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道德管理
文章作者：何濛
发表日期：2008年10月13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四方八面》
在任教期间，我不那么在意学校每年制造多少个状元,多少个学生获得奖学金；而在意学生的行为举止是否合乎礼仪。我不那么在意学生考到多少特优，而在意他们有否得到正确的道德价值观，懂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能够捧着一颗善心去社会做好人做善事。
在教华文时，我常常从报章拈来许多活生生的现实案例，向学生阐述是非对错，然后告诉他们应该有的态度和观念。即使不在课室教华文，我还会通过升旗礼后的数分钟，分享许多生活里的爱国、守法、诚信和感恩故事，启迪他们的心灵。唯有这样，才能把点点滴滴注入他们的脑海里，耳濡目染之后，塑造他们的道德思想。
我坚信教育之本不是为了建立世界级学校品牌，而是扎扎实实去培育一个个有德行的人。唯有人人修身立德，遵守和实践仁义、道义、恩义和情义，社会才能安宁，人类才获得真正的和谐幸福。
今天世界正处于多事之秋，天灾频仍之外，人为祸害接踵而至。计有台湾前总统陈水扁家族涉嫌贪污洗钱，祸国殃民，恬不知耻；山西省发生尾矿溃坝惨剧，是官商勾结，非法作业之祸；三鹿毒奶造成群体灾害，引发全球对中国食品的不信任，造成诚信危机，陷国家于不义。还有日本毒米、毒校服、毒家私，毒…毒…毒…等匪夷所思的事情，荼毒生灵，人神共愤。人们见利忘义，泯灭良知，无所不用其极。追根究底，肇祸者不是无才而是无德。《弟子规》有句话说：“德有伤，贻亲忧“。如果人们知道一个人的德行差劣，会使父母蒙羞，他们就不会做出离经叛道，伤天害理的事，使无辜受苦国家受辱。
再看看举世哗然的金融风暴，当市场溃不成军时，华尔街还充斥着无数贪婪之徒。去年次贷危机发生，金融大亨还将房贷业务包装成债券衍生品出售，巧立名目，偷龙转凤来瞒天过海。总裁们依然贪得无厌，利润归私，责任归公。搞垮雷蒙兄弟的总裁去年一年的薪水为4500万美元。出现财务危机的美林总裁在去年还领取1亿6000多万年薪。还有…还有…不胜枚举的贪婪主管，都是千万元入袋。这些人不都是世人崇拜的名牌高校专才，智商超群。但他们只知为自己迅速致富。他们是道德低能儿，没读过《大学章句》谓：“君子先慎于德…。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如果他们知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知道“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话，就不会为了牟取暴利，不顾后果去吞噬人民的血汗钱和积蓄。
针对金融海啸和毒奶事件，多方建议企业今后须加强全面品质管理，要规范制度，设立严密监管。但我认为品质监管之外，急需填补道德真空。因为制度会百密一疏，无德之徒仍会伺机作恶。
诚如中国总理温家宝说：“企业家身上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我们要更重视的是社会道德建设，是全面道德伦理的管理。
Monday, October 13, 2008
Saturday, October 11, 2008
人才、努力与决心，乃成功要素
文章标题：人才、努力与决心，乃成功要素
文章作者：李光耀
发表日期：2008年10月11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我对北京奥运会的开幕礼有何看法？它已被全世界的许多评论形容为亮丽耀眼与富戏剧性。
那是一场无比绝伦的表演——千人一致的大型击鼓和太极示范，中国含蓄地提醒世界，中国人发明了火药、指南针、纸和活字印刷，并建造了万里长城。
传统的锣鼓、舞蹈及音乐以现代艺术形式呈现，还巧妙结合了科技。一群身穿黑衣的芭蕾舞蹈员，在高科技的巨型卷轴上，用肢体绘出一幅中国传统山水画。
中国导演张艺谋在没有好莱坞的协助下统筹晚会，向全世界传达的信息是：中国人团结一致，重新站起来了。
当我观赏这场重塑汉唐辉煌史的演出时，我心想他们应该安排一段节目由一名小提琴或钢琴名家，或歌剧名伶来表演，并让他们的其中一支西方交响乐团来伴奏。这将软化他们在西方的形象，显示他们也在汲取西方文化的精粹。
我在8月7日开幕前夕，和亨利•基辛格在北京莱佛士酒店用餐。他和太太、儿子和两个孙子是中国政府的嘉宾。中国的领导并没有忘记1972年尼克逊（尼克松）总统与基辛格敞开大门，让中国与美国，以至后来，与世界接轨。1972年，中国还在饱受文化大革命的创伤。而自那年起，基辛格每年都到访中国。
另一名特别嘉宾是前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在中美于1979年建交以前，布什已担任美国驻北京特别代表。
向新加坡学习
我是在1976年5月文革结束时首次到访中国。上世纪70年代和现今的中国有着天渊之别。
当年，我坐着他们手工制造的国产红旗豪华轿车，放眼望出拉上窗帘的车窗外。我看到的北京是陈旧的建筑物、街道宽阔却灯光昏暗，路上挤满了身穿单调蓝色或灰色中山装的脚踏车骑士。
过去32年，北京和其他许多城市都蜕变了。新的高楼大厦、宽敞的高速公路和高架桥林立，北京的绿化也带来了延绵不断的花草树木。
他们借鉴许多国家的经验，包括新加坡，学习我们的绿化与城市规划背后的管理方针。他们和新加坡一样，不只依靠中国建筑师，也邀请世界最顶尖人才来设计他们的标志性建筑。
他们的巨大机场由英国建筑大师诺曼•福斯特设计，中国工程师和工匠建成，包括完美修葺的花岗石墙壁和地板。机场美轮美奂，设计完善，往来搭客通行无阻。
从机场到市中心的20分钟路程很顺畅，人们也可以选择乘搭快铁在20分钟内抵达市区。
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也很出色——鸟巢国家体育场、水立方国家游泳中心、国家剧院、国家博物馆，全都由著名海外建筑师设计。他们还需要一段时间发展，才能达到像中国出生的美籍建筑师贝聿铭的水平。不过，他们的建筑师已经有能力建造新环路和地下铁延长线。
由于重建长安街的速度迅速，因此周围的建筑设计和形状整齐、划一，都是以正方形为主，不像巴黎和伦敦有着不同时代、不同建筑风格的层次美感。除了标志性建筑外，单一性的建筑设计是他们发展步伐这么迅速所付出的代价。
为了使奥运成功，他们竭尽全力。保安格外森严，在防备新疆的本土与基地组织回教恐怖分子上，他们也丝毫不大意，绝对不能让任何人有机可乘，破坏他们向世界展示21世纪中国的伟大时刻。
唯独老天不作美。虽然关闭了北京多家工厂和发电厂，以及减半车辆，北京城还是笼罩在灰暗的雾霾中。北京地势处于山谷之中，空气不流通，要等到8月17日下雨，才能扫空烟雾。
我因此纳闷，他们为什么要在8月举行奥运会呢？9月底或10月的气候比较干旱凉快，还有微风吹拂。我后来了解，国际奥委会是以电视转播原因来定日期的。8月能让奥运会获得最广泛的电视报道，因为这时其他重大的体育赛事比较少。
上百名国家元首、总统、总理、国王与皇族出席了北京奥运。每一名外国领袖都获得适当的礼待。开幕礼上，他们都安排了适当的部长或高官来陪同这些座上嘉宾。路上没有交通阻塞，北京的交通从来没有那么顺畅过，北京市民让路给外宾，好让北京处于最佳状态。
那些首次到访中国的人，是无法像基辛格和前总统布什般体会中国30年巨变的意义。我在开幕礼上恰巧和他们坐在同一个看台。他们见过北京阴暗的日子，那个时候，苏联式经济和文革如何把中国人拖入谷底。
重大的蜕变
但中国又再度崛起了。中国人正在向世界学习，就如邓小平在1992年呼吁他们这么做。特别是深入学习新加坡的管理方式，并照着邓小平的指示做得比新加坡还要出色。
1978年，当邓小平来新加坡，对我称赞新加坡所取得的成就时，我这样告诉他：“我们能做到的一切，你们（中国人）能做到并做得更好。你们有学者、思想家、诗人、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我们是中国南方目不识丁又一无所有的农夫的后代。你们能做得比我们更好。”他们现在做到了。
中国人已向世界展示了他们在21世纪晋升发达文明的潜能，足以媲美西方任何一个国家。
初步的反应显示欧美很多人对中国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也感到不安，因为中国不再像从前般容易应付。为了让世界放心，中国人不应该展示其民族优越感。中国的面积让他们必须谦和地说服世界，他们的崛起是和平的。
无论如何，他们还需要多50年，才能追上欧美与日本的工业、科技与科研成果。在最先端武器方面，他们还需要购买战斗机和潜水艇。
建立独特优势
新加坡团队的乒乓女团虽打入了大决赛，却输给了较优越的中国队。没有来自中国的人才，我们无法晋身决赛圈。尽管如此，中国还有更加优秀的人才。
新加坡从早期就吸纳外来人才，在一个公平与唯才是用的社会中给予他们机会，让他们通过毅力与努力来发挥潜能，才能成功。
但在环球化的世界中，人才比以前更加抢手。所以我们必须确保我们有足够吸引力，来吸引外来人才。他们加强了新加坡团队的实力，激励我们自己的人民向前迈进。
我们无法样样都和大国竞争。但只要我们肯努力，竭尽所能栽培我们的人民，并通过吸收来自中国、印度、马来西亚、亚细安以至世界各地，包括欧美在内的人才，来补充我们的实力，我们将能找到属于我们的独特优势来和其他城市一争长短。
作者是内阁资政李光耀
文章是2008年9月／10月号《行动报》署名评论
文章作者：李光耀
发表日期：2008年10月11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我对北京奥运会的开幕礼有何看法？它已被全世界的许多评论形容为亮丽耀眼与富戏剧性。
那是一场无比绝伦的表演——千人一致的大型击鼓和太极示范，中国含蓄地提醒世界，中国人发明了火药、指南针、纸和活字印刷，并建造了万里长城。
传统的锣鼓、舞蹈及音乐以现代艺术形式呈现，还巧妙结合了科技。一群身穿黑衣的芭蕾舞蹈员，在高科技的巨型卷轴上，用肢体绘出一幅中国传统山水画。
中国导演张艺谋在没有好莱坞的协助下统筹晚会，向全世界传达的信息是：中国人团结一致，重新站起来了。
当我观赏这场重塑汉唐辉煌史的演出时，我心想他们应该安排一段节目由一名小提琴或钢琴名家，或歌剧名伶来表演，并让他们的其中一支西方交响乐团来伴奏。这将软化他们在西方的形象，显示他们也在汲取西方文化的精粹。
我在8月7日开幕前夕，和亨利•基辛格在北京莱佛士酒店用餐。他和太太、儿子和两个孙子是中国政府的嘉宾。中国的领导并没有忘记1972年尼克逊（尼克松）总统与基辛格敞开大门，让中国与美国，以至后来，与世界接轨。1972年，中国还在饱受文化大革命的创伤。而自那年起，基辛格每年都到访中国。
另一名特别嘉宾是前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在中美于1979年建交以前，布什已担任美国驻北京特别代表。
向新加坡学习
我是在1976年5月文革结束时首次到访中国。上世纪70年代和现今的中国有着天渊之别。
当年，我坐着他们手工制造的国产红旗豪华轿车，放眼望出拉上窗帘的车窗外。我看到的北京是陈旧的建筑物、街道宽阔却灯光昏暗，路上挤满了身穿单调蓝色或灰色中山装的脚踏车骑士。
过去32年，北京和其他许多城市都蜕变了。新的高楼大厦、宽敞的高速公路和高架桥林立，北京的绿化也带来了延绵不断的花草树木。
他们借鉴许多国家的经验，包括新加坡，学习我们的绿化与城市规划背后的管理方针。他们和新加坡一样，不只依靠中国建筑师，也邀请世界最顶尖人才来设计他们的标志性建筑。
他们的巨大机场由英国建筑大师诺曼•福斯特设计，中国工程师和工匠建成，包括完美修葺的花岗石墙壁和地板。机场美轮美奂，设计完善，往来搭客通行无阻。
从机场到市中心的20分钟路程很顺畅，人们也可以选择乘搭快铁在20分钟内抵达市区。
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也很出色——鸟巢国家体育场、水立方国家游泳中心、国家剧院、国家博物馆，全都由著名海外建筑师设计。他们还需要一段时间发展，才能达到像中国出生的美籍建筑师贝聿铭的水平。不过，他们的建筑师已经有能力建造新环路和地下铁延长线。
由于重建长安街的速度迅速，因此周围的建筑设计和形状整齐、划一，都是以正方形为主，不像巴黎和伦敦有着不同时代、不同建筑风格的层次美感。除了标志性建筑外，单一性的建筑设计是他们发展步伐这么迅速所付出的代价。
为了使奥运成功，他们竭尽全力。保安格外森严，在防备新疆的本土与基地组织回教恐怖分子上，他们也丝毫不大意，绝对不能让任何人有机可乘，破坏他们向世界展示21世纪中国的伟大时刻。
唯独老天不作美。虽然关闭了北京多家工厂和发电厂，以及减半车辆，北京城还是笼罩在灰暗的雾霾中。北京地势处于山谷之中，空气不流通，要等到8月17日下雨，才能扫空烟雾。
我因此纳闷，他们为什么要在8月举行奥运会呢？9月底或10月的气候比较干旱凉快，还有微风吹拂。我后来了解，国际奥委会是以电视转播原因来定日期的。8月能让奥运会获得最广泛的电视报道，因为这时其他重大的体育赛事比较少。
上百名国家元首、总统、总理、国王与皇族出席了北京奥运。每一名外国领袖都获得适当的礼待。开幕礼上，他们都安排了适当的部长或高官来陪同这些座上嘉宾。路上没有交通阻塞，北京的交通从来没有那么顺畅过，北京市民让路给外宾，好让北京处于最佳状态。
那些首次到访中国的人，是无法像基辛格和前总统布什般体会中国30年巨变的意义。我在开幕礼上恰巧和他们坐在同一个看台。他们见过北京阴暗的日子，那个时候，苏联式经济和文革如何把中国人拖入谷底。
重大的蜕变
但中国又再度崛起了。中国人正在向世界学习，就如邓小平在1992年呼吁他们这么做。特别是深入学习新加坡的管理方式，并照着邓小平的指示做得比新加坡还要出色。
1978年，当邓小平来新加坡，对我称赞新加坡所取得的成就时，我这样告诉他：“我们能做到的一切，你们（中国人）能做到并做得更好。你们有学者、思想家、诗人、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我们是中国南方目不识丁又一无所有的农夫的后代。你们能做得比我们更好。”他们现在做到了。
中国人已向世界展示了他们在21世纪晋升发达文明的潜能，足以媲美西方任何一个国家。
初步的反应显示欧美很多人对中国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也感到不安，因为中国不再像从前般容易应付。为了让世界放心，中国人不应该展示其民族优越感。中国的面积让他们必须谦和地说服世界，他们的崛起是和平的。
无论如何，他们还需要多50年，才能追上欧美与日本的工业、科技与科研成果。在最先端武器方面，他们还需要购买战斗机和潜水艇。
建立独特优势
新加坡团队的乒乓女团虽打入了大决赛，却输给了较优越的中国队。没有来自中国的人才，我们无法晋身决赛圈。尽管如此，中国还有更加优秀的人才。
新加坡从早期就吸纳外来人才，在一个公平与唯才是用的社会中给予他们机会，让他们通过毅力与努力来发挥潜能，才能成功。
但在环球化的世界中，人才比以前更加抢手。所以我们必须确保我们有足够吸引力，来吸引外来人才。他们加强了新加坡团队的实力，激励我们自己的人民向前迈进。
我们无法样样都和大国竞争。但只要我们肯努力，竭尽所能栽培我们的人民，并通过吸收来自中国、印度、马来西亚、亚细安以至世界各地，包括欧美在内的人才，来补充我们的实力，我们将能找到属于我们的独特优势来和其他城市一争长短。
作者是内阁资政李光耀
文章是2008年9月／10月号《行动报》署名评论
Monday, October 6, 2008
Focus on the big ‘little things’ in life
文章标题：Focus on the big ‘little things’ in life
文章作者：Geoff Tan
发表日期：2008年10月6日
发表媒体：《我报》My Paper
The last few weeks have gone by fast – really fast.
Even as Singapore hosted the world’s first Formula One night race, which certainly raced by in a flash, heavyweight financial giants have been falling fast and furiously.
Stock-market indices around the world have plummeted just as speedily.
Queues formed quickly outside American Insurance Association’s offices very soon after the announcement of 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s meltdown.
Savvy big-name tycoons and investors like Mr Warren Buffett and Mr Oei Hong Leong quickly picked up free-falling stock at bargain prices, which turned around within hours to register huge gains.
News of the China-made melamine-laced milk scandal spread like wildfire, causing concerned Singaporeans to dispose suspect products in double quick time.
With so many things zooming by us recently, it may be time for us to “slow down” and take stock of the “real” things in life – our family, our friends, our health and our faith.
When we are caught up in the “rat race” of life, it’s very easy for us to neglect these priorities.
Before we know it, our kids would have grown up, and we would regret not spending enough time with them.
I would like to share this story:
Jim, a young boy, interrupted his father and asked: “Dad, how much do you earn per hour?”
Taken aback by the somewhat-impertinent question, his father gruffly replied, “$50!”
Two weeks later, Jim approached his dad apprehensively, and handed over a $50 note. He asked: “Can I buy an hour of your time, please?”
He had apparently skipped all his recess meals and saved up his allowance, to buy time with his father.
I hope this never happens to any one of us.
You may think that building your business and career is important. Or you may think that acquiring wealth to buy a swanky Orchard Road penthouse or a flashy Maserati is a big deal.
Author Robert Brault wrote: “Enjoy the little things, for one day you may look back and realize they were the big things.”
Similarly, if you’re going through a bad patch due to current circumstances, consider what Helen Keller, an inspirational blind, deaf and dumb scholar, wrote: “Keep your face to the sunshine and you will not see the shadows.”
If you’ve tried making the best of something but failed miserably, let American writer Mary Anne Radmacher encourage you: “Courage does not always roar. Sometimes it is a quiet voice at the end of the day saying… I will try again tomorrow.”
After writing two weeks ago about how we can all laugh to de-stress, I stumbled upon this quote: “Laughter is an instant vacation.”
But most of all, as we take time to slow down a little, let’s find time to encourage the people around us.
If you’re the type who is quick to shoot your mouth off in a less-than-sensitive manner, a gentle turnaround at this point in time could augur well for all.
The world is going through a rough patch right now, and we could do with less “negative” attitudes to deplete our flagging morale.
Let me leave you with the words of Mother Teresa: “Kind words can be short and easy to speak, but their echoes are truly endless.”
The writer is a senior vice-president of the SPH marketing division and the general manager of SPH NewMedia for Zapcode.
文章作者：Geoff Tan
发表日期：2008年10月6日
发表媒体：《我报》My Paper
The last few weeks have gone by fast – really fast.
Even as Singapore hosted the world’s first Formula One night race, which certainly raced by in a flash, heavyweight financial giants have been falling fast and furiously.
Stock-market indices around the world have plummeted just as speedily.
Queues formed quickly outside American Insurance Association’s offices very soon after the announcement of 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s meltdown.
Savvy big-name tycoons and investors like Mr Warren Buffett and Mr Oei Hong Leong quickly picked up free-falling stock at bargain prices, which turned around within hours to register huge gains.
News of the China-made melamine-laced milk scandal spread like wildfire, causing concerned Singaporeans to dispose suspect products in double quick time.
With so many things zooming by us recently, it may be time for us to “slow down” and take stock of the “real” things in life – our family, our friends, our health and our faith.
When we are caught up in the “rat race” of life, it’s very easy for us to neglect these priorities.
Before we know it, our kids would have grown up, and we would regret not spending enough time with them.
I would like to share this story:
Jim, a young boy, interrupted his father and asked: “Dad, how much do you earn per hour?”
Taken aback by the somewhat-impertinent question, his father gruffly replied, “$50!”
Two weeks later, Jim approached his dad apprehensively, and handed over a $50 note. He asked: “Can I buy an hour of your time, please?”
He had apparently skipped all his recess meals and saved up his allowance, to buy time with his father.
I hope this never happens to any one of us.
You may think that building your business and career is important. Or you may think that acquiring wealth to buy a swanky Orchard Road penthouse or a flashy Maserati is a big deal.
Author Robert Brault wrote: “Enjoy the little things, for one day you may look back and realize they were the big things.”
Similarly, if you’re going through a bad patch due to current circumstances, consider what Helen Keller, an inspirational blind, deaf and dumb scholar, wrote: “Keep your face to the sunshine and you will not see the shadows.”
If you’ve tried making the best of something but failed miserably, let American writer Mary Anne Radmacher encourage you: “Courage does not always roar. Sometimes it is a quiet voice at the end of the day saying… I will try again tomorrow.”
After writing two weeks ago about how we can all laugh to de-stress, I stumbled upon this quote: “Laughter is an instant vacation.”
But most of all, as we take time to slow down a little, let’s find time to encourage the people around us.
If you’re the type who is quick to shoot your mouth off in a less-than-sensitive manner, a gentle turnaround at this point in time could augur well for all.
The world is going through a rough patch right now, and we could do with less “negative” attitudes to deplete our flagging morale.
Let me leave you with the words of Mother Teresa: “Kind words can be short and easy to speak, but their echoes are truly endless.”
The writer is a senior vice-president of the SPH marketing division and the general manager of SPH NewMedia for Zapcode.
Friday, October 3, 2008
演讲百态
文章标题：演讲百态
文章作者：韩山元
发表日期：2008年3月7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四方八面》
演讲的“演”是什么意思？一种解释是“发挥”，演讲就是将讲话的内容好好地发挥；另一种解释是有讲又有演。确实有些演讲者是只讲不演，有些人是又讲又演，还有些人以演为主。我想，演讲还是应当以讲为主，以演为辅，演是为了加强讲的效果。一场成功的演讲首先是看讲得好不好，而不是看演得好不好。讲得好不好首先是看讲的内容是否充实，能不能让听者增进知识，受到感动。
记得几年前看过余光中教授的说法，他把学界的人按照有趣味和有学问分为四种，现在借用余教授的说法，将演讲者分为四类型：一、有趣味又有学问；二、有趣味但没学问（或学力很浅）；三、有学问但没趣味；四、没学问又没趣味。
那些又讲又演的演讲者，通常演讲都是比较有趣的。由于坐着讲难演，所以又讲又演者往往选择站着讲。当然，坐着讲也可以讲得很有趣，关键是看他有没有幽默感。
前面三种人会被请去演讲，这不难理解，第四种人怎么会被人请去演讲呢？有几种可能：名气大，社会地位高，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他有特殊经历值得大家聆听，尽管他没多少学问，讲话技巧也不好，大家还是愿意听。
同理，第三种演说者也是值得听的，只是大家必有个愿望：有学问的人如果能注意一下演说的技巧，那该多好。在新加坡，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演说者，有些是来自海外的，一般而言，台湾学者往往能言善道者众，而中国大陆一些上了年纪的学者往往欠缺演讲的技巧。
最近出席一个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专题演讲会，台上那位教授基本上是照着稿子宣读，而且时间拉得很长，起了催眠作用。绝不是说这位教授没学问，他的主要问题是演讲平淡烦闷，跟在国内向下属单位做“重要讲话”没什么两样。
前不久来我国做了一场《传媒的力量》演讲的喻国明教授演讲风格就跟那位社会地位很高的教授明显不同，喻教授不仅敢讲而且善讲，听他的演讲是一种享受，因为他既很有学问又很风趣。
演讲的趣味怎么来的呢？基本而言就是幽默感。不一定要讲笑话，而是语言要风趣、幽默。有些人就是做不到，你对他有看法，却拿他没办法。为什么做不到？除了性格因素外（有些人几乎生来就缺乏幽默细胞），还有他的职业、身份、地位等等都会影响他发挥幽默，甚至是根本就不敢公开幽默。以我当记者的经验，一些政府部门的发言人在正式的新闻发布会上都相当严肃，看不出他们有幽默感，其实，私底下他们是相当幽默的。
演说者与听众的互动是一门学问，有些演讲者是高官，或大企业、大财团的头头，平时习惯于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讲话，他才不在乎听众的反应。但是，也并非全部大人物都如此，这点跟一个人的性格和作风也有点关系。
学者又如何？名牌大学的名牌教授不免有些优越感，但是我们会发现，越是学识渊博，越是有思想深度的名牌教授，态度越是诚恳与恭谦。明天（3月8日）将在传媒中心礼堂讲玄奘与鉴真的钱文忠就是这样的一位学者。我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看过钱教授的多场演讲，就深深体会到他主张最理想的演讲方式是“站着鞠着躬讲”，我想，这话不能从字面来理解，一定要站着弯着腰演讲，而是强调演讲者不要摆出高姿态，以为自己高人一等。
文章作者：韩山元
发表日期：2008年3月7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四方八面》
演讲的“演”是什么意思？一种解释是“发挥”，演讲就是将讲话的内容好好地发挥；另一种解释是有讲又有演。确实有些演讲者是只讲不演，有些人是又讲又演，还有些人以演为主。我想，演讲还是应当以讲为主，以演为辅，演是为了加强讲的效果。一场成功的演讲首先是看讲得好不好，而不是看演得好不好。讲得好不好首先是看讲的内容是否充实，能不能让听者增进知识，受到感动。
记得几年前看过余光中教授的说法，他把学界的人按照有趣味和有学问分为四种，现在借用余教授的说法，将演讲者分为四类型：一、有趣味又有学问；二、有趣味但没学问（或学力很浅）；三、有学问但没趣味；四、没学问又没趣味。
那些又讲又演的演讲者，通常演讲都是比较有趣的。由于坐着讲难演，所以又讲又演者往往选择站着讲。当然，坐着讲也可以讲得很有趣，关键是看他有没有幽默感。
前面三种人会被请去演讲，这不难理解，第四种人怎么会被人请去演讲呢？有几种可能：名气大，社会地位高，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他有特殊经历值得大家聆听，尽管他没多少学问，讲话技巧也不好，大家还是愿意听。
同理，第三种演说者也是值得听的，只是大家必有个愿望：有学问的人如果能注意一下演说的技巧，那该多好。在新加坡，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演说者，有些是来自海外的，一般而言，台湾学者往往能言善道者众，而中国大陆一些上了年纪的学者往往欠缺演讲的技巧。
最近出席一个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专题演讲会，台上那位教授基本上是照着稿子宣读，而且时间拉得很长，起了催眠作用。绝不是说这位教授没学问，他的主要问题是演讲平淡烦闷，跟在国内向下属单位做“重要讲话”没什么两样。
前不久来我国做了一场《传媒的力量》演讲的喻国明教授演讲风格就跟那位社会地位很高的教授明显不同，喻教授不仅敢讲而且善讲，听他的演讲是一种享受，因为他既很有学问又很风趣。
演讲的趣味怎么来的呢？基本而言就是幽默感。不一定要讲笑话，而是语言要风趣、幽默。有些人就是做不到，你对他有看法，却拿他没办法。为什么做不到？除了性格因素外（有些人几乎生来就缺乏幽默细胞），还有他的职业、身份、地位等等都会影响他发挥幽默，甚至是根本就不敢公开幽默。以我当记者的经验，一些政府部门的发言人在正式的新闻发布会上都相当严肃，看不出他们有幽默感，其实，私底下他们是相当幽默的。
演说者与听众的互动是一门学问，有些演讲者是高官，或大企业、大财团的头头，平时习惯于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讲话，他才不在乎听众的反应。但是，也并非全部大人物都如此，这点跟一个人的性格和作风也有点关系。
学者又如何？名牌大学的名牌教授不免有些优越感，但是我们会发现，越是学识渊博，越是有思想深度的名牌教授，态度越是诚恳与恭谦。明天（3月8日）将在传媒中心礼堂讲玄奘与鉴真的钱文忠就是这样的一位学者。我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看过钱教授的多场演讲，就深深体会到他主张最理想的演讲方式是“站着鞠着躬讲”，我想，这话不能从字面来理解，一定要站着弯着腰演讲，而是强调演讲者不要摆出高姿态，以为自己高人一等。
不走极端
文章标题：不走极端
文章作者：韩山元
发表日期：2007年5月11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四方八面》
于丹带来的一股《论语》热至今仍未退潮，最近出席几个学术讨论会与专题讲座，遇到的师友几乎都是开口《论语》，闭口于丹。尽管议论者对于丹研究孔子学说的深度与广度有不同的评价，但大家都同意，于丹对于普及中华传统文化做了很大贡献。要推广优良的中华传统文化，像于丹这样的学者不嫌多，只嫌少。
目前中国与新加坡的《论语》热，会不会演变成新的尊孔运动呢？最近有学者公开提倡要用孔孟学说来治理现代社会种种弊端，孔子学说是不是治理现代社会百病的灵丹妙药？我对此始终怀疑。当然，全盘彻底否定孔子是不可取的，尊孔与反孔（包括批孔）都不宜走极端。
人人有信仰自由，有人尊孔，让他尊好了，但是千万不要强迫别人尊孔，或把不尊孔的人形容为妖魔，更加不可取的是指责不尊孔的人是不爱护中华文化。不尊孔不等于反孔，正如不信佛不等于反佛，不信耶稣也不能说是与基督教为敌。
五四运动以来，反孔反了88年，孔家店没有被彻底打倒，现在又成为21世纪的新显学。不过，如雨后春笋般成立的孔子学院，应视为中国展现“软力量”的促销站，未必就是新的尊孔运动。倒是现在确实有尊孔的“凡是派”：凡是孔子讲的话句句是真理，凡是孔子做的事都对。我想起多年前某大学中文系一个笑话，一位开口孔子，闭口孟子的教授讲课时，把孟子的话当作是孔子讲的，这本来不是什么严重的错误，反正孔家店跟孟家店卖的东西是大同小异，但是，“孟冠孔戴”毕竟不妥。班上有个熟读孔孟经典的大学生就站起来说：“教授，刚才那句话不是孔子讲的，那是孟子讲的。”教授明知错了却要硬撑，他说：“孔子虽然没有这样讲，但是我知道他有这样想。”时隔两千多年，连孔子脑子里想什么他都知道，他难道有特异功能？
尊孔尊到走极端，这首先就违反了孔子的教导。孔子是主张中庸的，中庸就是不走极端，君子和而不同，礼之用，和为贵，都是中庸精神的体现。
毛泽东曾经提倡矫枉务必过正，否定中庸，毛夫子与孔夫子唱对台戏。中国这几十年来吃矫枉过正的亏还少吗？过去将计划经济吹上天，把市场经济贬得一钱不值，后来说要搞市场经济了，又把计划经济打翻在地，把市场经济说成灵丹妙药。对港台流行文化的态度也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中国大陆那股崇拜港台艺人之狂风，还闹出命案来，即便是这些艺人“原产地”的追星族也望尘莫及。
今天中国学术界走极端的人还是有的，但是他们绝非主流。五四运动以来，有三种学派对儒家学说持不同态度，这三种学派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现在有人改称传统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现在看来，这三家对儒家与中华传统文化都是“各取所需，为己所用”。今天，三个学派的学者已经可以冷静地坐下来，以对话代替对抗。大家都有个共识：不走极端。
法国18世纪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有句名言：“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誓死维护你有说话的权利。”这种态度就一点也不极端，东西方文化其实是有共同点的。
文章作者：韩山元
发表日期：2007年5月11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四方八面》
于丹带来的一股《论语》热至今仍未退潮，最近出席几个学术讨论会与专题讲座，遇到的师友几乎都是开口《论语》，闭口于丹。尽管议论者对于丹研究孔子学说的深度与广度有不同的评价，但大家都同意，于丹对于普及中华传统文化做了很大贡献。要推广优良的中华传统文化，像于丹这样的学者不嫌多，只嫌少。
目前中国与新加坡的《论语》热，会不会演变成新的尊孔运动呢？最近有学者公开提倡要用孔孟学说来治理现代社会种种弊端，孔子学说是不是治理现代社会百病的灵丹妙药？我对此始终怀疑。当然，全盘彻底否定孔子是不可取的，尊孔与反孔（包括批孔）都不宜走极端。
人人有信仰自由，有人尊孔，让他尊好了，但是千万不要强迫别人尊孔，或把不尊孔的人形容为妖魔，更加不可取的是指责不尊孔的人是不爱护中华文化。不尊孔不等于反孔，正如不信佛不等于反佛，不信耶稣也不能说是与基督教为敌。
五四运动以来，反孔反了88年，孔家店没有被彻底打倒，现在又成为21世纪的新显学。不过，如雨后春笋般成立的孔子学院，应视为中国展现“软力量”的促销站，未必就是新的尊孔运动。倒是现在确实有尊孔的“凡是派”：凡是孔子讲的话句句是真理，凡是孔子做的事都对。我想起多年前某大学中文系一个笑话，一位开口孔子，闭口孟子的教授讲课时，把孟子的话当作是孔子讲的，这本来不是什么严重的错误，反正孔家店跟孟家店卖的东西是大同小异，但是，“孟冠孔戴”毕竟不妥。班上有个熟读孔孟经典的大学生就站起来说：“教授，刚才那句话不是孔子讲的，那是孟子讲的。”教授明知错了却要硬撑，他说：“孔子虽然没有这样讲，但是我知道他有这样想。”时隔两千多年，连孔子脑子里想什么他都知道，他难道有特异功能？
尊孔尊到走极端，这首先就违反了孔子的教导。孔子是主张中庸的，中庸就是不走极端，君子和而不同，礼之用，和为贵，都是中庸精神的体现。
毛泽东曾经提倡矫枉务必过正，否定中庸，毛夫子与孔夫子唱对台戏。中国这几十年来吃矫枉过正的亏还少吗？过去将计划经济吹上天，把市场经济贬得一钱不值，后来说要搞市场经济了，又把计划经济打翻在地，把市场经济说成灵丹妙药。对港台流行文化的态度也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中国大陆那股崇拜港台艺人之狂风，还闹出命案来，即便是这些艺人“原产地”的追星族也望尘莫及。
今天中国学术界走极端的人还是有的，但是他们绝非主流。五四运动以来，有三种学派对儒家学说持不同态度，这三种学派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现在有人改称传统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现在看来，这三家对儒家与中华传统文化都是“各取所需，为己所用”。今天，三个学派的学者已经可以冷静地坐下来，以对话代替对抗。大家都有个共识：不走极端。
法国18世纪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有句名言：“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誓死维护你有说话的权利。”这种态度就一点也不极端，东西方文化其实是有共同点的。
二战结束60周年的反思
文章标题：二战结束60周年的反思
文章作者：韩山元
发表日期：2005年8月6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60周年，也是世界人民战胜法西斯的60周年，正是在这个时候，新加坡发生了一些中学生以法西斯魔王希特勒作为崇拜偶像的事件。
这事件在社会上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倒是惊动了教育部长尚达曼和一些有识之士；报上也有几篇针对此事的评论，对我国一般学生历史知识的严重贫乏感到痛心。
学生崇拜希特勒据说只因为“好玩”，如果这样很“好玩”，谁能担保有一天新加坡不会有学生崇拜东条英机？谁敢保证不会有一天，新加坡有人穿着印上山下奉文肖像的T恤，大摇大摆满街走？（东条英机是发动太平洋战争导致新加坡沦陷的甲级战犯，山下奉文是60多年前率军攻占新加坡的日军总司令。）
由于长期不重视历史学习，在新加坡“史盲”满街走。多年来，不少有识之士一再呼吁各方（特别是教育部门）应重视历史，但是一次又一次的呼唤似乎都随风而逝。这样的事情多了，我对于一些人表示的“痛心”没有多大信心，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以实际行动来纠正不重视历史学习的偏差。否则，一切都会流于空谈。
由于历史知识的严重贫乏，很多人不晓得靖国神社的性质是什么，为什么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会引起韩国与中国的强烈不满？甚至还有人觉得中韩两国有干涉他国内政之嫌，是非黑白全都搞浑了，你说悲哀不悲哀？
回顾战后60年国际形势的演变，人们不难发现，日本人对二战的态度与认知，跟世界各国（特别是亚洲）人民有极大的差异，甚至是南辕北辙。究其因，除了日本的文化传统与民族性因素之外，美国在战后蓄意要将日本当作在东亚战略棋盘上的一枚棋子，这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
日本投降后，美国决意对日本实行军事占领，为了避免日本人的顽强抵抗，对日本天皇制基本上不触动，还网开一面，让裕仁天皇免在战犯罪名下被起诉。对于被远东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甲级战犯受供奉于靖国神社，美国占领军也不加阻止，实际上是留下了军国主义与极右势力的两块最后“圣地”，也是两根重要的精神支柱。
大战犯不必受审，还给人予“正面人物”的印象，这使到日本人加深了一种错觉，以为日本在二战时没有侵略别人，其本意是要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
很多日本人至今还以为，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其实没有被打败，而是日本军队在境外被打败，天皇为了避免本土被毁及更多人民伤亡而下诏书“终战”。
这种对二战的错误认知已经长达60年之久，几乎是根深蒂固。日本民众就是如此长期被误导。
历史的教训是那么深刻与清晰，遗憾的是那么多人很快就忘记历史教训，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如果大家都不记取历史教训，纪念还有什么意义？
•作者为退休新闻工作者
Thoughts on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End of WWII
By Han Tan Juan
This year marks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and the people's victory over Fascism. I was, therefore, surprised by recent press reports that a group of secondary students at a leadership camp who idolised Hitler had named their team after the dictator.
There have not been strong societal reactions to this. But some, including Education Minister Tharman Shanmugaratnam, have expressed concern.
There have also been several newspaper commentaries which lament the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among students.
It is said that the students have chosen Hitler as the group's name "for fun".
This being the case, students here may well idolise Hideki Tojo some day and Singaporeans may one day swagger down the streets wearing T-shirts with the face of Yamashita Tomoyuki printed on them. (Hideki Tojo was a Class-A war criminal who started the Pacific War which led to the fall of Singapore while Yamashita Tomoyuki was the commander of Japanese forces which invaded and occupied Singapore more than 60 years ago).
Who is to say that this will not happen?
We have never put much stress on learning history and the result is that many Singaporeans are "illiterate about history".
There has been no lack of learned people who, over the years, have urged the relevant organisations (especially the Education Ministry) to place more emphasis on history. The calls appeared to have gone unheeded.
The "regret" expressed by some people will, I doubt, be of much help. We need to act to make the necessary correction. Talk will remain, well, just talk.
Many who do not know much about history are not aware of the symbolism of the Yasukuni shrine and are clueless about why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Junichiro Koizumi's visits to the shrine will trigger strong protests from South Korea and China.
Some even feel that China and South Korea may be interfering with Japan's domestic affairs. This confusion over truth and falsehood is saddening.
Looking back at developments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arena since the end of WWII, it's easy to see that Japanese's attitude towards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war is very different or even completely at odds with people in other countries (particularly Asian countries).
Other than cultural and nationalistic reasons within Japan, deliberate efforts by the United States to use Japan as a "pawn" in its East Asian strategy is also an important factor.
The US decided upon the military occupation of Japan after it surrendered. But to avoid strong resistance from the Japanese people, Japan's Imperial system was left intact and Emperor Hirohito was also spared from being tried as a war criminal.
It also did not stop the remains of Class-A war criminals convicted and sentenced to death by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from being honoured in the Yasukuni shrine.
The Imperial system and the Yasukuni shrine are now the last two things held "sacred" by Japanese militarists and rightist extremists and also serve as their pillars of strength.
When a major war criminal was not only spared but also given a "positive image", it deepens the misconception among Japanese that Japan did not invade other countries during WWII and was only trying to create the so-called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To this day, many Japanese still believe that Japan as a country has not been defeated, only its troops overseas were. And that the Japanese Emperor had ordered an end to the war to prevent Japanese land from destruction and more casualties.
Such misconceptions have been around for 60 years and may be too deep-rooted to dispel. The Japanese people have been misled for a long time.
The lessons from history are profound and clear. It is regrettable that many people just do not seem to remember.
Just what is the problem? And what's the point of having commemorative activities when we don't bear firmly in mind the lessons from history?
The writer is a retired journalist. Translated by Yap Gee Poh.
文章作者：韩山元
发表日期：2005年8月6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60周年，也是世界人民战胜法西斯的60周年，正是在这个时候，新加坡发生了一些中学生以法西斯魔王希特勒作为崇拜偶像的事件。
这事件在社会上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倒是惊动了教育部长尚达曼和一些有识之士；报上也有几篇针对此事的评论，对我国一般学生历史知识的严重贫乏感到痛心。
学生崇拜希特勒据说只因为“好玩”，如果这样很“好玩”，谁能担保有一天新加坡不会有学生崇拜东条英机？谁敢保证不会有一天，新加坡有人穿着印上山下奉文肖像的T恤，大摇大摆满街走？（东条英机是发动太平洋战争导致新加坡沦陷的甲级战犯，山下奉文是60多年前率军攻占新加坡的日军总司令。）
由于长期不重视历史学习，在新加坡“史盲”满街走。多年来，不少有识之士一再呼吁各方（特别是教育部门）应重视历史，但是一次又一次的呼唤似乎都随风而逝。这样的事情多了，我对于一些人表示的“痛心”没有多大信心，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以实际行动来纠正不重视历史学习的偏差。否则，一切都会流于空谈。
由于历史知识的严重贫乏，很多人不晓得靖国神社的性质是什么，为什么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会引起韩国与中国的强烈不满？甚至还有人觉得中韩两国有干涉他国内政之嫌，是非黑白全都搞浑了，你说悲哀不悲哀？
回顾战后60年国际形势的演变，人们不难发现，日本人对二战的态度与认知，跟世界各国（特别是亚洲）人民有极大的差异，甚至是南辕北辙。究其因，除了日本的文化传统与民族性因素之外，美国在战后蓄意要将日本当作在东亚战略棋盘上的一枚棋子，这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
日本投降后，美国决意对日本实行军事占领，为了避免日本人的顽强抵抗，对日本天皇制基本上不触动，还网开一面，让裕仁天皇免在战犯罪名下被起诉。对于被远东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甲级战犯受供奉于靖国神社，美国占领军也不加阻止，实际上是留下了军国主义与极右势力的两块最后“圣地”，也是两根重要的精神支柱。
大战犯不必受审，还给人予“正面人物”的印象，这使到日本人加深了一种错觉，以为日本在二战时没有侵略别人，其本意是要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
很多日本人至今还以为，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其实没有被打败，而是日本军队在境外被打败，天皇为了避免本土被毁及更多人民伤亡而下诏书“终战”。
这种对二战的错误认知已经长达60年之久，几乎是根深蒂固。日本民众就是如此长期被误导。
历史的教训是那么深刻与清晰，遗憾的是那么多人很快就忘记历史教训，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如果大家都不记取历史教训，纪念还有什么意义？
•作者为退休新闻工作者
Thoughts on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End of WWII
By Han Tan Juan
This year marks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and the people's victory over Fascism. I was, therefore, surprised by recent press reports that a group of secondary students at a leadership camp who idolised Hitler had named their team after the dictator.
There have not been strong societal reactions to this. But some, including Education Minister Tharman Shanmugaratnam, have expressed concern.
There have also been several newspaper commentaries which lament the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among students.
It is said that the students have chosen Hitler as the group's name "for fun".
This being the case, students here may well idolise Hideki Tojo some day and Singaporeans may one day swagger down the streets wearing T-shirts with the face of Yamashita Tomoyuki printed on them. (Hideki Tojo was a Class-A war criminal who started the Pacific War which led to the fall of Singapore while Yamashita Tomoyuki was the commander of Japanese forces which invaded and occupied Singapore more than 60 years ago).
Who is to say that this will not happen?
We have never put much stress on learning history and the result is that many Singaporeans are "illiterate about history".
There has been no lack of learned people who, over the years, have urged the relevant organisations (especially the Education Ministry) to place more emphasis on history. The calls appeared to have gone unheeded.
The "regret" expressed by some people will, I doubt, be of much help. We need to act to make the necessary correction. Talk will remain, well, just talk.
Many who do not know much about history are not aware of the symbolism of the Yasukuni shrine and are clueless about why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Junichiro Koizumi's visits to the shrine will trigger strong protests from South Korea and China.
Some even feel that China and South Korea may be interfering with Japan's domestic affairs. This confusion over truth and falsehood is saddening.
Looking back at developments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arena since the end of WWII, it's easy to see that Japanese's attitude towards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war is very different or even completely at odds with people in other countries (particularly Asian countries).
Other than cultural and nationalistic reasons within Japan, deliberate efforts by the United States to use Japan as a "pawn" in its East Asian strategy is also an important factor.
The US decided upon the military occupation of Japan after it surrendered. But to avoid strong resistance from the Japanese people, Japan's Imperial system was left intact and Emperor Hirohito was also spared from being tried as a war criminal.
It also did not stop the remains of Class-A war criminals convicted and sentenced to death by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from being honoured in the Yasukuni shrine.
The Imperial system and the Yasukuni shrine are now the last two things held "sacred" by Japanese militarists and rightist extremists and also serve as their pillars of strength.
When a major war criminal was not only spared but also given a "positive image", it deepens the misconception among Japanese that Japan did not invade other countries during WWII and was only trying to create the so-called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To this day, many Japanese still believe that Japan as a country has not been defeated, only its troops overseas were. And that the Japanese Emperor had ordered an end to the war to prevent Japanese land from destruction and more casualties.
Such misconceptions have been around for 60 years and may be too deep-rooted to dispel. The Japanese people have been misled for a long time.
The lessons from history are profound and clear. It is regrettable that many people just do not seem to remember.
Just what is the problem? And what's the point of having commemorative activities when we don't bear firmly in mind the lessons from history?
The writer is a retired journalist. Translated by Yap Gee Poh.
Thursday, October 2, 2008
“群峰连绵”的教育该如何深化
文章标题：“群峰连绵”的教育该如何深化
文章作者：颜国伟
发表日期：2006年11月16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最近，教育部宣布了一连串的教改政策，其中最令许多家长、市民、教育工作者雀跃万分的是将取消推行了25年的小学分流制度。这些消息，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
众所周知，教育政策影响深远，因此需要深刻掌握其制订与修订究竟根据什么原则来进行，否则政策会像走马灯似的越改越乱，令人疲于应付，结果好像苍蝇飞入玻璃瓶一样，外面看似前景一片光明，却始终飞不出来，到头来白忙一场，绕回原点，过程中还牵连许多学子的前途问题。
教育部长尚达曼先生在9月份举行的教育部常年工作蓝图研讨会上说，没有任何一项在“因材施教”（ability-driven）教育理念框架下推行的措施是不可修改的教条，所有措施都是以实用的方法来帮助学生得到充分的发挥，衡量措施的标准是根据落实后的有效性而定，如果能再加以改良，我们就会进行。
这是实用经验主义的立场，“怎么做”必须根据经验回馈来调节。但是，“做什么”呢？我们在教改过程中，必须不断强化教育基本问题的哲学性省思，作为教改应积极从事的第一要务。
“做什么”其实就是“往哪里走”的问题，唯有正确掌握教育的本质，明确标举自己所追求的教育理想与目标，有理念、有方向，百年树人的基业才会有真正的成果。
人力资源观的经济价值原则
建国以来，教育一直归于经济发展之下，人力资源培训与调控一直都是教育政策所遵循的经济价值指导原则。新加坡的国际货币基金区域培训学院前主任盖斯基埃（Dr Henry Ghesquiere），在其著作《新加坡成功之道》(Singapore's Success: Engineering Economic Growth)中就指出：新加坡的繁荣是一项机械组装工程，把各种配件，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政策组合起来，取得繁荣，创造财富。
他的说法有许多值得我们仔细体会的空间，教育政策作为繁荣工程的重要配件，被定位在经济发展之下，这是理性选择的结果。
近年来的教改精神，我们可以“松绑”来概括。但我们同时必须意识到，松绑只在政策层次以及落实的操作层次上进行，还未涉及更深层的思想价值体系。
从李总理描绘的“群峰连绵的卓越”（a mountain range of excellence）的教育景观，到各种多元化的教育选择：直通车课程、中学课程大专化、特色学校、双文化课程、语文改革政策、海外浸濡、科目分班等，都是在“确保国家在全球化的竞争格局下保持人力资源的整体竞争优势”的依据底下衍生的观念。
毫无疑问，这一连串的教改行动，动力来自经济建设的需要，而且是自上而下多过于源自公民社会积极主动的参与。
可是我们已迈入21世纪，成为一个先进国，现在正是检视经济价值指导人力资源这一原则，是否也应该松绑和提升的时候。
从政策落实的准确度看，配合经济发展趋势的预测而落实的教育人力政策，与实况经常慢三拍。
谁能准确无误地预测未来经济变化的走势，特别是在知识经济的年代，哪一门知识可以转化成下一波经济的火车头，而及时地在教育培训中生产出足够经济需求的人力资源呢？
美国苹果电脑公司的执行总裁乔布斯(Steven Jobs)做梦也没有料到，自己17岁时在学院旁听的字型美术课程会成为他十年后发明苹果电脑的原知识。
这个例子说明，关键不在于哪门知识有用，重要的是人的素质——一个能够创造的心灵，而具备这种心灵的肯定不能是个工具。
进一步，就生命存在的真实感受上想，人不是工具零件，在我们身边，乃至在自己身上，不是常常听过许多从热门科系毕业后，才猛然省悟自己已不够新鲜抢手，结果人浮于事、学非所用的失落彷徨故事吗？
无论是刚毕业的新鲜人还是在职场上奋斗多年的沧桑人，大家都对误入“昨日的锋芒，明日的黄花”有着满腹的委屈与不安，那是工具化人生的命运。
为了保持我们自己的竞争力，人人都需要不断再培训，生存压力很大，人类社会已无可奈何地成为一个适者生存的斗争过程，而不再是传统中一代又一代人向理想世界之终极迈进的进程。
生命存在的艰难、痛苦、挣扎、无奈、放弃，只能用生命去感受，岂能用冷冰的数据来概括？而且，这也非“补疮”式的社会福利所能化解。
而人力资源观底下的教育，走向消费化、商品化，是顺势发展的结果。以消费者的口味、权利、循环支配关系来取代过去学校和教师、家长和学生四元关系中相互之间的关怀、信任与尊重，导致教育的文化生态产生彻底的改变。
回归教育本质的思考
人类的教育史，无论东西方，无不反映出不同时代的人对生命本质的认识，努力将之实现的纪录。
古希腊罗马人认为人的本性是根据理性原则，过上理性的生活，在教育目的上强调心灵的和谐发展，提出情意教育和理性教育和谐并存，重在发展人的精神世界。中世纪出于对人的原罪观而提倡“修道”式的教育。文艺复兴由于重新确立人的主体地位而注重发展人的天赋才情。中国传统则自孔子确立“人而有仁”后，开出塑造理想人格的教育观。
在极端资本主义横行的全球化时代，人被定位成经济发展下的人力资源，工具性教育自然成为主导性的教育，举世皆然。这种观点，只看到教育的外在价值，看到教育如何适应社会要求，为社会服务，却没有深入教育本身的价值在于人性的雕塑、人的素养方面的提升。
我们不否定教育的社会功能，但功能不等于本质，功能反映的是“教育有什么用”？本质标示的是“教育是什么”？例如商业活动对社会发展很有作用，但它不是教育，当我们从媒体的报道中得悉“创业精神”被重视到连幼儿园的小朋友也要学习如何做生意时，这可是教育最大的悲哀和倒退。
教育错位的代价已不是抽象的论述了，我们可以从诸多涉及青少年的社会新闻中察觉一二。例如，留学生杀死同住同学、乱抛垃圾者以年轻人居多、高智商大学生高科技行骗、校园暴力行为经常发生、青少年比老年人自杀率还高、小学生离家出走、警方要写信给午夜后仍流荡街头的青少年父母、青年人沉迷网海、男欢女爱、消费享乐等。
这并不是对年轻人进行道德批判，而是要指出这些都是生命异化后的现象，我们可以忘记生命的课题，但生命的课题却不会忘记人。
国民素养教育的课题
另外，我们可曾深思过，当我们自上而下、单方面地把自己认为更好的装备给予我们的下一代时，他们却还以消极性、叛逆性、错误性的行为，从中我们能否先好好体会一下他们对生命存在的感受是怎样的，然后才思考做什么才重要？
诚然，他们比我们更加容易遭受消费享乐主义的操控，无时不在的理性主宰了他们的生存空间，家庭、学校、社会对效率效果的盲目追求，通过理性的运用对他们进行“规范与控制”，结果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空间越挤压越浅薄，人与自然的空间也被虚拟的空间逐步取代，活着一切都是为了符合别人的要求和参与竞争，面对学习偏于被动，享乐却要及时，日子苦闷但生命偏偏处于精力旺盛的时期，原始生命的洪流如何不会泛滥？
教育部在政府施政方针的附录中提出，将把重点转移到教育的素质上，目标是创造“群峰连绵的卓越”的教育景观，我想我们还有进一步深化此一理想内涵的空间。
教育是“使人之为人”而非“使人之为物”的教育，教改的定位应该是一不断持续的人性细部工程，“群峰连绵的卓越”可以创造出百花齐放、各展风采的人文景观。
但“人”必须是全人的概念，包含理性、意志、情感、性情、灵性；学校是生命培养之所而非工具制造厂，目标在于引发禀赋，包括理性、才情、性情，打破障闭，开发思考能力，培植信念。
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己如何和谐相处，随着在世界各地出现的文明冲突事件有增无减，人为的自然灾害频频发生，人的异化与迷失，使得人性、人的素养问题日显重要，并将会成为新世纪普世所关注的焦点。
在这前提之下，国民教育的内涵不应停留在爱国的层面，更需要提升到国民的素养教育的层次，如果说竞争是大家都无法摆脱的命运，那人的素养将会是最终胜出的关键。
因此，有几个重要的课题需要提上大家的议程：
一、如何在整体生命关怀的前提下安顿知识技术的单边性发展，让教育回归全人的教育；
二、如何使用有效的教学法进行素养教育，一端与传统接通，另一端又能返本开创出新价值、新观念，回应时代的挑战，与时俱进；
三、如何打造一结合知识、技能、生活、做人、软性措施、硬体设备兼具的学习环境，让人的素养得到充实与提升，社会的粘合力加强，从生活习惯到价值信念，通过一代代的积累与沉淀逐渐形成一国一地方的人文底蕴。
教育即文化，不应停留在经济的层面。
•作者为教育工作者，曾在海外担任私立学校校长七年
文章作者：颜国伟
发表日期：2006年11月16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最近，教育部宣布了一连串的教改政策，其中最令许多家长、市民、教育工作者雀跃万分的是将取消推行了25年的小学分流制度。这些消息，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
众所周知，教育政策影响深远，因此需要深刻掌握其制订与修订究竟根据什么原则来进行，否则政策会像走马灯似的越改越乱，令人疲于应付，结果好像苍蝇飞入玻璃瓶一样，外面看似前景一片光明，却始终飞不出来，到头来白忙一场，绕回原点，过程中还牵连许多学子的前途问题。
教育部长尚达曼先生在9月份举行的教育部常年工作蓝图研讨会上说，没有任何一项在“因材施教”（ability-driven）教育理念框架下推行的措施是不可修改的教条，所有措施都是以实用的方法来帮助学生得到充分的发挥，衡量措施的标准是根据落实后的有效性而定，如果能再加以改良，我们就会进行。
这是实用经验主义的立场，“怎么做”必须根据经验回馈来调节。但是，“做什么”呢？我们在教改过程中，必须不断强化教育基本问题的哲学性省思，作为教改应积极从事的第一要务。
“做什么”其实就是“往哪里走”的问题，唯有正确掌握教育的本质，明确标举自己所追求的教育理想与目标，有理念、有方向，百年树人的基业才会有真正的成果。
人力资源观的经济价值原则
建国以来，教育一直归于经济发展之下，人力资源培训与调控一直都是教育政策所遵循的经济价值指导原则。新加坡的国际货币基金区域培训学院前主任盖斯基埃（Dr Henry Ghesquiere），在其著作《新加坡成功之道》(Singapore's Success: Engineering Economic Growth)中就指出：新加坡的繁荣是一项机械组装工程，把各种配件，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政策组合起来，取得繁荣，创造财富。
他的说法有许多值得我们仔细体会的空间，教育政策作为繁荣工程的重要配件，被定位在经济发展之下，这是理性选择的结果。
近年来的教改精神，我们可以“松绑”来概括。但我们同时必须意识到，松绑只在政策层次以及落实的操作层次上进行，还未涉及更深层的思想价值体系。
从李总理描绘的“群峰连绵的卓越”（a mountain range of excellence）的教育景观，到各种多元化的教育选择：直通车课程、中学课程大专化、特色学校、双文化课程、语文改革政策、海外浸濡、科目分班等，都是在“确保国家在全球化的竞争格局下保持人力资源的整体竞争优势”的依据底下衍生的观念。
毫无疑问，这一连串的教改行动，动力来自经济建设的需要，而且是自上而下多过于源自公民社会积极主动的参与。
可是我们已迈入21世纪，成为一个先进国，现在正是检视经济价值指导人力资源这一原则，是否也应该松绑和提升的时候。
从政策落实的准确度看，配合经济发展趋势的预测而落实的教育人力政策，与实况经常慢三拍。
谁能准确无误地预测未来经济变化的走势，特别是在知识经济的年代，哪一门知识可以转化成下一波经济的火车头，而及时地在教育培训中生产出足够经济需求的人力资源呢？
美国苹果电脑公司的执行总裁乔布斯(Steven Jobs)做梦也没有料到，自己17岁时在学院旁听的字型美术课程会成为他十年后发明苹果电脑的原知识。
这个例子说明，关键不在于哪门知识有用，重要的是人的素质——一个能够创造的心灵，而具备这种心灵的肯定不能是个工具。
进一步，就生命存在的真实感受上想，人不是工具零件，在我们身边，乃至在自己身上，不是常常听过许多从热门科系毕业后，才猛然省悟自己已不够新鲜抢手，结果人浮于事、学非所用的失落彷徨故事吗？
无论是刚毕业的新鲜人还是在职场上奋斗多年的沧桑人，大家都对误入“昨日的锋芒，明日的黄花”有着满腹的委屈与不安，那是工具化人生的命运。
为了保持我们自己的竞争力，人人都需要不断再培训，生存压力很大，人类社会已无可奈何地成为一个适者生存的斗争过程，而不再是传统中一代又一代人向理想世界之终极迈进的进程。
生命存在的艰难、痛苦、挣扎、无奈、放弃，只能用生命去感受，岂能用冷冰的数据来概括？而且，这也非“补疮”式的社会福利所能化解。
而人力资源观底下的教育，走向消费化、商品化，是顺势发展的结果。以消费者的口味、权利、循环支配关系来取代过去学校和教师、家长和学生四元关系中相互之间的关怀、信任与尊重，导致教育的文化生态产生彻底的改变。
回归教育本质的思考
人类的教育史，无论东西方，无不反映出不同时代的人对生命本质的认识，努力将之实现的纪录。
古希腊罗马人认为人的本性是根据理性原则，过上理性的生活，在教育目的上强调心灵的和谐发展，提出情意教育和理性教育和谐并存，重在发展人的精神世界。中世纪出于对人的原罪观而提倡“修道”式的教育。文艺复兴由于重新确立人的主体地位而注重发展人的天赋才情。中国传统则自孔子确立“人而有仁”后，开出塑造理想人格的教育观。
在极端资本主义横行的全球化时代，人被定位成经济发展下的人力资源，工具性教育自然成为主导性的教育，举世皆然。这种观点，只看到教育的外在价值，看到教育如何适应社会要求，为社会服务，却没有深入教育本身的价值在于人性的雕塑、人的素养方面的提升。
我们不否定教育的社会功能，但功能不等于本质，功能反映的是“教育有什么用”？本质标示的是“教育是什么”？例如商业活动对社会发展很有作用，但它不是教育，当我们从媒体的报道中得悉“创业精神”被重视到连幼儿园的小朋友也要学习如何做生意时，这可是教育最大的悲哀和倒退。
教育错位的代价已不是抽象的论述了，我们可以从诸多涉及青少年的社会新闻中察觉一二。例如，留学生杀死同住同学、乱抛垃圾者以年轻人居多、高智商大学生高科技行骗、校园暴力行为经常发生、青少年比老年人自杀率还高、小学生离家出走、警方要写信给午夜后仍流荡街头的青少年父母、青年人沉迷网海、男欢女爱、消费享乐等。
这并不是对年轻人进行道德批判，而是要指出这些都是生命异化后的现象，我们可以忘记生命的课题，但生命的课题却不会忘记人。
国民素养教育的课题
另外，我们可曾深思过，当我们自上而下、单方面地把自己认为更好的装备给予我们的下一代时，他们却还以消极性、叛逆性、错误性的行为，从中我们能否先好好体会一下他们对生命存在的感受是怎样的，然后才思考做什么才重要？
诚然，他们比我们更加容易遭受消费享乐主义的操控，无时不在的理性主宰了他们的生存空间，家庭、学校、社会对效率效果的盲目追求，通过理性的运用对他们进行“规范与控制”，结果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空间越挤压越浅薄，人与自然的空间也被虚拟的空间逐步取代，活着一切都是为了符合别人的要求和参与竞争，面对学习偏于被动，享乐却要及时，日子苦闷但生命偏偏处于精力旺盛的时期，原始生命的洪流如何不会泛滥？
教育部在政府施政方针的附录中提出，将把重点转移到教育的素质上，目标是创造“群峰连绵的卓越”的教育景观，我想我们还有进一步深化此一理想内涵的空间。
教育是“使人之为人”而非“使人之为物”的教育，教改的定位应该是一不断持续的人性细部工程，“群峰连绵的卓越”可以创造出百花齐放、各展风采的人文景观。
但“人”必须是全人的概念，包含理性、意志、情感、性情、灵性；学校是生命培养之所而非工具制造厂，目标在于引发禀赋，包括理性、才情、性情，打破障闭，开发思考能力，培植信念。
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己如何和谐相处，随着在世界各地出现的文明冲突事件有增无减，人为的自然灾害频频发生，人的异化与迷失，使得人性、人的素养问题日显重要，并将会成为新世纪普世所关注的焦点。
在这前提之下，国民教育的内涵不应停留在爱国的层面，更需要提升到国民的素养教育的层次，如果说竞争是大家都无法摆脱的命运，那人的素养将会是最终胜出的关键。
因此，有几个重要的课题需要提上大家的议程：
一、如何在整体生命关怀的前提下安顿知识技术的单边性发展，让教育回归全人的教育；
二、如何使用有效的教学法进行素养教育，一端与传统接通，另一端又能返本开创出新价值、新观念，回应时代的挑战，与时俱进；
三、如何打造一结合知识、技能、生活、做人、软性措施、硬体设备兼具的学习环境，让人的素养得到充实与提升，社会的粘合力加强，从生活习惯到价值信念，通过一代代的积累与沉淀逐渐形成一国一地方的人文底蕴。
教育即文化，不应停留在经济的层面。
•作者为教育工作者，曾在海外担任私立学校校长七年
乏味年代的文化出路
文章标题：乏味年代的文化出路——李资政与年轻人对话的反思
文章作者：颜国伟
发表日期：2006年4月26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电视上李光耀资政和新生代对话中双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的画面，折射出什么样的文化价值转移？
上一代的建国路充满了生存的焦虑，李资政在他的回忆录里便这样写道：“我们在这样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里如何谋求生存呢？”
从国家领袖到平民百姓，生存的焦虑即时转化成积极寻找出路的动力，配合移民刻苦耐劳、不屈不挠的性格，在三十多年光景内跻身发达国家行列，赢得国际社会的刮目相看。
在这样一个焦虑的年代，我们没有条件浪费时间去争论哪一种理念才是我们真正所要的。我们所吸取的、肯定的，一切均以实用性、功利性为导向。
工具理性的效用比信仰任何主义来得实惠，它为我们带来现实的成功，无远弗届地为我们规划了现实的人生——家庭规划、教育规划、事业规划、财务规划、医疗规划、老年规划等。
结果工具理性、实用主义、功利主义逐渐形成我们的核心价值；而作为一个以华人移民为主的社会，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则让我们把个人的行为和社会整体的价值、福祉联系起来。
和焦虑的上一代相比，成长于一个重规矩、求效率与控制的硬性空间，而又不虞匮乏的新生代，可以“乏味”来概括他们的存在感受。
诚如《联合早报》读者曾昭程所感言：“我们都要安分守纪。各就各位以后，不就是过日子嘛。有些事还是要踏踏实实地做，有些事最好想都别想。”梁智强在《敢问总理》的节目中也说需要“放轻松”的柔性空间。
《早报》记者曾昭鹏问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犯自己的错，跌倒了自己学习振作？”，因而渴望“长大”。
这股呼声在时间的推移下，人数与影响力会逐渐加强，不容忽视。
问题在于有多少选择
在基本层次上，自主是一种选择的自由，而选举最能反映这种自主权，因为我们能够在不同的选项中做出选择。限制或剥夺了选择权，就会被认为是专制、不公正。
然而，我们不能把自主错认为自由的权利。多少人能意识到，这种“自由”只是空洞的概念，没有内容，没有方向，没有根，而其代价则是分化——人与人的疏离，甚至是国家的分化。
或许就如后现代主义大师福柯所说，人们通过肉体来发泄种种施加在自己身上的枷锁的苦闷。
在物质丰腴的年代，政府除了设定一些不许越逾的底线外，同时尽量提供平等的机会让个人的欲望得到满足，便放手让人人去追求自己想要过的生活；而对落后者，则施与实质性的补偿。
在个人生活上，互联网的出现，网上游、网络游戏等提供年轻人一个“自主”的幻境，一旦回到现实、回到学校、公司，幻境马上破灭。
五花八门的消费与享乐的选项——颠马、赌场、钢管舞，为成年人在生活方式与内容上增添更多样化的选择；国家用人上，我们正开始修订与扩大“精英”的定义。
教育则朝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提供更多不同的选择；而在这次的选举，执政党的新人出场，更少不了向民众告白自己不会“唯命是从”。
以上这种种转变，足以疏导洪水吗？
我们还是要深思：金钱、权力、原始欲望的满足，真的解决了问题吗？
若停留在操作层面，政府的角色就有点像木偶戏的师傅，手上系着千丝万缕的绳索，永远在松与紧之间忙碌摆动。
这个角色肯定会越来越难做，顺得哥意失嫂意，各种各样的冲突会像不定时的炸弹般不断爆炸开来。政治一不小心便沦为美式的：对政治冷漠，不理领袖的人格，最重要的是能够让我有足够的享受。
顺着现实人心之取向而解决问题，制定政策，长远来看，必然因分化、物化而导致凌乱、驳杂、喧闹、矛盾、冲突。法国的暴乱，英美社会的走向已经向世人敲起了警钟。
若深入省查，完全不受影响的自由做选择永远是个假象，事实上我们只能在由不得我们决定的不同选项中作选择。我们试举例说明。
假设在甲面前有A和B的选择，甲必须在两者之中选其一。若乙叫甲选择A，而甲心理上觉得为什么要受乙摆布呢？为了维护自己的自主性，甲偏不选A，表面上甲维护了自己的自由意志。然而，甲却落入了为反对而反对的陷阱中，徒具形式，并没有真正的自由。
设想加多个丙，要求甲选B；那么，无论甲选A或B，他只不过是在A或B之间选一个来跟从，哪里有真正的自由？
深挖自主的精神
与李资政对话的年轻知识分子，称得上是一批转向积极参与，关注现实人生的代表。
但从他们和李资政的对谈表现看，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显得零碎，缺乏深度，在盘问下显得左支右绌，条理性的论证不足，理念和目标也不明确。
他们认识西方的多，自然以西方标准来看；虽满怀激情，但在学理上、学养上对各大文化了解尚浅，修养上更显欠缺。
自主性的渴望如何才能获得健康的目标和内容，而不致于下陷为相互抵消、破坏性的力量？
这就需要深挖自主的精神。
自主更是一种生命本质的表现——生命的主体性要求。
如果眼光只停留在如何制定社会各种游戏规则的争辩上追求自主与公正，结果就好像禅宗一则公案中的大夫所生的困惑一样：养在瓶子里的鹅逐渐长大，如何才能在不打破瓶子的条件下让鹅完好无损地走出来？即刻便陷入一个无法破解的两难困局。
有形的世界永远是有限的世界，而自主的要求、主体的确立，本质上是无限的，在有限中要求无限，怎么可能？
关键在于精神空间的扩大，眼光不要老是盯住物欲、制度、现实的世界。
如果说这次的选举关乎我们的未来，那么，建立健康、有深度的文化力量，现在比任何时候来得重要。唯有文化的软力量才能让心连着心，把上一代自强之根扎得更深。
在焦虑的年代，我们可能没有条件去做；现在，则有赖有此慧识者眼在机先。而文化的建设，不能只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来考虑，否则我们的人文土壤永远贫瘠浅薄。
•作者任教于私立教育机构东亚人文研究所
文章作者：颜国伟
发表日期：2006年4月26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电视上李光耀资政和新生代对话中双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的画面，折射出什么样的文化价值转移？
上一代的建国路充满了生存的焦虑，李资政在他的回忆录里便这样写道：“我们在这样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里如何谋求生存呢？”
从国家领袖到平民百姓，生存的焦虑即时转化成积极寻找出路的动力，配合移民刻苦耐劳、不屈不挠的性格，在三十多年光景内跻身发达国家行列，赢得国际社会的刮目相看。
在这样一个焦虑的年代，我们没有条件浪费时间去争论哪一种理念才是我们真正所要的。我们所吸取的、肯定的，一切均以实用性、功利性为导向。
工具理性的效用比信仰任何主义来得实惠，它为我们带来现实的成功，无远弗届地为我们规划了现实的人生——家庭规划、教育规划、事业规划、财务规划、医疗规划、老年规划等。
结果工具理性、实用主义、功利主义逐渐形成我们的核心价值；而作为一个以华人移民为主的社会，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则让我们把个人的行为和社会整体的价值、福祉联系起来。
和焦虑的上一代相比，成长于一个重规矩、求效率与控制的硬性空间，而又不虞匮乏的新生代，可以“乏味”来概括他们的存在感受。
诚如《联合早报》读者曾昭程所感言：“我们都要安分守纪。各就各位以后，不就是过日子嘛。有些事还是要踏踏实实地做，有些事最好想都别想。”梁智强在《敢问总理》的节目中也说需要“放轻松”的柔性空间。
《早报》记者曾昭鹏问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犯自己的错，跌倒了自己学习振作？”，因而渴望“长大”。
这股呼声在时间的推移下，人数与影响力会逐渐加强，不容忽视。
问题在于有多少选择
在基本层次上，自主是一种选择的自由，而选举最能反映这种自主权，因为我们能够在不同的选项中做出选择。限制或剥夺了选择权，就会被认为是专制、不公正。
然而，我们不能把自主错认为自由的权利。多少人能意识到，这种“自由”只是空洞的概念，没有内容，没有方向，没有根，而其代价则是分化——人与人的疏离，甚至是国家的分化。
或许就如后现代主义大师福柯所说，人们通过肉体来发泄种种施加在自己身上的枷锁的苦闷。
在物质丰腴的年代，政府除了设定一些不许越逾的底线外，同时尽量提供平等的机会让个人的欲望得到满足，便放手让人人去追求自己想要过的生活；而对落后者，则施与实质性的补偿。
在个人生活上，互联网的出现，网上游、网络游戏等提供年轻人一个“自主”的幻境，一旦回到现实、回到学校、公司，幻境马上破灭。
五花八门的消费与享乐的选项——颠马、赌场、钢管舞，为成年人在生活方式与内容上增添更多样化的选择；国家用人上，我们正开始修订与扩大“精英”的定义。
教育则朝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提供更多不同的选择；而在这次的选举，执政党的新人出场，更少不了向民众告白自己不会“唯命是从”。
以上这种种转变，足以疏导洪水吗？
我们还是要深思：金钱、权力、原始欲望的满足，真的解决了问题吗？
若停留在操作层面，政府的角色就有点像木偶戏的师傅，手上系着千丝万缕的绳索，永远在松与紧之间忙碌摆动。
这个角色肯定会越来越难做，顺得哥意失嫂意，各种各样的冲突会像不定时的炸弹般不断爆炸开来。政治一不小心便沦为美式的：对政治冷漠，不理领袖的人格，最重要的是能够让我有足够的享受。
顺着现实人心之取向而解决问题，制定政策，长远来看，必然因分化、物化而导致凌乱、驳杂、喧闹、矛盾、冲突。法国的暴乱，英美社会的走向已经向世人敲起了警钟。
若深入省查，完全不受影响的自由做选择永远是个假象，事实上我们只能在由不得我们决定的不同选项中作选择。我们试举例说明。
假设在甲面前有A和B的选择，甲必须在两者之中选其一。若乙叫甲选择A，而甲心理上觉得为什么要受乙摆布呢？为了维护自己的自主性，甲偏不选A，表面上甲维护了自己的自由意志。然而，甲却落入了为反对而反对的陷阱中，徒具形式，并没有真正的自由。
设想加多个丙，要求甲选B；那么，无论甲选A或B，他只不过是在A或B之间选一个来跟从，哪里有真正的自由？
深挖自主的精神
与李资政对话的年轻知识分子，称得上是一批转向积极参与，关注现实人生的代表。
但从他们和李资政的对谈表现看，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显得零碎，缺乏深度，在盘问下显得左支右绌，条理性的论证不足，理念和目标也不明确。
他们认识西方的多，自然以西方标准来看；虽满怀激情，但在学理上、学养上对各大文化了解尚浅，修养上更显欠缺。
自主性的渴望如何才能获得健康的目标和内容，而不致于下陷为相互抵消、破坏性的力量？
这就需要深挖自主的精神。
自主更是一种生命本质的表现——生命的主体性要求。
如果眼光只停留在如何制定社会各种游戏规则的争辩上追求自主与公正，结果就好像禅宗一则公案中的大夫所生的困惑一样：养在瓶子里的鹅逐渐长大，如何才能在不打破瓶子的条件下让鹅完好无损地走出来？即刻便陷入一个无法破解的两难困局。
有形的世界永远是有限的世界，而自主的要求、主体的确立，本质上是无限的，在有限中要求无限，怎么可能？
关键在于精神空间的扩大，眼光不要老是盯住物欲、制度、现实的世界。
如果说这次的选举关乎我们的未来，那么，建立健康、有深度的文化力量，现在比任何时候来得重要。唯有文化的软力量才能让心连着心，把上一代自强之根扎得更深。
在焦虑的年代，我们可能没有条件去做；现在，则有赖有此慧识者眼在机先。而文化的建设，不能只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来考虑，否则我们的人文土壤永远贫瘠浅薄。
•作者任教于私立教育机构东亚人文研究所
重建理想，重塑人文素养
文章标题：重建理想，重塑人文素养
文章作者：颜国伟
发表日期：2006年3月10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一个有信念、有理想，并且穷其一生以求理想之实现的建国元勋拉惹勒南与世长辞了。
他所追求的理想是，人可以超越种族、语言、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和谐共处，共同建立一个立足于公正与平等的社会。
理论上，他曾呼吁不同族群集体“选择性”地遗忘自己的过去，并身体力行，认为自己可以毫无困难的忘掉自己曾属于锡兰（斯里兰卡的旧称）的淡米尔族人、英殖民地的臣民、独立前的马来亚人。
上世纪90年代初期，社会上出现一种“提倡族群语言与文化者即沙文主义者”的观念，同拉惹的这番理论遥遥呼应。
作为一个经历冷酷的政治斗争、种族冲突的英勇战士，想到族群的记忆如果被别有用心之士挑起而引发冲突，则多年艰苦奋斗而来的建国成果将付诸流水，拉惹的忧虑是有经验上的根据的。
最近丹麦报章因刊登回教先知的漫画而被全球回教徒视为亵渎回教，在世界各地掀起激烈的冲突，显示因种族、信仰的不同而引起的全球危机越来越严重。
从而也显示，拉惹的理想不仅是新加坡人的，更是21世纪全球人类所需要共同努力的工作。
拉惹的外甥佐蒂勒南（S. Jothiratnam）在《海峡时报》纪念其舅舅的文章里描写道：华人、马来人、印度人、欧亚裔，不同的信仰、年龄、性别，纷纷到来哀悼拉惹的去世，这是成功的多元种族社会的最清楚写照。
诚然，拉惹以其崇高的人格精神赢得不同族群、不同信仰、不同阶层人士的尊敬与爱戴。
人应当是“人”
拉惹晚年说过，他不在乎别人视他为印度人或爱斯基摩人，重要的是别人肯定他是个好人。拉惹此话可以作为化解种族、信仰、文化冲突的启发。
当代新儒家唐君毅先生说：“人先要是一个人，而后是某国的人，信某政治上之主义的人，或某阶级的人，或信某宗教的人。”
所以，人应当是“人”，不论你是什么种族、信什么宗教、过什么样的文化生活。
我们不能把“人应当是‘人’”理解为逻辑上的套套逻辑（tautology）,而是做人当具有“人”的素质。
拉惹岂止是个好人，他的生命展现了令人景仰的“人”的丰富内涵：真切的修养、笃实的信念、人文涵养所养成的识见、宽广的胸襟。
从他的素质看，他是当代不可多得的领袖人物之一：勇敢、正直、好学，无私，待人宽厚、忠信、仁慈，他的见识使他常有前瞻性、先知性的见解，上一世纪70年代初便已准确地预见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西方心理学把人视为一充满本能欲望、潜藏着非理性的生命体。如此则人禽之间有何分别？
站在东方人的立场，人除了理性，还有性情，继而才能开发出智力、理想与关怀之情。重新认识“人”本有的高贵内涵，加以开发，是当代教育最需要做的工作。
唯有“人”才能够不把自己或他人视为工具，而相互存在于彼此心灵之间，这是开放社会所说的互相尊重的前提，也是化解日益严重的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乃至文明冲突的前提。
真正的种族、宗教和谐，甚至世界和平并不是梦，这是“人”希望现实能够好起来而生起的深情大愿，人的行动与承担，由此而发。因为对人有深切的关怀，所以拉惹能够超越国籍、种族、宗教的束缚。
虽然他曾主张，让我们把自己的过去忘掉，但遗忘是不可能的，是自欺的做法。人所属的族群，乃生命之本源，一生下来，便和这个本源不可分离，受本源孕育成长，肯定我们的本源，才是个懂得自尊自重的“人”。
人真正需要的是培养高尚的人文素养，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精神的超升、心胸的开阔，拉惹自己做到了，但在认知上或许他自己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他做到的关键在于他后天的学习使他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人”。
“人”的素质的巨大落差
二战后、建国初期，是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年代。面对现实的不公不义，让青年人壮怀激烈，心不能已，因此产生了一批如拉惹般充满忧患与承担的人物。
所谓的国家意识，在那个时代，是需要不停地随着时局的变迁而重新确认的。然而，在一个尚未有国家历史的时代，却能够孕育出深具爱国情怀，愿意挺身而出的人物，这说明了什么道理？
国家的建立、社会的进步、历史的延续、文化的缔造，靠的是具有理想主义精神的仁人志士来创造与领导。拉惹晚年，担心“具腐蚀性的繁荣”和“拜金主义”思想（monetheism）取代高尚的“百家争鸣”与“多元文化”理想所带来的破坏性后果。
有识之士已开始注意到不良苗头的出现，认为安逸令人软化、丧失斗志与意志，这些先驱人物所有的品质，正在消失中。
对这个问题，我们应当再挖深思考。
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工具理性使人封闭于狭隘的心灵之中，眼中只有自己，性情必然凉薄，甚至会把自己和世界对立起来。
与拉惹逝世同时，受到传媒关注的是另一则新闻：年轻人拍摄性爱录影，而公然表示这样做并没有什么错。这具体而鲜明地凸显时代巨轮下，青年人素质变化的巨大落差。
拉惹作为上世纪初的佼佼者，代表的是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怀；而工院女生，则是我们这个时代重视个人消费享乐的突出代表。
要打破“人”的封闭
人的行为、思想，离不开其生长的文化土壤。拉惹认为留住自己先祖的文化遗产等于在多元种族的社会筑起种族的思想藩篱。
四十多年的建国路，思想上我们是越来越趋向于同一化，而且是以西方文化为主导。不知道老一辈人有没有想到，个人主义、功利主义，也正工具理性地，悄悄地，不分种族、信仰，在我们每个人身边筑起围墙，把我们变成封闭的个体？
所以工院的女生说，在私人场所拍摄性爱过程，是个人的选择与权利，不关别人的事。
作为敬重拉惹的后辈小子，我反而认为是拉惹生长的土生文化，以及后来他接触到的多元文化——不是那么个人、功利的文化，哺育了拉惹仁者般的胸襟。
以拉惹的爱国情操来说，在时间的起点上，他的奋斗先于“国家”的存在，打破了“国家”必须先存在而后人才可以爱国效忠的观念，也打破了历史种族渊源影响爱国情操的看法。
生长在一个动荡不安、民不聊生的时代，拉惹的正义之心让他的一生活出精彩，活出典范，从他写的信约——以公正、平等来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足以证明。
哲人已萎，但他一生思考的问题，需要我们继续深入探讨。
诚然，种族的不同，信仰的不同，文化的不同，不如个人封闭的心灵来的可怕。真正的罪魁祸首是后者，而且往往假前者之名而肆虐人间。
如何才能培养出具拉惹般的修养、信念、识见、胸襟的新一代领袖，以承先启后，继往开来？
教育能否停留在把人变成促进经济生产、加强国际竞争力的工具？结果虽然可以生产出一个个合格的技术人员、专才，但这些始终只是工具，尚未成“人”。
人应当是“人”！
把理想主义的精神、学习做“人”的人文修养精神重新注入教育，才能继承拉惹未了的心愿——打破人的封闭，缔造和谐的人间社会，为全球化时代不同族群、信仰、文化的人如何和平共处作出巨大的贡献。
•作者任教于私立教育机构东亚人文研究所
文章作者：颜国伟
发表日期：2006年3月10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一个有信念、有理想，并且穷其一生以求理想之实现的建国元勋拉惹勒南与世长辞了。
他所追求的理想是，人可以超越种族、语言、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和谐共处，共同建立一个立足于公正与平等的社会。
理论上，他曾呼吁不同族群集体“选择性”地遗忘自己的过去，并身体力行，认为自己可以毫无困难的忘掉自己曾属于锡兰（斯里兰卡的旧称）的淡米尔族人、英殖民地的臣民、独立前的马来亚人。
上世纪90年代初期，社会上出现一种“提倡族群语言与文化者即沙文主义者”的观念，同拉惹的这番理论遥遥呼应。
作为一个经历冷酷的政治斗争、种族冲突的英勇战士，想到族群的记忆如果被别有用心之士挑起而引发冲突，则多年艰苦奋斗而来的建国成果将付诸流水，拉惹的忧虑是有经验上的根据的。
最近丹麦报章因刊登回教先知的漫画而被全球回教徒视为亵渎回教，在世界各地掀起激烈的冲突，显示因种族、信仰的不同而引起的全球危机越来越严重。
从而也显示，拉惹的理想不仅是新加坡人的，更是21世纪全球人类所需要共同努力的工作。
拉惹的外甥佐蒂勒南（S. Jothiratnam）在《海峡时报》纪念其舅舅的文章里描写道：华人、马来人、印度人、欧亚裔，不同的信仰、年龄、性别，纷纷到来哀悼拉惹的去世，这是成功的多元种族社会的最清楚写照。
诚然，拉惹以其崇高的人格精神赢得不同族群、不同信仰、不同阶层人士的尊敬与爱戴。
人应当是“人”
拉惹晚年说过，他不在乎别人视他为印度人或爱斯基摩人，重要的是别人肯定他是个好人。拉惹此话可以作为化解种族、信仰、文化冲突的启发。
当代新儒家唐君毅先生说：“人先要是一个人，而后是某国的人，信某政治上之主义的人，或某阶级的人，或信某宗教的人。”
所以，人应当是“人”，不论你是什么种族、信什么宗教、过什么样的文化生活。
我们不能把“人应当是‘人’”理解为逻辑上的套套逻辑（tautology）,而是做人当具有“人”的素质。
拉惹岂止是个好人，他的生命展现了令人景仰的“人”的丰富内涵：真切的修养、笃实的信念、人文涵养所养成的识见、宽广的胸襟。
从他的素质看，他是当代不可多得的领袖人物之一：勇敢、正直、好学，无私，待人宽厚、忠信、仁慈，他的见识使他常有前瞻性、先知性的见解，上一世纪70年代初便已准确地预见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西方心理学把人视为一充满本能欲望、潜藏着非理性的生命体。如此则人禽之间有何分别？
站在东方人的立场，人除了理性，还有性情，继而才能开发出智力、理想与关怀之情。重新认识“人”本有的高贵内涵，加以开发，是当代教育最需要做的工作。
唯有“人”才能够不把自己或他人视为工具，而相互存在于彼此心灵之间，这是开放社会所说的互相尊重的前提，也是化解日益严重的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乃至文明冲突的前提。
真正的种族、宗教和谐，甚至世界和平并不是梦，这是“人”希望现实能够好起来而生起的深情大愿，人的行动与承担，由此而发。因为对人有深切的关怀，所以拉惹能够超越国籍、种族、宗教的束缚。
虽然他曾主张，让我们把自己的过去忘掉，但遗忘是不可能的，是自欺的做法。人所属的族群，乃生命之本源，一生下来，便和这个本源不可分离，受本源孕育成长，肯定我们的本源，才是个懂得自尊自重的“人”。
人真正需要的是培养高尚的人文素养，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精神的超升、心胸的开阔，拉惹自己做到了，但在认知上或许他自己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他做到的关键在于他后天的学习使他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人”。
“人”的素质的巨大落差
二战后、建国初期，是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年代。面对现实的不公不义，让青年人壮怀激烈，心不能已，因此产生了一批如拉惹般充满忧患与承担的人物。
所谓的国家意识，在那个时代，是需要不停地随着时局的变迁而重新确认的。然而，在一个尚未有国家历史的时代，却能够孕育出深具爱国情怀，愿意挺身而出的人物，这说明了什么道理？
国家的建立、社会的进步、历史的延续、文化的缔造，靠的是具有理想主义精神的仁人志士来创造与领导。拉惹晚年，担心“具腐蚀性的繁荣”和“拜金主义”思想（monetheism）取代高尚的“百家争鸣”与“多元文化”理想所带来的破坏性后果。
有识之士已开始注意到不良苗头的出现，认为安逸令人软化、丧失斗志与意志，这些先驱人物所有的品质，正在消失中。
对这个问题，我们应当再挖深思考。
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工具理性使人封闭于狭隘的心灵之中，眼中只有自己，性情必然凉薄，甚至会把自己和世界对立起来。
与拉惹逝世同时，受到传媒关注的是另一则新闻：年轻人拍摄性爱录影，而公然表示这样做并没有什么错。这具体而鲜明地凸显时代巨轮下，青年人素质变化的巨大落差。
拉惹作为上世纪初的佼佼者，代表的是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怀；而工院女生，则是我们这个时代重视个人消费享乐的突出代表。
要打破“人”的封闭
人的行为、思想，离不开其生长的文化土壤。拉惹认为留住自己先祖的文化遗产等于在多元种族的社会筑起种族的思想藩篱。
四十多年的建国路，思想上我们是越来越趋向于同一化，而且是以西方文化为主导。不知道老一辈人有没有想到，个人主义、功利主义，也正工具理性地，悄悄地，不分种族、信仰，在我们每个人身边筑起围墙，把我们变成封闭的个体？
所以工院的女生说，在私人场所拍摄性爱过程，是个人的选择与权利，不关别人的事。
作为敬重拉惹的后辈小子，我反而认为是拉惹生长的土生文化，以及后来他接触到的多元文化——不是那么个人、功利的文化，哺育了拉惹仁者般的胸襟。
以拉惹的爱国情操来说，在时间的起点上，他的奋斗先于“国家”的存在，打破了“国家”必须先存在而后人才可以爱国效忠的观念，也打破了历史种族渊源影响爱国情操的看法。
生长在一个动荡不安、民不聊生的时代，拉惹的正义之心让他的一生活出精彩，活出典范，从他写的信约——以公正、平等来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足以证明。
哲人已萎，但他一生思考的问题，需要我们继续深入探讨。
诚然，种族的不同，信仰的不同，文化的不同，不如个人封闭的心灵来的可怕。真正的罪魁祸首是后者，而且往往假前者之名而肆虐人间。
如何才能培养出具拉惹般的修养、信念、识见、胸襟的新一代领袖，以承先启后，继往开来？
教育能否停留在把人变成促进经济生产、加强国际竞争力的工具？结果虽然可以生产出一个个合格的技术人员、专才，但这些始终只是工具，尚未成“人”。
人应当是“人”！
把理想主义的精神、学习做“人”的人文修养精神重新注入教育，才能继承拉惹未了的心愿——打破人的封闭，缔造和谐的人间社会，为全球化时代不同族群、信仰、文化的人如何和平共处作出巨大的贡献。
•作者任教于私立教育机构东亚人文研究所
不应停留在现实层面思考NKF
文章标题：不应停留在现实层面思考NKF
文章作者：颜国伟
发表日期：2005年12月31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NKF事件，自KPMG的独立审查报告出来之后，为本来应该充满温情与关怀的12月带来了阵阵寒流。失望、难过、愤怒、溢于言表。这起丑闻，不仅是一个机构的公信危机，更是所有慈善机构的信任危机，也是向来以高效严明闻名于世界的政府的管治威信一次强大的冲击。
NKF事件，破坏了什么？
诚信。在一个以肯定自私自利人性为前提而建立起来的现代文明，本来已摇摇欲坠，经过这件事的教训，人们更加可以理直气壮地去怀疑：人是不可以相信的，到处都是形象工程，就连专业的知识、训练也不可靠，甚至是机制、制度也会失效。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一旦失去，我们会把自己武装起来，美其名是自我保护，实际上是自我封闭，生命变得孤独，理想成为虚幻，社会整体所付的代价不可谓不大。
坊间流行的看法
如何善后，以重新挽回大众的信心？坊间流行的看法包括：
一、慈善福利机构的运作需要增加透明度、问责要求，而善款的使用必须交待其合理性。
二、机构内部运作的互相制衡、监督，以及外界，特别是政府的监管，必须环环相扣，缺一不可，以加强有效性，同时还必须不断检讨、更新，必要时作出大幅度的修改。对违反者，还要施以严刑峻法来确保大家认真遵守，小心执行。
三、政府需要在监督慈善福利机构的表现上有更高更好的表现，以取得人民对政府、对法治的信心。
为何无法提早察觉问题？公开慈善机构最高层领导者的薪酬、筹款款额、储备金、营运成本、受资助的对象、人数、用途等，能够解决什么问题？政府对上市公司的管制是非常严格的，但是在以其制度优越、规则严密的美国，有恩龙（Enron）事件的发生，而我们则有中国航油的事件。
所谓的加强透明度、制衡、监管，只不过是让我们心理上觉得放心一点而已，尽管我们目睹过许多被不法之徒破坏、操纵的商业、政治、公益、乃至学术欺骗的案件。
切割性的思维产生衔接上的漏洞，使得不同部门、机构之间缺乏协调，大家有如瞎子摸象一般，每人只摸到一个部位，结果让别有用心者有机可乘。我们需要检讨的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切割性的思维？在NKF事件中，这种思维造成政府的监管部门错失了及早纠正偏差的机会。
人文价值高速蒸发
我们更须要反省的是，慈善事业与营利性事业本质上的区分有什么重要性？慈善事业的根基在于人的关怀心、同情心、付出心、承担心、成全心。但是，这些年来，这些宝贵的人文价值，在横行全球的消费主义下高速地从我们的社会中蒸发掉。
是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接受“从事慈善工作的人，没有理由不能接受其才能所应得的市场价值”的言论？
是什么时候，我们开始认同通过消费的方式，让艺人以其并不擅长的杂技式表演，有时候甚至是虐待式的表演，来娱乐大众、刺激大众，令大家“感动”后捐钱的筹款模式？
是什么时候，我们对于通过挑起人们侥幸心态（赌徒心理）的筹款手段变得麻木，放弃批判的行动？
是什么时候，人心变得冷漠、麻木，必须受到更能刺激我们感官的娱乐，我们才会有反应，有“感动”？
我们已不知不觉地把慈善事业的根植于功利主义、消费主义的土壤，才会有这种现象的出现。若不弄清问题的根源，丑闻还会不断发生，直到大家习以为常，麻木为止。
我们已经遗忘了，在物资匮乏、经济落后的60年代，在社会贤达振臂高呼之下，全民上下一心，出钱出力，共创福泽子孙万代的教育事业的人文精神。我们的先辈，不需要利诱，更不用感官上的刺激，而是大丈夫所为应如是！
珍贵的人文精神消失了，为何我们没有反应，没有了思考的能力？这难道只是别人的责任，政府的责任？
我们不应该停留在现实层面上思考NKF事件，以免陷入相互对立抵消的理性困局，例如如何平衡监管与活力、创造力之间的矛盾？能够因噎废食吗?通过投票来解决分歧吗？数量代表正确性、合理性吗？繁琐的监管难道不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吗？
春风何在
如果我们能够从NKF事件中反省到我们不应该盲目地迷信机制、制度，这将是这次教训带来的转机。
一个机构、政府，乃至国家、社会保持自我完善的能力的根基该从何处建立？这就不能单靠制度、单靠政府，而是需要有好素质的“人”来作为保证，能够群而不党，和而不同，放得下个人的得失利害，走出自我的世界，对他人、社会、历史、文化乃至人类的将来有远大关怀的独立人格。我们现今的教育，能够塑造这种人格吗？
我们深信，每个人的内心，都有对他人、对社会的关怀与付出，所以，慈善事业的主动性应该来自我你，不分民间与政府。政府如果只停留在“资源分配”的角度上看待慈善事业，让民间多承担，以减轻政府财政的负担，难免不出现以筹款是否出色作为对慈善机构的评核标准，越出色越受器重，越受信赖，产生“只要成果，不问过程的合理性”的功利性判断。
慈善事业更是一种教化的志业，政府若能身先士卒，身体力行，体现一个充满“温情与关怀”的精神，则诚如《论语》所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普罗市民，与其从这起事件中变得凡事怀疑，不如自己努力提高思考力、批判力，在行动上拒绝参与刺激感官、挑起我们侥幸心的筹款活动，让群众的力量扭转哗众取宠的流行文化、消费文化。
•作者任教于私立教育机构东亚人文研究所
文章作者：颜国伟
发表日期：2005年12月31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NKF事件，自KPMG的独立审查报告出来之后，为本来应该充满温情与关怀的12月带来了阵阵寒流。失望、难过、愤怒、溢于言表。这起丑闻，不仅是一个机构的公信危机，更是所有慈善机构的信任危机，也是向来以高效严明闻名于世界的政府的管治威信一次强大的冲击。
NKF事件，破坏了什么？
诚信。在一个以肯定自私自利人性为前提而建立起来的现代文明，本来已摇摇欲坠，经过这件事的教训，人们更加可以理直气壮地去怀疑：人是不可以相信的，到处都是形象工程，就连专业的知识、训练也不可靠，甚至是机制、制度也会失效。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一旦失去，我们会把自己武装起来，美其名是自我保护，实际上是自我封闭，生命变得孤独，理想成为虚幻，社会整体所付的代价不可谓不大。
坊间流行的看法
如何善后，以重新挽回大众的信心？坊间流行的看法包括：
一、慈善福利机构的运作需要增加透明度、问责要求，而善款的使用必须交待其合理性。
二、机构内部运作的互相制衡、监督，以及外界，特别是政府的监管，必须环环相扣，缺一不可，以加强有效性，同时还必须不断检讨、更新，必要时作出大幅度的修改。对违反者，还要施以严刑峻法来确保大家认真遵守，小心执行。
三、政府需要在监督慈善福利机构的表现上有更高更好的表现，以取得人民对政府、对法治的信心。
为何无法提早察觉问题？公开慈善机构最高层领导者的薪酬、筹款款额、储备金、营运成本、受资助的对象、人数、用途等，能够解决什么问题？政府对上市公司的管制是非常严格的，但是在以其制度优越、规则严密的美国，有恩龙（Enron）事件的发生，而我们则有中国航油的事件。
所谓的加强透明度、制衡、监管，只不过是让我们心理上觉得放心一点而已，尽管我们目睹过许多被不法之徒破坏、操纵的商业、政治、公益、乃至学术欺骗的案件。
切割性的思维产生衔接上的漏洞，使得不同部门、机构之间缺乏协调，大家有如瞎子摸象一般，每人只摸到一个部位，结果让别有用心者有机可乘。我们需要检讨的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切割性的思维？在NKF事件中，这种思维造成政府的监管部门错失了及早纠正偏差的机会。
人文价值高速蒸发
我们更须要反省的是，慈善事业与营利性事业本质上的区分有什么重要性？慈善事业的根基在于人的关怀心、同情心、付出心、承担心、成全心。但是，这些年来，这些宝贵的人文价值，在横行全球的消费主义下高速地从我们的社会中蒸发掉。
是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接受“从事慈善工作的人，没有理由不能接受其才能所应得的市场价值”的言论？
是什么时候，我们开始认同通过消费的方式，让艺人以其并不擅长的杂技式表演，有时候甚至是虐待式的表演，来娱乐大众、刺激大众，令大家“感动”后捐钱的筹款模式？
是什么时候，我们对于通过挑起人们侥幸心态（赌徒心理）的筹款手段变得麻木，放弃批判的行动？
是什么时候，人心变得冷漠、麻木，必须受到更能刺激我们感官的娱乐，我们才会有反应，有“感动”？
我们已不知不觉地把慈善事业的根植于功利主义、消费主义的土壤，才会有这种现象的出现。若不弄清问题的根源，丑闻还会不断发生，直到大家习以为常，麻木为止。
我们已经遗忘了，在物资匮乏、经济落后的60年代，在社会贤达振臂高呼之下，全民上下一心，出钱出力，共创福泽子孙万代的教育事业的人文精神。我们的先辈，不需要利诱，更不用感官上的刺激，而是大丈夫所为应如是！
珍贵的人文精神消失了，为何我们没有反应，没有了思考的能力？这难道只是别人的责任，政府的责任？
我们不应该停留在现实层面上思考NKF事件，以免陷入相互对立抵消的理性困局，例如如何平衡监管与活力、创造力之间的矛盾？能够因噎废食吗?通过投票来解决分歧吗？数量代表正确性、合理性吗？繁琐的监管难道不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吗？
春风何在
如果我们能够从NKF事件中反省到我们不应该盲目地迷信机制、制度，这将是这次教训带来的转机。
一个机构、政府，乃至国家、社会保持自我完善的能力的根基该从何处建立？这就不能单靠制度、单靠政府，而是需要有好素质的“人”来作为保证，能够群而不党，和而不同，放得下个人的得失利害，走出自我的世界，对他人、社会、历史、文化乃至人类的将来有远大关怀的独立人格。我们现今的教育，能够塑造这种人格吗？
我们深信，每个人的内心，都有对他人、对社会的关怀与付出，所以，慈善事业的主动性应该来自我你，不分民间与政府。政府如果只停留在“资源分配”的角度上看待慈善事业，让民间多承担，以减轻政府财政的负担，难免不出现以筹款是否出色作为对慈善机构的评核标准，越出色越受器重，越受信赖，产生“只要成果，不问过程的合理性”的功利性判断。
慈善事业更是一种教化的志业，政府若能身先士卒，身体力行，体现一个充满“温情与关怀”的精神，则诚如《论语》所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普罗市民，与其从这起事件中变得凡事怀疑，不如自己努力提高思考力、批判力，在行动上拒绝参与刺激感官、挑起我们侥幸心的筹款活动，让群众的力量扭转哗众取宠的流行文化、消费文化。
•作者任教于私立教育机构东亚人文研究所
平面的多元性并不足够
文章标题：平面的多元性并不足够
文章作者：颜国伟
发表日期：2005年6月4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从最近台湾作家龙应台认为新加坡决定建赌场的“争吵”不够的评论，到较早前（5月9日）言论版的王昌伟一文《五四精神与当前的新加坡》，可以读出一个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价值观念：推崇与维护多元性。本文尝试深入挖掘“多元性”这个观念。
《联合早报》5月23日社论回应龙应台的说法中指出“意见不怕多，只怕少”，赌场课题是新加坡一场悄然而至的思想解放的具体体现。但是，我们须要进一步思考的是：数量上的多是否代表多元性？
记者谢仲贤5月28日的文章认为，停留在单一的思维框架中，只有数量上的多是不够的，我们仍然缺乏“边缘的‘非主流’意见”。她认为龙应台的主张适时地提醒我们要有多种角度的思维。
社会可以视为由不同社会功能的组织所形成，学界、企业界、教育界、建筑界、美术界、媒体界等，不同社会功能组织的看法代表不同角度的思维。谢文将视线放在学界，认为不同学科专长的人士，代表了不同角度的观点，为讨论“增值”。
当大家从不同的经验立场，不同的知识背景发表意见时，真理真得能够“越辩越明”吗？我们是否还需要某些关键性的条件或前提？
首先是历史的启发。五四时期中国的思想界，一个所谓“百花齐放”的时期，王昌伟认为最值得我们留意的就是它的多元性。各种由西方传入的思潮如：民主主义、共产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皆被中国人饥不择食地吸收、模仿、推行。
当时也“吵”得很激烈。其中冲突得最激烈的是将代表传统的儒家和西方的各种价值对立起来（民主、自由、科学等），以及后来形成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你死我活的斗争。
多元性并没有给中国带来积极的文化建设，反而形成多元价值之间互相的对立与冲突，在文化的层次上，民族感情与传统文化的对立，使得中国的历史文化被连根拔起，影响至今。我们看到现今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非常薄弱，精神生活空前虚无。
如何保证讨论的合理性
进一步，我们要追问的是：如何保证讨论的合理性？人真的能理性地讨论吗？能以理性作为判断和行动的根据吗？
若以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为例，这些都是中国当时最顶尖的人才，他们无法摆脱因自己饱受西方列强的欺凌而产生的强烈自卑感，对自己的自信不足，妄自菲薄。面对现实巨大的压力，他们也缺乏冷静思考的空间；在东西交汇之初，他们对西方的了解停留在文化的表象，缺乏深刻的文化反思的工夫。
这里透露：人的本能、欲望、心理、习惯、存在的时空，时时刻刻都在支配着人的思想与行为。到真正决定的时候、行动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根据个人的感觉、喜好、私欲、流行的价值观作为标准的。
代表不同社会功能组织的声音，在民主的游戏中，只是不同利益集团的发言人，多少人真的能够提出真知灼见？而不同专业知识的见解，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课题、人生课题、文化课题，只能管中窥豹，只见一斑。东亚人文研究所所长霍韬晦教授便认为，结果只是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引致相对主义，亦即是平面化。
无论是站在同一思维模式下的多把声音，还是龙应台式的多角度看法，这始终是数量上的多，属于数量的范畴。通过数量范畴来决定属于质素范畴的人文课题，这是一个思考上的谬误。
新加坡开不开赌场的问题，香港的西九龙发展问题，都是人文建设的问题，里头牵涉是非善恶的价值标准。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没有任何一套价值体系是永远可以合乎时宜”的，只有此一时，彼一时的价值，那人如何能够站得稳？做人还能有信念吗？还能有对理想的追求吗？而这样的看法是否又永远地真？真的话，岂不是跟自己的主张自相矛盾？
我们缺乏的不是多元性
平面的多元性，无高无低，你不能衡量我，我也不能衡量你，大家尊重差异性，没有主流与边缘之分，将导致客观标准无法建立起来。由客观标准的丧失，社会将转向分裂，甚至解体，形成虚无。
香港的西九龙课题，表面上看起来，讨论得热热闹闹的，符合西方提倡的“开放社会”、“公民社会”的要求，实际上却是香港社会日趋分化的写照，真正作决定的，最终将是利益的结合与交换，然后通过数量暴力取得“合法性”以及肤浅的“合理性”，这是平面多元性惨痛的代价。
多元性需要以层次性思维、深度思维作为前提，才能避免不同价值自我封闭、互相抵消、互相冲突的局面，对于各种价值作根源性的思考。例如五四时期被视为救世良方的“科学”、“民主”、“自由”等价值，以及后现代社会鼓吹的“多元性”，它们是如何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它们能够成就什么、有什么局限？这些都需要好好地反省。
个人首先要立本，先站稳自己，还要不断学习，打破封闭（自我的封闭、知识的封闭），以真正开放的心灵，在生命中进行价值体验，不能够停留在理性的认知层次上讨论。否则，将好像佛经中有关瞎子摸象的故事一样，各说各话，谁也听不进谁的话，谁也不尊重谁。
说实在话，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缺乏的不是多元性。哪怕新加坡真的没有好像龙应台这样的人，也没有香港人那样敢言的作风，但是像龙应台这样的人，还是可以来这里和我们分享她的看法，还可以在网站上刊出她的文章，供数以亿计的网民浏览。
这是一个没有任何政府能够真正地把“异见”拒于国门之外的时代。我们缺乏的是有层次性思维、有深度思维，能够对不同价值作出超越性涵盖的人。唯有这种人才能够真正的产生，我们才能建立一个有深度、有层次的价值世界，向肤浅与庸俗的文化告别。
这就需要能够产生真正人才的教育。
•作者任教于东亚人文研究所
文章作者：颜国伟
发表日期：2005年6月4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从最近台湾作家龙应台认为新加坡决定建赌场的“争吵”不够的评论，到较早前（5月9日）言论版的王昌伟一文《五四精神与当前的新加坡》，可以读出一个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价值观念：推崇与维护多元性。本文尝试深入挖掘“多元性”这个观念。
《联合早报》5月23日社论回应龙应台的说法中指出“意见不怕多，只怕少”，赌场课题是新加坡一场悄然而至的思想解放的具体体现。但是，我们须要进一步思考的是：数量上的多是否代表多元性？
记者谢仲贤5月28日的文章认为，停留在单一的思维框架中，只有数量上的多是不够的，我们仍然缺乏“边缘的‘非主流’意见”。她认为龙应台的主张适时地提醒我们要有多种角度的思维。
社会可以视为由不同社会功能的组织所形成，学界、企业界、教育界、建筑界、美术界、媒体界等，不同社会功能组织的看法代表不同角度的思维。谢文将视线放在学界，认为不同学科专长的人士，代表了不同角度的观点，为讨论“增值”。
当大家从不同的经验立场，不同的知识背景发表意见时，真理真得能够“越辩越明”吗？我们是否还需要某些关键性的条件或前提？
首先是历史的启发。五四时期中国的思想界，一个所谓“百花齐放”的时期，王昌伟认为最值得我们留意的就是它的多元性。各种由西方传入的思潮如：民主主义、共产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皆被中国人饥不择食地吸收、模仿、推行。
当时也“吵”得很激烈。其中冲突得最激烈的是将代表传统的儒家和西方的各种价值对立起来（民主、自由、科学等），以及后来形成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你死我活的斗争。
多元性并没有给中国带来积极的文化建设，反而形成多元价值之间互相的对立与冲突，在文化的层次上，民族感情与传统文化的对立，使得中国的历史文化被连根拔起，影响至今。我们看到现今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非常薄弱，精神生活空前虚无。
如何保证讨论的合理性
进一步，我们要追问的是：如何保证讨论的合理性？人真的能理性地讨论吗？能以理性作为判断和行动的根据吗？
若以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为例，这些都是中国当时最顶尖的人才，他们无法摆脱因自己饱受西方列强的欺凌而产生的强烈自卑感，对自己的自信不足，妄自菲薄。面对现实巨大的压力，他们也缺乏冷静思考的空间；在东西交汇之初，他们对西方的了解停留在文化的表象，缺乏深刻的文化反思的工夫。
这里透露：人的本能、欲望、心理、习惯、存在的时空，时时刻刻都在支配着人的思想与行为。到真正决定的时候、行动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根据个人的感觉、喜好、私欲、流行的价值观作为标准的。
代表不同社会功能组织的声音，在民主的游戏中，只是不同利益集团的发言人，多少人真的能够提出真知灼见？而不同专业知识的见解，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课题、人生课题、文化课题，只能管中窥豹，只见一斑。东亚人文研究所所长霍韬晦教授便认为，结果只是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引致相对主义，亦即是平面化。
无论是站在同一思维模式下的多把声音，还是龙应台式的多角度看法，这始终是数量上的多，属于数量的范畴。通过数量范畴来决定属于质素范畴的人文课题，这是一个思考上的谬误。
新加坡开不开赌场的问题，香港的西九龙发展问题，都是人文建设的问题，里头牵涉是非善恶的价值标准。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没有任何一套价值体系是永远可以合乎时宜”的，只有此一时，彼一时的价值，那人如何能够站得稳？做人还能有信念吗？还能有对理想的追求吗？而这样的看法是否又永远地真？真的话，岂不是跟自己的主张自相矛盾？
我们缺乏的不是多元性
平面的多元性，无高无低，你不能衡量我，我也不能衡量你，大家尊重差异性，没有主流与边缘之分，将导致客观标准无法建立起来。由客观标准的丧失，社会将转向分裂，甚至解体，形成虚无。
香港的西九龙课题，表面上看起来，讨论得热热闹闹的，符合西方提倡的“开放社会”、“公民社会”的要求，实际上却是香港社会日趋分化的写照，真正作决定的，最终将是利益的结合与交换，然后通过数量暴力取得“合法性”以及肤浅的“合理性”，这是平面多元性惨痛的代价。
多元性需要以层次性思维、深度思维作为前提，才能避免不同价值自我封闭、互相抵消、互相冲突的局面，对于各种价值作根源性的思考。例如五四时期被视为救世良方的“科学”、“民主”、“自由”等价值，以及后现代社会鼓吹的“多元性”，它们是如何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它们能够成就什么、有什么局限？这些都需要好好地反省。
个人首先要立本，先站稳自己，还要不断学习，打破封闭（自我的封闭、知识的封闭），以真正开放的心灵，在生命中进行价值体验，不能够停留在理性的认知层次上讨论。否则，将好像佛经中有关瞎子摸象的故事一样，各说各话，谁也听不进谁的话，谁也不尊重谁。
说实在话，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缺乏的不是多元性。哪怕新加坡真的没有好像龙应台这样的人，也没有香港人那样敢言的作风，但是像龙应台这样的人，还是可以来这里和我们分享她的看法，还可以在网站上刊出她的文章，供数以亿计的网民浏览。
这是一个没有任何政府能够真正地把“异见”拒于国门之外的时代。我们缺乏的是有层次性思维、有深度思维，能够对不同价值作出超越性涵盖的人。唯有这种人才能够真正的产生，我们才能建立一个有深度、有层次的价值世界，向肤浅与庸俗的文化告别。
这就需要能够产生真正人才的教育。
•作者任教于东亚人文研究所
五四精神与当前的新加坡
文章标题：五四精神与当前的新加坡
文章作者：王昌伟
发表日期：2005年5月9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我们一般所谓的五四运动，是一场历时近十年的新文化运动。此运动之“新”，表现在知识分子很自觉地把自己和传统割裂开来，并积极引进西方文明，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推崇理性，追求科学与民主的所谓“现代性”的思潮。
但如果我们以为五四运动运动仅仅是如此而已，则是完全误解了这场波澜壮阔的运动。实际上，五四是一场多层次，多面向，有着不同的声音在互相碰撞的运动。五四精神最值得我们留意的，正在于它所展示的多元性。
在这场运动中，知识分子对中西文化都进行深刻的解剖和反思。依照他们对待中国和西方文化的态度，我们很自然地会把他们分成新知识分子和文化守成主义者两大阵营。实际上，当时的情况远比我们想像中复杂得多。
例如所谓的新知识分子群体，其实还可再划分为以胡适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和以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即便是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又可再划分为相信革命应由城市无产阶级领导和主张更积极地动员农民的两大阵营。
所以，过去把对现代性的追求当是五四运动的主要，甚至是全部基调，显然是把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平面化了。从当时异常蓬勃的出版业，以及市面上充斥着立场各异的报刊杂志来看，显然许多不同的主义都有它们一定的支持者。而像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样带有文化守成意味的著作能够一版再版，显示当时的话语空间并没有被追求现代性的声音所垄断。
五四没放弃对道德的追求
不过，在多元的声音当中，我们似乎也可察觉到一种相当一致的精神，那就是对道德理想的诉求。比如被我们后来归类为当代新儒家群体的知识分子，就是不断在思考如何把道德主体树立起来以吸收并开展科学与民主。他们批评新文化运动一味摧毁旧的价值体系，却又无法建立起新的体系，结果导致道德主体的丧失。
但是，这样的指责未必能让新知识分子信服。在他们看来文化守成主义者所坚持的道德，其实是一种伪道德，而他们的工作，正是要建立起一真正的道德原则。
比如一些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知识分子认为，中华民族要在世界各民族激烈竞争，适者生存的国际环境下生存，就必然得超越对个人与家族利益的考量，发扬社会公德。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道德带有阶级性，只有无产阶级的道德观才能带领人类迈向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
可见，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尽管对道德的理解不同，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对道德的追求。在著名的“德先生”、“赛先生”之外，其实当时知识分子还非常拥护一位“莫姑娘”(morality)。在这个基础上，知识分子所欲建立的，其实是一个以道德理想为价值本位的社会，而不单单是一个着重于眼前功利的社会。
因此，在我看来，五四精神正是一种重视多元性，以及对道德理想有强烈诉求的精神。以此审视当前的新加坡社会，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启示？
我们社会惊人的一致性
首先，我们的社会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据个例子，每天翻开报章，见报率最高的词汇，大概就是“创意”、“世界顶尖”等等。人们似乎觉得要使自己所做的任何事情合理化，援用这些由政府“钦定”的词汇就能理直气壮。
这个现象的形成，主要是由于政府强势的话语铺天盖地地向社会覆盖下来，而社会也经常毫无保留地把这套话语接受下来，并且推向极致，结果不同的声音即使存在，也会显得异常单薄微弱。
这样一来，政府的治国理念受到公开的、强有力的质疑的机会微乎其微。即使像建赌场这样的大课题，我们可以从政治领袖的谈话中感受到反对的意见相当强烈，但是当政府不断劝导国人应该“务实”地以国家的经济发展为重，媒体的舆论立刻转向着重谈论建赌场的种种“好处”。
在这次有关建赌场的辩论当中，不管政府的原意是什么，其中为国人所接收到的信息就是，经济的持续发展，永远比道德的考量来得重要。在“务实”的强势话语之下，道德理想必然得在经济利益面前俯首称臣。
政府并不是没有考虑到建赌场所必须付出的政治代价，也不是没有应对的措施，但令人觉得相当有趣的是，政府所想到用以抵消建造世界级的赌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策略，竟是建造一个世界级的针对病态赌徒的医疗中心。
我们理所当然相信我们样样都必须世界级，因为世界级是在经济领域保持领先的必备姿态。所以我们的一切追求和关怀，就必然得很“务实”地局限在对经济发展的追求之内，对道德理想的追求，在这样的理念之下，最多只能是第二义的。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学生走上街头抗议巴黎和会的结果。86年后的今天，当我们从另一个时空回溯这段历史并观察当前的新加坡社会，可以这么说，我们缺乏的正是五四精神中对多元性的尊重和对道德理想的追求。至于说，我们应不应该，或者说须不须要继承并发扬五四精神的这两个方面，选择权其实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作者任教于国立大学中文系
文章作者：王昌伟
发表日期：2005年5月9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我们一般所谓的五四运动，是一场历时近十年的新文化运动。此运动之“新”，表现在知识分子很自觉地把自己和传统割裂开来，并积极引进西方文明，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推崇理性，追求科学与民主的所谓“现代性”的思潮。
但如果我们以为五四运动运动仅仅是如此而已，则是完全误解了这场波澜壮阔的运动。实际上，五四是一场多层次，多面向，有着不同的声音在互相碰撞的运动。五四精神最值得我们留意的，正在于它所展示的多元性。
在这场运动中，知识分子对中西文化都进行深刻的解剖和反思。依照他们对待中国和西方文化的态度，我们很自然地会把他们分成新知识分子和文化守成主义者两大阵营。实际上，当时的情况远比我们想像中复杂得多。
例如所谓的新知识分子群体，其实还可再划分为以胡适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和以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即便是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又可再划分为相信革命应由城市无产阶级领导和主张更积极地动员农民的两大阵营。
所以，过去把对现代性的追求当是五四运动的主要，甚至是全部基调，显然是把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平面化了。从当时异常蓬勃的出版业，以及市面上充斥着立场各异的报刊杂志来看，显然许多不同的主义都有它们一定的支持者。而像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样带有文化守成意味的著作能够一版再版，显示当时的话语空间并没有被追求现代性的声音所垄断。
五四没放弃对道德的追求
不过，在多元的声音当中，我们似乎也可察觉到一种相当一致的精神，那就是对道德理想的诉求。比如被我们后来归类为当代新儒家群体的知识分子，就是不断在思考如何把道德主体树立起来以吸收并开展科学与民主。他们批评新文化运动一味摧毁旧的价值体系，却又无法建立起新的体系，结果导致道德主体的丧失。
但是，这样的指责未必能让新知识分子信服。在他们看来文化守成主义者所坚持的道德，其实是一种伪道德，而他们的工作，正是要建立起一真正的道德原则。
比如一些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知识分子认为，中华民族要在世界各民族激烈竞争，适者生存的国际环境下生存，就必然得超越对个人与家族利益的考量，发扬社会公德。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道德带有阶级性，只有无产阶级的道德观才能带领人类迈向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
可见，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尽管对道德的理解不同，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对道德的追求。在著名的“德先生”、“赛先生”之外，其实当时知识分子还非常拥护一位“莫姑娘”(morality)。在这个基础上，知识分子所欲建立的，其实是一个以道德理想为价值本位的社会，而不单单是一个着重于眼前功利的社会。
因此，在我看来，五四精神正是一种重视多元性，以及对道德理想有强烈诉求的精神。以此审视当前的新加坡社会，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启示？
我们社会惊人的一致性
首先，我们的社会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据个例子，每天翻开报章，见报率最高的词汇，大概就是“创意”、“世界顶尖”等等。人们似乎觉得要使自己所做的任何事情合理化，援用这些由政府“钦定”的词汇就能理直气壮。
这个现象的形成，主要是由于政府强势的话语铺天盖地地向社会覆盖下来，而社会也经常毫无保留地把这套话语接受下来，并且推向极致，结果不同的声音即使存在，也会显得异常单薄微弱。
这样一来，政府的治国理念受到公开的、强有力的质疑的机会微乎其微。即使像建赌场这样的大课题，我们可以从政治领袖的谈话中感受到反对的意见相当强烈，但是当政府不断劝导国人应该“务实”地以国家的经济发展为重，媒体的舆论立刻转向着重谈论建赌场的种种“好处”。
在这次有关建赌场的辩论当中，不管政府的原意是什么，其中为国人所接收到的信息就是，经济的持续发展，永远比道德的考量来得重要。在“务实”的强势话语之下，道德理想必然得在经济利益面前俯首称臣。
政府并不是没有考虑到建赌场所必须付出的政治代价，也不是没有应对的措施，但令人觉得相当有趣的是，政府所想到用以抵消建造世界级的赌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策略，竟是建造一个世界级的针对病态赌徒的医疗中心。
我们理所当然相信我们样样都必须世界级，因为世界级是在经济领域保持领先的必备姿态。所以我们的一切追求和关怀，就必然得很“务实”地局限在对经济发展的追求之内，对道德理想的追求，在这样的理念之下，最多只能是第二义的。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学生走上街头抗议巴黎和会的结果。86年后的今天，当我们从另一个时空回溯这段历史并观察当前的新加坡社会，可以这么说，我们缺乏的正是五四精神中对多元性的尊重和对道德理想的追求。至于说，我们应不应该，或者说须不须要继承并发扬五四精神的这两个方面，选择权其实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作者任教于国立大学中文系
Wednesday, October 1, 2008
你可以选择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文章标题：你可以选择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文章作者：彭伟明
发表日期：2008年10月1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今年里面阅读了几篇关于“过劳死”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提出了生活在科技发达与功利主义盛行的社会的现代人，在生命中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那就是“到底什么才是人生真正的价值与意义？”。
我们应当正视这个核心问题，并找出真正的答案。
吴韦材在4月16日“对流层”专栏中，发表过一篇《“过劳死”折射出国人的心身问题》，文中也提到我们应该在“知足中寻找自己的意义”。
新加坡已步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国民的衣食住行都比较丰裕，这也形成追求物质生活的欲望盛行，无形中也容易养成一种比较的心理。这种以金钱和地位为标准的比较渐渐形成了衡量一个人，包括他自己的唯一价值标准。
在鼓吹满足本能欲望的消费潮流源源不断地密集“轰炸”之下，许多人不知不觉地成为了追求物质的奴隶。然而，人的一生所拥有的一切资产到了最后都变成了遗产，就如人们常常说的“拥有的很多，享有的却很少”。
尽管，现代的年轻一代也流行所谓的珍惜“当下”。然而这一切都是从人的本能欲望之心出发的，说得好听是珍惜当下，充其量只是满足自我本能欲望的要求而已。
潮流影响下渐失“初心”
在这千变万化的大环境中，人不断盲目地追求着外在的拥有，从表面上看是在求进步，但在过程中人会产生许多的隐忧和仿徨，对未来的前景深感不安。这一切都是为了求生存所造成的压力，还是因为一味地追求外在的拥有而造成的负担呢？
人往往栽倒在自身的本能欲望中，有些人甚至认为只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就会觉得快乐，得到满足。近代儒学家唐君毅曾经说过：“人类之所以如此地感到无助，都是因为文化的破裂，进一步导致社会的破裂，令生命破裂。”
钱穆先生说，人生最多是过百，甚至更少，那我们在有生之年，如何能过得充实？又能创造什么价值呢？
这得回到人的内心。人的内心总有个呼唤，让我们自觉地要求自己成长。换言之人都希望自己能够超越自己，能做得更好，那就是我们的初心，一颗愿意成长的心。
孔子称之为“仁”，学者霍韬晦称之为性情。但是在这现实的大洪流中，在世俗的种种潮流的影响之下，让我们渐渐地失去了“初心”，不能真正地面对自己。以现实为导向的扭曲，导致了人的思想偏差，也造成了我们生命成长的障碍。
当中唯有通过生命成长的教育，才能真正明白人一生奋斗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观。顾名思义，也就是人的一生当中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才有意义。换言之，活着是一回事，但要活得有意义则是另一回事，关键在于其中的“意义”。
这就得回到你的人生的意义，只有你在有生之年尽了自己应尽的责任，做了自己应做的本分，才不会白活了这一生。每个人的一生都是由一连串的抉择所构成的，一旦做了抉择，它就会形成你生命中的一部分，渐渐地就塑造你的人生价值观。
荀子在《王制篇》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唯有人才有这“自由”的选择权。
通过思考而作出你的抉择也是人之可贵的地方，这才是人的根本价位。拥有超越自我的理想，确立了一生努力的目标，人才不会因为价值与意义的偏差而导致无谓的牺牲，错认了人生的方向。
在专注于经济发展的大前提之下，近一两个世纪我们的学校教育都只停留在“知识型”的教育模式，只专注于提供市场所需的专业人才以及技术人员，却忽略了传承我们自身文化精髓的重任。
让我们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感到苦闷的是，新加坡尽管拥有较成熟的管理文化、科技基础，但缺乏的是整体的人文素养。没有了这些人格修养的文化底蕴，这些年轻人将来在做人、做事方面，他们的志向和理想很多时候就会变成模糊。而在知识型主流教育发展的大前提下，缺乏人文涵养所培养出来的年轻一代充其量只能做个世界级的一流技师。
一个国家、社会、团体组织需要的是经过成长锻炼、具备历史感、有思想的领导者来带领。而领导者的承担精神、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力等等，却只能从深厚的文化土壤中才能孕育出来。
•作者经营汽车信贷业
文章作者：彭伟明
发表日期：2008年10月1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今年里面阅读了几篇关于“过劳死”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提出了生活在科技发达与功利主义盛行的社会的现代人，在生命中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那就是“到底什么才是人生真正的价值与意义？”。
我们应当正视这个核心问题，并找出真正的答案。
吴韦材在4月16日“对流层”专栏中，发表过一篇《“过劳死”折射出国人的心身问题》，文中也提到我们应该在“知足中寻找自己的意义”。
新加坡已步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国民的衣食住行都比较丰裕，这也形成追求物质生活的欲望盛行，无形中也容易养成一种比较的心理。这种以金钱和地位为标准的比较渐渐形成了衡量一个人，包括他自己的唯一价值标准。
在鼓吹满足本能欲望的消费潮流源源不断地密集“轰炸”之下，许多人不知不觉地成为了追求物质的奴隶。然而，人的一生所拥有的一切资产到了最后都变成了遗产，就如人们常常说的“拥有的很多，享有的却很少”。
尽管，现代的年轻一代也流行所谓的珍惜“当下”。然而这一切都是从人的本能欲望之心出发的，说得好听是珍惜当下，充其量只是满足自我本能欲望的要求而已。
潮流影响下渐失“初心”
在这千变万化的大环境中，人不断盲目地追求着外在的拥有，从表面上看是在求进步，但在过程中人会产生许多的隐忧和仿徨，对未来的前景深感不安。这一切都是为了求生存所造成的压力，还是因为一味地追求外在的拥有而造成的负担呢？
人往往栽倒在自身的本能欲望中，有些人甚至认为只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就会觉得快乐，得到满足。近代儒学家唐君毅曾经说过：“人类之所以如此地感到无助，都是因为文化的破裂，进一步导致社会的破裂，令生命破裂。”
钱穆先生说，人生最多是过百，甚至更少，那我们在有生之年，如何能过得充实？又能创造什么价值呢？
这得回到人的内心。人的内心总有个呼唤，让我们自觉地要求自己成长。换言之人都希望自己能够超越自己，能做得更好，那就是我们的初心，一颗愿意成长的心。
孔子称之为“仁”，学者霍韬晦称之为性情。但是在这现实的大洪流中，在世俗的种种潮流的影响之下，让我们渐渐地失去了“初心”，不能真正地面对自己。以现实为导向的扭曲，导致了人的思想偏差，也造成了我们生命成长的障碍。
当中唯有通过生命成长的教育，才能真正明白人一生奋斗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观。顾名思义，也就是人的一生当中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才有意义。换言之，活着是一回事，但要活得有意义则是另一回事，关键在于其中的“意义”。
这就得回到你的人生的意义，只有你在有生之年尽了自己应尽的责任，做了自己应做的本分，才不会白活了这一生。每个人的一生都是由一连串的抉择所构成的，一旦做了抉择，它就会形成你生命中的一部分，渐渐地就塑造你的人生价值观。
荀子在《王制篇》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唯有人才有这“自由”的选择权。
通过思考而作出你的抉择也是人之可贵的地方，这才是人的根本价位。拥有超越自我的理想，确立了一生努力的目标，人才不会因为价值与意义的偏差而导致无谓的牺牲，错认了人生的方向。
在专注于经济发展的大前提之下，近一两个世纪我们的学校教育都只停留在“知识型”的教育模式，只专注于提供市场所需的专业人才以及技术人员，却忽略了传承我们自身文化精髓的重任。
让我们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感到苦闷的是，新加坡尽管拥有较成熟的管理文化、科技基础，但缺乏的是整体的人文素养。没有了这些人格修养的文化底蕴，这些年轻人将来在做人、做事方面，他们的志向和理想很多时候就会变成模糊。而在知识型主流教育发展的大前提下，缺乏人文涵养所培养出来的年轻一代充其量只能做个世界级的一流技师。
一个国家、社会、团体组织需要的是经过成长锻炼、具备历史感、有思想的领导者来带领。而领导者的承担精神、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力等等，却只能从深厚的文化土壤中才能孕育出来。
•作者经营汽车信贷业
Tuesday, September 16, 2008
为什么说民主是当代社会的普遍价值？
文章标题：为什么说民主是当代社会的普遍价值？——从民主的历史说起
文章作者：霍韬晦
发表日期：2008年9月12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现代社会推崇民主，但我们准备好了没有？我们真的认识民主吗？我们真的知道民主会为我们的社会乃至人类未来带来幸福和圆满的保证吗？一般人只知道民主是普遍价值，却不知道这个价值是如何成立的，只是人云亦云，跟潮流、跟风，或者看到西方的强大，想拥抱西方价值，那么就不需要思考，简单地移植他们的做法就可以了。
唯西方是瞻，失却自信，失却深入问题的勇气，失去通达其它价值的能力，就不是一种对人民负责任的态度。西方政客往往只知道以美丽的言辞取悦选民，以尖刻的批评攻击对手，达成所谓“高明的骗术”，就太不幸了。结果付代价还是人民，走了许多弯路，又回到原来的起点，不是太寃枉了吗？
许多国家发展民主，就是在那里兜转。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正当现代社会要踏上民主路之际，有必要从历史、政制、操作、人性、现实、哲学、与对未来的诉求，来检视民主的发展和它所带来的各种问题。许多国家热哄哄推广民主，但却从来没有提出过实践民主要有民主教育来配合，先培养民主的生活方式；政党只能就一些社会议题或政府操作失误之处借题攻击，眼光太狭小了。这样下去，民主的质素何能提高？
提升民主政制有赖教育
“民主”（democracy），源出希腊文“demos”与“kratia”两字合成，前者指人民，后者意为“治理”，即由人民来治国，故曰“民主”。但当时的“民”，只限于雅典男性公民，所有妇女，外国居民、奴隶（占人口半数以上），均无参政权。这即使不是小圈子选举，也是统治阶层体制内的民主罢了。有人称之为贵族民主，权力始终不能下放到下层。
由于城邦人口少，大家可以聚到广场议政，这就是所谓直接民主；亦由于大家权力相等，所以执政人员用抽签方式轮流担任，免却长期在位而形成的官僚集团。但随着国家的发展，幅员广大，便不可能继续这种小国寡民式的民主。而更重要的问题是：社会上人人品质不同、取向不同，如何一致？
古希腊的哲学家，自苏格拉底起，即提出“正义说”。正义就是在群体中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守法，行为合符城邦的整体利益。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为的就是大家都可以过美好的生活。但希腊的民主能否实现这一目的？关键在公民要有良好的德性，而不只是制度上的完善。据说，亚里士多德为了设计出理想的政治制度，尝派学生到各地采访，收集了158种政制，然后分析出民主政制（共和制）为什么比君主制，乃至独裁制好。
民主政制为什么较佳？这不是因为民主政制中人人都有执政的权利，而是因为可以让所有公民都知道如何统治人民，和如何受人统治。因为亚里士多德认为：所有公民都具有正义、勇敢和自制的德性，所以大家的目的是一致的；人人都具有这些德性，所以人也是平等的。
从这里可以看出：西方古典的政治学说，都指向一个公共目的，而这个目的的完成，则有赖参政者自身的德性。亚里士多德亦认识到︰人的本性、习惯、理性，各有参差，所以必须通过教育来融合，而政策上则以“中道”为原则，避免走向极端。
近代民主造成现代文化的危机
近代民主大家都说是从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开始。洛克继承霍布士（Thomas Hobbes，1588-1679）的“自然状态”（natural state）说而变更其内容：霍氏认为在自然状态中人不安全，互相争斗，因此应把管理权过渡给政府，让政府管理我们，以换取安全，这是一种君主制；洛克则认为在自然状态中人人自由、平等，人人都有相同的权利，这就是天赋人权，只是缺少公认的法律，又无人仲裁，人的财产不能得到保证，所以通过立法（订立契约）的形式来建立政府，同时把自己行使惩罚的权力交给政府，这就是国家的起源和民主制度的形成。
正因为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所以当人民的利益受损，人民有权收回交给政府的权力。这一个意思，到了法国的鲁索（J. J. Rousseau，1712-1778），其主张更为激烈，说人的自由权利一旦受到破坏，这个契约立即失效，人民有权更换政府。鲁索非常重视“主权在民”的理念，他说，国家的最高权力应属于主权者，任何法律都不能破坏人民的这个权利。
时至今日，民主、人权已经变成普遍价值，无人怀疑。但若从上面的分析，人权只是近代民主理论的一个前设，其普遍性值得怀疑；与其说洛克的民主理论有普遍性，不如说他是身处十七世纪欧洲各国长期争霸、王权腐败，英国国会与王室斗争的反思所致。换言之，这是有历史背景的；凡有历史因素介入的设计老实说都没有普遍性，何况人权只是个空想的概念？它背后应该是人的自由、人存在的尊重，和人生命方向的探索。
民主只是个机制，它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防止执政者权力滥用、防止暴政，是消极性的概念，并不保证社会可以向健康、圆满、幸福、和谐发展。这也就是说︰民主不是目的，它只能在消除社会某方面的不公有贡献。
社会是需要公义的，但公义靠什么达成？靠人人都拥有平等的权利吗？如果没有公义的教育、提升人的质素的教育，只能互相计较，谁也不愿意吃亏。美国罗尔斯（John Rawls, 1921-2002）写《公正论》，说权利应比善优先，这无异是霍布士以来的讲法，重视权利，不重视道德，西方有人把这称为“现代性”，还说，这种观念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纪的马基雅维里（N. B. Machiavelli, 1649-1527），而表现为一种现代与古典的对立。
结果如何？结果善不再具有普遍性，原来人类把公义、道德、社会整体的幸福看作目的，现在崩塌下来，人人根据自己的权利去选择，造成韦伯（M. Weber, 1864-1920）所说的诸神的冲突，最后一体消亡。这也就是我常常说的平面思维，人人自说自话，多元文化变成交叠式的结构。此即罗尔斯所说的overlapping consensus（重叠共识），无疑很宽容，不过失去了公认的价值，难怪现代人虚无。虚无正是现代文化的危机。
回到孔子的“德性世界”
造成现代文化的危机当然不只是近代民主，近代民主其实是西方文化重知识、重理性的副产品。西方的古典价值，乃至西方宗教所建树起来的精神价值，都在她的重知性、重理性的进路下一一瓦解了。今天的西方人，无疑是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和技术力量，为了满足人的贪婪，肯定人的原始欲望，于是慷慨的赠予人的自然权利，使之合法化、合理化。
这个大方向已经走了五百年，还可以再走下去吗？现代人面对虚无，即使获得后现代所说的彻底的自由，扫荡一切束缚，人便幸福了吗？这只要看看现代社会价值的混乱、人的迷惑、孤独、和封闭，便知道现代文化要回头。回到哪里？回到德性的世界，人与人之间能真正相处、互相关爱、对未来永远有希望的世界，走出极端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迷雾。我想：那就要重读孔子，重新建立人的上进之根。这不是现代性与古典的对立，而是人类新里程的开始。
•作者是新加坡东亚人文研究所所长，香港东方人文学院院长
文章作者：霍韬晦
发表日期：2008年9月12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现代社会推崇民主，但我们准备好了没有？我们真的认识民主吗？我们真的知道民主会为我们的社会乃至人类未来带来幸福和圆满的保证吗？一般人只知道民主是普遍价值，却不知道这个价值是如何成立的，只是人云亦云，跟潮流、跟风，或者看到西方的强大，想拥抱西方价值，那么就不需要思考，简单地移植他们的做法就可以了。
唯西方是瞻，失却自信，失却深入问题的勇气，失去通达其它价值的能力，就不是一种对人民负责任的态度。西方政客往往只知道以美丽的言辞取悦选民，以尖刻的批评攻击对手，达成所谓“高明的骗术”，就太不幸了。结果付代价还是人民，走了许多弯路，又回到原来的起点，不是太寃枉了吗？
许多国家发展民主，就是在那里兜转。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正当现代社会要踏上民主路之际，有必要从历史、政制、操作、人性、现实、哲学、与对未来的诉求，来检视民主的发展和它所带来的各种问题。许多国家热哄哄推广民主，但却从来没有提出过实践民主要有民主教育来配合，先培养民主的生活方式；政党只能就一些社会议题或政府操作失误之处借题攻击，眼光太狭小了。这样下去，民主的质素何能提高？
提升民主政制有赖教育
“民主”（democracy），源出希腊文“demos”与“kratia”两字合成，前者指人民，后者意为“治理”，即由人民来治国，故曰“民主”。但当时的“民”，只限于雅典男性公民，所有妇女，外国居民、奴隶（占人口半数以上），均无参政权。这即使不是小圈子选举，也是统治阶层体制内的民主罢了。有人称之为贵族民主，权力始终不能下放到下层。
由于城邦人口少，大家可以聚到广场议政，这就是所谓直接民主；亦由于大家权力相等，所以执政人员用抽签方式轮流担任，免却长期在位而形成的官僚集团。但随着国家的发展，幅员广大，便不可能继续这种小国寡民式的民主。而更重要的问题是：社会上人人品质不同、取向不同，如何一致？
古希腊的哲学家，自苏格拉底起，即提出“正义说”。正义就是在群体中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守法，行为合符城邦的整体利益。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为的就是大家都可以过美好的生活。但希腊的民主能否实现这一目的？关键在公民要有良好的德性，而不只是制度上的完善。据说，亚里士多德为了设计出理想的政治制度，尝派学生到各地采访，收集了158种政制，然后分析出民主政制（共和制）为什么比君主制，乃至独裁制好。
民主政制为什么较佳？这不是因为民主政制中人人都有执政的权利，而是因为可以让所有公民都知道如何统治人民，和如何受人统治。因为亚里士多德认为：所有公民都具有正义、勇敢和自制的德性，所以大家的目的是一致的；人人都具有这些德性，所以人也是平等的。
从这里可以看出：西方古典的政治学说，都指向一个公共目的，而这个目的的完成，则有赖参政者自身的德性。亚里士多德亦认识到︰人的本性、习惯、理性，各有参差，所以必须通过教育来融合，而政策上则以“中道”为原则，避免走向极端。
近代民主造成现代文化的危机
近代民主大家都说是从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开始。洛克继承霍布士（Thomas Hobbes，1588-1679）的“自然状态”（natural state）说而变更其内容：霍氏认为在自然状态中人不安全，互相争斗，因此应把管理权过渡给政府，让政府管理我们，以换取安全，这是一种君主制；洛克则认为在自然状态中人人自由、平等，人人都有相同的权利，这就是天赋人权，只是缺少公认的法律，又无人仲裁，人的财产不能得到保证，所以通过立法（订立契约）的形式来建立政府，同时把自己行使惩罚的权力交给政府，这就是国家的起源和民主制度的形成。
正因为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所以当人民的利益受损，人民有权收回交给政府的权力。这一个意思，到了法国的鲁索（J. J. Rousseau，1712-1778），其主张更为激烈，说人的自由权利一旦受到破坏，这个契约立即失效，人民有权更换政府。鲁索非常重视“主权在民”的理念，他说，国家的最高权力应属于主权者，任何法律都不能破坏人民的这个权利。
时至今日，民主、人权已经变成普遍价值，无人怀疑。但若从上面的分析，人权只是近代民主理论的一个前设，其普遍性值得怀疑；与其说洛克的民主理论有普遍性，不如说他是身处十七世纪欧洲各国长期争霸、王权腐败，英国国会与王室斗争的反思所致。换言之，这是有历史背景的；凡有历史因素介入的设计老实说都没有普遍性，何况人权只是个空想的概念？它背后应该是人的自由、人存在的尊重，和人生命方向的探索。
民主只是个机制，它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防止执政者权力滥用、防止暴政，是消极性的概念，并不保证社会可以向健康、圆满、幸福、和谐发展。这也就是说︰民主不是目的，它只能在消除社会某方面的不公有贡献。
社会是需要公义的，但公义靠什么达成？靠人人都拥有平等的权利吗？如果没有公义的教育、提升人的质素的教育，只能互相计较，谁也不愿意吃亏。美国罗尔斯（John Rawls, 1921-2002）写《公正论》，说权利应比善优先，这无异是霍布士以来的讲法，重视权利，不重视道德，西方有人把这称为“现代性”，还说，这种观念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纪的马基雅维里（N. B. Machiavelli, 1649-1527），而表现为一种现代与古典的对立。
结果如何？结果善不再具有普遍性，原来人类把公义、道德、社会整体的幸福看作目的，现在崩塌下来，人人根据自己的权利去选择，造成韦伯（M. Weber, 1864-1920）所说的诸神的冲突，最后一体消亡。这也就是我常常说的平面思维，人人自说自话，多元文化变成交叠式的结构。此即罗尔斯所说的overlapping consensus（重叠共识），无疑很宽容，不过失去了公认的价值，难怪现代人虚无。虚无正是现代文化的危机。
回到孔子的“德性世界”
造成现代文化的危机当然不只是近代民主，近代民主其实是西方文化重知识、重理性的副产品。西方的古典价值，乃至西方宗教所建树起来的精神价值，都在她的重知性、重理性的进路下一一瓦解了。今天的西方人，无疑是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和技术力量，为了满足人的贪婪，肯定人的原始欲望，于是慷慨的赠予人的自然权利，使之合法化、合理化。
这个大方向已经走了五百年，还可以再走下去吗？现代人面对虚无，即使获得后现代所说的彻底的自由，扫荡一切束缚，人便幸福了吗？这只要看看现代社会价值的混乱、人的迷惑、孤独、和封闭，便知道现代文化要回头。回到哪里？回到德性的世界，人与人之间能真正相处、互相关爱、对未来永远有希望的世界，走出极端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迷雾。我想：那就要重读孔子，重新建立人的上进之根。这不是现代性与古典的对立，而是人类新里程的开始。
•作者是新加坡东亚人文研究所所长，香港东方人文学院院长
Monday, September 15, 2008
Between lanterns and a galaxy of stars
文章标题：Between lanterns and a galaxy of stars
文章作者：Geoff Tan
发表日期：2008年9月15日
发表媒体：《我报》My Paper
In an affluent and developed nation such as Singapore, it is not uncommon for many of us to compare ourselves with those who have more.
For this very reason, there are a bunch of us who seem to think that we need to continuously strive to earn that extra dollar or to climb another rung of the corporate ladder.
But let’s look at it this way: If we look up only at the wealthier and more successful, we will feel that what we have in life is never ever quite enough.
Being caught up in a hectic rat race of sorts, we don’t seem to have the capacity to stop for a moment and to take a good look around us. We blame this on the “fact” that we are constantly busy and that time is not on our side.
Even if we could somehow find the time, we would probably spend it on the pursuit of professional advancement and personal pleasure.
However, looking in the other direction towards those who seem to have less can evoke a slew of varied responses.
We could look down on these menial folk with disdain and accuse them of not putting in enough effort to match acceptable societal benchmarks.
It could also bring us to inwardly gloat over our self-made success without much concern about anyone else.
On a nicer note, it could cause us to appreciate the fruits of our hard work and the blessings which have been bestowed upon us.
Hopefully, that will be enough for us to make a concerted effort to offer something back to the community.
How life pans out depends on the perspective you take or are capable of taking.
To illustrate this point, let me share this story:
The head of a very wealthy family took his son on a trip to a country with a less-than-noble purpose of showing him how poor people live. They spent a couple of days and nights on the farm of what would be considered a very poor family.
On their return, the father asked his son: “How was the trip?”
“It was great, Dad,” the son replied.
“Did you see how poor people live?” the father asked.
“Tell me, what did you learn from the trip?”
The son answered: “I saw that we have one dog and they had four. We have a pool that reaches to the middle of our garden and they have a creek that has no end. We have imported lanterns in our garden and they have a whole galaxy of stars at night.
“Our patio reaches to the front yard and they have the whole horizon. We have a small piece of land to live on and they have fields that go beyond our sight.
“We have servants who serve us, but they serve others. We buy our food, but they grow theirs. We have walls around our property to protect us, they have friends to protect them.”
The boy’s father was speechless.
Then, his son added: “Thanks, Dad, for showing me how poor we are.”
There are many of us here in Singapore who may think we are rich. Perhaps so, but probably from a one-dimensional perspective.
The story above seeks to make the point that there will be others out there who will perceive your situation very differently.
It may not be a case of one being right and the other being wrong – it’s probably more of a situation where we should always strive to also look at things through other people’s eyes.
The writer is a senior vice-president of the SPH marketing division and the general manager of SPH NewMedia for Zapcode.
文章作者：Geoff Tan
发表日期：2008年9月15日
发表媒体：《我报》My Paper
In an affluent and developed nation such as Singapore, it is not uncommon for many of us to compare ourselves with those who have more.
For this very reason, there are a bunch of us who seem to think that we need to continuously strive to earn that extra dollar or to climb another rung of the corporate ladder.
But let’s look at it this way: If we look up only at the wealthier and more successful, we will feel that what we have in life is never ever quite enough.
Being caught up in a hectic rat race of sorts, we don’t seem to have the capacity to stop for a moment and to take a good look around us. We blame this on the “fact” that we are constantly busy and that time is not on our side.
Even if we could somehow find the time, we would probably spend it on the pursuit of professional advancement and personal pleasure.
However, looking in the other direction towards those who seem to have less can evoke a slew of varied responses.
We could look down on these menial folk with disdain and accuse them of not putting in enough effort to match acceptable societal benchmarks.
It could also bring us to inwardly gloat over our self-made success without much concern about anyone else.
On a nicer note, it could cause us to appreciate the fruits of our hard work and the blessings which have been bestowed upon us.
Hopefully, that will be enough for us to make a concerted effort to offer something back to the community.
How life pans out depends on the perspective you take or are capable of taking.
To illustrate this point, let me share this story:
The head of a very wealthy family took his son on a trip to a country with a less-than-noble purpose of showing him how poor people live. They spent a couple of days and nights on the farm of what would be considered a very poor family.
On their return, the father asked his son: “How was the trip?”
“It was great, Dad,” the son replied.
“Did you see how poor people live?” the father asked.
“Tell me, what did you learn from the trip?”
The son answered: “I saw that we have one dog and they had four. We have a pool that reaches to the middle of our garden and they have a creek that has no end. We have imported lanterns in our garden and they have a whole galaxy of stars at night.
“Our patio reaches to the front yard and they have the whole horizon. We have a small piece of land to live on and they have fields that go beyond our sight.
“We have servants who serve us, but they serve others. We buy our food, but they grow theirs. We have walls around our property to protect us, they have friends to protect them.”
The boy’s father was speechless.
Then, his son added: “Thanks, Dad, for showing me how poor we are.”
There are many of us here in Singapore who may think we are rich. Perhaps so, but probably from a one-dimensional perspective.
The story above seeks to make the point that there will be others out there who will perceive your situation very differently.
It may not be a case of one being right and the other being wrong – it’s probably more of a situation where we should always strive to also look at things through other people’s eyes.
The writer is a senior vice-president of the SPH marketing division and the general manager of SPH NewMedia for Zapcode.
Wednesday, September 3, 2008
充满勇气与梦想的演讲
文章标题：充满勇气与梦想的演讲——兰迪•鲍许临终之作“最后的演讲”
文章作者：黄涓
发表日期：2008年9月2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阅读世纪》
兰迪•鲍许临终前，应卡内基美隆大学之邀发表了一场风靡全美的演讲，这场演说笑声不绝于耳，也让人感动流泪，网站上的演讲录像点击率千万次；《华尔街日报》称这场演讲为“一生难觅的最后演讲”。
兰迪•鲍许（Randy Pausch）说：“我们改变不了事实，只能决定自己要怎么因应。我们改变不了上天发给我们的牌，只能决定怎么打这手牌。”
兰迪•鲍许是谁？
他是一位被公认为“热情、风趣且教学认真”的大学教授、一位电脑科学家。鲍许在大学中执教于电脑科学系。他也是虚拟科技的先锋，并且还撰写了世界百科全书的“虚拟科技”条目。兰迪•鲍许在教学与研究方面都曾获奖，曾与尔都比（Adobe）、谷歌、艺电，以及华德迪士尼梦想工程公司合作。
兰迪•鲍许拥有一个幸福快乐的家庭，是二子一女的父亲，太太是他“梦想中的完美女子”。但上天突然在他出其不意间，对他狠狠开了一个玩笑：他在46岁时被诊断出罹患死亡率最高的癌症——胰脏癌。今年7月25日，他因胰脏癌并发症逝世，终年47岁。
“一生难觅的最后演讲”
兰迪•鲍许患病次年（2007年）8月，医生告诉他，他的癌症已经转移，只剩下3个月到6个月的生命。同年9月，鲍许应卡内基美隆大学之邀发表了一场风靡全美的演讲，而他谈的并非死亡，而是人生的一些重要议题，包括克服障碍、实现梦想，他在演讲中也谈到生命的喜悦，他对生命的热爱，谈到他所钟爱的生命特质：诚实、正直、感恩。这场演说让现场400个人笑声不断，也让许许多多人感动流泪，网站上的演讲录像吸引了大批人浏览，各个网站被点击了千万次；《华尔街日报》称这场演讲为“一生难觅的最后演讲”。
一些在场听众认为，兰迪所传达的讯息之所以撼动人心，是因为他以诚恳、幽默的态度去分享他的人生经验。
鲍许在此次演讲中主要有两个结论：
第一，“演讲重点不在于如何实现梦想，而是如何过你的人生。你只要以正确的方式过活，上天自然会眷顾你，梦想自然会实现。”
讲给子女听的讲座
第二，这场演讲的真正对象其实不是在场人士，而是他的子女。
鲍许后来根据那次演讲的基础，出版了《最后的演讲》（台湾方智出版社华文译本）一书，希望他的三个孩子会依据这“最后一课”来引领他们的一生。
在本书“引言”中，鲍许说，趁他还在人世上，他要深切把握和他们共处的每一个时刻，并让儿女们不至于在他离开之后不知所措。于是他把“未来20年原本会教给子女的事情提前教给他们。”他说：“父母都想教导子女辨别是非，都想把我们认为重要的事情传授给他们，也想要教会他们因应人生中的各种挑战。我们还希望他们知道我们的人生经历，借此指引他们过好自己的人生。”而他们现在年纪还太小，他没办法和他们谈这些事。
鲍许说，他实际上的用意是制作一份“瓶中信”，他说：“希望这个瓶子日后能够冲刷到我子女的人生沙滩上。我如果是画家，就会为他们画一幅画；我如果是音乐家，就会创作一首乐曲。但我是老师，所以我在学校发表演说。”
在决定出版本书时，鲍许由于深切感觉到时间十分珍贵，他请了《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杰弗利•札斯洛（Jeffrey Zaslow）帮忙撰写部分内容。由于他每天都会在住家附近骑自行车，他在53次的长途自行车运动期间，一面骑车，一面透过手机与杰夫通话，然后，由杰弗利•札斯洛整理他口述的内容。鲍许说，应该可以称之为53场“讲座”。
原版两天首刷40万册卖完
据海外媒体报道，《最后的演讲》英文原版上市后，48小时内首刷40万册全卖完，50天内销售冲破200万册。
在《最后的演讲》书中，鲍许始终乐观积极，坦然面对人生，也懂得如何放下，他认为，一个人的一生，最重要的是，懂得“怎么过你的人生”，并以热情来探索这个世界。他也谈到，父母应鼓励孩子培养人生兴趣，努力追寻自己的梦想和人生。
对于此书，美国《纽约时报》说：“兰迪•鲍许在人生的尽头，仍不忘厘清轻重缓急。”美国《底特律新闻报》说：“兰迪•鲍许那场最后的演讲，已经成为传奇。”
文章作者：黄涓
发表日期：2008年9月2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阅读世纪》
兰迪•鲍许临终前，应卡内基美隆大学之邀发表了一场风靡全美的演讲，这场演说笑声不绝于耳，也让人感动流泪，网站上的演讲录像点击率千万次；《华尔街日报》称这场演讲为“一生难觅的最后演讲”。
兰迪•鲍许（Randy Pausch）说：“我们改变不了事实，只能决定自己要怎么因应。我们改变不了上天发给我们的牌，只能决定怎么打这手牌。”
兰迪•鲍许是谁？
他是一位被公认为“热情、风趣且教学认真”的大学教授、一位电脑科学家。鲍许在大学中执教于电脑科学系。他也是虚拟科技的先锋，并且还撰写了世界百科全书的“虚拟科技”条目。兰迪•鲍许在教学与研究方面都曾获奖，曾与尔都比（Adobe）、谷歌、艺电，以及华德迪士尼梦想工程公司合作。
兰迪•鲍许拥有一个幸福快乐的家庭，是二子一女的父亲，太太是他“梦想中的完美女子”。但上天突然在他出其不意间，对他狠狠开了一个玩笑：他在46岁时被诊断出罹患死亡率最高的癌症——胰脏癌。今年7月25日，他因胰脏癌并发症逝世，终年47岁。
“一生难觅的最后演讲”
兰迪•鲍许患病次年（2007年）8月，医生告诉他，他的癌症已经转移，只剩下3个月到6个月的生命。同年9月，鲍许应卡内基美隆大学之邀发表了一场风靡全美的演讲，而他谈的并非死亡，而是人生的一些重要议题，包括克服障碍、实现梦想，他在演讲中也谈到生命的喜悦，他对生命的热爱，谈到他所钟爱的生命特质：诚实、正直、感恩。这场演说让现场400个人笑声不断，也让许许多多人感动流泪，网站上的演讲录像吸引了大批人浏览，各个网站被点击了千万次；《华尔街日报》称这场演讲为“一生难觅的最后演讲”。
一些在场听众认为，兰迪所传达的讯息之所以撼动人心，是因为他以诚恳、幽默的态度去分享他的人生经验。
鲍许在此次演讲中主要有两个结论：
第一，“演讲重点不在于如何实现梦想，而是如何过你的人生。你只要以正确的方式过活，上天自然会眷顾你，梦想自然会实现。”
讲给子女听的讲座
第二，这场演讲的真正对象其实不是在场人士，而是他的子女。
鲍许后来根据那次演讲的基础，出版了《最后的演讲》（台湾方智出版社华文译本）一书，希望他的三个孩子会依据这“最后一课”来引领他们的一生。
在本书“引言”中，鲍许说，趁他还在人世上，他要深切把握和他们共处的每一个时刻，并让儿女们不至于在他离开之后不知所措。于是他把“未来20年原本会教给子女的事情提前教给他们。”他说：“父母都想教导子女辨别是非，都想把我们认为重要的事情传授给他们，也想要教会他们因应人生中的各种挑战。我们还希望他们知道我们的人生经历，借此指引他们过好自己的人生。”而他们现在年纪还太小，他没办法和他们谈这些事。
鲍许说，他实际上的用意是制作一份“瓶中信”，他说：“希望这个瓶子日后能够冲刷到我子女的人生沙滩上。我如果是画家，就会为他们画一幅画；我如果是音乐家，就会创作一首乐曲。但我是老师，所以我在学校发表演说。”
在决定出版本书时，鲍许由于深切感觉到时间十分珍贵，他请了《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杰弗利•札斯洛（Jeffrey Zaslow）帮忙撰写部分内容。由于他每天都会在住家附近骑自行车，他在53次的长途自行车运动期间，一面骑车，一面透过手机与杰夫通话，然后，由杰弗利•札斯洛整理他口述的内容。鲍许说，应该可以称之为53场“讲座”。
原版两天首刷40万册卖完
据海外媒体报道，《最后的演讲》英文原版上市后，48小时内首刷40万册全卖完，50天内销售冲破200万册。
在《最后的演讲》书中，鲍许始终乐观积极，坦然面对人生，也懂得如何放下，他认为，一个人的一生，最重要的是，懂得“怎么过你的人生”，并以热情来探索这个世界。他也谈到，父母应鼓励孩子培养人生兴趣，努力追寻自己的梦想和人生。
对于此书，美国《纽约时报》说：“兰迪•鲍许在人生的尽头，仍不忘厘清轻重缓急。”美国《底特律新闻报》说：“兰迪•鲍许那场最后的演讲，已经成为传奇。”
Thursday, August 21, 2008
I’ll take the bumpy road any day
文章标题：I’ll take the bumpy road any day
文章作者：Geoff Tan
发表日期：2008年8月21日
发表媒体：《我报》My Paper
I do not think you’d disagree if I say our lives are made up of myriad unique experiences.
They are tightly woven together to form a tapestry that depicts the story of our lives.
However, not everyone would necessarily agree if I say that everything in life happens for a good reason.
For most of my life, I’ve had mixed feelings about this view, especially when I encounter stressful or depressing moments.
No doubt, it is difficult for many of us to look beyond a “bleak” situation to see the positive outcomes that may come out from it. We tend to take a blinkered view, and allow the emotions to overwhelm us.
These feelings could include the deep anguish we feel from a friend’s sudden death; the grievous hurt a loved one inflicts on us during a heated argument; the severe depression that comes after losing a job, and the helplessness that descends upon us after making a bad financial decision. The list goes on.
Despite these problems, some of us get better after a period of healing. Others never recover, and curse God for allowing calamities to befall them.
Still, no matter how horrible or unfair the situation may be, you will realize – upon quiet reflection – that you can overcome the obstacle only by “taking the bull by its horns”.
Suppose there are two stretches of roads before you. Which would you choose to travel? The smooth and straight – but dull and monotonous – one, or the winding and bumpy road that offers colourful and exciting views at the same time?
I’ll take the latter any time.
Similarly, the kinks that we encounter on our journeys through life have been placed there to test the limits of our spirit.
It baffles me whenever I hear about someone getting fired because of a mistake, without much thought or care on the management’s part.
Then, the company goes out to hire a fresh executive who may quickly make the very same mistake.
If the company had viewed the mistake as a valuable lesson for the executive, the experience he gained could have helped him improve in his job.
Whatever happens, cherish everyone you meet – they are the threads that would eventually become an intrinsic part of your life’s tapestry.
Most of them are there to serve a purpose. Sometimes, they are there to teach you a lesson, or to help you discover who you really are. Other times, they are there to inspire you to be the best that you can be.
Just like how every encounter is a valuable learning experience, regardless of whether it is a failure or success.
The writer is a senior vice-president of the SPH marketing division and the general manager of SPH NewMedia for Zapcode.
文章作者：Geoff Tan
发表日期：2008年8月21日
发表媒体：《我报》My Paper
I do not think you’d disagree if I say our lives are made up of myriad unique experiences.
They are tightly woven together to form a tapestry that depicts the story of our lives.
However, not everyone would necessarily agree if I say that everything in life happens for a good reason.
For most of my life, I’ve had mixed feelings about this view, especially when I encounter stressful or depressing moments.
No doubt, it is difficult for many of us to look beyond a “bleak” situation to see the positive outcomes that may come out from it. We tend to take a blinkered view, and allow the emotions to overwhelm us.
These feelings could include the deep anguish we feel from a friend’s sudden death; the grievous hurt a loved one inflicts on us during a heated argument; the severe depression that comes after losing a job, and the helplessness that descends upon us after making a bad financial decision. The list goes on.
Despite these problems, some of us get better after a period of healing. Others never recover, and curse God for allowing calamities to befall them.
Still, no matter how horrible or unfair the situation may be, you will realize – upon quiet reflection – that you can overcome the obstacle only by “taking the bull by its horns”.
Suppose there are two stretches of roads before you. Which would you choose to travel? The smooth and straight – but dull and monotonous – one, or the winding and bumpy road that offers colourful and exciting views at the same time?
I’ll take the latter any time.
Similarly, the kinks that we encounter on our journeys through life have been placed there to test the limits of our spirit.
It baffles me whenever I hear about someone getting fired because of a mistake, without much thought or care on the management’s part.
Then, the company goes out to hire a fresh executive who may quickly make the very same mistake.
If the company had viewed the mistake as a valuable lesson for the executive, the experience he gained could have helped him improve in his job.
Whatever happens, cherish everyone you meet – they are the threads that would eventually become an intrinsic part of your life’s tapestry.
Most of them are there to serve a purpose. Sometimes, they are there to teach you a lesson, or to help you discover who you really are. Other times, they are there to inspire you to be the best that you can be.
Just like how every encounter is a valuable learning experience, regardless of whether it is a failure or success.
The writer is a senior vice-president of the SPH marketing division and the general manager of SPH NewMedia for Zapcode.
Wednesday, August 6, 2008
引领你的一生
文章标题：引领你的一生
文章作者：李开复
发表日期：2007年10月30日
发表媒体：《开复和他的学生网》
前不久，我的同学兰迪•波许教授在我们的母校卡内基•梅隆大学做了一场风靡全美的讲座，题目是《真正实现你的童年梦想》。该讲座的视频在不同视频网站上被点播了上千万次。《华尔街日报》把这次讲座称为“一生难觅的最后的讲座”。在美国一些高校里，“最后的讲座”是著名教授退休前的最后一课。兰迪教授并没有准备退休，但是他患了胰腺癌，只剩下几个月的生命。这次讲座对他来说，竟真的是他一生中“最后的讲座”了。
我的亲友纷纷在电子邮件中向我推荐兰迪教授的此次讲座。我和女儿一起看了讲座的视频。看完后，我们感动地含着眼泪，同时又因为感悟和兴奋而相视一笑。我们像每一个听过讲座或看过讲座视频的人一样，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息。我经过电子邮件找到兰迪，他慷慨地答应让我们把他的视频加上中文字幕，并授权让我们把视频、讲稿和讨论放在“我学网”与中国的网友分享（查看下载兰迪教授的演讲视频及讲稿请点击这里）。
对这样一次出色的讲座，我的感触很深，也领悟到了许多东西，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
幽默、乐观、无惧
兰迪和我同年进入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学院的博士班。在学校里我们交往并不深，但是他是我们那届最出风头的学生。他外向、健谈，幽默、有表演天才，还有很强的亲和力。在他的讲座里，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些特点。
虽然兰迪已经进入癌症末期，但他还是在讲座中保持着他惯有的幽默感。演讲开始时，他说：“癌症让我比你们身材更好。”他还开玩笑说：“临终的人常会在死前信奉宗教。我也是这样。前几天，我买了一台苹果电脑。（我现在信奉苹果教。）”
我们常说，乐观的人看到半杯水时，总会说杯子是“半满”而不是“半空”。乐观的兰迪教授甚至在杯中只剩一滴水时，也依然能看到那仅存于最后一滴水中的美，并因此而感恩。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乐观天性，他才能够在自己的生命结束前，留下这样一次“照亮他人”的“人生作品”。
兰迪说：“对于无法改变的事情，我们只能决定如何反应。我们不能改变手里的牌，但是可以决定如何出牌。”这充分体现出他乐观进取的心态和宽广的胸襟。我想，任何人如果有了这样的心态，无论是面对病痛的折磨还是人生的失意，他都能用一次次漂亮的出牌实现自己最大的价值。
你的梦想，自己会来找你
兰迪教授此次讲座的主题是“真正实现你的童年梦想”。他谈到，小时候他的梦想是在嘉年华会上赢得超大型的动物玩偶，体验无重力的环境，参加全国橄榄球联盟的比赛，当星际迷航记中的库克船长，写一篇百科全书的文章，以及加入迪斯尼梦幻工程队设计迪斯尼乐园的云宵飞车。这些梦想看起来杂乱无章，但是，在那些纯真的孩子的心里，这些东西才是最真实，最不受外界影响的渴望。而对这些梦想的追寻就是follow your heart（追随真心）。
我和兰迪电子邮件交流中谈到今天许多年轻人把“财富”当作自己的梦想。他说：“只有极端缺乏想象力的人才会把财富当作自己的童年梦想。”何况，研究结果告诉我们追寻你真正的梦想反而比追逐财富可能得到更多财富。
兰迪教授感谢他的父母，因为是父母让他成为了一个心中有梦想的孩子，并给他创造了一个宽松的成长环境，鼓励他尝试和创新，帮助他建立自信心。他的父母甚至让他在自己房间的墙壁上随意涂鸦。是他父母创造的良好环境让他的梦想得以清晰呈现，并在一生中不断督促、引导他前进。如果每个人都像兰迪那样从小心中有梦，那么“你的梦想，自己会来找你”。
令人惊讶也令人羡慕的是，兰迪这些儿时的梦想后来竟然大部分都实现了。其实，这些看似荒诞不羁的梦想反映了他潜意识中隐藏的人生理想，也折射出他特有的思维方式与个性特点。例如，写百科全书的梦想意味着他希望做一个学识渊博的人，想体验无重力的环境体现他的好奇，为迪斯尼乐园设计云霄飞车的梦想代表了他对高科技的痴迷，而参加全国橄榄球联盟比赛的梦想则反映出他对团队、运动和竞争的兴趣。这些个性特质、思维方式和人生理想最终成就了今天的兰迪。
砖墙挡不住追梦人
在追寻梦想的途中，肯定会困难重重。兰迪教授在讲座中不止一次地使用一面咖啡色的砖墙来代表较难克服的困难。在追寻梦想的过程中，这面墙常常挡在我们面前。但这面墙所能够挡住的其实是那些没有诚意的、不相信童年梦想的人！兰迪教授说：“这面墙让我们知道，为它后面的梦想而努力是值得的。这面墙迫使我们向自己证明，我们是多么渴望墙后面的宝藏——我们的梦想！”
兰迪教授认为，要得到砖墙后面的宝藏，你必须想尽办法，努力工作，还需要甘冒风险，克服自己的惰性，离开自己的“安乐窝”，积极主动地去争取和开拓。例如，当年轻的兰迪收到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据信时，他想尽办法安排了一次与卡内基•梅隆计算机系主任见面的机会，并当面说服了那位系主任，使之收回成命，录取了他。
兰迪教授的一个梦想是进入迪斯尼的梦幻工程队设计云霄飞车。虽然他多次收到迪斯尼公司寄给他的据信，但他没有气馁，并保留这些据信，用它们激励自己继续努力。终于有一次，兰迪在一个学术会议上发表演讲后，一位梦幻工程队的工程师向他提问，兰迪是这么回答他的：“我很愿意回答你的问题，但我想先问你：明天可以和我一起共进午餐吗？”这一次午餐终于让梦幻工程队认识了兰迪，此后不久，他就得到了梦幻工程队的工作邀请。
兰迪只有一个梦想没有实现——他没能成为职业橄榄球运动员。但是他认为，从这个没有实现的梦想中得到的东西，可能比从已经实现的梦想中得到的还要多。他虽然没有成为职业球员，但是打球帮助他建立了信心，培养了努力的习惯，提高了团队合作的能力。对此，他总结说：“如果你非常想要某一样东西，而你努力过了却又没有得到它，那么你收获的就是宝贵的经验。 ”
最伟大的事：做老师，助人圆梦
如果完成梦想是重要的目标，那么，什么是伟大的目标呢？在兰迪看来，帮助别人完成梦想，做个助人圆梦者是真正伟大的目标。兰迪说：“年长之后，我发现帮助他人实现他们的梦想是唯一比实现自己梦想更有意义的事情。”
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师往往是最好的“助人圆梦者”。兰迪教授特别感谢他的恩师引导他肩负起教育这个伟大的任务。他的恩师曾对他说： “你应该做教授。你是一个天生的推销员，任何一个得到你的公司都会利用你赚钱，不让你推销有价值的东西太可惜了。你还是做教授去推销教育吧！”
成为教授后，兰迪在卡内基•梅隆开了一个“圆梦”的课程，让各种科系的学生在一起用虚拟现实技术，开发一项完成童年梦想的项目。为了这个做“圆梦者”的机会，他最后拒绝了梦幻工程队的邀请。为了长大后发现的新梦想，他放弃了儿时的梦想。但是，如果不是追逐儿时的梦想，他又怎么会找到长大后的新梦想呢？
在他的“圆梦”课程中，一批学生只用了两个星期就完成了一般团队要做一个学期的项目。对此，兰迪倍感惊讶，但他只是对学生们说：“你们做的不错，但是我知道，你们可以做得更好。”有这样的老师，学生不但可以实现梦想，甚至可能超越梦想。
我曾经雇用过一名兰迪的学生。他对我说：“兰迪是我所见过的老师里面最有激情的，他能够用生动有趣的例子解释复杂的科技。更重要的是，他真的在乎他的学生，他希望他们能发挥他们的潜力，实现他们的梦想。”
心存感激，心存包容
兰迪有一颗感恩的心。他劝我们随时心存感激，多想别人，少想自己。他在讲座中说，昨天是他妻子的生日，为了准备此次讲座，他没有好好替妻子过生日。随后，他当场推出了一个大蛋糕，请他妻子上台，亲自唱“祝你生日快乐”，以此来表示对妻子的感谢。
他对他的恩师也心存感激。他记得，当他是一个不讨人喜欢又自以为是的本科生的时候，他的恩师利用和他散步的机会，亲切地搂着他肩膀说：“兰迪，你很有才华，可是有人觉得你很傲慢。这真遗憾，因为这样会限制你的发展。”这句话改变了他的一生。
此后，在兰迪的工作和生活中，他不但处处心存感激，而且善于包容他人。他说如果不是当时老师包容他，耐心地劝他，而只是批评他，他的傲慢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改过来。有些人让你生气，但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就总能发现他们性格中闪光的地方。他说：“如果你对某个人有意见，那是因为，你还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在这里，包容是感恩的第一步。
兰迪教授的感恩之心，以及他的真诚打动了他周围的人。我的一位朋友参加了那次讲座，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成年人在一起失控并痛哭。连我们最严肃的校长和一位最严厉的教授都被他打动而失声落泪。”我的朋友还说，兰迪曾经花很多时间帮助少数民族，资助贫困的亚洲国家的教育，希望给更多的人实现梦想的机会。
引领你的一生
关于此次讲座，兰迪教授有两个结论：
第一：“今天的演讲不是讲如何实现你的梦想，而是如何引领你的一生（lead your life）。如果你正确引领你的一生，因缘自会带来一切你所应得的。”
我认为“lead your life”这句话既简短有力又意味深长。“lead your life”而不是“live your life”，也就是说，不要只“过一生”，而是要用你的梦想引领你的一生，要用感恩、真诚、助人圆梦的心态引领你的一生，要用执着、无惧、乐观的态度来引领你的一生。如果你做到了这些，因缘会给你一切你所应得的。
孔子说: “未知生，焉知死 。” 而兰迪仿佛想通过他的“最后的讲座”告诉我们：“如果你尽力地去实现你的梦想，那你才是真正地生活过了。对一个曾经真正生活过的人，死亡是一点也不可怕的。”
第二：“今天的讲座其实不是为你，而是为了我的孩子。”
这是多么珍贵的遗产呀！我相信他的三个孩子会依据他“最后的讲座”来引领他们的一生。我也相信，经过互联网的传播，更多的孩子会因为看过兰迪的“最后的讲座”，而去追寻自己的梦想和更加精彩的一生。
我十一岁的女儿看完“最后的讲座”后告诉我：“我要写下我童年的梦想。”我拍拍她的头，赞赏她的计划。她又说：“我可以去画我房间的墙壁吗？”我提醒她：“你小时候画的还不够吗？”她吐吐舌头说：“我知道。谢谢你以前让我画。”
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和兰迪的孩子一样，用梦想引领他们的一生。
注：本文已在《读者》原创2007年12期发表，地址：http://www.duzhe.com/yc-wqyd/yc_wqyd/20071129111630.htm；其他纸媒如需转载，请与《读者》联系.
李开复：Google（谷歌）全球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裁。曾就读于卡内基•梅隆大学，获计算机博士学位。
文章作者：李开复
发表日期：2007年10月30日
发表媒体：《开复和他的学生网》
前不久，我的同学兰迪•波许教授在我们的母校卡内基•梅隆大学做了一场风靡全美的讲座，题目是《真正实现你的童年梦想》。该讲座的视频在不同视频网站上被点播了上千万次。《华尔街日报》把这次讲座称为“一生难觅的最后的讲座”。在美国一些高校里，“最后的讲座”是著名教授退休前的最后一课。兰迪教授并没有准备退休，但是他患了胰腺癌，只剩下几个月的生命。这次讲座对他来说，竟真的是他一生中“最后的讲座”了。
我的亲友纷纷在电子邮件中向我推荐兰迪教授的此次讲座。我和女儿一起看了讲座的视频。看完后，我们感动地含着眼泪，同时又因为感悟和兴奋而相视一笑。我们像每一个听过讲座或看过讲座视频的人一样，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息。我经过电子邮件找到兰迪，他慷慨地答应让我们把他的视频加上中文字幕，并授权让我们把视频、讲稿和讨论放在“我学网”与中国的网友分享（查看下载兰迪教授的演讲视频及讲稿请点击这里）。
对这样一次出色的讲座，我的感触很深，也领悟到了许多东西，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
幽默、乐观、无惧
兰迪和我同年进入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学院的博士班。在学校里我们交往并不深，但是他是我们那届最出风头的学生。他外向、健谈，幽默、有表演天才，还有很强的亲和力。在他的讲座里，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些特点。
虽然兰迪已经进入癌症末期，但他还是在讲座中保持着他惯有的幽默感。演讲开始时，他说：“癌症让我比你们身材更好。”他还开玩笑说：“临终的人常会在死前信奉宗教。我也是这样。前几天，我买了一台苹果电脑。（我现在信奉苹果教。）”
我们常说，乐观的人看到半杯水时，总会说杯子是“半满”而不是“半空”。乐观的兰迪教授甚至在杯中只剩一滴水时，也依然能看到那仅存于最后一滴水中的美，并因此而感恩。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乐观天性，他才能够在自己的生命结束前，留下这样一次“照亮他人”的“人生作品”。
兰迪说：“对于无法改变的事情，我们只能决定如何反应。我们不能改变手里的牌，但是可以决定如何出牌。”这充分体现出他乐观进取的心态和宽广的胸襟。我想，任何人如果有了这样的心态，无论是面对病痛的折磨还是人生的失意，他都能用一次次漂亮的出牌实现自己最大的价值。
兰迪幽默的最后一课。有些人说他像金凯利。
你的梦想，自己会来找你
兰迪教授此次讲座的主题是“真正实现你的童年梦想”。他谈到，小时候他的梦想是在嘉年华会上赢得超大型的动物玩偶，体验无重力的环境，参加全国橄榄球联盟的比赛，当星际迷航记中的库克船长，写一篇百科全书的文章，以及加入迪斯尼梦幻工程队设计迪斯尼乐园的云宵飞车。这些梦想看起来杂乱无章，但是，在那些纯真的孩子的心里，这些东西才是最真实，最不受外界影响的渴望。而对这些梦想的追寻就是follow your heart（追随真心）。
我和兰迪电子邮件交流中谈到今天许多年轻人把“财富”当作自己的梦想。他说：“只有极端缺乏想象力的人才会把财富当作自己的童年梦想。”何况，研究结果告诉我们追寻你真正的梦想反而比追逐财富可能得到更多财富。
兰迪教授感谢他的父母，因为是父母让他成为了一个心中有梦想的孩子，并给他创造了一个宽松的成长环境，鼓励他尝试和创新，帮助他建立自信心。他的父母甚至让他在自己房间的墙壁上随意涂鸦。是他父母创造的良好环境让他的梦想得以清晰呈现，并在一生中不断督促、引导他前进。如果每个人都像兰迪那样从小心中有梦，那么“你的梦想，自己会来找你”。
令人惊讶也令人羡慕的是，兰迪这些儿时的梦想后来竟然大部分都实现了。其实，这些看似荒诞不羁的梦想反映了他潜意识中隐藏的人生理想，也折射出他特有的思维方式与个性特点。例如，写百科全书的梦想意味着他希望做一个学识渊博的人，想体验无重力的环境体现他的好奇，为迪斯尼乐园设计云霄飞车的梦想代表了他对高科技的痴迷，而参加全国橄榄球联盟比赛的梦想则反映出他对团队、运动和竞争的兴趣。这些个性特质、思维方式和人生理想最终成就了今天的兰迪。
兰迪在讲座中把他赢的超大动物玩偶搬上讲台，并赠送给观众。
兰迪小时候的卧室。父母让他在墙上涂鸦。
砖墙挡不住追梦人
在追寻梦想的途中，肯定会困难重重。兰迪教授在讲座中不止一次地使用一面咖啡色的砖墙来代表较难克服的困难。在追寻梦想的过程中，这面墙常常挡在我们面前。但这面墙所能够挡住的其实是那些没有诚意的、不相信童年梦想的人！兰迪教授说：“这面墙让我们知道，为它后面的梦想而努力是值得的。这面墙迫使我们向自己证明，我们是多么渴望墙后面的宝藏——我们的梦想！”
兰迪教授认为，要得到砖墙后面的宝藏，你必须想尽办法，努力工作，还需要甘冒风险，克服自己的惰性，离开自己的“安乐窝”，积极主动地去争取和开拓。例如，当年轻的兰迪收到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据信时，他想尽办法安排了一次与卡内基•梅隆计算机系主任见面的机会，并当面说服了那位系主任，使之收回成命，录取了他。
兰迪教授的一个梦想是进入迪斯尼的梦幻工程队设计云霄飞车。虽然他多次收到迪斯尼公司寄给他的据信，但他没有气馁，并保留这些据信，用它们激励自己继续努力。终于有一次，兰迪在一个学术会议上发表演讲后，一位梦幻工程队的工程师向他提问，兰迪是这么回答他的：“我很愿意回答你的问题，但我想先问你：明天可以和我一起共进午餐吗？”这一次午餐终于让梦幻工程队认识了兰迪，此后不久，他就得到了梦幻工程队的工作邀请。
兰迪只有一个梦想没有实现——他没能成为职业橄榄球运动员。但是他认为，从这个没有实现的梦想中得到的东西，可能比从已经实现的梦想中得到的还要多。他虽然没有成为职业球员，但是打球帮助他建立了信心，培养了努力的习惯，提高了团队合作的能力。对此，他总结说：“如果你非常想要某一样东西，而你努力过了却又没有得到它，那么你收获的就是宝贵的经验。 ”
兰迪演讲中屡次出现的砖墙。
匹茨堡职业橄榄球队教练听了兰迪的演讲后，特别请他参加球队的排练，
帮助兰迪圆最后一个未完成的童年梦想。
帮助兰迪圆最后一个未完成的童年梦想。
最伟大的事：做老师，助人圆梦
如果完成梦想是重要的目标，那么，什么是伟大的目标呢？在兰迪看来，帮助别人完成梦想，做个助人圆梦者是真正伟大的目标。兰迪说：“年长之后，我发现帮助他人实现他们的梦想是唯一比实现自己梦想更有意义的事情。”
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师往往是最好的“助人圆梦者”。兰迪教授特别感谢他的恩师引导他肩负起教育这个伟大的任务。他的恩师曾对他说： “你应该做教授。你是一个天生的推销员，任何一个得到你的公司都会利用你赚钱，不让你推销有价值的东西太可惜了。你还是做教授去推销教育吧！”
成为教授后，兰迪在卡内基•梅隆开了一个“圆梦”的课程，让各种科系的学生在一起用虚拟现实技术，开发一项完成童年梦想的项目。为了这个做“圆梦者”的机会，他最后拒绝了梦幻工程队的邀请。为了长大后发现的新梦想，他放弃了儿时的梦想。但是，如果不是追逐儿时的梦想，他又怎么会找到长大后的新梦想呢？
在他的“圆梦”课程中，一批学生只用了两个星期就完成了一般团队要做一个学期的项目。对此，兰迪倍感惊讶，但他只是对学生们说：“你们做的不错，但是我知道，你们可以做得更好。”有这样的老师，学生不但可以实现梦想，甚至可能超越梦想。
我曾经雇用过一名兰迪的学生。他对我说：“兰迪是我所见过的老师里面最有激情的，他能够用生动有趣的例子解释复杂的科技。更重要的是，他真的在乎他的学生，他希望他们能发挥他们的潜力，实现他们的梦想。”
卡内基•梅隆学生排队参观兰迪“圆梦”课程项目的演示。
心存感激，心存包容
兰迪有一颗感恩的心。他劝我们随时心存感激，多想别人，少想自己。他在讲座中说，昨天是他妻子的生日，为了准备此次讲座，他没有好好替妻子过生日。随后，他当场推出了一个大蛋糕，请他妻子上台，亲自唱“祝你生日快乐”，以此来表示对妻子的感谢。
他对他的恩师也心存感激。他记得，当他是一个不讨人喜欢又自以为是的本科生的时候，他的恩师利用和他散步的机会，亲切地搂着他肩膀说：“兰迪，你很有才华，可是有人觉得你很傲慢。这真遗憾，因为这样会限制你的发展。”这句话改变了他的一生。
此后，在兰迪的工作和生活中，他不但处处心存感激，而且善于包容他人。他说如果不是当时老师包容他，耐心地劝他，而只是批评他，他的傲慢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改过来。有些人让你生气，但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就总能发现他们性格中闪光的地方。他说：“如果你对某个人有意见，那是因为，你还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在这里，包容是感恩的第一步。
兰迪教授的感恩之心，以及他的真诚打动了他周围的人。我的一位朋友参加了那次讲座，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成年人在一起失控并痛哭。连我们最严肃的校长和一位最严厉的教授都被他打动而失声落泪。”我的朋友还说，兰迪曾经花很多时间帮助少数民族，资助贫困的亚洲国家的教育，希望给更多的人实现梦想的机会。
兰迪在演讲中推出给他妻子的生日蛋糕。
引领你的一生
关于此次讲座，兰迪教授有两个结论：
第一：“今天的演讲不是讲如何实现你的梦想，而是如何引领你的一生（lead your life）。如果你正确引领你的一生，因缘自会带来一切你所应得的。”
我认为“lead your life”这句话既简短有力又意味深长。“lead your life”而不是“live your life”，也就是说，不要只“过一生”，而是要用你的梦想引领你的一生，要用感恩、真诚、助人圆梦的心态引领你的一生，要用执着、无惧、乐观的态度来引领你的一生。如果你做到了这些，因缘会给你一切你所应得的。
孔子说: “未知生，焉知死 。” 而兰迪仿佛想通过他的“最后的讲座”告诉我们：“如果你尽力地去实现你的梦想，那你才是真正地生活过了。对一个曾经真正生活过的人，死亡是一点也不可怕的。”
第二：“今天的讲座其实不是为你，而是为了我的孩子。”
这是多么珍贵的遗产呀！我相信他的三个孩子会依据他“最后的讲座”来引领他们的一生。我也相信，经过互联网的传播，更多的孩子会因为看过兰迪的“最后的讲座”，而去追寻自己的梦想和更加精彩的一生。
我十一岁的女儿看完“最后的讲座”后告诉我：“我要写下我童年的梦想。”我拍拍她的头，赞赏她的计划。她又说：“我可以去画我房间的墙壁吗？”我提醒她：“你小时候画的还不够吗？”她吐吐舌头说：“我知道。谢谢你以前让我画。”
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和兰迪的孩子一样，用梦想引领他们的一生。
兰迪和他的三个可爱孩子。
注：本文已在《读者》原创2007年12期发表，地址：http://www.duzhe.com/yc-wqyd/yc_wqyd/20071129111630.htm；其他纸媒如需转载，请与《读者》联系.
李开复：Google（谷歌）全球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裁。曾就读于卡内基•梅隆大学，获计算机博士学位。
Saturday, August 2, 2008
美国教授“最后一课”感动千万人
文章标题：美国教授“最后一课”感动千万人
文章作者：早报记者
发表日期：2008年7月27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
（华盛顿综合电）美国一名电脑系教授兰迪•波许在获知自己患上末期癌症几周后，发表了励志感人的讲座“最后一课”，因而举世闻名。他所任教的卡耐基•梅隆大学说，波许星期五在维吉尼亚州的家中，因胰脏癌并发症而逝世，终年47岁。
医生在去年8月诊断他只剩下6个月的性命，不过，他却比医生所预测的多活了5个月。
波许（Randy Pausch）从1997年起，就在卡耐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担任电脑科学系讲师。他也是虚拟科技的先锋，并且还撰写了世界百科全书的“虚拟科技”条目。
波许去年9月18日，在获知自己患上末期胰脏癌，生命只剩下几个月之际，在卡耐基•梅隆大学发表了“最后一课”的讲座。
卡耐基•梅隆大学时常会邀请校内教授，针对如果只能讲最后一堂课，要把什么智慧留给世人的课题发表演讲。波许接下任务后不久，才获知自己患上了重病。
面对400名学生、同事及朋友，波许在讲座上侃侃而谈他所学习到的人生哲理。他原本是希望，把演讲录下来留给3名年幼的孩子日后观看，作为他们人生的指引。没想到演讲录像被刊登在网上，吸引了大批人浏览。
截至星期五为止，单单是YouTube视频的点击率就有320万人次。卡耐基•梅隆大学说，目前已有好几千万人在网上观看了波许的演讲。
波许在全长76分钟的演讲中，以积极语调及幽默的言语谈及自己童年时的梦想，包括撰写世界百科全书中的条目、体验没有地心吸力的环境及成为国际美式橄榄球联盟的球员。这些梦想大多数都实现了，不过，无法实现的梦想却让他学习到更多。
波许在高中时是学校的美式橄榄球球员。他说，尽管自己最后无法加入国际美式橄榄球联盟，他却从球场上学会了如何接受批评。
波许的感人演讲过后被写成同名书籍。该书翻译成30多种语言，高居全球畅销书籍排行榜榜首。
波许在书中结尾时，似乎想尽量把自己的人生经验一一传授给孩子。他想传达的包括：不要太在乎别人的看法、职业不分贵贱以及要永远说真话等。
波许也继承了母亲的幽默感。书中谈到他在考取博士学位后，母亲把他介绍给别人时，总爱说：“这是我的儿子，他是一名医生，但却不是帮助病人的那种医生。”
不过，《最后一课》其实并非完全出自波许之手。由于他想把生命最后一程的时间都留给家人，因此聘请了《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扎斯洛帮他撰写部分内容。波许每次在骑脚踏车健身途中，都会和扎斯洛通电话，以讨论著作。此书就是在波许50几次的骑车过程中完成的。
扎斯洛在接受《洛杉矶时报》访问时说：“那次的演讲让他闻名世界。这本书就好像一个公开的秘密，让人看到他如何鼓励同事及学生继续完成伟大的事迹。由于他演讲时的真挚，因此让许多人大受感动。”
波许在演讲开始时，向全场展示了他身体的电脑扫描，并且指出肝脏肿瘤的位置。
他说：“我就快死了，但是我从来没有感觉那么棒。”接着，他便在众人面前，开始做单手俯卧撑。
他在同家人渡过的最后一次万圣节中，带领妻子及3名子女打扮成卡通人物“超人特工队”的队员，一直快乐地走完他的人生之路。
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们无法改变命运，只能决定要如何过日子。”
卡耐基•梅隆大学在发表的声明中说，波许想通过演讲，呼吁所有认识他的人在他死后“继续前进，做伟大的事”。
文章作者：早报记者
发表日期：2008年7月27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
（华盛顿综合电）美国一名电脑系教授兰迪•波许在获知自己患上末期癌症几周后，发表了励志感人的讲座“最后一课”，因而举世闻名。他所任教的卡耐基•梅隆大学说，波许星期五在维吉尼亚州的家中，因胰脏癌并发症而逝世，终年47岁。
医生在去年8月诊断他只剩下6个月的性命，不过，他却比医生所预测的多活了5个月。
波许（Randy Pausch）从1997年起，就在卡耐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担任电脑科学系讲师。他也是虚拟科技的先锋，并且还撰写了世界百科全书的“虚拟科技”条目。
波许去年9月18日，在获知自己患上末期胰脏癌，生命只剩下几个月之际，在卡耐基•梅隆大学发表了“最后一课”的讲座。
卡耐基•梅隆大学时常会邀请校内教授，针对如果只能讲最后一堂课，要把什么智慧留给世人的课题发表演讲。波许接下任务后不久，才获知自己患上了重病。
面对400名学生、同事及朋友，波许在讲座上侃侃而谈他所学习到的人生哲理。他原本是希望，把演讲录下来留给3名年幼的孩子日后观看，作为他们人生的指引。没想到演讲录像被刊登在网上，吸引了大批人浏览。
截至星期五为止，单单是YouTube视频的点击率就有320万人次。卡耐基•梅隆大学说，目前已有好几千万人在网上观看了波许的演讲。
波许在全长76分钟的演讲中，以积极语调及幽默的言语谈及自己童年时的梦想，包括撰写世界百科全书中的条目、体验没有地心吸力的环境及成为国际美式橄榄球联盟的球员。这些梦想大多数都实现了，不过，无法实现的梦想却让他学习到更多。
波许在高中时是学校的美式橄榄球球员。他说，尽管自己最后无法加入国际美式橄榄球联盟，他却从球场上学会了如何接受批评。
波许的感人演讲过后被写成同名书籍。该书翻译成30多种语言，高居全球畅销书籍排行榜榜首。
波许在书中结尾时，似乎想尽量把自己的人生经验一一传授给孩子。他想传达的包括：不要太在乎别人的看法、职业不分贵贱以及要永远说真话等。
波许也继承了母亲的幽默感。书中谈到他在考取博士学位后，母亲把他介绍给别人时，总爱说：“这是我的儿子，他是一名医生，但却不是帮助病人的那种医生。”
不过，《最后一课》其实并非完全出自波许之手。由于他想把生命最后一程的时间都留给家人，因此聘请了《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扎斯洛帮他撰写部分内容。波许每次在骑脚踏车健身途中，都会和扎斯洛通电话，以讨论著作。此书就是在波许50几次的骑车过程中完成的。
扎斯洛在接受《洛杉矶时报》访问时说：“那次的演讲让他闻名世界。这本书就好像一个公开的秘密，让人看到他如何鼓励同事及学生继续完成伟大的事迹。由于他演讲时的真挚，因此让许多人大受感动。”
波许在演讲开始时，向全场展示了他身体的电脑扫描，并且指出肝脏肿瘤的位置。
他说：“我就快死了，但是我从来没有感觉那么棒。”接着，他便在众人面前，开始做单手俯卧撑。
他在同家人渡过的最后一次万圣节中，带领妻子及3名子女打扮成卡通人物“超人特工队”的队员，一直快乐地走完他的人生之路。
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们无法改变命运，只能决定要如何过日子。”
卡耐基•梅隆大学在发表的声明中说，波许想通过演讲，呼吁所有认识他的人在他死后“继续前进，做伟大的事”。
Friday, August 1, 2008
Spending too much time in office?
文章标题：Spending too much time in office? Read this
文章作者：Geoff Tan
发表日期：2008年7月31日
发表媒体：《我报》My Paper
Have you ever wondered why we tend to be more polite with total strangers than we are with our own family?
Think back the last time you accidentally bumped into a passer-by. I wouldn’t be surprised if you had said something like, “I’m sorry, please excuse me.”
Now think back to the time when you accidentally collided into your child at home. I wouldn’t be surprised at all if you had sternly retorted with “Can’t you see where you’re going?”
If you’re saying to yourself, “Yeah, it’s true”, you’re not alone.
When someone spoke to me about this recently, I had to sheepishly admit to him that I am one of those who are “guilty as charged”.
It would seem at first that these reactions are totally normal, but you need only look a sliver below the surface to realize that if we can be so polite to people we don’t even know, how much more we should be considerate and show courtesy to the people who are closest to us.
But why do we react the way we do? Is it familiarity that breeds contempt? Is it an ingrained unconscious habit to take things too much for granted at home? Or is it just something that’s intrinsic in our culture?
Think about this too: We pour ourselves into work so passionately that it often exceeds the enthusiasm and dedication which we are prepared to shower upon our families.
In the same breath, we readily acknowledge the fact that if we die tomorrow, the company we work for could easily replace us in a matter of days. But the family we leave behind will feel the loss for their lives.
In spite of this, many of us continue to partake in such “unwise investments” which invariably yield poor rates of return.
I know of people in my office who spend so much time at work that they jest about knowing more about their fellow colleagues than their own spouse and kids.
For me, this is no laughing matter.
Here’s a story I heard some years ago:
A professor stood before his philosophy class with some items in front of him.
When the class began, he picked up a very large and empty glass jar and proceeded to fill it with golf balls. He then asked the students if the jar was full. They agreed that it was.
The processor then picked up a box of pebbles and poured them into the jar. He shook the jar lightly. The pebbles rolled into the open areas between the golf balls. He then asked the students again if the jar was full. They agreed it was.
The professor next picked up a box of sand and poured it into the jar. Of course, the sand filled up everything else. He asked once more if the jar was full. The students responded with a unanimous “yes”.
The professor then produced two cans of beer from under the table and poured the entire contents into the jar, effectively filling the empty space between the sand. The students laughed.
“Now,” said the professor. “I want you to recognize that this jar represents your life. The golf balls represent the important things – your family, your health, your children, your friends, your passions – the kind of stuff that if all else was lost and only these remained, your life would still be full.
“The pebbles are the other things that matter, like your job, your house, your car.
“The sand is everything else – the small stuff.
“If you put the sand into the jar first, there will be no room for the pebbles or the golf balls.”
You know, the same goes for life.
If you spend all your time and energy on the small things, you will never have room for the things that are important to you.
Pay attention to the elements that are critical to your happiness. Play with your children. Set aside time for your medical check-ups. Help out at a charitable institution. Take your spouse out to dinner.
Don’t worry. There will always be time to clean the house and fix the hinge on that cupboard door.
Take care of the golf balls first; the rest is just sand.
The writer is a senior vice-president of the SPH marketing division and the general manager of SPH NewMedia for Zapcode.
文章作者：Geoff Tan
发表日期：2008年7月31日
发表媒体：《我报》My Paper
Have you ever wondered why we tend to be more polite with total strangers than we are with our own family?
Think back the last time you accidentally bumped into a passer-by. I wouldn’t be surprised if you had said something like, “I’m sorry, please excuse me.”
Now think back to the time when you accidentally collided into your child at home. I wouldn’t be surprised at all if you had sternly retorted with “Can’t you see where you’re going?”
If you’re saying to yourself, “Yeah, it’s true”, you’re not alone.
When someone spoke to me about this recently, I had to sheepishly admit to him that I am one of those who are “guilty as charged”.
It would seem at first that these reactions are totally normal, but you need only look a sliver below the surface to realize that if we can be so polite to people we don’t even know, how much more we should be considerate and show courtesy to the people who are closest to us.
But why do we react the way we do? Is it familiarity that breeds contempt? Is it an ingrained unconscious habit to take things too much for granted at home? Or is it just something that’s intrinsic in our culture?
Think about this too: We pour ourselves into work so passionately that it often exceeds the enthusiasm and dedication which we are prepared to shower upon our families.
In the same breath, we readily acknowledge the fact that if we die tomorrow, the company we work for could easily replace us in a matter of days. But the family we leave behind will feel the loss for their lives.
In spite of this, many of us continue to partake in such “unwise investments” which invariably yield poor rates of return.
I know of people in my office who spend so much time at work that they jest about knowing more about their fellow colleagues than their own spouse and kids.
For me, this is no laughing matter.
Here’s a story I heard some years ago:
A professor stood before his philosophy class with some items in front of him.
When the class began, he picked up a very large and empty glass jar and proceeded to fill it with golf balls. He then asked the students if the jar was full. They agreed that it was.
The processor then picked up a box of pebbles and poured them into the jar. He shook the jar lightly. The pebbles rolled into the open areas between the golf balls. He then asked the students again if the jar was full. They agreed it was.
The professor next picked up a box of sand and poured it into the jar. Of course, the sand filled up everything else. He asked once more if the jar was full. The students responded with a unanimous “yes”.
The professor then produced two cans of beer from under the table and poured the entire contents into the jar, effectively filling the empty space between the sand. The students laughed.
“Now,” said the professor. “I want you to recognize that this jar represents your life. The golf balls represent the important things – your family, your health, your children, your friends, your passions – the kind of stuff that if all else was lost and only these remained, your life would still be full.
“The pebbles are the other things that matter, like your job, your house, your car.
“The sand is everything else – the small stuff.
“If you put the sand into the jar first, there will be no room for the pebbles or the golf balls.”
You know, the same goes for life.
If you spend all your time and energy on the small things, you will never have room for the things that are important to you.
Pay attention to the elements that are critical to your happiness. Play with your children. Set aside time for your medical check-ups. Help out at a charitable institution. Take your spouse out to dinner.
Don’t worry. There will always be time to clean the house and fix the hinge on that cupboard door.
Take care of the golf balls first; the rest is just sand.
The writer is a senior vice-president of the SPH marketing division and the general manager of SPH NewMedia for Zapcode.
Wednesday, July 23, 2008
国学究竟有什么用？
文章标题：国学究竟有什么用？
文章作者：袁行霈
发表日期：2007年6月20日
发表媒体：《人民日报》
经常有人问我：“国学究竟有什么用？”要说没用也真没用，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教人如何投资赚钱。但其精华部分能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人和人的关系，能促使人把自己掌握的技术用到造福于人类的正道上来，这是国学无用之大用，也是人文无用之大用。试想，如果我们的心灵中没有诗意，我们的记忆中没有历史，我们的思考中没有哲理，我们的生活将成为什么样子？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标志，是一个民族的根。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中，拥有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在吸取世界上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的同时，必须自觉维护自己的根，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站在这样的高度看待国学研究，我们常常深感责任之重大与紧迫，同时也清醒地看到，国学研究是严肃的学术工作，不可满足于泛泛的议论，也不可追求热闹，而应沉潜下来，认真钻研，将切实的成果贡献给社会。
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应当采取三种态度，即分析的态度、开放的态度、前瞻的态度。所谓分析的态度，就是要分清精华和糟粕，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所谓开放的态度，就是要处理好中外的关系，既要吸取世界上各民族优秀的文化成果，也要让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走向世界。所谓前瞻的态度，就是要正确对待古今的关系，立足当前面向未来，建立具有当代形态和前瞻意义的新国学。研究国学不是复古，是为了现在和将来。研究国学不是抱残守缺，现代化不是全盘西化。抱残守缺和全盘西化都是没有出路的。我们要把国学放到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大格局中，放到经济全球化的大格局中加以研究，使之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社会上对国学冷也好，热也好，我们将一如既往，踏踏实实地从事学术的研究，在培养年轻学者方面做出切实的成绩，同时也会高度注重普及工作，将大学课堂延伸到社会，将高雅文化普及到大众。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本报记者施芳整理，人物素描为马国英绘
文章作者：袁行霈
发表日期：2007年6月20日
发表媒体：《人民日报》
经常有人问我：“国学究竟有什么用？”要说没用也真没用，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教人如何投资赚钱。但其精华部分能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人和人的关系，能促使人把自己掌握的技术用到造福于人类的正道上来，这是国学无用之大用，也是人文无用之大用。试想，如果我们的心灵中没有诗意，我们的记忆中没有历史，我们的思考中没有哲理，我们的生活将成为什么样子？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标志，是一个民族的根。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中，拥有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在吸取世界上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的同时，必须自觉维护自己的根，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站在这样的高度看待国学研究，我们常常深感责任之重大与紧迫，同时也清醒地看到，国学研究是严肃的学术工作，不可满足于泛泛的议论，也不可追求热闹，而应沉潜下来，认真钻研，将切实的成果贡献给社会。
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应当采取三种态度，即分析的态度、开放的态度、前瞻的态度。所谓分析的态度，就是要分清精华和糟粕，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所谓开放的态度，就是要处理好中外的关系，既要吸取世界上各民族优秀的文化成果，也要让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走向世界。所谓前瞻的态度，就是要正确对待古今的关系，立足当前面向未来，建立具有当代形态和前瞻意义的新国学。研究国学不是复古，是为了现在和将来。研究国学不是抱残守缺，现代化不是全盘西化。抱残守缺和全盘西化都是没有出路的。我们要把国学放到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大格局中，放到经济全球化的大格局中加以研究，使之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社会上对国学冷也好，热也好，我们将一如既往，踏踏实实地从事学术的研究，在培养年轻学者方面做出切实的成绩，同时也会高度注重普及工作，将大学课堂延伸到社会，将高雅文化普及到大众。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本报记者施芳整理，人物素描为马国英绘
Friday, July 18, 2008
劳动节献词的反思
文章标题：劳动节献词的反思
文章作者：陈春辉
发表日期：2007年5月7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交流》
5月1日《联合早报》报道了李显龙总理、工人党与国民团结党的劳动节献词，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劳动人民所面对的民生问题。
工人党与国民团结党的献词都提到国人所面对的是各种收费的上涨，再加上政府放宽外来劳工的政策，中低收入层将受到很大的冲击与压力；而李总理的献词则强调全球化的趋势将带来更激烈的竞争与有增无减的压力。
工友所面对的民生问题是铁一般的事实，全球化带来的激烈竞争也是一个无法避免的大趋势，但如何去对应这问题呢？
工人党提出政府需制定政策提高工人适应反复无常的世界经济的能力，国民团结党则批评工会没有传达工人的求助声音，两个反对党都寄望政府通过机制来对工人伸出援手。
李总理指出政府将继续重新设计工作为国人制造就业机会，推行培训计划来提高工人的生产力，也鼓励国人应该不断提升自己和学习新技能。
反对党呼吁政府制定政策援助工人来“兴民生”，而执政党除了制造就业机会来“兴民生”之外，还加上推行培训计划来“启民智”。“兴民生、启民智”，正是中国儒家的治国之道。
《论语•子路篇》记载孔子有一次去卫国，学生冉有问他治国之道，孔子就说出“先富之、后教之”的道理。“富之”就是“兴民生”，“教之”就是“启民智”。
接着要问：政府要启发的是人民的什么智慧呢？除了提高生产力与学习新技能以外，是否还有更根本、更重要的“教之”呢？
《荀子•大略篇》中荀子说“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原来“富之”就是让人民有富裕的生活环境以便长养“真情”，而“教之”则让人民有充实的学习环境以便调理“善性”，其目的是要培养出一批“有真情、有善性”、甚至是“至情至性”的高素质人民，以共同建立一个“真情、善性、美德”的高素质社会。
人民的素质除了生产力与新技能以外，更根本、更重要的是“真情、善性、美德”，这要通过提高人民的学习能力与思维能力。广义而言，学习包括读书、上课、听讲、实践，而思维包括思考、分析、推论、反省。
有句名言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Give a man a fish, you feed him for a day. Teach a man how to fish, you feed him for a lifetime.），李总理所提出的重新设计工作为国人制造就业机会就是在“授人以鱼”，而推行培训计划来提高生产力及学习新技能就是在“授之以渔”。
我想还可以进一步提出“授人以渔，不如授之以学与思”(Teach a man how to fish, you feed him for a lifetime. Teach a man how to learn and think, you prepare him for all the challenges in a lifetime.)，那就是推行人文教育普及计划，为国人打好“善学善思”的基础。
还要再问：应该推行什么样的人文教育内容？
首先，不能缺少的基本功是语文理解能力，这让人能够通过阅读、听讲来吸收知识与道理，然后通过实践来加深理解。
其次，是思考方法，这让人的头脑更加清晰，在理解知识与道理之余，还能进一步分析、推论、反省所学，转化成为自己的心得。
基本的理解与思考能力俱全之后，就要接触古今中外的文学、历史、哲学经典著作，通过前人累积的丰富经验来深化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其中文学经典能开启人的性情与才情，历史经典能提供人鉴往知来的资源，而哲学经典则能开展人的思维深度与广度。
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文教育普及计划是不会在短期内见到成果的。但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几代人以后，人民的素质有所提高，到时候从中选出一批有能力、有才干、具备献身精神的杰出领导班子，最后推选出一位德才兼备的总理，又有何难？
文章作者：陈春辉
发表日期：2007年5月7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交流》
5月1日《联合早报》报道了李显龙总理、工人党与国民团结党的劳动节献词，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劳动人民所面对的民生问题。
工人党与国民团结党的献词都提到国人所面对的是各种收费的上涨，再加上政府放宽外来劳工的政策，中低收入层将受到很大的冲击与压力；而李总理的献词则强调全球化的趋势将带来更激烈的竞争与有增无减的压力。
工友所面对的民生问题是铁一般的事实，全球化带来的激烈竞争也是一个无法避免的大趋势，但如何去对应这问题呢？
工人党提出政府需制定政策提高工人适应反复无常的世界经济的能力，国民团结党则批评工会没有传达工人的求助声音，两个反对党都寄望政府通过机制来对工人伸出援手。
李总理指出政府将继续重新设计工作为国人制造就业机会，推行培训计划来提高工人的生产力，也鼓励国人应该不断提升自己和学习新技能。
反对党呼吁政府制定政策援助工人来“兴民生”，而执政党除了制造就业机会来“兴民生”之外，还加上推行培训计划来“启民智”。“兴民生、启民智”，正是中国儒家的治国之道。
《论语•子路篇》记载孔子有一次去卫国，学生冉有问他治国之道，孔子就说出“先富之、后教之”的道理。“富之”就是“兴民生”，“教之”就是“启民智”。
接着要问：政府要启发的是人民的什么智慧呢？除了提高生产力与学习新技能以外，是否还有更根本、更重要的“教之”呢？
《荀子•大略篇》中荀子说“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原来“富之”就是让人民有富裕的生活环境以便长养“真情”，而“教之”则让人民有充实的学习环境以便调理“善性”，其目的是要培养出一批“有真情、有善性”、甚至是“至情至性”的高素质人民，以共同建立一个“真情、善性、美德”的高素质社会。
人民的素质除了生产力与新技能以外，更根本、更重要的是“真情、善性、美德”，这要通过提高人民的学习能力与思维能力。广义而言，学习包括读书、上课、听讲、实践，而思维包括思考、分析、推论、反省。
有句名言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Give a man a fish, you feed him for a day. Teach a man how to fish, you feed him for a lifetime.），李总理所提出的重新设计工作为国人制造就业机会就是在“授人以鱼”，而推行培训计划来提高生产力及学习新技能就是在“授之以渔”。
我想还可以进一步提出“授人以渔，不如授之以学与思”(Teach a man how to fish, you feed him for a lifetime. Teach a man how to learn and think, you prepare him for all the challenges in a lifetime.)，那就是推行人文教育普及计划，为国人打好“善学善思”的基础。
还要再问：应该推行什么样的人文教育内容？
首先，不能缺少的基本功是语文理解能力，这让人能够通过阅读、听讲来吸收知识与道理，然后通过实践来加深理解。
其次，是思考方法，这让人的头脑更加清晰，在理解知识与道理之余，还能进一步分析、推论、反省所学，转化成为自己的心得。
基本的理解与思考能力俱全之后，就要接触古今中外的文学、历史、哲学经典著作，通过前人累积的丰富经验来深化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其中文学经典能开启人的性情与才情，历史经典能提供人鉴往知来的资源，而哲学经典则能开展人的思维深度与广度。
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文教育普及计划是不会在短期内见到成果的。但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几代人以后，人民的素质有所提高，到时候从中选出一批有能力、有才干、具备献身精神的杰出领导班子，最后推选出一位德才兼备的总理，又有何难？
Wednesday, July 16, 2008
告新亚书院第六届毕业同学书
文章标题：告新亚书院第六届毕业同学书
文章作者：唐君毅
发表日期：1957年6月28日
发表媒体：《新亚书院校刊》第8期、《人生杂志》第162期、《青年与学问》
(一)
本屆畢業同學﹐都是在我們學校未與雅禮協會合作以前到學校的。再下一屆的畢業同學﹐便不是了。我們學校之與雅禮協會合作﹐當然是本校校史上之一最重要的階段。沒有雅禮協會的合作﹐使我們學校﹐能有新的校舍﹐得增加許多好的先生與同學﹐我們的學校不會有今天的進步﹐亦不會使社會上都逐漸知道我們的學校。對於雅禮協會的合作﹐我們當然是應該感謝的。但是我卻總是不能忘懷在與雅禮協會合作以前的我們之學校之一段歷史﹐而對那時到學校的同學﹐另有一種感情。而到你們這一屆的同學畢業後﹐則原來的同學都完全離校了。這使我覺得有些話﹐不能不藉此機會說一說。
我之所以懷念我們學校在未與雅禮協會合作以前的一段歷史﹐不是說那時的新亞之精神比現在好﹐亦不是說那時的先生與同學們更能堅苦奮鬥﹐更像一家庭等。我所想的﹐只是那時我們之學校甚麼憑藉都莫有。如校歌中所謂「手空空﹐無一物」。我個人那時的心境﹐亦總常想到我們在香港辦學﹐是莫有根的。我們只是流浪在此。我們常講的中國文化精神﹐人生理想﹐教育理想﹐亦只如是虛懸在口中紙上﹐而隨風飄蕩的。但是正因為我常有此流浪的無根之感﹐所以我個人之心境﹐在當時反是更能向上的。正因我常覺一切精神理想的虛懸在口中紙上﹐而隨風飄蕩﹐所以更想在內心去執定它。我由我自己的體驗﹐使我常想到許多流亡的同學﹐你們在香港更是一切都無憑藉﹐應更有一向上的精神理想﹐亦當更能執定它。我不知道畢竟你們這些流亡的同學﹐是否真能從流亡中真體驗到一些甚麼。但是以後我們之學校﹐卻斷然是流亡的同學一天一天更少或根本莫有了。而我們之學校﹐有了校舍﹐逐漸為世所知﹐在香港社會立住腳。我們之流浪無根之感﹐亦自然一天一天的會減少了。這畢竟是我們學校師生之幸呢或不幸呢?
但是我又不能說我們學校不當有校舍﹐不當逐漸為世所知﹐不當求在香港社會立住腳跟。一切存在的東西都要維持他自己的存在﹐並發展他自己的存在。如自己力量不足時﹐即希望其他存在的東西來幫助維持他自己的存在。學校之望有校舍﹐亦如個人之望有家宅。學校之望逐漸為人所知﹐在所在社會立住腳跟﹐亦如個人之在世之希望有所表現於社會而為人所知﹐而成就其事業。流浪飄蕩的生活﹐總要求有一安定休息之處。人只在內心有一向上的精神理想還不夠﹐人必需在現實世間有一開步走的立腳點並逐步實現其理想﹐此立腳點不能永是流浪飄蕩的。
由此我們可以了解一切個人的人生與人生之共同的事業﹐同有一內在的根本矛盾或危機。人必須在現實上之憑藉愈少而感飄蕩無根時﹐然後精神上之理想才愈能向上提起。但提起的理想又還須落在現實上生根。然而我們只注目在理想之在現實上生根時﹐理想之自身即可暫不向上生發﹐而現實的泥土﹐亦即同時可窒息理想之種子的生機。這是一切個人的人生與人生之共同的事業﹐同有一內在的根本矛盾與危機。這點意思﹐我希望大家能有一真切的會悟﹐然後再看我們有無解決此矛盾與危機之道路。關於此一點﹐我想關連到各位同學畢業後之切身的出路問題﹐從淺處一說﹐然後再回頭來說我們的學校。
(二)
我們學校之畢業同學﹐以前幾屆都很少。從此屆起﹐則畢業同學越來越多了。究竟畢業以後﹐同學到那裡去呢?這些問題﹐不僅同學們自己關心﹐學校的師長們﹐亦一樣關心。以學校的師長之本心來說﹐真正的師長之望其畢業同學之各得其所﹐前程遠大﹐實際上與父兄之望其子弟之各得其所﹐前程遠大﹐並無分別。但是在畢業同學少時﹐學校之師長或能看見其畢業同學﹐都一一分別就業。而在學校大了﹐畢業同學多了以後﹐則一批一批的同學之畢業﹐從學校方面看來﹐即如同送一批一批的子弟﹐到前途茫茫的世界﹐亦不知他們將歸宿何所。而畢業同學一離校以後﹐命運各人不同﹐或升或沉﹐或順或逆﹐五年十年之後﹐或相視如路人矣。從此處想﹐實有無盡之悲哀。但人生無不散之筵席﹐任何好的師長﹐至多只能盡他的教導之責。但是對於盡責後之結果﹐則全不知下文如何。而此悲哀﹐亦成古今中外從事教育者無法自拔的命運。而此時我所能說的話﹐最重要一點﹐即是諸同學離校後要了解一個真理:即人生所遭遇的命運﹐其價值要由自己去賦與。同學畢業之後所遭遇之命運或處境﹐可以千萬不同。但大別言之﹐總是非順即逆﹐不是比較得意﹐便是比較失意﹐不一定學問好德性好的就會遇順境而比較得意。人之處境之順逆﹐有一半是偶然的。但同時我亦要鄭重說明﹐實際上一切順逆之境﹐都同樣可是對我們好﹔亦同樣可是對我們壞的。此好壞之價值﹐全由我們自己作主宰去賦與。我們通常說逆境是壞﹐但所謂逆境者非他﹐即人在現實上少一些憑藉與依傍而已。但是我們可以說人之精神理想之提起﹐正是由於人在現實上之莫有甚麼憑藉與依傍而來。所謂順境者非他﹐即人所想望者﹐或理想中者之比較能在現實上生根或實現而已。但是上文所述之現實之泥土﹐即可窒息理想之種子的生機。在此處我們須要認定﹐在大多數的情形之下﹐世俗上的幸運﹐都是使人精神理想向外下墜的﹐而世俗上的不幸﹐都是鞭策人之精神理想向內上升的。這個道理﹐古今之聖哲有無數的﹐足資證明。但是現代人大都忘了。我想即以此話勉勵畢業後處比較逆境的同學。
我這個的意思﹐當然不是要同學們不去求職業﹐不去求比較順適的環境﹐進而謀求學問事業之成就。但是我再要說明﹐如果同學們將來能得一比較順適的環境的話﹐同時千萬不要忘了一切順適的環境﹐都同時是宴安酖毒。以所謂「順適」﹑「宴安」﹐是最廣義的說﹐同時是比較的說。譬如說畢業同學有的希望留在學校﹐有的想留學﹐而亦竟然留在學校了﹐留學了﹐在此處同學們如果覺到好像有一依傍有一憑藉﹐這亦是一細微的宴安﹐亦是一酖毒。依同理﹐如果我們覺到學校有了校舍﹐有了外面的援助﹐社會的稱讚﹐此學校如可以有所依傍憑藉而永遠存在﹐此中亦有一細微的宴安。此念亦是酖毒。我常想人生有一件事﹐是要永遠要自己去勉勵自己的。即人在獲得了甚麼時﹐要覺自己並無所得。人在覺自己是甚麼時﹐要覺自己並無所是。所以畢業同學們如果能留校留學﹐仍要想自己如仍在調景嶺時一般﹐並不覺留校是學校可依傍﹐並不覺留學可增加我之立身處世的憑藉。我們學校儘管有了校舍與外面之援助﹑社會的稱讚﹐但我們亦須常想到社會的稱讚隨時可改為毀謗﹐外面之援助隨時可斷絕﹐火亦可把我們校舍燒掉。一切人所得所有的東西﹐原都是可失可無的。一切人今天是如此﹐明天都可不是的。這些話不是只當作抽象的道理來理解﹐亦不是只當作一可能的想到來理解﹐這要真正設身處地來理解。人真正要作到要忘掉他自己之所得與所有﹐當然不容易完全作到。我自己亦不能作到。譬如許多同學要問我此次由日本到美國有甚麼感想?我的感想之一便是我未能忘掉我之所是。如我是一哲學教授。在接觸人的時間﹐實際上別人亦如此看我﹐更使我不易忘掉我之所是。但是我一人在旅館中或街上走時﹐因人地生疏﹐我都常想到我此時在他人前﹐不過一中國人。在此我亦即忘掉我所是之哲學教授﹐成了一純粹之中國人。而他人亦許不能分辨我是中國人或日本人﹐則我成了一純粹的人。此處我即有一解脫感。但是此解脫感﹐實並不需要由他人之如何看我反照過來﹔我知道我本來可以不是哲學教授﹐而只是一純粹的人。但是這種只是一純粹的人﹐此外甚麼都不是﹐甚麼都覺無所有之解脫感﹐我亦不能常有。但而我雖不能常有﹐我卻深信一個人要真成一個人﹐必須從忘掉自己之所是所有﹐而空無依傍上下工夫。而此亦是一切真正的智慧真正的理解﹑與真正的感情所自生之根源。這個道理似乎陳義太高﹐亦許諸位同學還不能適切的了解﹐但是我不能不以此期勉同學們。
(三)
由此再說到我們學校與雅禮協會等之援助的關係。據我所知﹐此間雅禮協會開會的結果﹐是要想募款﹐預備學校第二期校舍的建築。這我們自然應當感謝他們的盛意。而大家同學聽了﹐亦必然很高興。但是我要說﹐大家如只是高興﹐此中就又有一依傍憑藉他人的心理﹐這個心理並不是偉大的。而社會上的中國人因新亞有國際朋友的幫助而另眼相看﹐這個心理亦並不是偉大的。當然新亞書院需要人幫助。只要出自純粹教育的動機而來的幫助﹐無論是中國的外國的﹐新亞書院都是希望的。但是我們之此希望之背後﹐卻不能莫有一種複雜的感情。即我們須要想﹐何以我們不能憑自力來辦此一學校?何以香港的中國人不能以經濟力量支持此學校?這原因一直追上去﹐我們是不能莫有愧恥之感的﹔亦不能莫有哀痛之感的。而社會上的中國人必須待一學校在有國際朋友的幫助﹐才另眼相看﹐此亦猶如一些中國學生必須留學﹐一些中國學者必須經外國人品題敦請﹐然後才為國人所重。同樣是一種可悲可嘆的心理。這些心理﹐原因複雜﹐我不忍心說這全是中國人自卑自賤。然而至少其中有可悲可歎處。此處我們要真切的想﹐為甚麼一個國家不能自己樹立自己的學術文化標準與教育標準?又新亞書院與雅禮的合作﹐在雅禮方面的經費﹐本來是為辦教會學校用的﹐現在用來支持一非教會的學校。在雅禮方面﹐對其原初的理解是有所犧牲。然而此犧牲中卻更表現一真正無條件的幫助人之耶穌精神。現在我們自問﹐用甚麼東西去還報雅禮協會方面的同仁們所費的心血精力和金錢呢?當然﹐新亞書院亦使雅禮協會同仁們獲得一幫助中國人的機會。但是我們不能只以此來自慰﹐我們還須另有還報。我在此曾經這樣想﹐我想終有一天﹐中國亦會富強﹐這時亦會有新亞書院的畢業同學﹐用他們的心血精力與金錢﹐在美國幫助美國的基督教徒辦基督教的學校。但是我這樣想了﹐我們能對外國朋友說麼?我能有資格說麼?為其實使我有資格說?此中仍有可悲可嘆處。而我今對你們說﹐你們最初亦或將不免一笑。但是如果你們笑了﹐你們就有罪了。實際上照我的想法﹐如果我們不能發一願心﹐使中國成為頂天立地的國家﹐不僅能自立﹐而且能幫助世界﹐我們就不當接受國際朋友的幫助。新亞書院還是搬回桂林街的好。但是諸位同樣們能發此願心嗎?
我離香港數月﹐已經歷半個地球。但是﹐從見聞方面說﹐實在莫有甚麼多少增加。耳目所能及的﹐由書籍同樣能及。如果說此數月來真的得益﹐主要還是在自己的感情方面。我總覺到人類的人性是同一的﹐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如日本人歐美人﹐都有許多可敬可愛之處﹐值得我衷心佩服。在此處是莫有國家民族的界限的﹐但是在未達天下一家以前﹐一個人只有求真實地生活存在於其自己的國家民族與歷史文化之過去現在與未來之中﹐才真能安身立命。我儘可以佩服其他國的人﹐但是我卻從未有任何羡慕之情。我儘可承認他國的學術文化的價值﹐但我從未想任何國的文化可以照樣的移運到中國﹐亦從未想中國的學術的前途可以依傍他人。我隨處所印證的﹐都是一個真理。即我們要創造我們自己的學術前途與文化前途﹐我們無現成可享﹐亦不要想分享他人的現成。人在天地間所貴在自立﹐個人如此﹐國家民族亦然。能自立的人﹐亦需要人幫助﹐亦可以向人借貸。在物質上精神上我們同可借貸於人。但是我們必須在借貸時即決心要還。新亞書院受國際朋友的幫助是借貸﹔中國人之學習外國的學術文化亦是借貸。在此如果我們不能使中國富強﹐不能在中國學術文化之前途上有新的創造﹐以貢獻於世界﹐而亦有所幫助於人﹐則我們將永負一債務。我並時常想到﹐人生在根本上亦就不外是在求還人對其精神理想所負之債。人之精神理解愈高﹐則責任感愈重﹐而債務感亦愈深。人對照其精神理想來看自己之現實存在﹐不僅自己一切所有所是﹐都算不得甚麼﹐同於無所有無所是而且此自己之現實存在中﹐歸根到底﹐只有負面的債務﹐如永遠還不完。我想人亦或須常如此想﹐然後人才能真正的自強不息﹐然後任何現實的泥土﹐都不能窒息其精神理想的種子之生機。這些話的陳義﹐似乎又更高了。但是我請諸位同學試想我們在雖有校舍而無土地的香港居住﹐面對五千年文化存亡絕續之交﹐我們的生命中除了對於是中國古代之聖賢﹔我們之祖宗﹐千千萬萬的同胞及世界的朋友們之期望﹐未能相副之感與渾身是債之感以外﹐又還有甚麼? 此意望與諸同學共勉之。
你們諸位同學就要畢業了﹐但是我不特莫有甚麼話祝賀你們﹐亦莫有甚麼話安慰你們﹐我反而要說這許多話﹐來增加你們之沉重之感。但這亦是以後我再少有機會向你們說話的原故。
新亞書院校刊第八期人生雜誌一六二期。四十六年六月廿八日
文章作者：唐君毅
发表日期：1957年6月28日
发表媒体：《新亚书院校刊》第8期、《人生杂志》第162期、《青年与学问》
(一)
本屆畢業同學﹐都是在我們學校未與雅禮協會合作以前到學校的。再下一屆的畢業同學﹐便不是了。我們學校之與雅禮協會合作﹐當然是本校校史上之一最重要的階段。沒有雅禮協會的合作﹐使我們學校﹐能有新的校舍﹐得增加許多好的先生與同學﹐我們的學校不會有今天的進步﹐亦不會使社會上都逐漸知道我們的學校。對於雅禮協會的合作﹐我們當然是應該感謝的。但是我卻總是不能忘懷在與雅禮協會合作以前的我們之學校之一段歷史﹐而對那時到學校的同學﹐另有一種感情。而到你們這一屆的同學畢業後﹐則原來的同學都完全離校了。這使我覺得有些話﹐不能不藉此機會說一說。
我之所以懷念我們學校在未與雅禮協會合作以前的一段歷史﹐不是說那時的新亞之精神比現在好﹐亦不是說那時的先生與同學們更能堅苦奮鬥﹐更像一家庭等。我所想的﹐只是那時我們之學校甚麼憑藉都莫有。如校歌中所謂「手空空﹐無一物」。我個人那時的心境﹐亦總常想到我們在香港辦學﹐是莫有根的。我們只是流浪在此。我們常講的中國文化精神﹐人生理想﹐教育理想﹐亦只如是虛懸在口中紙上﹐而隨風飄蕩的。但是正因為我常有此流浪的無根之感﹐所以我個人之心境﹐在當時反是更能向上的。正因我常覺一切精神理想的虛懸在口中紙上﹐而隨風飄蕩﹐所以更想在內心去執定它。我由我自己的體驗﹐使我常想到許多流亡的同學﹐你們在香港更是一切都無憑藉﹐應更有一向上的精神理想﹐亦當更能執定它。我不知道畢竟你們這些流亡的同學﹐是否真能從流亡中真體驗到一些甚麼。但是以後我們之學校﹐卻斷然是流亡的同學一天一天更少或根本莫有了。而我們之學校﹐有了校舍﹐逐漸為世所知﹐在香港社會立住腳。我們之流浪無根之感﹐亦自然一天一天的會減少了。這畢竟是我們學校師生之幸呢或不幸呢?
但是我又不能說我們學校不當有校舍﹐不當逐漸為世所知﹐不當求在香港社會立住腳跟。一切存在的東西都要維持他自己的存在﹐並發展他自己的存在。如自己力量不足時﹐即希望其他存在的東西來幫助維持他自己的存在。學校之望有校舍﹐亦如個人之望有家宅。學校之望逐漸為人所知﹐在所在社會立住腳跟﹐亦如個人之在世之希望有所表現於社會而為人所知﹐而成就其事業。流浪飄蕩的生活﹐總要求有一安定休息之處。人只在內心有一向上的精神理想還不夠﹐人必需在現實世間有一開步走的立腳點並逐步實現其理想﹐此立腳點不能永是流浪飄蕩的。
由此我們可以了解一切個人的人生與人生之共同的事業﹐同有一內在的根本矛盾或危機。人必須在現實上之憑藉愈少而感飄蕩無根時﹐然後精神上之理想才愈能向上提起。但提起的理想又還須落在現實上生根。然而我們只注目在理想之在現實上生根時﹐理想之自身即可暫不向上生發﹐而現實的泥土﹐亦即同時可窒息理想之種子的生機。這是一切個人的人生與人生之共同的事業﹐同有一內在的根本矛盾與危機。這點意思﹐我希望大家能有一真切的會悟﹐然後再看我們有無解決此矛盾與危機之道路。關於此一點﹐我想關連到各位同學畢業後之切身的出路問題﹐從淺處一說﹐然後再回頭來說我們的學校。
(二)
我們學校之畢業同學﹐以前幾屆都很少。從此屆起﹐則畢業同學越來越多了。究竟畢業以後﹐同學到那裡去呢?這些問題﹐不僅同學們自己關心﹐學校的師長們﹐亦一樣關心。以學校的師長之本心來說﹐真正的師長之望其畢業同學之各得其所﹐前程遠大﹐實際上與父兄之望其子弟之各得其所﹐前程遠大﹐並無分別。但是在畢業同學少時﹐學校之師長或能看見其畢業同學﹐都一一分別就業。而在學校大了﹐畢業同學多了以後﹐則一批一批的同學之畢業﹐從學校方面看來﹐即如同送一批一批的子弟﹐到前途茫茫的世界﹐亦不知他們將歸宿何所。而畢業同學一離校以後﹐命運各人不同﹐或升或沉﹐或順或逆﹐五年十年之後﹐或相視如路人矣。從此處想﹐實有無盡之悲哀。但人生無不散之筵席﹐任何好的師長﹐至多只能盡他的教導之責。但是對於盡責後之結果﹐則全不知下文如何。而此悲哀﹐亦成古今中外從事教育者無法自拔的命運。而此時我所能說的話﹐最重要一點﹐即是諸同學離校後要了解一個真理:即人生所遭遇的命運﹐其價值要由自己去賦與。同學畢業之後所遭遇之命運或處境﹐可以千萬不同。但大別言之﹐總是非順即逆﹐不是比較得意﹐便是比較失意﹐不一定學問好德性好的就會遇順境而比較得意。人之處境之順逆﹐有一半是偶然的。但同時我亦要鄭重說明﹐實際上一切順逆之境﹐都同樣可是對我們好﹔亦同樣可是對我們壞的。此好壞之價值﹐全由我們自己作主宰去賦與。我們通常說逆境是壞﹐但所謂逆境者非他﹐即人在現實上少一些憑藉與依傍而已。但是我們可以說人之精神理想之提起﹐正是由於人在現實上之莫有甚麼憑藉與依傍而來。所謂順境者非他﹐即人所想望者﹐或理想中者之比較能在現實上生根或實現而已。但是上文所述之現實之泥土﹐即可窒息理想之種子的生機。在此處我們須要認定﹐在大多數的情形之下﹐世俗上的幸運﹐都是使人精神理想向外下墜的﹐而世俗上的不幸﹐都是鞭策人之精神理想向內上升的。這個道理﹐古今之聖哲有無數的﹐足資證明。但是現代人大都忘了。我想即以此話勉勵畢業後處比較逆境的同學。
我這個的意思﹐當然不是要同學們不去求職業﹐不去求比較順適的環境﹐進而謀求學問事業之成就。但是我再要說明﹐如果同學們將來能得一比較順適的環境的話﹐同時千萬不要忘了一切順適的環境﹐都同時是宴安酖毒。以所謂「順適」﹑「宴安」﹐是最廣義的說﹐同時是比較的說。譬如說畢業同學有的希望留在學校﹐有的想留學﹐而亦竟然留在學校了﹐留學了﹐在此處同學們如果覺到好像有一依傍有一憑藉﹐這亦是一細微的宴安﹐亦是一酖毒。依同理﹐如果我們覺到學校有了校舍﹐有了外面的援助﹐社會的稱讚﹐此學校如可以有所依傍憑藉而永遠存在﹐此中亦有一細微的宴安。此念亦是酖毒。我常想人生有一件事﹐是要永遠要自己去勉勵自己的。即人在獲得了甚麼時﹐要覺自己並無所得。人在覺自己是甚麼時﹐要覺自己並無所是。所以畢業同學們如果能留校留學﹐仍要想自己如仍在調景嶺時一般﹐並不覺留校是學校可依傍﹐並不覺留學可增加我之立身處世的憑藉。我們學校儘管有了校舍與外面之援助﹑社會的稱讚﹐但我們亦須常想到社會的稱讚隨時可改為毀謗﹐外面之援助隨時可斷絕﹐火亦可把我們校舍燒掉。一切人所得所有的東西﹐原都是可失可無的。一切人今天是如此﹐明天都可不是的。這些話不是只當作抽象的道理來理解﹐亦不是只當作一可能的想到來理解﹐這要真正設身處地來理解。人真正要作到要忘掉他自己之所得與所有﹐當然不容易完全作到。我自己亦不能作到。譬如許多同學要問我此次由日本到美國有甚麼感想?我的感想之一便是我未能忘掉我之所是。如我是一哲學教授。在接觸人的時間﹐實際上別人亦如此看我﹐更使我不易忘掉我之所是。但是我一人在旅館中或街上走時﹐因人地生疏﹐我都常想到我此時在他人前﹐不過一中國人。在此我亦即忘掉我所是之哲學教授﹐成了一純粹之中國人。而他人亦許不能分辨我是中國人或日本人﹐則我成了一純粹的人。此處我即有一解脫感。但是此解脫感﹐實並不需要由他人之如何看我反照過來﹔我知道我本來可以不是哲學教授﹐而只是一純粹的人。但是這種只是一純粹的人﹐此外甚麼都不是﹐甚麼都覺無所有之解脫感﹐我亦不能常有。但而我雖不能常有﹐我卻深信一個人要真成一個人﹐必須從忘掉自己之所是所有﹐而空無依傍上下工夫。而此亦是一切真正的智慧真正的理解﹑與真正的感情所自生之根源。這個道理似乎陳義太高﹐亦許諸位同學還不能適切的了解﹐但是我不能不以此期勉同學們。
(三)
由此再說到我們學校與雅禮協會等之援助的關係。據我所知﹐此間雅禮協會開會的結果﹐是要想募款﹐預備學校第二期校舍的建築。這我們自然應當感謝他們的盛意。而大家同學聽了﹐亦必然很高興。但是我要說﹐大家如只是高興﹐此中就又有一依傍憑藉他人的心理﹐這個心理並不是偉大的。而社會上的中國人因新亞有國際朋友的幫助而另眼相看﹐這個心理亦並不是偉大的。當然新亞書院需要人幫助。只要出自純粹教育的動機而來的幫助﹐無論是中國的外國的﹐新亞書院都是希望的。但是我們之此希望之背後﹐卻不能莫有一種複雜的感情。即我們須要想﹐何以我們不能憑自力來辦此一學校?何以香港的中國人不能以經濟力量支持此學校?這原因一直追上去﹐我們是不能莫有愧恥之感的﹔亦不能莫有哀痛之感的。而社會上的中國人必須待一學校在有國際朋友的幫助﹐才另眼相看﹐此亦猶如一些中國學生必須留學﹐一些中國學者必須經外國人品題敦請﹐然後才為國人所重。同樣是一種可悲可嘆的心理。這些心理﹐原因複雜﹐我不忍心說這全是中國人自卑自賤。然而至少其中有可悲可歎處。此處我們要真切的想﹐為甚麼一個國家不能自己樹立自己的學術文化標準與教育標準?又新亞書院與雅禮的合作﹐在雅禮方面的經費﹐本來是為辦教會學校用的﹐現在用來支持一非教會的學校。在雅禮方面﹐對其原初的理解是有所犧牲。然而此犧牲中卻更表現一真正無條件的幫助人之耶穌精神。現在我們自問﹐用甚麼東西去還報雅禮協會方面的同仁們所費的心血精力和金錢呢?當然﹐新亞書院亦使雅禮協會同仁們獲得一幫助中國人的機會。但是我們不能只以此來自慰﹐我們還須另有還報。我在此曾經這樣想﹐我想終有一天﹐中國亦會富強﹐這時亦會有新亞書院的畢業同學﹐用他們的心血精力與金錢﹐在美國幫助美國的基督教徒辦基督教的學校。但是我這樣想了﹐我們能對外國朋友說麼?我能有資格說麼?為其實使我有資格說?此中仍有可悲可嘆處。而我今對你們說﹐你們最初亦或將不免一笑。但是如果你們笑了﹐你們就有罪了。實際上照我的想法﹐如果我們不能發一願心﹐使中國成為頂天立地的國家﹐不僅能自立﹐而且能幫助世界﹐我們就不當接受國際朋友的幫助。新亞書院還是搬回桂林街的好。但是諸位同樣們能發此願心嗎?
我離香港數月﹐已經歷半個地球。但是﹐從見聞方面說﹐實在莫有甚麼多少增加。耳目所能及的﹐由書籍同樣能及。如果說此數月來真的得益﹐主要還是在自己的感情方面。我總覺到人類的人性是同一的﹐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如日本人歐美人﹐都有許多可敬可愛之處﹐值得我衷心佩服。在此處是莫有國家民族的界限的﹐但是在未達天下一家以前﹐一個人只有求真實地生活存在於其自己的國家民族與歷史文化之過去現在與未來之中﹐才真能安身立命。我儘可以佩服其他國的人﹐但是我卻從未有任何羡慕之情。我儘可承認他國的學術文化的價值﹐但我從未想任何國的文化可以照樣的移運到中國﹐亦從未想中國的學術的前途可以依傍他人。我隨處所印證的﹐都是一個真理。即我們要創造我們自己的學術前途與文化前途﹐我們無現成可享﹐亦不要想分享他人的現成。人在天地間所貴在自立﹐個人如此﹐國家民族亦然。能自立的人﹐亦需要人幫助﹐亦可以向人借貸。在物質上精神上我們同可借貸於人。但是我們必須在借貸時即決心要還。新亞書院受國際朋友的幫助是借貸﹔中國人之學習外國的學術文化亦是借貸。在此如果我們不能使中國富強﹐不能在中國學術文化之前途上有新的創造﹐以貢獻於世界﹐而亦有所幫助於人﹐則我們將永負一債務。我並時常想到﹐人生在根本上亦就不外是在求還人對其精神理想所負之債。人之精神理解愈高﹐則責任感愈重﹐而債務感亦愈深。人對照其精神理想來看自己之現實存在﹐不僅自己一切所有所是﹐都算不得甚麼﹐同於無所有無所是而且此自己之現實存在中﹐歸根到底﹐只有負面的債務﹐如永遠還不完。我想人亦或須常如此想﹐然後人才能真正的自強不息﹐然後任何現實的泥土﹐都不能窒息其精神理想的種子之生機。這些話的陳義﹐似乎又更高了。但是我請諸位同學試想我們在雖有校舍而無土地的香港居住﹐面對五千年文化存亡絕續之交﹐我們的生命中除了對於是中國古代之聖賢﹔我們之祖宗﹐千千萬萬的同胞及世界的朋友們之期望﹐未能相副之感與渾身是債之感以外﹐又還有甚麼? 此意望與諸同學共勉之。
你們諸位同學就要畢業了﹐但是我不特莫有甚麼話祝賀你們﹐亦莫有甚麼話安慰你們﹐我反而要說這許多話﹐來增加你們之沉重之感。但這亦是以後我再少有機會向你們說話的原故。
新亞書院校刊第八期人生雜誌一六二期。四十六年六月廿八日
为己之学的真谛
文章标题：为己之学的真谛
文章作者：霍韬晦
发表日期：2001年6月1日
发表媒体：《法灯》第228期、《天地唯情》
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许多人都把这句话视为儒学的重要标志，认为儒学就是「为己之学」。
但「为己」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为己」当然不是为了攫取自己的利益，或增加自己的拥有，那就变成极端的自私，而是充实自己、修养自己；或者用我常用的语言来说，就是成长自己的意思。不过这种「成长」，必须包括正反两方面的历程：一是从反面克制自己的原始欲望、本能欲望，即「克己复礼为仁」。孔子教导颜渊：「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但仁道的实践豈是轻易？故颜渊亦只有「三月不违仁」，其他学生便只能「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二是努力学习，从正面长养为仁的力量，此即「修己以敬」，「君子上达」，从中体会到做人的原则和蕴蓄的性情，而激励向上，「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于是终于了解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的自由原则。这也就是说：从自己的生命中找到了成长的基地，于是可以稳步前进。
「成长的基地」有两个意义：一是根据义：生命的存在，或人的存在与別的动物不同，人有其上进的本源。此一本源，与心理学上的本能欲望不同，所以不能以佛洛依德之类的生本能、性本能解释，甚至不能以容格的集体无意识解释。西方心理学的发现，只有使本源夹杂，神魔不分。人必须对此本源有逆觉体会，方能进入，否则终身迷失。后世儒者，唯孟子对此体会最真切，所以说性善，说本心，说仁义內在，皆「我固有之」，而非外铄。孟子之后，陆象山、王阳明，乃至当代牟宗三先生，一再光大之；尽管彼此入路不同，但所造未尝异。牟先生说之为「纵贯系统」，即从本心下贯，其前提即须先有此对本心之超越之肯定。二是方向义：顺此根据，人唯一能作的，就是成长、成德，成就自己的人格素养，而非先天才能，此即「学」之功。孔子最重视「学」，他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然学也。」（《论语》〈卫灵公〉）又说：「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这一类的话，孔子说了很多；后世儒者，能继承此一好学精神的，首推荀子；荀子仿孔子之言云：「吾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为什么要这样用功？因为学问之道必须久积，必须专精。所谓「百发失一，不足为善射」，「伦类不通、仁义不一，不足为善学」（《荀子》〈劝学篇〉），最终都是为了成就君子的人格：「权利不能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谓之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谓之成人。」（同上）这和孟子的「大丈夫」十分相似，只是「学」的途径不同：孟子是尽心知性，荀子则先绕向外。但向外歧出者必回归于內，因此荀子亦回归人格的成长，读书必须入于心，而非外在知识而已。所以我认为：儒门言学，绝非知识之学那么简单，无论孟子，无论荀子，无论后儒，在学的方向上一定回归自己，让自己的生命成长，使自己过关。过什么关？过本能的关，过名利的关，过诱惑的关，过毁誉的关，过是非的关，过一切足以障碍自己精神超升的关……所以，「学」便是一种锻炼，一种对道理的坚持，和一种对道理的体会。只有经此实感，才知道生命成长之道非虚设，先贤之教非虛说，所以陆象山把他的学问称为「朴实」，而非「议论」，就是这意思。
由于成长基地有此兩义，所以儒家特重立志，以釐清源头：孔子说：「志于道」，孟子说「士尚志」，陆象山则藉孔子之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说「辨志」，朱熹亦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王阳明则「务要立个必为圣人之心」，尽管所说尚有锱铢之別，但都是要为人格成长找寻动力。依上文说，此动力必须从自己的源头出，或超越之心性出，方无夹杂，才能保证成长的方向。但是，这样的区分仍然只是从理上说。牟先生用纵贯系统或「横摄系统」（指荀子、朱熹）来分疏毕竟只是诠释上的定位，回到具体的生命便不能那样截然二分。比如说，陆象山的疏狂与朱熹的笃实，便不能全无遗憾。生命是过程，尤其是一个成长的过程，那么在现实上便很难有终极。《论语》记周公之言曰：「无求备于一人」，这不是姑息，而是现实存在的局限；能体会到每个人的材质有异，才能宽宏地涵盖每一个人的人格。成长不能空说，总要回归自己才是。
所以「为己之学」，其原旨既然是充实自己、成长自己，那么就必然涵蕴著一能突破自己、能过自己的关的学问。但要突破自己，就必先了解自己，知道自己力从何出？为什么会有障碍？为什么不能过关？如当年王阳明在龙场驿的山洞中，快要死了，呼天不应，叫地不闻：你不能再从外面得到依赖，你必须断绝向外要求这一念；你唯一能依赖的，是你自己，而且不是形躯的自己。就是这一逆转，才能把一切放下，而覿面承担。结果精神翻上去，得到悟道。此中过程，此中深义，此中秘密，老实说，你不是王阳明，也许永不能明白；你以理性分析，纵然分析出许多可能，也只是梦中言梦，禅外说禅吧了。
由此再进一步：此中所谓了解自己，亦非知识概念，或经验观察的了解，而是成长到极限，实践到极限，遇到考验，遇到绝境，才彰显出；能过不能过，此刻才有意义。所以「为己」，其实是锻炼自己；你必须把自己放进生命成长的洪炉中，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换言之，人绝不能採取逃避的方法，躲过难关。人可以意图侥幸，但不能希冀成长。
文章作者：霍韬晦
发表日期：2001年6月1日
发表媒体：《法灯》第228期、《天地唯情》
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许多人都把这句话视为儒学的重要标志，认为儒学就是「为己之学」。
但「为己」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为己」当然不是为了攫取自己的利益，或增加自己的拥有，那就变成极端的自私，而是充实自己、修养自己；或者用我常用的语言来说，就是成长自己的意思。不过这种「成长」，必须包括正反两方面的历程：一是从反面克制自己的原始欲望、本能欲望，即「克己复礼为仁」。孔子教导颜渊：「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但仁道的实践豈是轻易？故颜渊亦只有「三月不违仁」，其他学生便只能「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二是努力学习，从正面长养为仁的力量，此即「修己以敬」，「君子上达」，从中体会到做人的原则和蕴蓄的性情，而激励向上，「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于是终于了解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的自由原则。这也就是说：从自己的生命中找到了成长的基地，于是可以稳步前进。
「成长的基地」有两个意义：一是根据义：生命的存在，或人的存在与別的动物不同，人有其上进的本源。此一本源，与心理学上的本能欲望不同，所以不能以佛洛依德之类的生本能、性本能解释，甚至不能以容格的集体无意识解释。西方心理学的发现，只有使本源夹杂，神魔不分。人必须对此本源有逆觉体会，方能进入，否则终身迷失。后世儒者，唯孟子对此体会最真切，所以说性善，说本心，说仁义內在，皆「我固有之」，而非外铄。孟子之后，陆象山、王阳明，乃至当代牟宗三先生，一再光大之；尽管彼此入路不同，但所造未尝异。牟先生说之为「纵贯系统」，即从本心下贯，其前提即须先有此对本心之超越之肯定。二是方向义：顺此根据，人唯一能作的，就是成长、成德，成就自己的人格素养，而非先天才能，此即「学」之功。孔子最重视「学」，他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然学也。」（《论语》〈卫灵公〉）又说：「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这一类的话，孔子说了很多；后世儒者，能继承此一好学精神的，首推荀子；荀子仿孔子之言云：「吾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为什么要这样用功？因为学问之道必须久积，必须专精。所谓「百发失一，不足为善射」，「伦类不通、仁义不一，不足为善学」（《荀子》〈劝学篇〉），最终都是为了成就君子的人格：「权利不能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谓之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谓之成人。」（同上）这和孟子的「大丈夫」十分相似，只是「学」的途径不同：孟子是尽心知性，荀子则先绕向外。但向外歧出者必回归于內，因此荀子亦回归人格的成长，读书必须入于心，而非外在知识而已。所以我认为：儒门言学，绝非知识之学那么简单，无论孟子，无论荀子，无论后儒，在学的方向上一定回归自己，让自己的生命成长，使自己过关。过什么关？过本能的关，过名利的关，过诱惑的关，过毁誉的关，过是非的关，过一切足以障碍自己精神超升的关……所以，「学」便是一种锻炼，一种对道理的坚持，和一种对道理的体会。只有经此实感，才知道生命成长之道非虚设，先贤之教非虛说，所以陆象山把他的学问称为「朴实」，而非「议论」，就是这意思。
由于成长基地有此兩义，所以儒家特重立志，以釐清源头：孔子说：「志于道」，孟子说「士尚志」，陆象山则藉孔子之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说「辨志」，朱熹亦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王阳明则「务要立个必为圣人之心」，尽管所说尚有锱铢之別，但都是要为人格成长找寻动力。依上文说，此动力必须从自己的源头出，或超越之心性出，方无夹杂，才能保证成长的方向。但是，这样的区分仍然只是从理上说。牟先生用纵贯系统或「横摄系统」（指荀子、朱熹）来分疏毕竟只是诠释上的定位，回到具体的生命便不能那样截然二分。比如说，陆象山的疏狂与朱熹的笃实，便不能全无遗憾。生命是过程，尤其是一个成长的过程，那么在现实上便很难有终极。《论语》记周公之言曰：「无求备于一人」，这不是姑息，而是现实存在的局限；能体会到每个人的材质有异，才能宽宏地涵盖每一个人的人格。成长不能空说，总要回归自己才是。
所以「为己之学」，其原旨既然是充实自己、成长自己，那么就必然涵蕴著一能突破自己、能过自己的关的学问。但要突破自己，就必先了解自己，知道自己力从何出？为什么会有障碍？为什么不能过关？如当年王阳明在龙场驿的山洞中，快要死了，呼天不应，叫地不闻：你不能再从外面得到依赖，你必须断绝向外要求这一念；你唯一能依赖的，是你自己，而且不是形躯的自己。就是这一逆转，才能把一切放下，而覿面承担。结果精神翻上去，得到悟道。此中过程，此中深义，此中秘密，老实说，你不是王阳明，也许永不能明白；你以理性分析，纵然分析出许多可能，也只是梦中言梦，禅外说禅吧了。
由此再进一步：此中所谓了解自己，亦非知识概念，或经验观察的了解，而是成长到极限，实践到极限，遇到考验，遇到绝境，才彰显出；能过不能过，此刻才有意义。所以「为己」，其实是锻炼自己；你必须把自己放进生命成长的洪炉中，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换言之，人绝不能採取逃避的方法，躲过难关。人可以意图侥幸，但不能希冀成长。
Tuesday, July 15, 2008
耶稣基督
人物名字：耶稣基督Jesus Christ
出生地点：巴勒斯坦
出生日期：公元前6年
去世日期：公元30年
耶稣基督（Jesus Christ），上帝之子，基督教创始人，父母是约瑟（Joseph）及玛利亚（Mary）。
童贞女玛利亚受圣灵感孕，在马槽内产下耶稣。耶稣长大后领受表兄施洗者圣约翰（St. John the Baptist，公元前6年—公元36年）的洗礼，开始在加利利（Galilee）收徒传道，驱逐恶鬼，治疗病人。
耶稣在信徒中挑选12人为使徒，后来被其中的加略人犹大（Judas Iscariot）出卖，被控以“自称为犹太人的王”的罪名，判处钉死在耶路撒冷（Jerusalem）附近的各各他（Golgotha）的十字架上，死后被安葬于各各他附近的一个墓室，并于第三天复活。之后耶稣回到加利利与众门徒见面，并于40日后升天。
出生地点：巴勒斯坦
出生日期：公元前6年
去世日期：公元30年
耶稣基督（Jesus Christ），上帝之子，基督教创始人，父母是约瑟（Joseph）及玛利亚（Mary）。
童贞女玛利亚受圣灵感孕，在马槽内产下耶稣。耶稣长大后领受表兄施洗者圣约翰（St. John the Baptist，公元前6年—公元36年）的洗礼，开始在加利利（Galilee）收徒传道，驱逐恶鬼，治疗病人。
耶稣在信徒中挑选12人为使徒，后来被其中的加略人犹大（Judas Iscariot）出卖，被控以“自称为犹太人的王”的罪名，判处钉死在耶路撒冷（Jerusalem）附近的各各他（Golgotha）的十字架上，死后被安葬于各各他附近的一个墓室，并于第三天复活。之后耶稣回到加利利与众门徒见面，并于40日后升天。
苏格拉底
人物名字：苏格拉底Socrates
出生地点：古希腊
出生日期：公元前469年
去世日期：公元前399年
苏格拉底（Socrates），古希腊雅典人，父亲是雕刻师，母亲为助产婆。
为了追求真理，苏格拉底与当时的辩士（Sophist）对话，通过不断反问、归纳的辩证方式来厘清概念。据说，戴尔菲神殿祭司传下神谕，说苏格拉底是雅典最有智慧的人。
苏格拉底自认自己无知，为了验证神谕，他先后与当时被认为很有智慧的政治家、诗人、工匠对话，结果发现他们都是没有智慧的人。这三种在当时社会上最有权威的人，都因为与苏格拉底的对话而感到尴尬与愤怒，于是找人指控苏格拉底“腐化青年”和“亵渎神明”。
尽管苏格拉底在法庭上作出义正词严的申辩，但仍被判处死刑。70岁时，苏格拉底在狱中拒绝接受朋友和学生们安排他逃跑的计划，坦然喝下毒酒而死。
出生地点：古希腊
出生日期：公元前469年
去世日期：公元前399年
苏格拉底（Socrates），古希腊雅典人，父亲是雕刻师，母亲为助产婆。
为了追求真理，苏格拉底与当时的辩士（Sophist）对话，通过不断反问、归纳的辩证方式来厘清概念。据说，戴尔菲神殿祭司传下神谕，说苏格拉底是雅典最有智慧的人。
苏格拉底自认自己无知，为了验证神谕，他先后与当时被认为很有智慧的政治家、诗人、工匠对话，结果发现他们都是没有智慧的人。这三种在当时社会上最有权威的人，都因为与苏格拉底的对话而感到尴尬与愤怒，于是找人指控苏格拉底“腐化青年”和“亵渎神明”。
尽管苏格拉底在法庭上作出义正词严的申辩，但仍被判处死刑。70岁时，苏格拉底在狱中拒绝接受朋友和学生们安排他逃跑的计划，坦然喝下毒酒而死。
孔子
人物名字：孔子
出生地点：中国
出生日期：公元前551年
去世日期：公元前479年
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中国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后人尊称为“万世师表”及“至圣先师”。
孔子的父亲是叔梁纥，母亲是颜征在。孔子早年生活极为艰辛，但他在艰难困苦中发愤好学，遍访名师，虚心求教，终于学有所成，颇具名声。30岁左右开始有学生慕名求教，此后，孔子广收门徒，相传一生所收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
50岁左右，孔子在鲁国逐渐受重视，先后做过中都宰、司空、大司寇，颇有政绩。后来，因鲁定公接受齐国馈赠的女乐而荒废政事，孔子于是带着弟子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长达十四年之久，却找不到一个明君能重用他，让他实现其政治理想。
68岁时，孔子回到鲁国，但未受鲁哀公任用，于是致力于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73岁时，孔子在家中病逝。
出生地点：中国
出生日期：公元前551年
去世日期：公元前479年
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中国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后人尊称为“万世师表”及“至圣先师”。
孔子的父亲是叔梁纥，母亲是颜征在。孔子早年生活极为艰辛，但他在艰难困苦中发愤好学，遍访名师，虚心求教，终于学有所成，颇具名声。30岁左右开始有学生慕名求教，此后，孔子广收门徒，相传一生所收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
50岁左右，孔子在鲁国逐渐受重视，先后做过中都宰、司空、大司寇，颇有政绩。后来，因鲁定公接受齐国馈赠的女乐而荒废政事，孔子于是带着弟子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长达十四年之久，却找不到一个明君能重用他，让他实现其政治理想。
68岁时，孔子回到鲁国，但未受鲁哀公任用，于是致力于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73岁时，孔子在家中病逝。
释迦牟尼
人物名字：释迦牟尼Sakyamuni
出生地点：古印度
出生日期：公元前565年
去世日期：公元前486年
释迦牟尼（Sakyamuni），原名为乔达摩•悉达多（Siddhartha Gautama），古印度释迦族人，佛教的创始人。
释迦牟尼是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Kapilavastu，今尼泊尔境内蓝毗尼Lumbini）国王净饭王（名为首图驮那Suddhodana）的王子，属刹帝利（Kshatriya，即帝王将相、王室贵族阶级）种姓。母亲是摩诃摩耶（Mahamaya），在生下释迦牟尼的第七天逝世，由姨母摩诃波阇波提（Mahapajapati）养育成人。
29岁时，释迦牟尼有感于人世之生、老、病、死等诸多苦恼，舍弃王族生活，出家修行。35岁时，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遂创立佛教，随即在印度北部、中部恒河流域一带传教。80岁时，释迦牟尼在拘尸那迦城（Kushinagar，今印度联合邦迦夏城）逝世。
出生地点：古印度
出生日期：公元前565年
去世日期：公元前486年
释迦牟尼（Sakyamuni），原名为乔达摩•悉达多（Siddhartha Gautama），古印度释迦族人，佛教的创始人。
释迦牟尼是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Kapilavastu，今尼泊尔境内蓝毗尼Lumbini）国王净饭王（名为首图驮那Suddhodana）的王子，属刹帝利（Kshatriya，即帝王将相、王室贵族阶级）种姓。母亲是摩诃摩耶（Mahamaya），在生下释迦牟尼的第七天逝世，由姨母摩诃波阇波提（Mahapajapati）养育成人。
29岁时，释迦牟尼有感于人世之生、老、病、死等诸多苦恼，舍弃王族生活，出家修行。35岁时，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遂创立佛教，随即在印度北部、中部恒河流域一带传教。80岁时，释迦牟尼在拘尸那迦城（Kushinagar，今印度联合邦迦夏城）逝世。
Monday, July 14, 2008
The Third Culture
文章标题：The Third Culture
文章作者：Kevin Kelly
发表日期：1998年2月13日
发表媒体：《科学周刊》Science Magazine
"Science" is a lofty term. The word suggests a process of uncommon rationality, inspired observation, and near-saintly tolerance for failure. More often than not, that's what we get from science. The term "science" also entails people aiming high. Science has traditionally accepted the smartest students, the most committed and self-sacrificing researchers, and the cleanest money--that is, money with the fewest political strings attached. In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science in this century has been perceived as a noble endeavor.
Yet science has always been a bit outside society's inner circle. The cultural center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has pivoted around the arts, with science orbiting at a safe distance. When we say "culture," we think of books, music, or painting. Since 1937 the United States has anointed a national poet laureate but never a scientist laureate. Popular opinion has held that our era will be remembered for great art, such as jazz. Therefore, musicians are esteemed. Novelists are hip. Film directors are cool. Scientists, on the other hand, are ...nerds.
How ironic, then, that while science sat in the cultural backseat, its steady output of wonderful products--radio, TV, and computer chips--furiously bred a pop culture based on the arts. The more science succeeded in creating an intensely mediated environment, the more it receded culturally.
The only reason to drag up this old rivalry between the two cultures is that recently something surprising happened: A third culture emerged. It's hard to pinpoint exactly when it happened, but it's clear that computers had a lot to do with it. What's not clear yet is what this new culture means to the original two.
This new third culture is an offspring of science. It's a pop culture based in technology, for technology. Call it nerd culture. For the last two decades, as technology supersaturated our cultural environment, the gravity of technology simply became too hard to ignore. For this current generation of Nintendo kids, their technology is their culture. When they reached the point (as every generation of youth does) of creating the current fads, the next funny thing happened: Nerds became cool.
Nerds now grace the cover of Time and Newsweek. They are heroes in movies and Man of the Year. Indeed, more people wanna be Bill Gates than wanna be Bill Clinton. Publishers have discovered that cool nerds and cool science can sell magazines to a jaded and weary audience. Sometimes it seems as if technology itself is the star, as it is in many special-effects movies. There's jargon, too. Cultural centers radiate new language; technology is a supernova of slang and idioms swelling the English language. Nerds have contributed so many new words--most originating in science--that dictionaries can't track them fast enough.
This cultural realignment is more than the wisp of fashion, and it is more than a mere celebration of engineering. How is it different? The purpose of science is to pursue the truth of the universe. Likewise, the aim of the arts is to express the human condition. (Yes, there's plenty of overlap.) Nerd culture strays from both of these. While nerd culture deeply honors the rigor of the scientific method, its thrust is not pursuing truth, but pursuing novelty. "New," "improved," "different" are key attributes for this technological culture. At the same time, while nerd culture acknowledges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human condition, its hope is not expression, but experience. For the new culture, a trip into virtual reality is far more significant than remembering Proust.
Outlined in the same broad strokes, we can say that the purpose of nerdism, then, is to create novelties as a means to truth and experience. In the third culture, the way to settle the question of how the mind works is to build a working mind. Scientists would measure and test a mind; artists would contemplate and abstract it. Nerds would manufacture one. Creation, rather than creativity, is the preferred mode of action. One would expect to see frenzied, messianic attempts to make stuff, to have creation race ahead of understanding, and this we see already. In the emerging nerd culture a question is framed so that the answer will usually be a new technology.
The third culture creates new tools faster than new theories, because tools lead to novel discoveries quicker than theories do. The third culture has little respect for scientific credentials because while credentials may imply greater understanding, they don't imply greater innovation. The third culture will favor the irrational if it brings options and possibilities, because new experiences trump rational proof.
If this sounds like the worst of pop science, in many ways it is. But it is also worth noting how deeply traditional science swirls through this breed. A lot of first-class peer-reviewed science supports nerdism. The term "third culture" was first coined by science historian C. P. Snow. Snow originated the concept of dueling cultures in his famous book, The Two Cultures.[1] But in an overlooked second edition to the book published in 1964, he introduced the notion of a "third culture." Snow imagined a culture where literary intellectuals conversed directly with scientists. This never really happened. John Brockman, a literary agent to many bright scientists, resurrected and amended Snow's term. Brockman's third culture meant a streetwise science culture, one where working scientists communicated directly with lay people, and the lay challenged them back. This was a peerage culture, a peerage that network technology encouraged.
But the most striking aspect of this new culture was its immediacy. "Unlike previous intellectual pursuits," Brockman writes,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third culture are not the marginal disputes of a quarrelsome mandarin class: They will affect the lives of everybody on the planet."[2] Technology is simply more relevant than footnotes.
There are other reasons why technology has seized control of the culture. First, the complexity of off-the-shelf discount computers has reached a point where we can ask interesting questions such as: What is reality? What is life? What is consciousness? and get answers we've never heard before. These questions, of course, are the same ones that natural philosophers and scientists of the first two cultures have been asking for centuries. Nerds get new answers to these ancient and compelling questions not by rehashing Plato or by carefully setting up controlled experiments but by trying to create an artificial reality, an artificial life, an artificial consciousness--and then plunging themselves into it.
Despite the cartoon rendition I've just sketched, the nerd way is a third way of doing science. Classical science is a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ory and experiment. A scientist can start at either end--with theory or experiment--but progress usually demands the union of both a theory to make sense of the experiments and data to verify the theory. Technological novelties such as computer models are neither here nor there. A really good dynamic computer model--of the global atmosphere, for example--is like a theory that throws off data, or data with a built-in theory. It's easy to see why such technological worlds are regarded with such wariness by science--they seem corrupted coming and going. But in fact, these models yield a third kind of truth, an experiential synthesis--a parallel existence, so to speak. A few years ago when Tom Ray, a biologist turned nerd, created a digital habitat in a small computer and then loosed simple digital organisms in it to procreate, mutate, and evolve, he was no longer merely modeling evolution or collecting data. Instead, Ray had created a wholly new and novel example of real evolution. That's nerd science. As models and networked simulations take on further complexity and presence, their role in science will likewise expand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ir nerd creators increase.
Not the least because technological novelty is readily accessible to everyone. Any motivated 19-year-old can buy a PC that is fast enough to create something we have not seen before. The nerds who lovingly rendered the virtual dinosaurs in the movie Jurassic Park, by creating a complete muscle-clad skeleton moving beneath virtual skin, discovered a few things about dinosaur locomotion and visualized dinosaurs in motion in a way no paleontologist had done before. It is this easy, noncertified expertise and the unbelievably cheap access to increasingly powerful technology that is also driving nerd science.
Thomas Edison, the founder of Science magazine, was a nerd if ever there was one. Edison--lacking any formal degree, hankering to make his own tools, and possessing a "just do it" attitude--fits the profile of a nerd. Edison held brave, if not cranky, theories, yet nothing was as valuable to him as a working "demo" of an invention. He commonly stayed up all night to hack together contraptions, powered by grand entrepreneurial visions (another hallmark of nerds), yet he didn't shirk from doing systematic scientific research. One feels certain that Edison would have been at home with computers and the Web and all the other techno-paraphernalia now crowding the labs of science.
Techno-culture is not just an American phenomenon, either. The third culture is as international as science. As large numbers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move into the global middle class, they share the ingredients needed for the third culture: science in schools; access to cheap, hi-tech goods; media saturation; and most important, familiarity with other nerds and nerd culture. I've met Polish nerds, Indian nerds, Norwegian nerds, and Brazilian nerds. Not one of them would have thought of themselves as "scientists." Yet each of them was actively engaged in the systematic discovery of our universe.
As nerds flourish, science may still not get the respect it deserves. But clearly, classical science will have to thrive in order for the third culture to thrive, since technology is so derivative of the scientific process. The question I would like to posit is: If the culture of technology should dominate our era, how do we pay attention to science? For although science may feed technology, technology is steadily changing how we do science, how we think of science, and what it means to be a scientist. Tools have always done this, but in the last few decades our tools have taken over. The status of the technologist is ascending because for now, and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we have more to learn from making new tools than we do from making new concepts or new measurements.
As the eminent physicist Freeman Dyson points out, "The effect of concept-driven revolution is to explain old things in new ways. The effect of tool-driven revolution is to discover new things that have to be explained" (p. 50 ).[3] We are solidly in the tool-making era of endlessly creating new things to explain.
While science and art generate truth and beauty, technology generates opportunities: new things to explain; new ways of expression; new media of communications; and, if we are honest, new forms of destruction. Indeed, raw opportunity may be the only thing of lasting value that technology provides us. It's not going to solve our social ills, or bring meaning to our lives. For those, we need the other two cultures. What it does bring us--and this is sufficient--are possibilities.
Technology now has its own culture, the third culture, the possibility culture, the culture of nerds--a culture that is starting to go global and mainstream simultaneously. The culture of science, so long in the shadow of the culture of art, now has another orientation to contend with, one grown from its own rib. It remains to be seen how the lofty, noble endeavor of science deals with the rogue vernacular of technology, but for the moment, the nerds of the third culture are rising.
Kevin Kelly is the executive editor of Wired and author of Out of Control: The New Biology of Machines, Social Systems and the Economic World.
[1] C. P. Snow, 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Cambridge Univ. Press, New York, 1959).
[2] J. Brockman, The Third Culture (1996). Available at www.edge.org/3rd_culture/index.html.
[3] F. Dyson, Imagined Worlds (Harvard Univ. Press, Cambridge, MA, 1997).
文章作者：Kevin Kelly
发表日期：1998年2月13日
发表媒体：《科学周刊》Science Magazine
"Science" is a lofty term. The word suggests a process of uncommon rationality, inspired observation, and near-saintly tolerance for failure. More often than not, that's what we get from science. The term "science" also entails people aiming high. Science has traditionally accepted the smartest students, the most committed and self-sacrificing researchers, and the cleanest money--that is, money with the fewest political strings attached. In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science in this century has been perceived as a noble endeavor.
Yet science has always been a bit outside society's inner circle. The cultural center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has pivoted around the arts, with science orbiting at a safe distance. When we say "culture," we think of books, music, or painting. Since 1937 the United States has anointed a national poet laureate but never a scientist laureate. Popular opinion has held that our era will be remembered for great art, such as jazz. Therefore, musicians are esteemed. Novelists are hip. Film directors are cool. Scientists, on the other hand, are ...nerds.
How ironic, then, that while science sat in the cultural backseat, its steady output of wonderful products--radio, TV, and computer chips--furiously bred a pop culture based on the arts. The more science succeeded in creating an intensely mediated environment, the more it receded culturally.
The only reason to drag up this old rivalry between the two cultures is that recently something surprising happened: A third culture emerged. It's hard to pinpoint exactly when it happened, but it's clear that computers had a lot to do with it. What's not clear yet is what this new culture means to the original two.
This new third culture is an offspring of science. It's a pop culture based in technology, for technology. Call it nerd culture. For the last two decades, as technology supersaturated our cultural environment, the gravity of technology simply became too hard to ignore. For this current generation of Nintendo kids, their technology is their culture. When they reached the point (as every generation of youth does) of creating the current fads, the next funny thing happened: Nerds became cool.
Nerds now grace the cover of Time and Newsweek. They are heroes in movies and Man of the Year. Indeed, more people wanna be Bill Gates than wanna be Bill Clinton. Publishers have discovered that cool nerds and cool science can sell magazines to a jaded and weary audience. Sometimes it seems as if technology itself is the star, as it is in many special-effects movies. There's jargon, too. Cultural centers radiate new language; technology is a supernova of slang and idioms swelling the English language. Nerds have contributed so many new words--most originating in science--that dictionaries can't track them fast enough.
This cultural realignment is more than the wisp of fashion, and it is more than a mere celebration of engineering. How is it different? The purpose of science is to pursue the truth of the universe. Likewise, the aim of the arts is to express the human condition. (Yes, there's plenty of overlap.) Nerd culture strays from both of these. While nerd culture deeply honors the rigor of the scientific method, its thrust is not pursuing truth, but pursuing novelty. "New," "improved," "different" are key attributes for this technological culture. At the same time, while nerd culture acknowledges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human condition, its hope is not expression, but experience. For the new culture, a trip into virtual reality is far more significant than remembering Proust.
Outlined in the same broad strokes, we can say that the purpose of nerdism, then, is to create novelties as a means to truth and experience. In the third culture, the way to settle the question of how the mind works is to build a working mind. Scientists would measure and test a mind; artists would contemplate and abstract it. Nerds would manufacture one. Creation, rather than creativity, is the preferred mode of action. One would expect to see frenzied, messianic attempts to make stuff, to have creation race ahead of understanding, and this we see already. In the emerging nerd culture a question is framed so that the answer will usually be a new technology.
The third culture creates new tools faster than new theories, because tools lead to novel discoveries quicker than theories do. The third culture has little respect for scientific credentials because while credentials may imply greater understanding, they don't imply greater innovation. The third culture will favor the irrational if it brings options and possibilities, because new experiences trump rational proof.
If this sounds like the worst of pop science, in many ways it is. But it is also worth noting how deeply traditional science swirls through this breed. A lot of first-class peer-reviewed science supports nerdism. The term "third culture" was first coined by science historian C. P. Snow. Snow originated the concept of dueling cultures in his famous book, The Two Cultures.[1] But in an overlooked second edition to the book published in 1964, he introduced the notion of a "third culture." Snow imagined a culture where literary intellectuals conversed directly with scientists. This never really happened. John Brockman, a literary agent to many bright scientists, resurrected and amended Snow's term. Brockman's third culture meant a streetwise science culture, one where working scientists communicated directly with lay people, and the lay challenged them back. This was a peerage culture, a peerage that network technology encouraged.
But the most striking aspect of this new culture was its immediacy. "Unlike previous intellectual pursuits," Brockman writes,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third culture are not the marginal disputes of a quarrelsome mandarin class: They will affect the lives of everybody on the planet."[2] Technology is simply more relevant than footnotes.
There are other reasons why technology has seized control of the culture. First, the complexity of off-the-shelf discount computers has reached a point where we can ask interesting questions such as: What is reality? What is life? What is consciousness? and get answers we've never heard before. These questions, of course, are the same ones that natural philosophers and scientists of the first two cultures have been asking for centuries. Nerds get new answers to these ancient and compelling questions not by rehashing Plato or by carefully setting up controlled experiments but by trying to create an artificial reality, an artificial life, an artificial consciousness--and then plunging themselves into it.
Despite the cartoon rendition I've just sketched, the nerd way is a third way of doing science. Classical science is a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ory and experiment. A scientist can start at either end--with theory or experiment--but progress usually demands the union of both a theory to make sense of the experiments and data to verify the theory. Technological novelties such as computer models are neither here nor there. A really good dynamic computer model--of the global atmosphere, for example--is like a theory that throws off data, or data with a built-in theory. It's easy to see why such technological worlds are regarded with such wariness by science--they seem corrupted coming and going. But in fact, these models yield a third kind of truth, an experiential synthesis--a parallel existence, so to speak. A few years ago when Tom Ray, a biologist turned nerd, created a digital habitat in a small computer and then loosed simple digital organisms in it to procreate, mutate, and evolve, he was no longer merely modeling evolution or collecting data. Instead, Ray had created a wholly new and novel example of real evolution. That's nerd science. As models and networked simulations take on further complexity and presence, their role in science will likewise expand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ir nerd creators increase.
Not the least because technological novelty is readily accessible to everyone. Any motivated 19-year-old can buy a PC that is fast enough to create something we have not seen before. The nerds who lovingly rendered the virtual dinosaurs in the movie Jurassic Park, by creating a complete muscle-clad skeleton moving beneath virtual skin, discovered a few things about dinosaur locomotion and visualized dinosaurs in motion in a way no paleontologist had done before. It is this easy, noncertified expertise and the unbelievably cheap access to increasingly powerful technology that is also driving nerd science.
Thomas Edison, the founder of Science magazine, was a nerd if ever there was one. Edison--lacking any formal degree, hankering to make his own tools, and possessing a "just do it" attitude--fits the profile of a nerd. Edison held brave, if not cranky, theories, yet nothing was as valuable to him as a working "demo" of an invention. He commonly stayed up all night to hack together contraptions, powered by grand entrepreneurial visions (another hallmark of nerds), yet he didn't shirk from doing systematic scientific research. One feels certain that Edison would have been at home with computers and the Web and all the other techno-paraphernalia now crowding the labs of science.
Techno-culture is not just an American phenomenon, either. The third culture is as international as science. As large numbers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move into the global middle class, they share the ingredients needed for the third culture: science in schools; access to cheap, hi-tech goods; media saturation; and most important, familiarity with other nerds and nerd culture. I've met Polish nerds, Indian nerds, Norwegian nerds, and Brazilian nerds. Not one of them would have thought of themselves as "scientists." Yet each of them was actively engaged in the systematic discovery of our universe.
As nerds flourish, science may still not get the respect it deserves. But clearly, classical science will have to thrive in order for the third culture to thrive, since technology is so derivative of the scientific process. The question I would like to posit is: If the culture of technology should dominate our era, how do we pay attention to science? For although science may feed technology, technology is steadily changing how we do science, how we think of science, and what it means to be a scientist. Tools have always done this, but in the last few decades our tools have taken over. The status of the technologist is ascending because for now, and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we have more to learn from making new tools than we do from making new concepts or new measurements.
As the eminent physicist Freeman Dyson points out, "The effect of concept-driven revolution is to explain old things in new ways. The effect of tool-driven revolution is to discover new things that have to be explained" (p. 50 ).[3] We are solidly in the tool-making era of endlessly creating new things to explain.
While science and art generate truth and beauty, technology generates opportunities: new things to explain; new ways of expression; new media of communications; and, if we are honest, new forms of destruction. Indeed, raw opportunity may be the only thing of lasting value that technology provides us. It's not going to solve our social ills, or bring meaning to our lives. For those, we need the other two cultures. What it does bring us--and this is sufficient--are possibilities.
Technology now has its own culture, the third culture, the possibility culture, the culture of nerds--a culture that is starting to go global and mainstream simultaneously. The culture of science, so long in the shadow of the culture of art, now has another orientation to contend with, one grown from its own rib. It remains to be seen how the lofty, noble endeavor of science deals with the rogue vernacular of technology, but for the moment, the nerds of the third culture are rising.
Kevin Kelly is the executive editor of Wired and author of Out of Control: The New Biology of Machines, Social Systems and the Economic World.
[1] C. P. Snow, 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Cambridge Univ. Press, New York, 1959).
[2] J. Brockman, The Third Culture (1996). Available at www.edge.org/3rd_culture/index.html.
[3] F. Dyson, Imagined Worlds (Harvard Univ. Press, Cambridge, MA, 1997).
人文与科学的割裂与融合
文章标题：人文与科学的割裂与融合
文章作者：陈春辉（新加坡）
发表日期：2007年8月8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天下事》
7月7日《联合早报•天下事》版刊登陈冰君一篇文章《无知的新时代》，以英国科学家兼小说家斯诺（Charles Percy Snow）于1959年在剑桥大学的著名演讲《两种文化》为引子，提出科学和人文的割裂是世界许多问题不能解决的主要障碍。
由于斯诺本身跨越科学与人文两个领域，常常和科学家与人文知识分子来往。在和这两个文化群体交往的过程中，斯诺发现他们之间互不理解、互相瞧不起，甚至互相攻击，形成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这道鸿沟使到人文知识分子对科学知识一窍不通，根本不能向公众传播科学知识，而多数科学家又不善于撰写科普文章，因此一般人除了在学校时期吸取基本的科学知识以外，就很少有机会接触到科普作品，对科学知识的认识相当贫乏，甚至可说是无知。陈冰文中提到斯诺与英国《卫报》所进行的试验，就显示新时代的无知，而且还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
针对这种割裂的现象，斯诺期望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之间能进行对话与交流，从而促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两种文化融合成为“第三种文化”。从发表演讲到现在接近50年了，斯诺所期望的第三种文化并没有实现，但却有新的转向。
第三种文化与新时代无知
1995年，美国出版代理人布洛克曼（John Brockman）出版一本书《第三种文化》，那是他花了三年时间采访23位知名科学家兼作家后，编辑访谈内容而写成的。布洛克曼虽然借用了斯诺第三种文化的名称，但他所谓的“第三种文化”并不是斯诺所期望的两种文化的融合，而是科学家不再等待人文知识分子的结盟，干脆自己创作科普作品，直接转向公众传播科学知识。
1998年，美国Wired杂志的执行编辑凯利（Kevin Kelly）在《科学》周刊（Science Magazine）上发表了一篇以《第三种文化》为题的文章，他说：“科学与艺术产生真理与美感，而科技产生良机。”在当今时代，科技的昌盛的确产生许多商机，商家们制造了大量新产品，这些科技产品已经逐渐成为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用品。第三种文化发展下来，不单只是科学知识向公众传播，还是科技产品向公众推销而后被广泛应用。
布洛克曼的第三种文化是科学知识通俗化和普及化的文化，而凯利的则是科学知识技术化和产品化的文化。科普作品与科技产品成为第三种文化的核心资源。
不管是斯诺的两种文化，或布洛克曼、凯利的第三种文化，他们的基调都是重视科学多于人文。斯诺与英国《卫报》的试验，都采用关于科学知识的问题来检测知识分子的无知。然而，科学知识固然重要，却也不能忽视人文关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科学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给人类带来极大的祸害，凯利文中不讳言科技也能带来“新形式的破坏”。科学对人类是福是祸，关键在于应用科学知识与科技产品的人。而人的抉择，则取决于他的人文修养。
陈冰文中所谓新时代的无知，则是更广义的指现代人对科学和人文两种文化的无知。文中还举例说明：“相对科学的无知来说，人文的无知所造成的破坏性似乎更大。”针对无知的新时代带来的弊病，他认为“解决之道依然是斯诺提出的药方——让科学和人文进一步融合”。
然而，斯诺提出的药方距今已接近50年，却还看不出科学和人文有融合的迹象，反而科学日盛，人文式微，科学已稳居文化领航的地位，人文则退居次席。我们不禁要问：科学和人文如何才能融合呢？
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
问题的关键在于产生两种文化割裂的现象是基于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二分对立”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有以下几种特征：
一、切割式：科学和人文被明确地分科，泾渭分明，互不侵犯；二、平面性：科学和人文分科后被摆在同一个平面对比，众说纷纭，各说其是；三、精细化：科学和人文本身进一步分科，学科越分越专门，内容越来越精细。
结果是，科学和人文知识犹如细胞分裂，其广度与深度都在迅速扩展。于是人类进入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现代人穷其一生也无法尽窥全豹，只好求助于各领域里的专家。专家们也不能停止脚步，必须在各自的领域中不断进修，与时俱进，不然就会被时代所淘汰。
随着全球化的大趋势，西方文化与其思维模式也跟着传遍世界的许多角落。现代人都被卷入旋涡中，脱不了身，终日忙忙碌碌，为生活打拼。工余之暇还要进修，美其名为“自我增值”，其实只是在增加自己的卖点，把自己变成工具，搞到精神紧张，情绪波动，使自己和身边的人倍感压力，到最后不知所为何事。英文的rat race一词，非常传神地描述了这种现象。
在这种现象之下，科学和人文知识分子在各自的领域中都自顾不暇了，又何来余力进行对话与交流，更谈不上互相理解与融合了。科学和人文这道鸿沟，竟然如此难以逾越。要想融合科学和人文，我认为还需要回到中国文化中寻求出路。
中国文化的整体思维观
中国文化看到人文与科学两者属于不同层次。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经•系辞上》）。道是天道、哲理、智慧，器是器物、工具、知识。人文是属于道的层次，科学则属于器的层次，因此中国文化注重人文多过科学。
早在战国时期，庄子就已经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他指出以有限的生命去追逐无限的知识，是非常危险的。虽然当时的信息量不像现在那么丰富，但庄子从本质上看到了知识的无穷性，已经预言现代知识爆炸所带来的危机，可见中国文化的远见性。
汉语中的“人文”一词出自《易经•贲卦•彖辞》。“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就是以人文教化天下的意思。中国的人文教化包含“人”与“文”两方面，一方面是内在的人格修养，另一方面是外在的文化学养。这两方面不是二分对立的关系，而是综合互通的。人在学习各种文化内涵之外，还要在其生命中修行体会所学，如此知行合一，下学上达，才能体现中国的人文精神。
此处的文化乃泛指人类所创造的各种精神财富，如文学、历史、哲学、科学、宗教、艺术、经济、政治等，因此我们可视科学为人文的一环。对比于西方文化，中国的人文不再是和科学同处一平面的学科，而是提升到更高的层次上，即人文涵摄科学。科学在人文教化的框架下加以发展，科学家的发明和产品更具有人文价值，如此的人文与科学的融合，展现了中国文化一种综合式、层次性、和谐化的整体思维观。
21世纪的文化应该是融合中西文化之长处，以中国式的整体思维观为架构，涵摄西方式的思维模式，以古今中外的人文经典为资源，去芜存菁，而成一世界大同的文化。要成其事，还得回到提倡人文普及教育，包括人格教育和文化教育两方面的内涵。
一个人的人格，和他的先天性格取向与后天学习环境很有关系。人格教育着重的是提高学习与思维能力，开发性情与志气，让自己决定要成就什么样的人格精神。此处的学习能力包括读书、上课、听讲、实践的能力；思维能力则包括思考、分析、推论、反省的能力；性情是指人的真情、善性；而志气是人的志向、气概。
人的生命毕竟是有限的，无法亲身体验人生的所有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因此需要借助人类共同累积的文化遗产，来拓展自己的人生观。而最宝贵的文化遗产，莫过于古今中外的人文经典，因为能称得上经典的著作，必定有其流传于世的价值。
•作者是新加坡一科技公司副总裁
文章作者：陈春辉（新加坡）
发表日期：2007年8月8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天下事》
7月7日《联合早报•天下事》版刊登陈冰君一篇文章《无知的新时代》，以英国科学家兼小说家斯诺（Charles Percy Snow）于1959年在剑桥大学的著名演讲《两种文化》为引子，提出科学和人文的割裂是世界许多问题不能解决的主要障碍。
由于斯诺本身跨越科学与人文两个领域，常常和科学家与人文知识分子来往。在和这两个文化群体交往的过程中，斯诺发现他们之间互不理解、互相瞧不起，甚至互相攻击，形成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这道鸿沟使到人文知识分子对科学知识一窍不通，根本不能向公众传播科学知识，而多数科学家又不善于撰写科普文章，因此一般人除了在学校时期吸取基本的科学知识以外，就很少有机会接触到科普作品，对科学知识的认识相当贫乏，甚至可说是无知。陈冰文中提到斯诺与英国《卫报》所进行的试验，就显示新时代的无知，而且还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
针对这种割裂的现象，斯诺期望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之间能进行对话与交流，从而促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两种文化融合成为“第三种文化”。从发表演讲到现在接近50年了，斯诺所期望的第三种文化并没有实现，但却有新的转向。
第三种文化与新时代无知
1995年，美国出版代理人布洛克曼（John Brockman）出版一本书《第三种文化》，那是他花了三年时间采访23位知名科学家兼作家后，编辑访谈内容而写成的。布洛克曼虽然借用了斯诺第三种文化的名称，但他所谓的“第三种文化”并不是斯诺所期望的两种文化的融合，而是科学家不再等待人文知识分子的结盟，干脆自己创作科普作品，直接转向公众传播科学知识。
1998年，美国Wired杂志的执行编辑凯利（Kevin Kelly）在《科学》周刊（Science Magazine）上发表了一篇以《第三种文化》为题的文章，他说：“科学与艺术产生真理与美感，而科技产生良机。”在当今时代，科技的昌盛的确产生许多商机，商家们制造了大量新产品，这些科技产品已经逐渐成为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用品。第三种文化发展下来，不单只是科学知识向公众传播，还是科技产品向公众推销而后被广泛应用。
布洛克曼的第三种文化是科学知识通俗化和普及化的文化，而凯利的则是科学知识技术化和产品化的文化。科普作品与科技产品成为第三种文化的核心资源。
不管是斯诺的两种文化，或布洛克曼、凯利的第三种文化，他们的基调都是重视科学多于人文。斯诺与英国《卫报》的试验，都采用关于科学知识的问题来检测知识分子的无知。然而，科学知识固然重要，却也不能忽视人文关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科学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给人类带来极大的祸害，凯利文中不讳言科技也能带来“新形式的破坏”。科学对人类是福是祸，关键在于应用科学知识与科技产品的人。而人的抉择，则取决于他的人文修养。
陈冰文中所谓新时代的无知，则是更广义的指现代人对科学和人文两种文化的无知。文中还举例说明：“相对科学的无知来说，人文的无知所造成的破坏性似乎更大。”针对无知的新时代带来的弊病，他认为“解决之道依然是斯诺提出的药方——让科学和人文进一步融合”。
然而，斯诺提出的药方距今已接近50年，却还看不出科学和人文有融合的迹象，反而科学日盛，人文式微，科学已稳居文化领航的地位，人文则退居次席。我们不禁要问：科学和人文如何才能融合呢？
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
问题的关键在于产生两种文化割裂的现象是基于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二分对立”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有以下几种特征：
一、切割式：科学和人文被明确地分科，泾渭分明，互不侵犯；二、平面性：科学和人文分科后被摆在同一个平面对比，众说纷纭，各说其是；三、精细化：科学和人文本身进一步分科，学科越分越专门，内容越来越精细。
结果是，科学和人文知识犹如细胞分裂，其广度与深度都在迅速扩展。于是人类进入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现代人穷其一生也无法尽窥全豹，只好求助于各领域里的专家。专家们也不能停止脚步，必须在各自的领域中不断进修，与时俱进，不然就会被时代所淘汰。
随着全球化的大趋势，西方文化与其思维模式也跟着传遍世界的许多角落。现代人都被卷入旋涡中，脱不了身，终日忙忙碌碌，为生活打拼。工余之暇还要进修，美其名为“自我增值”，其实只是在增加自己的卖点，把自己变成工具，搞到精神紧张，情绪波动，使自己和身边的人倍感压力，到最后不知所为何事。英文的rat race一词，非常传神地描述了这种现象。
在这种现象之下，科学和人文知识分子在各自的领域中都自顾不暇了，又何来余力进行对话与交流，更谈不上互相理解与融合了。科学和人文这道鸿沟，竟然如此难以逾越。要想融合科学和人文，我认为还需要回到中国文化中寻求出路。
中国文化的整体思维观
中国文化看到人文与科学两者属于不同层次。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经•系辞上》）。道是天道、哲理、智慧，器是器物、工具、知识。人文是属于道的层次，科学则属于器的层次，因此中国文化注重人文多过科学。
早在战国时期，庄子就已经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他指出以有限的生命去追逐无限的知识，是非常危险的。虽然当时的信息量不像现在那么丰富，但庄子从本质上看到了知识的无穷性，已经预言现代知识爆炸所带来的危机，可见中国文化的远见性。
汉语中的“人文”一词出自《易经•贲卦•彖辞》。“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就是以人文教化天下的意思。中国的人文教化包含“人”与“文”两方面，一方面是内在的人格修养，另一方面是外在的文化学养。这两方面不是二分对立的关系，而是综合互通的。人在学习各种文化内涵之外，还要在其生命中修行体会所学，如此知行合一，下学上达，才能体现中国的人文精神。
此处的文化乃泛指人类所创造的各种精神财富，如文学、历史、哲学、科学、宗教、艺术、经济、政治等，因此我们可视科学为人文的一环。对比于西方文化，中国的人文不再是和科学同处一平面的学科，而是提升到更高的层次上，即人文涵摄科学。科学在人文教化的框架下加以发展，科学家的发明和产品更具有人文价值，如此的人文与科学的融合，展现了中国文化一种综合式、层次性、和谐化的整体思维观。
21世纪的文化应该是融合中西文化之长处，以中国式的整体思维观为架构，涵摄西方式的思维模式，以古今中外的人文经典为资源，去芜存菁，而成一世界大同的文化。要成其事，还得回到提倡人文普及教育，包括人格教育和文化教育两方面的内涵。
一个人的人格，和他的先天性格取向与后天学习环境很有关系。人格教育着重的是提高学习与思维能力，开发性情与志气，让自己决定要成就什么样的人格精神。此处的学习能力包括读书、上课、听讲、实践的能力；思维能力则包括思考、分析、推论、反省的能力；性情是指人的真情、善性；而志气是人的志向、气概。
人的生命毕竟是有限的，无法亲身体验人生的所有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因此需要借助人类共同累积的文化遗产，来拓展自己的人生观。而最宝贵的文化遗产，莫过于古今中外的人文经典，因为能称得上经典的著作，必定有其流传于世的价值。
•作者是新加坡一科技公司副总裁
The New Age of Ignorance
文章标题：The New Age of Ignorance
文章作者：Tim Adams
发表日期：2007年7月1日
发表媒体：《卫报》Guardian
We take our young children to science museums, then as they get older we stop. In spite of threats like global warming and avian flu, most adults have very little understanding of how the world works. So, 50 years on from CP Snow's famous 'Two Cultures' essay, is the old divide between arts and sciences deeper than ever?
It is an immutable law of nature that acute embarrassment can make a few short seconds last pretty much for ever. The longest two minutes of my life occurred in the company of James Watson, one half of the famous double act who discovered the double helix. I was interviewing Watson, then in his late seventies, at his lab in Cold Spring Harbor on Long Island. At one point, I referred blithely to the 'perfect simplicity' of his and Francis Crick's findings about the code of life.
Watson is a mischievous, famously prickly man and that phrase seemed to get under his skin. He raised an eyebrow. He sat back. He thought he would have some fun. Seeing as it was all so perfectly simple, he suggested, maybe I could briefly run through my understanding of DNA base pairing, say, or chromosome mapping.
What followed - a tangled, stuttering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reflecting distant O-level biology and recent half-understanding of Watson's brilliant books, punctuated with words like 'replication' and 'mutation' and meaning nothing much - gave new resonance to the notion of floundering.
Watson, resisting the temptation to laugh, correct or comment, simply moved on, having categorically established our respective levels of evolution. I can still cringe now at the brief pause that concluded my ill-judged aside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genome.
Given that science informs so much of our culture, and so many of us have such patchy knowledge, it is surprising that such embarrassments are not routine. It's half a century since CP Snow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the 'Two Cultures', the intractable divide between the sciences and the humanities, first in an article in the New Statesman, then in a lecture series at Cambridge and finally in a book. Back then, Snow, who was both a novelist and a physicist, used to employ a test at dinner parties to demonstrate his argument.
'A good many times,' he suggested, 'I have been present at gatherings of people who, by the standards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re thought highly educated and who have with considerable gusto been expressing their incredulity at the illiteracy of scientists. Once or twice, I have been provoked and have asked the company how many of them could describe the 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 The response was cold; it was also negative. Yet I was asking something which is the scientific equivalent of: have you ever read a work of Shakespeare's?'
Fifty years on, and exponential scientific advance later, it seems unlikely that the response of dinner guests would be much different. I was reminded of Snow's test when reading the new book by Natalie Angier, science editor of the New York Times. Angier's book is called The Canon, and subtitled 'A Whirligig Tour of the Beautiful Basics of Science'. It is not a long book and it contains, as the title suggests, a breathless Baedeker of the fundamental scientific knowledge Angier believes is the minimum requirement of an educated person.
In many places, I found myself cringeing all over again. I've read a fair amount of popular science, tried to follow the technical arguments that underpin debates about global warming, say, or bird flu, listened religiously to Melvyn Bragg's In Our Time, but still I discovered large black holes in my elementary understanding of how our world works. Angier divides her book into basic disciplines - biology, chemistry, geology, physics and so on - and each chapter offers an animated essay on the current established thinking.
The result is the kind of science book you wish someone had placed in front of you at school - full of aphorisms that help everything fall into place. For geology: 'This is what our world is about: there is heat inside and it wants to get out.' For physics: 'Almost everything we've come to understand about the universe we have learned by studying light.' Along the way there are all sorts of facts that stick: 'You would have to fly on a commercial aircraft every day for 18,000 years before your chances of being in a crash exceeded 50 per cent', for example; or, if you imagined the history of our planet as a single 75-year human life span: 'The first ape did not arrive until May or June of the final year... and Neil Armstrong muddied up the Moon at 20 seconds to midnight.'
Angier also gives as clear an insight as I have read of CP Snow's culture-dividing 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 the law of entropy, the one that states that in any system inefficiency is inevitable and eventually overwhelming. 'Entropy,' Angier writes, 'is like a taxi passing you on a rainy night with its NOT IN SERVICE lights ablaze, or a chair in a museum with a rope draped from arm to arm, or a teenager.'
Entropy, unusable energy, leads to the law that states that everything in time must wear out, become chaotic, die. 'The darkest readings of the Second Law suggest that even the universe has a morphine drip in its vein,' Angier suggests, 'a slow smothering of all spangle, all spiral, all possibility.' No wonder CP Snow thought we should know about it.
For all of its infectious analogies and charged curiosity, the most telling fact about Angier's book is that it seems to have been written out of sheer desperation. It is something of a cry from the wilderness; impassioned, overwrought in places. It is written in the voice of someone who has spent her whole award-winning career evangelising about this amazing stuff and is facing up to the fact that most people have not even begun to 'get' any of it.
Angier's tipping point, the reason she came to write the book, was a decision made by her sister. When the second of her two children turned 13 the sister decided that it was time to let their membership lapse in two familiar family haunts: the science museum and the zoo. They were, the implication went, ready to put away childish things, ready to go to the theatre and the art gallery, places where there was none of this 'mad pinball pinging from one hands-on science exhibit to the next, pounding on knobs to make artificial earthquakes'. They had grown out of science.
Angier believes this idea - that science is something for kids - still pervades much of our thinking, and characterises the presentation of science in culture. Part of it is the notion that argues science is just a bunch of facts with no overarching coherence. Just as bad are the media, which insist on ghettoising science and serving it up as cliches: scientists as boffins, with permanent bad-hair days; science as controversy, always set up for polarised clashes with religion.
'Science is rather a state of mind,' Angier argues and, as such, it should inform everything. 'It is a way of viewing the world, of facing reality square on but taking nothing for granted.' It would be hard to argue that this state of mind was advancing across the globe. We no longer make and mend, so we no longer know how anything works.
One of Angier's interviewees, Andrew Knoll, a professor of natural history at Harvard's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s department, suggests that 'the average American adult today knows less about biology than the average 10-year-old living in the Amazon, or the average American of 200 years ago'. I spoke to Angier to find out why she thought that this might be the case.
To some extent, she suggested, that was a political question. 'Here in the US we have had the last seven years of this administration which has made everything about the two-cultures divide seem worse.' But it is not just that. 'Newspapers are getting rid of all their science pages; they are jettisoning all their science staff. The feeling is people don't want to read it.'
The implications of this, and the resultant general scientific illiteracy, she believes, are possibly catastrophic. Forty-two per cent of Americans in a recent survey said they believed that humans had been on Earth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ime. 'A geophysicist friend suggests we are at a critical crossroads just like the start of the Renaissance,' Angier says, 'where you couldn't just leave reading and writing to the kings and priests anymore. Ordinary people have to keep up. In the world we live in, the new economy, you have to become scientifically literate or you will fall quickly from view.'
It is, apparently, not just America that does not want to hear this news. Foreign rights to Angier's book have been snapped up in auctions by publishers across Asia and Eastern Europe, 'countries that see themselves as the economic future', but she has not, for example, sold her book in the UK, a place, we might remember, where 20 per cent of people still believe that the Sun revolves around Earth. 'I tend to see that as a tiny little sign that some of these more aggressive competitive nations are more aware of what the future looks like,' Angier suggests.
She believes this persistent apathy in matters of science in America and Britain comes in part from a lack of interest in what the future might hold. 'In the 1960s, we had the space race, we had these world fairs and the whole idea of the future was very exciting. Science was something they wanted to be involved in.' You could hope that the apocalyptic panic that attends climate change, the front pages of floodwaters rising, might have a similar effect. 'Whatever you think of him, Al Gore has been great for science,' she says.
Angier's initiation into the 'beautiful basics' was brought about by a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who taught a 'physics of music' class. The walls between the two cultures came tumbling down every week. 'There were kids from the engineering and physics departments and then there were kids from the music departments. I was just in there on my own. But the way he brought us together was an extraordinary thing,' she recalls. 'Both groups were kind of ecstatic; this guy would get standing ovations at the end of every lecture. So I guess I saw that bridging that gap might be something to strive for in life in terms of engaging people.'
This kind of engagement, a sense of a bigger picture in science, its poetry and mystery, is no doubt all too rare. In a 2005 survey of British teenagers at school conducted by the exam board OCR, more than half said they thought science classes were 'boring', 'confusing' and 'difficult'. Just 7 per cent believed that scientists were 'cool' and when asked to pick out a famous scientist from a list including Isaac Newton and Albert Einstein, a fair few chose Christopher Columbus.
Some of this Angier believes has to do with the way science is taught - 'I go through these science books for kids and they are so dull compared to the novels that children read... I think that you have to make it an epic journey, a narrative with heroes and villains, molecules engaging in this struggle for life.' A lot of it, however, is cultural, she believes. Numbers of students still studying science at 18 are falling in Britain and America, perhaps because we are becoming generally less motivated to address difficulty.
As a culture, we allow ourselves too many excuses. 'Western parents are quite comfortable saying their children have a predilection for art or for writing or whatever, and allow them just to pursue that. In the Asian education system, if you are not good at something, it's because you are lazy and you just have to work harder at it. Just because things are hard does not mean they are not worth doing.'
That idea of difficulty, I suggest, cannot really be helped in the States in particular, when all of the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of one party stand up in televised debate and say they believe in 'intelligent design' and suggest that the world could well have been created by a bearded God a few thousand years ago. Angier laughs, somewhat bleakly.
'I see all that as a macho kind of posturing. It's like, I can believe the impossible: look, I can lift a tree! It is a Republican initiation ritual, like having a hook pulled through your cheek and not flinching.' But no, she concedes, it doesn't help much.
Some people would suggest that Natalie Angier's enlightenment utopia, in which everyone might one day agree on the fundamentals of the universe, the beautiful basics, is a false ideal; the mass has always believed in mumbo-jumbo. One of these people is John Brockman. Brockman has probably done more than anyone to break down CP Snow's cultural divide. He is the PT Barnum of popular science, a great huckster of ideas. In the Sixties, he hung out with John Cage and Andy Warhol, got an MBA and then made his first fortune selling psychedelia to corporations, turning on marketing executives with 'multikinetic happenings' and showing them how their profits could levitate.
These days, he acts as literary agent for many of the world's greatest minds, including Richard Dawkins, Daniel Dennett and Steven Pinker, and achieves for some of them the kind of publishing advances that it takes great mathematicians to compute. It is Brockman who invented the publishing market for quarks and quantum theory and black holes in the 1990s, and it is he who is behind the current boom in atheism. The universe may be infinite, but Brockman takes 15 per cent of it.
He also runs a kind of global online Royal Society called Edge. Edge promotes what he calls the Third Culture, a marriage of physics and philosophy, astronomy and art. The name itself derives from a phrase of CP Snow's outlining his personal hope for the future. Brockman, when launching his Third Culture in 1991, had significant ambition for the project, much of which has been realised. 'The Third Culture consists of those scientists and other thinkers in the empirical world who, through their work and expository writing, are taking the place of the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 in rendering visible the deeper meanings of our lives, redefining who and what we are,' he suggested, grandly.
Though Brockman borrowed Snow's phrase, he did not employ it in the same way: Snow had hoped for a kind of detente between the rival mindsets; Brockman perceived a third way. 'Literary intellectuals are not communicating with scientists,' he suggested. 'Scientists are communicating directly with the general public.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 media played a vertical game; journalists wrote up and professors wrote down. Today, Third Culture thinkers tend to avoid the middleman and endeavour to express their deepest thoughts in a manner accessible to the intelligent reading public.'
Brockman's cross-fertilising club, the most rarefied of chatrooms, has its premises on his website www.edge.org. Eavesdropping is fun. Ian McEwan, one of the few novelists who has contributed to Edge's ongoing debates, suggests that the project is not so far removed from the 'old Enlightenment dream of a unified body of knowledge, when biologists and economists draw on each other's concepts and molecular biologists stray into the poorly defended territory of chemists and physicists'.
Brockman is at the hub of this conversation. When I phone him, he is waiting for a call from maverick geneticist Craig Venter about an invention that will 'put new operating mechanisms into genes' and radically change our idea of life; earlier, he has been speaking to George Smoot, the Nobel-winning astrophysicist who first identified the background radiation of the Big Bang and thereby invented cosmology.
From where he is sitting, the Two Cultures no longer applies, the Third Culture has long-since prevailed.
'Basically, in terms of whatever war has been going on, I think it has finished,' he says. 'I don't characterise it by saying we've won. I think everybody has won. We are living in a profound science culture and the big events that are affecting people's lives are scientific ones.'
What about Natalie Angier's anxiety that these ideas have not trickled down, that, if anything, scientific thought seems to be on the retreat?
'Since when have the masses of people had any ideas anyway?' Brockman asks. 'It is always a certain percentage of people who do the thinking for everybody else. What is changing,' he argues, contrary to Angier's perception, 'is that the media people, who used to have no thoughts of science, now sit up. Science makes the news.'
I wonder why there are still so few literary contributors to Edge, which has remained a predominantly scientific and philosophical forum. Is there not some evidence there that the divide persists?
Brockman explains how Edge evolved out of a group called the Reality Club that held actual meetings with scientists, artists, architects, musicians. Ten of the leading novelists in America were invited to participate. Not one accepted.
'We are talking about Vonnegut, Updike, Mailer, John Irving,' Brockman says. 'Ian McEwan is one of the first writers to jump feet-first into the world of science and embraced it wholeheartedly. But we still have never had a novelist come to one of these events. Neither have we had a major business person. Maybe getting up in front of a group of Nobel-winning scientists to talk might be intimidating for these people. Maybe they are too busy.'
Brockman's optimism is infectious, and, at his elite level, the battle may have been won, but further down the food chain, the forces of reason are still compromised by the culture.
When I had recovered a little of my composure with James Watson, back in Cold Spring Harbor, I asked him how he thought the climat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had changed since he made his fateful discovery of the structure of life in 1953. As ever, he came at the question from an unusual angle. He doubted, he said, that in today's world, he and Francis Crick would ever have had their Eureka moment.
'I recently went to my staircase at Clare College, Cambridge and there were women there!' he said, with an enormous measure of retrospective sexual frustration. 'There have been a lot of convincing studies recently about the loss of productivity in the Western male. It may be that entertainment culture now is so engaging that it keeps people satisfied. We didn't have that. Science was much more fun than listening to the radio. When you are 16 or 17 and in that inherently semi-lonely period when you are deciding whether to be an intellectual, many now don't bother.'
Watson raised an eyebrow, fixed me again with a look. 'What you have instead are characters out of Nick Hornby's very funny books, who channel their intellect in pop culture. The hopeless male.'
As James Watson knows perhaps more clearly than anyone alive, biology works in mysterious ways.
The Panel
We asked three writers, three scientists and two broadcasters to answer six basic scientific questions, and their answers appear to confirm the arts/science divide.
John O'Farrell, Writer
Author, broadcaster and comedy scriptwriter.
Iain Stewart, Geologist
Stewart presents a new TV series, Earth: The Biography, this autumn.
Will Self, Writer
Novelist, short-story writer, critic and broadcaster.
Susan Greenfield, Scientist
Author of several popular science books about the brain.
Kirsty Wark, Broadcaster
Political journalist and presenter of BBC2's Newsnight.
Marina Warner, Writer
Novelist, critic and cultural historian, in particular of female myths.
Robert Winston, Scientist
Human fertility expert and science TV presenter.
Daisy Goodwin, TV presenter
TV producer and presenter, editor of several poetry anthologies.
Q: Why does salt dissolve in water?
Iain Stewart: Er, I guess the sodium ions get taken up... oh, gosh, I suppose the sodium and chlorine dissociate. The chlorine joins with the water and the sodium ions float free. Something like that.
Will Self: It doesn't completely dissolve, of course. It must be because it absorbs water to the point at which it disintegrates. Is that right? I couldn't describe it scientifically.
Daisy Goodwin: It forms another compound. The only reason I know any of this is because I've been testing my daughter on her GCSEs.
Marina Warner: The molecules join with the water molecules. The sodium molecules join up with the hydrogen and oxygen molecules.
Susan Greenfield: Because sodium and chloride disassociate and H20 is hydrogen and oxygen.
Kirsty Wark: Because it's less dense.
Robert Winston: It's to do with ions isn't it? Let me just work it out. It's to do with the way sodium and chloride ions, um. Do you know, I'm not sure I can really explain it. I can't remember now from my physics years ago.
John O'Farrell: No idea.
Answer: Sodium chloride is an ionic substance that contains alternating sodium and chlorine ions. When salt is added to water, the partial charges on the water molecule are attracted to the Na+ and Cl- ions. The water molecules work their way into the crystal structure and between the individual ions, surrounding them and slowly dissolving the salt.
Q: Roughly how old is the earth?
John O'Farrell: I'll have a guess. About 100 million years?
Will Self: I'm completely winging this. A couple of billion years? No? Give me right on that. Mark me up.
Iain Stewart: This I am sure of: 4.5 billion - no, actually 4.6 billion years.
Daisy Goodwin: Pass. This is embarrassing.
Marina Warner: That I don't know. (I did actually just hear Melvyn Bragg's programme this week about very ancient worlds.) I'm not very good at figures.
Robert Winston: Well, the universe is 13 billion or 14 billion and the earth is between 4 and 5 billion years old.
Kirsty Wark: More than 5 billion years.
Susan Greenfield: Oh blimey. Well, I know that human beings have been going for about a million and a half years, so ... I'm just grasping here. Something like 60 billion years or something like that, but that's a grasp. I'm not a physical scientist and it shows. I'm probably not scientifically literate.
Answer: 4.5 billion years.
Q: What happens when you turn on a light?
Will Self: In my house, very little, because I never get round to changing the bulbs. You complete a circuit?
Iain Stewart: This is taking me right back to school physics. It's the kind of question I always pray a nine-year-old won't ask me. I think the switch closes a loop for the circuit.
Kirsty Wark: It gets brighter. There's a current... that connects between two prongs.
Marina Warner: The energy is conducted along the wire to the filament.
John O'Farrell: I'm running out of steam here. I really don't know.
Susan Greenfield: There's a flow of electrons called a current, and it's that flow which is the energy and generates heat and light.
Robert Winston: Well you fall in love, don't you? Isn't that what it is? No, Okay, when you turn on the switch you make a circuit.
Daisy Goodwin: You connect a circuit.
Answer: The switch controls the flow of electricity through a circuit - a complete, unbroken loop through which electric charges can move. When the light switch is on, these electric charges can move in an endless loop. This loop begins at a power station where the charges pick up electric energy. They then flow through wires to the light switch, then to the light bulb where they deliver their electric energy, and finally back to the power company to obtain more energy.
Q: Is a clone the same as a twin?
Will Self: No.
Iain Stewart: Yes, er, I think... oh God, it's probably not. But I think it has to be, doesn't it?
John O'Farrell: No. How could it be the same? That's not how cloning works, is it?
Susan Greenfield: Yes. An identical twin.
Daisy Goodwin: As an identical twin? That's quite interesting. No. Well, I'm not sure about that. I'd say no. But maybe yes. I'm baffled.
Kirsty Wark: No. But there's two different kinds of twin. You have to give me a point for that!
Robert Winston: Well, not necessarily. It's not genetically the same actually, no. You see, it depends on the kind of twin. Do you mean an identical twin? Identical twins are different in all sorts of ways. It's different epigenetics and there's different mitochondrial DNA, so it's a different organism. Actually, what we're beginning to understand is that the epigenetic aspects of cloning are fundamentally very important. And twins are rather more dissimilar than people imagine, too. For example, they have different fingerprints from each other, so there are quite interesting and subtle diff erences.
Marina Warner: Yes it is. Well, identical twins are clones, not non-identical twins.
Answer: Yes, up to a point (see Robert Winston's answer).
Q: Why is the sky blue?
Susan Greenfield: That was discovered here at the Royal Institution [of Great Britain] by Tyndall. Sorry, I can't articulate that entirely because I'm half asleep.
John O'Farrell: My daughter explained this to me the other day. She is in Year Seven. It's to do with blue being the dominant colour in the colour spectrum.
Will Self: It's because of the diffusion of light from the sun through oxygen, through the air.
Iain Stewart: Because of 'Rayleigh scatter', the diffusion of blue light molecules.
Daisy Goodwin: I have no idea. I have looked it up because I've been asked the question by my children and I've explained it to them and now I've forgotten. It's the colour of the atmosphere or something. It's the gases or whatever.
Marina Warner: It's a refraction of the light.
Robert Winston: Oh bugger, I can't remember now. Um. Oh Jesus. It isn't really blue actually. It doesn't actually have a colour at all. It just simply appears blue.
Kirsty Wark: Because it's a reflection of the oceans on the planet. No idea apart from that. I think the sky is blue because... the rain clouds obscure the blue, and the blue is a reflection... because of the sunshine. Fuck! I don't know! Why is the sky blue?
Answer: A daytime sky is blue because molecules in the air scatter blue light from the sun more than they scatter red light.
Q: What is the 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
Will Self: It's either the conservation or the dissipation of energy, isn't it? It's everything tending towards entropy, isn't it?
Iain Stewart: It's about the conservation of motion, I think, but I'm not sure. Different field from mine, you know.
John O'Farrell: Let me think. Is it to do with heat conductors? Metal is an effective heat conductor and wood is not. I remember that from metalwork classes.
Marina Warner: Is it that mass cannot be... that no energy can be lost? The first law is conversion. Is the second law that there is no loss... that energy must go somewhere?
Susan Greenfield: That everything degenerates to entropy.
Robert Winston: I've always refused to answer that question on a matter of principle, simply because of C P Snow, and you can report that. But it is in one of my children's books.
Daisy Goodwin: Don't know. I'm scientifically illiterate.
Kirsty Wark: No idea.
Answer: It is the Law of Increased Entropy. It states that in any system the quality of energy deteriorates gradually over time. 'Entropy' is defined as a measure of unusable energy within a closed or isolated system (the universe for example). As usable energy decreases and unusable energy increases, 'entropy' increases. As usable energy is irretrievably lost, disorganisation, randomness and chaos increase.
文章作者：Tim Adams
发表日期：2007年7月1日
发表媒体：《卫报》Guardian
We take our young children to science museums, then as they get older we stop. In spite of threats like global warming and avian flu, most adults have very little understanding of how the world works. So, 50 years on from CP Snow's famous 'Two Cultures' essay, is the old divide between arts and sciences deeper than ever?
It is an immutable law of nature that acute embarrassment can make a few short seconds last pretty much for ever. The longest two minutes of my life occurred in the company of James Watson, one half of the famous double act who discovered the double helix. I was interviewing Watson, then in his late seventies, at his lab in Cold Spring Harbor on Long Island. At one point, I referred blithely to the 'perfect simplicity' of his and Francis Crick's findings about the code of life.
Watson is a mischievous, famously prickly man and that phrase seemed to get under his skin. He raised an eyebrow. He sat back. He thought he would have some fun. Seeing as it was all so perfectly simple, he suggested, maybe I could briefly run through my understanding of DNA base pairing, say, or chromosome mapping.
What followed - a tangled, stuttering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reflecting distant O-level biology and recent half-understanding of Watson's brilliant books, punctuated with words like 'replication' and 'mutation' and meaning nothing much - gave new resonance to the notion of floundering.
Watson, resisting the temptation to laugh, correct or comment, simply moved on, having categorically established our respective levels of evolution. I can still cringe now at the brief pause that concluded my ill-judged aside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genome.
Given that science informs so much of our culture, and so many of us have such patchy knowledge, it is surprising that such embarrassments are not routine. It's half a century since CP Snow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the 'Two Cultures', the intractable divide between the sciences and the humanities, first in an article in the New Statesman, then in a lecture series at Cambridge and finally in a book. Back then, Snow, who was both a novelist and a physicist, used to employ a test at dinner parties to demonstrate his argument.
'A good many times,' he suggested, 'I have been present at gatherings of people who, by the standards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re thought highly educated and who have with considerable gusto been expressing their incredulity at the illiteracy of scientists. Once or twice, I have been provoked and have asked the company how many of them could describe the 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 The response was cold; it was also negative. Yet I was asking something which is the scientific equivalent of: have you ever read a work of Shakespeare's?'
Fifty years on, and exponential scientific advance later, it seems unlikely that the response of dinner guests would be much different. I was reminded of Snow's test when reading the new book by Natalie Angier, science editor of the New York Times. Angier's book is called The Canon, and subtitled 'A Whirligig Tour of the Beautiful Basics of Science'. It is not a long book and it contains, as the title suggests, a breathless Baedeker of the fundamental scientific knowledge Angier believes is the minimum requirement of an educated person.
In many places, I found myself cringeing all over again. I've read a fair amount of popular science, tried to follow the technical arguments that underpin debates about global warming, say, or bird flu, listened religiously to Melvyn Bragg's In Our Time, but still I discovered large black holes in my elementary understanding of how our world works. Angier divides her book into basic disciplines - biology, chemistry, geology, physics and so on - and each chapter offers an animated essay on the current established thinking.
The result is the kind of science book you wish someone had placed in front of you at school - full of aphorisms that help everything fall into place. For geology: 'This is what our world is about: there is heat inside and it wants to get out.' For physics: 'Almost everything we've come to understand about the universe we have learned by studying light.' Along the way there are all sorts of facts that stick: 'You would have to fly on a commercial aircraft every day for 18,000 years before your chances of being in a crash exceeded 50 per cent', for example; or, if you imagined the history of our planet as a single 75-year human life span: 'The first ape did not arrive until May or June of the final year... and Neil Armstrong muddied up the Moon at 20 seconds to midnight.'
Angier also gives as clear an insight as I have read of CP Snow's culture-dividing 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 the law of entropy, the one that states that in any system inefficiency is inevitable and eventually overwhelming. 'Entropy,' Angier writes, 'is like a taxi passing you on a rainy night with its NOT IN SERVICE lights ablaze, or a chair in a museum with a rope draped from arm to arm, or a teenager.'
Entropy, unusable energy, leads to the law that states that everything in time must wear out, become chaotic, die. 'The darkest readings of the Second Law suggest that even the universe has a morphine drip in its vein,' Angier suggests, 'a slow smothering of all spangle, all spiral, all possibility.' No wonder CP Snow thought we should know about it.
For all of its infectious analogies and charged curiosity, the most telling fact about Angier's book is that it seems to have been written out of sheer desperation. It is something of a cry from the wilderness; impassioned, overwrought in places. It is written in the voice of someone who has spent her whole award-winning career evangelising about this amazing stuff and is facing up to the fact that most people have not even begun to 'get' any of it.
Angier's tipping point, the reason she came to write the book, was a decision made by her sister. When the second of her two children turned 13 the sister decided that it was time to let their membership lapse in two familiar family haunts: the science museum and the zoo. They were, the implication went, ready to put away childish things, ready to go to the theatre and the art gallery, places where there was none of this 'mad pinball pinging from one hands-on science exhibit to the next, pounding on knobs to make artificial earthquakes'. They had grown out of science.
Angier believes this idea - that science is something for kids - still pervades much of our thinking, and characterises the presentation of science in culture. Part of it is the notion that argues science is just a bunch of facts with no overarching coherence. Just as bad are the media, which insist on ghettoising science and serving it up as cliches: scientists as boffins, with permanent bad-hair days; science as controversy, always set up for polarised clashes with religion.
'Science is rather a state of mind,' Angier argues and, as such, it should inform everything. 'It is a way of viewing the world, of facing reality square on but taking nothing for granted.' It would be hard to argue that this state of mind was advancing across the globe. We no longer make and mend, so we no longer know how anything works.
One of Angier's interviewees, Andrew Knoll, a professor of natural history at Harvard's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s department, suggests that 'the average American adult today knows less about biology than the average 10-year-old living in the Amazon, or the average American of 200 years ago'. I spoke to Angier to find out why she thought that this might be the case.
To some extent, she suggested, that was a political question. 'Here in the US we have had the last seven years of this administration which has made everything about the two-cultures divide seem worse.' But it is not just that. 'Newspapers are getting rid of all their science pages; they are jettisoning all their science staff. The feeling is people don't want to read it.'
The implications of this, and the resultant general scientific illiteracy, she believes, are possibly catastrophic. Forty-two per cent of Americans in a recent survey said they believed that humans had been on Earth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ime. 'A geophysicist friend suggests we are at a critical crossroads just like the start of the Renaissance,' Angier says, 'where you couldn't just leave reading and writing to the kings and priests anymore. Ordinary people have to keep up. In the world we live in, the new economy, you have to become scientifically literate or you will fall quickly from view.'
It is, apparently, not just America that does not want to hear this news. Foreign rights to Angier's book have been snapped up in auctions by publishers across Asia and Eastern Europe, 'countries that see themselves as the economic future', but she has not, for example, sold her book in the UK, a place, we might remember, where 20 per cent of people still believe that the Sun revolves around Earth. 'I tend to see that as a tiny little sign that some of these more aggressive competitive nations are more aware of what the future looks like,' Angier suggests.
She believes this persistent apathy in matters of science in America and Britain comes in part from a lack of interest in what the future might hold. 'In the 1960s, we had the space race, we had these world fairs and the whole idea of the future was very exciting. Science was something they wanted to be involved in.' You could hope that the apocalyptic panic that attends climate change, the front pages of floodwaters rising, might have a similar effect. 'Whatever you think of him, Al Gore has been great for science,' she says.
Angier's initiation into the 'beautiful basics' was brought about by a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who taught a 'physics of music' class. The walls between the two cultures came tumbling down every week. 'There were kids from the engineering and physics departments and then there were kids from the music departments. I was just in there on my own. But the way he brought us together was an extraordinary thing,' she recalls. 'Both groups were kind of ecstatic; this guy would get standing ovations at the end of every lecture. So I guess I saw that bridging that gap might be something to strive for in life in terms of engaging people.'
This kind of engagement, a sense of a bigger picture in science, its poetry and mystery, is no doubt all too rare. In a 2005 survey of British teenagers at school conducted by the exam board OCR, more than half said they thought science classes were 'boring', 'confusing' and 'difficult'. Just 7 per cent believed that scientists were 'cool' and when asked to pick out a famous scientist from a list including Isaac Newton and Albert Einstein, a fair few chose Christopher Columbus.
Some of this Angier believes has to do with the way science is taught - 'I go through these science books for kids and they are so dull compared to the novels that children read... I think that you have to make it an epic journey, a narrative with heroes and villains, molecules engaging in this struggle for life.' A lot of it, however, is cultural, she believes. Numbers of students still studying science at 18 are falling in Britain and America, perhaps because we are becoming generally less motivated to address difficulty.
As a culture, we allow ourselves too many excuses. 'Western parents are quite comfortable saying their children have a predilection for art or for writing or whatever, and allow them just to pursue that. In the Asian education system, if you are not good at something, it's because you are lazy and you just have to work harder at it. Just because things are hard does not mean they are not worth doing.'
That idea of difficulty, I suggest, cannot really be helped in the States in particular, when all of the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of one party stand up in televised debate and say they believe in 'intelligent design' and suggest that the world could well have been created by a bearded God a few thousand years ago. Angier laughs, somewhat bleakly.
'I see all that as a macho kind of posturing. It's like, I can believe the impossible: look, I can lift a tree! It is a Republican initiation ritual, like having a hook pulled through your cheek and not flinching.' But no, she concedes, it doesn't help much.
Some people would suggest that Natalie Angier's enlightenment utopia, in which everyone might one day agree on the fundamentals of the universe, the beautiful basics, is a false ideal; the mass has always believed in mumbo-jumbo. One of these people is John Brockman. Brockman has probably done more than anyone to break down CP Snow's cultural divide. He is the PT Barnum of popular science, a great huckster of ideas. In the Sixties, he hung out with John Cage and Andy Warhol, got an MBA and then made his first fortune selling psychedelia to corporations, turning on marketing executives with 'multikinetic happenings' and showing them how their profits could levitate.
These days, he acts as literary agent for many of the world's greatest minds, including Richard Dawkins, Daniel Dennett and Steven Pinker, and achieves for some of them the kind of publishing advances that it takes great mathematicians to compute. It is Brockman who invented the publishing market for quarks and quantum theory and black holes in the 1990s, and it is he who is behind the current boom in atheism. The universe may be infinite, but Brockman takes 15 per cent of it.
He also runs a kind of global online Royal Society called Edge. Edge promotes what he calls the Third Culture, a marriage of physics and philosophy, astronomy and art. The name itself derives from a phrase of CP Snow's outlining his personal hope for the future. Brockman, when launching his Third Culture in 1991, had significant ambition for the project, much of which has been realised. 'The Third Culture consists of those scientists and other thinkers in the empirical world who, through their work and expository writing, are taking the place of the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 in rendering visible the deeper meanings of our lives, redefining who and what we are,' he suggested, grandly.
Though Brockman borrowed Snow's phrase, he did not employ it in the same way: Snow had hoped for a kind of detente between the rival mindsets; Brockman perceived a third way. 'Literary intellectuals are not communicating with scientists,' he suggested. 'Scientists are communicating directly with the general public.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 media played a vertical game; journalists wrote up and professors wrote down. Today, Third Culture thinkers tend to avoid the middleman and endeavour to express their deepest thoughts in a manner accessible to the intelligent reading public.'
Brockman's cross-fertilising club, the most rarefied of chatrooms, has its premises on his website www.edge.org. Eavesdropping is fun. Ian McEwan, one of the few novelists who has contributed to Edge's ongoing debates, suggests that the project is not so far removed from the 'old Enlightenment dream of a unified body of knowledge, when biologists and economists draw on each other's concepts and molecular biologists stray into the poorly defended territory of chemists and physicists'.
Brockman is at the hub of this conversation. When I phone him, he is waiting for a call from maverick geneticist Craig Venter about an invention that will 'put new operating mechanisms into genes' and radically change our idea of life; earlier, he has been speaking to George Smoot, the Nobel-winning astrophysicist who first identified the background radiation of the Big Bang and thereby invented cosmology.
From where he is sitting, the Two Cultures no longer applies, the Third Culture has long-since prevailed.
'Basically, in terms of whatever war has been going on, I think it has finished,' he says. 'I don't characterise it by saying we've won. I think everybody has won. We are living in a profound science culture and the big events that are affecting people's lives are scientific ones.'
What about Natalie Angier's anxiety that these ideas have not trickled down, that, if anything, scientific thought seems to be on the retreat?
'Since when have the masses of people had any ideas anyway?' Brockman asks. 'It is always a certain percentage of people who do the thinking for everybody else. What is changing,' he argues, contrary to Angier's perception, 'is that the media people, who used to have no thoughts of science, now sit up. Science makes the news.'
I wonder why there are still so few literary contributors to Edge, which has remained a predominantly scientific and philosophical forum. Is there not some evidence there that the divide persists?
Brockman explains how Edge evolved out of a group called the Reality Club that held actual meetings with scientists, artists, architects, musicians. Ten of the leading novelists in America were invited to participate. Not one accepted.
'We are talking about Vonnegut, Updike, Mailer, John Irving,' Brockman says. 'Ian McEwan is one of the first writers to jump feet-first into the world of science and embraced it wholeheartedly. But we still have never had a novelist come to one of these events. Neither have we had a major business person. Maybe getting up in front of a group of Nobel-winning scientists to talk might be intimidating for these people. Maybe they are too busy.'
Brockman's optimism is infectious, and, at his elite level, the battle may have been won, but further down the food chain, the forces of reason are still compromised by the culture.
When I had recovered a little of my composure with James Watson, back in Cold Spring Harbor, I asked him how he thought the climat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had changed since he made his fateful discovery of the structure of life in 1953. As ever, he came at the question from an unusual angle. He doubted, he said, that in today's world, he and Francis Crick would ever have had their Eureka moment.
'I recently went to my staircase at Clare College, Cambridge and there were women there!' he said, with an enormous measure of retrospective sexual frustration. 'There have been a lot of convincing studies recently about the loss of productivity in the Western male. It may be that entertainment culture now is so engaging that it keeps people satisfied. We didn't have that. Science was much more fun than listening to the radio. When you are 16 or 17 and in that inherently semi-lonely period when you are deciding whether to be an intellectual, many now don't bother.'
Watson raised an eyebrow, fixed me again with a look. 'What you have instead are characters out of Nick Hornby's very funny books, who channel their intellect in pop culture. The hopeless male.'
As James Watson knows perhaps more clearly than anyone alive, biology works in mysterious ways.
The Panel
We asked three writers, three scientists and two broadcasters to answer six basic scientific questions, and their answers appear to confirm the arts/science divide.
John O'Farrell, Writer
Author, broadcaster and comedy scriptwriter.
Iain Stewart, Geologist
Stewart presents a new TV series, Earth: The Biography, this autumn.
Will Self, Writer
Novelist, short-story writer, critic and broadcaster.
Susan Greenfield, Scientist
Author of several popular science books about the brain.
Kirsty Wark, Broadcaster
Political journalist and presenter of BBC2's Newsnight.
Marina Warner, Writer
Novelist, critic and cultural historian, in particular of female myths.
Robert Winston, Scientist
Human fertility expert and science TV presenter.
Daisy Goodwin, TV presenter
TV producer and presenter, editor of several poetry anthologies.
Q: Why does salt dissolve in water?
Iain Stewart: Er, I guess the sodium ions get taken up... oh, gosh, I suppose the sodium and chlorine dissociate. The chlorine joins with the water and the sodium ions float free. Something like that.
Will Self: It doesn't completely dissolve, of course. It must be because it absorbs water to the point at which it disintegrates. Is that right? I couldn't describe it scientifically.
Daisy Goodwin: It forms another compound. The only reason I know any of this is because I've been testing my daughter on her GCSEs.
Marina Warner: The molecules join with the water molecules. The sodium molecules join up with the hydrogen and oxygen molecules.
Susan Greenfield: Because sodium and chloride disassociate and H20 is hydrogen and oxygen.
Kirsty Wark: Because it's less dense.
Robert Winston: It's to do with ions isn't it? Let me just work it out. It's to do with the way sodium and chloride ions, um. Do you know, I'm not sure I can really explain it. I can't remember now from my physics years ago.
John O'Farrell: No idea.
Answer: Sodium chloride is an ionic substance that contains alternating sodium and chlorine ions. When salt is added to water, the partial charges on the water molecule are attracted to the Na+ and Cl- ions. The water molecules work their way into the crystal structure and between the individual ions, surrounding them and slowly dissolving the salt.
Q: Roughly how old is the earth?
John O'Farrell: I'll have a guess. About 100 million years?
Will Self: I'm completely winging this. A couple of billion years? No? Give me right on that. Mark me up.
Iain Stewart: This I am sure of: 4.5 billion - no, actually 4.6 billion years.
Daisy Goodwin: Pass. This is embarrassing.
Marina Warner: That I don't know. (I did actually just hear Melvyn Bragg's programme this week about very ancient worlds.) I'm not very good at figures.
Robert Winston: Well, the universe is 13 billion or 14 billion and the earth is between 4 and 5 billion years old.
Kirsty Wark: More than 5 billion years.
Susan Greenfield: Oh blimey. Well, I know that human beings have been going for about a million and a half years, so ... I'm just grasping here. Something like 60 billion years or something like that, but that's a grasp. I'm not a physical scientist and it shows. I'm probably not scientifically literate.
Answer: 4.5 billion years.
Q: What happens when you turn on a light?
Will Self: In my house, very little, because I never get round to changing the bulbs. You complete a circuit?
Iain Stewart: This is taking me right back to school physics. It's the kind of question I always pray a nine-year-old won't ask me. I think the switch closes a loop for the circuit.
Kirsty Wark: It gets brighter. There's a current... that connects between two prongs.
Marina Warner: The energy is conducted along the wire to the filament.
John O'Farrell: I'm running out of steam here. I really don't know.
Susan Greenfield: There's a flow of electrons called a current, and it's that flow which is the energy and generates heat and light.
Robert Winston: Well you fall in love, don't you? Isn't that what it is? No, Okay, when you turn on the switch you make a circuit.
Daisy Goodwin: You connect a circuit.
Answer: The switch controls the flow of electricity through a circuit - a complete, unbroken loop through which electric charges can move. When the light switch is on, these electric charges can move in an endless loop. This loop begins at a power station where the charges pick up electric energy. They then flow through wires to the light switch, then to the light bulb where they deliver their electric energy, and finally back to the power company to obtain more energy.
Q: Is a clone the same as a twin?
Will Self: No.
Iain Stewart: Yes, er, I think... oh God, it's probably not. But I think it has to be, doesn't it?
John O'Farrell: No. How could it be the same? That's not how cloning works, is it?
Susan Greenfield: Yes. An identical twin.
Daisy Goodwin: As an identical twin? That's quite interesting. No. Well, I'm not sure about that. I'd say no. But maybe yes. I'm baffled.
Kirsty Wark: No. But there's two different kinds of twin. You have to give me a point for that!
Robert Winston: Well, not necessarily. It's not genetically the same actually, no. You see, it depends on the kind of twin. Do you mean an identical twin? Identical twins are different in all sorts of ways. It's different epigenetics and there's different mitochondrial DNA, so it's a different organism. Actually, what we're beginning to understand is that the epigenetic aspects of cloning are fundamentally very important. And twins are rather more dissimilar than people imagine, too. For example, they have different fingerprints from each other, so there are quite interesting and subtle diff erences.
Marina Warner: Yes it is. Well, identical twins are clones, not non-identical twins.
Answer: Yes, up to a point (see Robert Winston's answer).
Q: Why is the sky blue?
Susan Greenfield: That was discovered here at the Royal Institution [of Great Britain] by Tyndall. Sorry, I can't articulate that entirely because I'm half asleep.
John O'Farrell: My daughter explained this to me the other day. She is in Year Seven. It's to do with blue being the dominant colour in the colour spectrum.
Will Self: It's because of the diffusion of light from the sun through oxygen, through the air.
Iain Stewart: Because of 'Rayleigh scatter', the diffusion of blue light molecules.
Daisy Goodwin: I have no idea. I have looked it up because I've been asked the question by my children and I've explained it to them and now I've forgotten. It's the colour of the atmosphere or something. It's the gases or whatever.
Marina Warner: It's a refraction of the light.
Robert Winston: Oh bugger, I can't remember now. Um. Oh Jesus. It isn't really blue actually. It doesn't actually have a colour at all. It just simply appears blue.
Kirsty Wark: Because it's a reflection of the oceans on the planet. No idea apart from that. I think the sky is blue because... the rain clouds obscure the blue, and the blue is a reflection... because of the sunshine. Fuck! I don't know! Why is the sky blue?
Answer: A daytime sky is blue because molecules in the air scatter blue light from the sun more than they scatter red light.
Q: What is the 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
Will Self: It's either the conservation or the dissipation of energy, isn't it? It's everything tending towards entropy, isn't it?
Iain Stewart: It's about the conservation of motion, I think, but I'm not sure. Different field from mine, you know.
John O'Farrell: Let me think. Is it to do with heat conductors? Metal is an effective heat conductor and wood is not. I remember that from metalwork classes.
Marina Warner: Is it that mass cannot be... that no energy can be lost? The first law is conversion. Is the second law that there is no loss... that energy must go somewhere?
Susan Greenfield: That everything degenerates to entropy.
Robert Winston: I've always refused to answer that question on a matter of principle, simply because of C P Snow, and you can report that. But it is in one of my children's books.
Daisy Goodwin: Don't know. I'm scientifically illiterate.
Kirsty Wark: No idea.
Answer: It is the Law of Increased Entropy. It states that in any system the quality of energy deteriorates gradually over time. 'Entropy' is defined as a measure of unusable energy within a closed or isolated system (the universe for example). As usable energy decreases and unusable energy increases, 'entropy' increases. As usable energy is irretrievably lost, disorganisation, randomness and chaos incr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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