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了高等教育不等于有良好的品德

文章标题：受了高等教育不等于有良好的品德
文章作者：沈裕生
发表日期：2009年9月19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近五年发生了几宗律师卷款潜逃的事件，迫使政府不得不在2007年制定了新条规之后，再次委任实施委员会探讨拟定更严密的条规、措施与制度来杜绝这类事件。

　　律师卷款潜逃是一种无信与无耻的表现，而信用与羞耻之心都是做人很基本的要求。像律师这类受了高等教育的知识份子有这样的表现，实在是令很多人感到失望。

　　教育部长不久前说他最大的挑战就是继续提供高素质教育，但是从这些事件看，是否表示了我们政府认为已经在提供的高素质教育还有很大的进步的空间、很大的偏差？如果让孩子受了大约20年的教育，都不能确保他品德端正，父母到底还能如何确保孩子以后不会变成无形？到底我们的社会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受了高等教育、高素质教育的知识份子也会有这样的表现？

　　陈锡强大法官在去年的新司法年开幕礼上，对加强管制后的律师户头条例仍无法奏效表示关注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律师专业的名声受到了损害。大法官于是委任了检讨委员会，研究如何防止房屋买卖中律师亏空客户款项事件的再度发生。所提出的五项核心建议不外都是一些更严密的条规、措施与制度。

　　有了这些条规、措施与制度，相信律师卷款潜逃的机会一定能大大的减少。问题是，律师专业的名声受到了损害，是因为卷款潜逃的事件本身，还是卷款潜逃事件反映了某些律师的人格有问题？如果是后者，那么加强管制措施不但不会对律师的有问题人格有所改善，反而可能有负面影响。

　　孔子在2500年前已经说了，“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人民虽然不会犯罪，但是他们也不会有羞耻之心。慢慢的，当一个社会的管制措施越来越多的时候，人因为被动地迎合制度的规范，他的主体性、道德心、良心、羞耻心等等就不会受到培养，人也就越来越不会有什么操守了。

　　那么，就算律师卷款潜逃的事件不再发生，我们对律师也无需尊重。因为，卷款潜逃事件没有发生不是因为律师本身的操守，而是因为这个行业的监管措施非常严密。如果要尊重的话，我们应该尊重的是对律师的监管措施，而不是律师。

　　所以，当许海强律师说，“完全禁止律师保管房地产交易的款项是应该的。不保管这些款项，对一些律师来说就没有诱惑，而他们也就能够专心做事。”的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羞耻的事情。这显示了这些律师没有操守、没有羞耻心、没有自律、欲望太多、没有修养。

　　通过监管措施，这些律师容易受诱惑的心其实并没有被化解。那么，当他生活在另一个监管不是那么严密的环境的时候，他那容易受诱惑的心就会发作而引他犯罪或做出不恰当的行为。一个社会的监管措施有可能无时无刻无处监管一个人吗？这就像做父母的不可能24小时看着孩子使他不要做出不恰当的行为。最后，孩子必须成长、必须有自律、必须自己能够管理好自己。那么，受了高等教育又已经有一把年龄的律师，还需要一套严密的措施来管制他不会做出不恰当的行为，不是很羞耻的事情吗？这才是真正破坏律师专业的名声的原因，而不是卷款潜逃的事情本身。

　　所以，人到最后始终必须化解我们容易受诱惑的心。这就需要人从小懂得克制自己的欲望和本能，懂得修养自己；这就是孔子所谓的“克己复礼”。人必须了解到，人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为了要追求什么物质享受或满足自己的欲望，基本上来向这个地球拿取许多的资源、消耗地球的有限资源。我们来这个世界最重要也是最有意义的是，成长我们自己，在有限的生命旅程中，把我们的生命素质提高到最高点，以便为人类做出最大的贡献。这样的人生才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人生。

　　但是，提高生命的素质不是增加多一些知识与技能，或办事能力。提高生命的素质是要突破我们自己、克服自己的障碍、改善自己的缺点、修养自己、增加内涵，让自己成为一个有修养、有眼光、有胸襟、有深度、有承担力、有魄力、顶天立地的人。

作者是学校行政经理

神州百年的苦难

文章标题：神州百年的苦难──六十年的回眸
文章作者：霍韬晦
发表日期：2009年9月30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神州六十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六十年，我们应如何看待这一段历史？这是一个民族如何落陷至低谷，甚至绝境，然后又重新奋发，挣扎向上；这其中必有一种生命力、一种精神，使其不死。

　　世界上有许多民族，也曾创出一段辉煌，如埃及的金字塔、玛雅的绝顶祭坛，但在受到冲击之后，恍如中蛊，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但中国并非如此，它一方面承接自晚清以来的积弱，生产落后、思想封闭，受尽列强欺侮，亡国在即；一方面继承孙中山的革命，重新建国，以求独立，列强平等待我。任务艰巨，但却是百年主题，也是中国必须积极面对的命运，起死回生，现在中国做到了。

　　中国为什么会遭此巨变？从历史观点，可以溯至三千年前的文化开国。当时中国人崇尚礼乐，讲君子修养，重视人伦秩序，道德居先而以性情为本。西方人则不然，西方人自希腊文明始，即重视数理，讲客观规范、社会组织，知识居先而以理性为本。经过漫长的积淀和演进，西方人已经产生科学，技术上也有了第二波的突破（工业革命），生产力大增，连政治制度也作出了颠覆性的改革，而中国还停留在第一波那里，这不是太固步自封了吗？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因此，在19世纪中叶，英国首先以军舰来扣门，满清政府被迫签下不平等条约。当时中国根本无法认识这个与它们异质的西方文化；难怪李鸿章说：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显示了中国对世界的无知。中国从来不知道自己已经落后，怎能抵抗西方人的侵略呢？唯有全民觉醒，奋起反抗，才有生机。这就是百年主题，中华民族在生死之际所发出的呼声。

　　正是由于这一历史主题是如此鲜明、如此有力，所以孙中山推翻满清的革命虽然成功，但其后继起的国民党却未能完成这一使命，反而陷进军阀割据、连年内战之中，让人民失望，引致日本人乘虚入侵，爆发八年抗战。这八年，中国人固然敌忾同仇，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抗战胜利，人心思复，国民政府又未能掌握机会，先安顿民心，和平建国，反而加强内战，终于失去大陆，困守海外孤岛。

　　毛泽东在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一句话不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而是百年主题的真实展现。不读历史的人，或者对民族苦难感受不深的人，是不知道这句话的分量的；唯有经过时代的烙印，才会从心里涌出热泪。

　　不过，历史虽有大势，却并非没有跌宕。因为历史的主角是人，是人就有其局限。人生的路和民族革命的路能走下去，还要与其思想、智慧、道德修养、历史远见共始终。这是人的质素问题，也是对民族文化的深度了解问题：谁能明白中国人的追求？谁能知道历史要往何处去？当人迷惑，为自己的骄傲所阻，为自己的私心所累，为自己的无明所隔，就会走入误区，真假难分、正邪难辨。

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

　　为了保持党的纯洁，毛泽东认为：必须不断进行整风，由党内到党外，全国上下，都要投入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例如五十年代除抗美援朝战争之外，有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分别清算了地主和资本家，然后是反右派，清算知识分子（五七年）；跟着树起三面红旗，提出总路线、成立人民公社、搞大跃进，于是“土法炼钢”、“亩产万斤”、“十五年超英赶美”等等左倾空想冒进口号传遍全国（五八年），所谓“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毛泽东《满江红》词），终于造成空前大饥荒。

　　毛泽东不得已让出国家主席之位，由刘少奇收拾残局，允许农民有自留地。这已经是六十年代初了，但不数年，喘息方定，又再发起“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一方面从文艺、戏剧界布局，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一方面从政治路线出发，批判党内的“走资派”、“当权派”，进而反帝、反修，最后合流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惊心动魄的、荒诞的“文化大革命”（六七年），株连广大，受辱和受害的都是老革命、老干部、和一直忠心追随的知识分子、学者和文化人，如吴晗、翦伯赞、邓拓、廖沫沙、老舍、傅雷……等，都受不住批斗，无法自解而自杀。

　　运动狂飇，最后更藉批孔而批林，连邓小平、彭真、陈毅、贺龙、罗瑞卿等开国元勋也不能免祸，刘少奇则更被斗争至死。局外人也许永远不知道真相，文革十年，中国肯定元气大伤。从一九四九到一九七九，建国三十年，斗争不断，显然并未让人民享受到革命胜利的果实，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同样受折磨。

　　《易经》说：“穷则变，变则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狂飇，随着毛泽东的逝世，历史必须再回到它原来的轨道。邓小平复出，决定开放改革（1979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于是有中外合资企业、乡镇企业、三资企业的出现，政府则放权让利，加以扶持。国企为了生存，亦走向市场化，甚至改组，不再与政府相连。但由于缺乏制约，这些改组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因人成事的现象非常普遍。但大体而言，是重新接受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而把它放在社会主义的体制之下。虽然在观念上有点矛盾，但在邓小平实事求是，“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耗子的就是好猫”的实用主义态度下，的确能让中国经济迅速发展起来。

思想和文化上的中国

　　现在，改革开放又三十年，成果有目共睹。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出口产品遍于全球，累积的外滙储备达2万亿美元，世界第一，同时也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真是时移势易，美国反而深受金融海啸和出兵伊拉克的困扰，泥足深陷，霸权没落。许多人相信：再过十年，中国的国力就会超过美国。百年来的挣扎、起伏，终于有了成果。

　　但是，这只是指经济而言，在思想上、文化上，中国却距它们努力的初心甚远。中国原来是为民族的独立而奋斗，而不只是为了改善生活。若为了享受物质而出卖灵魂，则愈多的财富只有让中国解体更快。除非把财富转化为更高的价值，回归人生，重建人间的温暖，否则一切外在的追求都会使中国落入冷酷与虚无。难道这就是中国百年来的追求吗？

　　其实，从大文化、大历史的角度，人类自轴心时代以来，至今已二千余年。圣人已远，但他们所开创的文明却带领人们越过一个又一个的关壑。如今，是他们会合的时候了，但也是他们能否虚心聆听对方以面对一个全球灾难的时候。西方霸权殒落，正象征它的文化已经亢龙有悔，理性优位的文化已经堕落。我觉得历史正给予中国一个机会，而不只是经济发展。但中国能掌握这个机会吗？建国六十年了，经历了许多曲折，能让中国的性情文化重光吗？能让中国民族回复它的生命力吗？能挽救现代文化的向下沉沦吗？

　　历史是须要回头细察的，智慧要能通达，代价不要白付，痛苦不要白挨！

作者为私立教育机构新加坡东亚人文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