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重建理想，重塑人文素养
文章作者：颜国伟
发表日期：2006年3月10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一个有信念、有理想，并且穷其一生以求理想之实现的建国元勋拉惹勒南与世长辞了。
他所追求的理想是，人可以超越种族、语言、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和谐共处，共同建立一个立足于公正与平等的社会。
理论上，他曾呼吁不同族群集体“选择性”地遗忘自己的过去，并身体力行，认为自己可以毫无困难的忘掉自己曾属于锡兰（斯里兰卡的旧称）的淡米尔族人、英殖民地的臣民、独立前的马来亚人。
上世纪90年代初期，社会上出现一种“提倡族群语言与文化者即沙文主义者”的观念，同拉惹的这番理论遥遥呼应。
作为一个经历冷酷的政治斗争、种族冲突的英勇战士，想到族群的记忆如果被别有用心之士挑起而引发冲突，则多年艰苦奋斗而来的建国成果将付诸流水，拉惹的忧虑是有经验上的根据的。
最近丹麦报章因刊登回教先知的漫画而被全球回教徒视为亵渎回教，在世界各地掀起激烈的冲突，显示因种族、信仰的不同而引起的全球危机越来越严重。
从而也显示，拉惹的理想不仅是新加坡人的，更是21世纪全球人类所需要共同努力的工作。
拉惹的外甥佐蒂勒南（S. Jothiratnam）在《海峡时报》纪念其舅舅的文章里描写道：华人、马来人、印度人、欧亚裔，不同的信仰、年龄、性别，纷纷到来哀悼拉惹的去世，这是成功的多元种族社会的最清楚写照。
诚然，拉惹以其崇高的人格精神赢得不同族群、不同信仰、不同阶层人士的尊敬与爱戴。
人应当是“人”
拉惹晚年说过，他不在乎别人视他为印度人或爱斯基摩人，重要的是别人肯定他是个好人。拉惹此话可以作为化解种族、信仰、文化冲突的启发。
当代新儒家唐君毅先生说：“人先要是一个人，而后是某国的人，信某政治上之主义的人，或某阶级的人，或信某宗教的人。”
所以，人应当是“人”，不论你是什么种族、信什么宗教、过什么样的文化生活。
我们不能把“人应当是‘人’”理解为逻辑上的套套逻辑（tautology）,而是做人当具有“人”的素质。
拉惹岂止是个好人，他的生命展现了令人景仰的“人”的丰富内涵：真切的修养、笃实的信念、人文涵养所养成的识见、宽广的胸襟。
从他的素质看，他是当代不可多得的领袖人物之一：勇敢、正直、好学，无私，待人宽厚、忠信、仁慈，他的见识使他常有前瞻性、先知性的见解，上一世纪70年代初便已准确地预见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西方心理学把人视为一充满本能欲望、潜藏着非理性的生命体。如此则人禽之间有何分别？
站在东方人的立场，人除了理性，还有性情，继而才能开发出智力、理想与关怀之情。重新认识“人”本有的高贵内涵，加以开发，是当代教育最需要做的工作。
唯有“人”才能够不把自己或他人视为工具，而相互存在于彼此心灵之间，这是开放社会所说的互相尊重的前提，也是化解日益严重的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乃至文明冲突的前提。
真正的种族、宗教和谐，甚至世界和平并不是梦，这是“人”希望现实能够好起来而生起的深情大愿，人的行动与承担，由此而发。因为对人有深切的关怀，所以拉惹能够超越国籍、种族、宗教的束缚。
虽然他曾主张，让我们把自己的过去忘掉，但遗忘是不可能的，是自欺的做法。人所属的族群，乃生命之本源，一生下来，便和这个本源不可分离，受本源孕育成长，肯定我们的本源，才是个懂得自尊自重的“人”。
人真正需要的是培养高尚的人文素养，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精神的超升、心胸的开阔，拉惹自己做到了，但在认知上或许他自己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他做到的关键在于他后天的学习使他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人”。
“人”的素质的巨大落差
二战后、建国初期，是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年代。面对现实的不公不义，让青年人壮怀激烈，心不能已，因此产生了一批如拉惹般充满忧患与承担的人物。
所谓的国家意识，在那个时代，是需要不停地随着时局的变迁而重新确认的。然而，在一个尚未有国家历史的时代，却能够孕育出深具爱国情怀，愿意挺身而出的人物，这说明了什么道理？
国家的建立、社会的进步、历史的延续、文化的缔造，靠的是具有理想主义精神的仁人志士来创造与领导。拉惹晚年，担心“具腐蚀性的繁荣”和“拜金主义”思想（monetheism）取代高尚的“百家争鸣”与“多元文化”理想所带来的破坏性后果。
有识之士已开始注意到不良苗头的出现，认为安逸令人软化、丧失斗志与意志，这些先驱人物所有的品质，正在消失中。
对这个问题，我们应当再挖深思考。
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工具理性使人封闭于狭隘的心灵之中，眼中只有自己，性情必然凉薄，甚至会把自己和世界对立起来。
与拉惹逝世同时，受到传媒关注的是另一则新闻：年轻人拍摄性爱录影，而公然表示这样做并没有什么错。这具体而鲜明地凸显时代巨轮下，青年人素质变化的巨大落差。
拉惹作为上世纪初的佼佼者，代表的是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怀；而工院女生，则是我们这个时代重视个人消费享乐的突出代表。
要打破“人”的封闭
人的行为、思想，离不开其生长的文化土壤。拉惹认为留住自己先祖的文化遗产等于在多元种族的社会筑起种族的思想藩篱。
四十多年的建国路，思想上我们是越来越趋向于同一化，而且是以西方文化为主导。不知道老一辈人有没有想到，个人主义、功利主义，也正工具理性地，悄悄地，不分种族、信仰，在我们每个人身边筑起围墙，把我们变成封闭的个体？
所以工院的女生说，在私人场所拍摄性爱过程，是个人的选择与权利，不关别人的事。
作为敬重拉惹的后辈小子，我反而认为是拉惹生长的土生文化，以及后来他接触到的多元文化——不是那么个人、功利的文化，哺育了拉惹仁者般的胸襟。
以拉惹的爱国情操来说，在时间的起点上，他的奋斗先于“国家”的存在，打破了“国家”必须先存在而后人才可以爱国效忠的观念，也打破了历史种族渊源影响爱国情操的看法。
生长在一个动荡不安、民不聊生的时代，拉惹的正义之心让他的一生活出精彩，活出典范，从他写的信约——以公正、平等来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足以证明。
哲人已萎，但他一生思考的问题，需要我们继续深入探讨。
诚然，种族的不同，信仰的不同，文化的不同，不如个人封闭的心灵来的可怕。真正的罪魁祸首是后者，而且往往假前者之名而肆虐人间。
如何才能培养出具拉惹般的修养、信念、识见、胸襟的新一代领袖，以承先启后，继往开来？
教育能否停留在把人变成促进经济生产、加强国际竞争力的工具？结果虽然可以生产出一个个合格的技术人员、专才，但这些始终只是工具，尚未成“人”。
人应当是“人”！
把理想主义的精神、学习做“人”的人文修养精神重新注入教育，才能继承拉惹未了的心愿——打破人的封闭，缔造和谐的人间社会，为全球化时代不同族群、信仰、文化的人如何和平共处作出巨大的贡献。
•作者任教于私立教育机构东亚人文研究所
Thursday, October 2, 2008
不应停留在现实层面思考NKF
文章标题：不应停留在现实层面思考NKF
文章作者：颜国伟
发表日期：2005年12月31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NKF事件，自KPMG的独立审查报告出来之后，为本来应该充满温情与关怀的12月带来了阵阵寒流。失望、难过、愤怒、溢于言表。这起丑闻，不仅是一个机构的公信危机，更是所有慈善机构的信任危机，也是向来以高效严明闻名于世界的政府的管治威信一次强大的冲击。
NKF事件，破坏了什么？
诚信。在一个以肯定自私自利人性为前提而建立起来的现代文明，本来已摇摇欲坠，经过这件事的教训，人们更加可以理直气壮地去怀疑：人是不可以相信的，到处都是形象工程，就连专业的知识、训练也不可靠，甚至是机制、制度也会失效。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一旦失去，我们会把自己武装起来，美其名是自我保护，实际上是自我封闭，生命变得孤独，理想成为虚幻，社会整体所付的代价不可谓不大。
坊间流行的看法
如何善后，以重新挽回大众的信心？坊间流行的看法包括：
一、慈善福利机构的运作需要增加透明度、问责要求，而善款的使用必须交待其合理性。
二、机构内部运作的互相制衡、监督，以及外界，特别是政府的监管，必须环环相扣，缺一不可，以加强有效性，同时还必须不断检讨、更新，必要时作出大幅度的修改。对违反者，还要施以严刑峻法来确保大家认真遵守，小心执行。
三、政府需要在监督慈善福利机构的表现上有更高更好的表现，以取得人民对政府、对法治的信心。
为何无法提早察觉问题？公开慈善机构最高层领导者的薪酬、筹款款额、储备金、营运成本、受资助的对象、人数、用途等，能够解决什么问题？政府对上市公司的管制是非常严格的，但是在以其制度优越、规则严密的美国，有恩龙（Enron）事件的发生，而我们则有中国航油的事件。
所谓的加强透明度、制衡、监管，只不过是让我们心理上觉得放心一点而已，尽管我们目睹过许多被不法之徒破坏、操纵的商业、政治、公益、乃至学术欺骗的案件。
切割性的思维产生衔接上的漏洞，使得不同部门、机构之间缺乏协调，大家有如瞎子摸象一般，每人只摸到一个部位，结果让别有用心者有机可乘。我们需要检讨的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切割性的思维？在NKF事件中，这种思维造成政府的监管部门错失了及早纠正偏差的机会。
人文价值高速蒸发
我们更须要反省的是，慈善事业与营利性事业本质上的区分有什么重要性？慈善事业的根基在于人的关怀心、同情心、付出心、承担心、成全心。但是，这些年来，这些宝贵的人文价值，在横行全球的消费主义下高速地从我们的社会中蒸发掉。
是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接受“从事慈善工作的人，没有理由不能接受其才能所应得的市场价值”的言论？
是什么时候，我们开始认同通过消费的方式，让艺人以其并不擅长的杂技式表演，有时候甚至是虐待式的表演，来娱乐大众、刺激大众，令大家“感动”后捐钱的筹款模式？
是什么时候，我们对于通过挑起人们侥幸心态（赌徒心理）的筹款手段变得麻木，放弃批判的行动？
是什么时候，人心变得冷漠、麻木，必须受到更能刺激我们感官的娱乐，我们才会有反应，有“感动”？
我们已不知不觉地把慈善事业的根植于功利主义、消费主义的土壤，才会有这种现象的出现。若不弄清问题的根源，丑闻还会不断发生，直到大家习以为常，麻木为止。
我们已经遗忘了，在物资匮乏、经济落后的60年代，在社会贤达振臂高呼之下，全民上下一心，出钱出力，共创福泽子孙万代的教育事业的人文精神。我们的先辈，不需要利诱，更不用感官上的刺激，而是大丈夫所为应如是！
珍贵的人文精神消失了，为何我们没有反应，没有了思考的能力？这难道只是别人的责任，政府的责任？
我们不应该停留在现实层面上思考NKF事件，以免陷入相互对立抵消的理性困局，例如如何平衡监管与活力、创造力之间的矛盾？能够因噎废食吗?通过投票来解决分歧吗？数量代表正确性、合理性吗？繁琐的监管难道不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吗？
春风何在
如果我们能够从NKF事件中反省到我们不应该盲目地迷信机制、制度，这将是这次教训带来的转机。
一个机构、政府，乃至国家、社会保持自我完善的能力的根基该从何处建立？这就不能单靠制度、单靠政府，而是需要有好素质的“人”来作为保证，能够群而不党，和而不同，放得下个人的得失利害，走出自我的世界，对他人、社会、历史、文化乃至人类的将来有远大关怀的独立人格。我们现今的教育，能够塑造这种人格吗？
我们深信，每个人的内心，都有对他人、对社会的关怀与付出，所以，慈善事业的主动性应该来自我你，不分民间与政府。政府如果只停留在“资源分配”的角度上看待慈善事业，让民间多承担，以减轻政府财政的负担，难免不出现以筹款是否出色作为对慈善机构的评核标准，越出色越受器重，越受信赖，产生“只要成果，不问过程的合理性”的功利性判断。
慈善事业更是一种教化的志业，政府若能身先士卒，身体力行，体现一个充满“温情与关怀”的精神，则诚如《论语》所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普罗市民，与其从这起事件中变得凡事怀疑，不如自己努力提高思考力、批判力，在行动上拒绝参与刺激感官、挑起我们侥幸心的筹款活动，让群众的力量扭转哗众取宠的流行文化、消费文化。
•作者任教于私立教育机构东亚人文研究所
文章作者：颜国伟
发表日期：2005年12月31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NKF事件，自KPMG的独立审查报告出来之后，为本来应该充满温情与关怀的12月带来了阵阵寒流。失望、难过、愤怒、溢于言表。这起丑闻，不仅是一个机构的公信危机，更是所有慈善机构的信任危机，也是向来以高效严明闻名于世界的政府的管治威信一次强大的冲击。
NKF事件，破坏了什么？
诚信。在一个以肯定自私自利人性为前提而建立起来的现代文明，本来已摇摇欲坠，经过这件事的教训，人们更加可以理直气壮地去怀疑：人是不可以相信的，到处都是形象工程，就连专业的知识、训练也不可靠，甚至是机制、制度也会失效。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一旦失去，我们会把自己武装起来，美其名是自我保护，实际上是自我封闭，生命变得孤独，理想成为虚幻，社会整体所付的代价不可谓不大。
坊间流行的看法
如何善后，以重新挽回大众的信心？坊间流行的看法包括：
一、慈善福利机构的运作需要增加透明度、问责要求，而善款的使用必须交待其合理性。
二、机构内部运作的互相制衡、监督，以及外界，特别是政府的监管，必须环环相扣，缺一不可，以加强有效性，同时还必须不断检讨、更新，必要时作出大幅度的修改。对违反者，还要施以严刑峻法来确保大家认真遵守，小心执行。
三、政府需要在监督慈善福利机构的表现上有更高更好的表现，以取得人民对政府、对法治的信心。
为何无法提早察觉问题？公开慈善机构最高层领导者的薪酬、筹款款额、储备金、营运成本、受资助的对象、人数、用途等，能够解决什么问题？政府对上市公司的管制是非常严格的，但是在以其制度优越、规则严密的美国，有恩龙（Enron）事件的发生，而我们则有中国航油的事件。
所谓的加强透明度、制衡、监管，只不过是让我们心理上觉得放心一点而已，尽管我们目睹过许多被不法之徒破坏、操纵的商业、政治、公益、乃至学术欺骗的案件。
切割性的思维产生衔接上的漏洞，使得不同部门、机构之间缺乏协调，大家有如瞎子摸象一般，每人只摸到一个部位，结果让别有用心者有机可乘。我们需要检讨的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切割性的思维？在NKF事件中，这种思维造成政府的监管部门错失了及早纠正偏差的机会。
人文价值高速蒸发
我们更须要反省的是，慈善事业与营利性事业本质上的区分有什么重要性？慈善事业的根基在于人的关怀心、同情心、付出心、承担心、成全心。但是，这些年来，这些宝贵的人文价值，在横行全球的消费主义下高速地从我们的社会中蒸发掉。
是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接受“从事慈善工作的人，没有理由不能接受其才能所应得的市场价值”的言论？
是什么时候，我们开始认同通过消费的方式，让艺人以其并不擅长的杂技式表演，有时候甚至是虐待式的表演，来娱乐大众、刺激大众，令大家“感动”后捐钱的筹款模式？
是什么时候，我们对于通过挑起人们侥幸心态（赌徒心理）的筹款手段变得麻木，放弃批判的行动？
是什么时候，人心变得冷漠、麻木，必须受到更能刺激我们感官的娱乐，我们才会有反应，有“感动”？
我们已不知不觉地把慈善事业的根植于功利主义、消费主义的土壤，才会有这种现象的出现。若不弄清问题的根源，丑闻还会不断发生，直到大家习以为常，麻木为止。
我们已经遗忘了，在物资匮乏、经济落后的60年代，在社会贤达振臂高呼之下，全民上下一心，出钱出力，共创福泽子孙万代的教育事业的人文精神。我们的先辈，不需要利诱，更不用感官上的刺激，而是大丈夫所为应如是！
珍贵的人文精神消失了，为何我们没有反应，没有了思考的能力？这难道只是别人的责任，政府的责任？
我们不应该停留在现实层面上思考NKF事件，以免陷入相互对立抵消的理性困局，例如如何平衡监管与活力、创造力之间的矛盾？能够因噎废食吗?通过投票来解决分歧吗？数量代表正确性、合理性吗？繁琐的监管难道不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吗？
春风何在
如果我们能够从NKF事件中反省到我们不应该盲目地迷信机制、制度，这将是这次教训带来的转机。
一个机构、政府，乃至国家、社会保持自我完善的能力的根基该从何处建立？这就不能单靠制度、单靠政府，而是需要有好素质的“人”来作为保证，能够群而不党，和而不同，放得下个人的得失利害，走出自我的世界，对他人、社会、历史、文化乃至人类的将来有远大关怀的独立人格。我们现今的教育，能够塑造这种人格吗？
我们深信，每个人的内心，都有对他人、对社会的关怀与付出，所以，慈善事业的主动性应该来自我你，不分民间与政府。政府如果只停留在“资源分配”的角度上看待慈善事业，让民间多承担，以减轻政府财政的负担，难免不出现以筹款是否出色作为对慈善机构的评核标准，越出色越受器重，越受信赖，产生“只要成果，不问过程的合理性”的功利性判断。
慈善事业更是一种教化的志业，政府若能身先士卒，身体力行，体现一个充满“温情与关怀”的精神，则诚如《论语》所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普罗市民，与其从这起事件中变得凡事怀疑，不如自己努力提高思考力、批判力，在行动上拒绝参与刺激感官、挑起我们侥幸心的筹款活动，让群众的力量扭转哗众取宠的流行文化、消费文化。
•作者任教于私立教育机构东亚人文研究所
平面的多元性并不足够
文章标题：平面的多元性并不足够
文章作者：颜国伟
发表日期：2005年6月4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从最近台湾作家龙应台认为新加坡决定建赌场的“争吵”不够的评论，到较早前（5月9日）言论版的王昌伟一文《五四精神与当前的新加坡》，可以读出一个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价值观念：推崇与维护多元性。本文尝试深入挖掘“多元性”这个观念。
《联合早报》5月23日社论回应龙应台的说法中指出“意见不怕多，只怕少”，赌场课题是新加坡一场悄然而至的思想解放的具体体现。但是，我们须要进一步思考的是：数量上的多是否代表多元性？
记者谢仲贤5月28日的文章认为，停留在单一的思维框架中，只有数量上的多是不够的，我们仍然缺乏“边缘的‘非主流’意见”。她认为龙应台的主张适时地提醒我们要有多种角度的思维。
社会可以视为由不同社会功能的组织所形成，学界、企业界、教育界、建筑界、美术界、媒体界等，不同社会功能组织的看法代表不同角度的思维。谢文将视线放在学界，认为不同学科专长的人士，代表了不同角度的观点，为讨论“增值”。
当大家从不同的经验立场，不同的知识背景发表意见时，真理真得能够“越辩越明”吗？我们是否还需要某些关键性的条件或前提？
首先是历史的启发。五四时期中国的思想界，一个所谓“百花齐放”的时期，王昌伟认为最值得我们留意的就是它的多元性。各种由西方传入的思潮如：民主主义、共产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皆被中国人饥不择食地吸收、模仿、推行。
当时也“吵”得很激烈。其中冲突得最激烈的是将代表传统的儒家和西方的各种价值对立起来（民主、自由、科学等），以及后来形成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你死我活的斗争。
多元性并没有给中国带来积极的文化建设，反而形成多元价值之间互相的对立与冲突，在文化的层次上，民族感情与传统文化的对立，使得中国的历史文化被连根拔起，影响至今。我们看到现今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非常薄弱，精神生活空前虚无。
如何保证讨论的合理性
进一步，我们要追问的是：如何保证讨论的合理性？人真的能理性地讨论吗？能以理性作为判断和行动的根据吗？
若以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为例，这些都是中国当时最顶尖的人才，他们无法摆脱因自己饱受西方列强的欺凌而产生的强烈自卑感，对自己的自信不足，妄自菲薄。面对现实巨大的压力，他们也缺乏冷静思考的空间；在东西交汇之初，他们对西方的了解停留在文化的表象，缺乏深刻的文化反思的工夫。
这里透露：人的本能、欲望、心理、习惯、存在的时空，时时刻刻都在支配着人的思想与行为。到真正决定的时候、行动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根据个人的感觉、喜好、私欲、流行的价值观作为标准的。
代表不同社会功能组织的声音，在民主的游戏中，只是不同利益集团的发言人，多少人真的能够提出真知灼见？而不同专业知识的见解，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课题、人生课题、文化课题，只能管中窥豹，只见一斑。东亚人文研究所所长霍韬晦教授便认为，结果只是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引致相对主义，亦即是平面化。
无论是站在同一思维模式下的多把声音，还是龙应台式的多角度看法，这始终是数量上的多，属于数量的范畴。通过数量范畴来决定属于质素范畴的人文课题，这是一个思考上的谬误。
新加坡开不开赌场的问题，香港的西九龙发展问题，都是人文建设的问题，里头牵涉是非善恶的价值标准。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没有任何一套价值体系是永远可以合乎时宜”的，只有此一时，彼一时的价值，那人如何能够站得稳？做人还能有信念吗？还能有对理想的追求吗？而这样的看法是否又永远地真？真的话，岂不是跟自己的主张自相矛盾？
我们缺乏的不是多元性
平面的多元性，无高无低，你不能衡量我，我也不能衡量你，大家尊重差异性，没有主流与边缘之分，将导致客观标准无法建立起来。由客观标准的丧失，社会将转向分裂，甚至解体，形成虚无。
香港的西九龙课题，表面上看起来，讨论得热热闹闹的，符合西方提倡的“开放社会”、“公民社会”的要求，实际上却是香港社会日趋分化的写照，真正作决定的，最终将是利益的结合与交换，然后通过数量暴力取得“合法性”以及肤浅的“合理性”，这是平面多元性惨痛的代价。
多元性需要以层次性思维、深度思维作为前提，才能避免不同价值自我封闭、互相抵消、互相冲突的局面，对于各种价值作根源性的思考。例如五四时期被视为救世良方的“科学”、“民主”、“自由”等价值，以及后现代社会鼓吹的“多元性”，它们是如何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它们能够成就什么、有什么局限？这些都需要好好地反省。
个人首先要立本，先站稳自己，还要不断学习，打破封闭（自我的封闭、知识的封闭），以真正开放的心灵，在生命中进行价值体验，不能够停留在理性的认知层次上讨论。否则，将好像佛经中有关瞎子摸象的故事一样，各说各话，谁也听不进谁的话，谁也不尊重谁。
说实在话，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缺乏的不是多元性。哪怕新加坡真的没有好像龙应台这样的人，也没有香港人那样敢言的作风，但是像龙应台这样的人，还是可以来这里和我们分享她的看法，还可以在网站上刊出她的文章，供数以亿计的网民浏览。
这是一个没有任何政府能够真正地把“异见”拒于国门之外的时代。我们缺乏的是有层次性思维、有深度思维，能够对不同价值作出超越性涵盖的人。唯有这种人才能够真正的产生，我们才能建立一个有深度、有层次的价值世界，向肤浅与庸俗的文化告别。
这就需要能够产生真正人才的教育。
•作者任教于东亚人文研究所
文章作者：颜国伟
发表日期：2005年6月4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从最近台湾作家龙应台认为新加坡决定建赌场的“争吵”不够的评论，到较早前（5月9日）言论版的王昌伟一文《五四精神与当前的新加坡》，可以读出一个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价值观念：推崇与维护多元性。本文尝试深入挖掘“多元性”这个观念。
《联合早报》5月23日社论回应龙应台的说法中指出“意见不怕多，只怕少”，赌场课题是新加坡一场悄然而至的思想解放的具体体现。但是，我们须要进一步思考的是：数量上的多是否代表多元性？
记者谢仲贤5月28日的文章认为，停留在单一的思维框架中，只有数量上的多是不够的，我们仍然缺乏“边缘的‘非主流’意见”。她认为龙应台的主张适时地提醒我们要有多种角度的思维。
社会可以视为由不同社会功能的组织所形成，学界、企业界、教育界、建筑界、美术界、媒体界等，不同社会功能组织的看法代表不同角度的思维。谢文将视线放在学界，认为不同学科专长的人士，代表了不同角度的观点，为讨论“增值”。
当大家从不同的经验立场，不同的知识背景发表意见时，真理真得能够“越辩越明”吗？我们是否还需要某些关键性的条件或前提？
首先是历史的启发。五四时期中国的思想界，一个所谓“百花齐放”的时期，王昌伟认为最值得我们留意的就是它的多元性。各种由西方传入的思潮如：民主主义、共产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皆被中国人饥不择食地吸收、模仿、推行。
当时也“吵”得很激烈。其中冲突得最激烈的是将代表传统的儒家和西方的各种价值对立起来（民主、自由、科学等），以及后来形成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你死我活的斗争。
多元性并没有给中国带来积极的文化建设，反而形成多元价值之间互相的对立与冲突，在文化的层次上，民族感情与传统文化的对立，使得中国的历史文化被连根拔起，影响至今。我们看到现今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非常薄弱，精神生活空前虚无。
如何保证讨论的合理性
进一步，我们要追问的是：如何保证讨论的合理性？人真的能理性地讨论吗？能以理性作为判断和行动的根据吗？
若以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为例，这些都是中国当时最顶尖的人才，他们无法摆脱因自己饱受西方列强的欺凌而产生的强烈自卑感，对自己的自信不足，妄自菲薄。面对现实巨大的压力，他们也缺乏冷静思考的空间；在东西交汇之初，他们对西方的了解停留在文化的表象，缺乏深刻的文化反思的工夫。
这里透露：人的本能、欲望、心理、习惯、存在的时空，时时刻刻都在支配着人的思想与行为。到真正决定的时候、行动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根据个人的感觉、喜好、私欲、流行的价值观作为标准的。
代表不同社会功能组织的声音，在民主的游戏中，只是不同利益集团的发言人，多少人真的能够提出真知灼见？而不同专业知识的见解，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课题、人生课题、文化课题，只能管中窥豹，只见一斑。东亚人文研究所所长霍韬晦教授便认为，结果只是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引致相对主义，亦即是平面化。
无论是站在同一思维模式下的多把声音，还是龙应台式的多角度看法，这始终是数量上的多，属于数量的范畴。通过数量范畴来决定属于质素范畴的人文课题，这是一个思考上的谬误。
新加坡开不开赌场的问题，香港的西九龙发展问题，都是人文建设的问题，里头牵涉是非善恶的价值标准。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没有任何一套价值体系是永远可以合乎时宜”的，只有此一时，彼一时的价值，那人如何能够站得稳？做人还能有信念吗？还能有对理想的追求吗？而这样的看法是否又永远地真？真的话，岂不是跟自己的主张自相矛盾？
我们缺乏的不是多元性
平面的多元性，无高无低，你不能衡量我，我也不能衡量你，大家尊重差异性，没有主流与边缘之分，将导致客观标准无法建立起来。由客观标准的丧失，社会将转向分裂，甚至解体，形成虚无。
香港的西九龙课题，表面上看起来，讨论得热热闹闹的，符合西方提倡的“开放社会”、“公民社会”的要求，实际上却是香港社会日趋分化的写照，真正作决定的，最终将是利益的结合与交换，然后通过数量暴力取得“合法性”以及肤浅的“合理性”，这是平面多元性惨痛的代价。
多元性需要以层次性思维、深度思维作为前提，才能避免不同价值自我封闭、互相抵消、互相冲突的局面，对于各种价值作根源性的思考。例如五四时期被视为救世良方的“科学”、“民主”、“自由”等价值，以及后现代社会鼓吹的“多元性”，它们是如何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它们能够成就什么、有什么局限？这些都需要好好地反省。
个人首先要立本，先站稳自己，还要不断学习，打破封闭（自我的封闭、知识的封闭），以真正开放的心灵，在生命中进行价值体验，不能够停留在理性的认知层次上讨论。否则，将好像佛经中有关瞎子摸象的故事一样，各说各话，谁也听不进谁的话，谁也不尊重谁。
说实在话，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缺乏的不是多元性。哪怕新加坡真的没有好像龙应台这样的人，也没有香港人那样敢言的作风，但是像龙应台这样的人，还是可以来这里和我们分享她的看法，还可以在网站上刊出她的文章，供数以亿计的网民浏览。
这是一个没有任何政府能够真正地把“异见”拒于国门之外的时代。我们缺乏的是有层次性思维、有深度思维，能够对不同价值作出超越性涵盖的人。唯有这种人才能够真正的产生，我们才能建立一个有深度、有层次的价值世界，向肤浅与庸俗的文化告别。
这就需要能够产生真正人才的教育。
•作者任教于东亚人文研究所
五四精神与当前的新加坡
文章标题：五四精神与当前的新加坡
文章作者：王昌伟
发表日期：2005年5月9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我们一般所谓的五四运动，是一场历时近十年的新文化运动。此运动之“新”，表现在知识分子很自觉地把自己和传统割裂开来，并积极引进西方文明，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推崇理性，追求科学与民主的所谓“现代性”的思潮。
但如果我们以为五四运动运动仅仅是如此而已，则是完全误解了这场波澜壮阔的运动。实际上，五四是一场多层次，多面向，有着不同的声音在互相碰撞的运动。五四精神最值得我们留意的，正在于它所展示的多元性。
在这场运动中，知识分子对中西文化都进行深刻的解剖和反思。依照他们对待中国和西方文化的态度，我们很自然地会把他们分成新知识分子和文化守成主义者两大阵营。实际上，当时的情况远比我们想像中复杂得多。
例如所谓的新知识分子群体，其实还可再划分为以胡适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和以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即便是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又可再划分为相信革命应由城市无产阶级领导和主张更积极地动员农民的两大阵营。
所以，过去把对现代性的追求当是五四运动的主要，甚至是全部基调，显然是把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平面化了。从当时异常蓬勃的出版业，以及市面上充斥着立场各异的报刊杂志来看，显然许多不同的主义都有它们一定的支持者。而像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样带有文化守成意味的著作能够一版再版，显示当时的话语空间并没有被追求现代性的声音所垄断。
五四没放弃对道德的追求
不过，在多元的声音当中，我们似乎也可察觉到一种相当一致的精神，那就是对道德理想的诉求。比如被我们后来归类为当代新儒家群体的知识分子，就是不断在思考如何把道德主体树立起来以吸收并开展科学与民主。他们批评新文化运动一味摧毁旧的价值体系，却又无法建立起新的体系，结果导致道德主体的丧失。
但是，这样的指责未必能让新知识分子信服。在他们看来文化守成主义者所坚持的道德，其实是一种伪道德，而他们的工作，正是要建立起一真正的道德原则。
比如一些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知识分子认为，中华民族要在世界各民族激烈竞争，适者生存的国际环境下生存，就必然得超越对个人与家族利益的考量，发扬社会公德。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道德带有阶级性，只有无产阶级的道德观才能带领人类迈向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
可见，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尽管对道德的理解不同，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对道德的追求。在著名的“德先生”、“赛先生”之外，其实当时知识分子还非常拥护一位“莫姑娘”(morality)。在这个基础上，知识分子所欲建立的，其实是一个以道德理想为价值本位的社会，而不单单是一个着重于眼前功利的社会。
因此，在我看来，五四精神正是一种重视多元性，以及对道德理想有强烈诉求的精神。以此审视当前的新加坡社会，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启示？
我们社会惊人的一致性
首先，我们的社会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据个例子，每天翻开报章，见报率最高的词汇，大概就是“创意”、“世界顶尖”等等。人们似乎觉得要使自己所做的任何事情合理化，援用这些由政府“钦定”的词汇就能理直气壮。
这个现象的形成，主要是由于政府强势的话语铺天盖地地向社会覆盖下来，而社会也经常毫无保留地把这套话语接受下来，并且推向极致，结果不同的声音即使存在，也会显得异常单薄微弱。
这样一来，政府的治国理念受到公开的、强有力的质疑的机会微乎其微。即使像建赌场这样的大课题，我们可以从政治领袖的谈话中感受到反对的意见相当强烈，但是当政府不断劝导国人应该“务实”地以国家的经济发展为重，媒体的舆论立刻转向着重谈论建赌场的种种“好处”。
在这次有关建赌场的辩论当中，不管政府的原意是什么，其中为国人所接收到的信息就是，经济的持续发展，永远比道德的考量来得重要。在“务实”的强势话语之下，道德理想必然得在经济利益面前俯首称臣。
政府并不是没有考虑到建赌场所必须付出的政治代价，也不是没有应对的措施，但令人觉得相当有趣的是，政府所想到用以抵消建造世界级的赌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策略，竟是建造一个世界级的针对病态赌徒的医疗中心。
我们理所当然相信我们样样都必须世界级，因为世界级是在经济领域保持领先的必备姿态。所以我们的一切追求和关怀，就必然得很“务实”地局限在对经济发展的追求之内，对道德理想的追求，在这样的理念之下，最多只能是第二义的。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学生走上街头抗议巴黎和会的结果。86年后的今天，当我们从另一个时空回溯这段历史并观察当前的新加坡社会，可以这么说，我们缺乏的正是五四精神中对多元性的尊重和对道德理想的追求。至于说，我们应不应该，或者说须不须要继承并发扬五四精神的这两个方面，选择权其实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作者任教于国立大学中文系
文章作者：王昌伟
发表日期：2005年5月9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我们一般所谓的五四运动，是一场历时近十年的新文化运动。此运动之“新”，表现在知识分子很自觉地把自己和传统割裂开来，并积极引进西方文明，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推崇理性，追求科学与民主的所谓“现代性”的思潮。
但如果我们以为五四运动运动仅仅是如此而已，则是完全误解了这场波澜壮阔的运动。实际上，五四是一场多层次，多面向，有着不同的声音在互相碰撞的运动。五四精神最值得我们留意的，正在于它所展示的多元性。
在这场运动中，知识分子对中西文化都进行深刻的解剖和反思。依照他们对待中国和西方文化的态度，我们很自然地会把他们分成新知识分子和文化守成主义者两大阵营。实际上，当时的情况远比我们想像中复杂得多。
例如所谓的新知识分子群体，其实还可再划分为以胡适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和以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即便是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又可再划分为相信革命应由城市无产阶级领导和主张更积极地动员农民的两大阵营。
所以，过去把对现代性的追求当是五四运动的主要，甚至是全部基调，显然是把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平面化了。从当时异常蓬勃的出版业，以及市面上充斥着立场各异的报刊杂志来看，显然许多不同的主义都有它们一定的支持者。而像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样带有文化守成意味的著作能够一版再版，显示当时的话语空间并没有被追求现代性的声音所垄断。
五四没放弃对道德的追求
不过，在多元的声音当中，我们似乎也可察觉到一种相当一致的精神，那就是对道德理想的诉求。比如被我们后来归类为当代新儒家群体的知识分子，就是不断在思考如何把道德主体树立起来以吸收并开展科学与民主。他们批评新文化运动一味摧毁旧的价值体系，却又无法建立起新的体系，结果导致道德主体的丧失。
但是，这样的指责未必能让新知识分子信服。在他们看来文化守成主义者所坚持的道德，其实是一种伪道德，而他们的工作，正是要建立起一真正的道德原则。
比如一些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知识分子认为，中华民族要在世界各民族激烈竞争，适者生存的国际环境下生存，就必然得超越对个人与家族利益的考量，发扬社会公德。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道德带有阶级性，只有无产阶级的道德观才能带领人类迈向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
可见，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尽管对道德的理解不同，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对道德的追求。在著名的“德先生”、“赛先生”之外，其实当时知识分子还非常拥护一位“莫姑娘”(morality)。在这个基础上，知识分子所欲建立的，其实是一个以道德理想为价值本位的社会，而不单单是一个着重于眼前功利的社会。
因此，在我看来，五四精神正是一种重视多元性，以及对道德理想有强烈诉求的精神。以此审视当前的新加坡社会，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启示？
我们社会惊人的一致性
首先，我们的社会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据个例子，每天翻开报章，见报率最高的词汇，大概就是“创意”、“世界顶尖”等等。人们似乎觉得要使自己所做的任何事情合理化，援用这些由政府“钦定”的词汇就能理直气壮。
这个现象的形成，主要是由于政府强势的话语铺天盖地地向社会覆盖下来，而社会也经常毫无保留地把这套话语接受下来，并且推向极致，结果不同的声音即使存在，也会显得异常单薄微弱。
这样一来，政府的治国理念受到公开的、强有力的质疑的机会微乎其微。即使像建赌场这样的大课题，我们可以从政治领袖的谈话中感受到反对的意见相当强烈，但是当政府不断劝导国人应该“务实”地以国家的经济发展为重，媒体的舆论立刻转向着重谈论建赌场的种种“好处”。
在这次有关建赌场的辩论当中，不管政府的原意是什么，其中为国人所接收到的信息就是，经济的持续发展，永远比道德的考量来得重要。在“务实”的强势话语之下，道德理想必然得在经济利益面前俯首称臣。
政府并不是没有考虑到建赌场所必须付出的政治代价，也不是没有应对的措施，但令人觉得相当有趣的是，政府所想到用以抵消建造世界级的赌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策略，竟是建造一个世界级的针对病态赌徒的医疗中心。
我们理所当然相信我们样样都必须世界级，因为世界级是在经济领域保持领先的必备姿态。所以我们的一切追求和关怀，就必然得很“务实”地局限在对经济发展的追求之内，对道德理想的追求，在这样的理念之下，最多只能是第二义的。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学生走上街头抗议巴黎和会的结果。86年后的今天，当我们从另一个时空回溯这段历史并观察当前的新加坡社会，可以这么说，我们缺乏的正是五四精神中对多元性的尊重和对道德理想的追求。至于说，我们应不应该，或者说须不须要继承并发扬五四精神的这两个方面，选择权其实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作者任教于国立大学中文系
Wednesday, October 1, 2008
你可以选择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文章标题：你可以选择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文章作者：彭伟明
发表日期：2008年10月1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今年里面阅读了几篇关于“过劳死”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提出了生活在科技发达与功利主义盛行的社会的现代人，在生命中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那就是“到底什么才是人生真正的价值与意义？”。
我们应当正视这个核心问题，并找出真正的答案。
吴韦材在4月16日“对流层”专栏中，发表过一篇《“过劳死”折射出国人的心身问题》，文中也提到我们应该在“知足中寻找自己的意义”。
新加坡已步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国民的衣食住行都比较丰裕，这也形成追求物质生活的欲望盛行，无形中也容易养成一种比较的心理。这种以金钱和地位为标准的比较渐渐形成了衡量一个人，包括他自己的唯一价值标准。
在鼓吹满足本能欲望的消费潮流源源不断地密集“轰炸”之下，许多人不知不觉地成为了追求物质的奴隶。然而，人的一生所拥有的一切资产到了最后都变成了遗产，就如人们常常说的“拥有的很多，享有的却很少”。
尽管，现代的年轻一代也流行所谓的珍惜“当下”。然而这一切都是从人的本能欲望之心出发的，说得好听是珍惜当下，充其量只是满足自我本能欲望的要求而已。
潮流影响下渐失“初心”
在这千变万化的大环境中，人不断盲目地追求着外在的拥有，从表面上看是在求进步，但在过程中人会产生许多的隐忧和仿徨，对未来的前景深感不安。这一切都是为了求生存所造成的压力，还是因为一味地追求外在的拥有而造成的负担呢？
人往往栽倒在自身的本能欲望中，有些人甚至认为只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就会觉得快乐，得到满足。近代儒学家唐君毅曾经说过：“人类之所以如此地感到无助，都是因为文化的破裂，进一步导致社会的破裂，令生命破裂。”
钱穆先生说，人生最多是过百，甚至更少，那我们在有生之年，如何能过得充实？又能创造什么价值呢？
这得回到人的内心。人的内心总有个呼唤，让我们自觉地要求自己成长。换言之人都希望自己能够超越自己，能做得更好，那就是我们的初心，一颗愿意成长的心。
孔子称之为“仁”，学者霍韬晦称之为性情。但是在这现实的大洪流中，在世俗的种种潮流的影响之下，让我们渐渐地失去了“初心”，不能真正地面对自己。以现实为导向的扭曲，导致了人的思想偏差，也造成了我们生命成长的障碍。
当中唯有通过生命成长的教育，才能真正明白人一生奋斗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观。顾名思义，也就是人的一生当中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才有意义。换言之，活着是一回事，但要活得有意义则是另一回事，关键在于其中的“意义”。
这就得回到你的人生的意义，只有你在有生之年尽了自己应尽的责任，做了自己应做的本分，才不会白活了这一生。每个人的一生都是由一连串的抉择所构成的，一旦做了抉择，它就会形成你生命中的一部分，渐渐地就塑造你的人生价值观。
荀子在《王制篇》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唯有人才有这“自由”的选择权。
通过思考而作出你的抉择也是人之可贵的地方，这才是人的根本价位。拥有超越自我的理想，确立了一生努力的目标，人才不会因为价值与意义的偏差而导致无谓的牺牲，错认了人生的方向。
在专注于经济发展的大前提之下，近一两个世纪我们的学校教育都只停留在“知识型”的教育模式，只专注于提供市场所需的专业人才以及技术人员，却忽略了传承我们自身文化精髓的重任。
让我们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感到苦闷的是，新加坡尽管拥有较成熟的管理文化、科技基础，但缺乏的是整体的人文素养。没有了这些人格修养的文化底蕴，这些年轻人将来在做人、做事方面，他们的志向和理想很多时候就会变成模糊。而在知识型主流教育发展的大前提下，缺乏人文涵养所培养出来的年轻一代充其量只能做个世界级的一流技师。
一个国家、社会、团体组织需要的是经过成长锻炼、具备历史感、有思想的领导者来带领。而领导者的承担精神、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力等等，却只能从深厚的文化土壤中才能孕育出来。
•作者经营汽车信贷业
文章作者：彭伟明
发表日期：2008年10月1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今年里面阅读了几篇关于“过劳死”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提出了生活在科技发达与功利主义盛行的社会的现代人，在生命中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那就是“到底什么才是人生真正的价值与意义？”。
我们应当正视这个核心问题，并找出真正的答案。
吴韦材在4月16日“对流层”专栏中，发表过一篇《“过劳死”折射出国人的心身问题》，文中也提到我们应该在“知足中寻找自己的意义”。
新加坡已步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国民的衣食住行都比较丰裕，这也形成追求物质生活的欲望盛行，无形中也容易养成一种比较的心理。这种以金钱和地位为标准的比较渐渐形成了衡量一个人，包括他自己的唯一价值标准。
在鼓吹满足本能欲望的消费潮流源源不断地密集“轰炸”之下，许多人不知不觉地成为了追求物质的奴隶。然而，人的一生所拥有的一切资产到了最后都变成了遗产，就如人们常常说的“拥有的很多，享有的却很少”。
尽管，现代的年轻一代也流行所谓的珍惜“当下”。然而这一切都是从人的本能欲望之心出发的，说得好听是珍惜当下，充其量只是满足自我本能欲望的要求而已。
潮流影响下渐失“初心”
在这千变万化的大环境中，人不断盲目地追求着外在的拥有，从表面上看是在求进步，但在过程中人会产生许多的隐忧和仿徨，对未来的前景深感不安。这一切都是为了求生存所造成的压力，还是因为一味地追求外在的拥有而造成的负担呢？
人往往栽倒在自身的本能欲望中，有些人甚至认为只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就会觉得快乐，得到满足。近代儒学家唐君毅曾经说过：“人类之所以如此地感到无助，都是因为文化的破裂，进一步导致社会的破裂，令生命破裂。”
钱穆先生说，人生最多是过百，甚至更少，那我们在有生之年，如何能过得充实？又能创造什么价值呢？
这得回到人的内心。人的内心总有个呼唤，让我们自觉地要求自己成长。换言之人都希望自己能够超越自己，能做得更好，那就是我们的初心，一颗愿意成长的心。
孔子称之为“仁”，学者霍韬晦称之为性情。但是在这现实的大洪流中，在世俗的种种潮流的影响之下，让我们渐渐地失去了“初心”，不能真正地面对自己。以现实为导向的扭曲，导致了人的思想偏差，也造成了我们生命成长的障碍。
当中唯有通过生命成长的教育，才能真正明白人一生奋斗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观。顾名思义，也就是人的一生当中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才有意义。换言之，活着是一回事，但要活得有意义则是另一回事，关键在于其中的“意义”。
这就得回到你的人生的意义，只有你在有生之年尽了自己应尽的责任，做了自己应做的本分，才不会白活了这一生。每个人的一生都是由一连串的抉择所构成的，一旦做了抉择，它就会形成你生命中的一部分，渐渐地就塑造你的人生价值观。
荀子在《王制篇》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唯有人才有这“自由”的选择权。
通过思考而作出你的抉择也是人之可贵的地方，这才是人的根本价位。拥有超越自我的理想，确立了一生努力的目标，人才不会因为价值与意义的偏差而导致无谓的牺牲，错认了人生的方向。
在专注于经济发展的大前提之下，近一两个世纪我们的学校教育都只停留在“知识型”的教育模式，只专注于提供市场所需的专业人才以及技术人员，却忽略了传承我们自身文化精髓的重任。
让我们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感到苦闷的是，新加坡尽管拥有较成熟的管理文化、科技基础，但缺乏的是整体的人文素养。没有了这些人格修养的文化底蕴，这些年轻人将来在做人、做事方面，他们的志向和理想很多时候就会变成模糊。而在知识型主流教育发展的大前提下，缺乏人文涵养所培养出来的年轻一代充其量只能做个世界级的一流技师。
一个国家、社会、团体组织需要的是经过成长锻炼、具备历史感、有思想的领导者来带领。而领导者的承担精神、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力等等，却只能从深厚的文化土壤中才能孕育出来。
•作者经营汽车信贷业
Subscribe to:
Posts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