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作者：宁二
发表日期：2011年2月13日
发表媒体：《南方都市报》
摘要：“选贤与能”制度，长期以来为新加坡政府与相关机构吸收了大量的最优秀的人才，使得国家层面的策划与管理，达到高效率，也带来经济的整体发展。不过，这个制度也对民间能量的储存与发挥，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效果。
柯思仁说，在新加坡，教育程度比较高才会有批判性的思想存在。
“选贤与能”制度，长期以来为新加坡政府与相关机构吸收了大量的最优秀的人才，使得国家层面的策划与管理，达到高效率，也带来经济的整体发展。不过，这个制度也对民间能量的储存与发挥，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效果。
人民行动党政府一直强调的是经济方面的发展，政府不断地通过学校教育、通过社会政策对国民进行灌输的观念，就是物质财富的赚取与累积。拥有自己的房产，拥有储蓄，一个中产阶级就会被塑造出来，而当中产阶级一形成并成为社会最强大的群体时，就很难再看到这个社会会有太大的变动了。
新加坡意味着什么？
是“新马泰”旅游中的一个，是洋溢着南洋风情的富庶小国？是包括中国之外，唯一华人占多数的国家？是处处绿荫的花园城市？是威权政治强人李光耀？或者，是中国政治学者们奉为榜样的“高薪养廉”？———无论如何，时至今日中国政府每年仍会派大量官员前往新加坡学习，这个常住人口约500万、公民人口300余万的国家在政府治理和公共政策层面仍是中国学习的榜样。
那么新加坡人呢？新加坡社会呢？在李光耀和新加坡政府的代言之外，他们真实的历史和内心的感受究竟如何？新加坡是否具有民间？而那些勤于思考的新加坡人的独立思想又在以什么样的方式表达？
生于1964年的柯思仁先生现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曾任系副主任和代主任，正是他所任教的大学承担着培训中国官员的任务。2000年，他和朋友们发起成立了“圆切线”，一个以华语为媒介反思新加坡历史与社会的知识团体。在2000年10月的《圆切线》创刊号封面上，印着这样几个标题：《现代新加坡的另类思考》、《当追求经济发展成为一种迷信》，以及《寻找新加坡知识分子的话语空间》。
以华文讨论社会问题
南方都市报：在我做新加坡采访准备时，曾写信给几位港台重要的知识分子，请他们推荐新加坡重要的批判性思想团体，有几位告诉我，应该去找“圆切线”。作为创始成员之一，你可否谈谈你们圆切线的具体脉络？
柯思仁：圆切线的缘起可以回溯上世纪90年代中，当时我还在高中教书，我们几个朋友，包括现在的社长、也是圆切线关键人物李慧玲在内，有个共同的感受是谈新加坡政治社会文化方面的问题，几乎都是用英文在谈。郭宝崑（1939-2002年，新加坡著名戏剧家）在1990年创办新加坡第一个多元艺术中心“电力站”之后，每年都办一次讨论新加坡文化课题的会议。会议语言主要是英语，重点是艺术和文化课题，往往也涉及社会政治方面。我们几个人几乎每年都去参加这个会议，感受很强烈。出席会议的艺术家与知识分子，讨论各种各样的话题，往往延伸至社会、政治等层面。但回头来看，用华文可以讨论的局限在跟中国文化或华文华语有关的课题，范围比较狭窄，所以我们想到要有一个平台可以用华语华文来讨论更广泛的课题。1996年，我们主办了第一个会议，1999年办了第二个会议。在这期间，我去了剑桥大学读博士，李慧玲同时也在伦敦念书，还有另外两位朋友当时也在英国，我们就决定要筹办这个团体，2000年“圆切线”正式成立。
成立之初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用华文华语来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并不局限在新加坡。而在新加坡的范围里，我们希望能够进行跨族群跨语文的沟通，不过那种方式显然就必须用英文。另外我们通过筹办一些公开的讨论会、讲座，希望使得这种用华文华语讨论问题的风气能在社会上得到扩大。
南方都市报：如果知道新加坡这样一个把英文当作首要官方语言的国家里，有一些华人知识分子在坚持用华语进行思考和讨论社会问题，很多中国读者恐怕会有一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但我了解，对你们来说，用不用华语和现在的中国其实没有关系。在新加坡内部，使用华语谈论社会问题和使用英语谈论究竟有什么差异？
柯思仁：这其实很微妙，有时候也说不清。英语作为跨族群的共同语言，是新加坡建国时期的一个政治与经济性质的决定。那个时候，英语并不是多数人的语言，华人的语言，主要是闽南语，从人数来说是最为通行的语言。目前，新加坡还是有一个相当大的讲华语的群体，但对我而言，坦白说，讲华语跟作为华人或中华民族性不一定有必然的关系。刚好我生下来在家里就是讲华语，后来读书时进的是华校。换一个情况，如果生在讲英语的家庭，读的是英校，情况就完全相反了。这显然与新加坡的历史有关系。比较早的时代，年纪比较大的世代的人，华文华语的运用跟他们作为华人，以及这种身份跟中国在文化上和民族上的联系是比较强烈的，但对我们这个世代的人，这种联系并不是很重要。
南方都市报：我看到在“圆切线”五周年的讨论会中，李慧玲在发言中提到，圆切线用华文，在新加坡这个环境当中，谁也不知道它会不会触及政府制定的新加坡在语文方面的敏感性，这个敏感性具体是指什么？
柯思仁：这跟当年华校生参与政治的历史有关系。讲华语使用华文的人，在某一种情况下，会被指责为华文沙文主义者。华文沙文主义者的意思，就是以强调华文与中华文化的优越性，而贬抑其他语文（包括英文）与文化的地位。
南方都市报：但是新加坡是没有英文沙文主义者的。
柯思仁：新加坡是没有英文沙文主义者的说法的。
发现历史，正视族群
南方都市报：圆切线关注的新加坡的问题是什么？中国人了解的新加坡一般而言就是花园城市，就是李光耀，在你们看来，新加坡内部比较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柯思仁：我们有一个特辑是历史和认同，它的重要性在于新加坡人如何看待自己的过去。对于历史的解释权往往掌握在当权者手中。当权者会通过教育来表达他们对历史的看法，这种表达往往会成为权威。要更多元化地看待过去，就需要去做很多挖掘，然后才可以提出不同的看法。比如我们在2007年办了展览和一系列讲座，来发现和讨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加坡中学生的课外活动和校外活动，包括学生参与的社会运动。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方向？我们通过展览和讲座、讨论，让它有一种更多元的展现，我们希望以更多元的声音来叙述历史。
另外一个重点是多元文化，也包括族群之间的沟通。在新加坡，不同族群之间的有效深入的沟通并没有真正在进行，跨族群的讨论本身就不多，也并没有受到太多的鼓励。政府所推动的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展示方式是很肤浅的，所谓多元文化的了解与尊重，就是不同的族群在过年时，互相拜年，互赠礼物，那是很表面的层次。新加坡几大种族群体之间的深入了解并不存在，在学校教育的科目上并不存在促使族群深入了解的机制。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希望能通过对话，推动深一层的了解，但这很不容易，因为在社会结构上，这种族群划分的方式已经形成，而且固化了。
充分体制化的困境
南方都市报：你在1999年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新加坡华文知识分子的境域》，文中提到在新加坡，因为整个社会已经被充分体制化了，知识分子精英也有很多机会被吸纳到政府当中进而被体制化，所以新加坡的批判知识分子群体不是很活跃。在新加坡，批判性知识分子进行独立的言论表达的空间究竟有多大？
柯思仁：以现在的情况而言，就像你提到的，新加坡的体制特别强。新加坡有个制度，一向为政府所标榜并感到自豪，叫m eritocracy（“选贤与能”制度），其精神某种程度上像科举制度。在新加坡，从小学、中学、高中一直到大学都是考试制度，而高中毕业时的会考会作为一个主要的进入点，政府会从中招揽优秀者培养“人才”。政府每一年都会提供非常多的奖学金给全新加坡在高中会考中最优秀的学生，很大一部分最优秀的学生就因此进入了公务系统，以及三军系统成为正规军人。今天新加坡政府不少部长，是在这个基础上一路晋升，最后从公务或军队系统离开而进入了政治。“选贤与能”制度，长期以来为新加坡政府与相关机构吸收了大量的最优秀的人才，使得国家层面的策划与管理，达到高效率，也带来经济的整体发展。
不过，这个制度也对民间能量的储存与发挥，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效果。首先，当大部分的人才进入政府相关体制中，留在民间的人才就相对的少了。你也会发现，早年具有批判精神的评论者，或者主要使用英文批评政府的知识分子，有一些也会被政府吸纳，甚至成为部长级的高官。像林双吉（现任新加坡交通部部长）、Vivian Balakrishnan（现任新加坡社区发展、青年及体育部部长，华文名“维文”）都是这种情况，在进入政府之前他们对政府的某些政策是持批评态度的。所以“选贤与能”制度的运作涵盖面非常广，这种情况之下，民间可以存活的另类声音，空间就比较小。这是一个层面。
为什么新加坡民间批判的声音很小？另外一个层面，要从历史的背景来看。自人民行动党1959年执政以来，新加坡这50年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人民行动党并不是一开始就那么强势，它的力量也并不是大到几乎掌握了绝对的权力。
南方都市报：我知道在早期人民行动党内部也存在分歧，有左右之争。
柯思仁：一方面党内有分歧，另一方面那个时代是政党多元化的时代。但你知道，人民行动党内部左右派的权力斗争，最后是李光耀为首的英文知识精英把左翼成员排除到了党外，1961年林清祥这批左翼政治家离开人民行动党，他们跟当时的华校生包括南洋大学，还有工会结合，是国会的主要反对党。但到了上世纪60年代中，他们中的一批议员集体离开国会，准备要走上街头，那时的这种抉择就决定了新加坡接下来会是一党独大的局面。
其实在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民间以华校生为主要成员的组织一直很活跃。但与此同时，人民行动党政府也一直在不断想办法要压制这些组织，这样一个整肃的阶段到上世纪70年代中基本就结束了。因此，新加坡民间的力量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中以后就变得非常弱。
这种情况延续了下来。而其后人民行动党政府一直强调的是经济方面的发展，政府不断地通过学校教育、通过社会政策对国民进行灌输的观念，就是物质财富的赚取与累积。现在新加坡80%以上的人口是住在自己拥有的房屋里面，这个比例在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比得上。拥有自己的房产，拥有储蓄，一个中产阶级就会被塑造出来，而当中产阶级一形成并成为社会最强大的群体时，就很难再看到这个社会会有太大的变动了，因为维持现状是中产阶级存在的一个基本目标。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这些年，新加坡社会基本上就是这样一种结构。
但其他的一些因素也还存在。现在回头来看，在吴作栋当总理的那十几年（1990-2004年）是新加坡整个社会走向比较开放、社会风气比较放松的一个时期。另外，在那个阶段，全球化真正兴起了，网络也开始发挥作用，后来新媒体也出现了，这样就有了很多新的管道可以用来交流、讨论和批评。所以另一方面我的感受是最近十几年来，新加坡的公民社会越来越活跃，力量越来越大，空间也越来越多。
社会力量的空间越来越大
南方都市报：新加坡公民社会的力量越来越大，空间越来越多，你更具体的观察是什么？
柯思仁：现在新加坡有一个蛮重要的异议性新媒体，theonlinecitizen.com，英文的。新加坡对于网站的管理，也有自己的一套，如果被认定是政治性质的网站必须要向政府注册，而一旦正式注册为政治性社团的话，它就会受到一些局限和管制，包括不能够接受外国的资金等等。这个网站已经存在好几年，最近被新加坡政府规定要正式注册了，它的确也去注册了。本来网络空间很多时候是匿名，一向都不知道这个网站谁在背后支持、管理、负责，但现在一旦注册，就看到有几个人名出现了。当然，他们的很多评论本来就是具名评论，所以这几位之前也不是完全隐形的。另外一个网站，www.temasekreview.com，它的活力要比theonlinecitizen.com大得多。
南方都市报：因为它是完全匿名的？
柯思仁：对，因为是完全匿名的。但有一些时候也会让人觉得，某些发言是在叫嚣、抹黑，或是非理性的情绪性的，反正跟政府有关的，他就一定批。跟中国大陆的愤青有一点点像，但又不完全一样，因为在这个网站上即便是这样的发言，往往也还是在尝试用讨论问题的方式进行。
知识分子的局限性
南方都市报：在整体层面上，你如何看待批判性的知识分子在新加坡社会中的位置和身份，以及他们能产生的作用？
柯思仁：刚才讲了种种历史的因素，在当下，整体而言新加坡民间力量还是很小的，而且民间团体的整个运作也都在政府的掌握当中。虽然这些年也开始出现一些自发性的民间团体，但他们的力量也还是不能完全施展开来，数量其实也很少。因为有很多政策性的局限。例如，一旦你开始在媒体出现比较频繁，显得比较高调的时候，你就开始被注意了，注意你的一举一动，这些年来偶尔还是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另外，我们很多人其实都是既得利益者，而且这个既得利益实在太大了。这是新加坡的一个特点。譬如说，我们圆切线的成员，要不就在媒体工作，要不就是在大学教书，我们都是既得利益者。
南方都市报：你们都是中产？
柯思仁：可能还要好一些。这是蛮反讽的一种状态。在新加坡，教育程度跟批判思想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教育程度比较高才会有批判性的思想存在，在别的社会不见得这样子，但新加坡就是这样，这跟教育和社会结构有关系，是在独立以后整个社会的改造过程当中逐渐形成的。
就像刚才讲的，现在网络上出现了一些批判性的声音。例如要求废除死刑。废除死刑是新加坡政府所不能忍受的。同志运动是另外一个，李光耀的讲法一直都是他个人可以接受，但社会还是保守的，在新加坡同志社团还是不能正式注册，但这方面政府的容忍度要大过对要求废除死刑的容忍度。
客工（外籍劳工）的问题其实也很严重，现在很多客工是从中国来的，其中有些人的情况很糟糕，中介对他们说新加坡的工作多好多好，过来之后发现不是当初被告知的情形。客工的福利也是问题，新加坡政府向来倾向于雇主。这个领域，也有一些正式成立的社团在呼吁，在协助这些客工。
在这几个领域，还是可以看到公民团体在活跃。但这和我们刚才讲的批判的知识分子，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本来这两个力量应该结合的，但在新加坡，这两种力量的结合有限。
南方都市报：这两种力量为什么没有办法结合？如果结合起来，他们的力量应该会更大。
柯思仁：这牵涉到两种不同性质的活动，一个是批判性的言论，一个是具体的社会运动，属于两个不同的场域。社会运动的目的是改变不平等社会现状，如果把情况假设性地推到极致，那将是社会革命。批判言论则是思想与概念的辩论，以新加坡的情况来说，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也可以参与，不过，显然的，在体制中的这些人，不可能参与具有社会革命性质的活动。因此可以说，非常有效的选贤与能制度，网罗了大部分的人才，创造了庞大的新加坡体制，也将可能发出不同意见的声音安置在体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