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July 31, 2012

不合逻辑的公交私营化论

文章标题:不合逻辑的公交私营化论
文章作者:张仕华
发表日期:2012713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79日国会再次就公共交通是否应该国营化而辩论。我认为交通部长吕德耀的论说不甚合乎逻辑。他的论说是:如果公共交通国营化,政府得津贴更多。

  交通部长是根据台湾、伦敦和美国一些城市为例子,说明公共交通私营化在运作成本方面比国营低许多。其实这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因为国情不同,而且细节不明。反观新加坡的新捷运和SMRT企业,我们就很清楚看到,公共交通国营化绝对不可能比私营化付出多津贴。

  这两家上市公司每年都有盈利,其中以SMRT企业因为出租地铁周围的地方为商业用途而每年大赚超过亿元。如果将公共交通国营化,这些收入就归入交通部。因此基本上是不可能需要付出更高的代价,这是最基本的逻辑推理,根本不需要用伦敦、台湾和美国城市为例子来说明。

  这两家上市公司有着既要保持高水平服务,又必须有盈利的矛盾双重身份,结果它们都选择盈利为主,结果服务无法达到交通部的要求,而交通部只得无奈地用纳税人的钱支持每年有盈利的上市公司来经营公共交通,这真是前所未有、匪夷所思的事。

吕德耀:公交若国营化 政府将津贴更多

文章标题:吕德耀:公交若国营化 政府将津贴更多文章作者:早报记者
发表日期:201279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

  公共交通是否该收归国营的课题在政府当初公布设立巴士服务基金时已引起一番讨论,昨天再次成为国会辩论的一个议题。交通部长吕德耀以其他国家的数据说明,若国营化政府反倒得津贴更多。

  工人党议员方荣发(后港区)和非选区议员严燕松都认为,政府提供11亿元津贴巴士服务,是因为公共交通私营化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进而提出他们的质疑。

  严燕松说,巴士服务不达标,所以政府投入11亿元是为了恢复服务水平。“服务素质不但没有提升,反倒还恶化了,尤其是在过去五年。车资上涨的同时,政府还得投入上亿元来津贴运作。”

  方荣发则觉得,政府推出巴士服务基金,无疑是默认了巴士公司私营化无法带来政府预期的成绩。

  对议员的质疑,吕德耀再强调公共交通服务必须私营化的立场。

  吕德耀说,放眼其他国家和城市,例如美国、欧洲、澳大利亚,甚至是一些亚洲城市,它们都有走向私营化的趋势。

  他过后以伦敦、台北、悉尼等几个大城市为例进一步说明。

  吕德耀举例说,台北有260万人口和14家巴士私人公司,算得上有竞争,不过台湾政府每年还是得支出1亿新元津贴地方巴士服务。至于伦敦有800万人口,8000辆巴士,优质巴士服务是公认的。但是优质服务得付出昂贵代价,英国政府每年就必须津贴5亿英镑。

  “伦敦的5亿英镑和我们11亿元巴士服务基金差不多,不过我们摊开10年支付。”

  至于悉尼和美国新泽西,这两个城市同时拥有私人和政府经营的巴士服务,可是数据证实私营公司在运作成本方面比国营公司低许多。其他一些城市则虽已转向私营化,但因无法完全适应,政府仍需要提供津贴以保持高水平的服务。

  吕德耀说:“为什么政府愿意津贴这些私人业者?何不把公司收回来让政府经营?因为他们知道,要政府自己提供这些服务,那肯定必须付出更高的代价。”

Wednesday, July 11, 2012

香港新政府能从历史高度来改弦易辙吗?

文章标题:香港新政府能从历史高度来改弦易辙吗
文章作者:霍韬晦
发表日期:2012年7月11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香港回归15年,政府已换至第四届。按理,“一国两制”的运行应该更为纯熟,市民对国家的归属应该更为接受,香港人对香港前景应该更有信心,香港作为中国一个具有国际视野和影响力的城市应该更有活力和魅力,怎么15年下来,好像走在相反的路上,一一倒退了呢?

“一国两制”是时间换空间

  例如“一国两制”,原先是为了给予香港一个特殊的空间,在结束其殖民地身份时,让香港人可以延续其原来的制度和生活方式,双方探索,以时间来换取一个历史大业的完成。此一历史大业,起点在170年前的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割让香港,从此成为西方野心入侵中国的桥头堡。香港从一小渔村逐渐变为中西文化交汇的大都市。许多人都把功劳归诸英国,其实满清的腐败才是主因。

  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中国在十六世纪前的强盛为什么走向衰落?相反,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日趋发展,充满生机。文化上的攻守之势,也许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讲明,但中国悲剧的形成显然其来有自。今天活在英国殖民制度下的香港人竟然乐不思蜀,反而对回归心怀恐惧,觉得失去了香港核心价值,要誓死保护,对“中国化”十分抗拒。每年“七一”,政客都煽风点火,夸大其词,挑拨群众上街,各种各样的口号都有。政府高官出言稍有不慎,或行为稍有不当,都会立即招到辱骂,并将之放大十倍!

  香港人认为这是民主。在我看来,则是民主之哀。民主首先是尊重,一切问题均可商议解决。理性、和平、公开、透明,不须漫骂,更不须挑拨情绪、刺激暴力。十多年前,我们看到台湾立法院议员打群架,国民党与民进党互相抹黑、造谣、贿选,手段非常卑劣。后来陈水扁从“台湾之子”变成“台湾之耻”,利用群众上台后,变成最贪污的总统。香港人都觉得很失望,这样的民主不是很值得我们反省吗?当时我也写了多篇文章,说我们从台式民主学到什么?可惜现在香港似乎正在步当年台湾的后尘,吵得更凶,怨气更重。现在台湾的民主质素已有所提升,但香港15年来,政府的威权却是江河日下,完全处于弱势。且不说谁是谁非,此情此景,如何施政?

香港的深层次矛盾

  这种对立心态的形成,从历史反溯,显然与中国革命、共产党执政有关。香港上一代大部分都是难民,这是先天矛盾。六十年来,中国前期政治运动不断,令人心寒;后期邓小平改革开放,经济起飞,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果斐然,但贪污腐败,缺少法治精神,令人诟病,无法产生信任。孔子说“民无信不立”,政治的核心,就是“民信之矣”。这一点,中国国内还未建立起来,于是形成和香港在政治文化上的对立。香港讲民主,同时出于自身安全上的考虑,希望国内也讲民主,尊重法律,让人民获得相对的自由。香港人为什么那么介意平反六四,乃至内地的人权状况?就是恐惧有一天会降临到自己头上。井水犯河水,其实是出于历史原因,香港人没有安全感。

  这就是深层次矛盾,也就是邓小平的英明设计“一国两制”提出的历史背景。它本身就内含矛盾,但不须立即消除,而是在“一国”之下,等待时机。毛泽东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他这样急,就把人迫疯了。为什么不放缓呢?理智点,努力点,创造一些条件,我们可以看到香港和内地可以慢慢靠近。香港不须执着一些自以为普世的西方核心价值,例如权利,在十七世纪洛克提出来的时候有其必须,新兴的资产阶级有其斗争对象(王室)。但今天此观念已变质,人人都想膨胀自己的欲望,有什么正当理由呢?有什么根据呢?人人都有权利,当彼此冲突的时候如何处理呢?处理的原则又是什么呢?是互相要求还是互相礼让呢?如果我们放下自己的权利,对方是不是也会放下呢?我们为什么寸步不让呢?我们为什么不能相信别人的心呢?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除了斗争就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了吗?我们的思想为什么不能上升一个层次,看到更多的空间呢?换言之,民主的质素为什么不能提升呢?

领导人必须登高望远

  这就是15年来的悲剧,香港已经浪费了很多时间。香港和自己的国家不能建立起互信,反而背驰得更远。这不是悲剧是什么?结果香港的局面没有打开,政府的功能没有发挥,反而处处受阻。同是那批人,回归前被誉为“全世界最优秀的公务员”队伍,回归后竟然成为跛脚鸭,橘过淮为枳,也太可怜了!

  固然,在民主国家,政府受人民监督,政府官员不易为。但这是“事上磨炼”,身为领导人,除任事外,还要登高望远,带领群众。这就必须有观念、有方向、有思想、有说服力、有坚持、有行动、有成果。解决问题固然可以从小处下手,但不能老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政策的背后,必须有理论根据、更高的价值根据。

  我们这样的要求,对从来没有受过思想训练的行政官僚来说,也许太苛。但鉴于15年来,时间浪费,人才不出,没有对应核心问题,以致“一国两制”愈走愈远,心所谓危,才直言道出。

  今天新政府上场,能从一个历史的高度、文化的高度来改弦易辙吗?还是陈陈相因,置核心问题于不顾?中国在改变中,香港也要改变。否则,香港沉沦,谁人称快?香港的经济发展、管治水平,已经落在新加坡之下了,是不是还要向下跌呢?

作者为香港思想文化学者
新加坡东方人文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