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管理

文章标题：道德管理
文章作者：何濛
发表日期：2008年10月13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四方八面》

　　在任教期间，我不那么在意学校每年制造多少个状元,多少个学生获得奖学金；而在意学生的行为举止是否合乎礼仪。我不那么在意学生考到多少特优，而在意他们有否得到正确的道德价值观，懂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能够捧着一颗善心去社会做好人做善事。

　　在教华文时，我常常从报章拈来许多活生生的现实案例，向学生阐述是非对错，然后告诉他们应该有的态度和观念。即使不在课室教华文，我还会通过升旗礼后的数分钟，分享许多生活里的爱国、守法、诚信和感恩故事，启迪他们的心灵。唯有这样，才能把点点滴滴注入他们的脑海里，耳濡目染之后，塑造他们的道德思想。

　　我坚信教育之本不是为了建立世界级学校品牌，而是扎扎实实去培育一个个有德行的人。唯有人人修身立德，遵守和实践仁义、道义、恩义和情义，社会才能安宁，人类才获得真正的和谐幸福。

　　今天世界正处于多事之秋，天灾频仍之外，人为祸害接踵而至。计有台湾前总统陈水扁家族涉嫌贪污洗钱，祸国殃民，恬不知耻；山西省发生尾矿溃坝惨剧，是官商勾结，非法作业之祸；三鹿毒奶造成群体灾害，引发全球对中国食品的不信任，造成诚信危机，陷国家于不义。还有日本毒米、毒校服、毒家私，毒…毒…毒…等匪夷所思的事情，荼毒生灵，人神共愤。人们见利忘义，泯灭良知，无所不用其极。追根究底，肇祸者不是无才而是无德。《弟子规》有句话说：“德有伤，贻亲忧“。如果人们知道一个人的德行差劣，会使父母蒙羞，他们就不会做出离经叛道，伤天害理的事，使无辜受苦国家受辱。

　　再看看举世哗然的金融风暴，当市场溃不成军时，华尔街还充斥着无数贪婪之徒。去年次贷危机发生，金融大亨还将房贷业务包装成债券衍生品出售，巧立名目，偷龙转凤来瞒天过海。总裁们依然贪得无厌，利润归私，责任归公。搞垮雷蒙兄弟的总裁去年一年的薪水为4500万美元。出现财务危机的美林总裁在去年还领取1亿6000多万年薪。还有…还有…不胜枚举的贪婪主管，都是千万元入袋。这些人不都是世人崇拜的名牌高校专才，智商超群。但他们只知为自己迅速致富。他们是道德低能儿，没读过《大学章句》谓：“君子先慎于德…。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如果他们知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知道“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话，就不会为了牟取暴利，不顾后果去吞噬人民的血汗钱和积蓄。

　　针对金融海啸和毒奶事件，多方建议企业今后须加强全面品质管理，要规范制度，设立严密监管。但我认为品质监管之外，急需填补道德真空。因为制度会百密一疏，无德之徒仍会伺机作恶。

　　诚如中国总理温家宝说：“企业家身上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我们要更重视的是社会道德建设，是全面道德伦理的管理。

人才、努力与决心，乃成功要素

文章标题：人才、努力与决心，乃成功要素
文章作者：李光耀
发表日期：2008年10月11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我对北京奥运会的开幕礼有何看法？它已被全世界的许多评论形容为亮丽耀眼与富戏剧性。

　　那是一场无比绝伦的表演——千人一致的大型击鼓和太极示范，中国含蓄地提醒世界，中国人发明了火药、指南针、纸和活字印刷，并建造了万里长城。

　　传统的锣鼓、舞蹈及音乐以现代艺术形式呈现，还巧妙结合了科技。一群身穿黑衣的芭蕾舞蹈员，在高科技的巨型卷轴上，用肢体绘出一幅中国传统山水画。

　　中国导演张艺谋在没有好莱坞的协助下统筹晚会，向全世界传达的信息是：中国人团结一致，重新站起来了。

　　当我观赏这场重塑汉唐辉煌史的演出时，我心想他们应该安排一段节目由一名小提琴或钢琴名家，或歌剧名伶来表演，并让他们的其中一支西方交响乐团来伴奏。这将软化他们在西方的形象，显示他们也在汲取西方文化的精粹。

　　我在8月7日开幕前夕，和亨利•基辛格在北京莱佛士酒店用餐。他和太太、儿子和两个孙子是中国政府的嘉宾。中国的领导并没有忘记1972年尼克逊（尼克松）总统与基辛格敞开大门，让中国与美国，以至后来，与世界接轨。1972年，中国还在饱受文化大革命的创伤。而自那年起，基辛格每年都到访中国。

　　另一名特别嘉宾是前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在中美于1979年建交以前，布什已担任美国驻北京特别代表。

向新加坡学习

　　我是在1976年5月文革结束时首次到访中国。上世纪70年代和现今的中国有着天渊之别。

　　当年，我坐着他们手工制造的国产红旗豪华轿车，放眼望出拉上窗帘的车窗外。我看到的北京是陈旧的建筑物、街道宽阔却灯光昏暗，路上挤满了身穿单调蓝色或灰色中山装的脚踏车骑士。

　　过去32年，北京和其他许多城市都蜕变了。新的高楼大厦、宽敞的高速公路和高架桥林立，北京的绿化也带来了延绵不断的花草树木。

　　他们借鉴许多国家的经验，包括新加坡，学习我们的绿化与城市规划背后的管理方针。他们和新加坡一样，不只依靠中国建筑师，也邀请世界最顶尖人才来设计他们的标志性建筑。

　　他们的巨大机场由英国建筑大师诺曼•福斯特设计，中国工程师和工匠建成，包括完美修葺的花岗石墙壁和地板。机场美轮美奂，设计完善，往来搭客通行无阻。

　　从机场到市中心的20分钟路程很顺畅，人们也可以选择乘搭快铁在20分钟内抵达市区。

　　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也很出色——鸟巢国家体育场、水立方国家游泳中心、国家剧院、国家博物馆，全都由著名海外建筑师设计。他们还需要一段时间发展，才能达到像中国出生的美籍建筑师贝聿铭的水平。不过，他们的建筑师已经有能力建造新环路和地下铁延长线。

　　由于重建长安街的速度迅速，因此周围的建筑设计和形状整齐、划一，都是以正方形为主，不像巴黎和伦敦有着不同时代、不同建筑风格的层次美感。除了标志性建筑外，单一性的建筑设计是他们发展步伐这么迅速所付出的代价。

　　为了使奥运成功，他们竭尽全力。保安格外森严，在防备新疆的本土与基地组织回教恐怖分子上，他们也丝毫不大意，绝对不能让任何人有机可乘，破坏他们向世界展示21世纪中国的伟大时刻。

　　唯独老天不作美。虽然关闭了北京多家工厂和发电厂，以及减半车辆，北京城还是笼罩在灰暗的雾霾中。北京地势处于山谷之中，空气不流通，要等到8月17日下雨，才能扫空烟雾。

　　我因此纳闷，他们为什么要在8月举行奥运会呢？9月底或10月的气候比较干旱凉快，还有微风吹拂。我后来了解，国际奥委会是以电视转播原因来定日期的。8月能让奥运会获得最广泛的电视报道，因为这时其他重大的体育赛事比较少。

　　上百名国家元首、总统、总理、国王与皇族出席了北京奥运。每一名外国领袖都获得适当的礼待。开幕礼上，他们都安排了适当的部长或高官来陪同这些座上嘉宾。路上没有交通阻塞，北京的交通从来没有那么顺畅过，北京市民让路给外宾，好让北京处于最佳状态。
　　那些首次到访中国的人，是无法像基辛格和前总统布什般体会中国30年巨变的意义。我在开幕礼上恰巧和他们坐在同一个看台。他们见过北京阴暗的日子，那个时候，苏联式经济和文革如何把中国人拖入谷底。

重大的蜕变

　　但中国又再度崛起了。中国人正在向世界学习，就如邓小平在1992年呼吁他们这么做。特别是深入学习新加坡的管理方式，并照着邓小平的指示做得比新加坡还要出色。

　　1978年，当邓小平来新加坡，对我称赞新加坡所取得的成就时，我这样告诉他：“我们能做到的一切，你们（中国人）能做到并做得更好。你们有学者、思想家、诗人、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我们是中国南方目不识丁又一无所有的农夫的后代。你们能做得比我们更好。”他们现在做到了。

　　中国人已向世界展示了他们在21世纪晋升发达文明的潜能，足以媲美西方任何一个国家。

　　初步的反应显示欧美很多人对中国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也感到不安，因为中国不再像从前般容易应付。为了让世界放心，中国人不应该展示其民族优越感。中国的面积让他们必须谦和地说服世界，他们的崛起是和平的。

　　无论如何，他们还需要多50年，才能追上欧美与日本的工业、科技与科研成果。在最先端武器方面，他们还需要购买战斗机和潜水艇。

建立独特优势

　　新加坡团队的乒乓女团虽打入了大决赛，却输给了较优越的中国队。没有来自中国的人才，我们无法晋身决赛圈。尽管如此，中国还有更加优秀的人才。

　　新加坡从早期就吸纳外来人才，在一个公平与唯才是用的社会中给予他们机会，让他们通过毅力与努力来发挥潜能，才能成功。

　　但在环球化的世界中，人才比以前更加抢手。所以我们必须确保我们有足够吸引力，来吸引外来人才。他们加强了新加坡团队的实力，激励我们自己的人民向前迈进。

　　我们无法样样都和大国竞争。但只要我们肯努力，竭尽所能栽培我们的人民，并通过吸收来自中国、印度、马来西亚、亚细安以至世界各地，包括欧美在内的人才，来补充我们的实力，我们将能找到属于我们的独特优势来和其他城市一争长短。


作者是内阁资政李光耀
文章是2008年9月／10月号《行动报》署名评论

Focus on the big ‘little things’ in life

文章标题：Focus on the big ‘little things’ in life
文章作者：Geoff Tan
发表日期：2008年10月6日
发表媒体：《我报》My Paper

The last few weeks have gone by fast – really fast.

Even as Singapore hosted the world’s first Formula One night race, which certainly raced by in a flash, heavyweight financial giants have been falling fast and furiously.

Stock-market indices around the world have plummeted just as speedily.

Queues formed quickly outside American Insurance Association’s offices very soon after the announcement of 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s meltdown.

Savvy big-name tycoons and investors like Mr Warren Buffett and Mr Oei Hong Leong quickly picked up free-falling stock at bargain prices, which turned around within hours to register huge gains.

News of the China-made melamine-laced milk scandal spread like wildfire, causing concerned Singaporeans to dispose suspect products in double quick time.

With so many things zooming by us recently, it may be time for us to “slow down” and take stock of the “real” things in life – our family, our friends, our health and our faith.

When we are caught up in the “rat race” of life, it’s very easy for us to neglect these priorities.

Before we know it, our kids would have grown up, and we would regret not spending enough time with them.

I would like to share this story:

Jim, a young boy, interrupted his father and asked: “Dad, how much do you earn per hour?”

Taken aback by the somewhat-impertinent question, his father gruffly replied, “$50!”

Two weeks later, Jim approached his dad apprehensively, and handed over a $50 note. He asked: “Can I buy an hour of your time, please?”

He had apparently skipped all his recess meals and saved up his allowance, to buy time with his father.

I hope this never happens to any one of us.

You may think that building your business and career is important. Or you may think that acquiring wealth to buy a swanky Orchard Road penthouse or a flashy Maserati is a big deal.

Author Robert Brault wrote: “Enjoy the little things, for one day you may look back and realize they were the big things.”

Similarly, if you’re going through a bad patch due to current circumstances, consider what Helen Keller, an inspirational blind, deaf and dumb scholar, wrote: “Keep your face to the sunshine and you will not see the shadows.”

If you’ve tried making the best of something but failed miserably, let American writer Mary Anne Radmacher encourage you: “Courage does not always roar. Sometimes it is a quiet voice at the end of the day saying… I will try again tomorrow.”

After writing two weeks ago about how we can all laugh to de-stress, I stumbled upon this quote: “Laughter is an instant vacation.”

But most of all, as we take time to slow down a little, let’s find time to encourage the people around us.

If you’re the type who is quick to shoot your mouth off in a less-than-sensitive manner, a gentle turnaround at this point in time could augur well for all.

The world is going through a rough patch right now, and we could do with less “negative” attitudes to deplete our flagging morale.

Let me leave you with the words of Mother Teresa: “Kind words can be short and easy to speak, but their echoes are truly endless.”


The writer is a senior vice-president of the SPH marketing division and the general manager of SPH NewMedia for Zapcode.

演讲百态

文章标题：演讲百态
文章作者：韩山元
发表日期：2008年3月7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四方八面》

　　演讲的“演”是什么意思？一种解释是“发挥”，演讲就是将讲话的内容好好地发挥；另一种解释是有讲又有演。确实有些演讲者是只讲不演，有些人是又讲又演，还有些人以演为主。我想，演讲还是应当以讲为主，以演为辅，演是为了加强讲的效果。一场成功的演讲首先是看讲得好不好，而不是看演得好不好。讲得好不好首先是看讲的内容是否充实，能不能让听者增进知识，受到感动。

　　记得几年前看过余光中教授的说法，他把学界的人按照有趣味和有学问分为四种，现在借用余教授的说法，将演讲者分为四类型：一、有趣味又有学问；二、有趣味但没学问（或学力很浅）；三、有学问但没趣味；四、没学问又没趣味。

　　那些又讲又演的演讲者，通常演讲都是比较有趣的。由于坐着讲难演，所以又讲又演者往往选择站着讲。当然，坐着讲也可以讲得很有趣，关键是看他有没有幽默感。

　　前面三种人会被请去演讲，这不难理解，第四种人怎么会被人请去演讲呢？有几种可能：名气大，社会地位高，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他有特殊经历值得大家聆听，尽管他没多少学问，讲话技巧也不好，大家还是愿意听。

　　同理，第三种演说者也是值得听的，只是大家必有个愿望：有学问的人如果能注意一下演说的技巧，那该多好。在新加坡，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演说者，有些是来自海外的，一般而言，台湾学者往往能言善道者众，而中国大陆一些上了年纪的学者往往欠缺演讲的技巧。

　　最近出席一个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专题演讲会，台上那位教授基本上是照着稿子宣读，而且时间拉得很长，起了催眠作用。绝不是说这位教授没学问，他的主要问题是演讲平淡烦闷，跟在国内向下属单位做“重要讲话”没什么两样。

　　前不久来我国做了一场《传媒的力量》演讲的喻国明教授演讲风格就跟那位社会地位很高的教授明显不同，喻教授不仅敢讲而且善讲，听他的演讲是一种享受，因为他既很有学问又很风趣。

　　演讲的趣味怎么来的呢？基本而言就是幽默感。不一定要讲笑话，而是语言要风趣、幽默。有些人就是做不到，你对他有看法，却拿他没办法。为什么做不到？除了性格因素外（有些人几乎生来就缺乏幽默细胞），还有他的职业、身份、地位等等都会影响他发挥幽默，甚至是根本就不敢公开幽默。以我当记者的经验，一些政府部门的发言人在正式的新闻发布会上都相当严肃，看不出他们有幽默感，其实，私底下他们是相当幽默的。

　　演说者与听众的互动是一门学问，有些演讲者是高官，或大企业、大财团的头头，平时习惯于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讲话，他才不在乎听众的反应。但是，也并非全部大人物都如此，这点跟一个人的性格和作风也有点关系。

　　学者又如何？名牌大学的名牌教授不免有些优越感，但是我们会发现，越是学识渊博，越是有思想深度的名牌教授，态度越是诚恳与恭谦。明天（3月8日）将在传媒中心礼堂讲玄奘与鉴真的钱文忠就是这样的一位学者。我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看过钱教授的多场演讲，就深深体会到他主张最理想的演讲方式是“站着鞠着躬讲”，我想，这话不能从字面来理解，一定要站着弯着腰演讲，而是强调演讲者不要摆出高姿态，以为自己高人一等。

不走极端

文章标题：不走极端
文章作者：韩山元
发表日期：2007年5月11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四方八面》

　　于丹带来的一股《论语》热至今仍未退潮，最近出席几个学术讨论会与专题讲座，遇到的师友几乎都是开口《论语》，闭口于丹。尽管议论者对于丹研究孔子学说的深度与广度有不同的评价，但大家都同意，于丹对于普及中华传统文化做了很大贡献。要推广优良的中华传统文化，像于丹这样的学者不嫌多，只嫌少。

　　目前中国与新加坡的《论语》热，会不会演变成新的尊孔运动呢？最近有学者公开提倡要用孔孟学说来治理现代社会种种弊端，孔子学说是不是治理现代社会百病的灵丹妙药？我对此始终怀疑。当然，全盘彻底否定孔子是不可取的，尊孔与反孔（包括批孔）都不宜走极端。

　　人人有信仰自由，有人尊孔，让他尊好了，但是千万不要强迫别人尊孔，或把不尊孔的人形容为妖魔，更加不可取的是指责不尊孔的人是不爱护中华文化。不尊孔不等于反孔，正如不信佛不等于反佛，不信耶稣也不能说是与基督教为敌。

　　五四运动以来，反孔反了88年，孔家店没有被彻底打倒，现在又成为21世纪的新显学。不过，如雨后春笋般成立的孔子学院，应视为中国展现“软力量”的促销站，未必就是新的尊孔运动。倒是现在确实有尊孔的“凡是派”：凡是孔子讲的话句句是真理，凡是孔子做的事都对。我想起多年前某大学中文系一个笑话，一位开口孔子，闭口孟子的教授讲课时，把孟子的话当作是孔子讲的，这本来不是什么严重的错误，反正孔家店跟孟家店卖的东西是大同小异，但是，“孟冠孔戴”毕竟不妥。班上有个熟读孔孟经典的大学生就站起来说：“教授，刚才那句话不是孔子讲的，那是孟子讲的。”教授明知错了却要硬撑，他说：“孔子虽然没有这样讲，但是我知道他有这样想。”时隔两千多年，连孔子脑子里想什么他都知道，他难道有特异功能？

　　尊孔尊到走极端，这首先就违反了孔子的教导。孔子是主张中庸的，中庸就是不走极端，君子和而不同，礼之用，和为贵，都是中庸精神的体现。

　　毛泽东曾经提倡矫枉务必过正，否定中庸，毛夫子与孔夫子唱对台戏。中国这几十年来吃矫枉过正的亏还少吗？过去将计划经济吹上天，把市场经济贬得一钱不值，后来说要搞市场经济了，又把计划经济打翻在地，把市场经济说成灵丹妙药。对港台流行文化的态度也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中国大陆那股崇拜港台艺人之狂风，还闹出命案来，即便是这些艺人“原产地”的追星族也望尘莫及。

　　今天中国学术界走极端的人还是有的，但是他们绝非主流。五四运动以来，有三种学派对儒家学说持不同态度，这三种学派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现在有人改称传统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现在看来，这三家对儒家与中华传统文化都是“各取所需，为己所用”。今天，三个学派的学者已经可以冷静地坐下来，以对话代替对抗。大家都有个共识：不走极端。

　　法国18世纪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有句名言：“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誓死维护你有说话的权利。”这种态度就一点也不极端，东西方文化其实是有共同点的。

二战结束60周年的反思

文章标题：二战结束60周年的反思
文章作者：韩山元
发表日期：2005年8月6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60周年，也是世界人民战胜法西斯的60周年，正是在这个时候，新加坡发生了一些中学生以法西斯魔王希特勒作为崇拜偶像的事件。

　　这事件在社会上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倒是惊动了教育部长尚达曼和一些有识之士；报上也有几篇针对此事的评论，对我国一般学生历史知识的严重贫乏感到痛心。

　　学生崇拜希特勒据说只因为“好玩”，如果这样很“好玩”，谁能担保有一天新加坡不会有学生崇拜东条英机？谁敢保证不会有一天，新加坡有人穿着印上山下奉文肖像的T恤，大摇大摆满街走？（东条英机是发动太平洋战争导致新加坡沦陷的甲级战犯，山下奉文是60多年前率军攻占新加坡的日军总司令。）

　　由于长期不重视历史学习，在新加坡“史盲”满街走。多年来，不少有识之士一再呼吁各方（特别是教育部门）应重视历史，但是一次又一次的呼唤似乎都随风而逝。这样的事情多了，我对于一些人表示的“痛心”没有多大信心，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以实际行动来纠正不重视历史学习的偏差。否则，一切都会流于空谈。

　　由于历史知识的严重贫乏，很多人不晓得靖国神社的性质是什么，为什么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会引起韩国与中国的强烈不满？甚至还有人觉得中韩两国有干涉他国内政之嫌，是非黑白全都搞浑了，你说悲哀不悲哀？

　　回顾战后60年国际形势的演变，人们不难发现，日本人对二战的态度与认知，跟世界各国（特别是亚洲）人民有极大的差异，甚至是南辕北辙。究其因，除了日本的文化传统与民族性因素之外，美国在战后蓄意要将日本当作在东亚战略棋盘上的一枚棋子，这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

　　日本投降后，美国决意对日本实行军事占领，为了避免日本人的顽强抵抗，对日本天皇制基本上不触动，还网开一面，让裕仁天皇免在战犯罪名下被起诉。对于被远东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甲级战犯受供奉于靖国神社，美国占领军也不加阻止，实际上是留下了军国主义与极右势力的两块最后“圣地”，也是两根重要的精神支柱。

　　大战犯不必受审，还给人予“正面人物”的印象，这使到日本人加深了一种错觉，以为日本在二战时没有侵略别人，其本意是要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

　　很多日本人至今还以为，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其实没有被打败，而是日本军队在境外被打败，天皇为了避免本土被毁及更多人民伤亡而下诏书“终战”。

　　这种对二战的错误认知已经长达60年之久，几乎是根深蒂固。日本民众就是如此长期被误导。

　　历史的教训是那么深刻与清晰，遗憾的是那么多人很快就忘记历史教训，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如果大家都不记取历史教训，纪念还有什么意义？

•作者为退休新闻工作者

Thoughts on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End of WWII
By Han Tan Juan

This year marks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and the people's victory over Fascism. I was, therefore, surprised by recent press reports that a group of secondary students at a leadership camp who idolised Hitler had named their team after the dictator.

There have not been strong societal reactions to this. But some, including Education Minister Tharman Shanmugaratnam, have expressed concern.

There have also been several newspaper commentaries which lament the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among students.

It is said that the students have chosen Hitler as the group's name "for fun".

This being the case, students here may well idolise Hideki Tojo some day and Singaporeans may one day swagger down the streets wearing T-shirts with the face of Yamashita Tomoyuki printed on them. (Hideki Tojo was a Class-A war criminal who started the Pacific War which led to the fall of Singapore while Yamashita Tomoyuki was the commander of Japanese forces which invaded and occupied Singapore more than 60 years ago).

Who is to say that this will not happen?

We have never put much stress on learning history and the result is that many Singaporeans are "illiterate about history".

There has been no lack of learned people who, over the years, have urged the relevant organisations (especially the Education Ministry) to place more emphasis on history. The calls appeared to have gone unheeded.

The "regret" expressed by some people will, I doubt, be of much help. We need to act to make the necessary correction. Talk will remain, well, just talk.

Many who do not know much about history are not aware of the symbolism of the Yasukuni shrine and are clueless about why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Junichiro Koizumi's visits to the shrine will trigger strong protests from South Korea and China.

Some even feel that China and South Korea may be interfering with Japan's domestic affairs. This confusion over truth and falsehood is saddening.

Looking back at developments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arena since the end of WWII, it's easy to see that Japanese's attitude towards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war is very different or even completely at odds with people in other countries (particularly Asian countries).

Other than cultural and nationalistic reasons within Japan, deliberate efforts by the United States to use Japan as a "pawn" in its East Asian strategy is also an important factor.

The US decided upon the military occupation of Japan after it surrendered. But to avoid strong resistance from the Japanese people, Japan's Imperial system was left intact and Emperor Hirohito was also spared from being tried as a war criminal.

It also did not stop the remains of Class-A war criminals convicted and sentenced to death by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from being honoured in the Yasukuni shrine.

The Imperial system and the Yasukuni shrine are now the last two things held "sacred" by Japanese militarists and rightist extremists and also serve as their pillars of strength.

When a major war criminal was not only spared but also given a "positive image", it deepens the misconception among Japanese that Japan did not invade other countries during WWII and was only trying to create the so-called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To this day, many Japanese still believe that Japan as a country has not been defeated, only its troops overseas were. And that the Japanese Emperor had ordered an end to the war to prevent Japanese land from destruction and more casualties.

Such misconceptions have been around for 60 years and may be too deep-rooted to dispel. The Japanese people have been misled for a long time.

The lessons from history are profound and clear. It is regrettable that many people just do not seem to remember.

Just what is the problem? And what's the point of having commemorative activities when we don't bear firmly in mind the lessons from history?

The writer is a retired journalist. Translated by Yap Gee Poh.

“群峰连绵”的教育该如何深化

文章标题：“群峰连绵”的教育该如何深化
文章作者：颜国伟
发表日期：2006年11月16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最近，教育部宣布了一连串的教改政策，其中最令许多家长、市民、教育工作者雀跃万分的是将取消推行了25年的小学分流制度。这些消息，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

　　众所周知，教育政策影响深远，因此需要深刻掌握其制订与修订究竟根据什么原则来进行，否则政策会像走马灯似的越改越乱，令人疲于应付，结果好像苍蝇飞入玻璃瓶一样，外面看似前景一片光明，却始终飞不出来，到头来白忙一场，绕回原点，过程中还牵连许多学子的前途问题。

　　教育部长尚达曼先生在9月份举行的教育部常年工作蓝图研讨会上说，没有任何一项在“因材施教”（ability-driven）教育理念框架下推行的措施是不可修改的教条，所有措施都是以实用的方法来帮助学生得到充分的发挥，衡量措施的标准是根据落实后的有效性而定，如果能再加以改良，我们就会进行。

　　这是实用经验主义的立场，“怎么做”必须根据经验回馈来调节。但是，“做什么”呢？我们在教改过程中，必须不断强化教育基本问题的哲学性省思，作为教改应积极从事的第一要务。

　　“做什么”其实就是“往哪里走”的问题，唯有正确掌握教育的本质，明确标举自己所追求的教育理想与目标，有理念、有方向，百年树人的基业才会有真正的成果。

人力资源观的经济价值原则

　　建国以来，教育一直归于经济发展之下，人力资源培训与调控一直都是教育政策所遵循的经济价值指导原则。新加坡的国际货币基金区域培训学院前主任盖斯基埃（Dr Henry Ghesquiere），在其著作《新加坡成功之道》(Singapore's Success: Engineering Economic Growth)中就指出：新加坡的繁荣是一项机械组装工程，把各种配件，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政策组合起来，取得繁荣，创造财富。

　　他的说法有许多值得我们仔细体会的空间，教育政策作为繁荣工程的重要配件，被定位在经济发展之下，这是理性选择的结果。

　　近年来的教改精神，我们可以“松绑”来概括。但我们同时必须意识到，松绑只在政策层次以及落实的操作层次上进行，还未涉及更深层的思想价值体系。

　　从李总理描绘的“群峰连绵的卓越”（a mountain range of excellence）的教育景观，到各种多元化的教育选择：直通车课程、中学课程大专化、特色学校、双文化课程、语文改革政策、海外浸濡、科目分班等，都是在“确保国家在全球化的竞争格局下保持人力资源的整体竞争优势”的依据底下衍生的观念。

　　毫无疑问，这一连串的教改行动，动力来自经济建设的需要，而且是自上而下多过于源自公民社会积极主动的参与。

　　可是我们已迈入21世纪，成为一个先进国，现在正是检视经济价值指导人力资源这一原则，是否也应该松绑和提升的时候。

　　从政策落实的准确度看，配合经济发展趋势的预测而落实的教育人力政策，与实况经常慢三拍。

　　谁能准确无误地预测未来经济变化的走势，特别是在知识经济的年代，哪一门知识可以转化成下一波经济的火车头，而及时地在教育培训中生产出足够经济需求的人力资源呢？

　　美国苹果电脑公司的执行总裁乔布斯(Steven Jobs)做梦也没有料到，自己17岁时在学院旁听的字型美术课程会成为他十年后发明苹果电脑的原知识。

　　这个例子说明，关键不在于哪门知识有用，重要的是人的素质——一个能够创造的心灵，而具备这种心灵的肯定不能是个工具。

　　进一步，就生命存在的真实感受上想，人不是工具零件，在我们身边，乃至在自己身上，不是常常听过许多从热门科系毕业后，才猛然省悟自己已不够新鲜抢手，结果人浮于事、学非所用的失落彷徨故事吗？

　　无论是刚毕业的新鲜人还是在职场上奋斗多年的沧桑人，大家都对误入“昨日的锋芒，明日的黄花”有着满腹的委屈与不安，那是工具化人生的命运。

　　为了保持我们自己的竞争力，人人都需要不断再培训，生存压力很大，人类社会已无可奈何地成为一个适者生存的斗争过程，而不再是传统中一代又一代人向理想世界之终极迈进的进程。

　　生命存在的艰难、痛苦、挣扎、无奈、放弃，只能用生命去感受，岂能用冷冰的数据来概括？而且，这也非“补疮”式的社会福利所能化解。

　　而人力资源观底下的教育，走向消费化、商品化，是顺势发展的结果。以消费者的口味、权利、循环支配关系来取代过去学校和教师、家长和学生四元关系中相互之间的关怀、信任与尊重，导致教育的文化生态产生彻底的改变。

回归教育本质的思考

　　人类的教育史，无论东西方，无不反映出不同时代的人对生命本质的认识，努力将之实现的纪录。

　　古希腊罗马人认为人的本性是根据理性原则，过上理性的生活，在教育目的上强调心灵的和谐发展，提出情意教育和理性教育和谐并存，重在发展人的精神世界。中世纪出于对人的原罪观而提倡“修道”式的教育。文艺复兴由于重新确立人的主体地位而注重发展人的天赋才情。中国传统则自孔子确立“人而有仁”后，开出塑造理想人格的教育观。

　　在极端资本主义横行的全球化时代，人被定位成经济发展下的人力资源，工具性教育自然成为主导性的教育，举世皆然。这种观点，只看到教育的外在价值，看到教育如何适应社会要求，为社会服务，却没有深入教育本身的价值在于人性的雕塑、人的素养方面的提升。

　　我们不否定教育的社会功能，但功能不等于本质，功能反映的是“教育有什么用”？本质标示的是“教育是什么”？例如商业活动对社会发展很有作用，但它不是教育，当我们从媒体的报道中得悉“创业精神”被重视到连幼儿园的小朋友也要学习如何做生意时，这可是教育最大的悲哀和倒退。

　　教育错位的代价已不是抽象的论述了，我们可以从诸多涉及青少年的社会新闻中察觉一二。例如，留学生杀死同住同学、乱抛垃圾者以年轻人居多、高智商大学生高科技行骗、校园暴力行为经常发生、青少年比老年人自杀率还高、小学生离家出走、警方要写信给午夜后仍流荡街头的青少年父母、青年人沉迷网海、男欢女爱、消费享乐等。

　　这并不是对年轻人进行道德批判，而是要指出这些都是生命异化后的现象，我们可以忘记生命的课题，但生命的课题却不会忘记人。

国民素养教育的课题

　　另外，我们可曾深思过，当我们自上而下、单方面地把自己认为更好的装备给予我们的下一代时，他们却还以消极性、叛逆性、错误性的行为，从中我们能否先好好体会一下他们对生命存在的感受是怎样的，然后才思考做什么才重要？

　　诚然，他们比我们更加容易遭受消费享乐主义的操控，无时不在的理性主宰了他们的生存空间，家庭、学校、社会对效率效果的盲目追求，通过理性的运用对他们进行“规范与控制”，结果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空间越挤压越浅薄，人与自然的空间也被虚拟的空间逐步取代，活着一切都是为了符合别人的要求和参与竞争，面对学习偏于被动，享乐却要及时，日子苦闷但生命偏偏处于精力旺盛的时期，原始生命的洪流如何不会泛滥？

　　教育部在政府施政方针的附录中提出，将把重点转移到教育的素质上，目标是创造“群峰连绵的卓越”的教育景观，我想我们还有进一步深化此一理想内涵的空间。

　　教育是“使人之为人”而非“使人之为物”的教育，教改的定位应该是一不断持续的人性细部工程，“群峰连绵的卓越”可以创造出百花齐放、各展风采的人文景观。

　　但“人”必须是全人的概念，包含理性、意志、情感、性情、灵性；学校是生命培养之所而非工具制造厂，目标在于引发禀赋，包括理性、才情、性情，打破障闭，开发思考能力，培植信念。

　　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己如何和谐相处，随着在世界各地出现的文明冲突事件有增无减，人为的自然灾害频频发生，人的异化与迷失，使得人性、人的素养问题日显重要，并将会成为新世纪普世所关注的焦点。

　　在这前提之下，国民教育的内涵不应停留在爱国的层面，更需要提升到国民的素养教育的层次，如果说竞争是大家都无法摆脱的命运，那人的素养将会是最终胜出的关键。

　　因此，有几个重要的课题需要提上大家的议程：

　　一、如何在整体生命关怀的前提下安顿知识技术的单边性发展，让教育回归全人的教育；

　　二、如何使用有效的教学法进行素养教育，一端与传统接通，另一端又能返本开创出新价值、新观念，回应时代的挑战，与时俱进；

　　三、如何打造一结合知识、技能、生活、做人、软性措施、硬体设备兼具的学习环境，让人的素养得到充实与提升，社会的粘合力加强，从生活习惯到价值信念，通过一代代的积累与沉淀逐渐形成一国一地方的人文底蕴。

　　教育即文化，不应停留在经济的层面。

•作者为教育工作者，曾在海外担任私立学校校长七年

乏味年代的文化出路

文章标题：乏味年代的文化出路——李资政与年轻人对话的反思
文章作者：颜国伟
发表日期：2006年4月26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电视上李光耀资政和新生代对话中双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的画面，折射出什么样的文化价值转移？

　　上一代的建国路充满了生存的焦虑，李资政在他的回忆录里便这样写道：“我们在这样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里如何谋求生存呢？”

　　从国家领袖到平民百姓，生存的焦虑即时转化成积极寻找出路的动力，配合移民刻苦耐劳、不屈不挠的性格，在三十多年光景内跻身发达国家行列，赢得国际社会的刮目相看。

　　在这样一个焦虑的年代，我们没有条件浪费时间去争论哪一种理念才是我们真正所要的。我们所吸取的、肯定的，一切均以实用性、功利性为导向。

　　工具理性的效用比信仰任何主义来得实惠，它为我们带来现实的成功，无远弗届地为我们规划了现实的人生——家庭规划、教育规划、事业规划、财务规划、医疗规划、老年规划等。

　　结果工具理性、实用主义、功利主义逐渐形成我们的核心价值；而作为一个以华人移民为主的社会，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则让我们把个人的行为和社会整体的价值、福祉联系起来。

　　和焦虑的上一代相比，成长于一个重规矩、求效率与控制的硬性空间，而又不虞匮乏的新生代，可以“乏味”来概括他们的存在感受。

　　诚如《联合早报》读者曾昭程所感言：“我们都要安分守纪。各就各位以后，不就是过日子嘛。有些事还是要踏踏实实地做，有些事最好想都别想。”梁智强在《敢问总理》的节目中也说需要“放轻松”的柔性空间。

　　《早报》记者曾昭鹏问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犯自己的错，跌倒了自己学习振作？”，因而渴望“长大”。

　　这股呼声在时间的推移下，人数与影响力会逐渐加强，不容忽视。

问题在于有多少选择

　　在基本层次上，自主是一种选择的自由，而选举最能反映这种自主权，因为我们能够在不同的选项中做出选择。限制或剥夺了选择权，就会被认为是专制、不公正。

　　然而，我们不能把自主错认为自由的权利。多少人能意识到，这种“自由”只是空洞的概念，没有内容，没有方向，没有根，而其代价则是分化——人与人的疏离，甚至是国家的分化。

　　或许就如后现代主义大师福柯所说，人们通过肉体来发泄种种施加在自己身上的枷锁的苦闷。

　　在物质丰腴的年代，政府除了设定一些不许越逾的底线外，同时尽量提供平等的机会让个人的欲望得到满足，便放手让人人去追求自己想要过的生活；而对落后者，则施与实质性的补偿。

　　在个人生活上，互联网的出现，网上游、网络游戏等提供年轻人一个“自主”的幻境，一旦回到现实、回到学校、公司，幻境马上破灭。

　　五花八门的消费与享乐的选项——颠马、赌场、钢管舞，为成年人在生活方式与内容上增添更多样化的选择；国家用人上，我们正开始修订与扩大“精英”的定义。

　　教育则朝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提供更多不同的选择；而在这次的选举，执政党的新人出场，更少不了向民众告白自己不会“唯命是从”。

　　以上这种种转变，足以疏导洪水吗？

　　我们还是要深思：金钱、权力、原始欲望的满足，真的解决了问题吗？

　　若停留在操作层面，政府的角色就有点像木偶戏的师傅，手上系着千丝万缕的绳索，永远在松与紧之间忙碌摆动。

　　这个角色肯定会越来越难做，顺得哥意失嫂意，各种各样的冲突会像不定时的炸弹般不断爆炸开来。政治一不小心便沦为美式的：对政治冷漠，不理领袖的人格，最重要的是能够让我有足够的享受。

　　顺着现实人心之取向而解决问题，制定政策，长远来看，必然因分化、物化而导致凌乱、驳杂、喧闹、矛盾、冲突。法国的暴乱，英美社会的走向已经向世人敲起了警钟。

　　若深入省查，完全不受影响的自由做选择永远是个假象，事实上我们只能在由不得我们决定的不同选项中作选择。我们试举例说明。

　　假设在甲面前有A和B的选择，甲必须在两者之中选其一。若乙叫甲选择A，而甲心理上觉得为什么要受乙摆布呢？为了维护自己的自主性，甲偏不选A，表面上甲维护了自己的自由意志。然而，甲却落入了为反对而反对的陷阱中，徒具形式，并没有真正的自由。

　　设想加多个丙，要求甲选B；那么，无论甲选A或B，他只不过是在A或B之间选一个来跟从，哪里有真正的自由？

深挖自主的精神

　　与李资政对话的年轻知识分子，称得上是一批转向积极参与，关注现实人生的代表。

　　但从他们和李资政的对谈表现看，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显得零碎，缺乏深度，在盘问下显得左支右绌，条理性的论证不足，理念和目标也不明确。

　　他们认识西方的多，自然以西方标准来看；虽满怀激情，但在学理上、学养上对各大文化了解尚浅，修养上更显欠缺。

　　自主性的渴望如何才能获得健康的目标和内容，而不致于下陷为相互抵消、破坏性的力量？

　　这就需要深挖自主的精神。

　　自主更是一种生命本质的表现——生命的主体性要求。

　　如果眼光只停留在如何制定社会各种游戏规则的争辩上追求自主与公正，结果就好像禅宗一则公案中的大夫所生的困惑一样：养在瓶子里的鹅逐渐长大，如何才能在不打破瓶子的条件下让鹅完好无损地走出来？即刻便陷入一个无法破解的两难困局。

　　有形的世界永远是有限的世界，而自主的要求、主体的确立，本质上是无限的，在有限中要求无限，怎么可能？

　　关键在于精神空间的扩大，眼光不要老是盯住物欲、制度、现实的世界。

　　如果说这次的选举关乎我们的未来，那么，建立健康、有深度的文化力量，现在比任何时候来得重要。唯有文化的软力量才能让心连着心，把上一代自强之根扎得更深。

　　在焦虑的年代，我们可能没有条件去做；现在，则有赖有此慧识者眼在机先。而文化的建设，不能只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来考虑，否则我们的人文土壤永远贫瘠浅薄。

•作者任教于私立教育机构东亚人文研究所

重建理想，重塑人文素养

文章标题：重建理想，重塑人文素养
文章作者：颜国伟
发表日期：2006年3月10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一个有信念、有理想，并且穷其一生以求理想之实现的建国元勋拉惹勒南与世长辞了。

　　他所追求的理想是，人可以超越种族、语言、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和谐共处，共同建立一个立足于公正与平等的社会。

　　理论上，他曾呼吁不同族群集体“选择性”地遗忘自己的过去，并身体力行，认为自己可以毫无困难的忘掉自己曾属于锡兰（斯里兰卡的旧称）的淡米尔族人、英殖民地的臣民、独立前的马来亚人。

　　上世纪90年代初期，社会上出现一种“提倡族群语言与文化者即沙文主义者”的观念，同拉惹的这番理论遥遥呼应。

　　作为一个经历冷酷的政治斗争、种族冲突的英勇战士，想到族群的记忆如果被别有用心之士挑起而引发冲突，则多年艰苦奋斗而来的建国成果将付诸流水，拉惹的忧虑是有经验上的根据的。

　　最近丹麦报章因刊登回教先知的漫画而被全球回教徒视为亵渎回教，在世界各地掀起激烈的冲突，显示因种族、信仰的不同而引起的全球危机越来越严重。

　　从而也显示，拉惹的理想不仅是新加坡人的，更是21世纪全球人类所需要共同努力的工作。

　　拉惹的外甥佐蒂勒南（S. Jothiratnam）在《海峡时报》纪念其舅舅的文章里描写道：华人、马来人、印度人、欧亚裔，不同的信仰、年龄、性别，纷纷到来哀悼拉惹的去世，这是成功的多元种族社会的最清楚写照。

　　诚然，拉惹以其崇高的人格精神赢得不同族群、不同信仰、不同阶层人士的尊敬与爱戴。

人应当是“人”

　　拉惹晚年说过，他不在乎别人视他为印度人或爱斯基摩人，重要的是别人肯定他是个好人。拉惹此话可以作为化解种族、信仰、文化冲突的启发。

　　当代新儒家唐君毅先生说：“人先要是一个人，而后是某国的人，信某政治上之主义的人，或某阶级的人，或信某宗教的人。”

　　所以，人应当是“人”，不论你是什么种族、信什么宗教、过什么样的文化生活。

　　我们不能把“人应当是‘人’”理解为逻辑上的套套逻辑（tautology）,而是做人当具有“人”的素质。

　　拉惹岂止是个好人，他的生命展现了令人景仰的“人”的丰富内涵：真切的修养、笃实的信念、人文涵养所养成的识见、宽广的胸襟。

　　从他的素质看，他是当代不可多得的领袖人物之一：勇敢、正直、好学，无私，待人宽厚、忠信、仁慈，他的见识使他常有前瞻性、先知性的见解，上一世纪70年代初便已准确地预见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西方心理学把人视为一充满本能欲望、潜藏着非理性的生命体。如此则人禽之间有何分别？

　　站在东方人的立场，人除了理性，还有性情，继而才能开发出智力、理想与关怀之情。重新认识“人”本有的高贵内涵，加以开发，是当代教育最需要做的工作。

　　唯有“人”才能够不把自己或他人视为工具，而相互存在于彼此心灵之间，这是开放社会所说的互相尊重的前提，也是化解日益严重的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乃至文明冲突的前提。

　　真正的种族、宗教和谐，甚至世界和平并不是梦，这是“人”希望现实能够好起来而生起的深情大愿，人的行动与承担，由此而发。因为对人有深切的关怀，所以拉惹能够超越国籍、种族、宗教的束缚。

　　虽然他曾主张，让我们把自己的过去忘掉，但遗忘是不可能的，是自欺的做法。人所属的族群，乃生命之本源，一生下来，便和这个本源不可分离，受本源孕育成长，肯定我们的本源，才是个懂得自尊自重的“人”。

　　人真正需要的是培养高尚的人文素养，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精神的超升、心胸的开阔，拉惹自己做到了，但在认知上或许他自己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他做到的关键在于他后天的学习使他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人”。

“人”的素质的巨大落差

　　二战后、建国初期，是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年代。面对现实的不公不义，让青年人壮怀激烈，心不能已，因此产生了一批如拉惹般充满忧患与承担的人物。

　　所谓的国家意识，在那个时代，是需要不停地随着时局的变迁而重新确认的。然而，在一个尚未有国家历史的时代，却能够孕育出深具爱国情怀，愿意挺身而出的人物，这说明了什么道理？

　　国家的建立、社会的进步、历史的延续、文化的缔造，靠的是具有理想主义精神的仁人志士来创造与领导。拉惹晚年，担心“具腐蚀性的繁荣”和“拜金主义”思想（monetheism）取代高尚的“百家争鸣”与“多元文化”理想所带来的破坏性后果。

　　有识之士已开始注意到不良苗头的出现，认为安逸令人软化、丧失斗志与意志，这些先驱人物所有的品质，正在消失中。

　　对这个问题，我们应当再挖深思考。

　　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工具理性使人封闭于狭隘的心灵之中，眼中只有自己，性情必然凉薄，甚至会把自己和世界对立起来。

　　与拉惹逝世同时，受到传媒关注的是另一则新闻：年轻人拍摄性爱录影，而公然表示这样做并没有什么错。这具体而鲜明地凸显时代巨轮下，青年人素质变化的巨大落差。

　　拉惹作为上世纪初的佼佼者，代表的是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怀；而工院女生，则是我们这个时代重视个人消费享乐的突出代表。

要打破“人”的封闭

　　人的行为、思想，离不开其生长的文化土壤。拉惹认为留住自己先祖的文化遗产等于在多元种族的社会筑起种族的思想藩篱。

　　四十多年的建国路，思想上我们是越来越趋向于同一化，而且是以西方文化为主导。不知道老一辈人有没有想到，个人主义、功利主义，也正工具理性地，悄悄地，不分种族、信仰，在我们每个人身边筑起围墙，把我们变成封闭的个体？

　　所以工院的女生说，在私人场所拍摄性爱过程，是个人的选择与权利，不关别人的事。

　　作为敬重拉惹的后辈小子，我反而认为是拉惹生长的土生文化，以及后来他接触到的多元文化——不是那么个人、功利的文化，哺育了拉惹仁者般的胸襟。

　　以拉惹的爱国情操来说，在时间的起点上，他的奋斗先于“国家”的存在，打破了“国家”必须先存在而后人才可以爱国效忠的观念，也打破了历史种族渊源影响爱国情操的看法。

　　生长在一个动荡不安、民不聊生的时代，拉惹的正义之心让他的一生活出精彩，活出典范，从他写的信约——以公正、平等来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足以证明。

　　哲人已萎，但他一生思考的问题，需要我们继续深入探讨。

　　诚然，种族的不同，信仰的不同，文化的不同，不如个人封闭的心灵来的可怕。真正的罪魁祸首是后者，而且往往假前者之名而肆虐人间。

　　如何才能培养出具拉惹般的修养、信念、识见、胸襟的新一代领袖，以承先启后，继往开来？

　　教育能否停留在把人变成促进经济生产、加强国际竞争力的工具？结果虽然可以生产出一个个合格的技术人员、专才，但这些始终只是工具，尚未成“人”。

　　人应当是“人”！

　　把理想主义的精神、学习做“人”的人文修养精神重新注入教育，才能继承拉惹未了的心愿——打破人的封闭，缔造和谐的人间社会，为全球化时代不同族群、信仰、文化的人如何和平共处作出巨大的贡献。

•作者任教于私立教育机构东亚人文研究所

不应停留在现实层面思考NKF

文章标题：不应停留在现实层面思考NKF
文章作者：颜国伟
发表日期：2005年12月31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NKF事件，自KPMG的独立审查报告出来之后，为本来应该充满温情与关怀的12月带来了阵阵寒流。失望、难过、愤怒、溢于言表。这起丑闻，不仅是一个机构的公信危机，更是所有慈善机构的信任危机，也是向来以高效严明闻名于世界的政府的管治威信一次强大的冲击。

　　NKF事件，破坏了什么？

　　诚信。在一个以肯定自私自利人性为前提而建立起来的现代文明，本来已摇摇欲坠，经过这件事的教训，人们更加可以理直气壮地去怀疑：人是不可以相信的，到处都是形象工程，就连专业的知识、训练也不可靠，甚至是机制、制度也会失效。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一旦失去，我们会把自己武装起来，美其名是自我保护，实际上是自我封闭，生命变得孤独，理想成为虚幻，社会整体所付的代价不可谓不大。

坊间流行的看法

　　如何善后，以重新挽回大众的信心？坊间流行的看法包括：

　　一、慈善福利机构的运作需要增加透明度、问责要求，而善款的使用必须交待其合理性。

　　二、机构内部运作的互相制衡、监督，以及外界，特别是政府的监管，必须环环相扣，缺一不可，以加强有效性，同时还必须不断检讨、更新，必要时作出大幅度的修改。对违反者，还要施以严刑峻法来确保大家认真遵守，小心执行。

　　三、政府需要在监督慈善福利机构的表现上有更高更好的表现，以取得人民对政府、对法治的信心。

　　为何无法提早察觉问题？公开慈善机构最高层领导者的薪酬、筹款款额、储备金、营运成本、受资助的对象、人数、用途等，能够解决什么问题？政府对上市公司的管制是非常严格的，但是在以其制度优越、规则严密的美国，有恩龙（Enron）事件的发生，而我们则有中国航油的事件。

　　所谓的加强透明度、制衡、监管，只不过是让我们心理上觉得放心一点而已，尽管我们目睹过许多被不法之徒破坏、操纵的商业、政治、公益、乃至学术欺骗的案件。

　　切割性的思维产生衔接上的漏洞，使得不同部门、机构之间缺乏协调，大家有如瞎子摸象一般，每人只摸到一个部位，结果让别有用心者有机可乘。我们需要检讨的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切割性的思维？在NKF事件中，这种思维造成政府的监管部门错失了及早纠正偏差的机会。

人文价值高速蒸发

　　我们更须要反省的是，慈善事业与营利性事业本质上的区分有什么重要性？慈善事业的根基在于人的关怀心、同情心、付出心、承担心、成全心。但是，这些年来，这些宝贵的人文价值，在横行全球的消费主义下高速地从我们的社会中蒸发掉。

　　是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接受“从事慈善工作的人，没有理由不能接受其才能所应得的市场价值”的言论？

　　是什么时候，我们开始认同通过消费的方式，让艺人以其并不擅长的杂技式表演，有时候甚至是虐待式的表演，来娱乐大众、刺激大众，令大家“感动”后捐钱的筹款模式？

　　是什么时候，我们对于通过挑起人们侥幸心态（赌徒心理）的筹款手段变得麻木，放弃批判的行动？

　　是什么时候，人心变得冷漠、麻木，必须受到更能刺激我们感官的娱乐，我们才会有反应，有“感动”？

　　我们已不知不觉地把慈善事业的根植于功利主义、消费主义的土壤，才会有这种现象的出现。若不弄清问题的根源，丑闻还会不断发生，直到大家习以为常，麻木为止。

　　我们已经遗忘了，在物资匮乏、经济落后的60年代，在社会贤达振臂高呼之下，全民上下一心，出钱出力，共创福泽子孙万代的教育事业的人文精神。我们的先辈，不需要利诱，更不用感官上的刺激，而是大丈夫所为应如是！

　　珍贵的人文精神消失了，为何我们没有反应，没有了思考的能力？这难道只是别人的责任，政府的责任？

　　我们不应该停留在现实层面上思考NKF事件，以免陷入相互对立抵消的理性困局，例如如何平衡监管与活力、创造力之间的矛盾？能够因噎废食吗?通过投票来解决分歧吗？数量代表正确性、合理性吗？繁琐的监管难道不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吗？

春风何在

　　如果我们能够从NKF事件中反省到我们不应该盲目地迷信机制、制度，这将是这次教训带来的转机。

　　一个机构、政府，乃至国家、社会保持自我完善的能力的根基该从何处建立？这就不能单靠制度、单靠政府，而是需要有好素质的“人”来作为保证，能够群而不党，和而不同，放得下个人的得失利害，走出自我的世界，对他人、社会、历史、文化乃至人类的将来有远大关怀的独立人格。我们现今的教育，能够塑造这种人格吗？

　　我们深信，每个人的内心，都有对他人、对社会的关怀与付出，所以，慈善事业的主动性应该来自我你，不分民间与政府。政府如果只停留在“资源分配”的角度上看待慈善事业，让民间多承担，以减轻政府财政的负担，难免不出现以筹款是否出色作为对慈善机构的评核标准，越出色越受器重，越受信赖，产生“只要成果，不问过程的合理性”的功利性判断。

　　慈善事业更是一种教化的志业，政府若能身先士卒，身体力行，体现一个充满“温情与关怀”的精神，则诚如《论语》所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普罗市民，与其从这起事件中变得凡事怀疑，不如自己努力提高思考力、批判力，在行动上拒绝参与刺激感官、挑起我们侥幸心的筹款活动，让群众的力量扭转哗众取宠的流行文化、消费文化。

•作者任教于私立教育机构东亚人文研究所

平面的多元性并不足够

文章标题：平面的多元性并不足够
文章作者：颜国伟
发表日期：2005年6月4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从最近台湾作家龙应台认为新加坡决定建赌场的“争吵”不够的评论，到较早前（5月9日）言论版的王昌伟一文《五四精神与当前的新加坡》，可以读出一个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价值观念：推崇与维护多元性。本文尝试深入挖掘“多元性”这个观念。

　　《联合早报》5月23日社论回应龙应台的说法中指出“意见不怕多，只怕少”，赌场课题是新加坡一场悄然而至的思想解放的具体体现。但是，我们须要进一步思考的是：数量上的多是否代表多元性？

　　记者谢仲贤5月28日的文章认为，停留在单一的思维框架中，只有数量上的多是不够的，我们仍然缺乏“边缘的‘非主流’意见”。她认为龙应台的主张适时地提醒我们要有多种角度的思维。

　　社会可以视为由不同社会功能的组织所形成，学界、企业界、教育界、建筑界、美术界、媒体界等，不同社会功能组织的看法代表不同角度的思维。谢文将视线放在学界，认为不同学科专长的人士，代表了不同角度的观点，为讨论“增值”。

　　当大家从不同的经验立场，不同的知识背景发表意见时，真理真得能够“越辩越明”吗？我们是否还需要某些关键性的条件或前提？

　　首先是历史的启发。五四时期中国的思想界，一个所谓“百花齐放”的时期，王昌伟认为最值得我们留意的就是它的多元性。各种由西方传入的思潮如：民主主义、共产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皆被中国人饥不择食地吸收、模仿、推行。

　　当时也“吵”得很激烈。其中冲突得最激烈的是将代表传统的儒家和西方的各种价值对立起来（民主、自由、科学等），以及后来形成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你死我活的斗争。

　　多元性并没有给中国带来积极的文化建设，反而形成多元价值之间互相的对立与冲突，在文化的层次上，民族感情与传统文化的对立，使得中国的历史文化被连根拔起，影响至今。我们看到现今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非常薄弱，精神生活空前虚无。

如何保证讨论的合理性

　　进一步，我们要追问的是：如何保证讨论的合理性？人真的能理性地讨论吗？能以理性作为判断和行动的根据吗？

　　若以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为例，这些都是中国当时最顶尖的人才，他们无法摆脱因自己饱受西方列强的欺凌而产生的强烈自卑感，对自己的自信不足，妄自菲薄。面对现实巨大的压力，他们也缺乏冷静思考的空间；在东西交汇之初，他们对西方的了解停留在文化的表象，缺乏深刻的文化反思的工夫。

　　这里透露：人的本能、欲望、心理、习惯、存在的时空，时时刻刻都在支配着人的思想与行为。到真正决定的时候、行动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根据个人的感觉、喜好、私欲、流行的价值观作为标准的。

　　代表不同社会功能组织的声音，在民主的游戏中，只是不同利益集团的发言人，多少人真的能够提出真知灼见？而不同专业知识的见解，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课题、人生课题、文化课题，只能管中窥豹，只见一斑。东亚人文研究所所长霍韬晦教授便认为，结果只是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引致相对主义，亦即是平面化。

　　无论是站在同一思维模式下的多把声音，还是龙应台式的多角度看法，这始终是数量上的多，属于数量的范畴。通过数量范畴来决定属于质素范畴的人文课题，这是一个思考上的谬误。

　　新加坡开不开赌场的问题，香港的西九龙发展问题，都是人文建设的问题，里头牵涉是非善恶的价值标准。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没有任何一套价值体系是永远可以合乎时宜”的，只有此一时，彼一时的价值，那人如何能够站得稳？做人还能有信念吗？还能有对理想的追求吗？而这样的看法是否又永远地真？真的话，岂不是跟自己的主张自相矛盾？

我们缺乏的不是多元性

　　平面的多元性，无高无低，你不能衡量我，我也不能衡量你，大家尊重差异性，没有主流与边缘之分，将导致客观标准无法建立起来。由客观标准的丧失，社会将转向分裂，甚至解体，形成虚无。

　　香港的西九龙课题，表面上看起来，讨论得热热闹闹的，符合西方提倡的“开放社会”、“公民社会”的要求，实际上却是香港社会日趋分化的写照，真正作决定的，最终将是利益的结合与交换，然后通过数量暴力取得“合法性”以及肤浅的“合理性”，这是平面多元性惨痛的代价。

　　多元性需要以层次性思维、深度思维作为前提，才能避免不同价值自我封闭、互相抵消、互相冲突的局面，对于各种价值作根源性的思考。例如五四时期被视为救世良方的“科学”、“民主”、“自由”等价值，以及后现代社会鼓吹的“多元性”，它们是如何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它们能够成就什么、有什么局限？这些都需要好好地反省。

　　个人首先要立本，先站稳自己，还要不断学习，打破封闭（自我的封闭、知识的封闭），以真正开放的心灵，在生命中进行价值体验，不能够停留在理性的认知层次上讨论。否则，将好像佛经中有关瞎子摸象的故事一样，各说各话，谁也听不进谁的话，谁也不尊重谁。

　　说实在话，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缺乏的不是多元性。哪怕新加坡真的没有好像龙应台这样的人，也没有香港人那样敢言的作风，但是像龙应台这样的人，还是可以来这里和我们分享她的看法，还可以在网站上刊出她的文章，供数以亿计的网民浏览。

　　这是一个没有任何政府能够真正地把“异见”拒于国门之外的时代。我们缺乏的是有层次性思维、有深度思维，能够对不同价值作出超越性涵盖的人。唯有这种人才能够真正的产生，我们才能建立一个有深度、有层次的价值世界，向肤浅与庸俗的文化告别。

　　这就需要能够产生真正人才的教育。

•作者任教于东亚人文研究所

五四精神与当前的新加坡

文章标题：五四精神与当前的新加坡
文章作者：王昌伟
发表日期：2005年5月9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我们一般所谓的五四运动，是一场历时近十年的新文化运动。此运动之“新”，表现在知识分子很自觉地把自己和传统割裂开来，并积极引进西方文明，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推崇理性，追求科学与民主的所谓“现代性”的思潮。

　　但如果我们以为五四运动运动仅仅是如此而已，则是完全误解了这场波澜壮阔的运动。实际上，五四是一场多层次，多面向，有着不同的声音在互相碰撞的运动。五四精神最值得我们留意的，正在于它所展示的多元性。

　　在这场运动中，知识分子对中西文化都进行深刻的解剖和反思。依照他们对待中国和西方文化的态度，我们很自然地会把他们分成新知识分子和文化守成主义者两大阵营。实际上，当时的情况远比我们想像中复杂得多。

　　例如所谓的新知识分子群体，其实还可再划分为以胡适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和以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即便是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又可再划分为相信革命应由城市无产阶级领导和主张更积极地动员农民的两大阵营。

　　所以，过去把对现代性的追求当是五四运动的主要，甚至是全部基调，显然是把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平面化了。从当时异常蓬勃的出版业，以及市面上充斥着立场各异的报刊杂志来看，显然许多不同的主义都有它们一定的支持者。而像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样带有文化守成意味的著作能够一版再版，显示当时的话语空间并没有被追求现代性的声音所垄断。

五四没放弃对道德的追求

　　不过，在多元的声音当中，我们似乎也可察觉到一种相当一致的精神，那就是对道德理想的诉求。比如被我们后来归类为当代新儒家群体的知识分子，就是不断在思考如何把道德主体树立起来以吸收并开展科学与民主。他们批评新文化运动一味摧毁旧的价值体系，却又无法建立起新的体系，结果导致道德主体的丧失。

　　但是，这样的指责未必能让新知识分子信服。在他们看来文化守成主义者所坚持的道德，其实是一种伪道德，而他们的工作，正是要建立起一真正的道德原则。

　　比如一些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知识分子认为，中华民族要在世界各民族激烈竞争，适者生存的国际环境下生存，就必然得超越对个人与家族利益的考量，发扬社会公德。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道德带有阶级性，只有无产阶级的道德观才能带领人类迈向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

　　可见，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尽管对道德的理解不同，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对道德的追求。在著名的“德先生”、“赛先生”之外，其实当时知识分子还非常拥护一位“莫姑娘”(morality)。在这个基础上，知识分子所欲建立的，其实是一个以道德理想为价值本位的社会，而不单单是一个着重于眼前功利的社会。

　　因此，在我看来，五四精神正是一种重视多元性，以及对道德理想有强烈诉求的精神。以此审视当前的新加坡社会，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启示？

我们社会惊人的一致性

　　首先，我们的社会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据个例子，每天翻开报章，见报率最高的词汇，大概就是“创意”、“世界顶尖”等等。人们似乎觉得要使自己所做的任何事情合理化，援用这些由政府“钦定”的词汇就能理直气壮。

　　这个现象的形成，主要是由于政府强势的话语铺天盖地地向社会覆盖下来，而社会也经常毫无保留地把这套话语接受下来，并且推向极致，结果不同的声音即使存在，也会显得异常单薄微弱。

　　这样一来，政府的治国理念受到公开的、强有力的质疑的机会微乎其微。即使像建赌场这样的大课题，我们可以从政治领袖的谈话中感受到反对的意见相当强烈，但是当政府不断劝导国人应该“务实”地以国家的经济发展为重，媒体的舆论立刻转向着重谈论建赌场的种种“好处”。

　　在这次有关建赌场的辩论当中，不管政府的原意是什么，其中为国人所接收到的信息就是，经济的持续发展，永远比道德的考量来得重要。在“务实”的强势话语之下，道德理想必然得在经济利益面前俯首称臣。

　　政府并不是没有考虑到建赌场所必须付出的政治代价，也不是没有应对的措施，但令人觉得相当有趣的是，政府所想到用以抵消建造世界级的赌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策略，竟是建造一个世界级的针对病态赌徒的医疗中心。

　　我们理所当然相信我们样样都必须世界级，因为世界级是在经济领域保持领先的必备姿态。所以我们的一切追求和关怀，就必然得很“务实”地局限在对经济发展的追求之内，对道德理想的追求，在这样的理念之下，最多只能是第二义的。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学生走上街头抗议巴黎和会的结果。86年后的今天，当我们从另一个时空回溯这段历史并观察当前的新加坡社会，可以这么说，我们缺乏的正是五四精神中对多元性的尊重和对道德理想的追求。至于说，我们应不应该，或者说须不须要继承并发扬五四精神的这两个方面，选择权其实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作者任教于国立大学中文系

你可以选择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文章标题：你可以选择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文章作者：彭伟明
发表日期：2008年10月1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今年里面阅读了几篇关于“过劳死”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提出了生活在科技发达与功利主义盛行的社会的现代人，在生命中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那就是“到底什么才是人生真正的价值与意义？”。

　　我们应当正视这个核心问题，并找出真正的答案。

　　吴韦材在4月16日“对流层”专栏中，发表过一篇《“过劳死”折射出国人的心身问题》，文中也提到我们应该在“知足中寻找自己的意义”。

　　新加坡已步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国民的衣食住行都比较丰裕，这也形成追求物质生活的欲望盛行，无形中也容易养成一种比较的心理。这种以金钱和地位为标准的比较渐渐形成了衡量一个人，包括他自己的唯一价值标准。

　　在鼓吹满足本能欲望的消费潮流源源不断地密集“轰炸”之下，许多人不知不觉地成为了追求物质的奴隶。然而，人的一生所拥有的一切资产到了最后都变成了遗产，就如人们常常说的“拥有的很多，享有的却很少”。

　　尽管，现代的年轻一代也流行所谓的珍惜“当下”。然而这一切都是从人的本能欲望之心出发的，说得好听是珍惜当下，充其量只是满足自我本能欲望的要求而已。

潮流影响下渐失“初心”

　　在这千变万化的大环境中，人不断盲目地追求着外在的拥有，从表面上看是在求进步，但在过程中人会产生许多的隐忧和仿徨，对未来的前景深感不安。这一切都是为了求生存所造成的压力，还是因为一味地追求外在的拥有而造成的负担呢？

　　人往往栽倒在自身的本能欲望中，有些人甚至认为只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就会觉得快乐，得到满足。近代儒学家唐君毅曾经说过：“人类之所以如此地感到无助，都是因为文化的破裂，进一步导致社会的破裂，令生命破裂。”

　　钱穆先生说，人生最多是过百，甚至更少，那我们在有生之年，如何能过得充实？又能创造什么价值呢？

　　这得回到人的内心。人的内心总有个呼唤，让我们自觉地要求自己成长。换言之人都希望自己能够超越自己，能做得更好，那就是我们的初心，一颗愿意成长的心。

　　孔子称之为“仁”，学者霍韬晦称之为性情。但是在这现实的大洪流中，在世俗的种种潮流的影响之下，让我们渐渐地失去了“初心”，不能真正地面对自己。以现实为导向的扭曲，导致了人的思想偏差，也造成了我们生命成长的障碍。

　　当中唯有通过生命成长的教育，才能真正明白人一生奋斗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观。顾名思义，也就是人的一生当中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才有意义。换言之，活着是一回事，但要活得有意义则是另一回事，关键在于其中的“意义”。

　　这就得回到你的人生的意义，只有你在有生之年尽了自己应尽的责任，做了自己应做的本分，才不会白活了这一生。每个人的一生都是由一连串的抉择所构成的，一旦做了抉择，它就会形成你生命中的一部分，渐渐地就塑造你的人生价值观。

　　荀子在《王制篇》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唯有人才有这“自由”的选择权。

　　通过思考而作出你的抉择也是人之可贵的地方，这才是人的根本价位。拥有超越自我的理想，确立了一生努力的目标，人才不会因为价值与意义的偏差而导致无谓的牺牲，错认了人生的方向。

　　在专注于经济发展的大前提之下，近一两个世纪我们的学校教育都只停留在“知识型”的教育模式，只专注于提供市场所需的专业人才以及技术人员，却忽略了传承我们自身文化精髓的重任。

　　让我们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感到苦闷的是，新加坡尽管拥有较成熟的管理文化、科技基础，但缺乏的是整体的人文素养。没有了这些人格修养的文化底蕴，这些年轻人将来在做人、做事方面，他们的志向和理想很多时候就会变成模糊。而在知识型主流教育发展的大前提下，缺乏人文涵养所培养出来的年轻一代充其量只能做个世界级的一流技师。

　　一个国家、社会、团体组织需要的是经过成长锻炼、具备历史感、有思想的领导者来带领。而领导者的承担精神、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力等等，却只能从深厚的文化土壤中才能孕育出来。

•作者经营汽车信贷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