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现代人谁能了解孔子?
文章作者:霍韬晦
发表日期:2010年1月27日
发表媒体:《都市日报》
孔子的偉大,借用宋明時代儒者的一句話:「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很值得細味。這句話見於朱熹的語錄(《朱子語類》卷九十三),但並非朱熹所作,而是懸於民間一郵亭上的無名氏的讚詞。這句話後來已成為稱 譽孔子的經典。它說:這個世界如果沒有孔子出生,它將永遠黑暗;孔子出生後,這世界纔有光。
無獨有偶,基督教《聖經》也說上帝創造了光,人類纔有光。希臘神話說普羅米修斯從神那裏把火帶到人的世界,為此而受到永遠的懲罰。這說明火很重要:火就是光。這證明人類對光的追求有普遍性,但若說有了孔子,世界纔有光,孔子不是上帝,這樣的稱讚是不是過分了呢?現在有些人要清算孔子,有些人要還原孔子,要把孔子拉下來,可見現代人都不明白孔子的貢獻,以為孔子只是一平常人,甚至只是一失敗者(有人索性稱之為「喪家狗」),並不值得如此推崇,更不應將之神化。現代人學術自由,人人有權說話,你可以說是百家齊放也好,多元文化也好,其實都是現代人的平面化思維的表現,人人都可以有一套說法。西方人把這稱為權利,你不能說他不對,還要尊重他的看法,對他表示理解。從這個立場,當然可以百花齊放。
但平面的百花是沒有深度的,所有的意見都一字排開,擺在那裏,是同等價值的,你喜歡哪個意見都可以;不喜歡,另選一個也可以。這樣慢慢就沒有高下之分,人各一說,很容易造成是非上的混亂:好歹不分、深淺不分,人人都可以自稱宗師,或所謂新見解以邀寵,結果得到一大堆不明道理的人附和。有些熱切成名的更對之不勝羨慕;其實這種情形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悲哀。隨便輕慢孔子,難道這就表示我們有自由嗎?有權利嗎?有創見嗎?沒有通透的眼光,沒有全盤的考慮,只是一孔之見,卻不知道自己的輕率,隨便發言,對中國文化傷害之大。今天我們重新認識孔子,也不是要把他神化,而是不能採取平面化的立場,對孔子的了解必須深入到語言文字背後的意義世界、精神世界和價值世界,我希望能如實講出孔子的真正偉大之處。不過畢竟篇幅有限,在此不能充分發揮,只能點到即止。
孔子的貢獻
孔子在世,已經名聲遠播。他開設學校,教授禮樂,整理文獻,自齊反魯,學生多了很多。《史記》說他「弟子彌眾,至自遠方。」可見有實學的人,社會的回應很公平。後來他周遊列國,各地諸侯都給予很高的規格接待;雖然不一定能重用他,但對孔子的尊重則是一致的,連各地的隱者也知道他的大名。從這些地方來看,孔子在現實上並非完全失敗,反而正如顏淵所說,不用孔子,是「有國者之醜」(《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死後,魯哀公也知道自己對孔子有虧,特意送來誄辭,說:「昊天不弔,不憗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毋自律。」意思是說:上天不仁慈,不願意留下這位有學問的老人,使我一個人孤孤獨獨的在位,太傷心了!尼父,以後我向誰效法呢?第二年,魯哀公更下令把孔子的舊居改為紀念廟堂,孔子生前所用的物品、衣冠、書冊、車駕,一概保留陳列,以供後人瞻仰,並按時祭祀。從此,孔子的生命進入了人類歷史的價值殿堂,為無數帝皇、士子、群眾所嚮往。這樣的歷史地位,中國沒有第二個人。
那麼,孔子的偉大究竟在哪裏?難道就是因為他一直在歷史中被推崇嗎?
說話不能顛倒。孔子的偉大不是因為他在歷史中的地位,而是因為他有巨大的貢獻,為世人所肯定,纔享有崇高的地位,而並非只是後人,或歷代帝皇所「捧」出來,或所謂神化出來。
孔子的貢獻,平情而論,有根有據的,至少有下列幾點:
一 孔子是首創式的教育家,是不是歷史中的第一人,可以放下不論;至少他的教學規模、教學態度、教學方法,同時代中無人可比,絕對是首創式的人物。他開啟了中國民間的教育事業,成為「至聖先師」;
二 孔子是個真正懂得教育的人。他教育的對象是人,而不只是文化知識或禮樂操作。教人的目的在使人成長,但人在現實層面便有氣質上、性格上和程度上的差異,因此須要因材施教,不同學生給予不同答案,這和現代的應試教育完全不同。除此之外,孔子又能深入學生的內心,依其困惑而給予啟發,諄諄善誘,使學生欲罷不能;
三 孔子是個大學問家。他的學問完全是積累得來,非常好學。他自己也以此自信,說:「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論語》〈公冶長〉)好學的結果,不只精通六藝,而且知識淵博,許多冷僻的問題到他手上,也能迎刃而解。如《史記》〈孔子世家〉記述孔子為陳湣公解釋楛矢來源,就是一例;
四 孔子是古代文獻的整理者和集大成者。孔子以他的學問為基礎,分為六藝教人。但當時周衰,「禮樂廢,詩書缺」,孔子於是追蹤三代之禮,正樂、刪《詩》、序《書》、演《易》、筆削《春秋》,結果使中國文化大旨得立。漢武帝時代起,即將孔子整理過的文獻視為經,立五經博士,自始經學成為中國人最重要的學問。
五 孔子的人生態度和道德修養成為中國人的典範。他對文化的愛護、對道的承擔、對人的關愛、對理想的堅持、對自己修養的重視和對自己人格的要求,都是非常正面的。尤其是他生於亂世,禮樂廢弛;他要重建周文,明知不可而為之的積極態度,更凸顯了儒者不畏艱巨的性格,難怪他被後世視為聖者。
摘自《孔子知命之旅體驗行》,法住出版社
本文作者霍韜晦教授,為當代著名思想家、學者,亦為本港及海外多項教育文化事業締造者,如法住機構、東方人文學院、喜耀書屋、喜耀生命教育中心、喜耀粵西學校等。
由周潤發主演的電影《孔子》,在後現代社會再把這個歷史偉人重塑人前,並在全國掀起「孔熱」。
杏壇乃孔子講學之地。
「批林批孔」是文革後期發動的運動,激烈的群眾聚集曲阜孔廟,齊罵孔子。
1974年1月18日,毛澤東批准江青、王洪文要求,轉發江青主持選編的《林彪與孔孟之道》,「批林批孔」運動展開。但是,實際上是批判當時的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以文字的批判來打擊周恩來(這是文革時期常用的批判手法)。原本整句是「批林批孔批周公」。
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儒家和儒家的反動思想》一文在《北京日報》發表後,眾多青年陸續參與激烈的「批林批孔」運動,使各地與孔子相關的文物大受破壞。
Life Study Resource 是 Life Study Blog 的支流,延续着“终身学习生命学问”的宗旨,主要是收集了一些资料,作为生命学问的参考资源。博客的中文名为《人文资源》,可分为“人”、“文”两部分:“人物素描”收集了古今中外的人物简介,“文以载道”则收集了一些刊登在媒体刊物的文章。
Sunday, January 31, 2010
Saturday, January 30, 2010
民主的起源 希腊的城邦
文章标题:民主的起源 希腊的城邦
文章作者:霍韬晦
发表日期:2010年1月11日
发表媒体:《都市日报》
民主是一種政制,它的定義就是「由人民來統治」,或「由人民來管理」。英文“democracy”源自希臘文“demos”(人民)和“cracy”(管治),其初意就是如此。但「由人民來管治」,如何進行呢?這就需要一套設計,和其他的管治方式有所區分,於是牽涉到我們對政制的認識和比較,才能知道民主有甚麼好。
依據柏拉圖(Plato, 427BC-348BC)的推想,民主政制是從寡頭政制的矛盾而生,而寡頭政制則從以力服人的霸道政制而生。如斯巴達,強調勇敢、崇尚征服,累積財富,非常霸道。但在建立霸權之後,由崇尚武德逐漸蛻變為貪財;為維護統治,權力掌握在有財勢的少數人手裏,這就是寡頭政制。寡頭政制造成貧富懸殊,社會不公,引起群眾反抗,於是建立起民主制度。這就是民主政制的由來。
蘇格拉底之死
但柏拉圖感到這個制度並不完美,他的老師蘇格拉底(Socrates, 469BC–399BC)就是在民主制度中犧牲的。為甚麼?因為雅典民主的原初理想已經喪失,人人都變得自以為是,不容質疑,善惡、是非沒有甚麼標準,只講雄辯。流行的思想便是「人為萬物的衡量」(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以自己為依歸,變成主觀的經驗論者。蘇格拉底就是挑戰這一膚淺的說法,向對手反覆詰問,使他發現自己的不足,思想主觀,陷入混亂。但當時的雅典已經沉浸於一種庸俗的激情裏面,喜歡流行戲劇,習慣以美麗的言詞取悅他人。蘇格拉底的反詰、冷靜、和睿智,正是逆流而上,令許多人不快。所以他的罪名,正是蠱惑青年、崇敬新神。雅典雖有民主制度,也有表面合理的司法程序,例如有陪審員、有給予被告人充分辯護的機會,也可以傳召證人,而定罪則由陪審團決定。當時參與審訊蘇格拉底的陪審員有501人之多,經過冗長審問,陪審團最後以281票對220票判決蘇格拉底有罪,處以死刑。由於蘇格拉底之死正是死於雅典的民主制度,促使柏拉圖反思這種制度的優劣。民主制度雖然平等,人人有參政權利,但識見不高,哲人只能冤死。何況極端的自由是一種放縱,最後必然破壞社會的組織與分工,大家不安於位;也破壞了家庭和社會的倫理,沒有尊卑,也沒有上下。柏拉圖警告:如此放縱很容易產生鬥爭,內部破壞,最後由暴君控制,而產生極權政治,人類倒退到野蠻時代。
那麼,理想的政制是甚麼?柏拉圖知道人類最大的問題是私慾,統治者在獲取巨大的財富之後便會運用他的權力來保障他自己,所以統治者的權力必須限制,法治必須高於人治,統治者也應服從法律。不過柏拉圖認為:法的本性是道德,政治最重要的還是建立一套倫理秩序,法律就是保護這一套秩序的運行;所以最理想的,還是有一個「賢人」或「哲人」來承擔這個責任,否則法律會淪為統治者的工具。
群眾質素可靠嗎?
這一個思路,其實正是蘇格拉底所提出的賢人政治。由於雅典的民主政制負責審決一切國家大事的是公民大會,凡成年男子(20歲以上)都具有公民資格,都可以參政(但奴隸及外邦人除外),都有權在大會上發言,宣揚自己的主張,並參加表決。過程的確是民主,但由於公民一般思維能力不高,分不出對錯。蘇格拉底就是不忍見群眾如此容易受蠱惑,所以才以尖銳的言詞刺激當時的人的思維,由此而吸引了一大批青年,目的是挽救雅典,避免雅典的沉淪。但一般人那裏接得上嚴格的理性思維?所以蘇格拉底的悲劇就不可避免了!此後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這些卓越的思想家都不贊成民主,或只是部分肯定民主的價值,是有理由的。
這個理由說穿了就是群眾的質素不可靠。由於群眾(公民)教育程度不高,各人又有自己的工作,他們所關心的是自己的生活、生產、家庭,即其切身利益,他們參加政治並沒有得到甚麼好處。雅典公民大概有5、6萬人,約佔總人口的十分之一;經常出席公民大會的只有6,000至8,000人,而這也是公民大會專用會場所能容納的人數。這個數字一方面說明雅典民主只是本土人或世襲居民的專利,也是圈子內的民主,亦可以戲稱為「鳥籠民主」,和現代的全民民主有很大距離;另一方面也說明大部分公民儘管享有參政權,但並不那麼熱心參與。參與的人少,其代表性固然有問題,但亦反映出大會的議題,可能與自己的切身利益無關。群眾的冷漠,是民主政治的致命傷。
亞里士多德(Aristotle, 384BC-322BC)說「農民是最好的公民」,因為他們忙於耕種,根本無暇管他人或國家大事。亞里士多德的潛台詞是:公民大會的參與者應有一定質素,才能明白城邦的共同目標,儘管彼此美德不同,都應該為實現城邦的安全與幸福而獻身。這是「正義」,但有多少公民能做到?最後,亞里士多德唯有中間落墨,主張由中產者執政,以平衡貧富兩極的矛盾;當然有賢人最好,可以推動整個城邦的人都能有良好的德性和實踐的智慧,以減輕內部的矛盾和鬥爭。他認為必須推行教育,因為城邦整體的善必須落實到個人的善。
民主制度與賢人管治
從希臘最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對民主的批評,可見民主並非最理想的制度。最理想的制度是賢人統治,但「賢人」從何產生?蘇格拉底的想法是提高我們對道德的認識,通過理性思維確立道德的普遍性和整體目標,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蕭規曹隨,最終都是為了建設城邦的美好生活。這指向不能算錯,但立足卻是一種外向思維,未能找到道德的真正的根。亞里士多德的教育理論可以培養出合乎城邦規範的公民,但缺少道德的自覺,真正的道德生活便樹立不起。此後二千多年,希臘思維一直影響西方人的社會組織和群體生活,但個人的精神世界始終萎縮。
由於賢人難產,希臘的鳥籠民主終於夭折。其實,依我看,這不是有沒有賢人的問題;在某一程度上,希臘已經有了許多不世出的大師,他們可說是智者或哲人,但沒有用,因為更重要的是如何使群眾也可以具有一定程度的道德自覺,而不是順從他們的慾望。這必須有一套對應性的教導或教育方法;不幸的是,雅典沒有,民主質素當然輾轉向下。
現代人對雅典民主的批評,多集中在她的少數人統治、只是一種鳥籠式的閉門民主,和她的貌似公平的抽籤式的公職分配上,結果製造出更大的不公平。事實上,她逐步沉淪的原因,是無法維持民主的質素,你不能希冀在一群只考慮自己利益的人中產生品格高尚者。
摘自《未來民主路》,法住出版社出版
本文作者霍韜晦教授,為當代著名思想家、學者,亦為本港及海外多項教育文化事業締造者,如法住機構、東方人文學院、喜耀書屋、喜耀生命教育中心、喜耀粵西學校等。
《雅典學院》(La scuola di Atene),一譯《雅典學派》,是拉斐爾創作的一幅壁畫,現存於羅馬的梵蒂岡博物館拉斐爾畫室中。這壁畫是以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創建的雅典學院為題,以縱深展開的高大建築拱門為背景,將希臘、羅馬、斯巴達以及意大利的五十餘個著名學者和哲學家匯聚於一堂,相互間自由討論,情緒熱烈。作品體現了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者對希臘精神的崇拜。
柏拉圖(約公元前428年-前348年)是著名的古希臘哲學家,他寫下許多哲學對話錄,並且在雅典創辦了知名的學院(Academy)。柏拉圖留下的文集殘缺不全,且存爭議。他記載一代宗師蘇格拉底對話錄成為後人研究他們的思想來源,但許多內容其實是記載柏拉圖自己的看法,不是蘇格拉底的原意。柏拉圖的著作極多,共36種 56卷,其中《理想國》一種共十卷。在書中,柏拉圖表現了蘇格拉底認知事物的方法──「辨證法」。而柏拉圖是蘇格拉底的學生,也是亞里士多德的老師,他們三人被稱西方哲學的奠基者。
亞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生於富拉基亞的斯塔基爾希臘移民區,死於公元前322年。他曾學過醫學,還在雅典柏拉圖學園學習多年,成為柏拉圖的學生。但他的哲學思想在內容和方法上都同柏拉圖存在分歧。公元前335年,他曾在雅典興辦了一所叫做「呂克昂」的學校,創建自己的學派,被稱為逍遙派。並在邏輯學及自然科學的發展中作出了很大貢獻。
《蘇格拉底之死》(The Death of Socrates by Jacques-Louis David, 1787),雅克•路易•大衛(Jacques-Louis David)繪。公元前399年,蘇格拉底被控「不敬神和腐蝕青年」。有501人作為此案的審判官,最後他們以281票對220票認為蘇格拉底有罪,並進而判他死刑。6月的一個傍晚,他在雅典監獄被處決。畫中所見,他衣衫襤褸、赤足,而面容卻鎮定自若。打發走家屬後,他與幾個朋友侃侃而談,似乎忘記了就要到來的處決。直到獄卒端了一杯毒堇汁進來,他才收住話匣子,接過杯子,一飲而盡。之後,他躺下來,安詳地去了。
歷經千年風霜,雅典衛城仍守護著雅典,巴特農神廟更是朝聖之地。其粗重厚實的多利亞式圓柱,除本身有許多經典的建築美學特色,更反映當時人類城市文明的形態、神話及信仰,是歐洲文明起源一個重要的依據地。
《自由領導人民》乃法國德拉克洛瓦於 1830年的作品。取材於 1830年法國七月革命。作品展示了硝煙瀰漫的巷戰場面,以一個象徵自由的女神形象為主體,她高擎三色旗,領導着革命者奮勇前進。畫面氣勢磅礴,色調熾烈,用筆奔放,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美國的自由女神像,是法國在1876年贈送給美國的獨立 100周年禮物。自由女神像坐落於美國紐約州紐約市附近的自由島,是美國重要的觀光景點及地標。
圖左為柏拉圖,圖右為阿亞里士多德。取自拉斐爾壁畫《雅典學院》。
蘇格拉底(公元前469 - 前399年),既是古希臘著名哲學家,又是一位個性鮮明,從古至今被人毀譽不一的歷史人物。出生於伯裏克利統治的雅典黃金時期,死於雅典的敗落時期。他出身貧寒,父親是雕刻師,母親是助產士。蘇格拉底主張,哲學的目的不在於認識自然,而在於「認識你自己」。據記載,身為雅典公民,蘇格拉底卻被雅典法庭以「不敬神和腐蝕雅典青年」罪名判處死刑。儘管他曾獲逃亡機會,但蘇格拉底仍選擇飲下毒堇汁而死,因為他認為逃亡只會進一步破壞雅典法律的權威,同時也是因為擔心他逃亡後雅典將再沒有好的導師可以教育人們。
文章作者:霍韬晦
发表日期:2010年1月11日
发表媒体:《都市日报》
民主是一種政制,它的定義就是「由人民來統治」,或「由人民來管理」。英文“democracy”源自希臘文“demos”(人民)和“cracy”(管治),其初意就是如此。但「由人民來管治」,如何進行呢?這就需要一套設計,和其他的管治方式有所區分,於是牽涉到我們對政制的認識和比較,才能知道民主有甚麼好。
依據柏拉圖(Plato, 427BC-348BC)的推想,民主政制是從寡頭政制的矛盾而生,而寡頭政制則從以力服人的霸道政制而生。如斯巴達,強調勇敢、崇尚征服,累積財富,非常霸道。但在建立霸權之後,由崇尚武德逐漸蛻變為貪財;為維護統治,權力掌握在有財勢的少數人手裏,這就是寡頭政制。寡頭政制造成貧富懸殊,社會不公,引起群眾反抗,於是建立起民主制度。這就是民主政制的由來。
蘇格拉底之死
但柏拉圖感到這個制度並不完美,他的老師蘇格拉底(Socrates, 469BC–399BC)就是在民主制度中犧牲的。為甚麼?因為雅典民主的原初理想已經喪失,人人都變得自以為是,不容質疑,善惡、是非沒有甚麼標準,只講雄辯。流行的思想便是「人為萬物的衡量」(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以自己為依歸,變成主觀的經驗論者。蘇格拉底就是挑戰這一膚淺的說法,向對手反覆詰問,使他發現自己的不足,思想主觀,陷入混亂。但當時的雅典已經沉浸於一種庸俗的激情裏面,喜歡流行戲劇,習慣以美麗的言詞取悅他人。蘇格拉底的反詰、冷靜、和睿智,正是逆流而上,令許多人不快。所以他的罪名,正是蠱惑青年、崇敬新神。雅典雖有民主制度,也有表面合理的司法程序,例如有陪審員、有給予被告人充分辯護的機會,也可以傳召證人,而定罪則由陪審團決定。當時參與審訊蘇格拉底的陪審員有501人之多,經過冗長審問,陪審團最後以281票對220票判決蘇格拉底有罪,處以死刑。由於蘇格拉底之死正是死於雅典的民主制度,促使柏拉圖反思這種制度的優劣。民主制度雖然平等,人人有參政權利,但識見不高,哲人只能冤死。何況極端的自由是一種放縱,最後必然破壞社會的組織與分工,大家不安於位;也破壞了家庭和社會的倫理,沒有尊卑,也沒有上下。柏拉圖警告:如此放縱很容易產生鬥爭,內部破壞,最後由暴君控制,而產生極權政治,人類倒退到野蠻時代。
那麼,理想的政制是甚麼?柏拉圖知道人類最大的問題是私慾,統治者在獲取巨大的財富之後便會運用他的權力來保障他自己,所以統治者的權力必須限制,法治必須高於人治,統治者也應服從法律。不過柏拉圖認為:法的本性是道德,政治最重要的還是建立一套倫理秩序,法律就是保護這一套秩序的運行;所以最理想的,還是有一個「賢人」或「哲人」來承擔這個責任,否則法律會淪為統治者的工具。
群眾質素可靠嗎?
這一個思路,其實正是蘇格拉底所提出的賢人政治。由於雅典的民主政制負責審決一切國家大事的是公民大會,凡成年男子(20歲以上)都具有公民資格,都可以參政(但奴隸及外邦人除外),都有權在大會上發言,宣揚自己的主張,並參加表決。過程的確是民主,但由於公民一般思維能力不高,分不出對錯。蘇格拉底就是不忍見群眾如此容易受蠱惑,所以才以尖銳的言詞刺激當時的人的思維,由此而吸引了一大批青年,目的是挽救雅典,避免雅典的沉淪。但一般人那裏接得上嚴格的理性思維?所以蘇格拉底的悲劇就不可避免了!此後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這些卓越的思想家都不贊成民主,或只是部分肯定民主的價值,是有理由的。
這個理由說穿了就是群眾的質素不可靠。由於群眾(公民)教育程度不高,各人又有自己的工作,他們所關心的是自己的生活、生產、家庭,即其切身利益,他們參加政治並沒有得到甚麼好處。雅典公民大概有5、6萬人,約佔總人口的十分之一;經常出席公民大會的只有6,000至8,000人,而這也是公民大會專用會場所能容納的人數。這個數字一方面說明雅典民主只是本土人或世襲居民的專利,也是圈子內的民主,亦可以戲稱為「鳥籠民主」,和現代的全民民主有很大距離;另一方面也說明大部分公民儘管享有參政權,但並不那麼熱心參與。參與的人少,其代表性固然有問題,但亦反映出大會的議題,可能與自己的切身利益無關。群眾的冷漠,是民主政治的致命傷。
亞里士多德(Aristotle, 384BC-322BC)說「農民是最好的公民」,因為他們忙於耕種,根本無暇管他人或國家大事。亞里士多德的潛台詞是:公民大會的參與者應有一定質素,才能明白城邦的共同目標,儘管彼此美德不同,都應該為實現城邦的安全與幸福而獻身。這是「正義」,但有多少公民能做到?最後,亞里士多德唯有中間落墨,主張由中產者執政,以平衡貧富兩極的矛盾;當然有賢人最好,可以推動整個城邦的人都能有良好的德性和實踐的智慧,以減輕內部的矛盾和鬥爭。他認為必須推行教育,因為城邦整體的善必須落實到個人的善。
民主制度與賢人管治
從希臘最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對民主的批評,可見民主並非最理想的制度。最理想的制度是賢人統治,但「賢人」從何產生?蘇格拉底的想法是提高我們對道德的認識,通過理性思維確立道德的普遍性和整體目標,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蕭規曹隨,最終都是為了建設城邦的美好生活。這指向不能算錯,但立足卻是一種外向思維,未能找到道德的真正的根。亞里士多德的教育理論可以培養出合乎城邦規範的公民,但缺少道德的自覺,真正的道德生活便樹立不起。此後二千多年,希臘思維一直影響西方人的社會組織和群體生活,但個人的精神世界始終萎縮。
由於賢人難產,希臘的鳥籠民主終於夭折。其實,依我看,這不是有沒有賢人的問題;在某一程度上,希臘已經有了許多不世出的大師,他們可說是智者或哲人,但沒有用,因為更重要的是如何使群眾也可以具有一定程度的道德自覺,而不是順從他們的慾望。這必須有一套對應性的教導或教育方法;不幸的是,雅典沒有,民主質素當然輾轉向下。
現代人對雅典民主的批評,多集中在她的少數人統治、只是一種鳥籠式的閉門民主,和她的貌似公平的抽籤式的公職分配上,結果製造出更大的不公平。事實上,她逐步沉淪的原因,是無法維持民主的質素,你不能希冀在一群只考慮自己利益的人中產生品格高尚者。
摘自《未來民主路》,法住出版社出版
本文作者霍韜晦教授,為當代著名思想家、學者,亦為本港及海外多項教育文化事業締造者,如法住機構、東方人文學院、喜耀書屋、喜耀生命教育中心、喜耀粵西學校等。
《雅典學院》(La scuola di Atene),一譯《雅典學派》,是拉斐爾創作的一幅壁畫,現存於羅馬的梵蒂岡博物館拉斐爾畫室中。這壁畫是以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創建的雅典學院為題,以縱深展開的高大建築拱門為背景,將希臘、羅馬、斯巴達以及意大利的五十餘個著名學者和哲學家匯聚於一堂,相互間自由討論,情緒熱烈。作品體現了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者對希臘精神的崇拜。
柏拉圖(約公元前428年-前348年)是著名的古希臘哲學家,他寫下許多哲學對話錄,並且在雅典創辦了知名的學院(Academy)。柏拉圖留下的文集殘缺不全,且存爭議。他記載一代宗師蘇格拉底對話錄成為後人研究他們的思想來源,但許多內容其實是記載柏拉圖自己的看法,不是蘇格拉底的原意。柏拉圖的著作極多,共36種 56卷,其中《理想國》一種共十卷。在書中,柏拉圖表現了蘇格拉底認知事物的方法──「辨證法」。而柏拉圖是蘇格拉底的學生,也是亞里士多德的老師,他們三人被稱西方哲學的奠基者。
亞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生於富拉基亞的斯塔基爾希臘移民區,死於公元前322年。他曾學過醫學,還在雅典柏拉圖學園學習多年,成為柏拉圖的學生。但他的哲學思想在內容和方法上都同柏拉圖存在分歧。公元前335年,他曾在雅典興辦了一所叫做「呂克昂」的學校,創建自己的學派,被稱為逍遙派。並在邏輯學及自然科學的發展中作出了很大貢獻。
《蘇格拉底之死》(The Death of Socrates by Jacques-Louis David, 1787),雅克•路易•大衛(Jacques-Louis David)繪。公元前399年,蘇格拉底被控「不敬神和腐蝕青年」。有501人作為此案的審判官,最後他們以281票對220票認為蘇格拉底有罪,並進而判他死刑。6月的一個傍晚,他在雅典監獄被處決。畫中所見,他衣衫襤褸、赤足,而面容卻鎮定自若。打發走家屬後,他與幾個朋友侃侃而談,似乎忘記了就要到來的處決。直到獄卒端了一杯毒堇汁進來,他才收住話匣子,接過杯子,一飲而盡。之後,他躺下來,安詳地去了。
歷經千年風霜,雅典衛城仍守護著雅典,巴特農神廟更是朝聖之地。其粗重厚實的多利亞式圓柱,除本身有許多經典的建築美學特色,更反映當時人類城市文明的形態、神話及信仰,是歐洲文明起源一個重要的依據地。
《自由領導人民》乃法國德拉克洛瓦於 1830年的作品。取材於 1830年法國七月革命。作品展示了硝煙瀰漫的巷戰場面,以一個象徵自由的女神形象為主體,她高擎三色旗,領導着革命者奮勇前進。畫面氣勢磅礴,色調熾烈,用筆奔放,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美國的自由女神像,是法國在1876年贈送給美國的獨立 100周年禮物。自由女神像坐落於美國紐約州紐約市附近的自由島,是美國重要的觀光景點及地標。
圖左為柏拉圖,圖右為阿亞里士多德。取自拉斐爾壁畫《雅典學院》。
蘇格拉底(公元前469 - 前399年),既是古希臘著名哲學家,又是一位個性鮮明,從古至今被人毀譽不一的歷史人物。出生於伯裏克利統治的雅典黃金時期,死於雅典的敗落時期。他出身貧寒,父親是雕刻師,母親是助產士。蘇格拉底主張,哲學的目的不在於認識自然,而在於「認識你自己」。據記載,身為雅典公民,蘇格拉底卻被雅典法庭以「不敬神和腐蝕雅典青年」罪名判處死刑。儘管他曾獲逃亡機會,但蘇格拉底仍選擇飲下毒堇汁而死,因為他認為逃亡只會進一步破壞雅典法律的權威,同時也是因為擔心他逃亡後雅典將再沒有好的導師可以教育人們。
Thursday, January 28, 2010
为孔子平反时机已成熟
文章标题:为孔子平反时机已成熟
文章作者:王达三(北京)
发表日期:2010年1月28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天下事》
自新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到“文革”期间的“批林批孔”,孔子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降到了历史最低点,儒家文化近乎全盘崩溃。“文革”结束后,中国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评价和定位孔子。三十年来,孔子从落寞走向火爆,大体可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官方至今未有公开评价
第一,八十年代,学界重新评价孔子。以匡亚明《孔子评传》为代表的一系列著述和文章,皆对孔子采取了一分为二而不再是全盘否定的态度,算是重新回到了毛泽东所说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的态度,以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做法。
1984年,成立了民间学术团体中国孔子基金会,时任政协主席邓颖超点名谷牧任名誉会长,匡亚明任会长,这实际上是一个官方动作。此阶段的“孔子热”虽有起步,但仅限于学术研究,且深受政治气候影响,孔子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仅是一个好坏参半的“凡人”而已。
第二,九十年代,孔子地位开始提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系列著述的出版,对“孔子热”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像蒋庆、陈明等以儒自居的学者开始受到学界关注。曲阜地方政府和民间合办的祭孔浮出水面。1994年,成立了国际儒学联合会。1999年,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接见了参加“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与学术讨论会”的代表,这是官方释放出的孔子回归中国的一个信号。
此阶段的“孔子热”虽然有官方和民间的参与,但仍以学界为主阵地,不过,孔子在人们中的形象已变成一个重量级的“学者”。
第三,本世纪前十年,孔子热遍中国,走向全球。中国人民大学率先成立了孔子研究院和国学院,树起了孔子雕像,不少高校群起效仿。祭孔热、孔诞热、论语热、读经热、国学热、国服热、祭祖热、古礼热、传统节日热、文化遗产热、百家讲坛热、孔子影视热、中华文化标志城等高潮迭起。
其中,2004年因儿童读经热、甲申文化宣言、阳明精舍会讲、《原道》十周年等文化事件而被称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年”。2006年,《以孔子诞辰为中国教师节建议书》得到了海内外50多位著名学者的支持。与此同时,全球祭孔、孔子学院、五经翻译等影响愈来愈大,孔子成为中国软实力的重要内容。此阶段的孔子热遍及学界、深入民间、影响官方、走向世界,孔子已经成为人们心目中“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圣人”。
三十年来,尤其是新世纪的头十年,官方对孔子热采取了默认甚至是支持的态度。像孔子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中华文化标志城,乃至胡玫版的电影《孔子》,没有官方认可是不可能出炉的。然而,官方却从未给予过孔子以公开的评价和定位。个中原因,或与官方历史合法性的来源之一是新文化运动,尤其与“文革”期间曾激烈批判过孔子有关。但是,就目前情势而言,公开为孔子平反的时机已经成熟。
用传统价值观医治“现代病”
首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立足中国基本国情和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历史文化传统,正是中国基本国情与具体实际的重要内容。
此前,一说中国基本国情和具体实际,多指类似地大物稀(先前说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贫穷落后、两半社会等有形可见的东西,忽视了五千年来维系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文化传统。此一忽视,不仅造成了对孔子和儒家文化的批判,也造成了对社会建设实际与中国发展规律的误判。如今,则宜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予以充分的承认和重视。
其次,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的重要价值日益凸显。由于工具理性和科学主义的泛滥,不仅是中国,整个世界目前都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现代文明病”,诸如人心空虚、人情淡漠、人际疏离、道德堕落、伦理失范、信仰失落、社会分化、环境恶化以及国际社会中的强权政治,不一而足。
单靠西方文明,已然无法根治这些“现代文明病”,否则就是“以水济水”,因为西方文明正是其制造者和传播者。相反,追求身心和谐、人际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和谐、天人和谐的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成为诊治“现代文明病”的弥足宝贵的思想资源。就此而言,孔子必将再度成为中国人乃至整个人类的伟大导师之一。
再次,中国崛起和民族复兴,增强了中国人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从而带动了孔子的回归中国和走向世界。与此同时,迅猛推进的全球化进程,使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合作变得日益紧密,也强化了人们与他者的身份辨异和与自我的身份认同。这种辨异和认同,主要是通过历史文化传统来实现的。正因如此,就像兴起祭祖热和家谱热的血缘寻根之旅一样,中国人开始踏上自己的精神寻根之旅,亦即开始回归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主流和主干即是儒家文化,这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大势。
以多种方式褒扬圣贤
最后,公开为孔子平反还有个“名正言顺”的问题。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以德治国、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生态文明、八荣八耻等治国安邦的理念,即使不是直接来自孔子和儒家文化,至少也是深受孔子和儒家文化影响。2006年胡锦涛主席在耶鲁大学、2004年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的演讲,更是大段讲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如果不公开为孔子平反,即使像推广孔子学院这样的事情,都难免带有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尾巴。
公开为孔子平反的实质是积极评价与充分肯定孔子和儒家文化。在这方面,台湾的做法值得思考和借鉴。比如,台湾不仅一直保留着孔子嫡长后裔世袭的“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而且颁布了《大成至圣孔子诞辰纪念办法》、《孔庙财产保管规则》等相关法规,并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马英九更是连年公祭孔子。
即使在美国,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官方公开肯定和褒奖孔子的做法。比如,加利福尼亚州就把孔子诞辰设为本州的教师节,美国国会众议院甚至于去年通过了纪念孔子诞辰2560周年的专项决议案。相比之下,中国大陆在这方面显然做得不够。
尊重文化传统,褒奖往圣先贤,乃各国之公例、文明之通则。中国官方如果想在这方面有所作为,需要做的主要事情是:其一,通过公开表述为孔子平反冤假错案,并充分肯定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其二,以孔子诞辰为中国教师节,国家领导人参与年度祭孔;其三,在大中小学普遍开设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的国学课程,为传承中华文明培本固基。
作者是民间独立学者
文章作者:王达三(北京)
发表日期:2010年1月28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天下事》
自新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到“文革”期间的“批林批孔”,孔子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降到了历史最低点,儒家文化近乎全盘崩溃。“文革”结束后,中国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评价和定位孔子。三十年来,孔子从落寞走向火爆,大体可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官方至今未有公开评价
第一,八十年代,学界重新评价孔子。以匡亚明《孔子评传》为代表的一系列著述和文章,皆对孔子采取了一分为二而不再是全盘否定的态度,算是重新回到了毛泽东所说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的态度,以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做法。
1984年,成立了民间学术团体中国孔子基金会,时任政协主席邓颖超点名谷牧任名誉会长,匡亚明任会长,这实际上是一个官方动作。此阶段的“孔子热”虽有起步,但仅限于学术研究,且深受政治气候影响,孔子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仅是一个好坏参半的“凡人”而已。
第二,九十年代,孔子地位开始提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系列著述的出版,对“孔子热”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像蒋庆、陈明等以儒自居的学者开始受到学界关注。曲阜地方政府和民间合办的祭孔浮出水面。1994年,成立了国际儒学联合会。1999年,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接见了参加“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与学术讨论会”的代表,这是官方释放出的孔子回归中国的一个信号。
此阶段的“孔子热”虽然有官方和民间的参与,但仍以学界为主阵地,不过,孔子在人们中的形象已变成一个重量级的“学者”。
第三,本世纪前十年,孔子热遍中国,走向全球。中国人民大学率先成立了孔子研究院和国学院,树起了孔子雕像,不少高校群起效仿。祭孔热、孔诞热、论语热、读经热、国学热、国服热、祭祖热、古礼热、传统节日热、文化遗产热、百家讲坛热、孔子影视热、中华文化标志城等高潮迭起。
其中,2004年因儿童读经热、甲申文化宣言、阳明精舍会讲、《原道》十周年等文化事件而被称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年”。2006年,《以孔子诞辰为中国教师节建议书》得到了海内外50多位著名学者的支持。与此同时,全球祭孔、孔子学院、五经翻译等影响愈来愈大,孔子成为中国软实力的重要内容。此阶段的孔子热遍及学界、深入民间、影响官方、走向世界,孔子已经成为人们心目中“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圣人”。
三十年来,尤其是新世纪的头十年,官方对孔子热采取了默认甚至是支持的态度。像孔子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中华文化标志城,乃至胡玫版的电影《孔子》,没有官方认可是不可能出炉的。然而,官方却从未给予过孔子以公开的评价和定位。个中原因,或与官方历史合法性的来源之一是新文化运动,尤其与“文革”期间曾激烈批判过孔子有关。但是,就目前情势而言,公开为孔子平反的时机已经成熟。
用传统价值观医治“现代病”
首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立足中国基本国情和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历史文化传统,正是中国基本国情与具体实际的重要内容。
此前,一说中国基本国情和具体实际,多指类似地大物稀(先前说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贫穷落后、两半社会等有形可见的东西,忽视了五千年来维系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文化传统。此一忽视,不仅造成了对孔子和儒家文化的批判,也造成了对社会建设实际与中国发展规律的误判。如今,则宜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予以充分的承认和重视。
其次,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的重要价值日益凸显。由于工具理性和科学主义的泛滥,不仅是中国,整个世界目前都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现代文明病”,诸如人心空虚、人情淡漠、人际疏离、道德堕落、伦理失范、信仰失落、社会分化、环境恶化以及国际社会中的强权政治,不一而足。
单靠西方文明,已然无法根治这些“现代文明病”,否则就是“以水济水”,因为西方文明正是其制造者和传播者。相反,追求身心和谐、人际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和谐、天人和谐的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成为诊治“现代文明病”的弥足宝贵的思想资源。就此而言,孔子必将再度成为中国人乃至整个人类的伟大导师之一。
再次,中国崛起和民族复兴,增强了中国人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从而带动了孔子的回归中国和走向世界。与此同时,迅猛推进的全球化进程,使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合作变得日益紧密,也强化了人们与他者的身份辨异和与自我的身份认同。这种辨异和认同,主要是通过历史文化传统来实现的。正因如此,就像兴起祭祖热和家谱热的血缘寻根之旅一样,中国人开始踏上自己的精神寻根之旅,亦即开始回归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主流和主干即是儒家文化,这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大势。
以多种方式褒扬圣贤
最后,公开为孔子平反还有个“名正言顺”的问题。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以德治国、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生态文明、八荣八耻等治国安邦的理念,即使不是直接来自孔子和儒家文化,至少也是深受孔子和儒家文化影响。2006年胡锦涛主席在耶鲁大学、2004年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的演讲,更是大段讲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如果不公开为孔子平反,即使像推广孔子学院这样的事情,都难免带有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尾巴。
公开为孔子平反的实质是积极评价与充分肯定孔子和儒家文化。在这方面,台湾的做法值得思考和借鉴。比如,台湾不仅一直保留着孔子嫡长后裔世袭的“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而且颁布了《大成至圣孔子诞辰纪念办法》、《孔庙财产保管规则》等相关法规,并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马英九更是连年公祭孔子。
即使在美国,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官方公开肯定和褒奖孔子的做法。比如,加利福尼亚州就把孔子诞辰设为本州的教师节,美国国会众议院甚至于去年通过了纪念孔子诞辰2560周年的专项决议案。相比之下,中国大陆在这方面显然做得不够。
尊重文化传统,褒奖往圣先贤,乃各国之公例、文明之通则。中国官方如果想在这方面有所作为,需要做的主要事情是:其一,通过公开表述为孔子平反冤假错案,并充分肯定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其二,以孔子诞辰为中国教师节,国家领导人参与年度祭孔;其三,在大中小学普遍开设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的国学课程,为传承中华文明培本固基。
作者是民间独立学者
Monday, January 11, 2010
生态的保护与生命的觉醒
文章标题:生态的保护与生命的觉醒
文章作者:霍韬晦
发表日期:2010年1月11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人类凭借科技力量,进入新纪元;但因为科技之使用,使人类出现了许多新难题。最明显的,莫过于生态环境的改变:气候暖化、空气污染、冰山融解、资源透支、陆地下沉、森林减少、大地沙漠化严重……使无数人忧虑:地球还有明天吗?人类还能生存下去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正是出于这样的忧虑,2009年底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了举世关注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会议目的是减少二氧化碳在全球的排放,使本世纪的气温上升不超过安全标准。出席的国家超过190个,政府首脑120多位,时间长达两周,堪称规模空前。随行人员及传媒记者,亦2万多人,已经先把哥本哈根“污染”了。飞机、汽车所制造的废气与噪音,引来数以千计的环保分子抗议,与警察大打出手。
哥本哈根会议沦为政治表演
遗憾的是:动用了这么多人力、物力举行的国际会议,最后竟然没有什么成果,大家只是各说各话,立场距离很远。无论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大家都不愿意作更多的承诺,也不愿意接受监管,使所签署的草案,形同虚文。
哥本哈根会议的失败,反映各国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政治领袖多是“表演”,以争取本国选民的支持。例如美国是最大的人均排放国,但在会议上,她却主张以国家排放总数量为基准,各国共同减排。这对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十亿人口的印度,当然不公平。更严重的是,大家都不愿意承诺作更多的减排,本世纪地球气温的上升就很可能超越2摄氏度的安全水平。尽管大家都说努力承担责任,其实是各自打算,而且把责任推给对方。所以会议之后,发达国家把矛头指向中国,加深了中美之间的矛盾。
不过,即使签了约也没有用。试观历史,国际间的会议大多只是空文,向来执行不易。执行需要监管,但谁能监管?联合国虽有派兵之权,也要各成员国支持才行。何况,这是生态问题,只能在政治上解决。
这说明什么?说明人类的生态问题只有愈来愈严重。人人只看到眼前利益,目光如豆,不到灾难发生是不会醒悟的。可惜到灾难发生时,醒觉已太迟!
这种情形一如金融海啸。未爆发时,许多人已感到危机,大声疾呼,但无人相信,还疯狂炒卖,一直到烈火烧身,才想逃跑,已逃不了!
贪婪和惰性导致愚昧
人为什么这样愚昧?因为贪婪,因为惰性,因为现实在近、危机在远。或者已有警觉,但有时仍然心存侥幸,自负聪明,就为自己所害。
人是被自己害死的,这在历史上真是屡见不鲜。人不是不聪明,人不是不能干,但就是野心过度,结果还是在现实的巨浪中没顶。先秦的吕不韦,是个非常成功的商人、大投资家,竟然把赌注投在自己未出生的儿子身上,结果成功,儿子成为秦始皇,千古一帝,但他自己却被儿子逼死。又如商鞅,为秦国变法,以人民为耕战工具,订下许多严苛律法。秦孝公死,他失去靠山,逃亡到关下,欲居旅舍,不敢出示身份证明。舍主人说:没有证明不能入住,这是商君之法。商鞅才知道被自己所订的恶法害死。又如三国时候的杨修,时时想表现自己聪明,出言不慎,刺中曹操心事而被曹操杀害……这样的故事太多了,所谓作法自毙,许多暴君、窃位者、弄权者、谀媚者,最后都是自取灭亡。
这是生命很大的无明。佛教说贪、瞋、痴,人生有八万四千烦恼,一念不正都可以令你沉沦。基督教说人有原罪,自始祖起即流落天涯。儒家亦说自作孽,不可活。但人偏偏就是走不出自己的局限。现今从事债券、金融产品设计的人不是都很聪明吗?金融海啸就是这些大鳄搞出来的。推而广之,地球生态危机,气候暖化也是这些聪明人搞出来的。当年为了赚钱,为了过舒适生活,不惜污染地球、滥用资源,今天为了替他们赎罪,却要别人付上千倍、万倍的代价。
中国人常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但人哪有“早知”?犯罪的人都不惜以身试法,何况发明技术有非常伟大的理由:文明要进步,生活要改善,财富要增加……理由很大,但其实无一不是美丽的包装,然后让自己掉进陷阱。
必须承认:这是因为人有弱点:其初可能是本能,但一再满足,使本能不断膨胀之后,就遭殃了。
我这样说,并非主张文明倒退论。如老子,就提出人要回到原始的朴实,永远像婴儿那么简单就好。这当然是空想,因为逆本能而行,谁愿意?除非有很好的教化。
这教化在哪里?在宗教和哲学那里,在孔子的性情之教那里。可惜在现代功利社会的覆盖之下,他们的声音很微小,谁能听到呢?面对人类的两大难关,生态与生命,你能觉醒吗?
如何在悲观之中找到乐观,如何在诱惑之前端正自己的心志?这是恒古的难题,但也是人类文化的真实价值的考验。如果不能帮助人类过关,文化还有用吗?
2010年已经降临,有志之士应好好思考。
作者是新加坡东亚人文研究所所长
文章作者:霍韬晦
发表日期:2010年1月11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人类凭借科技力量,进入新纪元;但因为科技之使用,使人类出现了许多新难题。最明显的,莫过于生态环境的改变:气候暖化、空气污染、冰山融解、资源透支、陆地下沉、森林减少、大地沙漠化严重……使无数人忧虑:地球还有明天吗?人类还能生存下去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正是出于这样的忧虑,2009年底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了举世关注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会议目的是减少二氧化碳在全球的排放,使本世纪的气温上升不超过安全标准。出席的国家超过190个,政府首脑120多位,时间长达两周,堪称规模空前。随行人员及传媒记者,亦2万多人,已经先把哥本哈根“污染”了。飞机、汽车所制造的废气与噪音,引来数以千计的环保分子抗议,与警察大打出手。
哥本哈根会议沦为政治表演
遗憾的是:动用了这么多人力、物力举行的国际会议,最后竟然没有什么成果,大家只是各说各话,立场距离很远。无论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大家都不愿意作更多的承诺,也不愿意接受监管,使所签署的草案,形同虚文。
哥本哈根会议的失败,反映各国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政治领袖多是“表演”,以争取本国选民的支持。例如美国是最大的人均排放国,但在会议上,她却主张以国家排放总数量为基准,各国共同减排。这对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十亿人口的印度,当然不公平。更严重的是,大家都不愿意承诺作更多的减排,本世纪地球气温的上升就很可能超越2摄氏度的安全水平。尽管大家都说努力承担责任,其实是各自打算,而且把责任推给对方。所以会议之后,发达国家把矛头指向中国,加深了中美之间的矛盾。
不过,即使签了约也没有用。试观历史,国际间的会议大多只是空文,向来执行不易。执行需要监管,但谁能监管?联合国虽有派兵之权,也要各成员国支持才行。何况,这是生态问题,只能在政治上解决。
这说明什么?说明人类的生态问题只有愈来愈严重。人人只看到眼前利益,目光如豆,不到灾难发生是不会醒悟的。可惜到灾难发生时,醒觉已太迟!
这种情形一如金融海啸。未爆发时,许多人已感到危机,大声疾呼,但无人相信,还疯狂炒卖,一直到烈火烧身,才想逃跑,已逃不了!
贪婪和惰性导致愚昧
人为什么这样愚昧?因为贪婪,因为惰性,因为现实在近、危机在远。或者已有警觉,但有时仍然心存侥幸,自负聪明,就为自己所害。
人是被自己害死的,这在历史上真是屡见不鲜。人不是不聪明,人不是不能干,但就是野心过度,结果还是在现实的巨浪中没顶。先秦的吕不韦,是个非常成功的商人、大投资家,竟然把赌注投在自己未出生的儿子身上,结果成功,儿子成为秦始皇,千古一帝,但他自己却被儿子逼死。又如商鞅,为秦国变法,以人民为耕战工具,订下许多严苛律法。秦孝公死,他失去靠山,逃亡到关下,欲居旅舍,不敢出示身份证明。舍主人说:没有证明不能入住,这是商君之法。商鞅才知道被自己所订的恶法害死。又如三国时候的杨修,时时想表现自己聪明,出言不慎,刺中曹操心事而被曹操杀害……这样的故事太多了,所谓作法自毙,许多暴君、窃位者、弄权者、谀媚者,最后都是自取灭亡。
这是生命很大的无明。佛教说贪、瞋、痴,人生有八万四千烦恼,一念不正都可以令你沉沦。基督教说人有原罪,自始祖起即流落天涯。儒家亦说自作孽,不可活。但人偏偏就是走不出自己的局限。现今从事债券、金融产品设计的人不是都很聪明吗?金融海啸就是这些大鳄搞出来的。推而广之,地球生态危机,气候暖化也是这些聪明人搞出来的。当年为了赚钱,为了过舒适生活,不惜污染地球、滥用资源,今天为了替他们赎罪,却要别人付上千倍、万倍的代价。
中国人常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但人哪有“早知”?犯罪的人都不惜以身试法,何况发明技术有非常伟大的理由:文明要进步,生活要改善,财富要增加……理由很大,但其实无一不是美丽的包装,然后让自己掉进陷阱。
必须承认:这是因为人有弱点:其初可能是本能,但一再满足,使本能不断膨胀之后,就遭殃了。
我这样说,并非主张文明倒退论。如老子,就提出人要回到原始的朴实,永远像婴儿那么简单就好。这当然是空想,因为逆本能而行,谁愿意?除非有很好的教化。
这教化在哪里?在宗教和哲学那里,在孔子的性情之教那里。可惜在现代功利社会的覆盖之下,他们的声音很微小,谁能听到呢?面对人类的两大难关,生态与生命,你能觉醒吗?
如何在悲观之中找到乐观,如何在诱惑之前端正自己的心志?这是恒古的难题,但也是人类文化的真实价值的考验。如果不能帮助人类过关,文化还有用吗?
2010年已经降临,有志之士应好好思考。
作者是新加坡东亚人文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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