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作者：刘吉
发表日期：2012年8月20日
发表媒体：《天大研究院·天大报告》
一、两难的世界
我们正处在一个艰难的世界，而且是越来越严峻的两难的世界。
从全球讲，大多数人口仍处在贫困与愚昧之中，迫切要求和平发展，要求尽快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另方面不足十五亿人口享受现代文明的先进发达国家已经进入科业化（知识化）时代，在他们几百年工业化进程中对全球资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现在强烈要求高标准的生态环境保护。这就是一个全球两难问题。经济全球化是二十一世纪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但是全球化也是“双面刃”：不参与全球化，就会被边缘化，不能分享经济全球化的巨大效益，失去和平发展的历史机遇；参与全球化，面对先进发达国家在资本、科技、人才、管理以及国际游戏规则等巨大优势，在竞争中“优胜劣汰”，世界更加两级分化。这又是一个全球两难问题。
除了种种全球化两难外，不同国家还有着各自不同的两难。
1.美国
美国是当代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成为富有的经济发达国家，当然有其自然的、历史的、制度的各种原因，此处不作分析，但成为超级大国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红利”和战后冷战的形势，建立起两个霸权：(1) 军事霸权：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先进军事装备，以及高于世界军费总和的天文数字的军费开支，保持着强大军事威慑力量和霸权；(2)
金融霸权：先是布雷顿森林条约确定美元唯一地与黄金等价的地位，使美元成为唯一的国际货币，继而当国际美元保有量超过其黄金兑换能力时，1973年又单方面霸道地宣布美元与金本位脱钩，从而美国更可以无限制地印发美钞，美国既不必兑换黄金硬通货，又不会通货膨胀，而让全世界为她承担了通胀风险。正是这两个霸权，美国从全世界廉价地掠夺了她发展需要的八十种战略资源的七十九种，如美国消费世界石油的26%之巨；美国许多产品曾经垄断世界市场，如汽车曾达60%-80%，从而取得了超额的霸权垄断利润。正是这样造就美国超级繁荣的社会、超前消费的生活方式和超高规模的赤字预算如此“三超”水平。然而，随着冷战结束，世界进入和平发展的历史进程，不仅欧、日经济复兴，而且先有亚洲几小龙几小虎、后有中国改革开放、今日有金砖五国，发展中国家经济崛起。从而使美国经济垄断丧失，从当年巨大债权国沦为巨大债务国境况！诚然美国仍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然而，以上种种，特别这次美国经济危机揭示了美国结构性的“两难”难题：如果停止搞霸权主义，就无法获得巨额的世界资源和“霸权利润”，也就无法维持美国“三超”的高水平生活方式，国内矛盾必将立即尖锐化，失去稳定和繁荣；如果继续搞霸权主义，违反世界和平发展的历史潮流，必将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日益强烈的反对和孤立，“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美国难题给中国的教益是：决不可搞霸权，霸权时代已经永远一去不复返了。
2.欧洲
近代以来，欧洲一直引领人类前进。欧洲的繁荣虽然有着血腥的炮舰殖民掠夺的历史，它毕竟是工业革命和工业社会的发源地。欧洲还是近代文明包括人文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的发源地，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后两种渊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潮都有着飞跃的发展。在西欧、北欧，工人运动高涨，取得完全的选举权，从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不断执政，甚至长期执政（如瑞典），加上科学技术革命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而，社会主义因素不可抗拒地在资本主义社会母体内诞生并不断增长。时至今日，在欧洲按照马克思主义当年定义的资本主义，实际上如马克思主义的预言正在或已经消亡，德国自称社会市场经济，法国自称混合经济，特别北欧可以说已是“北欧特色的社会主义”了。欧洲本可以也应该继续引领人类前进，但是债务危机打破了人们的迷梦！债务危机揭示了欧洲结构性的“两难”问题。欧洲首创社会劳动保障，依法保障劳动者利益这无疑是人类历史性的进步，可是欧洲更超越一步，从泛化人文主义的“人权”理念出发，认为只要是人，都应有权共享人类创造的文明和财富，从而提出社会福利理念并演化为福利社会的理想。加上资本主义多党（两党）竞选的议会民主机制，争相许诺选民的社会福利，越来越抬高社会福利水平。当代欧洲各国已经出现了一个人什么事都不干每月都可以获得1,000欧元或更多福利的现象。这样越来越高的福利，已经超过了社会生产力创造的价值，只能靠发行越来越多的国债来弥补，以致达到今日无力偿还的地步，债务引发的经济危机就是不可避免了。另外，这样高额的社会福利必然造就懒汉，今日各国都有约10%的人一辈子不劳而获，他们实际上是剥削者，严重地束缚了欧洲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进一步增长。占人口10%的劳动岗位没人干，必然引入外来移民，特别是伊斯兰文化的移民难以融入欧洲社会，其第二、三代移民又享受欧洲民主和福利，于是移民冲突和极右翼崛起也日益成为欧洲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了。总之，欧洲面临结构性的“两难”：不改变当今如此高额社会福利，就无法解决越来越严重的债务危机和移民冲突问题；可是要改变高额社会福利和移民状况又谈何容易，劳动者（特别弱势劳动者）已经获得的既得利益是不可侵犯的，谁侵犯谁就失去选票而无法执政，乃至引发社会动乱。
欧洲难题给中国的教益是：要不断健全和提高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千万不能搞全民的社会福利和福利社会。
3.日本
日本是一个自然资源贫困的岛国，1868年明治维新后提出“脱亚入欧”战略。一方面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另方面是尾随西方列强，在亚洲称霸。首先侵占朝鲜半岛，1895年甲午战争打败中国，中国人每人半两白银的赔款，完成了她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沿着军国主义道路，与德意结盟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侵略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又发动珍珠港事件侵犯美国，终于以彻底失败画了一个历史句号。二次世界大战后，虽然立下一部“和平宪法”，但在美国冷战的军事保护下，军国主义没有彻底清算，相反利用朝鲜战争和战后广大殖民地争取民族独立战争的机遇，依靠工业化的底子和国际廉价资源，完成了“贸易立国”、“技术立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日本可以说不了”，又在重温亚洲霸权旧梦。但是世界进入和平发展时代，特别是又触动世界霸主美国的利益，结果在世界人民反对下，特别是在美国政治、经济和军事打压下，签订“广场协议”，日本经济陷入20多年长期低迷而难以自拔。今日朝鲜半岛和中国已非当日衰弱的封建王朝，东南亚新兴独立国家也今非昔比，虽然日本有一股军国主义势力总在蠢蠢欲动，但想走战前军国主义道路摆脱经济低迷断无可能。由于在高新技术上竞争不过欧美，在一般技术和产品上又碰到亚洲和世界新兴国家的强大竞争，日本再走战后靠美国军事战略庇护和廉价世界资源道路实现新的高速发展也不可能了。
当今日本是真正地碰到历史性难题。日本面对了两难选择：继续“脱亚入欧”的地区霸权老路已到山穷水尽，不论是复兴军国主义，还是依赖美国和平取得经济霸权都走不通；彻底以平等一员回归亚洲，共建共赢的亚洲共同体，就要彻底清算军国主义以获得亚洲人民信任，就要彻底抛弃几百年“脱亚入欧”形成的种种历史负担（包括社会心理负担），就要彻底摆脱追随美国霸主，摆脱美国控制，这又谈何容易？
日本难题给中国的教益是：绝不能依附美国霸主，也永远不做地区霸主，融入世界首先融入亚洲，与亚洲各国平等合作共同发展。
4.发展中国家
拉美发展导致出现“拉美陷阱”这样一个经济学术语。亚洲发展又出了个“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都是当代后现代化国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中一个两难陷阱。
拉美由于未直接受到二次大战的破坏，一直是美国后院按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制度发展，战后拉美国家经济状况是令人瞩目的，像阿根廷当年人均GDP已达7,000美元，居世界第六位。战后世界总形势是工人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崛起，又是西方自由选举民主制度大发展，于是左翼政党上台，左翼基本政策是：反美的民族主义，批判自由主义经济，实行国有化；给工人农民广大草根劳动者更高收入和更多的社会福利。于是外国资本（外企）和私有资本（私企）外逃，经济发展停顿乃至倒退，而劳动者超前获得超出其劳动价值的收入又造成通胀，结果陷入滞胀，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均下降，加上左翼领导人多出身底层，一旦掌权贪污腐败丑闻不断等等，于是左翼政党下台。右翼政党重新上台后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重新引入外资，进行非国有化，发展私有经济等等，经济上去了，人民生活也改善了，但同时贫富差距拉大，失业率增加等等，右翼政党再次竞选失败，左翼政党重新上台……如此左右折腾，人均GDP增长缓慢，甚至停顿下降，形成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一个“陷阱”。在亚洲新兴发展国家也不同程度下出现这个问题，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国家要得到发展，人类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最有效，同时人们收入差距也拉大。当生活处于不得温饱阶段人们拼命努力改变自己和家庭的状况，无暇旁顾，拼搏成为社会主流意识。而当人们获得中等收入水平时，吃饱了，穿暖了，也有些文化了，在一个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工人也多是刚从农村流入城市的一、二代农民工。许多知识分子也刚从农民中诞生。总之，工业化未完成还是农业社会主导的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占人口大多数的工农草根劳动者开始对分配差距敏感了，而长期农业社会封建“士大夫”传统，也使某些“公共知识分子”愤起“为民请愿”，从而使经济发展优先变成尽力解决社会矛盾了，平均主义的“公平”、“共享”成为社会主流意识。
于是，一方面，要按照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实行工业化，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发展经济，就必须承受相当长时期分配差距拉大的阵痛，而这在当代发展中国家，农民还占人口大多数，农业还未被市场经济改造，发展与分配的矛盾是难以闯过的关口；另方面，在蛋糕尚未做到足够大，就把分蛋糕当作社会主题，必然是农业社会的反市场经济和平均主义分配思想占得上风，一个好端端的蓬勃发展的经济就不可避免地停滞下来。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的两难。
发展中国家的“拉美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的教益是：中国必须坚定地进行市场经济改革，避开或超越“中等收入陷阱”。
综上所述，两难的世界都是结构性的两难，不是短时期和一般政策可以解决的，全世界都要进行根本性改革。两难世界同时也必须是大改革的世界。
二、中国向何处去
未来十年中国怎么办？除了要吸取上述世界各国两难的教益外，最重要的还是按邓小平教导：一切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世界先进发达国家都面对结构性两难问题，不正是中国快速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吗？邓小平曾反复地告诫我们：“要抓住历史机遇”，“千万不要错过历史机遇”，遗憾的是中国是个发展资源不足又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中国虽不是超级大国也永远不做超级大国，但14亿人口却是世界最大的超级社会，各种社会问题都是人类史无前例的；中国自古以农立国，世界上最发达的农耕生产力造就了几千年最发达完善的封建主义社会，封建政治和文化等历史负担沉重；中国虽然有上百年工业化历程，特别是邓小平开拓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工业化有了长足的进步，但至今中国农业人口仍在60%以上，农业仍在小农自然经济的窠臼之中，尚未实现社会化大生产的市场经济改造，中国工业化还没有走完一半历程。根据2008年世界银行分类，中等收入国家年人均GDP为976-11,906美元，中国现在年人均GDP 5,000美元左右，处在中等收入国家中间偏下。凡此种种，中国正面对日益严峻的“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如何避开或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是未来十年的根本使命。
1.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底
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彻底改变了前苏联到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观。“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防止两极分化，最后达到共同富裕。”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第一位的，是硬道理。全民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不再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真正的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发达的市场经济基础之上。
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大大解放了生产力，中国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成为“世界工厂”，在引领世界经济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开放还远未完成。从内容领域讲，还有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农业体制改革等等，尽管不断受到市场巨大冲击，但作为根本性体制变革还刚起步，甚至尚未起步。同时，从市场质量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准则是“社会需求、等价交换、自由竞争、法制公正、宏观调控、优胜劣汰、化劣为优”，相应的运行机制尚未完善，特别健全相应法制保证更是薄弱。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法制薄弱，从立法不足到执法不严，正是今日中国市场秩序混乱之源。因此，必须以邓小平那样巨大的理论勇气和革命胆略，进一步解放思想，彻底摆脱封建农业社会小生产意识，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进行到底。改革开放是中国解放生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基本动力。“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增长，有利于国家实力的增强，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提高，是党和国家一切方针政策的依据和检验准绳。离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开放，发展方式和生产结构转型都是空谈，中国经济必将停滞乃至下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会错失历史机遇。
2.一切上层建筑都必须随之相应改革
随着经济基础发生根本性改革，政治、文化等一切上层建筑都必须相应的改革。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上层建筑不改革或改革滞后，必将阻碍经济体制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甚至已有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还会丧失。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社会主义改革是一个全面性的社会改革，他称之为“第二次革命”。如果说毛泽东领导了第一次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政治革命”取得胜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那么邓小平开创以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为旗帜的“第二次革命”是一场更加伟大更加艰巨也更为复杂的“社会革命”，它是中华民族复兴和富强之本。三十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历程，使我们深刻而痛彻地体验了“第二次革命”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一切旧的上层建筑决不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用各种形式反抗和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甚至打着深化改革的口号恢复它们在改革中“失去的天堂”。因此，今后十年必须鲜明地提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继续以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同时一切上层建筑都必须随之相应改革；既是相应，上层建筑改革必须以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经济基础为目标、为检验准绳。
举一个例子。既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基本准则已如前述是“社会需求、等价交换、自由竞争、法制公正、宏观调控、优胜劣汰、化劣为优”七大准则，那么，除了用相应法制建设来保证外，还要求并必然导致服务、自由、竞争、开拓、创新、法制、公正、诚信、合作、学习、崇尚科学、崇尚人才、崇尚强者和成功者等等，以至民主、人权、稳定等一系列价值观和社会道德。今日中国社会上之所以有“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哀叹，正是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七大运行准则的新秩序尚未完善，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这些新文化新道德更没有得到充份认可与宣扬，而那些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文化和道德还在顽抗、哀鸣乃至打着市场名义张扬（如拜金主义）。他们还制造一种道貌岸然的理论，即所谓“经济可以市场，社会绝不可市场”。这是完全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论，试问与经济基础对立的社会除了混乱还能是什么？
3.政治体制改革四层次
政治体制是首要的上层建筑，及时相应改革尤其重要。同时，它的改革又是一个极为复杂和敏感问题，必须高度审慎推进。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一直在推进着。今日中国人民所享有的自由和民主都是空前的。否认这一点，不仅不符合事实，也无法正确解释中国经济和平发展与崛起。今日中国人民可以自由出国走向世界，只要那个国家接受；近代以来包括当代的世界名著均在中国翻译出版，广泛畅销，这恐怕在美国也未做到；言论自由更可从盛名全球的“北京出租汽车司机”、世界第一的网民自由言论，到最近马立诚先生专著《当今中国八大社会思潮》，也是许多国家无法攀比的。
当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仍然任重道远，旧的体制仍然在阻碍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今后十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如下四个层次选择：
1)针对现实中不良政治制度与现象对症下药。就像当年著名的《英国病》一样，中国也有自己的“中国病”。如果有心人认真研究罗列起来恐怕可以数以百计。例如跑官卖官的吏治腐败；各级政府和官员说假话做假事，所谓“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人民代表不与自己选区的选民见面和汇报工作等等。如果能够选择危害巨大的，采取切实措施，每年有效改正十项，十年积累下来，其政治效能也是十分可观的。
当然，解决“中国病”也是十分不容易的事，必须有像当年英国号称“铁女人”的撒切尔夫人那样的强人意志与手段。
2)行政体制改革。当中国从奴隶社会转化为封建社会时，经历了几百年的春秋战国大动乱。生产力从青铜器时代发展到铁器时代，生产关系从奴隶排耕，经“井田制”到地主农民之间的“租田制”，与此相应，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进行了一次根本性行政体制改革，即从夏商周的分封制变革为中央集权郡县制。中央集权郡县制与小农生产的自然经济相适应，有效地巩固并完善了“租田制”小农经济体制，建立起举世无双的高度发达的封建社会，长达二千年。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和社会虽然发生了巨大的深刻变化，特别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消灭了地主阶级，废除了地主剥削农民的“租田制”，建立起许多大工业基础；特别是邓小平开创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先进的城市已经是高度分工协作的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二亿农民进城务工开拓了小农经济消亡的历史进程，然而，中国的行政体制基本上还是“中央集权郡县制”，政府作为“父母官”统管至上，多级政府层层“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种行政管理体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市场经济完全不适应，形成越来越多尖锐的矛盾和对立，阻碍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巩固和完善。必须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建立起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三级分工协同制。
这种崭新的行政体制包括：
——政企分开，政府不参与微观经济活动，企业成为市场经济自由驰骋的主体；
——中央政府主管政治，确保国家领土完整统一和社会稳定（包括宏观经济调控），以及外交合作等；
——地方政府重在建设基础设施和科学文化教育，以创造经济发展良好的条件；
——基层政府直接面对人民，重在社会保障和社区建设，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如果政府三级分工协同制改革成功，就从根本上巩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的构架，其伟大的历史意义绝不低于秦始皇当年创新中央集权郡县制，功彪史册！
3)党内民主建设。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核心和重大特色，改革党的执政方式，以加强和提高共产党的执政水平和能力，自然也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可分割的和最重要的一环。中国共产党必须与时俱进，不断改造自己，永远站在时代的前列，才能担负起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全新的党建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改革的根本指针。中国共产党改革的当务之急是吸取近代以来人类民主实践的经验，实行和完善党内民主。
党内民主建设是一个从提高党员和干部素质以及完善党纪党规开始的系统工程。鉴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中民主集中制累遭践踏和破坏的教训，党内民主建设急中之急是党委集体领导法制化。集体领导不应只是口号，必须有明确而详尽的组织和行为规则。例如借鉴权威的《罗伯特会议规则》制定《党委议事和决策规则》，以防止党委书记一言堂，乃至个人崇拜独裁；以保证党的决策正确，不犯大的错误，有效领导中华民族在二十一世纪实现伟大复兴。一个不民主的执政党必然成为时代民主潮流的对立面；党不民主而发展社会民主必不可免地冲击党的执政地位，必然造成党与社会的巨大冲突。一个充分民主的共产党必将引领中国建设起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社会。
4)社会民主。社会民主就是在全国全民范围内实现普遍的全民民主。这是当代中国承受国内外舆论最大的政治压力。这里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民主？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这无疑是一个崇高的目标。问题是14亿人民如何当家作主？这就要有一个系统的严谨的科学准则和科学程序来实现，保证作出真正符合人民利益的决策，以推动社会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主是正确决策的手段。
民主有三要素。第一，充分的言论自由。它包括：每个人都有充分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和平台；每个人都充分尊重别人发表意见的权利，“我可以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必须捍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利”；充分自由的讨论乃至争论，从而全方位揭示事物的矛盾，使大家认识全面；各种意见发表了，理由讲清楚了，讨论就应该终止，相同意见和理由不应重复，以免以势压人和无休止的争论下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不应为个人利益和门派之见所左右，更不应形成派系对立。所以，充分言论自由就是不容易的事。第二，少数服从多数。包括最低限度的行动上服从，不可一成少数就上街闹事，搞街头政治；心理上服从，不阳奉阴违，只有大家都贯彻多数人作出的决定，这个决定正确与否才可得到真正的实践检验；少数派有责任监督多数人是否真正执行决议，而不是口是心非或政治作秀等等。第三，多数尊重少数。少数人对正确决定也作了巨大贡献，兼听则明，值得尊重；有时真理是在少数人手中，如果实践检验多数人意见是错误的，少数人意见正是纠正错误的现成成果；如果不尊重少数人意见，甚至打击少数人，那么民主仅此一次，而不可持续了。三要素缺一不成其为民主。三要素都充分正确实现实属不易。
民主有二个条件。要实现民主三要素，参与民主的群体至少必须具有二个基本条件，一是大致相同的素质，包括选择能力、守法精神以及相互宽容和尊重的胸怀等；二是能够获得对称的有关决策的共同信息。
民主还必须有一个保证，即完善的相应法律保证，并有相应的独立的法治机构依法严惩一切破坏民主的行为。
只有全面实现民主的三要素、二条件和一保证，才是真正完全意义上的民主。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尚未有真正的完全意义上的民主。西方先进国家几百年的民主实践，虽然不断改进积累了丰富经验，但是从未摆脱过形形色色“阶级民主”、“金元民主”、“黑道民主”、“家族民主”以及“竞选作秀”等阴影。当年华盛顿、杰弗逊时代，美国妇女没有选举权，因为妇女不懂政治；黑人没有选举权，因为是奴隶；即使白人男人，如果没有足够的财产，也没有选举权，因为没财产的亡命之徒要胡来的；没有中学以上文化没选举权，因为没有选择能力，还有宗教、居住时间等限制，最后只有7%的人有选举权，是真正的民主吗？妇女到二次世界大战后才有选举权，黑人选举权直到1965年才最后解决。即使现在实行了“全民自由选举”，当代西方民主投票率越来越低，甚至低于50%-40%，这已不是民主的“弃权”，而是广大人民对这种民主制度的厌弃。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得票率超过50%，当选执政者也只是25%以下人民意愿的代表，这就从根本上破坏了上述民主必须“少数服从多数”这一基本要素，何谈真正民主？
新的科技革命造就网络社会和微博的出现，更敲响了多党政治的丧钟。任何个人都可以通过微博、网络发表自己的政纲，在一夜之间获得数以千万、亿万人民的支持。这种“电子民主”是人类伟大的历史性进步，将是二十一世纪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同时也是对现有政党存在合理性的根本性挑战，或者更根本地讲是对传统民主致命的一击。网络极容易地实现了全民得到共同的对称的信息这一民主条件，但如果网民不具备较高的素质，就容易被舆论煽情左右，被野心家操纵，乃至成为重复古希腊民主蜕变的“多数人的暴政”。所有这些表明，中国的社会民主不必去赶西方多党自由竞选的“末班车”，但中国共产党也必须清醒认识并认真应对电子民主的挑战，自我实现马克思主义预言的“政党的消亡”。
中国社会民主当前要努力不懈做的是认真准备民主二条件和一保证，以及可能的某些试验。
中国社会民主最后是怎么样的，这当是几代人以后的事。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相信我们的子孙比我们更有智慧和能力创造出最好的高度而切实的真正民主方式。
4.公正解决分配问题
分配问题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一个突出的复杂问题，同时往往也成为发展中国家“中等收入陷阱”的入口。中国要避开和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公正解决分配问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仍是一个自然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现代工业只占10%，农民占人口90%以上。即使工人、知识分子、干部大多也出身于农民，加上几千年封建文化传统深厚，“不患贫而患不均”，因此，渴望和要求平均主义分配是很自然的事，并把它当作与旧社会区别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然而长期实行平均主义的结果，干不干一个样，多干少干一样，贡献大贡献小一个样，滋长越来越多的懒汉，严重压抑了劳动者特别是掌握先进生产力的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最后经济发展越来越低迷，平均主义分配导致普遍贫穷，贫穷导致无休止的阶级斗争，又进一步破坏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到1978年，世界银行按国际标准调查当时中国绝对贫困人口达64%，中国官方数字是2.5亿人口（25%）不得温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发动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不改革死路一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实行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生产力解放了，生产力大发展了，短短二十年中国人解决了温饱，实现了基本小康。这在中国乃至人类发展历史上都是一个奇迹！当人们吃饱了，穿暖了，日子过好了，于是发现了分配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了。近十年来，中国媒体关于“分配不公”的呐喊，要求“公平分配”、“共享改革成果”的呼声，可谓响彻云霄，成为“媒体共识”。虽然历史又前进了几十年，几十年毕竟还是历史的一瞬间！当今中国，农民仍占人口大多数，几千年封建文化影响仍无法忽视，这种“媒体共识”既是可以理解的，又是不能不认真思考和对待的。
首先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分配不公”？如果因为收入差距拉大就是分配不公，那么人们心中“公平分配”的潜在标准仍然是平均主义的。如果不是平均主义，那么呐喊“分配不公”的人们应该先讲清楚什么是“公平分配”？什么是社会主义“公平分配”？
人生而不公平。不仅由于自然条件和历史发展等原因，出生在美国与在非洲，出生在上海或青海，能公平吗？即使出生在同一个家庭，由于基因差异，有的孩子天赋聪明，有的孩子残疾或弱智，能公平吗？马克思曾质询道：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如何公平？公平云云只是道德家的幻想。当年欧洲人文主义启蒙学家提出“人皆生而平等”，这是非常正确的，它是指社会权利和竞争机会平等。这种平等既是人类的理想，同时也是可用法律保证来公正实现的。这正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社会公正。所以，在中国，分配问题，不应是公平分配之类道德幻想，而应是可以切实实行的依法“公正分配”。
社会主义的公正分配，首先是消灭剥削，这是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核心要素之一。什么是剥削？就是无偿地占有他人的劳动价值，就是“不劳而获”。它包括“血汗工厂”利润、贪污腐败收入、垄断违法等反市场恶性竞争利润、以及非劳动保障的社会福利等等，都必须依法坚决彻底消灭之。在消灭形形色色剥削者同时，在劳动者之间应该如何分配？社会主义公正分配的原则，马克思主义早已指明：“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即按照劳动者的才能和社会贡献进行分配。劳动者的才能有高有低，贡献有大有小，按统计学规律是常态曲线分布的，即两头小，中间大，呈橄榄形。因此，“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分配的结果，劳动者收入分布也必然是橄榄形：富人与穷人都是小头，中等收入阶层（所谓“中产阶级”）居大头。所以，社会主义公正分配不是平均主义要求的没有差距，而恰恰是有相当大差距。当然，随着不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社会财富“蛋糕”做大了，即使穷人也可以过着温饱乃至小康的生活。同样当然，这无疑要经历一个相当长艰苦奋斗建设的历史时期，这就是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所指明的“最后达到共同富裕”。
要“各尽所能”，就必须把发展作为社会第一要务，让人们各有展示其才能的机会，还必须人才自由流动与公正竞争；要“各取所值”，就必须把“等价交换”作为铁的行为准则，并用完备的法律保证。一句话，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公正分配唯一正确之途。
三、中国和世界的关系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未来十年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几个基本结论：
1.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有限、历史负担沉重的国家，面临着加速补上工业化和赶上人类科业化（知识化）双重历史性任务，实在是极其艰巨的。中国要坚定不移搞改革，聚精会神谋建设，专心致志求发展，做好自己的事情。简言之，中国要几代人“韬光养晦”埋头苦干。
2.人类至今不足15亿人口享有现代文明成果，如果14亿人口的中国实现了现代化，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现代化的水平和前景，中国人做好中国的事就是对世界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3.因此，中国需要也必须致力于一个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特别与亚太周边邻国都友好合作，共同繁荣。“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不当头，不争霸”的庄严承诺，既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成功的一项保证，也是促进世界持久和平的一大贡献。
4.适应二十一世纪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事业，作为世界负责任的一员，与世界各国一起共建和平共赢的世界新秩序。
无庸讳言，当今两难世界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国际霸权主义依然存在，总把中国和平崛起视为“威胁”；某些国家为转移国内经济、政治和社会矛盾也常常挑起种种事端……中国和平发展的进程不能不受到这样或那样干扰。但是，有两点是肯定：首先，中国坚持上述四条原则是坚定不移的，因此与中国友好，你必定得到了一个真诚的全天候的朋友；与中国敌对，你就自己制造了一个难缠的不可战胜的敌人；第二，中国的和平发展是巨大的世界资源，大大有利于世界和平和经济繁荣，反之，一旦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出现动荡和衰退，14亿人不安宁必将带来一个不安宁的世界。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刘吉
《天大报告》2012年7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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