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March 28, 2009

Enjoy happiness for a lifetime – help someone

文章标题:Enjoy happiness for a lifetime – help someone
文章作者:Geoff Tan
发表日期:2009年3月26日
发表媒体:《我报My Paper

HAPPINESS is a prime-time pursuit for many of us and we strive to unearth this feel-good “endorphin” in a myriad of ways.

Some of us get this natural high by building up a loving and cohesive family. Others do it by putting their hearts and souls into establishing ultra-successful careers.

Yet there are those who experience extreme joy when they excel in a sport or an area of interest which they are passionate about.

Then, there is a group of people out there who see beyond themselves and is happiest when serving the less fortunate and giving back to the community.

Different strokes for different folks, you might say?

Consider the Chinese saying, “If you want happiness for an hour – take a nap. If you want happiness for a day – go fishing. If you want happiness for a year – inherit a fortune. If you want happiness for a lifetime – help someone else.”

This implies that happiness can be experienced and embraced in both transient and sustainable forms.

It can be achieved by doing things to enhance our personal well-being, or by going out into the world and doing things that benefit others.

Well-known deaf-blind American author Helen Keller wrote: “Happiness cannot come from without. It must come from within. It is not what we see and touch or that which others do for us which makes us happy; it is that which we think and feel and do, first for the other fellow, and then for ourselves.”

Happiness is a state of mind that resides deep within us.

When we first meet someone, we unconsciously form an impression of them, albeit one very much on the surface level.

In many cases, however, what you see may not be the reality.

A story is told about a man who saw a psychologist and said to him: “Doctor, I always feel depressed. No matter what I do, I still feel depressed and just don’t know what to do.”

The psychologist pointed outside and said: “There is a clown in particular who is extremely funny. He will make you rock with laughter over and over again. Go and watch that clown and I guarantee you will not have any reason to be depressed again!”

The man turned to the psychologist with sad eyes and said: “Doctor, I am that clown!”

I am at times guilty of worrying too much about too many things that are still very distant. Time and again, I have to be reminded to live for the moment.

I realise that when I do this, the things which I have been so paranoid about either do not unfold or get resolved in time.

A poem I stumbled upon recently puts it succinctly:

“Today is the tomorrow I worried about yesterday.
And today was such a lovely day.
That I wondered why I worried about today yesterday.
So today I am not going to worry about tomorrow.
There may not be a tomorrow anyway.
So today I am going to live as if there is no tomorrow.
And I am going to forget about yesterday.”
Take heart, my friends – happiness does not necessarily have to come from striving for something we don’t have. It can come from recognising and appreciating what we do.


The writer is a senior vice-president of the SPH marketing division and the general manager of SPH NewMedia for Zapcode.

Thursday, March 26, 2009

读书会的反思

文章标题:读书会的反思
文章作者:陈君宝
发表日期:2009年3月25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交流》

  今年3月,受台湾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会邀请,前去参与基金会主办的“读书会在台湾民间的发展与反思”研讨会,并受邀分享新加坡读书会经验。

  参与读书会十多年,一向关心读书会发展。在分享中,我提出了新加坡未来读书会发展应该是“重质不重量”。读书会素质的提升,读书会之间的交流与互相支援都是很重要的。另外也有必要推动一些拥有阅读潜能的领域,如儿童读书会及亲子共读。

  研讨会上,有台湾读书会教父雅誉的邱天助教授分享的主题为:读书会的阅读深化与文化生产。其内容非常值得参考。我撷取了其中一部分内容和大家分享。

  未来读书会何去何从?读书会能否在历史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邱教授指出,读书会的团体自我地定位会是主要关键。当前读书会是否能够由“读者”的聚会迈入“读书人”的聚会,承担知识分子的责任与角色,将休闲、消费性的阅读团体发展为生产、实践性的文化团体,可以是现阶段发展的主要方向。重点在让读书会成员从纯粹的阅读者(reader/audience),进一步成为“书写者”(writer)和“参与者”(participant),而“书写”正是读书人参与社会、文化生产和创造的主要形式。

  阅读与书写本是通往世界的两个窗口。英国哲人培根曾经指出读书的三部曲。他写道:“阅读使人学问渊博,讨论使人反应敏捷,书写使人思考精确。”而邱教授认为,现阶段的读书会成员也应该有三个任务:老实阅读、诚恳分享与勤于书写。书写可以提高阅读水平,也是自觉性的掌握知识极为重要的条件,没有书写,阅读往往水过无痕。一个丰富的阅读世界,应该是每一种文化、每一个族群、每一个地区、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书写,让阅读溶为生气蓬勃的文化生产,也让书写反过来滋养阅读文化。

  邱教授提出了“在地书写”的观点。读书会的“书写”强调的是自觉性、真实性、亲近性和原乡情怀,强调的是生命经验的记载、情感的抒发、意见的表达、理念的沟通、文化的创造。由自己来写,用自己的角度,用自己最真挚的感情,让更多关于阅读、关于自己、关于地方的点点滴滴能留下珍贵的记录。但愿,读书会能从“读人所写”到“写我所读”,再发展到“读我所写”,其最终的自主性就是从作者/权威的宰制中解放,创造更丰富的阅读世界。“在地书写”不但能够提升读书会的阅读素养,并让读书会更精彩,同时能够提升读书会在社会中的定位,让读书会得到认同、永续经营。一个参与书写的读者,阅读的世界一定更丰富。

  新加坡读书会应该可以参考邱教授的意见,积极推动读书会成员参与书写活动。配合作家团体,一起让读书会的发展更精彩。

Wednesday, March 25, 2009

质疑民主

文章标题:质疑民主
文章作者:吴大地
发表日期:2006年7月26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苏联东欧诸国的改革经验与中国的比较,使很多人开始质疑“民主”:怀疑它究竟是不是如许多西方人士所说的那样,是建设国家、发展经济,包治百病的“灵丹仙药”。

  人们看到的事实是,以政治开放为改革主导的苏联与东欧诸国,不但经济没有什么发展,还造成社会秩序紊乱,国家分裂的局面。更要命的是,同时还引爆了几场没完没了后患无穷的族群冲突。

  反观中国,基本政治架构不变,专心一志的发展经济,开放不过二三十年,结果成了继亚洲小龙奇迹之后,蓄势待飞的一条经济巨龙。发展速度甚至超过了印度,老牌的民主大国。

  于是,冷战结束以来的“民主”神圣地位,开始动摇。虽然还没有听到有人说专制比民主好,但劝人不要迷信“民主神话”之类的言论,不绝于耳。其实,对民主的质疑,自古就有。西方哲学的老祖宗柏拉图,就是历史上最有名的反民主人士。对民主的批评,有很多种讲法,本文无法全盘收录。这里只提出几点比较有趣的,娱乐读者。并希望抛砖引玉,引发更深刻全面的讨论。

1. 大众偶像VS高素质治国领导人

  相信很少人会否认,一个好的政治体制,必须要确保能够产生高素质、有治国能力的国家领导。柏拉图对民主制度在这方面的功能,十分怀疑。他认为,民主选举实质上是“庸众选精英”。被“庸众”选上的,往往是一些深谙群众心理、善于花言巧语的“大众偶像”。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太多了!希特拉当年就是靠民主选举上台的。近年如影星“终结者”阿诺,唇红喉深的意大利色情艳星“小白菜”,都是“目光雪亮”的民众选出来,非常有味道的政治领袖。古代希腊城邦,有选举权的公民往往只有三几万人,大家熟口熟脸,对竞选人多少有点认识体验,无才无德者要博取支持,还不太容易。不像今日的候选人,完全可以依靠包装来赢得人心。

2. 广场效应VS明智审慎

  源于希腊城邦的古代民主,典型的形式是,群众在广场上以鼓掌或喝倒彩的方式表达支持或反对。在这种热血沸腾的公众场合,人们常常表现出与日常不同的言行。在情绪高涨,大家“爽”得不得了的时候,群众作出的决定往往不是最明智合理的。这就是社会心理学所称的“广场效应”。耶稣当年,就是被鼓噪的群众送上十字架的。罗马总督彼拉多,多次与民众商量释放无罪的耶稣。可是,当时狂热的人群,在法利赛祭师的聒噪鼓动下,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处死耶稣,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彼拉多怕民众闹事,只好顺从他们的意愿。“他们大声催逼彼拉多,要他把耶稣钉上十字架。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路加福音》)

  今日的代议民主与古希腊的直接民主不大一样。不过,“广场效应”的现象却依然存在。精英、大众和媒体的三角之间,产生一种趋于极端的互动。精英为了获得大众的欢呼而不断拔高,大众则因为有了精英的煽动更为激烈;而媒体则提供了一个现代“广场”,把整个社会连结在一起,如同挤在一个广场上一样共同激动呐喊、欢呼或喝倒彩。许多种族或宗教的冲突都是“广场效应”的结果。今日媒体和通讯技术可以将这种“广场”规模无限放大,迅速扩展。一旦形成国家社会整体性动乱氛围,那时无论执政党或反对党,议会或政府,都得在舆论潮流和选票制约下,卷入“广场”,受大众裹挟。

3.局部、短期的利益VS共同、长期的利益

  在台湾,国民党当政的时候,有养老金制度。年轻时交纳养老基金的人,在年老时才能得到养老金。选举时,民进党为了争取老年人选票,就许诺:尽管你们当年没有交钱,但是,如果你们选我,选上去之后,你们每月将能得到三千台币。国民党当时大吃一惊,每人三千台币,那不就导致财政赤字了?民进党却被选上了。后来的选举,在养老金的问题上,各政党都在纷纷抬价,你三千,我三千五:你三千五,我四千。国家的整体利益被牺牲了!

  这种现象,在民主制度成熟的国家,也常看到。如美国经年的赤字预算,一些欧洲国家优渥的福利制度,莫不都是不顾将来的短视做法。一般民众,对宏观问题,不是没有能力把握,就是没有兴趣关注。常常只把目光放在衣食住行等切身问题。民主国家的政治领袖,基于长远宏观的考量,作出一些不受民众欢迎的决定,是要付出一定的政治代价的。一般政客都没有这样的道德勇气。例如生态危机,大家都知道它的严重性,可是高度发展的民主社会如美国,却因为国内利益集团的压力,而拒绝批准京都条约,把灾难留给子孙后代。

4.激动人心的议题VS真正重要的议题

  竞选期间,理应是各政党提出各自的治国方针,经济外交策略等重大议题,辩论较量,说服民众的时候。可是,在许多民主选举中,却看不到这类的讨论。最终左右选票的议题,往往是一些容易使民众情绪激动,道德标签议题。

  权力的挑战者最爱在道德问题上做文章。古时篡谋王位者的籍口,往往是在位者“不仁不义”。今日政坛,抹黑执政者的口号很多,或专制独裁,或压制自由、或群带成风、或揽权自利等,这些道德议题常在竞选期间被大力炒作,成为民众的关注焦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以下三点:

1.这类议题最容易为民众所掌握理解。“全球化的挑战”“经济重组”之类的问题,很多人似懂非懂,也没有兴趣去了解。可是,“好人”与“坏人”的分别却似乎是不辩自明,看一眼就知道的。

2.这类议题最容易引起民众的共鸣。很多人在日常生活斤斤计较,非常务实。可是一到宏观层面,“群众人”的特点转为情绪化:变成以道德诉求为主,把情绪发泄放在首位。能够引起他们共鸣的往往是道德控诉与呼吁,而不是理性声音。这也许是出于对日常卑琐状态的心理补偿。同时,宏观损失摊到自己的份额很小,大家乐得表现的英勇豪迈。所以很容易一哄而起。

3.提出这类议题较省力,且容易取胜:既不必提供资料数据,也不必费时费力的去建构理论检验事实,只要有办法把“坏”的标签牢牢的贴在对方身上,或者让人相信自己比对方更“好”,就可以了。今日极端回教份子挑战温和派,就是采取这种策略,他们要人相信,他们才是真正根据可兰经信条生活的回教徒,而对方不是。有趣的是,释迦牟尼也曾遇过同样的问题。他的一位弟子提摩达多,觊觎佛陀僧团的领导地位,遂提出了所谓“五法”:五条极端严格的禁欲戒律。譬如要求比丘只能露天住宿,不得进入人家屋内;只能把钵生活,不可接受供养;只能穿粪扫衣等等。总之,他努力显示自己比佛陀更加佛陀,以期达到篡取僧团领导权的目的。一时他竟成功的分裂了僧团,带走了五百多个僧人。幸亏,最后他失败了(《我的释尊观》池田大作著)。
  以上所谈的种种民主的弊病,都是常见的问题。凡实行民主制的国家,或多或少,都不能避免。不过病情的严重程度,却与选民的素质、社会的文化传统、以及相互制约的种种政治基建有关。一般上,民主年龄愈幼嫩的社会,发病的机会愈高。

  笔者是认同民主的:民主制度确实是人类可贵的文化成果。政权的和平转移、政府的合法性、国家认同的凝聚力、大众利益的保障、个人的杈利等等,都是民主制度带来的福祉。越爱护民主的人,就应该越正视民主制度的不够完善的地方,然后设法改进。

  以上谈到的弊病,并不是新发现。很多问题,早在古希腊城邦时代,就己被人研究分析过。今天,各国的政治精英,莫不根据自己国家的国情与文化,吸收西方在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经验,致力完善西方民主的版本。所以,世界各国的民主模式是不尽相同的。

  我国也正在打造自己的民主模式。譬如,执政党在自我更新时,对全国的贤能人才作地毯式的扫瞄,发现有合适的就请去“喝茶”,多方劝说他们从政。这种做法,在一定的程度上纠正了“庸众推选精英”的偏差,变成了“精英甄选精英”。

  又如,我国看到了政治竞选“营销化”的趋势。希望力挽狂澜,遂设立条例,规范行为,努力的打造一个严肃理智的竞选文化。还有,为了确保少数族群以及女性在议会的代表席位,以及考验中选政党的治理能力,设计了普选区制度。这种种经营,目的主要在于使民主制度的运作更为完善。

•作者是自由撰稿人

Tuesday, March 24, 2009

自由市场必然腐蚀道徳品格?

文章标题:自由市场必然腐蚀道徳品格?
文章作者:吴大地
发表日期:2009年3月24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近几个月来,连连曝光的美国金融丑闻,让人觉得华尔街高管们不外乎两种类型:高傲贪婪,或者罪犯骗子。风波当中,很多曾经的金融界名人摇身变成星级恶棍。

  另一方面,美国政府鉴于保险业巨无霸美国国际集团(AIG)在领取了政府救市金的同时,却对其高层人员派出巨额花红,惹得总统奥巴马也大发雷霆。对于一面叫穷表示“吃紧”,而自己却贪婪地“紧吃”的美国华尔街与企业大亨,奥巴马直斥为“无耻”。

  结果,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法案,对企业的巨额花红征税90%。AIG总裁也呼吁,获得超过10万美元花红的员工,捐出一半的款项。

  日前,美国约40名代表中等阶层劳动人民的示威者,组团到AIG高层人员的豪宅,抗议他们领取巨额花红,并呼吁他们把花红拿出来救济穷人。

  市场自由运作至上,政府避免干预,这是美国向来奉行的经济管理原则。然而,接连的风风雨雨,却似乎让自由市场的形象严重挫伤。

人类自利本能根深蒂固

  自由市场与道徳品格之间的关系,是否一定呈现反比?奉行自由市场的经济政策,企业管理人员的品格就一定会腐蚀掉吗?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有些论者假定,“人是自利经济人”的市场经济制度,长远而言,必然会腐蚀民众的道德品格。他们认为,“自利”虽然不等于“贪婪”,却是同根兄弟,差别的只是同质规定下的程度,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差。

  西方经济学,是建立在认定人性贪婪自然属性的意识形态上的。这些论者推论,在这种意识形态社会制度里生活的民众,贪婪的习性,自然会日益变剧。

  民众不仅用“贪婪”解释自已,也解释别人的言论行为,进而解释整个人类世界的历史和现实。而且,“贪婪”的社会意识内化,就成为自我行为模式,在经济活动和其他社会生活里,“贪婪”对待他人和外部世界。

  无可否认,“贪婪”,正是这次金融危机的罪魁禍首。

  如果说意识形态与制度,有催化人性善恶发展的效力,那么,在意识形态强调人性高尚面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自私自利的心理应会逐渐消泯。但是,大锅饭心态的存在、特权阶级的形成以及贪腐现象的普遍,却显示了人类劣根性不是那么容易根除的。

  从进化论的观点看,自利的动机是生物进化的一个必须的条件。

  最早的生物,是简单的“复制者”(replicators)。而只有那些精于自保,善于繁殖的“复制者”,才能够在生存的竞争中胜出,传宗接代,进而演化成各种植物、动物以及我们人类。

  人类自利本能是根深蒂固的。

市场经济是纾解贫困的体制

  不过我们也要考虑,人类同时也是群居动物。而一个社群要存活下来,就必须要有内部和谐与凝聚力。而社群中个体与个体之间,就必须有某种行为规范。因此,人类的基因中也有因物竞天择而形成的道德本能,一些与生俱来的基本道徳文法——如公平正义,同情心等。

  自利与道德本能看似矛盾,却同时并存于人性之中。

  任何一个社会安排,都不能忽视人性。一个经济系统如果要长久的有效运作,必须兼顾这两种矛盾的本能。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就可以理解,市玚经济何以是人类历史上最有成就的经济系统。

  在过去300多年来,这个源自西方的系统,给人类在物质、精神、科学、文化各方面,带来进化以来前所未见巨大的飞跃。人类的寿命得以延长、生活质素得以提升、对宇宙的认知、生命秘密的探求神速进展。

  历史证明,市场经济有助於纾解社会贫困。当今比较富裕的国家,都是自由市场之行之有年,已拥有庞大中产階级的社会。近30年来,中国与印度的市场开放的经验,在在证明了自由市场提升社会经济的效能。

  商业促进和平。交易行为取代了豪取强夺,减少了必须要通战争才能取得生存的资源的必要性。可以这么说,近年国际贸易的快速进展,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战争,保证了人类在精神文明,道德品格得以持续不断的发展。

  在讨论自由市场与道德这个议题时,切切不可忘记:不受干涉的“自由市场”模式只存在教科书里。现实中的自由市场,不能没有一个健全的法律系统与商业道德规范的支撑。

激活自由意志的价值观

  自由市场既依赖道德规范同时也酬赏德行。怠惰、粗心大意、朝三暮四、言而无信的人,是无法在商场上持久生存的。审慎、勤劳、坚持不懈,合作、讲信用是商业成功的要件,同时还要有远见、当机立断、敢于担当的企业精神。

  更重要的是,在自由经济系统中生活的民众,对自已的人生方向,有比较大操控的空间。一个孩子可以立志做企业家、科学家、摇滚乐手、网球明星、传教士等等,虽然成败责任要自已承担,但也鼓励了一种坦荡自立的人格。对那些用自由意志来定义自己人生价值的灵魂来说,这种自由是不容议价交換的。

  反观,在计划经济以及其相傍的政治系统中,人生选择的空间就狭隘得多。一切都要以国家的需要为重,个人的意愿被要求抑制。最要命的是,要在这种制度里出人头地,摇头摆尾赢得那些坐在你上面的人的器重,几乎是唯一的途径。这样一来,一不小心,就会培养岀许多把精力专注在搞关系、讨好权贵,善于观颜察色,一脸贞忠的,党的好兒子好孫子。

  自由市场的设计,在原则上,是个利人利己的经济模式:在全球各地互通有无,创造越来越好的新产品(如新药物、多功能手机)以满足人们的需求,发展更节省劳力的工业机械,或寻找更低成本供应糧食的方法,这些造褔人类的行为,是自由市场让个人与社群创造财富的基本方式。

  由于它能够兼容人类自利与道德本能,所以300多年虽然间或失灵、损坏,甚至暂时停摆,但总体而言,可说是促进了人类的欣欣向荣。

  没有任何一种经济系统能够提高道徳品格的毎一方面。所有经济系统对某些不那么道德的动机都有所依赖。自利的动机虽说不怎样高尚,但能激励经济的成长。一个能够善用人性弱点来造福人群的经济系统,算是合格的。

  理想的计划经济与自由市场,终归只是理想。我们面临的现实选择,是各种市玚与监管条例的不同组合。这些组合将没有一个在道德上敢称是完美无缺的。根椐不同的历史条件与文化环境,务实的从理想的模式抽取有效的原素,有机组合,才是成功之道。

•作者是自由撰稿人

Monday, March 23, 2009

Are We Home Alone?

文章标题:Are We Home Alone?
文章作者:Thomas L. Friedman
发表日期:2009年3月21日
发表媒体:《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

I ran into an Indian businessman friend last week and he said something to me that really struck a chord: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ve ever visited the United States when I feel like you’re acting like an immature democracy.”

You know what he meant: We’re in a once-a-century financial crisis, and yet we’ve actually descended into politics worse than usual. There don’t seem to be any adults at the top — nobody acting larger than the moment, nobody being impelled by anything deeper than the last news cycle. Instead, Congress is slapping together punitive tax laws overnight like some Banana Republic, our president is getting in trouble cracking jokes on Jay Leno comparing his bowling skills to a Special Olympian, and the opposition party is behaving as if its only priority is to deflate President Obama’s popularity.

I saw Eric Cantor, a Republican House leader, on CNBC the other day, and the entire interview consisted of him trying to exploit the A.I.G. situation for partisan gain without one constructive thought. I just kept staring at him and thinking: “Do you not have kids? Do you not have a pension that you’re worried about? Do you live in some gated community where all the banks will be O.K., even if our biggest banks go under? Do you think your party automatically wins if the country loses? What are you thinking?”

If you want to guarantee that America becomes a mediocre nation, then just keep vilifying every public figure struggling to find a way out of this crisis who stumbles once — like Treasury Secretary Timothy Geithner or A.I.G.’s $1-a-year fill-in C.E.O., Ed Liddy — and you’ll ensure that no capable person enlists in government. You will ensure that every bank that has taken public money will try to get rid of it as fast it can, so as not to come under scrutiny, even though that would weaken their balance sheets and make them less able to lend money. And you will ensure that we’ll never get out of this banking crisis, because the solution depends on getting private money funds to team up with the government to buy up toxic assets — and fund managers are growing terrified of any collaboration with government.

President Obama missed a huge teaching opportunity with A.I.G. Those bonuses were an outrage. The public’s anger was justified. But rather than fanning those flames and letting Congress run riot, the president should have said: “I’ll handle this.”

He should have gone on national TV and had the fireside chat with the country that is long overdue. That’s a talk where he lays out exactly how deep the crisis we are in is, exactly how much sacrifice we’re all going to have to make to get out of it, and then calls on those A.I.G. brokers — and everyone else who, in our rush to heal our banking system, may have gotten bonuses they did not deserve — and tells them that their president is asking them to return their bonuses “for the sake of the country.”

Had Mr. Obama given A.I.G.’s American brokers a reputation to live up to, a great national mission to join, I’d bet anything we’d have gotten most of our money back voluntarily. Inspiring conduct has so much more of an impact than coercing it. And it would have elevated the president to where he belongs — above the angry gaggle in Congress.

“There is nothing more powerful than inspirational leadership that unleashes principled behavior for a great cause,” said Dov Seidman, the C.E.O. of LRN, which helps companies build ethical cultures, and the author of the book “How.” What makes a company or a government “sustainable,” he added, is not when it adds more coercive rules and regulations to control behaviors. “It is when its employees or citizens are propelled by values and principles to do the right things, no matter how difficult the situation,” said Seidman. “Laws tell you what you can do. Values inspire in you what you should do. It’s a leader’s job to inspire in us those values.”

Right now we have an absence of inspirational leadership. From business we hear about institutions too big to fail — no matter how reckless. From bankers we hear about contracts too sacred to break — no matter how inappropriate. And from our immature elected officials we hear about how it was all “the other guy’s fault.” I’ve never talked to more people in one week who told me, “You know, I listen to the news, and I get really depressed.”

Well, help may finally be on the way: one reason we’ve been sidetracked talking about bonuses is because the big issue — the real issue — the president’s comprehensive plan to remove the toxic assets from our ailing banks, which is the key to our economic recovery, has taken a long time to hammer out. So all kinds of lesser issues and clowns have ballooned in importance and only confused people in the vacuum. Hopefully, that plan will be out by Monday, and hopefully the president will pull the country together behind it, and hopefully the lawmakers who have to approve it will remember that this is not a time for politics as usual — and that our country, alas, is not too big to fail. Hopefully...

Capitalism Beyond the Crisis

文章标题:Capitalism Beyond the Crisis
文章作者:Amartya Sen
发表日期:2009年2月25日
发表媒体:《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

2008 was a year of crises. First, we had a food crisis, particularly threatening to poor consumers, especially in Africa. Along with that came a record increase in oil prices, threatening all oil-importing countries. Finally, rather suddenly in the fall, came the global economic downturn, and it is now gathering speed at a frightening rate. The year 2009 seems likely to offer a sharp intensification of the downturn, and many economists are anticipating a full-scale depression, perhaps even one as large as in the 1930s. While substantial fortunes have suffered steep declines, the people most affected are those who were already worst off.

The question that arises most forcefully now concerns the nature of capitalism and whether it needs to be changed. Some defenders of unfettered capitalism who resist change are convinced that capitalism is being blamed too much for short-term economic problems—problems they variously attribute to bad governance (for example by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and the bad behavior of some individuals (or what John McCain described during the presidential campaign as "the greed of Wall Street"). Others do, however, see truly serious defects in the existing economic arrangements and want to reform them, looking for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hat is increasingly being called "new capitalism."

The idea of old and new capitalism played an energizing part at a symposium called "New World, New Capitalism" held in Paris in January and hosted by the French president Nicolas Sarkozy and the former British prime minister Tony Blair, both of whom made eloquent presentations on the need for change. So did German Chancellor Angela Merkel, who talked about the old German idea of a "social market"—one restrained by a mixture of consensus-building policies—as a possible blueprint for new capitalism (though Germany has not done much better in the recent crisis than other market economies).

Ideas about changing the organization of society in the long run are clearly needed, quite apart from strategies for dealing with an immediate crisis. I would separate out three questions from the many that can be raised. First, do we really need some kind of "new capitalism" rather than an economic system that is not monolithic, draws on a variety of institutions chosen pragmatically, and is based on social values that we can defend ethically? Should we search for a new capitalism or for a "new world"—to use the other term mentioned at the Paris meeting—that would take a different form?

The second question concerns the kind of economics that is needed today, especially in light of the present economic crisis. How do we assess what is taught and championed among academic economists as a guide to economic policy—including the revival of Keynesian thought in recent months as the crisis has grown fierce? More particularly, what does the present economic crisis tell us about the institutions and priorities to look for? Third, in addition to working our way toward a better assessment of what long-term changes are needed, we have to think—and think fast—about how to get out of the present crisis with as little damage as possible.

2.

What are th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that make a system indubitably capitalist—old or new? If the present capitalist economic system is to be reformed, what would make the end result a new capitalism, rather than something else? It seems to be generally assumed that relying on markets for economic transactions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an economy to be identified as capitalist. In a similar way, dependence on the profit motive and on individual rewards based on private ownership are seen as archetypal features of capitalism. However, if these are necessary requirements, are the economic systems we currently have, for example, in Europe and America, genuinely capitalist?

All affluent countries in the world—those in Europe, as well as the US, Canada, Japan, Singapore, South Korea, Australia, and others—have, for quite some time now, depended partly on transactions and other payments that occur largely outside markets. These include unemployment benefits, public pensions, other features of social security, and the provision of education, health care, and a variety of other services distributed through nonmarket arrangements. The economic entitlements connected with such services are not based on private ownership and property rights.

Also, the market economy has depended for its own working not only on maximizing profits but also on many other activities, such as maintaining public security and supplying public services—some of which have taken people well beyond an economy driven only by profit. The creditable performance of the so-called capitalist system, when things moved forward, drew on a combination of institutions—publicly funded education, medical care, and mass transportation are just a few of many—that went much beyond relying only on a profit-maximizing market economy and on personal entitlements confined to private ownership.

Underlying this issue is a more basic question: whether capitalism is a term that is of particular use today. The idea of capitalism did in fact have an important role historically, but by now that usefulness may well be fairly exhausted.

For example, the pioneering works of Adam Smith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showed the usefulness and dynamism of the market economy, and why—and particularly how—that dynamism worked. Smith's investigation provided an illuminating diagnosis of the workings of the market just when that dynamism was powerfully emerging. The contribution that The Wealth of Nations, published in 1776, made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what came to be called capitalism was monumental. Smith showed how the freeing of trade can very often be extremely helpful in generating economic prosperity through specialization in production and division of labor and in making good use of economies of large scale.

Those lessons remain deeply relevant even today (it is interesting that the impressive and highly sophisticated analytical work on international trade for which Paul Krugman received the latest Nobel award in economics was closely linked to Smith's far-reaching insights of more than 230 years ago). The economic analyses that followed those early expositions of markets and the use of capital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have succeeded in solidly establishing the market system in the corpus of mainstream economics.

However, even as the positive contributions of capitalism through market processes were being clarified and explicated, its negative sides were also becoming clear—often to the very same analysts. While a number of socialist critics, most notably Karl Marx, influentially made a case for censuring and ultimately supplanting capitalism, the huge limitations of relying entirely on the market economy and the profit motive were also clear enough even to Adam Smith. Indeed, early advocates of the use of markets, including Smith, did not take the pure market mechanism to be a freestanding performer of excellence, nor did they take the profit motive to be all that is needed.

Even though people seek trade because of self-interest (nothing more than self-interest is needed, as Smith famously put it, in explaining why bakers, brewers, butchers, and consumers seek trade), nevertheless an economy can operate effectively only on the basis of trust among different parties. When business activities, including those of banks and othe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generate the confidence that they can and will do the things they pledge, then relations among lenders and borrowers can go smoothly in a mutually supportive way. As Adam Smith wrote:

When the people of any particular country have such confidence in the fortune, probity, and prudence of a particular banker, as to believe that he is always ready to pay upon demand such of his promissory notes as are likely to be at any time presented to him; those notes come to have the same currency as gold and silver money, from the confidence that such money can at any time be had for them.[1]

Smith explained why sometimes this did not happen, and he would not have found anything particularly puzzling, I would suggest, in the difficulties faced today by businesses and banks thanks to the widespread fear and mistrust that is keeping credit markets frozen and preventing a coordinated expansion of credit.

It is also worth mentioning in this context, especially since the "welfare state" emerged long after Smith's own time, that in his various writings, his overwhelming concern—and worry—about the fate of the poor and the disadvantaged are strikingly prominent. The most immediate failure of the market mechanism lies in the things that the market leaves undone. Smith's economic analysis went well beyond leaving everything to the invisible hand of the market mechanism. He was not only a defender of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providing public services, such as education, and in poverty relief (along with demanding greater freedom for the indigents who received support than the Poor Laws of his day provided), he was also deeply concerned about the inequality and poverty that might survive in an otherwise successful market economy.

Lack of clarity about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necessity and sufficiency of the market has been responsible for some misunderstandings of Smith's assessment of the market mechanism by many who would claim to be his followers. For example, Smith's defense of the food market and his criticism of restrictions by the state on the private trade in food grains have often been interpreted as arguing that any state interference would necessarily make hunger and starvation worse.

But Smith's defense of private trade only took the form of disputing the belief that stopping trade in food would reduce the burden of hunger. That does not deny in any way the need for state action to supplement the operations of the market by creating jobs and incomes (e.g., through work programs). If unemployment were to increase sharply thanks to bad economic circumstances or bad public policy, the market would not, on its own, recreate the incomes of those who have lost their jobs. The new unemployed, Smith wrote, "would either starve, or be driven to seek a subsistence either by begging, or by the perpetration perhaps of the greatest enormities," and "want, famine, and mortality would immediately prevail...."[2] Smith rejects interventions that exclude the market—but not interventions that include the market while aiming to do those important things that the market may leave undone.

Smith never used the term "capitalism" (at least so far as I have been able to trace), but it would also be hard to carve out from his works any theory arguing for the sufficiency of market forces, or of the need to accept the dominance of capital. He talked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these broader values that go beyond profits in The Wealth of Nations, but it is in his first book,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which was published exactly a quarter of a millennium ago in 1759, that he extensively investigated the strong need for actions based on values that go well beyond profit seeking. While he wrote that "prudence" was "of all the virtues that which is most useful to the individual," Adam Smith went on to argue that "humanity, justice, generosity, and public spirit, are the qualities most useful to others."[3]

Smith viewed markets and capital as doing good work within their own sphere, but first, they required support from other institutions—including public services such as schools—and values other than pure profit seeking, and second, they needed restraint and correction by still other institutions—e.g., well-devised financial regulations and state assistance to the poor—for preventing instability, inequity, and injustice. If we were to look for a new approach to the 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that included a pragmatic choice of a variety of public services and well-considered regulations, we would be following rather than departing from the agenda of reform that Smith outlined as he both defended and criticized capitalism.

3.

Historically, capitalism did not emerge until new systems of law and economic practice protected property rights and made an economy based on ownership workable. Commercial exchange could not effectively take place until business morality made contractual behavior sustainable and inexpensive—not requiring constant suing of defaulting contractors, for example. Investment in productive businesses could not flourish until the higher rewards from corruption had been moderated. Profit-oriented capitalism has always drawn on support from other institutional values.

The moral and legal obligations and responsibilities associated with transactions have in recent years become much harder to trace, thanks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econdary markets involving derivatives and other financial instruments. A subprime lender who misleads a borrower into taking unwise risks can now pass off the financial assets to third parties—who are remote from the original transaction. Accountability has been badly undermined, and the need for supervision and regulation has become much stronger.

And yet the supervisory role of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particular has been, over the same period, sharply curtailed, fed by an increasing belief in the self-regulatory nature of the market economy. Precisely as the need for state surveillance grew, the needed supervision shrank. There was, as a result, a disaster waiting to happen, which did eventually happen last year, and this has certainly contributed a great deal to the financial crisis that is plaguing the world today. The insufficient regulation of financial activities has implications not only for illegitimate practices, but also for a tendency toward overspeculation that, as Adam Smith argued, tends to grip many human beings in their breathless search for profits.

Smith called the promoters of excessive risk in search of profits "prodigals and projectors"—which is quite a good description of issuers of subprime mortgages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Discussing laws against usury, for example, Smith wanted state regulation to protect citizens from the "prodigals and projectors" who promoted unsound loans:

A great part of the capital of the country would thus be kept out of the hands which were most likely to make a profitable and advantageous use of it, and thrown into those which were most likely to waste and destroy it.[4]

The implicit faith in the ability of the market economy to correct itself, which is largely responsible for the removal of established regu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tended to ignore the activities of prodigals and projectors in a way that would have shocked Adam Smith.

The present economic crisis is partly generated by a huge overestimation of the wisdom of market processes, and the crisis is now being exacerbated by anxiety and lack of trust in the financial market and in businesses in general—responses that have been evident in the market reactions to the sequence of stimulus plans, including the $787 billion plan signed into law in February by the new Obama administration. As it happens, these problems were already identifie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y Smith, even though they have been neglected by those who have been in authority in recent years, especiall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ho have been busy citing Adam Smith in support of the unfettered market.

4.

While Adam Smith has recently been much quoted, even if not much read, there has been a huge revival, even more recently, of John Maynard Keynes. Certainly, the cumulative downturn that we are observing right now, which is edging us closer to a depression, has clear Keynesian features; the reduced incomes of one group of persons has led to reduced purchases by them, in turn causing a further reduction in the income of others.

However, Keynes can be our savior only to a very partial extent, and there is a need to look beyond him in understanding the present crisis. One economist whose current relevance has been far less recognized is Keynes's rival Arthur Cecil Pigou, who, like Keynes, was also in Cambridge, indeed also in Kings College, in Keynes's time. Pigou was much more concerned than Keynes with economic psychology and the ways it could influence business cycles and sharpen and harden an economic recession that could take us toward a depression (as indeed we are seeing now). Pigou attributed economic fluctuations partly to "psychological causes" consisting of

variations in the tone of mind of persons whose action controls industry, emerging in errors of undue optimism or undue pessimism in their business forecasts.[5]

It is hard to ignore the fact that today, in addition to the Keynesian effects of mutually reinforced decline, we are strongly in the presence of "errors of...undue pessimism." Pigou focused particularly on the need to unfreeze the credit market when the economy is in the grip of excessive pessimism:

Hence, other things being equal, the actual occurrence of business failures will be more or less widespread, according [to whether] bankers' loans, in the face of crisis of demands, are less or more readily obtainable.[6]

Despite huge injections of fresh liquidity into the American and European economies, largely from the government, the bank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have until now remained unwilling to unfreeze the credit market. Other businesses also continue to fail, partly in response to already diminished demand (the Keynesian "multiplier" process), but also in response to fear of even less demand in the future, in a climate of general gloom (the Pigovian process of infectious pessimism).

One of the problems that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has to deal with is that the real crisis, arising from financial mismanagement and other transgressions, has become many times magnified by a psychological collapse. The measures that are being discussed right now in Washington and elsewhere to regenerate the credit market include bailouts—with firm requirements that subsidize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ctually lend—government purchase of toxic assets, insurance against failure to repay loans, and bank nationalization. (The last proposal scares many conservatives just as private control of the public money given to the banks worries people concerned about accountability.) As the weak response of the market to the administration's measures so far suggests, each of these policies would have to be assessed partly for their impact on the psychology of businesses and consumers, particularly in America.

5.

The contrast between Pigou and Keynes is relevant for another reason as well. While Keynes was very involved with the question of how to increase aggregate income, he was relatively less engaged in analyzing problems of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nd of social welfare. In contrast, Pigou not only wrote the classic study of welfare economics, but he also pioneered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inequality as a major indicator for economic assessment and policy.[7] Since the suffering of the most deprived people in each economy—and in the world—demands the most urgent attention, the role of supportive cooperation between business and government cannot stop only with mutually coordinated expansion of an economy. There is a critical need for paying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underdogs of society in planning a response to the current crisis, and in going beyond measures to produce general economic expansion. Families threatened with unemployment, with lack of medical care, and with social as well as economic deprivation have been hit particularly hard. The limitations of Keynesian economics to address their problems demand much greater recognition.

A third way in which Keynes needs to be supplemented concerns his relative neglect of social services—indeed even Otto von Bismarck had more to say on this subject than Keynes. That the market economy can be particularly bad in delivering public goods (such as education and health care) has been discussed by some of the leading economists of our time, including Paul Samuelson and Kenneth Arrow. (Pigou too contributed to this subject with his emphasis on the "external effects" of market transactions, where the gains and losses are not confined only to the direct buyers or sellers.) This is, of course, a long-term issue, but it is worth noting in addition that the bite of a downturn can be much fiercer when health care in particular is not guaranteed for all.
For example, in the absence of a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every lost job can produce a larger exclusion from essential health care, because of loss of income or loss of employment-related private health insurance. The US has a 7.6 percent rate of unemployment now, which is beginning to cause huge deprivation. It is worth asking how the European countries, including France, Italy, and Spain, that lived with much higher levels of unemployment for decades, managed to avoid a total collapse of their quality of life. The answer is partly the way the European welfare state operates, with much stronger unemployment insurance than in America and, even more importantly, with basic medical services provided to all by the state.

The failure of the market mechanism to provide health care for all has been flagrant, most noticeably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also in the sharp halt in the progress of health and longevity in China following its abolition of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in 1979. Before the economic reforms of that year, every Chinese citizen had guaranteed health care provided by the state or the cooperatives, even if at a rather basic level. When China removed its counterproductive system of agricultural collectives and communes and industrial units managed by bureaucracies, it thereby made the rate of growth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o up faster than anywhere else in the world. But at the same time, led by its new faith in the market economy, China also abolished the system of universal health care; and, after the reforms of 1979, health insurance had to be bought by individuals (except in some relatively rare cases in which the state or some big firms provide them to their employees and dependents). With this change, China's rapid progress in longevity sharply slowed down.

This was problem enough when China's aggregate income was growing extremely fast, but it is bound to become a much bigger problem when the Chinese economy decelerates sharply, as it is currently do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now trying hard to gradually reintroduce health insurance for all, and the US government under Obama is also committed to making health coverage universal. In both China and the US, the rectifications have far to go, but they should be central elements in tackling the economic crisis, as well as in achieving long-term transformation of the two societies.

6.

The revival of Keynes has much to contribute both to economic analysis and to policy, but the net has to be cast much wider. Even though Keynes is often seen as a kind of a "rebel" figure in contemporary economics, the fact is that he came close to being the guru of a new capitalism, who focused on trying to stabilize the fluctuations of the market economy (and then again with relatively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psychological causes of business fluctuations). Even though Smith and Pigou have the reputation of being rather conservative economists, many of the deep insights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nonmarket institutions and nonprofit values came from them, rather than from Keynes and his followers.

A crisis not only presents an immediate challenge that has to be faced. It also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to address long-term problems when people are willing to reconsider established conventions. This is why the present crisis also makes it important to face the neglected long-term issues like conserv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and national health care, as well as the need for public transport, which has been very badly neglected in the last few decades and is also so far sidelined—as I write this article—even in the initial policies announced by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Economic affordability is, of course, an issue, but as the example of the Indian state of Kerala shows, it is possible to have state-guaranteed health care for all at relatively little cost. Since the Chinese dropped universal health insurance in 1979, Kerala—which continues to have it—has very substantially overtaken China in average life expectancy and in indicators such as infant mortality, despite having a much lower level of per capita income. So there are opportunities for poor countries as well.

But the largest challenges face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already has the highest level of per capita expenditure on health among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but still has a relatively low achievement in health and has more than forty million people with no guarantee of health care. Part of the problem here is one of public attitude and understanding. Hugely distorted perceptions of how a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works need to be corrected through public discussion. For example, it is common to assume that no one has a choice of doctors in a European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which is not at all the case.

There is, however, also a need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options that exist. In US discussions of health reform, there has been an overconcentration on the Canadian system—a system of public health care that makes it very hard to have private medical care—whereas in Western Europe the national health services provide care for all but also allow, in addition to state coverage, private practice and private health insurance, for those who have the money and want to spend it this way. It is not clear just why the rich who can freely spend money on yachts and other luxury goods should not be allowed to spend it on MRIs or CT scans instead. If we take our cue from Adam Smith's arguments for a diversity of institutions, and for accommodating a variety of motivations, there are practical measures we can take that would make a huge difference to the world in which we live.

The present economic crises do not, I would argue, call for a "new capitalism," but they do demand a new understanding of older ideas, such as those of Smith and, nearer our time, of Pigou, many of which have been sadly neglected. What is also needed is a clearheaded perception of how different institutions actually work, and of how a variety of organizations—from the market to the institutions of the state—can go beyond short-term solutions and contribute to producing a more decent economic world.

—February 25, 2009

Notes

[1]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edited by R.H. Campbell and A.S. Skinner (Clarendon Press, 1976), I, II.ii.28, p. 292.
[2]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I, I.viii.26, p. 91.
[3] 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edited by D.D. Raphael and A.L. Macfie (Clarendon Press, 1976), pp. 189–190.
[4]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I, II.iv.15, p. 357.
[5] A.C. Pigou, Industrial Fluctuations (London: Macmillan, 1929), p. 73.
[6] Pigou, Industrial Fluctuations, p. 96.
[7] A.C. Pigou, The Economics of Welfare (London: Macmillan, 1920). Current works on economic inequality, including the major contributions of A.B. Atkinson, have been to a considerable extent inspired by Pigou's pioneering initiative: see Atkinson, Social Justice and Public Policy (MIT Press, 1983).

Sunday, March 22, 2009

回归亚当斯密

文章标题:回归亚当斯密
文章作者:吴大地
发表日期:2009年3月14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当前这个令人心悸、深不见底的金融危机,让很多人质疑资本主义。

  改革、创新“新资本主义”的呼声,此起彼落,不绝于耳。

  今年1月,法国总统萨科齐与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在巴黎主持了一个“新世界,新资本主义”的座谈会,力陈改革的必要。

  诺贝尔经济学得奨人阿马迪亚•森(Amartya Sen),最近撰写了一篇长文《危机之后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Beyond the Crisis),回应这个问题。

  他指出,与其奢谈改革创新,不如好好的温习一下市场经济倡导者亚当斯密的学说。

依赖其他社会机制支持配合

  当今资本主义出问题,皆因那些自称亚当斯密的信徒,或学艺不精,或者是因为某些原因,有意无意的扭曲了亚当斯密的原旨。

  前此,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赫伯特•斯坦(Herbert Stein)、经济学家白维文(Vivienne Brown)以及备受知识界崇敬的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也都曾对西方知识与媒体界的“放任主义”者(laissez-faire)作出同样的指责。

  “放任主义”者口口声声亚当斯密,对他推崇有加。不过,放任主义这个名词并非亚当斯密所创。他也没有主张政府对社会经济应该完全放手,毫不干涉,更没有把“自利动机”当成社会经济顺利运作的唯一原则。

  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指出,通过了生产专门化与劳力分工,以及规模经济效应的良好发挥,自由市场将能带来经济繁荣。230年后的今日,他这方面的理论依然高度有效。

  不过,就算在当年,除了正面的好处,亚当斯密也看到了纯粹依靠市场与自利动机的资本主义所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社会治安与公共服务

  市场与资本如果要顺利运作,还须要依赖其他社会机制的支持与配合(例如公费学校)以及“利润追求”以外的道德价值。此外,还须要对其机制作制约与修正(例如完善的财务条例与监管以及对贫困民众的辅助 )以防止社会不稳定、不平等与不公正。

  亚当斯密是一个充满道德关怀的学者,在《国富论》之前他写了一本他自己认为是比较满意的著作《道德情操论》。在这本著作里,他强调的是道德、人类的同情心。

  他非常关注贫穷民众的命运与艰困。乔姆斯基就认为,他之所以支持自由市场是因为他相信市场经济会带来社会平等。

  市场机制的最大的错失在于它没有涵盖的事务。亚当斯密的经济分析肯定超越了“让那只看不见的手操控一切”的说法。他主张国家提供公共服务与贫困救助。

  资本主义的历史实践,也印证了亚当斯密的洞见。

  市场交易以及基于私有制的利润动机,确实是“资本主义”不可或缺的两个特色。但是,阿马迪亚•森指出:在现实世界中,并没有一个所谓资本主义国家,是仅仅依赖这两个原则而运作的。

  所有富裕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以及在欧洲各国,长久以来,都存在着市场之外的社会支出。这包括了失业救济、养老金、各种社会保障以及教育、医药保健与各式各样的民众服务。这种种项目都是通过非市场的安排而分配给民众。这些权益并不基于私有制和财产权。

  加以市场经济若要顺利运作,不仅要利润极大化,同时还需依赖其他社会作业,例如维持社会治安以及提供公共服务——这其中有很多活动都在为利润所驱动的经济之外。

要靠商业道德支撑

  显而易见,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运作,必须建立在各种机制的组合之上:如国家资助的教育、医药保健、公共交通等。这一切都逾越了只求利润极大化的市场经济,以及建立于私有权的个人权益。

  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的出现,一直要等到新的法律系统与经济实践有能力保护财产权之后。商业交易无从有效进行,除非商业道德水平能够支撑合同行为同时不会太过昂贵(例如,需要不停的起诉拖欠承包商)。

  源源不绝的生产企业投资也不会来,除非贪污行为受到抑制。利润取向的资本主义向来都须要法律与道德价值的支持。

  可是,阿马迪亚•森说,近几年来,由于美国衍生性金融商品充斥的第二市场(secondary markets)的发展,使到交易的道德与法律的义务与责任越来越难追溯。

  一个误导他人去承担不明智风险的次优借贷机构,现在能够把金融资产丟给一个不知实情的第三者。责任承担被严重破坏,而监管的需要也愈加迫切。

  就正在这个时候,美国政府却因为对市场经济的自律能力愈来愈有信心,而对金融的监管大幅度的放松。正当需要国家严密监视的时候,监管政策却背道而驰。结果一场祸延全球的災难爆发了。

  亚当斯密早就注意到高风险投机的破坏力,并称那些冒高风險图取暴利的投资者为“不负责任的浪荡子”(prodigals)。

  美国政府对这些金融界“不负责任的浪荡子”的轻信程度,相信会把亚当斯密嚇坏!

  这些问题,亚当斯密早在18世纪就已经看到了。没想到美国那些当权的,那些开口闭口亚当斯密的信徒,竟睁着眼睛一脚泥踏入泥坑里。

  亚当斯密泉下有知,必当啼笑皆非。

•作者是自由撰稿人

Sunday, March 15, 2009

大学教育

文章标题:大学教育
文章作者:韩山元
发表日期:2009年3月13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四方八面》

  最近在怡和轩俱乐部听了原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教授的一场演讲,纵论中西大学教育的成败,重点是阐明世界一流大学成功的基本经验。讲话的内容太丰富了,害得我好几天脑子都一直塞得满满的,闹“消化不良”。这里只能谈谈受杨教授演讲启发的几点思考。

  杨教授说,要实现大学的使命,必须:

  (1)要有有形资产
  (2)要有人力资源
  (3)要有文化内涵

  有形资产就是大楼、图书馆、各种应有的设备;人力资源不仅包括优秀的师资,尤其不能缺少大师级的教授,还包括优秀的学生;而文化内涵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大爱”,要让师生在校园里感到温暖和关怀。将这几个要素归纳起来就是“三大”:大楼、大师与大爱。

  刚刚听过杨教授的演讲,我们的大学就发生学生持刀刺伤老师然后跳楼自杀的惊人事件,紧接着又在校园内发生职员投环自尽的惨剧,让人们顿生疑问:我们的大学是不是缺了一些重要的东西?我们的大学生是在怎么样的环境中求学成长?

  从报业退休后,我有较多机会到南洋理工大学和国立大学走动,跟两校的师生有较多的接触,总觉得我们的这“两大”缺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听了杨教授的演讲,我的头脑清晰了,原来我们的两所大学不缺大楼,缺的是大师和大爱。大爱包括对学生的关怀,大学中要营造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也就是很高的情商(EQ)。

  现代社会最需要的是综合素质良好的人才,人文意识是综合素质不可缺少的一环,而我们的大学又如何?不能不指出,由于好多中学与初级学院不很重视人文教育,我们的学生普遍缺乏人文意识和人文关怀。这一点已有不少老师指出了,大家也都知道问题的源头不在大学,而在中小学,在整个教育制度与整个社会环境。令人欣慰的是,南洋理工大学虽然以理工科立校,但现在也越来越重视人文科学。

  另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大学是不是一定要规模大才好?以上讲的一流大学要实现其使命,需要的几个“大”,却没有“规模大”。换言之,规模的大小不是大学办得好不好的决定性因素。就说美国的顶尖学府普林斯顿大学吧,学生不过七千余名,令人惊讶的是,这所造就了25名诺贝尔奖得主的大学,没有商学院、法学院与医学院,让一些认为大学应当“一大二全”的人难以接受。

  另一所美国顶尖大学加州理工学院更妙,全校大学生、研究生只有两千多人,只等于新加坡一个中学的学生人数,然而这所学院却出了32名诺贝尔奖得主。中国当代杰出的科学家谈家桢(中国遗传学的奠基人)、钱学森(动力学权威)、赵忠尧(中国原子核物理的奠基人)、周培源(中国物理学元老),都在加州理工学院取得博士学位。

  然而,崇尚“大而全”是一种普遍的心理,还是有不少人以为大学“姓大”,越大越好,越全越妙。中国还有过“大学府,小社会”之说,一所大学不仅学院多,就连各种社会设施都一应俱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兴起一股大学合并风,究竟这种一窝蜂的合并的利弊如何,中国学界一直争论不休。

  参考美国及世界各国大学的情况,我们知道,大学如果片面求大求全,拼命增加学生人数,对学生素质的要求一再放松,求量不求质,其结果必然是学生良莠不齐,泥沙俱下,想成为一流大学,难矣。

Tuesday, March 10, 2009

切勿错认人生方向

文章标题:切勿错认人生方向
文章作者:霍韬晦
发表日期:1994年2月1日
发表媒体:《法灯》第140期、《法住于世•教应篇》

  人生有两大方向:一是向外追求满足,一是向上超升成道;前者是拥有,后者是成长。

  拥有之物,如食物、衣物、知识、友情、爱情、金钱、资产、名声、社会地位等等,无一不是牵动我们内心的原始欲望。我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需要这些东西,但就是追求这些东西,而且永不罢休、永无止境,恍如有一股力量推我们前行。庄子所谓芒昧,佛教所谓无明,佛洛依德所谓超我(Super ego),即说明了人生的这种盲目的命运,十分可怕,十分悲哀,文学家如莎士比亚写《哈姆雷特》(Hamlet),对此只有寄寓沉重的叹息;宗教家虽有爱,虽有慈悲,但只能为之背负十字架;而哲学家则空言理智,对此根本不能透入,更遑论一般自我尚在迷途的人了。

  通过“拥有”来衡量自我的存在价值,首先必然落入量化范畴,把拥有之物变成数字,这就形成一客观的价值秩序,使人人共见,于是再形成一抽象的名位,而求自我的扩大。可惜凡以“量”来计算自我价值的人必然再陷没于数字的无限延伸之中,他所拥有的必然远较他所未拥有的为少,刹那的满足将面对更大的不满足。所以以“拥有”为目标者必然追求更多的拥有,最后必在无限化的过程中面对苍穹。人在苍穹中如何能安顿自己?所谓愈得,亦即愈空虚。

  财富如此,知识亦然。许多人读书,不是为充实自己,而是掌握技能,获得专业资格,以保障生活,甚至提高生活水平。因此知识只是工具,甚至是空谈、争胜的武器,专业资格与高级学位变成外在的荣耀,愈高而愈寒。庄子所谓“以有涯随无涯,殆矣”。知识向外用,当然无止境;资讯日新月异,人只能作有限的负荷。

  再看感情,也许有人认为:感情不能量化,有便有,没有便没有;男女间的爱情尤其与物资 条件无关,因此很难计算,也不应计算。这是不了解爱情世界中的价值秩序。为什么在人海中驀然邂逅,只取一人?那是因为在你内心中已有爱情秩序的格局,于是把感情赋予能多少实现你这一格局中的人。由内而外,无异由理想天国至现实人间,其间已广涉无限。所以对爱情愈执著的人愈失望,亦愈动荡,愈有怨怼和别恋的可能。西方谚云:结婚是恋爱的坟墓,中国人亦说:夫妇之道苦,足透此中消息。

  尤其进者,通过“拥有”来展示自我存在的价值,最后必导致“拥有者”与“被拥有者”的疏离。所谓“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被拥有之物只是一定量,如何能满足拥有者内心的无限要求?所以终有一日,弃如敝屣;即使是华厦、美衣、英雄、才子,“赵孟之所贵,赵孟能弃之”。为什么?因为被拥有之物自身无价值,它的价值由拥有者赋予。但拥有者是不是因此便能成为价值的标准呢?亦不然,因为拥有者要把他所拥有之物客观化,以认同一更大的价值标准,使人人钦羡,结果亦必随风而转,只能得一时之流行。这实在有更大的悲哀。如此追求人生的成长,一定错认。

  人生不是为了“拥有”。凡为我所拥有的亦可以不为我所拥有,此中根本无保证,如果把人生寄托于此,一定不能安身立命。所以人最重要的是成长,否则正如耶稣所说:一个人得着全世界而丧失生命,又有什么用呢?

  那么,什么是成长?成长就是克制我们自己的原始欲望,化解内心的无明,不再向外寻求拥有。我的存在价值不受别人量度,亦不因世间的毁誉而有增减。我并非故意特立独行,否则一味索隐行怪亦会走上魔道,而是我真知生命的方向,并非顺原始欲望而行,亦非依世间标准而求外在的满足。我之为我,有无上庄严,正如耶稣之上十字架,文天祥之撰“正气歌”,佛陀的临入涅槃而说法,都是表明这一心迹,深信其生命已超越个人,超越时势,而与道相契,与真理把臂同行。这时,虽无一切人的当机的回馈,甚至亦无亲爱的人的感情滋润,好像只有自己的声音,而无边寂寞,但其实你已成就最伟大的生命。所谓道成肉身,天人合一,非到此境不能体验,亦不能多说。

  问题在,成长并不容易。人如何克服其内心的原始欲望?如何超越别人对你的种种要求?如何为你自己的价值秩序定位而又不陷于虚假?极难,极难。而更难的是必须通过实践。孔子说:“克己复礼”,这可能是第一步,我们尚须进至“礼”的内在根据和超越根据才能上与天齐。一切英雄豪杰均不足以语此,唯有贤圣可以践履之,而贤圣千百年只能一遇,则世间光明只能永悬天边,悲夫!

  不过,历史既有典范,即证明此义不虚。如何透入,端在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