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精神与当前的新加坡

文章标题：五四精神与当前的新加坡
文章作者：王昌伟
发表日期：2005年5月9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我们一般所谓的五四运动，是一场历时近十年的新文化运动。此运动之“新”，表现在知识分子很自觉地把自己和传统割裂开来，并积极引进西方文明，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推崇理性，追求科学与民主的所谓“现代性”的思潮。

　　但如果我们以为五四运动运动仅仅是如此而已，则是完全误解了这场波澜壮阔的运动。实际上，五四是一场多层次，多面向，有着不同的声音在互相碰撞的运动。五四精神最值得我们留意的，正在于它所展示的多元性。

　　在这场运动中，知识分子对中西文化都进行深刻的解剖和反思。依照他们对待中国和西方文化的态度，我们很自然地会把他们分成新知识分子和文化守成主义者两大阵营。实际上，当时的情况远比我们想像中复杂得多。

　　例如所谓的新知识分子群体，其实还可再划分为以胡适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和以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即便是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又可再划分为相信革命应由城市无产阶级领导和主张更积极地动员农民的两大阵营。

　　所以，过去把对现代性的追求当是五四运动的主要，甚至是全部基调，显然是把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平面化了。从当时异常蓬勃的出版业，以及市面上充斥着立场各异的报刊杂志来看，显然许多不同的主义都有它们一定的支持者。而像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样带有文化守成意味的著作能够一版再版，显示当时的话语空间并没有被追求现代性的声音所垄断。

五四没放弃对道德的追求

　　不过，在多元的声音当中，我们似乎也可察觉到一种相当一致的精神，那就是对道德理想的诉求。比如被我们后来归类为当代新儒家群体的知识分子，就是不断在思考如何把道德主体树立起来以吸收并开展科学与民主。他们批评新文化运动一味摧毁旧的价值体系，却又无法建立起新的体系，结果导致道德主体的丧失。

　　但是，这样的指责未必能让新知识分子信服。在他们看来文化守成主义者所坚持的道德，其实是一种伪道德，而他们的工作，正是要建立起一真正的道德原则。

　　比如一些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知识分子认为，中华民族要在世界各民族激烈竞争，适者生存的国际环境下生存，就必然得超越对个人与家族利益的考量，发扬社会公德。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道德带有阶级性，只有无产阶级的道德观才能带领人类迈向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

　　可见，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尽管对道德的理解不同，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对道德的追求。在著名的“德先生”、“赛先生”之外，其实当时知识分子还非常拥护一位“莫姑娘”(morality)。在这个基础上，知识分子所欲建立的，其实是一个以道德理想为价值本位的社会，而不单单是一个着重于眼前功利的社会。

　　因此，在我看来，五四精神正是一种重视多元性，以及对道德理想有强烈诉求的精神。以此审视当前的新加坡社会，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启示？

我们社会惊人的一致性

　　首先，我们的社会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据个例子，每天翻开报章，见报率最高的词汇，大概就是“创意”、“世界顶尖”等等。人们似乎觉得要使自己所做的任何事情合理化，援用这些由政府“钦定”的词汇就能理直气壮。

　　这个现象的形成，主要是由于政府强势的话语铺天盖地地向社会覆盖下来，而社会也经常毫无保留地把这套话语接受下来，并且推向极致，结果不同的声音即使存在，也会显得异常单薄微弱。

　　这样一来，政府的治国理念受到公开的、强有力的质疑的机会微乎其微。即使像建赌场这样的大课题，我们可以从政治领袖的谈话中感受到反对的意见相当强烈，但是当政府不断劝导国人应该“务实”地以国家的经济发展为重，媒体的舆论立刻转向着重谈论建赌场的种种“好处”。

　　在这次有关建赌场的辩论当中，不管政府的原意是什么，其中为国人所接收到的信息就是，经济的持续发展，永远比道德的考量来得重要。在“务实”的强势话语之下，道德理想必然得在经济利益面前俯首称臣。

　　政府并不是没有考虑到建赌场所必须付出的政治代价，也不是没有应对的措施，但令人觉得相当有趣的是，政府所想到用以抵消建造世界级的赌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策略，竟是建造一个世界级的针对病态赌徒的医疗中心。

　　我们理所当然相信我们样样都必须世界级，因为世界级是在经济领域保持领先的必备姿态。所以我们的一切追求和关怀，就必然得很“务实”地局限在对经济发展的追求之内，对道德理想的追求，在这样的理念之下，最多只能是第二义的。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学生走上街头抗议巴黎和会的结果。86年后的今天，当我们从另一个时空回溯这段历史并观察当前的新加坡社会，可以这么说，我们缺乏的正是五四精神中对多元性的尊重和对道德理想的追求。至于说，我们应不应该，或者说须不须要继承并发扬五四精神的这两个方面，选择权其实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作者任教于国立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