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情教育方法论引论

文章标题：   性情教育方法论引论
文章作者：   袁尚华
发表日期：   2022年1月6日
发表媒体：   《微信公众平台》

 

编者按：

性情教育的方法论，为什么霍老师过去一直较少讨论？

因为读中国文化，学习生命成长之学，关键在体会，最难的也是体会，这大有别于知识或理性进路。

讲方法论是新尝试，现在，袁尚华教授通过法则、指引、操作方法三层架构，来呈现性情教育方法论的体系，让大家以后有法可依。

 

　　方法论一直以来都是学习性情教育的朋友非常关心的题目。霍老师写了很多关于性情教育的文章，但谈及方法论的并不多。之所以如此，我在下文会交代原因。

一、讲方法论是新尝试

　　由于霍老师这方面的论述不多，霍老师身边的学生，包括我本人在内，长久以来都是看霍老师怎样教学生，然后自己反省和总结，一点一滴累积经验。

　　因此，今天谈方法论，我须要对过去多年以来霍老师教导学生的一些做法，以及我们从事性情教育工作所累积的经验，加以整理，尝试建构成一个体系，把过去未清楚说明的，为大家做一个比较有系统的介绍，让关心方法论的各位今后有法可依。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新尝试，不足之处希望诸位有识之士可以指正和补充。我计划用接下来10堂课时间，为大家讲解这个方法论架构。

二、释疑

　　这就引来部分朋友的提问：

性情教育是否反对客观进路？只讲主观体验？

性情教育是否不接受理性讨论？

性情教育主张自己要先行动，因为行动过了才有答案。这是否意味行动可以代替相关知识理论的学习？

性情教育讲究体会、感受、行动、成长，除了这些原则性的指引之外，有没有更具体的实践指引？

性情教育强调体会、感受，有没有具体方法可帮助学者增强体会能力、感受能力？

性情教育讲求用心，这难于把握；有没有可重复操练以期熟能生巧的培训方法？

……

　　这些问题，过去我们确实较少探讨。

三、霍老师提出体会方法的背景

　　什么过去我们较少讨论方法论的具体问题？我们须先了解霍老师的思想背景。

　　他讲学作风通透，往往由一核心观念入手，再点进面、面进体，顺其引领，如入一义理世界中遨游，引人入胜，所以吸引大批学生追随。但此进路，虽已非常贴近人心，始终仍以客观讲学或知识进路为主。直至1994年，霍老师创办喜耀生命课程，自此之后，他对性情的开发，就不再限于讲学和撰述，而把更多时间转到喜耀生命那种单对单、对应性、启发性、引导性的教学实践之中。

　　霍老师写过一篇题为《如何接上中国文化？一个方法论的反思》的文章，清楚指出，学习中国文化生命成长之学，无论儒释道三家，必须用体会方法，而此一方法大有别于知识或理性进路。

　　这篇文章写在1993年，比喜耀生命开办还要早一年，证明他在喜耀生命开办之前，思想已经向这种实践性思维靠拢。喜耀生命的开办，只是他这种思维倾向的具体落实。

　　他在文中说：

“读中国文化，无论儒释道三家，其关键在体会，但最难的亦是体会。近代人思考文化问题，从知识之路入，讲概念、讲定义、讲逻辑关系、讲检证，讲前提和结论的矛盾不矛盾，这是理性使然；理性的思考方式使知识有严格的规范，并使之在理性的控制下。但这样走下去，却使知识与生命分离。

……不要旁观，而是自己上路，舍弃二分，让生命直接交流。这不是玄妙、道理讲不清，而是静态的观测方法有局限。…… 知识可以传授，但生命的进境不能传授，只有学者亲自上路，方能与古人的精神相契，而发现其中的道理不可易。”

　　霍老师批评理性方法，强调体会优先，这与他的思想背景有关。

　　霍老师出身学术界，看到过去一段长时间，很多学者唯西方学术风气是瞻，一面倒采用理性方法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真情实感，无血无肉；而学术圈子狭窄，又走不出学院门墙，对现代人根本毫无实质帮助。

　　他这方面的批判，都是针对学术界偏颇的风气。但他并非完全反对知识的进路，而是告诫学者，治中国学问，必先立乎其大。生命成长必须先有体会，才能驾驭知识，令它为我所用。如果倒过来，就会被知识理性的无数可能，扰乱我们的信念和方向。

　　所以他强调行动，不断提醒学人，先要把心打开，要真诚、要投入、要放下无谓的疑问，自己感受，自己内省，得到的才是真的。这是性情开发之基，基础不稳，之后无论如何努力，都会徒劳无益。

　　相反，一旦性情打开，对于那些过去长期浸淫在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界的朋友，他们就会有豁然贯通之悟；而对于深受现代工具理性影响、初接触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此时就有条件加强对相关基础知识的学习。事实上，霍老师从不反对研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学理，一直以来，他对关于生命的各种知识都有着相当开放的态度。

四、心法胜于方法

　　再进一步，霍老师强调体会进路，批评理性方法，亦源自于他对生命成长之道的证悟。

　　性情教育重视灵活对应，特别是霍老师在喜耀生命课程中，会运用不同的进路引导学生，时而猛烈，时而柔和，时而机锋处处，时而循循善诱。他自己亦经常强调，师弟之间的接引，说到底，完全是直指人心的事，严格而言，是没有公式的。相反，一旦形式化、程序化，就会有僵固可能；语言文字皆是糟粕，只要当事人领会，便是醍醐。

　　这种方法论，堪称喜耀生命的精魂。众所周知，霍老师不仅是一位教育家，他同时也是一位现代禅师。禅强调“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完全是心法的自由运用；因此他一直少谈方法，只强调心法，他清楚知道这是中国传统心学最精粹的部分，他要亲身示范，显示主体的绝对自由。

五、性情教育的方法论原则

　　关于性情教育方法论问题，霍老师在2008年一次讲座中，比较清楚地表述了他的想法，后来笔录成文。文中说：

“性情开发是没有公式的。可以有原则，但没有操作上、运用上的公式，全凭你的智慧的直觉，直入对方心中……这首先是教者自己生命成长的事，唯有你自己到达，有体会、有领悟，便能“信手拈来，无有不是”……因为生命是具体的，障碍也是具体的，人人不同，所以处理的方法亦异，不可以复制。……知识可以复制，产品可以复制，甚至人的肉体生命也许都可以复制，但人格不可以复制，人的成长不可以复制，人所到达的精神境界与实现的价值更不可以复制。一切修养，一切文化都要还归每个人自身，由此可见生命的秘密和成长的神奇。凡从事生命教育者必须先有领悟，才能有教法上的创造。教法千变万化，正是因为对象的特殊性……作为老师，你必须对应这种特殊性。以特殊对特殊，以生命对生命，在其中交流相通的，就是爱。秘密亦就在此。”

　　文中提到几个观点，值得我们留意，对构建性情教育方法论很有启发：

1.  性情开发有原则，但没有操作公式：

什么是性情教育方法论原则？我们在建立性情教育方法论时，将尝试把这些原则呈现出来，可作为性情教育工作者的核心理念，同时指导我们行动。

2.  性情开发，不管对己对他，归根究底是自己的事：

只有自己先成长，提升修养，才能有效施教，这是不易之理。智慧需要培养，成长需要磨练，怎样才能增加学者的体会能力、对应能力、接引能力？也就是说，有了目的，还要有工具；有没有培训方法，让我们能向着这个目的稳步前行？

3.  生命是具体的，障碍也是具体的，成长不可以复制：

虽然人人不同，但不同生命状态的学生，可不可以归类，A类、B类、C类……，针对同类学员的生命状态，我们有什么地方须要特别注意？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

4.  从事生命教育者必先领悟，才有教法上的创造：

性情教育的教法是可以被创造的，它是一开放系统，而非一个封闭体。性情教育的原则不能动，它规范所有性情教育的行为；但具体教法上，我们可以吸收不同的资源，容许不断创新，丰富性情教育的方法应用。

5.  以生命对生命，在其中交流相通的，就是爱：

贯穿整个性情教育的，就是我们对对方的一份无私的爱。性情教育是爱的教育，爱的教育就是真正用心的教育，纯粹希望对方好起来、成长过来，希望对方觉醒。

　　霍老师以上观点，对建立性情教育方法论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六、性情教育工作者的要求

　　作为性情教育工作者，就自身的成长而言，我们先提出以下五点要求：

1. 大爱：需有一份无私的爱，也就是慈悲心，对人生的蒙昧、迷失有一份恻隐和悲愍；对人性美善有一份珍惜和关爱。性情教育的根就是源自性情的大爱。

2. 感受力：在爱的基础之上，学习体会方法，培养感受能力、感知能力，让我们的心，可以与别人连结、与道连结。

3. 判断力：判断力是智慧，看到对方的言行举止和生命处境，可以作出准确判断，知道对方的需要，哪个时候要讲哪句话，作出恰当指引和回应。

4. 读书修养：累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体认，培养历史文化意识，明白性情教育整个体系所包括的层次和内容。涵养增加，才能取法乎上。

5. 经验累积：包括教学经验和自身实践经验；实干实操，事上磨练，方能练就开发性情的真本领。
   

　　这五个元素是成为性情教育工作者的必需条件，也作为大家成长的目标。

七、性情教育方法论体系结构

　　以下，我尝试展示性情教育方法论的体系结构，我用三角形显示它的层次：

　　最上层是性情教育方法论体系的法则，就是霍老师所说的原则；既然是法则，显示它们是不能改变的；

　　第二层是性情教育方法论体系的指引，所有指引必须遵从上层法则，一方面规范施教者与学员的行动，同时引导学者了解并体认上层法则的意义；

　　第三层也是底层，是性情教育方法论体系的操作方法。

　　从上到下，法则最高、最确定，越往下层开演，内容越宽，开放性越大；从下往上，内容越深刻，越关乎性情教育的精粹。

　　从事性情教育工作，务必清楚了解这三大层次，在实践中不断体会、深化；在每一次运用性情教育教学时，把所回馈的感受和成果，尝试通往上层法则，求与之连结；再倒过来，从上而下，印证各项方法论指引的意义，进而丰富起和灵活化不同的操作方法。

八、第一层法则

　　法则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天地法则，一个是生命法则。

　　举例说，天人是一个整体；“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命题。霍老师亦说：“天地生人，人当以天地之心为心”，这是生命成长的最高原则；从最高层次言，学性情教育其实就是学习体认这一句话。

　　整体法则要求我们从整体角度出发去处理生命问题。例如说，我们的生命跟家庭是一个整体，与家庭系统分不开，父母的生命是我们生命的来源，我们的生命是父母生命的延续；中国人活在中华民族这个民族系统之中，继承她的历史文化，而性情教育就是建立在这个大系统上的一个教育体系；我们的身心灵是一整体，由内而外，吾道一以贯之，生命才能真正和谐……

　　这些法则的具体内容，我们将在下一讲开始跟大家详细讲解。

九、第二层指引

　　下一层是性情教育指引，指引有正向指引和反面防非两大类。

　　正向指引者，例如教我们怎么打开心，怎么跟人打开话题，怎么跟对方的心连结，怎么感受对方……；感受到了，对方愿意听，就可以带他一段时间，让他慢慢改变，让对方愿意跟在后面学习等等。

　　反面防非者，有些事情不可做，有些话不能讲，有些问题不能问，有些动作不能做，有些错误一定要戒除。

　　例如其中一个指引是“先减后加”：我们先要让学员面对自己的不足，戒除习气、坏习惯，戒就是减；清洗过一遍，就可以为他的生命注入能量和方向。如果还没有把覆盖性情的尘埃抹掉，而把“加法”放在“减法”前面，一个人习气这么重，他根本没有能力吸收，开发性情定会事倍功半。

　　又例如“先感后知”：让对方的心先感动，心动了，我们才告诉他很多辅助性的知识。正如很多朋友上完喜耀生命，心松开，很感动，然后才转到课堂上课，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这就是“先感后知”。如果倒过来，先送往课堂上课，他就会有很多疑问，这些知识障反而会对他产生障碍。所以指引是“先感后知”，而非“先知后感”。

　　本层包括一系列从事性情教育的行动指引。我准备为各位讲解性情教育方法论的大部分内容都属于这一层次，也是最实用的部分。

十、第三层操作方法

　　第三层是操作方法。

　　明白最高法则，熟悉各项指引之后，我们就可以运用不同的操作方法，接引不同背景的朋友。

　　操作方法的开放性非常大，可以自由创造。正如上文霍老师所说，具体教法可以通过实践者自己领悟，再作新创造；只要符合第一层法则和第二层指引的要求即可，也可以吸纳包括其他非性情教育体系的不同的教学方法。

　　这部分内容，我也会接下来跟大家举例讲解。

十一、结语

　　这三角形架构清楚呈现性情教育方法论体系结构，性情教育方法论全部可纳入这架构之中。

　　以上是宏观简述，三层的具体内容，我们将在下一讲开始跟大家详细讲解。

　　今天在此结束，谢谢大家。

如实观的研究法

文章标题：    如实观的研究法——佛学研究方法论新论
文章作者：    霍韬晦
发表日期：    2001年
发表媒体：    《中国文化》第十七、十八期

　　二十年前，我应星云上人邀请，在佛光山作系列讲座，首讲为“佛学研究的方向”；讲稿由慧海法师记录，发表于：《觉世》月刊①。文中指出：“今天研究佛学，需要更客观的研究精神。”因此，“文献学和语言学的训练，必不可缺”。当时，台湾佛教正在腾飞，佛学研究则尚未起步，而我在香港开始“佛教思想现代化”的工作，亦到处演讲，一方面介绍日本和欧美的佛学研究成果，一方面力陈我们自己要接受新的研究方法，才能赶上世界水平。当时我还期以五十年，中国佛学界应该可以做出成绩。②如今二十五年过去了，情形的确已经改观：随著港台经济的发展，中国大陆的开放，现代人物质生活提高，但精神贫乏，使佛教有了更大的空间，寺院的新构与重建非常多，坊间亦堆满介绍佛教的书籍，不能不算是一种新气象，但是，若从学术观点而论，真正植基于新的研究方法，并能推进佛教理论的、有时代意义的作品则非常少。反而更多的是从社会现实出发，提供一些心灵上的修养，或与心理学、精神医学结合，吸收某此佛教理论，以方便读者，这样的书不乏市场。但若问作者对佛学的了解，及其学术界根据，则大堪疑问。我自己的观点，并不反对通俗书，而且认为通俗书有助于佛教信息的流布，但作者的学养必须深厚，眼光必须通透、全面，才不会浮夸、偏颇。长远而言，只有真正有深度的作品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亦只有经历多种训练，并有所会通的人才能做这种佛教思想现代化的工作，使法住于世。简言之，进入佛教的思想与文化愈深，博取不同领域的知识愈多，其对佛教思想现代化的贡献愈大。当然，佛教一门如此，其他各种学问亦莫不皆然。

　　提供生命成长、超升生命境界的方法，这就不同于西方知识之学与自然科学。西方人处理知识，有独到方法：从古希腊起，即善观世界，重视经验，要求证明。这是一种外向的认知理性的运用，一直影响到今天的科学。但佛教不但教我们认识生命，还教我们成长生命（在此一羲，东方之儒、道，宗趣相同），所以行动不能止于认知，还要体验、还要修养，使学问与生命打通，这样才能使生命上达于学问所展示之实存境。此中秘密，唯达者自知、自证，亦唯达者能了、能说。而非如西方之知识境，永为一认知心之对象，及永速陷落砂一客颧意羲之甜输者。我俏若能如此区分，便知道佛教何以为“教”。此非一般之宗教义，仅在语言上设立一绝对的标准；所以其他宗教之“经”必称“圣经”，以神圣化其启示。但佛教之“教”，只是方便，只是随缘施设，由说者之慈悲舆智慧之创造心灵流出，其内容原无一定，其语言形式更非必要。此义，《法华经》说之甚祥：“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以无数方便引导众生”。以我的观点，这就是一种“如实”的教学之方法。如什么实？如接引之实，如众生根器之实，如时代之实，如社会文化背景之实；能如实方能施设，这也就是我所说的“相应原则”。佛教之“教”，即从相应原则来。 

　　然而，光是相应原则，尚不足以成“教”。“教”是指引，“教”是桥梁，则必有其所通向的目的，“教”是施设，“教”是方便，则必有其如此施设之根据，与如是说之必然。如桥梁一样，接通两端：一端在众生，一端在佛境。人从桥上过，就是从读经、明经开始，经过体验，入乎经典语言之内，消化其理，到出乎其外，掷下经典，无语言，无固定形式，达至与最高真实的相通。所以如实观有两种，或两重：一是如众生之实，一是如最高存在之实；前者要求相应，后者要求撤入。前者须有“教”之形式，后者则是“教”之所以成立的根据（我曾名之为“超越的轨约原则”③）。这样，方便与真实才能通起来。

　　由此说到我们今天的佛学研究，我认为亦必须有此两重的如实态度，上下贯通；在实际操作上也就是两头互动，一如《起信论》的本觉随缘，随缘不变，写出来的研究文字才有不断更新、不断深化的可能。

　　这样的一个研究方法，我名之为“如实观”的研究方法，除了我自己多年来运用之外，在教学和带研究生时亦曾讲过多次。实践起来，可以有如下的几个阶段或层次，各有不同的要求及训练： 

 一、如语言文字之实

　　研究不离文献、不离资料，如何驾驭资料料，那是另一层次的训练，但研究者首先要能读通文献，弄清楚每一句话，每一个重要词语的意思，这就需要语言学、文献学的训练。用中国传统的眼光看来，这相当于清代学者所提倡的训诂：认为学者治学，必先精通文字、声韵之小学功夫，方可言义理，杰出学者如戴东原、王念孙、段玉裁，是为代表。但其局限，往往夸大字义，扭曲前人思想，见榭木而不见森林。如戴东原的《孟子字义疏证》，竟以理之本在欲，以释孟子，便完全无视于孟子“养心莫善于寡欲”一语。所以今天我们研究佛学，首先“如语言、文字之实”，便要守法度，不可逾越。但语言、文字的法度在哪里？对中国学者来说，佛教文献可能是指汉译《大藏经》，能掌握或读通这样材料已经足够。不知对于译文来说，其根据在原典，汉译资料虽丰，却是“嚼饭与人”（鸠摩罗什论佛经翻译语），有失原味。从学术研究的立场上说，当然是要追溯到原典的，不过过去原典不可得，直到十九世纪中，大量梵、巴文献出土并校订刊行，实库在手，这才翻开欧美佛学研究的新页。流风所及，日本学者亦纷纷投入梵、巴乃至西藏语言的学习与研究，凭借其宗教的社会基础，今天已成为一个继起的庞大力量。（此中本末与诸学者之贡献，可参看我所翻译之《欧美佛学研究小史》一书）

　　从语言学的角度看，通过对原语语源学及构词法的解析，可以获得它的原始意义，并贯通后人疏解，厘清很多问题。例如“如来”一词，梵文“tathāgata”，过去已经知道，可以译为“如去”。僧肇所谓：“如法而来，如法而去，古今不改，千圣同辙”（《维摩经集注》引）。这是从理上说，“来”、“去”同一。但何以能如此？有没有训释上的根据？便需要从原语下手。原来，依据梵语复合词构词法，元音与元音之间可以连声，经解析后，“tathāgata”可以分解为两种组合：

1. tathā·gata
译为“如去”：“tathā”是“如”，“gata”（语根√¯gam“去”的过去被动分词），即“前往”；
2. tathā·āgata
译为“如来”：“tathā”是“如”，“āgata”是“来”（接头词ā - 有向此凑泊、接近之义）。 

　　由此可见，译为“如来”或“如去”，其实是各有语词组合上的根据的。至于“如来”或“如去”是什么意思？吉藏《胜鬘宝窟》的解释是：“如来者体如而来，故名如来。”此释遂成传统义学之定解，所谓“乘真如之道而来，此教化众生”者也，此中强调前者之义，为法身；强调后者之义，为应身。此外，更有种种解释，大体上都是辗转分析，或出于信迎需要，以逞机辩，并非真有语言学上的根据。但如依梵语复合词的训释方法，即所谓“离合释”，“tathāgata”便可以有好几个意思。例如，用依主释，“tathā”代表真理，是目的语，因为真实的世界就是“如此”；而“gata”是“前往”，因此可理解为“走向真理的人”，或“得抵达真理的人”、“得证真实的人”。若用持业释，“tathā”与“gata”（或āgata）同格，表示行动者的恰当状态，完全与真理相应，在此意义下，“tathāgata”可翻译为“圆满”（在佛教原始资料《经集》中，即以此字形容佛、法、僧④），难怪近代日本学者（如中村元）以“完全人格者”来称呼“如来”。复次，若用有财释，则“tathāgata”便是一种质素，说明这个人拥有一种能与真实相应的能力或智慧，甚至修养；这当然就是指佛陀了。以上这几个解释，都有梵语构词法上的根据，但翻译时究竟以何义为主？便要视乎脉络、视乎文献本身要解决的问题，这就不是语言学这一个层次所能处理。

　　从语言学这一个层次，除了能厘清语意，确定本义之外，对中国传统疏解，与训释方法，更有纠正批谬之功。例如“烦恼”，窥基的训释是：“烦是扰义，恼是乱义”，这就把“烦恼”看作是一并列复合词。便原语“kleśa”，其语根√¯kleś，有“折磨”（to torment）、“使人产生痛苦”（to cause a pain）之意；近代学者（如佐佐木现顺）则更从语源上进一步指出：其渊源可能是√¯ślis，即“执着”。唯识宗为什么把现实上的法称为“杂染”，我认为其理据在此：即受妄心的执着（分别）活动所污染，所以才把烦恼视为一种障碍（āvarana）。窥基的训释把“烦恼”两字分别作诂，其实是迁就中国人的思维习惯。

　　同类的例，如“涅槃”（nirvāna），竟有人译为“涅是不生，槃是不灭”；又如“轻安”（praśrabdhi），译为“离重为轻，调畅名安”；又如“异熟”（vipāka），译为“异者别异，熟者成熟”等等，兹不尽举，足见传统学佛者之思路。虽非全谬，但总有隔阂。今天我们要翻新佛教，便要直探本原，如禅宗所渭“浩浩荡荡翻到底”，这样才能语语有据。

二、如历史文化之实

　　语言是传递信息，表达意义的工具，这些信息、意义都非自然现象，而是由使用者赋予。为什么要赋予这些意义？这就和生活有关，和当前所要处理的问题有关。换言之，语言的使用离不开其历史背景，亦离不开其民族文化，其间先后传承、相互摩荡之处，必须探索清楚，才能为一家思想、或一篇文献、甚至一言一语定位，还其本来面目，并评估其贡献。这样，历史学和人类学的方法便不可少。历史学和人类学虽然领域不同，后者更强调其田野的考察方法，但从研究上都是从资料搜集开始，然后对资料加以分析、考证、排列，以确定其年代及信实程度，其中有无后人增添、加窜？中国是历史的民族，在史学上一直有自己的辉煌贡献，亦有自己的一套研究方法，如校勘学、目录学、考据学，在广义上已包括声韵、文字、训诂在内。影响所及，佛教对自己传译过来的文献也需要确认和整理，于是开始制订目录，如东晋道安之《安录》，梁僧祐之《祐录》，即为始创，对探讨佛教传入，有极大帮助。

　　从历史学和人类学入手，目的是把文献还归历史，把文化还归生活，于是可以看到人类文化在成长过程中的错综复杂的性格。同时，由于这两种学问都十分强调根据，胡适所谓“有一分证据，只可以说一分话”，因此这是客观之路；在此层次上，不涉及任何感情；尊重事实，尊重材料，切忌作过多的猜测。以这一态度来研究佛学，特别是佛教历史，佛教人物，便比较容易绘出接近于原貌的图象。例如佛教寺院的建筑，从初期模仿印度的石窟与伽蓝，到接受中国传统院落式的布局；佛塔的位置亦从寺中移至寺外，其功能亦由安置、供奉高僧舍利、遗物、经卷改为镇邪护土、登高望远。一经考证，便了解其中的变化与历史文化的关系。又如戒律仪轨，中国僧人虽然一开始就接受印度佛教的戒律和种种布萨、斋戒的规定，亦举行课诵、忏悔仪式，但组织和管理却是中国式的。自姚秦设立僧正，唐代规定出家者须领取度牒，佛教僧人的活动一直在政府的控制下，教权根本不能超越皇权，这也是中国佛教的社会性格。僧人地位无法与印度、西方中古时候相比。至于管理制度方法，自姚秦设立僧正之后，各寺亦有寺主、上座，与维那，分掌职务。唐以后，百丈禅师设立清规，分工细致，生活有序，农禅结合，顺应中国国情，终于成为风行全国的丛林制度。

　　总之，在历史的前提下来了解佛教，我们可获得比较合乎事实的结论。当然，这是指史学家、文化学者能放下其自我，尊重材料，在学术训练上又能有相当功力，在人格上又能坚持学者立场，不与现实利益挂钩，甚至妥协，方能达致；否则，一切无从谈起。

三、如思想义理之实

　　历史、文化所提供的空间是广大的，学者的进路是客观的、超越的、涵盖的，好像高空俯瞰一样，各种脉络，各种关系，尽管错综复杂，但一目了然，其所需要的训练，除了上文我所提到的语言、文献、考证之外，还要有对资料的分析、排比、综合，与对不同学科的了解，互相渗透，才能一一归位，作全面的总结。但是，这样的一个方法，对探讨思想性的东西来说，仍有不足，仍然外在，不能入乎其内，所以有必要再进另一层次，这就是如其思想、义理之实。

　　文化是人的创造。人能创造文化就是因为人有思想，人有思维的能力以回应生活上的挑战，进而自立坐标、自创理想。从这一个地方看，文化便不是只为了解决现实生活问题那么简单；那太被动，没有现出人对自己命运的承担时所发出的深沉的创造力。人有大愿，此大愿即寄托在其对未来生活的指引中，藉解决现实问题而显。所以一切现实的解决必预设一方向，一价值取舍；此取舍即应思，即应寻觅其理，建立其道。孟子所谓“先立乎其大者”，正是此意。因为只有这样，人才有方向感。至于此方向之具体设立，此“道”究竟通往何处？不同民族便有不同文化，不同文化便有不同思想，不同思想便有不同观念，不同观念便有不同指引，不同指引便有不同行动；层层下贯，层层落实。但从行动者而言，便要层层上达，层层体会，才能打通。不过生命有限，大愿无穷，理想与现实之间如何取舍，非当事人不能知，不能作。所以今天我们研究古人，或学派，探究其思想，首先便要回到古人的位置，如上文所说之“如历史、文化之实”。但这还不够，我们还要进入他的内心世界，了解其之所以如此立论的原因。这样，我们对他的认识，便不会停留在语言、文字的表层意义里，而是有其深刻的寄托。换言之，这亦非字义、语意问题，而是思想、理念问题，也是生命的归宿问题。不达此步，不足以言了解一个思想家，或在历史上有带动力的人物。如孔子、如释迦、如耶稣，其语言皆有深度，而永为人所体会不尽者。因此，从理念出发，就要挖深它的涵义，不能停留在一般用法上；以他人之眼，或凡人之眼来看圣哲，只有不及。颜渊所渭“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唯善学者方能至。这也就是我所说的“如思想、义理之实”。研究者必须完全开放自己，不先立架构，不先设门户，空空如也，才能善会或善契古人之心。我常说：“读书要能入”，即是此意。如孔子言“仁”，难道只是如某些学者所说，是一种维护封建制度、封建社会的道德吗？“仁”纵有此作用亦不过是其现实作用之一，而与“仁”作为一生命存在的探讨无关。何况作用非一，若完全以某一作用为评价，可谓本末倒置。如是岂能论孔子，岂能如孔子思想之实？无疑，孔子论“仁”的确亦有一时代使命，此即欲救周文之疲敝是也。但此救，不是在现实上以力维护，而是在思想上挖深周文，亦即礼乐活动的根基。礼乐须有修养，须有对自己生命、性情之自觉，才知道礼乐是为谁而立。这就不只封建之社会须有秩序，一切社会均须有秩序，赖人自身之自觉以维持。如是，“仁”即有普遍性，并有其生命本体论上之根据，而超越于历史，进而带动历史。历代疏家，有从文字结构上了解“仁”（如许慎），有从人际相处上了解“仁”（如郑康成），有从宇宙之本源上了解“仁”（如董仲舒），有从心灵之德性上了解“仁”（如朱子），进而说“仁”能通内外而直原于天理（如程明道、张横渠），可谓各有所尽亦各有所未尽，亦不免各有其时代之烙印。我们今天重读孔子，便要区分孔子之本义与承之而起之思想发展之迹，各如其实，而各安其位。

　　同一道理，研究佛学，亦不能只懂其语言、文献、历史，而要知其义理。此义理既为人之心灵所层层超升而出，便有其根据，亦有其普遍性。我们不能强作解人，便要追随蹑入，虚心体会，以古人之心为心，才能知其真意。譬如说，佛陀提出“缘起法”（pratītyasamutpāda），表面看来，是想在当时印度思想界中独树一帜，以对破传统婆罗门教的自因说与异端的自然主义与多元主义（如数论、胜论）之他因说。这样看当然有现实上的理由，但不免著眼于外，把佛教与其他各宗等量齐观，平面化，是无法了解佛陀的深义的。我们首先必须正视佛陀成道前曾遍学诸家的事实，然后在义理上知道这些理论何以不能满足佛陀？这一定有其理论上的重大缺失。一一反思，一一检讨，这才能分出义理的层次。最后发现：佛陀的“缘起”亦是方便说，亦是施设，因为生命存在的秘密根本不可说，只能“如实观”（yathābhūtadarśana），于是超出一切论诤。

　　以此态度，我们再来看历史上佛教各大宗派，各大理论的建立，除了历史原因，回应时代之外，更重要的是其内在的继承，内在的开拓，这才不失本源。尽管在语言上有许多新观念，如般若之“空”（śūuyata），唯识之“虚妄分别”（abhūtaparikalpa）与“遍计所执自性”（parikalpitasvabhāva），乃至天台所说的“圆融三谛”，华严所说的“无尽缘起”，其实都是讨论同一问题：即存在是什么的问题。所以不能单凭语义，而必须深入到它们的骨髓，并癸现他们的解决方法（进路）。这须要有良好的思维能力（哲学、逻辑），才能深入，才能发现，而与创立宗派者的心灵相应，而如其实。

四、如生命成长之实

　　以上三种进路：语言文字的、历史文化的、思想义理的，都有其客观性，都要求研究者的谦虚，尊重不同进路上的要求，并须具备相应的训练，才能上路。但是，学术研究毕竟不能离开人，这就和人的眼光、功力、素质、品格有关。传统的说法，就是才、德。“才”是有天赋，但“德”（素养、内涵）则从学（锻炼）来，而且是一种成长，不离雕生命。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此一“新”字，不能只从知识的增长上说，还要进入生命的内部，古人所谓“变化气质”，这才能受用到学问的好处。西方之学术研究者不知此义，因为他们所面对的只是知识世界，目标在求真，而且只是知识意义下的“真”；称之为科学，就是因为科学的要求是如此。他们未明白，或未了解：生命层层超升所窥见兑之境，有其阶次，亦是真实。这些阶位本于人性（非生物义）、本于的义理、本于文化、本于成长过程，的确有此区分。庄子所谓“夏虫不可以语于冰，井蛙不可以语于海”，人亦如是；人毕竟不同于动：人有思维能力，人有价值上的追求；人能实践，以体会其超升，人能突破，以成长其生命境界。所以研究之道，理解古人，也有一个自身智慧的成长问题。“行年五十，方知四十九年之非”，所以一切观点、一切见解、一切结论，都有再修改的可能。这不是波普尔（K. Popper）所说的知识增长，而是生命成道，唯有善于体会古人成道之经验，善于自我反省，自我批判者方能至。此非如今人所说的委屈自己、伤残个性，而是开阔自己的生命，容纳更多的人。佛学并非自然科学，它与生命的成长有关，因此亦不能将之作为纯知识来处理，这将使我们错过，入宝山而空手回。我不是说，佛教义理最高无上，不可修改；而是先接受，先契入，先如实知，先提高自己，方有甘苦可说。否则只是理上言理，梦萝中言梦，徒为戏论；固无伤于佛，但无益于己，亦无益于人。浪费时光，莫此为甚。

　　试举一例，如《大乘起信论》之言如来藏缘起，无明业相，生出三细六麤；真如随染，如何可能？所以古来即有复礼禅师之偈难，所谓“真法性本净，妄念何由起？从真有妄生，此妄安可止?”从理性的思维上说《起信论》一心开二门的格局，自身涵藏矛盾，所以唯识宗攻之不歇，说它违反缘生大义。不知《起信论》之格局，是两门出入：一方面是由众生门入，发见无明；一方面是从佛心（本觉）门出，即不能不在染中。此二门同论生命之存在，因此不可分，而有所交汇。理性之进路，只能说一边，而不能放下，所以不能如实。只有“开悟”，才知道矛盾即非矛盾，而不须再说。

　　由此可知，知识门中，学术研究固然无止境，即成长门中，也不一定能保证到达。但有前人经验在，便是很好的路标。我们不妨遵循指引，先体察一番。纵或景色无殊，但人成长了，所看到的意义便不同。我认为：对于生命成长的学问，十分需要这种体验；有此体验，才能突破知识境，放下语言。然后回到历史，回到人间，才能明白当日之所以如是说的意义；而我们今天做佛教思想现代化的工作，也才能有更好的施设；这也就是我文首所说的“教”。

　　最后，我应当指出：上述这四种如实，是没有隔别的。研究者可以单取其一，亦可以合取其多。前三者需要客观训练，后一需要实践体会，但仍然融合为一艘。而且，在这种融合中，其本源在最后一层，其他都是依之而转。所以严格言是两重，在操作层次，依目标要求，可能需要更多的条件、更多训练，则开为三重、四重、多重均可，此无绝对。但学问之所以有生命力，则须在最后一层唇有所体会。

　　二十世纪即将过去，新的世纪即将到来。时间里程的划分也许没有什么意义，但回顾过去一百年来中国所受的苦难，与自身文化的遗忘不能说没有关系。日本能现代化，中国为什么不能现代化？日本能保留其传统（虽非典范），中国为什么不能保留其传统？何况我们的目标不是保留，而是开新。所以，如何重新体认中国文化的价值，如何建立佛学研究的现代水平，是我门这一代学者不能推辞的使命。“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也许我们可以从如实观的研究法开始，把学问建筑在稳固的基础上。至于层次之彻上彻下，则在其人。

【霍韬晦 香港法住学会会长、法住文化书院院长】

注释
① 一九七八年十月号。此文后收入拙著《绝对与圆融》一书。
② 见《绝对与圆融》《佛学研究风气的开展》一文。此文初刊于《内明》月刊一九七三年五月。
③ 见《如实之教——阿含经讲座三》一文，《法言》月刊，一九九二年八月。
④ 见《经集》236-238。最近国内有人翻释此书，此三语译为“如来佛陀”、“如来正法”、“如来僧团”，即稍欠矣。

鲁道夫•施泰纳 Rudolf Steiner

人物名字：　鲁道夫•施泰纳 Rudolf Steiner
出生地点：　奥地利
出生日期：　公元1861年2月27日
去世日期：　公元1925年3月30日

　　鲁道夫•施泰纳（或译为史泰纳、史代纳、史丹勒、斯坦纳），社会改革家、艺术家、教育家，开创了名为“人类智慧学”（简称“人智学”，Anthroposophy）的灵性科学（或译为精神科学，Spiritual Science），华德福教育（Waldorf Education）创始人。

　　施泰纳出生于奥地利一个小村庄，从小酷爱读书，尤其喜爱哲学，对哥德、席勒的著作有浓厚兴趣。1913年，他创建了国际性的人智学社团，其中心在瑞士多纳赫的歌德馆。

　　施泰纳非常关注社会及民生问题，一战爆发后，他提出三元社会结构的社会革新主张，虽由于未找到强大的支持而搁置，但人智学运动仍活跃着，在农耕、医药、建筑、治疗教育、经济、艺术活动中，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一起，以谋求社会革新。这也成为世界性华德福教育运动的种子。

当西方“民主”遇上中国“实事求是”

文章标题：当西方“民主”遇上中国“实事求是”
文章作者：张维为
发表日期：2012年9月2日
发表媒体：《观察者》

　　西方民主模式在发展中国家鲜有成功的例子，中国的政治改革一定要走自己的路。如果西方真心诚意要在发展中国家推动民主，就应该认真总结自己民主发展的历史，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民主化的顺序。西方原生态的民主社会演变的顺序大致可以这样概括：一是经济和教育的发展，二是市民文化和法治社会的建设，最后才是民主化。这个顺序搞错了，一个社会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慕尼黑的一场辩论

　　2007年6月下旬，在慕尼黑郊外的一个风景如画的避暑山庄，知名的马歇尔论坛举行了一场中国问题研讨会，由我主讲中国的崛起及其国际影响。讲完之后的讨论很有意思。一个欧洲学者问我：“您认为中国什么时候可以实现民主化？”我反问：“您的民主化概念怎么界定？”他颇有点不耐烦：“这很简单： 一人一票，普选，政党轮替。”说完还补充了一句：“至少这是我们欧洲的价值观。”我表示完全理解和尊重欧洲价值观，但我随即问他：“您有没有想到中国也有自己的价值观，其中之一就是实事求是，英文叫做seek truth from facts（从事实中寻找真理）？”我接着说：“我们从事实中寻找了半天，就是没有找到发展中国家通过您所说的这种民主化而实现了现代化的例子。我走访了100多个国家，还没有找到。”

　　我随即客气地请他提供一个这样的例子。他一下子回答不上来。我说：“您可以想一下，再告诉我。”这时，一个美国学者举手，大声说：“印度。”我问他：“您去过印度吗？”他说：“没有。”我说：“我去过两次，而且从北到南，从东到西都去过。我的感觉是印度比中国要落后至少20年，甚至30年。我在孟买和加尔各答两个城市里看到的贫困现象比我在中国20年看到的加在一起都要多。”

　　他不吱声了。这时刚才提问的那个学者说：“博茨瓦纳？”我问：“你去过没有？”他说：“没有。”我说：“我去过，还见过博茨瓦纳总统。那是一个人口才170万的小国。博茨瓦纳确实实行了西方民主制度，而且没有出现过大的动乱。这个国家资源非常丰富，民族成分相对单一，但即使有这么好的条件，博茨瓦纳仍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均寿命不到40岁。”

　　“那么哥斯达黎加呢？”另一位学者问。我问他：“你去过这个国家吗？”回答也是“没有”。我说：“我2002年访问了这个国家。那也是一个小国，人口才400多万。相对于中美洲其他国家，哥斯达黎加政治比较稳定，经济也相对繁荣。这个国家90%以上的人口是欧洲人的后裔，各方面的起点不低。可惜哥斯达黎加至今仍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国家，而且贫富差距很大，人口中20％还处于贫困状态，首都圣何塞给人的感觉更像个大村庄，有很多的铁皮屋、贫民窟。”

　　我看大家似乎一时举不出其他例子，我就干脆反问：“要不要我举出西方民主化模式在发展中国家不成功的例子？举10个、20个，还是30个，或者更多？”我简单谈了一下美国创建的民主国家菲律宾、美国黑人自己在非洲创立的民主国家利比里亚、美国家门口的海地，还有今天这个倒霉的伊拉克。

　　听众中一些人开始点头，一些人摇头，但就是没有人起来反驳。我便再追问了一个问题：“在座的都来自发达国家，你们能不能给我举出一个例子，不用两个，说明一下哪一个今天的发达国家是在实现现代化之前，或者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之中搞普选的？” 还是没有人回答。我说：“美国黑人的投票权到1965年才真正开始。瑞士是到了1971年，所有的妇女才获得了投票权，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普选。如果要推动西方式的民主化，西方自己首先要向别人解释清楚为什么你们自己真正的民主化过程，毫无例外，都是渐进的，都是在现代化之后才实现的？这个问题研究透了，我们就有共同语言了。”

　　我还顺便讲了一个自己的假设：“如果中国今天实行普选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呢？假如万幸中国没有四分五裂，没有打起内战的话，我们可能会选出一个农民政府，因为农民的人数最多。我不是对农民有歧视，我们往上追溯最多三四代，大家都是农民。我们不会忘记我们自己农民的根，我们不歧视农民，不歧视农村来的人。但是连领导过无数次农民运动的毛泽东主席都说过：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一个农民政府是无法领导一个伟大的现代化事业的，这点你们比我还要清楚。”

　　这时一个不服气的学者说：“民主本身就是神圣的，崇高的，这是普世价值，中国应该接受。”我说：“民主是普世价值，但西方这种民主形式是不是普世价值，还很有争议。你们为什么不能更自信一点呢？如果你们的制度那么好，人家迟早都会来向你们学习。但如果以普世价值的名义，强行在世界推广你们的制度，甚至为此而不惜使用武力，那就过分了。看一看今天伊拉克，据英国广播公司最新的报道，巴格达市的居民开始用‘人间地狱’来形容他们的城市，但天真的美国人以为伊拉克人民都会拿着鲜花去欢迎他们呢。”

　　当时因为还有其他许多有意思的问题，民主化的问题就没有继续讨论下去。实际上任何人只要花点时间读上几本西方民主理论的入门书，就会知道西方大部分的民主理论大师，从孟德斯鸠到熊彼特，都不赞成为民主而民主，都认为民主是一种程序、一种制度安排、一种游戏规则，其特点是“有限参与”，而不是“无限参与”。当然也有像卢梭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呼唤人民主权，不停地革命，但法国为此付出了异常沉重的代价，最后实现的也不是卢梭期望的目的民主，而是工具民主。

　　2006年，我曾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一篇评论，谈到西方强行输出自己的民主模式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问题：西方“意识形态挂帅，推行大规模的激进的民主化，无视一个地方的具体情况，把非洲和不甚发达的地方看成是西方体制可以自然生根的成熟社会。在宽容的政治文化和法治的社会形成之前，就推行民主化，其结果往往令人沮丧，甚至是灾难性的”。

　　美国宾州大学教授爱德华•曼斯菲尔德（Edward D. Mansfield）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克•施奈德（Jack Snyder）最近出版了一本著作《选举到厮杀：为什么新兴民主国家走向战争》（Electing to Fight: Why Emerging Democracies Go to War）。书中的基本观点是：走向西方民主模式的这个过程最容易引起内部冲突或外部战争，因为政客们只要打“民粹”牌就容易得到选票。整个1990年代里，许多国家举行自由选举后，便立即进入战争状态：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开打，厄瓜多尔和秘鲁开打，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开打，还有布隆迪—卢旺达的大屠杀，导致100多万人丧生，当然还有南斯拉夫令人痛心的分裂和战争。我2006年访问了前南斯拉夫所有的国家，光是波斯尼亚战争中死亡的人数最保守的估计都超过10万人，整个南斯拉夫解体过程中的战争造成了20多万人死亡，成为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死亡人数最多的战争。多少罪恶都是以推动普世价值的名义犯下的。

　　再看看中国，走自己的路，在30多年的时间里，保持了稳定，经济规模扩大了18倍，人民生活普遍提高，虽然仍存有各种问题，有些还相当严重，但中国的崛起，整个世界有目共睹，大多数中国人也对国家的前途表示乐观。中国的相对成功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就是可以和西方平起平坐地讲道理，你有理，我听你的，你没理，你听我的。要是都听西方的，中国早就解体了。

　　在民主化这个问题上也是这样，西方还是没有摆脱“唯我正统，别人都是异教”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在历史上曾导致了无数次战争，几乎毁灭了西方文明本身，西方本可以从中悟出很多道理，但是西方，特别是美国似乎还没有从中汲取足够的教训。如果西方真心想要在发展中国家推动民主，就应该认真总结自己民主发展的历史，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民主化的顺序。西方原生态的民主社会自己演变的顺序大致可以这样概括：一是经济和教育的发展，二是市民文化和法治社会的建设，最后才是民主化。这个顺序搞错了，一个社会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现在西方却要求第三世界在民主化上一步到位，把最后一步当作第一步，或者三步合为一步，不出乱子才怪呢。

　　世界在进步，民主也不再是西方的垄断和特权，新技术革命又为民主提供了各种新的手段，其他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完全有可能，而且也应该探索自己独特的民主道路和形式。作为后来者，中国在自己民主建设的过程中，应从过去发达国家和今天第三世界的民主实践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超越西方那种狭隘的、僵化的民主观，推动符合中国国情的、渐进而又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争取最终后来居上，建立一个繁荣与和谐的新型民主社会。

张维为，春秋综合研究院研究员，观察者网专栏作者，“中国模式”最坚定的支持者。80年代曾为邓小平翻译，著有《中国震撼》（英文版“China Wave”）、《中国触动》等著作。

香港知识分子何在？——论当前世界政治躁动与香港青少年学生占中

文章标题：香港知识分子何在？——论当前世界政治躁动与香港青少年学生占中
文章作者：霍韬晦
发表日期：2014年10月1日
发表媒体：《信报》

躁动的世界政局

　　世界似乎变得愈来愈烦躁，远的不说，例如刚结束的长达五十一天的以色列与哈马斯之战，导致二千一百多名巴勒斯坦人失去生命，一万一千多人受伤，许多地区沦为废墟。以色列虽胜，但也失去许多优秀的士兵，也未取得任何实质成果。那么，为什么还要打？起因据说不过是以色列有三个少年失踪遇害，以色列趁机「教训」哈马斯吧。

　　比较起来，哈马斯还是小事，更严重的是伊斯兰国（IS）突然冒起，迅速占领大片伊拉克土地和油井，还残杀民众，把外国记者、人道救援人员的斩首示众片段上载网络，其野蛮行径震惊所有文明国家。欧美各国再也无法缄默，于是在美国支持之下，再次对盘踞在伊拉克、叙利亚边境的伊国组织进行空袭。

　　战争再起，就不是一天。

　　不过，你可以说，中东从来都没有平静过，宗教、民族、历史仇怨之外，还有政治、经济的多元矛盾；美国以为以武力介入伊拉克，便可以培育出西方式的民主，彻底改变中东的政治生态，结果打了八年，弄出一个烂摊子，比原来的情况还糟，她眼见势色不佳，溜了。

自大专横的美国人

　　美国人的自大，到现代还未能接受教训。从中东抽身，又想重返亚洲，还串连日本、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一起向中国施压，从仓库里检出上世纪围堵中国的政策。不过，还能用吗？中国有可能变成第二个伊拉克吗？

　　美国所售卖的民主，若依据原理，是主张不同政见的人可以通过理性方式来解决。嘲讽的是，她对待别国的态度却是最不民主，总是想干涉别人，更多的是通过一些见不得人的手段（如窃听外国元首电话、利用美元霸权骑劫世界经济）来掌控别人，或培植反对力量，从中挑拨，制造事端，非常专横。如1965年，美国中情局策动印尼军方政变，陆军司令苏哈托于一夜之间囚禁开国元首苏加诺，再以清除共党之名，在全国各地屠杀华人，受害者近一百万，比日本在南京大屠杀还要凄厉数倍。从此印尼废除华文，苏哈托铁腕统治三十二年，整个世界谁吭声？

　　有些地方力争民主，以为获取民主，美国就会支持，如埃及、如泰国、如东欧、中亚的颜色革命，但换汤不换药，民选政府无能，内部争吵，军方乘机介入掌控秩序。美国会因她不民主而干涉吗？她自己尚且自顾不暇，所以你们愈乱愈好。这些国家，亦不会因为实行民主投票而有所改变，她们还是老样子，甚至更糟。这不是很值得我们反省吗？

民主与分离主义

　　一是民主究竟是什么？它能解决什么问题？它会产生什么的后遗症？二是发美国民主梦的人，正如香港某些「民主人士」，专程到美国白宫求取支持一样。有没有想过，美国人是关心自己的国家利益，还是你的利益？你如此投靠，为什么？

　　也许「民主」这个幌子太迷惑人，又被奉为普世价值，使得人人以为实行民主就带来幸福，事实上是两回事，更不晓得「民主」可以被利用为夺权的手段。从法国大革命到德国希特拉上台，从战后各殖民地独立，到今天分离主义盛行，只要想到自己的利益被分薄，就想利用民主，公投独立，非常狭隘。如苏格兰公投、西班牙自治区公投，连香港也想公投（台湾就更不要说了），却没有想想周边的人怎么看你？

　　这是地缘政治，你能无视邻近地区的反应吗？但人与人的关系不至于此，还有血缘、还有情缘、还有长期历史文化浸淫出来的史缘，岂能一一切割？只看眼前利益，只看表面形势，人的思想就会太简单。

　　不过，即使如此，「民主」仍然是这个时代的迷幻药。趋之者此仆彼继。为什么会这样？

　　我想真正的原因是对现实不满。自从进入二十一世纪，历史上所累积的问题一一爆发，资本主义随着美国的独大而攀上顶峰，开始腐烂；而全球化、金融风暴、能源危机、环境污染、贫富悬殊、社会颓废、青年人思想无出路、政府管治无方，基层生活困难。

　　小市民委屈无处发泄，小小事情都会爆炸，情绪失控，有机会示威、游行、抗议、抗争，正中下怀；一波一波，最后就会冲击当前体制。如2011年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阿拉伯之春、英国种族暴动、美国群众占领华尔街、希腊反资本主义的街头运动——都是犖犖大者。

　　从这个地方看，台湾的「太阳花运动」、香港的「占中」，已经不算什么了。你可以理解为全球躁动政治的余波，不过，这两地都由青年学生担纲，而且矛头指向都是中国，这就不能不重视了。

　　青年的可爱，在于有理想、有热血，但青年的欠缺，亦正在其思想的简单，易受煽动，正如香港某些人要争取「真普选」，以「命运自主」，「夺回我们的未来」来包装，试问是什么意思？难道要香港独立吗？要否认我们自己是中国人吗？为什么要否认？这些问题必须问到底，你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五四」、「六四」之所以赢得市民支援，是因他们的出发点是爱国，不为自己谋利益，甘地、马丁路德金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为民族独立、为取得公民的平等身份。如果公民抗命中间夹有一丝一毫自己利益的话，就不会饿到同胞的尊敬。

「占中」理由不充分

　　以此看来，香港学生「占中」的理由就不充分了，因为完全没有必要这样抗争。即使要奉行西方民主，也可以从长计议，也可以逐步迈进。为什么那么高调，拒绝协商呢？何况，我们难道没有自己的思考能力，一定要按照「国际惯例」吗？学生的叫价，已达到不可理喻的地步，还要冲击政府总部，发动罢工、罢课，瘫痪香港，让所有香港人都付出代价。一时愤激，便要玉石俱焚，为什么呢？

　　时代在变，历史在变，二百年的西方民主，几经百孔千疮，站在美国对立面的人不只是中国（中国其实一直向美国伸出橄榄枝），还有欧洲、俄国、中东、南美。美国不检讨自己，为什么不断制造敌人（包括所谓恐怖分子），却想继续指挥世界，肯定心劳日拙。

　　中国则从被列强瓜分的命运，到今天成为第二大经济体，非常不容易，过程也犯了很多错误。今天我们站在历史前沿，该考虑为发奋自强的中国做点什么。不认同自己的文化、不认同自己的民族，难道要做西方的马前卒吗？四十年前香港大学生「关社认祖」、「誓死保卫钓鱼台」，但现在保卫的是自己的选举权，变化太大了，像中了蛊，小心别犯下弥天大错。

　　可悲的是，香港竟然没有头脑清醒的人，只知随别人的笛子起舞，太可怜了。弄出这样的局面，谁会得益？谁会偷笑？

　　香港的知识分子何在？有血性、有历史感、有综观全域能力的知识分子何在？香港已出现危机，不是要说些公道话吗？但有些人还添油加火，唯恐天下不乱，良知何在？牺牲的是谁？

　　不要怪责青年，这是所有成年人的责任。

作者为当代思想家、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