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实现优质民主的关键
文章作者：霍韬晦
发表日期：2012年4月13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一个月前，我曾经为文指出：香港的核心价值不只是由西方移稙过来的自由、民主、人权、平等、法制、公正、多元、包容……还有中国传统社会流传下来的勤奋、守法、乐观、宽恕、仁爱、坚忍、自我要求、自尊自重、居安思危等等。正是这些价值，才使得香港人在战后物资极度缺乏，又无政府资助的情形下，咬紧牙根把香港建设成一座繁荣的现代都市。
事实上，上述这些西方核心价值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英国殖民政府準备撒离时才刻意播下的。从动机上看固然可疑，从时间上看对香港的经济起飞亦非积极因素；反而在推行民主、人权之后，党派、财团利益的争夺浮上水面，社会分化日趋严重，争吵无日无之，内部裂痕扩大，整体质素不断向下流动。
现在还有许多人怀念狮子山下精神，此即能处逆境、痛苦不吭、积极进取、守望相助的精神。这些绝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不只香港人具备，世界各地华人都具备。所谓刻苦耐劳，勤俭成家，早已被公认。
问题是这些传统价值，今天可能已经不合时宜。有人认为：这是农业时代、工业时代需要密集劳动的价值观，今天已是网络时代、智力时代，大家所看重的是舒适、自由、个人化、丰盛生活，不可能再那么刻苦，所以向财团、向政府、向国家，争回自己的利益很重要，社会分配的公平很重要，个人的权利很重要。
价值观有没有历史背景？有些有，有些没有。例如民主与人权，便是时代的产物。如果当时不是面对欧洲的专制社会，一直讲“君权神授”，国王权力无限，危害到其他阶层的利益，怎会有民主产生？所以当生产力提升，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旧有的贵族便联合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思想家亦重新反省统治权力的来源，于是出现霍布士和洛克的人权理论，把马丁•路德的“在上帝之前人人平等”变为“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政府依从人民的意愿来制定法律，依法治国。洛克的民主政府设想很好，可惜太简单，以为人人都有天赋人权，在政治上以选票使用此权力就是“主”。其实天赋人权的论证很有问题，洛克的“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s）只是一种假设，在实践上如何可以无伤害地行使权力，也未有深入思考。
自由原是劣义
依据西方思想史，人的图像受基督教《圣经》影响，人是罪人。人的罪正在他误用了上帝给予他的自由。在此关键时刻，自由是劣义，是犯罪的根由，所以人应忏悔，把自由的权利退还给上帝，做上帝的子民。洛克没有深究自由的本质，便立即赋予人有行使自由的神圣权利，不是太草率了吗？继之而起的亚当•史密斯进一步确认自由是活化市场的动力，是市场的无形之手。说穿了，就是贪婪。
贪财也好，贪色也好，贪名也好，贪权也好，都是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在人类长期的历史中，无论东西，都知道不能让它恣虐，何况合理化？但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就是靠这个来滚动，把人权观念提上殿堂。人权观念包庇下的自由就真的“自由”了，作主了。
究竟什么是“主”？南唐中主词云：“风里落花谁是主？”毛泽东亦有“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之句。前者无奈，后者有霸气。“山登绝顶我为峰”，闻者失色。不知就里的，很容易与“朕即国家”（路易十四语）相并。这个主，是不是凌驾于所有人头上的“主”呢？
出于恐惧，对“主”的权力必须有所限制。不只对统治者，对所有的自由人也一样。从社会角度，也就是对人的贪婪有所限制。在西方，此即法制观念和三权分立的政制之所由生。个人自由不能无限扩大，在满足个人欲望的同时必须考虑及正义问题，包括对别人权利的尊重与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若分配所得距离悬殊，造成不公平的社会，必然有反抗，甚至动乱，最后大家都要偿付代价。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人权观念的内在矛盾：一是自由，二是自由的限制。前者与贪婪无分别，用之可以启动市场，获得财富与权益；后者却要收歛、守法、压抑它的过度活跃。这中间的界线难订，所以需要法律介入，以保证公正。法律具有终极的神圣性，因为它的基础就是人权法，保护每一个人的自由，也就是保护每一个人的主权，让他成为一个“主”。
西方的这一个体制，一般称为民主宪政，但我们可以看到其根基仍有缺陷：就是作为核心观念的人权，其内涵尚未厘清，其本质尚未深究。建立在基督教原罪观念下的人性固然负面，即使建立在近代心理学的本能观念下的人性也非常不安全。源头不正，即使以法律防护也无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何况赋予魔鬼以自由呢？主，究竟在现实生活中，谁为“主”？
最近中国国内有学者提出儒家宪政，主张要仿效当年公羊学家为国家立法，把儒家提升为国教，其情可悯，但想法却与时代背道而驰。政教合一的时代固然过去，一家独大的主张也会使自己陷于孤立。真正要为儒学谋出路，不是站在儒者的立场上想，而是要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想。民主能够成为潮流必有其因，民主之不足还需要当代学者措意。我之所以提出“优质民主”，正是要以东方的人性观念来化解西方人性中之恶。釜底抽薪，才是正本清源之道。在此，儒学不须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但却是民主宪政的前提。社会质素要提升，只有先把人教养好。移风易俗，变化气质，不是不可能。在这方面，东方传统绝对可以发挥贡献。换言之，不是权利问题，而是义务问题、生命的成长问题、对生命更高价值的觉醒问题。
至于如何实践，则有待另文。
作者是香港学人、东方人文学院院长、新加坡东亚人文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