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作者：宁二
发表日期：2011年4月24日
发表媒体：《南方都市报》
摘要：新加坡在历史上跟美国和欧洲的发展不同，要以自己的历史来创造一个发展和执政模式。我们没有办法说服美国我们这个更好，重要的是我们创造出了一个适合我们自己的不同的系统，一个以族群和社群为主的，公民有自由性，民权也搞得相当好的，同时也反对那些极端的个人主义的系统。
新加坡国立大学蔡明发教授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的政治哲学界，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提出了深刻的挑战。个人自由和权利优先还是社群的公共利益优先成为了二者争论的核心分歧。此种理念的分野与争执正在中国的当下重演，一些学者意识到社群主义对于今日中国问题的解决似乎带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另外一些学者则对此充满警惕，他们担忧，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深厚的集体主义传统的国度里，社群主义的解决路径会进一步损害而不是帮助实现个人的自由与权利。
社群主义者常常用来作为证明的，是新加坡的实践。新加坡究竟是不是一种社群主义模式？此种模式的特点和现状又是怎样？为此，本刊记者专访了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蔡明发教授。
作为东南亚知名的社会学家，蔡明发教授于1995年的著作《新加坡的社群主义意识形态与民主》（Communitarian Ideology and Democracy in Singapore）一书中，对新加坡社群民主的国家发展路径做出了独特而完整的分析。蔡教授另外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是新加坡的公屋和公共住房政策，同时他也在积极推动亚洲思想者的串联，是国际刊物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Movements杂志的主编。
社群民主能超越自由主义吗？
南方都市报：您的基本观点是新加坡社会存在一个从威权主义向社群主义转化的过程，同时也认为社群主义和儒家价值之间有很多互通之处。在您看来，1980年代新加坡政府推广儒家价值的用意是什么？
蔡明发：新加坡政府跟儒家思想发生关系，其实只有两三年的兴趣而已，早就很少谈了。因为新加坡是多元种族，所以不可能太过强调儒家思想的作用，对印度人和马来人会不公平。新加坡不可能像中国大陆或韩国那样，透过官方的渠道去强调儒家价值，现在连亚洲价值政府都很少去谈了。
那时新加坡政府认为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缺点很多。民主主义的基础其实是个人主义，在自由主义发挥最强作用的美国，呈现出来的缺点是每个个人的desire（欲望）都以个人权利的方式表现出来。这样下去一个国家里谁最终对社会承担责任？政府于是就想避免极端的个人主义，那时正好看到东亚政治比较先进的国家和地区都有儒家背景，日本、韩国、台湾，政府就认为经济发展可能跟儒家价值有关系。
新加坡并不是把全部儒家都搬出来，只是从中找出了几条，核心是强调以家庭为主，这样就从儒家变成了家庭至上主义。但这在新加坡内部也引来很多批评，有人认为政府引来儒家价值是要淹没别的族群价值。最后就调整以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国家至上，如果家庭保持稳定就能对极端的个人主义有所控制。这样，其实这套价值就不需儒家在背后支撑了。有一个阶段新加坡政府还认为宗教对社群的贡献很大，就在中学里面推广每个学生要学一个宗教，可很快就发现一旦在学校里学宗教，孩子们的信仰会加强，宗教的裂痕反而会增加。后来政府在教育中一把宗教教义拿出来，连儒家思想也就一起去掉了。
南方都市报：您曾经将新加坡所追求的民主政治称为一种“非自由的社群民主”（non-liberal communitarian democracy），那么新加坡政府当年大谈“社群为先国家至上”的儒家价值，是否在为自己的这种“非自由的民主”找统治思想上的合法性？
蔡明发：当时李光耀政府本身就是威权性质的。non-liberal你把它译作“非自由”，但其实我的意思不是“非自由”，而是非私人、非极端的个人主义的社群民主，自由还是可以保存下来。社群内部拥有自由信仰这种内涵根本是不能废掉的，社群主义的主要敌人是个人主义而不是自由。因为在一个社群主义的社会里面，还是要有民主选举，选举也还是要有竞争者和竞争性。我认为自己是一个社群主义者，但并不因为我相信社群主义，就认为个人的或者群体的自由不重要。主要是不应该有极端的个人主义，而要强调社群的价值，民主体制也必须保存。在新加坡，其实有很多竞争性的反对党。
南方都市报：您认为社群民主能够克服西方自由民主中那些极端的个人主义问题？
蔡明发：我不认为是“克服”。我们和西方的历史不同，不是能够克服它们，而是我们能够创造出一个另类的系统。
南方都市报：新加坡在这方面已经成功了吗？
蔡明发：是的，新加坡在历史上跟美国和欧洲的发展不同，要以自己的历史来创造一个发展和执政模式。我们没有办法说服美国我们这个更好，重要的是我们创造出了一个适合我们自己的不同的系统，一个以族群和社群为主的，公民有自由性，民权也搞得相当好的，同时也反对那些极端的个人主义的系统。
后李光耀时代会更开放
南方都市报：虽然新加坡有反对党，但人民行动党50年来一直一党独大。
蔡明发：日本也是这样啊，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长期是自民党在执政，印度也是这样，除了不多的几年之外，都是国大党在执政。印度的夸张在于他们是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但你仔细去看，印度只有国大党是大党，其他党都是小党。所以说一个大党并不一定就会是霸权。一个大党也不必然是反民主的，没有人说印度、日本就是威权国家，其实它们一直是一个大党在治理。
我认为到李光耀过世以后，新加坡会更开放一些，新加坡社会内部的批评性会变得相当厉害。集权的只有他一个人。今年因为他的新书（《李光耀：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出版，他的很多看法引起了争议，比如他对伊斯兰教的看法，马来族群马上有反弹，要政府出来表态李光耀的发言是不是代表政府的意见。他的儿子李显龙也出来说，我的想法跟我的父亲不同。
南方都市报：你认为李光耀过世之后新加坡会比较开放？
蔡明发：因为我们新加坡不需要每天都说李光耀啊。现在你跟外国人谈新加坡，很多人不相信李光耀其实早已没什么执政权力了。每个外国人都觉得新加坡还是靠李光耀，这是一种迷失。他已经有20多年没有执政了，他其实整天在外面跑，现在他对新加坡的很多看法已经落后了。这是一个社会心理的问题，假如李光耀不在，我们可以对世界说，我们新加坡已经根本不需要这个人了，现在我们自己办得到。系统比个人更重要，而我认为新加坡的系统已经非常稳定。
南方都市报：难道现在新加坡的这套维权和社群的政治系统本身对个体与社会心理没有造成什么压力吗？
蔡明发：很少了。现在新加坡社会心理比较大的问题就是竞争性太大。新加坡人没有每天都想着政府，而是想着自己在社会上的竞争性位置，孩子在学校里面的竞争性等等，事业方面的竞争压力比政府的压力要大很多。
南方都市报：您认为现在新加坡是一个社群主义影响下的社会，在这样一个强调社群利益高于个人自由的社会里，很多批评性的声音也就是言论自由是不是受到压制？
蔡明发：也不见得。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公民，所以我有权利来讨论我是被如何控制被统治的，我对政府跟我的关系应该有批评的权利。我就经常性地发表一些不同的声音，但到现在我也还在国立大学教书。以前就不同，现在是越来越开放，现在新加坡的监狱里也没有政治犯了。你看这两天伊斯兰和马来人问题，在报章上没有一个声音是赞成李光耀的看法。政府的意思是，你要批评就批评，但不要针对个人进行人身攻击，如果进行人身攻击，比如你说这个人是个骗子还是什么的，那就是造谣，他们就会把你控上法庭。
现在新加坡很多人自己有恐惧，认为他们自己的思想是反政府的，其实没有什么是反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政府在经济方面搞得这么好，一般人对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意见。在新加坡，有时候是为了唱反调而批评，因为你的意见并不比政府更好。问题就在于，新加坡那些小党对新加坡的未来没有比人民行动党更好的设想，所以他们的批评常常没有效力。我在大学里面的同事，其实也很少会有新的意见，因为这个政府确实是非常聪明的一个政府。
新加坡应该废除两个法令
南方都市报：新加坡是一个非常体制化的社会，知识分子也有很多机会进入体制工作，像你也在政府部门工作过。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批判性该怎么体现？
蔡明发：对我个人来说，我没有什么恐惧的，也没有什么拘束的。只是面对种族问题时，发言要谨慎一些，因为这不仅是新加坡国内的问题。比如李光耀说穆斯林的问题，其实是在说新加坡的马来人，但他这么一讲，印尼和马来西亚就会对他不满意，因为印尼跟马来西亚都是伊斯兰的教徒，所以谈论种族问题自己要先反思一下，国际的事情比国内要大。新加坡的知识分子对族群和宗教问题非常敏感，也不会乱说。其他的什么都可以说。有些人会怕，会觉得我不敢说，因为我的意见批判性很强，这都是自以为是，因为人们很少有那么强的批判性。
南方都市报：很多人批评说新加坡政府常常把法庭起诉当作对社会异见进行施压的手段，是这样吗？
蔡明发：假如批判不针对个人的人身攻击不会有事情。但从新加坡的整个制度层面来看，有一些法律是非常不民主的。新加坡的法律对于集会游行有严苛的规定（编者注：按照新加坡法律规定，5人或以上于公众地方就表达支持或反对任何人的意见或行动等目的举行集会或游行，必须领取许可证，且应在4天前提出申请），我认为这个法律应该废除，这是一种非常不民主的法律，新加坡人民应该有游行示威的权力。另外还有国内安全法（编者注：根据这个法案，新加坡国内安全部必要时可以“不经审判”就能够拘禁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士至少两个月），这个法律也应该废掉。我认为新加坡废除这些法律会是迟早的事情。假如这些都实现，那新加坡和印度、日本在民主政体上是一样的。
南方都市报：你说以前不同，现在越来越开放，新加坡是怎么一步步转变到今天的状况的？
蔡明发：首先政府的执政是合法的，而且在经济方面他们做得非常好。我们是一个小地方，跟中国不一样。一个小国家经济50年里持续发展，而且50年来教育也在持续发展，今天新加坡人口在教育方面跟上世纪60年代已经非常不同了。今天新加坡40岁以下的年轻人都觉得自己受够了教育，能够打定自己的主意，所以不需要政府整天跟他们说应该怎么来安排他的日常生活。
所以，在新加坡现在已经不需要用压力来控制人口，现在要用合理性、要给出理由，于是你可以看到新加坡政府每天都在解释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那么做，政府总是试图说服国民。这跟教育有关，我们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很高，很多人到外国留学回来，他们不需要别人给出安排。
在21世纪的今天，要用李光耀在上世纪60年代的执政方法根本行不通。其实政府的变迁是社会的不断发展逼着它变的，而不是它自动要变，政府必须跟随社会的潮流。
另外新加坡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关系非常密切，我曾经说，世界不需要新加坡，但新加坡需要世界。假如新加坡要在国际上有地位，政治就一定要开放。我们是个小国家，如果我们不开放，世界认为我们的人权搞得很差，我们的经济会有问题，所以新加坡没有办法不越来越民主。
现在新加坡的主要问题是经济不平等非常厉害，所以重点是怎么样帮助相对穷困的人，在教育上怎么帮助那些底层的孩子有机会接受更好的教育。现在新加坡社会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
今天新加坡公民没有什么大问题？
南方都市报：您是社会学者，如何看待新加坡的公民社会？新加坡既然有这样聪明而且有能力的政府，那么社会内部的自我组织，发育和培养状况如何？新加坡在这些方面似乎很弱。
蔡明发：其实，假如一个政府经济搞得好，而且没有贪污，又非常公开性地把他们自己的政策拿出来向人民解释，一般来说普通的公民就不会每一天都在关注政治方面的问题。他们认为，社会能够给他们机会，而不是自己命中注定一定就是底层，而且每一代对他们下一代的期望也能够有机会实现，那么他们对政府不满的地方一般都是很小事情。你看《海峡时报》上面读者的反馈，都是小事情，医院付费太高或者公车站太远等等。我认为在今天新加坡的公民没有什么大问题。
南方都市报：说到民权，在我来新加坡之前，刚好看到报道说有一位英国作家因为写书批评新加坡的死刑制度被政府起诉，又保释。
蔡明发：有一些社会认为死刑是应得的惩罚，有的不这样认为。一般反死刑的理由是human rights，但我认为不同的社会对它会有不同的看法。人权内部的问题其实非常多，人权是个人主义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在死刑方面，我认为各个社会有权力自己来决定。
南方都市报：去年在中国大陆，很多人很兴奋的一件事情，是中国的GDP超过了日本，成了世界第二，作为新加坡的学者，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蔡明发：其实中国的经济超过日本是迟早的事情，但整体GDP比日本大根本没有什么重要性。中国人口多、国家大，整体的GDP比日本大没有什么了不起，你的人均GDP比日本还差十倍，这才比较重要。新加坡在GDP方面其实根本没有很高，但新加坡的生活水准很高，人均GDP只是在美国的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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