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破之后应有大立——中共十八大寄言

文章标题：大破之后应有大立——中共十八大寄言
文章作者：霍韬晦
发表日期：2013年1月4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多年前，我曾经为文指出：“历史正给予中国一个机会。这个机会不只是经济上的，也是政治上的、文化上的。例如民主制度，西方的先行者们已经走入困局，制造了一大堆内部和外部的问题，束手无策，我们还要盲目跟随吗？他们已经没有回头的机会了，但我们还有。”（见《中国的民主之路》等文，2004年）

　　时间过去已经快十年，可惜中国当局仍未彻悟，世人仍未彻悟。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步履蹒跚，千载一时的机会会很容易错过。

　　譬如中共这一次十八大代表会议，卸任的胡锦涛主席虽然一再强调“反贪反腐”，说这个问题若搞不好，很可能“亡党亡国”。这句话在十多年前，朱镕基出任总理时已提出过，而且说得慷慨激昂，大有“与贪官偕亡”之慨。结果如何？到朱镕基任满下台，贪风不但未有戢止，反而愈演愈烈。西方的观察家认为：就是因为政权不开放、不能实行民主政制、权力没有制衡、没有普选、人民没有参与、黑箱作业、政府没有认受性，所以必然导致腐败，这是“结构性问题”；要治理，只有采取西方政制。

　　但中国政府早就表明：我们不会照搬西方的那一套。这一次，胡锦涛也明言：“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那么，走什么路？不回头、不改革，原地踏步，行吗？反映在“反贪反腐”的问题上，虽然知道严重，但却拿不出鲜明的办法，只能重复“加强党内纪律建设”、“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治国”一类老话。这样在政治改革方面，就不可能有突破，充其量就是多打几个贪污老虎，以显示高层反贪反腐的决心。我所说的“历史良机”，似乎无人觉醒。惜哉！

　　也许，一个原因是：当今社会有太多人迷信西方价值，把自由、人权、民主，举为最高理念，而不审问这些理念的来龙去脉及其实施条件，结果为势所逼，全世界的政府都不敢异议。另一个原因，是中国政府也认为他们所行的也是民主制度，至少与民主的理念不相违背。早几年胡锦涛也说“权为民所用”，现在新接任主席的习近平也说“权为民所赋”，在表述上和西方民主的“主权在民”几乎无异，所欠的似乎只是操作方式。这说明了民主的确成为政治潮流，没有政府可以抗拒。真民主也好，假民主也好，人人都想戴上这一顶帽子。

民主不是幸福的保障

　　问题是民主只是一种政制方式，一种产生政府与国家领袖的机制，这和它的施政质素、领袖人品没有必然关系。只要懂得打选战、懂得运用选举谋略，懂得骗取选民信任，陈水扁可以上台，希特勒亦可以上台。到你发现被骗，已经伤痕累累了。西方有西方的问题，中国有中国的问题，连新加坡这样小的国家，也有她自己的问题，怎么能用西式民主来一刀切？（这一点你不能不佩服新加坡人的勇气，就是坚持走自己的路，在民主和社会稳定之间取得平衡。）

　　我们必须彻底明白：民主只是转换权力的游戏，对防止独裁和以暴力来获取政权的方式，也许有消极作用，但对社会质素、人的道德修养、精神生活的提升并无帮助，反而助长了人的私欲，社会变成了藏污纳垢之所。历史没有进步，反而倒退，倒退到文明社会建立之时。所以关键不在建立机制；机制很有用，但不是建立理想社会、幸福社会的主要条件。更关键的是人，执行机制的人。如果他的心不光明，他的行为自私，多完善的机制也会被他利用，何况民主的直选很容易操纵。人人都以为：民主代表自由、代表公平，其实还包藏私利。在民主的旗帜之下，人人都有权维护自己的私利，最后必然导致利益的争斗。

　　这和其它什么制度都一样，只要人心不干净，就会尔虞我诈，机制只是工具。所不同者，或者令人忧虑者，是民主还公开维护私利，最后社会上的人一定以利相从，政治变成党派利益的争夺。放眼天下，今天哪个国家、哪个政府不是如此？把私利合理化，把党派利益合理化，受伤害的是整体和下一代。我们发现所有走现代民主之路的国家，与走在半途的发展中的国家，都有同样的苦恼：就是内部矛盾日益深重，社会质素不断下沉。美国如此，日本如此，台湾如此，欧洲如此，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站在历史之前，必须对人类过去的活动有所反省：无论是高举平等的社会主义和强调自由的资本主义，无论是标榜维护人权的民主和法治，也无论是增加生产力、刺激GDP（国内生产总值）上升的科技崇拜和引动人内心欲望、产品不断推陈出新的消费模式，都衍生了大量问题。人再也不能安静地过生活，你被逼投入面对所有人的战斗。霍布士（T.Hobbes）的“自然状态”，不想重见于今日，而且严重百倍。

　　几百年来（文艺复兴之后），我们经从理性发展、知识发展、技术发展、市场发展，到财富增加、拥有增加、争斗增加、管治条文增加、压力增加、人与人的紧张增加……结果人愈来愈恐惧，人的生命力愈来愈萎缩，愈来愈希望政府救济、人愈来愈看不到自己的前景，更不要说地球饱受伤害。

　　文明，究竟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人的幸福感，究竟是增加了还是少了？

　　老实说，幸福是不能以物质、财富来界定的。人是人，不是动物，不能只讲本能欲望的满足。近代文明，就是因为偏向于本能欲望的满足，只重视经济生活，只向外追求拥有，而且贪得无餍，还有把贪婪合理化，视为自己的权利。这样，人焉得不死？顺此而趋，社会焉得不亡？

　　这是文化病、文明病、价值虚无病，对症下药，必须有新思维、新文化、新观念，乃至新制度。谁能有此超越之思，高端之想？

　　我曾寄望于中国，因为她经历过最严重的苦难，文化大革命后理应有彻底的反省。大破之后有大立，这才能掌握历史发展的脉动。老子说：“死而不亡者寿”，则后于资本主义的是什么？后于西方民主的，是什么？

　　在国际舞台上，中国人常常失去话语权，但中国人若能说出是什么，那就有话语权，并影响世界。

中国的民主之路，便应作如是观。

作者是东亚人文研究所所长

 

中国文化的软实力

文章标题：中国文化的软实力
文章作者：傅佩荣
发表日期：2012年9月27日
发表媒体：《新浪博客》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朝代虽有更迭，而文化总是一脉相承，展示某些基本理念。这些理念的主要成分是由《易经》、儒家与道家所构成的。我们今天肯定中国文化的软实力，首先必须辨明这些理念中的价值观，并且证明这样的价值观对现代人仍有重要的启发。

一、在变化中的因应之道

　　《易经》是探讨有关变化的书。在发明文字以前，人们如何掌握变化的现象，并且分辨它所造成吉凶祸福的后果？伏羲氏制作一组八卦的符号，用来象征具体事物，再由八卦组成六十四卦，代表各种复杂的形势与格局；然后提醒人要察觉自己在某种格局中的位置，以便采取合宜的作为。简单说来，《易经》教导我们观察自然界运行的规律与人际间互动的状况，依此安排自己的言行。

　　最初，《易经》是帝王选择政策时的参考之一。古代设有太卜之官，以《易经》占卜为帝王献策。后代学者发挥哲思，把《易经》的原理应用于日常生活中，展现了一套做人处事的道理，称为义理。这套义理所要说明的是：居安思危，乐天知命。

　　先说要居安思危。人在平安无事时，往往松懈心志或耽溺于逸乐，以为一切都没有问题；但是“变化”从未停止，在不知不觉中出现了危机，后果如何就不难想象了。因此，为了持盈保泰，必须要有忧患意识。人在平安时要有所警惕，相对于此，人在困难中不可灰心丧志，因为“变化”仍在进行，只要苦撑一段时日，终究会有新的转机。《易经》六十四卦的排列顺序就显示了上述智能。譬如，在泰卦（通顺）之后是否卦（阻碍），在剥卦（穷困）之后是复卦（重新开始）。

　　再说乐天知命。天代表形势与格局，命代表个人的遭遇。面对大势所趋，只能以乐观心情去理解及接受；碰上个人遭遇，与其随之喜乐，不如思索前因后果，找到改善自己生命质量的有效途径。因此，学习《易经》，使人领悟应该在自身的“德行、能力、智慧”三方面精益求精。

　　不仅如此，《易经》所谓的变化，是把整个宇宙看成一个大生命，正如有机体，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个人与万物息息相关，与人群更是声气相通。这种开阔的思维，使我们珍惜一切存在之物，更能善待自己的生命。

二、人生要追求止于至善

　　儒家对中国人的影响最为深远。自从汉代以后，儒家就成为帝王教导百姓的主要学说，也是帝王统治百姓的重要工具。这是因为儒家学说的三项特点：一，尊重传统（包括当前的统治阶级）；二，重视教育（以经典教育百姓，稳定社会秩序）；三，关怀社会（个人要在群体中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儒家固然具备统治者所要求的条件，但是儒家学说的真正要旨不限于此。从孔子以来，就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修养自己的言行，要尊重别人像看待自己一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学习要由五伦着手，亦即建立合宜的“君臣（领导与属下）、父母子女、夫妻、兄弟姐妹、朋友”之间的关系，再推之于各种人际关系。因此，在儒家看来，所谓的“善”是指：我与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

　　儒家强调个人行为必须出于真诚，真诚使人产生主动行善的力量。以真诚为基础，礼仪、音乐与一切教化才可顺利展示其作用。这种学说如果勉强用一句话来说明，可以称为“人性向善论”，而不是宋明学者所谓的“人性本善论”。人只要真诚，内心都会显示向善的要求，但由于善涉及我与别人的适当关系，所以人同时需要学习社会规范。儒家重视教育，其故在此。

　　在肯定人性向善之后，具体的人生之路该如何安排？答案是择善固执。谈到择善，所需要的是知识与智能。知识使人明白行为的正确规范，智慧使人通权达变，能够在每一次的抉择中做成正确的事。至于固执，则不是顽固不知变通，而是勇于坚持原则，如仁与义，在必要时甚至可以牺牲生命。这种作为源自儒家的信仰。孔子与孟子都相信：天在决定人间的一切，人只须把握天所赋与的使命，知其不可而为之。人的使命不是别的，正是在肯定人性向善之后，要努力择善固执，而最终目标是止于至善。

　　孔子个人的志向印证了上述说法。他的志向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使老年人得到赡养，使朋友们互相信赖，使青少年得到照顾。）这是要以个人之力谋求人类社会的大同境界。这种责任无比艰巨，并且至今未曾完成，但儒家学者在奋斗过程中始终保持悦乐的心情，相信个人在成就自己的生命目标时，将会促使社会不断走向更完善的状况。

　　儒家既能关怀世间，又要重视学习、修养自己，结果形成亚洲学者所谓的“现代化”所需要的伦理观念。

三、随顺自然的审美感受

　　儒家不论对个人或社会都会带来一定的期许与压力。如果个人不得志或社会不安稳，许多人就会转向道家寻求出路。然而，道家只是人们逃避现实的借口吗？它的无为只代表消极无奈的态度吗？答案显然不是这么简单。

　　道家的核心观念是“道”。在老子看来，万物皆源自于道，最后也将回归于道。因此，“道”这个字所代表的是“万物的来源与归宿”。我们不必争论什么是道，只需明白万物（以及人类）是有来源也有归宿的。这种观念从根本上化解了虚无主义的困扰。

　　既然如此，人生应该如何安排？只有一种合宜的做法，就是设法悟道。道是包含万物在内的一个整体，在整体中，一切变化都是相对的，与互相制约的，因此人不必自作聪明，刻意要去完成什么。老子所说的“无为”是指“无心而为”，亦即每个人做他份内的工作，但不必存有刻意的目的。庄子进一步强调“不得已”，就是当各种条件成熟时，人就顺其自然。因此关键在于“判断”做一件事的条件是否成熟。这显然需要处世的智慧。这种智慧只有在虚静的心态中才会展现出来。

　　不仅如此，庄子指出：道是无所不在的。能从“道”这个整体的角度来理解万物，就会发现万物皆彰显了道的光辉，因而无一不值得欣赏。庄子又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亦即天地之间是美妙无比的。我们常说的“天人合一”一词就来自于庄子的观念，他的意思是：自然界与人类在道之中是合成一个整体的。现在这个词的意思是自然界与人类可以“和谐相处”。

　　领悟上述的整体观，我们面对个人的穷达、顺逆、福祸，甚至生死时，不是很容易化解各种激动的情绪吗？毕竟再怎么变化，一切都依然存在于道之中。道像母亲一样，怀抱万物与人类，我们有如婴儿，又何必想象各种不必要的困扰与烦恼。这样的人生应该是充满喜悦与美感的。

四、结语

　　上述有关《易经》、儒家与道家的说明，是现代学者对古代经典的研究心得，关于这些经典，历代学者见仁见智，各抒己见，难免流于众说纷纭，而民间所熟知的往往只是一些格言名句以及基本的做人观念。因此，为了使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发挥作用，并且为世人提供一套历久弥新的价值观，就还有极大的努力空间。在学者来说，要研究这些经典的现代意义，以求温故知新；在民间来说，要实践传统文化中的优良素质，以求安顿身心。我们认为，这样的软实力如果充分展现出来，将是使中国由强大迈向伟大的康庄大道，也是中国文化对整个人类文化所能作出的最大贡献。

从教育到教养 — 教改落实的关键

文章标题：从教育到教养 — 教改落实的关键
文章作者：颜国伟
发表日期：2012年9月20日
发表媒体：《谷歌博客》

　　教育部长王瑞杰刚宣布：即日起取消中学成绩等级制，以及后年取消“奖励计划总蓝图”（Masterplan of Awards）制度，作为落实全人教育理念的改革步骤。消息公布之后，公众的反应褒多于贬，但也有人质疑政策的调整对“成绩至上”的现实情况能否真正带来改变。

　　诚然，教改能否落实到位，并且取得成果，需要家长、教育工作者以及政策制定者一起彻底觉醒。

　　觉醒的第一步是意识到现在孩子被功能化得很严重：家长、校方、政府三方根据自己的角色定下对未来制成品所需具备的功能性要求，然后依循一个管理严密的系统和标准作业流程把产品制造出来。孩子的“标准生活模式”和高效的动物工厂所饲养的鸡只其实并没有两样。

　　在现代化的养鸡厂里，为了刺激肌肉的生长，除了使用抗生素或生长激素之外，鸡寮更以低光照来降低鸡的活动，减少热量消耗，并缩短全黑时间，让鸡尽量不眠不休地进食。为了节省空间成本，大量的鸡动弹不得地挤在一起；为了避免高拥挤环境下焦躁的鸡互相攻击，鸡只的鸡啄被强行剪去。这些都是鸡舍管理的“标准作业流程”。

　　现在的孩子呢？

　　首先，他们比成年人还要忙碌！天还没亮就要上学，放学后除了一堆作业要完成之外，还要参加补习班、才艺班等，而且周末也没有假放。如果“有幸”被选中成为某个课外活动的校队，还有密密麻麻的集训要参加；放长假的时候还要到海外游学。这些安排，目的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我们的下一代练好十八般武艺。孩子的功能性角色就是把知识的饲料吃进去，然后把成绩的蛋生出来，再按蛋的大小把孩子分类成不同的级别，就像鸡有所谓的肉鸡、蛋鸡一样，我们教育的成品也有奖学金得主与非奖学金得主。万一某个孩子的消化机能出了状况，无法承受学习的压力，市场上有各式各样的激励课程可以帮助孩子重燃动力，而激励孩子的不同手段－虎妈式、狼爸式、赏识式、功利式等，和用在鸡只身上的抗生素、生长激素，有异曲同工的作用。

　　对家长而言，孩子只是一副考试的机器。入学以后的孩子，从父母口中最常听到的话题离不开：“功课做了没有？考多少分？为什么考不好？如果考得好，我就答应你…”。对学校而言，学生只是替学校夺取奖杯奖项和排名的工具。课外活动不是根据学生的兴趣，而是根据天分检测来判断学生参加了是否有机会帮学校赢得荣耀。对政策制定者而言，教育只是经济发展的策略，是制造人力资源的基地，需要配合瞬息万变的政商环境，来更改制成品的功能。因此“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是制定教育政策的常态。

　　觉醒的第二步，是意识到现代的孩子虽然拥有前所未有的物质享受和父母长辈的宠爱，但他们也是被监控得最紧的一代。

　　还没出娘胎，父母已经通过超声波来把握他们是男是女，以及他们的一举一动。出世以后，闭路电视监控系统（CCTV）就开始运作，以防照料他们的女佣行为不轨，或让父母不在家的时候可以随时上网了解孩子是否有安分守己。上学之后父母给他们一台手机，可以随时随地查问孩子的行踪；到了他们懂得用面簿（facebook）和推特（twitter）的时候，父母可以从他们的户口知道孩子在网络上说了什么，玩了哪些游戏，以及交了哪些朋友。一切无法监控的活动，例如和邻居的孩子独自在户外玩耍，都不可以，以免发生意外。在学校，由于学生人数众多，为了避免发生意外，或同学之间产生肢体冲突，课前课后以及休息时段，也有把学生集中起来管理的做法，避免学生随意走动奔跑。

　　孩子最得不到的自由，是不能顺天性，按照自然的节奏来发展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因为家长对于什么才是最佳的培育孩子模式只有单一的标准－即从零岁起开发左右脑、读名校、考第一、念资优班。这种迷思来自家长的恐慌，担心孩子将来在竞争激烈的社会落于人后，因此必须让孩子从零岁起跑，三岁以前就要把左右脑开发好。再加上家长看到社会的达官显要大多数都由名校校友垄断，下意识里都认定了如果小孩从小读名校，等于将来前途打包票。

　　现在的孩子因而不能像从前的小孩那样，有空间把生命舒展开来，四肢的伸展和五官的感受，都受到长期的扭曲与压抑，错过了从前的孩子享有的体验，包括小小的冒险、秘密的经历、挫败与闪失、痛快的捣蛋、独处的时光，以及无所事事的无聊片刻。

生命异化带来的蝴蝶效应

　　觉醒的第三步，是彻底认识过度受溺爱、过度受监控和过度功能化的教育对生命带来的异化。

　　首先，这样的孩子很容易焦虑，不愿意冒险，缺乏弹性。面对困难他们只会焦虑地等待别人按自己的意愿把问题解决，而不会自己主动去开创。一旦事与愿违，他们只懂得怪责，甚至通过暴力来发泄。描述这种特质的新词有“宅男宅女”、“草莓族”、“啃老族”、“双失青年”（失学、失业）、“尼特族＂（NEET-Not currently engaged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Training）等。

　　其次，他们寻求感官上的刺激，而且形式多样化，也变得很不容易专注。沉迷于电子游戏只不过是简单而且负担得起的一种刺激。那些消费得起的，则通过服用非法药物或烟酒，让自己获得短暂忘我的快感。纹身、在身上不同部位挖洞或插针，包括以刀片自残身体等，已是司空见惯的小儿科。到了青年时期，危险飙车、网络性爱（Cybersex）以及流连夜店寻欢作乐，都是给自己带来快感的享乐。

　　再来，他们与人的关系疏离，活在一个自我孤立、视野偏狭、想象丰富的世界。在家不与父母亲多说话，很少机会和家族其他长辈以及同辈的亲友相处，社交空间狭隘，也不懂得应对之道，不会主动与客人或长辈打交道，只顾一味低头把玩手中的智能手机或游戏机。朋友间如果有人受到欺凌，不是配合起哄，就是袖手旁观，鲜有仗义行动。

　　这些现象常被归咎于我们的教育没有教导学生做人的道理，但我认为问题不在这里。通过父母师长的耳提面命，我们的孩子其实懂得很多人生大道理，关键出在知识无力保证价值行为的出现。因为：

　　一、智力的过早和过度开发，给进入青少年时期的孩子带来许多不切实际的空想；而对考试成绩的过度重视，让孩子变得比较自我关注。

　　二、受溺爱的孩子，从小父母就让他们根据情绪来选择。面对该管教孩子的时候、该约束孩子的时候、该拒绝孩子无理要求的时候，总是硬不起来，也不信任校方可以协助管教，养成孩子长大后对情绪的依赖。一名家长就曾经经历过已达十六岁的女儿无理取闹的行为。在晚上购物商场仅剩半小时就打烊休息的时候，他的女儿却坚持要去一家著名的服装店购物。因为无法在半小时内买到自己满意的衣物，结果就闹情绪。无奈的父母亲只好带她到别处去，直到女儿买到了喜欢的服装为止，女儿才满意地回家。本来十六岁理性已经能在独立的自我意识下发挥作用，明白到客观事理的限制而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和情绪。然而，对于从小受到溺爱的孩子来说，这种自然发展的能力已经失去了。

　　当孩子进入发育的高峰期，已经定型的特质－自我关注，空想丰富和不受理性控制的情绪，在高亢的本能冲动的鼓动之下，行为就变得我行我素－顶嘴、情绪化、打架闹事、无心向学、沉迷电玩等。这时候父母才开始焦虑：“现在的孩子真要命，很叛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殊不知这只是噩梦的开始…

　　步入青年时期，无根的空想和薄弱的意志，让孩子经受不起现实的磨炼，容易对现实产生许多莫名的焦虑与不满，进而产生更多的想象和理所当然的索求。童年时期受到压抑，无法舒展开来的四肢与五官所造成的心灵空虚，这时候将以极端的方式来寻求填补－酗酒、飙车、赌博、网络聊天、网络性爱、纵欲、吸毒等，让失落空虚的心灵得到片刻的慰籍。新加坡媒体曾经报道过大学生因为网络性爱而遭勒索的事件，港台新马都有陈冠希版的桃色报道，以及大陆官富二代飙车纵欲的新闻等，这些只是冰山的一角，反映了时下青年的现状。

　　那些因为害怕会有挫败感的青年，不是蜗居在家成为啃老一族，就是得过且过地混日子，严重者甚至出现忧郁症。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国家是否能够继续繁荣进步，关键在青年一代的心理与精神素质。以现代中国为例：在饱受列强侵略的清末至民国初期，面对家国生死存亡于旦夕之际，挨过艰险并且推动历史进程的骨干是青年。林觉民就是其中的一位表率－他自己虽然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但却不忍心见到其他人因腐败的政治而流离失所，于廿四岁风华正茂的时候选择牺牲以“助天下人爱其所爱”。

　　现在历史似乎又要重演。世界经济正步入一个漫长的严冬时期。许多国家的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然而，从媒体看到的困境中青年，镜头都只是诉诸示威和暴力来渲泄不满。由此可以预见，主导国家从经济危机进一步深化成政治危机的不是外在因素，而是自己国内一手栽培起来的青年，香港八十后躁郁不安的青年就是一个例子。大家都希望青年能够像美国的乔布斯（Steven Jobs）那样，拥有逆境中创造的精神。我们从乔布斯身上也看到，让他能够创造的是一股实实在在的情感所燃放的火焰。在自我关注下出现的无根想象，所产生的只会是破坏性的行为。

　　到了中年时期，长久下来通过感官上的刺激来填补的心灵将依然空虚，人的感觉也越来越麻木，无法承担起人到中年因上有两老，下有妻小所该具有的承担力和稳重性。婚姻关系因此变得动荡和脆弱，直接影响到下一代健康的成长。社会急速的变迁也造成人到中年就要面对就业危机和财务危机。忙、盲、茫，是中年人心境变化的缩影。面对无法把握的未来，中年人本该有的自信被许许多多的困惑所取代了，行为也就变得浮躁和逃避。万一社会继续循着物价飞涨、贫富两极化的方向发展，造成住房、医疗和教育成为极大的生存压力，安定的社会将被一股焦躁感所笼罩。为了加强安全感，人势必组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各自高举各种理想主义的旗帜，向当权者施压进逼，互相对立讨伐，形成一个分化撕裂的社会。

打造一个配合天性发展的教养生态

　　有力有为的青年才是国家最重要的竞争力。教改要取得真正的成功，必须从制度面提升到生态面－即打造一个配合孩子天性发展的教养生态。

　　家长、教育工作者和决策者首先要自问：有没有想着利用孩子来实现什么？想要让孩子圆自己的梦想与欲望？还是让孩子成为自己晋升的台阶？亦或是为校争光、为国家的GDP增值？任何的内容都意味着孩子的存在只是工具。这样的话，父母，乃至社会的局限将继续延伸到新的一代。长江后浪推前浪所应出现的新动能和创造力就遗憾地被遏制了。我们从时下生命严重功能化的孩子身上已经看到，这样的孩子欠缺自然散发的朝气与志气。他们被情绪、欲望和想象所包裹―想法随着心情反复，行为则我行我素。从小养成根据别人的要求来生活，长大了就会感觉到自己没有力量，待人接物就会惯性地应付和对别人提出理所当然的要求与怪责。

　　相反的，大人如果能够耐住性子，不把孩子当成工具，用心帮助孩子在做中发挥意志和感受，以后习惯成自然，成年后就能发挥主动性，根据自己对世界的感受与认识去行动，并且享受行动的乐趣，结果很多不可能的事就变成可能。这不仅能代替压力，提高工作效率与质量，还能让人感觉不到苦，反而感到快乐。如此他们才真正具备不同于父母、社会或国家所赋予的崭新意义，成为推动社会继续前进，承前启后的中坚分子，因为他们从小就积蓄了改变世界的能量。

　　主导整个教养生态成败的灵魂人物是家长。家长需要战胜自己输不起的恐惧，愿意在做中学，与孩子同步成长。家长还要愿意投入时间与积极承担起责任，因为这份责任无法假手于人。在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前，他们需要家长以赢得信任的权威方式来领导他们发展潜能，减少他们的思维被身体的感觉和心理的欲望所控制。让他们接受以行为来孕育精神，包括执行有意识的任务和过无意识的生活规律，在潜移默化中培养起他们的意志与情感，家长自己则以身作则。这个艰难而漫长的历程，家长如果缺乏决心与耐心，很容易就会放弃。而家长最大的考验在于自问：能不能够承受孩子的兴趣、才能、命运和生活任务不同于自己对他们的期待？

　　配合不同阶段的成长，家长的角色包括：让孩子有个健康的身体，以免日后身体成为精神活动的限制；在生活的细节中给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模仿环境和培养孩子的意志力。更重要的是：营造生活美感的氛围，让孩子的情感饱满；以及在独立的自我意识还没有发展以前，不要刻意去刺激智力的发展，让意志力有足够时间通过四肢得到锻炼。智力如果过早开发，将来孩子思考的特点会是随着自己的心情和脾气而反复，对事物缺乏真正的兴趣与自然感受到的快乐。廿世纪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小时候在语言能力的发展上就有障碍，中小学的成绩也不出众，老师还认为他长大之后不会成器，而他自己对于学校填鸭式的教学深感厌恶，并且毅然辍学。他在数理方面的才华要在十六岁之后才展现，结果一鸣惊人。

　　对教育工作者和决策者，美学陶冶比说教式的德育教材来得重要，是帮助童蒙时期的孩子消除将来仅根据自我生理与心理情绪行事的重要途径。通过美育打开心灵的封闭，学会感受真善美，长大后独立的自我意识自然具有为善去恶的判断，发挥意志以实践自律的价值行为。通过知识的手段把一大堆做人的道理灌入孩子的脑袋，只会让头脑变得僵化，吸收停滞于脑里知道、嘴里说到，但是行动做不到的窘境。遗憾的事，现代家长如果给孩子从小学习音乐、舞蹈或美术，焦点都落在考级和孩子有机会表现的炫耀上；而学校则把这类科目划分成“非考试科”。因为是“非考试科”，也就等于可有可无的科目。到了接近考试或会考的时候，为了让整体的考试成绩亮眼，这类科目的课时都被主考科目给占用了。

　　对于青少年，重点在于让他们在生活中对于感到亲切实际的问题，给予足够的空间去发现其中含藏的价值因果，以及自己的行动可以创造出什么不同，引导孩子把旺盛的精力用在这方面的自学上。由兴趣而化为行动，从行动而有心得的积累，如此辗转增上，循环累进。现在网络上的资讯随手可得，为这样的学习提供丰富的资源。孩子有机会从真实的感受中确认自己所爱，生命才能燃放热情，逐步拼出有情感根源的梦想，而非凭空想象或根据现实功利的考量来选择自己成年后的道路。

　　被誉为中国最后的新儒家－梁漱溟先生，他的学习道路就是采用这样的方法。他的父亲给于他充分的信任与自由，从小没有逼他背诵四书五经。梁漱溟在其自传中忆述：有一次他自己把一串钱挂在庭院的桂树枝上，但自己却忘记了，结果四处寻问和吵闹。隔天父亲发现了，父亲没有出声，不讲做人的大道理，只是写了张便条把事情的经过和梁面对这件事的行为扼要描述一番，梁读后当下心生愧意。就这样简简单单地唤醒了孩子的自觉性。梁漱溟后来一生表里如一，独立思考，不畏权势，他所实践的价值行为都不是通过背诵儒家经典而来的。

　　教育工作者以及政策制定者需要认识到，学生的精神能量与老师的精神状态息息相关。老师的心理动力、自我意识、精神能量，相应地对学生的心理动力、自我意识、精神生命直接起着高一层对低一层的作用，尤其是青春期前的小学生。比如老师急躁会影响小学生的生长发育，使学生做不到某些事情。老师不相信学生，学生的心理就有障碍，没有力量，他们真的就做不到了。因此教学不能够只是智力的发挥和知识的灌输，更重要的是情感的发挥。只要老师发挥情感，允许学生的事情影响到自己的命运，学生的心就会跟着老师做，使学习得到活力。在政策面上，最重要的是给予校长与老师一个信任与自由发挥的空间。过度的监控与过度的繁文缛节让前线工作者绑手绑脚，精疲力尽，最后遭殃的是学生，如此因果循环下去，社会素质将一代不如一代。

　　一个有机的教养生态，才能孕育出具有强壮体魄、强大意志、饱满情感的青年，他们生命里自然燃放的理想火焰将自然而然地推动社会前进。

洗一洗妈妈的手

文章标题：洗一洗妈妈的手
文章作者：尤今
发表日期：2012年8月22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四方八面》

　　网上这篇文章，我觉得年轻人都应该好好读一读。

　　原文以英文撰写，试译如下：

　　一名考取了硕士学位的年轻人，向一家大公司申请一份管理性质的工作。他过关斩将，来到了最后一轮面试。主持面试的，是该公司的总裁，也是最后的决策人。总裁翻看他“战绩辉煌”的履历表，问道：“你求学时，曾得过奖学金吗？”年轻人答：“从来不曾。”总裁又问：“你的学费是由你父亲支付的吗？”年轻人摇头：“父亲在我一岁时便已病逝了，是母亲供我读书的。”总裁追问：“你母亲从事什么行业呢？”年轻人说：“她替人洗衣。”总裁听了这话，要求年轻人摊开双手给他看。那双手，柔滑、白皙、完美。总裁便再问道：“你曾帮忙你母亲洗衣吗？”年轻人飞快答道：“她做事利索，洗衣比我快；再说，她要我专心读书，从来就不肯让我帮忙。”总裁沉吟着说：“我有个小小的要求，你今天回家后，为你母亲洗洗手。明天，再来见我。”

　　年轻人觉得这个要求有点突兀，但丝毫不敢轻慢，回家后，立刻打了一盆水，要为母亲洗手。神情诧异的母亲，在把双手伸出来时，百感交集。儿子捧着母亲的手，慢慢、慢慢慢慢地洗，洗着、洗着时，眼泪不知不觉地盈满了眼眶。母亲那双手，枯皱、干裂、有着青青紫紫的挫伤。在泪光里，他幡然醒悟，是这样一双挫伤满布的手，为他“洗”出了他的大学文凭，以及他美好的未来。过后，他一言不发地帮母亲把一大盆衣服洗干净了。当晚，母子交心，倾谈良久。

　　次日，他去见总裁，谈及为母亲洗手的经过时，眼泪又不由自主地在眼眶打转。总裁要他坦述心中感受，他抽丝剥茧地陈述：“首先，接触母亲的手，我知道了感恩；是母亲的辛劳，造就了今日的我。其次，和母亲一起洗衣，我深切明白了这项看似简单的工作其实是很辛苦的。再次，和母亲长谈，我强烈地感受到家庭成员间关系密切的重要性。”总裁颔首，缓缓说道：“我想要雇用的经理，是一个能够感念他人付出的人，是一个能够明白他人成事艰辛的人，也是一个不把赚钱当作唯一目标的人。”顿了顿，他说：“你被录用了。”

　　年轻人受雇之后，在工作上倾尽全力，鼓励团队精神，与大家同甘共苦。他赢得了下属的敬重与爱戴，公司业务突飞猛进。

　　这则短文里的母亲，和天下疼爱孩子的父母一样，有个通病——他们常常让孩子戴着保护主义的盔甲成长，生活的苦茶，他们自己独喝；生活的蜜糖，他们让孩子独舔。孩子躲在大伞下的温煦里，只感受到艳阳的可爱而不知道烈日的猖獗；更可悲的是，他完全看不到撑伞人的苦心、更感受不到在伞外被暴雨淋湿的苦况。他幸福地成长，长成了一个自我中心主义者，价值观和生活观都有着严重的偏差。遗憾的是，他行为的病源，恰恰来自疼爱他的父母。

　　亲爱的爸爸和妈妈啊，在必要时，为孩子准备一把伞，但是，不要做他永远的撑伞人。偶尔，让他被烈日炙炙、让他为暴雨淋淋，让他明白蜜糖和黄连是生活的两种滋味。

　　更重要的是，在成长的过程里，一定要他也为别人撑撑伞，这样他才会清楚地知道，伞下的那一片阴凉和安适，是有人刻意经营的。

木碗 一则警世的孝道故事

文章标题：木碗　一则警世的孝道故事
文章作者：周全生
发表日期：2012年8月20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据《联合早报》在8月15日转载来自北京的一则新闻称：中国为了与时并进，发表了一则新版的“二十四孝”行动标准，与传统的“二十四孝”相比，新版的“二十四孝”不但通俗易懂也注入了不少的现代观念，它具体地突出儿女对年老父母的心理要求和身体健康的照顾是他们责无旁贷的义务与责任。虽然有些网民批判这一举“是（中国政府）为自己在社会管理方面的失职寻找代罪羔羊”，但无论如何，政府能亲力亲为地催促儿女要对父母尽人子的孝道总归不是件坏事，毕竟这是秉承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优良传统，我们是应该给予正面的认同和支持的。

　　新版二十四孝的标准中就有一条是“亲自给父母做饭”。这让我想起一个或许是老掉牙的故事，讲的是一对夫妻对年老的父亲因年迈的关系造成他在进食方面的邋遢相感到厌恶和不耐烦，而不让老人家同桌吃饭，最终因恐年幼的儿子有样学样而恢复对老爸的孝道。故事的内容如下：

　　话说有一家庭原本是三代同桌用餐，但身为祖父的老人家那颤抖的双手加上眼力不佳，在用餐时，不时出现让食物从汤匙中掉落到地上或把杯中饮料溅溢出而弄湿了桌布的事。老人家这种邋遢的饮食行为，久而久之，让儿子和儿媳妇感到非常的不耐烦。

　　于是身为人夫的儿子便对妻子说；“我受够了老爸这种不卫生和邋遢的吃相，我们必须要想个办法来解决它。”于是他俩经过一番考量后，便在餐厅角落头另设一张小桌子，从此，当家庭其他成员在同桌用餐时，老祖父就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在小桌上啜着饭。

　　又由于老祖父时不时就把碗碟打破，父妻俩便以木碗代替瓷器来给老人家盛饭菜。每当家人瞄向老人时，老人家的眼角常挂着泪水，一副孤苦无助的神情。但这并没有引起这对夫妻的怜悯之心，反倒在他把食物或餐具弄掉在地上时，加以严厉的苛责。

　　这一切都让他们那4岁的孩子静静地看在眼里。一天晚餐前的傍晚，为人父者发现孩子在地上在把弄着几块木料时，便很亲切地问道，“孩子你在做什么？”，孩子也用同样亲切的口吻回应说：“哦，我在制作一个木碗，当我长大后，便用它来给你和妈妈盛饭用。”说完后，那4岁的孩子脸带笑容地继续做他的手工。

　　孩子的这番话对他的父母无疑是当头一棒，让他们说不出话来，眼泪跟着落在他们的脸颊上，虽然夫妻俩人相对无言，却是心灵相通，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

　　就在那天傍晚，父妻俩温柔体贴地牵着老爸的手，一同把他老人家带回到家庭的餐桌上。

　　从此，老人家就每天都在那张家庭餐桌上与家人一齐用餐。而这对夫妻也就不再在乎老人家把餐具弄掉了或把水杯打翻沾污了餐桌布这回事。

　　这则故事虽属老生常谈，但它仍然有一种警世效果，那就是为人儿女者对父母的行为对他们的下一代是一种“身教”，否则他们的下一代就会“有样学样”，以其人之道还施其人之身。

　　常言道：人在做，天在看，将这句话稍加修改成：父在做，儿在看就相当贴切了。

　　因此，它对当着孩子面前对父母行不孝行为者是一种醍醐灌顶的作用。不知尽孝的儿女们不妨读一读这则故事，提醒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