姓，一个能保护他们人身安全，不至于随时在街上被歹徒伤害或炸死的专制君主，比起一个无能的民主政府，不论从道德或功能的观点看，都要好得多。”

　　这是美国政治评论家，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在去年3月发表的，一篇题为《我们不可强加民主于人》（We Can’t Force Democracy）评论里的一句话。

　　眼看着伊拉克这个烂摊子，越来越血腥的趋势，他有感而发。

　　暴虐的萨达姆政权，作恶多端，当然应该被铲除。不过卡普兰认为，布什总统动手的时机，却是错误的。对大部分的伊拉克的民众以及其邻国来说，萨达姆虽然残酷专制，不过，他的政权却能维持一定的社会秩序。比起今日那近于内战、几乎是无政府状态的局面，确实是好得多。

担心民主能否继续存在

　　卡普兰尤其不赞成美国把民主制度这“仙丹灵药”，强塞进他国的喉咙的做法。

　　他认为：“布什总统以为，美国的民主经验，对世界其他国家同样急切可行。这固然有道理。不过，不可以忘记的是，美国的制度是继承自盎格鲁撒克逊族的传统。而这有将近230年经验的主要挑战，不是从零开始建立政治秩序，而是如何限制历史悠久的君主权势。

　　“对我们来说，社会秩序不是问题，我们并不担心国家会陷入无政府状态。可是，世界许多国家所面对的现实，与我们的却刚好相反，他们的挑战是：如何在一个一无所有的政治荒原上，创建合法有效的社会体制。”

　　换句话说，对许多国家而言，社会的秩序与安定，远比自由、民主权利有优先性，也重要得多。

　　深受克林顿总统欣赏的卡普兰，提出这样的论调已有相当时日。早在1997年，他发表了哄动一时的《民主是过眼云烟吗？》（Was Democracy Just A Moment?）。文中指出，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包括美国），正朝向一种新的威权主义转型。

　　卡普兰并不反对民主制度。他发出这样的“危言”，是基于对二十世纪国际社会现实的冷静而深入的观察。同时，他的警告，也是出于一种对民主制度能否继持存在的焦虑。

　　他是一个国际通讯记者。三十年来，所驻的国家多达80余个，在枪林弹雨中报道了近年来在中东、东欧、非洲等地区的动乱，常被美国著名大学、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美国国务院等机构请去发表演说，或举办培训课程。

　　世界许多国家的民主制度实验，往往以动乱收场。卡普兰认为，这是因为民主制度会暴露并恶化国家社会现存的弱点。他从而诊断，对于一些先天不足，体质虚弱的国家，如果强服民主制度这剂补药，常会导致健康的全面崩溃。

　　例如，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众智识水平低落，却要强行推行民主制度，可说是自找麻烦。

　　这样失败的例子实在多了。人民的识字率只有27%（妇女仅12%）的北非国家苏丹，就是一个。

　　卡普兰回忆道：“1985年4月，我身在苏丹一群情绪激昂的群众当中。他们刚推翻了一个军事政权。新成立的政府在次年举行自由而公正的大选。可是，这新兴的民主社会却立刻陷入无政府状态，导致了苏丹后殖民时代最残暴的军事政权上台：他们虐掠民众，迫害妇女，把非回教徒活活饿死，绑架儿童以索取200元赎金，而喀土穆（Khartoum，苏丹的首都）立刻取代了贝鲁特（Beirut，黎巴嫩的首都）成了阿拉伯世界恐怖活动的首都。”

　　同是非洲国家，成人识字率只有20.7%的塞拉利昂（Sierra Leone）的遭遇，也是一样。当1995年进驻的南非雇佣军撒退后，这个被某些人称道的模范民主，很快的就堕入军人混战的无政府状态。

民不聊生，民主不宜

　　一个国家如果经济疲弱，失业率高、骚乱频生，民主制度同样不宜。

　　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与意大利：当时两国皆通货高度膨胀、失业率高居不下、民心思变，结果其民主制度相继被希特拉与墨索里尼拆除。

　　如果比较阿尔及利亚与其邻国突尼斯的经验，更可以看出民主制度恶化弱势国家的现象。这两国的失业率都超过25%。阿尔及利亚在1992年，第一次民主选举失败后，立刻引爆了社会动乱。突尼斯没有民主，社会却一路来相对安定。

　　库尔德斯坦（Kurdistan）与阿富汗这两个结构脆弱的部落社会，于九十年代，在美国的鼓励下，建立民主制度的企图，均以失败告终：萨达姆填补了库尔德斯坦的权力真空，而阿富汗则落入部落暴君的手中。

　　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机制被民主制度弱化的例子，实在不胜枚举。在非洲民主实验失败的国家除上述的几外，还有马里（Mali）和刚果-巴热萨（Congo-Brazza）。

　　就算在第三世界中民主制度最成功的拉丁美洲，其纪录也同样令人丧气。

　　自1959年以来就有民选政府的委内瑞拉，社会动乱不息、政变不断，盗贼猖獗；精英们把大部分储蓄投资国外；其信用风险排在苏联与墨西科之后。民主哥伦比亚更是一个血流不止的国家；许多中产阶级莫不争先恐后想办法离国。原装的民主国家阿根廷，亦乏善可陈。

　　最悲惨的一个例子是非洲的卢旺达（Rwanda）。这里，西方鼓吹的议会制度，是造成了几十万吐特斯族人（Tutsis）遭受胡图族（Hutu）军人屠杀的因素之一。

　　1992年，在西方政府的压力下，卢旺达政权建立了多党制度，并转型为联合政府。那些新的政党遂成了有军事组织族群恶棍的门面，而新的联合政府不稳定性所带来的政治纷争，则导致了1994年的灭族大灾难。邪恶的政客当然难逃其咎，可是他们的种种操作之所以能得逞，却是得助于西方进口的，完全忽视该国政治社会现实的议会制度。

中产阶级才是民主基石

　　乌干达近年经济蒸蒸日上，自1986年执政至今的总统穆塞韦尼，曾经写道：“我不相信多党民主制度。尤其是在今日的非洲，更切切不可实行。如果在乌干达建立多党制度，任何一个想胜出的政党都必须想办法分化94%的选民（农民），那就麻烦了：部落、族群、宗教、区域各种议题都会成被政客炒作煽动，社会将永无宁日。”

　　成功的民主制度需要一定的历史与社会条件：强大的中产阶级，西方启蒙传统、巩固的经济基建、健全的公民机制、普遍而高度的教育水平、低人口成长率等等。

　　卡普兰相信，当这些条件逐渐齐备时，其中产阶级自然会要求更大的政治权力，于焉促成民主制度。欧洲史显示，新兴庞大的中产阶级往往是长期稳定君主政制的产物。

　　没有稳定的社会就没有繁荣的经济，没有繁荣的经济就没有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是民主制度的基石。历史的吊诡是，君主与贵族精英造就了中产阶级。当中产阶级羽翼长成后，却反过来拆君主的台脚。

　　台湾的政治发展过程，似乎也印证了卡普兰的说法。台湾的现代化经济基础，是专执时代的国民党政权建设的。而后来与国民党争权的，正是它所造就的中产阶级。

　　卡普兰认为，强制一些第三世界立即采取民主制度是不合理的。那就好像拿一把手枪压在第三世界民众的脑门上说：我要你们立刻改变行为，变得好像和经历过西方启蒙时代、识字率达95%、没有血腥的族群与区域冲突的欧洲人一样。

　　人身安全是最基本的人类自由。所以一个专制政权不一定就是不道德的。这是一些急于在中东强行民主制度的人，切切不可忘记的。

　　今日中东一些较繁荣稳定的国家，往往是由一些传统悠久的王族统治：如摩洛哥、约旦、以及诸海湾酋长国。他们虽然不是完美的统治者，但是如果我们以为，取代他们的执政者一定会是同样的稳定开明，那就太一厢情愿了。

　　那些在1979年看到伊朗国王被推翻而大声喝采的人，今天还能高兴得起来吗？除了这些沙地阿拉伯王族外，谁能掌控这些连地理国界都不很清楚的国家呢？

　　卡普兰严厉警告：叙利亚与巴基斯坦，这两个国家内都有互相仇恨的区域族群，一不小心，就会演变成南斯拉夫那种悲惨的局面。那些希望推翻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新保守主义者，以及有意拉倒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的自由派，同样的不知死活。

　　他主张，美国不应主动参与推翻中东地区现有政权的任何行动。如果能够任由这些国家的专制政体有机的演化，甚或自行消融，流的血就会少一些。

作者为本地自由撰稿人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文章标题：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文章作者：傅佩荣
发表日期：2010年4月7日
发表媒体：《新浪博客》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人心，如果不借力于书本，不借助于理想，下堕之势比西齐弗斯的巨石更加迅速

　　十年前教过的一位学生从美国来函，名字我依稀记得，信的内容却让我沉吟良久。信中反映了追求人生意义所面临的试炼，极有代表性。以下是来信内容，我将在下一篇文章中回答。

　　这封信是迟来的一封，因为它在我脑海里不知已写过几千遍，又删改过多少次。始终未能投出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想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问题都无法解决时，世界上还有谁能代他解决？“承担”，在社会制约的层层束缚下，它代表成熟与责任，是迈入中年时期必须佩带的光荣徽记；然而，步入生命中的成熟期，我却无法承担所谓的责任与义务。

　　离开校园已有七、八年，结婚、生子，走上所有社会人应走的路。所谓的“中道”并不能给我任何幸福之感，在我的朋友、同学都被世俗化的同时，我还常常感觉到生命中那不可承受之轻，如理想、梦想与狂想。当身处高级知识分子的周末聚会时，我除了叹息与聆听外，手足无措。因为他们都是留美博士，在各人专业领域中拥有傲人的学经历，然而只要你仔细倾听，就会惊觉其言谈内容之匮乏，彷佛生活只要柴米油盐酱醋茶七宝俱备，即可一生无忧。他们笑，因为加薪了；他们叹，因为裁员了；股票上爬又下滑，人心浮起又沉下，金钱以各种形式融入人心之中。我看到所谓的菁英与秀异在中国城与武侠小说中迷醉自己，没有人谈人生，没有人谈哲学，甚至，没有人有话要说，只是沉默的咀嚼自身的寂寞。

　　理想主义到哪里去了？是不是所有的理想主义与生命抱负在一个人度过生命的青春阶段就死亡了？一个如此易死、易朽的精神状态为什么能领导人类文明作出惊人的跨越之旅，从蒙昧到有知，从原始到文明？

　　有太多的人在进入四十以后，便不再阅读，因为“犯不上”“自找苦吃”，他们是谁，是卖菜的，是医生，是病人，是工程师，是电子工人，是成千上万头碰头的血肉之躯。在人世的洪流里，我只看到一样东西，欲望流过来又流过去，以为刚过，其实没走，人心在这条大河中不覆顶的恐怕少之又少，因而在奋勇上泅时，如果不借力于书本，不借助于理想，下堕之势比西齐弗斯的巨石更加迅速。

　　我的困惑是：

　　一、为什么有些人一辈子可以不用大脑这个部分，只用肉体四肢便可以饮食男女“这样过一生”，而且“快乐如一只兽”？

　　二、理想主义的精神要怎样护持爱惜，落实生活中，才能从青青子衿过渡到生命终点？

　　三、达尔文为什么在七十岁的自传中要叹息，叹息他的感性能力已消失？在多情与爱智，感性与知性中，哪一种能力较为重要？生活本身已够辛苦，感性几乎昂贵到不可妄想，不是吗？

　　四、在我多年为了坚持理想，以持续性的阅读与写作做为自身生活纪律时，为什么寂寞之感不减反增？我不是维斯康堤《魂断威尼斯》中眷恋美少年的主角，对青春幻影有所迷恋，只是迷信人不能没有理想，没有精神之爱，然而，这种信仰使我变得怪异，与众不同，使我无法与其它“正常化”或“世俗化”的社会人有同一频率互相感应。我厌憎社交，却必须经常宴饮；痛恨闲聊，却必须耐心聆听。每次耗费数小时的无谓言谈，使我有痛不欲生之感。这种痛苦是真真实实发生在我每一寸肌肤每一根神经上。

　　我在想，如果把这些时间俭省下来，读完我未竟的书或写一篇文章，不知有多好。于是痛苦自顾自生长蔓延，我开始连家务都觉耗时，有一次为了思索一个艺术史上的问题，把整瓶胡椒倒进汤中，而蛋花汤是不应放胡椒的。总之，生活变得很混乱，我觉得是不是自己有问题了？否则为什么我看任何人都不顺眼了？如果是的，那么一个人是不是不应该放太多力量在脑袋上，而应该学禽兽，四肢着地，脚踏实地的过日子？

　　五、是思想先于生活，还是生活先于思想？请问您，在后现代风狂飙的二十世纪末，人应该何去何从？当艺术上吹起回归历史走入民族的溯古图腾风，而现代主义标榜原创精神，破旧迎新的路线遭到无情的挑战时，在实际的人生里，我们是否也应该回头，重新注视那些破旧老迈的金科玉律与生活规范？为什么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大师，学术祭酒福柯（Michel Foucault）为了追求尼采式的自我超越哲学，不惜以自己的生命做为哲学理念的羔羊？在“挣脱自我”的格言下，奉行各种纵欲与性爱的实验，为了体验，更为了证明人是有绝对自主力量的实体，他空前的自我解放，在学术大海中跨越自如，在两性互动中也极尽所能，而他的理念却通往艾滋病的死亡幽谷，为了成就他个人的超人哲学与实证精神，架构出体系庞大的后现代理论，而死却成了最后脚注与终极审判。难道是生命极其尊贵，吾人不得轻侮戏弄？

　　请问您这些问题，不敢期待回答。

找出自已信服的理由

现代与后现代的争端，只代表知识界的风尚，回归文化传统才能启发亘古恒定的智慧

　　在“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一文里，我转录了十年前教过的学生从美国寄来的信。当时我教的课是“哲学概论”，核心观念并不复杂，就是以哲学为“价值取向”。人有自由，可以而且必须选择，人生即是一连串的选择所构成的。选择正是“价值取向”的具体表现。

　　于是，问题出现了。首先，我们在学会思索价值取向之前，已经盲目而被动地接受了世俗的观点。世俗观点使人舒适安逸地过日子，直到发现自己内在另有一种声音。外在的附和，不能平息自我追求特定价值的要求。即使我接受世俗观点，我也须找出自己信服的理由，我非得知道“为什么”不可。

　　接着，人类社会在历史长流中，早已累积了无数的精神资产。那是少数菁英的成就，但无疑是凡人可以分享的。于是，价值遂有高低雅俗之别。对一个失学又失业的流浪汉，一瓶米酒无异于一本《圣经》的安慰。再美好的东西也须随着承受者的容量而增减。我们正是“承受者”，而“容量”却大有弹性，端视自己是否有心开发而已。哲学的作用，在使人自幼接受的价值观，得到“化隐为显”的机会，以清醒的意识活在人间；其次，更要昭示价值之层级与人性之需求之间的对应关系。譬如，人有知、情、意之潜能，相应的是知识、艺术、道德，三者可以分途发展，最后必可相通，除非自己画地自限。

　　更重要的是，我们“犯得上”如此“自找苦吃”吗？在此，出现矛盾的状况。第一，这是自找苦吃，像英国哲学家弥尔（J. S. Mill）所质疑的：“你愿意做一个痛苦的苏格拉底，还是做一只快乐的猪？”追求更高境界，当然要付出代价，理想之所以为理想，怎能与现实妥协？第二，珍惜理想、提升心灵，难道不是无怨无悔的选择吗？难道不会带来莫大的幸福吗？苏格拉底的痛苦只是俗世的判断，他内心常有精灵呼唤，自觉清明在躬，意态悠闲，独处时安详自在，面临诬告受审时，侃侃而谈，像在教训大审判团，更像在为历史见证人性的潜德幽光。“求仁得仁，又何怨？”何止不怨，心中所乐之道简直远非言语所能形容。

　　处身于美国的华人社会，交往于众多博士学人之间，难免产生错觉，以为这是一时之选的菁英团体。其实，博士只是窄士，学人只是为了谋生，与凡人无异。没有期许，就没有失望，也就不致心生挫闷。“欲望”流过来又流过去，表面的衣着装扮与真实的人生境界，牵扯不上任何关系。这种现象自古已然，无从苛责。所能期待盼望的，唯有对于自己。中年之后，还愿意阅读及思考，还能感受到生命的质量需要提升，为了坚持理想而有“痛不欲生”之叹，这些都证明了自己与生俱有的“智慧胎儿”仍然存在，并且渴望成长。这样的人，也就是自问“是不是自己有问题”的人，反而是没有问题的。反之，不觉得自己有问题的人，却是投降于俗世、浮沉于大海中的生命，我们也不宜多说什么。达尔文叹息感性能力已消失，使他无法体悟大千世界令人惊讶的无穷的奥妙。他的叹息正是以反讽的方式肯定了自己的清澈洞见。

　　中世纪有一句格言：“先吃饭，再谈哲学。”先后有别，但是目的十分清楚，吃饭是为了谈哲学。生活与思想的关系亦然。到了中年，生活安定，却正是思想跃动，准备一展身手，在人类共有的心灵舞台上恣意品尝真善美的结晶的大好时机。现代与后现代的争端，只代表知识界的风尚，回归文化传统才能启发亘古恒定的智慧，但是如何跨越象征与形式的局限，消融语言与文字的隔阂，以求直探意义核心，则是每一个人自己应该负责的，只要保持一颗追求的心，在过程中也许就会感受到日益明朗深刻的喜悦。别忘记，千里之外还有许多昔日师友在共勉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