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作者：郑永年
发表日期：2012年7月24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我们已经简单讨论了中国传统的教育哲学，聚焦于儒家和王权。应当强调的是，我们并不想给传统教育哲学一个简单的价值判断。我们这里主要是一种事实的陈述，讨论和西方比较而言，中国教育哲学的一些特点。中西方不同的教育哲学产生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从维持王权体系运作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教育哲学非常成功。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中断，也和这种教育哲学有关。上面强调过，儒家是世界上最为发达的统治哲学。但如果从知识创新的角度看，儒家教育哲学就显得过于保守了，导致了王权政体的简单重复。
那么，近代以来中国的教育哲学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近代以来，中国教育哲学的变化和政治社会的变化紧密相关。社会政治结构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分权，二是革命。这两个结构特征都为教育哲学的变化创造了条件。
首先是分权，即权力的分散状态。清末以后，中国政治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传统王权的衰落，但新政权则没有建立起来，这导致了权力的分散。和历史上每次王权衰落一样，权力的分散状态导致了思想界的异常活跃。但这次知识界的活跃有其自己的新特点。传统上，当王权衰落的时候，思想上尽管活跃，但还是在传统的边界之内。清末之后，则表现为传统上王权主导的儒家不再是主导性教育哲学，向西方学习成为风潮。其次是革命。革命是为了建设新政权。那些致力于革命的政治力量，需要新的知识体系的支持，它们也尽力诉求于新的教育体系和教育哲学。
这些变化也导致了知识界的变化。主要有二方面。第一是知识分子作为相对独立的市民社会群体的意识开始产生。晚清废除科举制度之后，知识界和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突然不见了，传统上高度制度化的“学”与“士”之间的关联中断了，而新的关系则没有建立起来。这种脱离对知识界的影响是深远的，其中之一就是独立意识的出现。第二是政治和知识之间的边界开始产生。“五四运动”之后，各种从西方输入的知识体系相互竞争。政治力量对这些知识体系当然有所选择，但这并没有妨碍知识界对这些知识体系的执著追求。
即使在蒋介石时代，这种政治和知识之间的边界还是存在的。蒋介石建立的政权不可说不专制，但这个边界是存在的。如果知识群体干预政治，蒋介石政权会干预教育和知识界，甚至镇压。但如果知识界对政治不感兴趣，政权对知识界并没有过多的干预。这种新的发展给中国造就了新的教育哲学，造就了新的教育体系。多年的积累，到了西南联大时期可以说是达到了顶峰。西南联大集中了近代以来中国教育界最优秀的人才，也为国家培养出大量的人才。
集权消灭了教育界累积成果
可惜的是，这种近代以来的教育哲学，并没有真正在中国的教育界和知识界生根。随着新政权的确立，政治回归集权，教育界的一切又变回去了。前面我们有意识地比较详细地讨论了儒家的教育哲学，主要是因为要说明这种教育哲学仍然占据当今中国的主流。尽管教育哲学的名称和概念换了，例如换成了马克思主义或者别的概念，但性质和内容没有什么变化。
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实际上是一种分析哲学，分析资本和社会问题的哲学。但到了中国，或者被“中国化”之后，就演变成为一种道德哲学，就是用于判断事物和行为对错的工具。这和传统儒家没有很大的差别。当然，社会的接受度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中国的教育体系也没有什么独立性，只是政治行政系统的一个延伸。政治和知识界没有任何边界，权力还是倾向于控制知识。除了传统上所具有的政治行政手段外，现在又有了更现代也更有效的控制手段，即通过经济利益的控制等。知识界没有自己的边界，也没有自己的认同，仍然是一个依附型阶层，要不依附政治权力，要不依附经济利益。也就是说，知识界并没有强烈的意识，为了知识而创造知识，而是为权力和利益提供服务。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有知识创造非常困难。
中国有没有可能发展出一种新的教育哲学？我们认为，是有可能的。为什么可以这样说？
目前的格局难以为继。教育的核心就是培养专业人才。不过，现在的局面是不仅培养不出人才，连人也培养不出来。中国的教育界把人培养成什么样的人了？这不是一个明了的问题。教育界担负培养合格公民的责任，但培养出来的人往往是反社会的；教育界要培养爱国主义者，但培养出来的人往往不爱国；教育界要培养专业人才，但培养出来的人往往一点专业精神都没有。实际上，很多所谓的人才，在很大程度上连一个合格的公民的素质都没有。中国的传统强调先做人，后做事。但是现在培养的人又怎样呢？专业主义没有养成，就连作为公民的基本素质都没有。为什么？因为教育首先没有把他们培养成人。
如果大学生竞争不过农民工，还要这种高等教育干什么！中国的家长非常辛苦，花大量的经济资源在小孩的教育身上，但有什么样的回报呢？最近几年出现了高中生罢考的现象，这非常容易理解。不过，在这个过程背后积累了社会对教育界（因此也是政府）多少的怨恨呢？传统上，教育界是最受人信任的一个领域，但现在的中国社会对教育界有多少的信任呢？
再者，政治权力和知识之间的关系也过于紧张。两者之间基本的信任都没有，两者之间的关系充满敌视。最终这种紧张关系会演变成一种零和游戏。现在在很多领域开始了政府向社会的分权运动，这个局面最终也必然扩展到知识界，知识界也必然会获得更多的自治空间。
因为教育界是政治行政体制的延伸，所以，如果要在政治和教育之间确立边界，政治行政改革必须是前提。仅仅局限于教育领域的改革会无济于事。实际上，从很多方面来看，政治权力方面也感觉到，在政治和知识之间建立边界的重要性。这种边界的确立，实际上对政治权力非常有利。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间的竞争越来越成为人才的竞争，知识体系的竞争。如果没有一个相对独立和自治的知识领域，如何在主权国家间增强自己的竞争力？在内部，知识发展的逻辑也在要求这一边界的确立。教育界如果继续处于一个依附地位，无论是政治权力还是经济利益，知识发展本身就很难成为教育界的主体。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改革
但说到底，能够进行什么样的教育体制改革呢？这些年来，已经进行了那么多的改革，但并没有很大的成效。大多改革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要进行有效的改革，必须同时进行两件事情。首先是确定改革的目标，其次是必须找到一个突破口。改革的目标不能过多，过多就不是改革了。我们认为，高等教育改革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专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专业主义应当是教育哲学的核心。现存教育制度和专业主义背道而驰。我们并不认为，如果目前的局面继下去，中国能够建立专业主义；但同时也意识到，我们也不能另起炉灶。也就是说，专业主义的确立不得不面对现存体制，是要通过改革现存体制来确立专业主义。如何在现存体制下确立专业主义呢？我们认为，这个突破口可以从如下几个角度寻找。
首先，现存的教育体系可以通过改革和调整工资结构而转型，形成一个有利于专业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工资结构。现在在教育学术研究领域，国家的投入越来越大，知识创新能力则越来越弱。这是为什么？主要是经济资源在这里扮演了控制的作用，而非知识创新。现在一个教育者或者研究人员的基本工资很低，凭借基本工资还不能过体面的生活，更多的收入就要靠申请政府或者外面的各种资金。随着国家财力的增加，能够提供给教育者和研究者的资金也越来越多。
中国的这种收入分配制度，貌似鼓励研究和知识创新，但实际的效果刚好相反。在其他任何国家，教育者和研究者的主要甚至是全部收入是基本工资，尽管也鼓励他们去申请政府或者其他资金，但他们凭借基本工资可以维持他们的体面生活。这样，他们就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做思考，去研究。中国的工资制度与其说是鼓励独立研究，倒不如说是政治行政控制，就是说，资源分配成为有关部门控制教育者和研究者的有效手段。如果像其他国家那样，把工资结构改变一下，总体工资水平不会有多少变化，但其对知识界的影响则是巨大的。这种改变，受到影响的是教育界的少数当权者的巨大利益，但收获最大的是知识界和知识本身。
同时，中国的教育和学术评审制度必须重新设计。和工资制度一样，现行的各种评估体系，完全是教育部门为了管理来设计的，而不是用来鼓励教育者和研究者的。很多评估体系从国外输入。在国外，它们是专业主义的表现，是同行的行规，或者是为了鼓励知识创新和进步而设定的制度。但这些东西到了中国，则演变成为官僚主义的产物。因此，教育和评审制度的设计，必须从官僚手中转移到专业人才手中。教育和学术评审，应当是自治的组织自我约束的有效机制，而不应当是官僚控制专业主义的机制。
知识界得确立专业精神
再者，政治和知识之间边界的确立不仅仅是行政当局的事情，更是知识界本身的事情。中国的教育界和知识界，有两种倾向性阻碍着这种边界的确立，需要我们做深刻反省。第一，在很多场合，知识界本身不想取得独立地位，而过度依赖权力和利益。很多人把教育和研究看成追求自己利益的职位，他们对自己的专业很少有兴趣，更不用说是激情（passion）了。因为他们从权力和利益那里可以获取那么多的好处，他们根本就不想割断这个关联。第二，另一个群体则相反，他们不满足于现状，对权力持批评态度。不过，这个群体也不见得具有专业精神，对专业感兴趣。他们不和权力合作并不表明他们的独立性。无论是依附权力还是反对权力，知识界的目标都不是自己的专业主义，而是利益。这种局面不改变，最好的政治环境也无济于事。
但是，这里也应当强调的是，教育界的自治和独立地位，并不是说教育界可以“无政府”。无论哪个国家，教育界是最具有规制的一个领域，个人、系所、学院等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都必须加以规制。中国的政治和行政仍然控制着教育界，但荒唐的是，教育界内部几乎出现无政府状态。除了批评政治，中国的教授和学者是全世界拥有最大自由的一个群体。教授、系所和学院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做。除了没有专业主义精神，他们什么品德都有了。如果这种无政府状态继续下去，如果教育界规制制度不能得以确立，无论怎样的自治和自由，都无助于专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要确立政治和知识的边界，知识界本身必须首先确立自身的认同和自己的边界。除了一些敏感的政治领域，知识界并没有什么阻碍来进行知识创新。应当看到，至少在一部分学者中间，学者的主体意识也在产生和发展。这是一个好的趋势。知识界必须确立专业主义优先原则。知识界追求权力不可避免，但要意识到，通过依附或者反对现存权力来追求权力，是最无效的方法，这两种方法不仅加重着知识和权力之间的依附关系或者紧张，而且也有害于知识本身。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追求专业主义。专业主义本身可以成为权力的巨大的资源。专业主义的本质就是知识为了知识，知识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多的知识，教育是要解放人的个性，培养独立精神，释放人对各种事物的好奇心，从而激发创造。一个人从事知识事业的人，不应当过问其所创造的知识是否和社会、政治和经济相关。如果是解释世界，其知识肯定是和现实相关。知识如果对实际的政策造成了影响，创造了社会价值，那是知识的副产品，而不是目标。如果没有这种对知识的独立品德的认同，就很难成为知识的创造者，也很难成为教育家。
此外，我们也可以从中国经济改革方面学到一些经验。中国可以容许在现存的教育体制外，长出一个独立的个体来，即民办学校。中国第一波民办学校并不成功。无论从动机和体制设计上，民办学校和现存的学校并无任何质的差别，大多是现存体制的简单复制。大多民办学校只是看重教育这块市场，主要的目标是利益。从国际经验看，这种民办学校不会有多大的成功概率。教育机构是非盈利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应当容许那些具有真正经济实力的企业家来办学。民办学校应当努力在体制创新上下功夫，而不是简单地分割市场。体制上的创新才是真正的创新。
我们这里只是列举了少数几个例子，来说明教育哲学的变化可能对知识界带来的影响。很显然，正如在其他领域，教育哲学的改革也要呼吁思想解放。思想解放不仅仅是针对政治行政当局而言的，而且更是对知识界本身而言。新教育哲学的确立，必然会导致一个新教育局面的出现。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本文是作者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研讨会”（北京，2012年4月21日）上发言的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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