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董仲舒的对策看汉武帝之“独尊儒术”

文章标题：　从董仲舒的对策看汉武帝之“独尊儒术”
文章作者：　梁秉赋
发表日期：　2023年11月11日
发表媒体：　《联合早报•言论》

　　史载“汉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这是说刘彻在公元前140年初即帝位，便昭示群臣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董仲舒即是当时数百名受推荐者中之一人。他向武帝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后世遂以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由来。

　　然而，《汉书·元帝纪》却说刘奭尚为太子时，因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竟斗胆谏曰“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没想到竟招致其父的严厉训责。为武帝曾孙的这位汉朝时任皇帝“（勃然）作色”，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还因此慨叹“乱我家者，太子也！”由此可知，汉廷直至其时仍对儒生存有戒心，尚倚赖擅刑名法术的官吏治国。宣帝且直截了当地说：“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如此说来，就算时至宣帝朝尚且未必“独尊儒术”，何况武帝时期。不过，史书确实有载汉室之“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是源自董仲舒当年之“对策”；而“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亦）皆自仲舒发之”。因此，我们应如何理解史书记载中的这些分歧？其实更为重要的，恐怕还是要从史录当中去探明，董仲舒到底是如何令汉武帝看到，孔门之教具有独胜于其他“百家”学问的高明之处的。

　　实际上，汉武帝乃是与董仲舒经过了三度来回的策问与应对之后，才为之所动。要知道后者是如何打动前者，或许可以从抓住武帝究竟是希望从所征集而来的那些贤良方正的意见当中，萃取出什么他最想求得的答案入手。《汉书·董仲舒传》对此有颇为具体的记述。


用人不当会令朝政日衰

　　武帝的问题意识简单而明确，那就是怎样才能“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这位刚登基的新君，怀着这么一个政通人和的理想：健康的民风民俗得以在社会上推广开来，国家的法令得以令人民懂得遵守，只需要用较轻的刑罚就能让人民把为非作歹的动念止住或改正，百姓能和平安乐地生活，政府能畅通明快地施行治理。但如此美好的理想要如何才能达成呢？武帝便是带着这个问题，去和那些贤良方正对话，来看哪一家的学说最能让他实现目标。

　　董仲舒显然能紧扣武帝这一核心关怀立论。他说：“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他从这样的角度切入，果然吸引到武帝的垂注。董仲舒指出，那些能长久地持守住政权的皇朝，都明白营造长治久安之局的关键便是把握得住“道”。而实践“道”的工具则是推行“礼乐教化”。如果不懂得施行教化，便是偏离了“道”，这是会导致亡国的。此外，若是用人不当也会令朝政日益衰败。

　　立定基点之后，董仲舒作更有针对性的发挥。他说：“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妖孽生矣。”如果只是一味地用律法和刑罚来绳墨人民和官吏，以为靠震慑屈服就得以带来社会安定，那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刑罚要是施行得不当，就会激生邪气。一旦邪气在社会中累积起来，便会使民众对政府或国家心生怨恨。如此一来，上下不和阴阳失调，必将带来灾难。

　　董仲舒还为这样的困局提供了一个形而上的解释，他说：“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这就是说，天地之间因为有阳刚之气，世上万物才得以茁壮生长。但生长亦须有衰败剹害来加以节制以防过度，这才需要主杀戮之职的阴厉之气来行斫剢之功。可知，董仲舒所欲昭示的大义乃是：为德主生的阳气（即教化）方为纲领，阴气（即刑罚）只能是“时出佐阳”而已，实不能本末倒置。一个政府须以教化百姓为本职正务，而不是以严刑峻法拘束人民为能事。

　　董仲舒再循此单刀直入：“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这实在是对西汉其时施政之不以为然的大胆表述。因为汉初以来主政者皆宗黄老之学，以刑名律法为驭民之术，以为对百姓及官吏绳之以法、断之以刑，即得以使社会安定政权稳固。

　　董生是以援引秦朝快速覆亡的教训来告诫武帝，说始皇“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政权如此短暂原因便是“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只懂得“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而“非有文德以教训于天下也”。也就是说，秦朝并不晓得任法用刑只能作为治国的辅助，广施教化方应奉为治世之圭臬。因为“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刑罚律令是止不住民众与官吏的私心奸念的。如果只是一味地重施法制，实有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不但徒劳还会“愈甚亡益也”。

　　董仲舒更赤裸裸地指出，汉朝其实是立足于秦朝所遗留下来的“如朽木粪墙”一般的颓塌地基之上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因为它并没有把故秦只重以刑名绳下，而不思以德教化民的病根救治纠正过来，“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民众求利乃天性　唯教化能移风易俗

　　董生由此揭示题旨，说“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他指出，民众之追求利益，好比水往下流，为天性使然，它是无法通过刑罚来制止的。唯有通过教化才能移风易俗，让人们懂得自爱知所行止，因为德教使“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因此，古代的圣王都知道必“以教化为大务”，广设学校来教育百姓及官吏，“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这不就是汉武帝所冀以求之者乎？董仲舒还特意加上一笔：“教化已明，习俗已成”之后，若“子孙循之”，可以使政权“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这当然就更打动武帝之心了。

　　然而，董仲舒所言，汉武帝都照单全收了吗？可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未必为实。

　　起码从武、昭到宣、元四朝的22位丞相之中（此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下》），许倬云先生指出只有三位（韦贤、韦玄成、匡衡）是“经学之士”出身，余者的背景非“功臣子弟”即“外戚宗室”或“掾使文吏”，尤其最末者之人数比重最大，竟达七位之多。可见宣帝申明汉室的帝皇之术，乃是霸道和王道兼而用之并不“纯任德教”，确是所言不虚。

　　不过，董仲舒指出单靠刑罚不足以成事，还须倚重教化以奠定良政善治之根本的建言——“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即在京师和地方的全国各级行政单位遍立学校广施教育，倒是有被武帝听进耳朵里去。

　　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朝廷“置五经博士”，之后复为“博士官置弟子”；至昭宣元三朝，弟子员的人数又递时“倍增”；逮成帝朝末，竟认为孔子只不过一介布衣而“养徒三千人”，可见“今天子太学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语在《汉书·儒林传》。在京师一地的国家最高学府规模已是如此，则于全国各地庠序之中接受教育的人数之众据此可推。

　　而欲行“德教”，可以帮武帝达成“礼乐教化之功”的儒家典籍，自为当然的备选教材，为弟子员所当修的功课。太学庠序之生徒实乃国家未来官员的人才储备，这一举措自西汉以来体制化之后，对帝制中国的影响深远。因为它使为民父母的朝廷命官及地方缙绅的主体，实为接受过诗书礼乐之熏陶的文人士大夫，而不是逞勇尚力的武夫悍徒，或欠缺教养的土豪劣绅。儒经的德化教育让社会领袖阶层的人物因受斯文所涵养，而知晓义利之辨，懂得自持自爱，方不至于沦为毫无道德底线，只汲汲于以权谋私，仗势欺人的鱼肉百姓之辈。


“德教”为社会上层塑造高尚精神追求

　　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理解，董仲舒的“德教”所拟于培养的是一种近乎超越意识（transcendental）的信仰或理想。它为统治阶级和社会上层的人物，塑造一种高尚的精神追求，以之淡薄物欲或抑阻刑罚所难以根治的人性中之歹心恶念，让这些“治人者”因为有廉耻之心，而不至于肆无忌惮地作威作福、贪污腐败。如果这就是董氏所认定的牧民之官所应有的素质，则我们得以了解为什么他要向武帝强调用人须得当，要不然“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

　　汉武帝不见得是因为服膺孔学，对之有一种由衷的尊崇而采用儒术的。董仲舒是因为让他意识到，孔门所传的学问可以为汉朝用来治当务之急，平衡立国以来专重刑名法术所衍生的流毒遗害，从而有助国祚延续久远，方使儒学为王者所用。汉儒亦能紧抓住这一机遇，借政统扬道统。此遂使春秋以来的百家争鸣，演为儒学之一枝独秀，蔚为与西汉以降历代皇朝之政事治理有密切共生关系的显学。


作者是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院长

李光耀给新一代领导班子的五堂课

文章标题：　李光耀给新一代领导班子的五堂课
文章作者：　许文远
发表日期：　2023年11月9日
发表媒体：　《联合早报•言论》

　　今年，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迈入第75个年头。虽然这个体系提供的免费健保依然很受欢迎，但英国政府在履行承诺方面，面对更多挑战。英国政府目前的窘境是，继续投入更多资源，或者顶着国人的非议改革政策。

　　建国总理李光耀时时提醒我们，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李先生早已预见所谓免费健保所带来的挑战。他的提醒包含了几个要点：其一，领袖要让选民看清政治“有好处谁买单”的硬道理。其二，任何善意的政策必须由可行的融资计划支撑。其三，免费的东西一旦给予，就很难收回。

　　1981年，我在卫生部协助时任卫生部长的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改革本地健保融资模式时，第一次领会到李光耀先生的政治睿智。我之后在各个不同的政府部门的工作中，经由实践切身学到更多李先生留给我们的珍贵政治理念。


第一堂课：说服国民支持“良药苦口”的政策

　　第四代领导人有必要认清民粹政策背后的代价，并学习如何说服选民支持“良药苦口”的政策。李光耀的政治才华展现在他推行政策时，能将国人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紧密结合。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让国人享有国家繁荣与进步的成果。他与林金山先生和建屋发展局设立的“居者有其屋”政策就是一个范例。随着新加坡经济不断发展，组屋的价格也水涨船高。得益于这个政策，国人的财富也随之增加。这是有效国家治理的良性循环。


第二堂课：协助国人实现梦想

　　李光耀不推崇西方福利国家的做法。他致力研究设计了一整套全新的政策机制来实现“新加坡梦”，以此保障国人的福利。这套机制注重发展经济，通过打造一个零犯罪、低税务、高商机的环境，助力绝大多数国人争取更好的未来，注重把蛋糕做大而不仅注重如何分配蛋糕。他确保政府大量投资教育和终身学习，以提高国人的知识、能力与收入，享有安居乐业的环境。

　　建国伊始，李光耀亲自过问环境部门，以打造一座花园城市，从绿化环境开始，为国人建起第一世界的优质生活。在实现花园城市的过程中，他亲自钻研园艺，在新加坡植树造林，并且推动绿化运动，可谓“首席园丁”。在出国的时候，他仔细观察，带回新点子和幼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街道上除了本土树木，也有雨林树和非洲楝遮荫。这些亲力亲为，以民为先的举动值得我们学习。


第三堂课：消除弱点

　　李光耀比谁都更重视维护新加坡的独立主权。他清楚地意识到新加坡身为小国的弱点，从国防做起，连同吴庆瑞博士成立了新加坡武装部队。他成功地改变了“好男不当兵”的观念，并安排武装部队到海外受训，解决了新加坡国小地狭的局限。他相信，新加坡面临的局限不应束缚国家的发展。

　　水资源是另一个脆弱环节。新加坡独立之初，他同马来西亚进行谈判，签署了水供协定，并确保协定包含在1965年新马分家协议中。在李一添（Lee Ek Tieng）和陈义辅（Tan Gee Paw）的配合下，李光耀带领新加坡清理水道，充分利用本地的水库收集雨水。他也支持长远的水源技术研究，建设海水淡化厂，同时扶植净化水和新生水工业。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他成功把新加坡的这项弱点转变为竞争优势。


第四堂课：增强新加坡优势

　　国家建设不仅仅是防御工作。我们须要开拓市场、售卖我们的产品与服务、吸引投资，同时提升我们的竞争优势。李光耀说：“世界上没有人亏欠我们，要生存与发展，我们就必须对其他国家有价值”。当我们的邻居反对新加坡独立，把我们排除在它们的市场之外时，李光耀同跨国企业合作，开拓国际市场，确保新加坡能在本区域实现飞跃式发展。他与吴庆瑞博士带领新加坡抢先进行工业化，与韩瑞生利用时区优势，建起亚洲货币交易金融中心，与侯永昌和沈基文把港务局服务集装箱化，并把机场搬迁至樟宜。这些政策在推行时就像建立裕廊工业区那样不被人们看好；然而如今，这套政策无疑已经促成了新加坡的一大重要目标——成为世界上主要的交通枢纽。

　　尽管新加坡资源有限，李光耀还是能够把我们的优势发挥到极致，成为亚洲强国。他的客观思维、判断决策力、敢做敢当的态度、坚定灵活的办事方法，值得第四代领导人学习。


第五堂课：建立机制和新加坡核心团队

　　硬件随着时间会损耗，而软件会更长久地决定执政模式、框架和价值观能不能传承给下一代领导班子。尽管李光耀在新加坡建立的硬件设施随处可见，影响更为深远的部分还在于他的政治遗产——治理国家的“软件”。他建立了世界级的机制，并确保我们的政治文化以稳健的法治和正确的价值观为依据。他苦心孤诣地培养了一支由新加坡人组成的卓越团队，他们有诚信、唯才是用，且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中国前最高领导人邓小平1992年南巡时，赞扬了新加坡的政治制度。从那时起，中国常常派遣大量考察团到新加坡学习，我们毫不吝啬地分享交换观点。不过，李光耀也质疑这些考察团的功效。他向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提出了一个独特的新构想：新中两国共同在苏州发展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两国的团队通过借鉴新加坡市镇开发与治理的经验，共同解决这个发展项目所面对的实质问题。这个大胆的建议促进了新中两国的双边关系发展。

　　跨国家跨文化的合作往往不容易，起初常发生误会与困难。比如，硬件设施容易构思建设，软件“思维模式”的传输相对来说比较难以实现。我们在苏州的合作伙伴通过很长时间，才慢慢领会为什么我们这样执着于软件传输。苏州发展项目虽已经顺利完成，但漫长的道路历历在目。


让新加坡成为宜居城市

　　李光耀治国的理念是：新加坡必须走在前端。在新加坡，事务会按照规则制度进行；新加坡会是一个动荡世界里的绿洲。做为一个资源贫乏的小岛国，新加坡无法效仿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他采取了兼容并蓄的策略，采纳他认为适合本地国情的部分，再开创自己的一套行事作风。在情势所需的时候，他会毫不迟疑地开辟另外一条未走过的道路。他有底气面对批评，甚至能在他国施压要求新加坡顺从时稳住阵脚。

　　我们的媒体政策就是个好例子。新加坡和一些西方媒体在言论自由上的纠纷，显示了我们对新闻采访所采取的不同方式——我们对媒体提出既须要报道，也须要团结社会的双重要求。设立其他母语媒体的用意，更是在维护我们的多元文化社会。我们对贪污和毒品的零容忍、对罪犯与运毒者实施严厉的刑罚，在西方社会都曾掀起争议。

　　但李光耀不执着于外界认为什么对，什么不对。在冷静分析他的每个抉择的利弊后，他都毫不迟疑地开拓他认为能惠及新加坡国民的政策。为了保持马路通畅，他设立过路费政策，演变成如今的公路电子收费闸门。过路费虽然引起驾车人士反弹，但李光耀坚持让人民亲自体验新加坡通畅的道路，以此见证政策的成效。充满诱惑的民粹政策背后的代价，他都预判得一清二楚。

　　李光耀治国的方式在他的年代充满争议，但如今活在其中的我们，能享受一个富裕稳定的大环境。他设立的机构与制度也能相辅相成：居者有其屋政策须要有公积金和征收土地政策才能有效落实；打造花园城市须要长远的城市规划还有有效的交通管理；高效率的行政有赖于顶尖的公务员队伍与政治领导人紧密合作。我在这篇文章里频频提起一些建国先贤的名字，是为了纪念他们巨大的付出与贡献。李光耀象征着新加坡建国写下的历史奇迹，但我们不能忘记这个奇迹背后，也有一支伟大的团队支撑。

　　国家建设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我们得处理和其他国家不安的双边关系的时刻，这些危机都是我们学习的契机。李光耀教导我们要保持冷静，在顺境中不要得意忘形，在逆境中也不要感到沮丧。

　　这是我同李光耀接触，从他的治国理念所得到的启发。以上的分享虽仅限于我本人的知识范围，但希望能让读者体会到李光耀坚守新加坡独立自主的使命感，他为了建设一个公平多元种族的新加坡不屈不挠的决心，还有他为新加坡寻求发展的不懈努力。李光耀启发我们，在公共服务和政治生涯中全力以赴。虽然我们起初有些犹豫，但他以身作则，很快地让我们看见国家需要诚正清廉的领导人不懈地付出，才能继续繁荣发展。
　　在李光耀的指导下，我有幸参与设计3M医疗保健系统、改组医院、扩充政府组屋、计划减少用车、设计海军部村庄综合体建筑、开发活跃乐龄环境等等项目。能够成为他团队的成员是我莫大的荣幸。回望过去，我对这个充满意义的旅程心存深深的感激。


作者是人民行动党前主席、新报业媒体信托主席 本文是作者在人民行动党政策论坛 配合建国总理李光耀百岁冥诞所举办的 “透视”系列第二场对话会的发言稿浓缩版 译文由作者提供

李光耀留给我们回答的作业

文章标题：　李光耀留给我们回答的作业
文章作者：　颜国伟
发表日期：　2023年11月6日
发表媒体：　《联合早报•言论》

　　“人类进步既不是自动的，也不是必然的。追求正义的每一步，需要有奉献情怀的个体来成全；这些人备受煎熬与挣扎，却始终坚持不懈，心怀理想。”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一语道出真正领袖拥有的襟怀，而李光耀就是其中一位当代政治界最伟岸的人物。李氏最鲜明的形象，就是他的务实作风；表面看来，他与理想主义搭不上关系；而现代人对理想主义的定调，就是空想与不接地气。如果是一位魅力型的理想主义者，那就更加危险了，因为二战的教训告诉世人，这类人危害世间的风险极高。

　　但是我们都会认同，李光耀符合上述描述——他既有实事求是的作风，也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务实与理想主义，究竟是什么关系？务实绝非现实，真正的务实者，必须拥有开放的心灵，才能洞察真相，作出准确判断；而开放的心灵，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才能具备。

　　随着李光耀的辞世，生命里洋溢着理想主义情怀的本地第一代政治领袖都已烟消云散。第二、三代的接班人，因为有很长时间与这一批先驱人物共事，加上成长于社会尚未全面市场化的朴实年代，在耳提面命、耳濡目染之下，都受过深刻的熏陶与教诲。接下来的第四、五代，乃至年轻世代的国人呢？

　　透过硬体建设，例如建国先贤纪念园，展示的只是文物与史料；让学者进行李光耀思想研究，“李光耀”变成思想体系，成为概念游戏，将之运用到公共行政与政治，恐怕将异化成封闭性、排他性强的意识形态。把李光耀处理过的棘手问题打包成商学院案例，作为领导力教材来使用，则时间愈久，后人愈难把所学的与现实结合，原因之一是历史不会重复，其次是我们已进入变动急速、高度不确定的时代。

一切抉择以整体核心价值为依归

　　李光耀说过：“哪怕我在病床上，或者就快要下葬，只要我感到事情不对，我会站起来！”这是他的死亡之忧。如果把“我”换成“我们”，就能深入这句话深刻的意涵，也是国人必须作答的作业：如何在新加坡人身上，重现像他那一代人所具备的理想主义情怀？

　　因为李氏的务实，一方面来自开放的心灵，另一重要源头来自理想主义实践者所具备的价值主体精神：一切抉择，皆以超越个人的整体核心价值为依归，而不是拿捏利害、盘算个人利益得失的精明计算。

　　环顾世界，市场化的酸雨已将人类2000多年积累的高贵人文价值腐蚀锈烂。人的一切行为，离不开个人核心利益的盘算，精英阶层尤其如此，美国就是个例子。美国文化之病，病在富裕的反噬：一个高度物化、市场化、机械化的社会，富裕阶层宛如韩剧《鱿鱼游戏》刻画的那样——顶级富豪为了驱走空洞乏味的存在感，把人当成赛马，让人互相厮杀，而自己就坐在视野最佳的位置上，一边吃着高级料理，一边享受这场腥风血雨，最大的操控者还亲自下阵，以享受更强烈的快感。

　　目前新加坡还是世界的模范生。然而，已有执政党领袖认为“行动党打造的成功，已倒过头来让自己成为受害者”。这个吊诡现象，一样是富裕反噬的病征；值得庆幸的是，如果具备历史眼光与魄力，我们还来得及更换赛道。

　　20世纪西班牙思想家奥尔特加在《大众的反叛》（The Revolt of the Masses）一书中指出：一个过于富足的世界会自生自发地造就畸形的、品性不端的人类生活形态，他称之为“大众人”——有着严重的自我封闭性格，唯一关心的是自己生活的安逸与舒适，视之为自然权利，并且志得意满，不愿意倾听他人，不愿意将自己的意见提交裁判；此外还要干涉一切，强制推行自己的观点，不惜诉诸暴力来捍卫自己认为应有的权利。值得留意的是：奥尔特加的“大众人”不是根据社会阶级、教育程度、职业性质来划分的；即使在精英群体中，也充斥着这类型的人。

　　环顾全球，愈富裕的国度愈充斥这类大众人。提倡协商式治理虽然可以淡化李光耀强人政治留下来的阴影，但是解除不了“大众反叛”这颗计时炸弹；而社交媒体的演算法，按用户浏览过的信息类别不断推送同类标签的资讯，所产生的强大回音室效应，已造成所有社会无可幸免地碎成心灵极端封闭的多元，疑惑少信，党同伐异，构成社会撕裂的断层。

　　现在是时候重视开发理想主义情怀的人文教养了！世人皆钦佩李光耀所创造的经济奇迹，却少有人洞察到在他创造有形物质的背后，那股强大的生命动能，源头来自坚挺的价值精神主体，让他能逆势而为，逆势而创造，把新加坡变成闪亮的小红点。

　　从他身上得到的启示是：唯有让国人树立起价值精神主体，才能解除富裕反噬的威胁，打破封闭的心灵，生起家、国、历史、文化的他者意识。

　　生活在富裕的社会，如同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里的描述：人人都被欲望刺激，拼命向上爬，对失败充满恐惧，财富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而财富又不断地转手，牵动所有人拼命在节约或赚钱。这样的社会里没有稳定的力量，所有人的精神变得萎靡，行为堕落。

　　托克维尔还指出，这样的社会将令民主覆没。为了维持社会有序的运作，未来的治理必愈加依赖威力强大的科技；我们已在抗疫期间深刻体验过，人在科技牢牢控制下活着的苦况——情绪紧绷，行为越来越机械化，大家都须要按标准作业程序（SOP）才能生活，日子久了，人越来越像赛博格（Cyborg，半机器人）。

　　和谐社会如果诉诸控制来维护，如何让生活在这种土壤下的人们，活出豪情壮志，超越斤斤计较的小得小失？这股生命力萎缩了，剩下一副僵化的运作系统，当骤变与巨变降临时，到哪里去找像李光耀那样勇于担当，主动作为，创造奇迹的社群栋梁？

夯实人文底蕴培养挑重担栋梁

　　李光耀启动的社会改造工程——和谐社会，现在已来到分水岭；线性顺着走，借助强大的科技与严密的法律，让一切都受控，把国家意志集中于管治精英一群，打造的是风险集中、机械化、缺乏活泼生命力的社会。

　　综观人类几千年历史，社会维持和谐的时间很短暂，长期动荡是常态。升高思考维度，如果在面对艰难考验时，社会有夯实的人文底蕴，能不断涌现出敢挑重担，主动作为，攻坚克难，翻转命运的社群栋梁，那才真正回应了李光耀的死亡之忧，预防新加坡走向没落。

　　数十年的工匠教育，新加坡人的存在，是按经济需要的功能精细定义和培养的。这种教育很难产生如许人才，能够在特定历史场景带来的局限与挑战下，果敢进行价值抉择与价值创造，凝聚共识。这也是全球面对领袖荒的最核心课题。

　　所谓价值创造，就是赋予人意义、希望，以及奋进的方向；而价值创造的主体，需要敏锐的心灵、强大的意志力和开放的胸襟。这样的生命品质要靠坚定的精神力量，真切的人文素养，和博古通今的学问来养成。由经济思维与利益主导的教育，无法培育出这样的社群栋梁。


作者是社会企业人文与生命学堂创办人

从人智学“人的四个面向”，谈身体运作及如何照顾身心健康

文章标题：　从人智学“人的四个面向”，谈身体运作及如何照顾身心健康
文章作者：　Clive Minton
发表日期：　2022年11月22日
发表媒体：　《微信公众平台》

（按语：“什么是人的四个面向?”，相信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听说。这是人智学的创建者鲁道夫·斯坦纳关于人如何能更完整地认识自我方面的一个深刻洞见，下面来听听有着40年临床经验、来自澳大利亚的Clive爷爷对这个洞见的非常谦卑、深入浅出的分享，融合了自己的案例、亲身实践观察，对于我们每个人如何照看好自己的身心有非常直接的指导意义。纯干货，推荐你一定耐心看完，收藏，并分享给你关心的亲人朋友们。）


　　人有不同的面向，我们可以去观察，也可以去感知，然后就我们的观察来做反思和思考。下面我想分享我们能够观察到的关于人的四个面向。

　　首先要说明的是，我要讲的关于理解人的图景并不是来自于我，而是来自于人智学的创建者。他的关于人的图景非常地启发我，我很受鼓舞。因为这些图景是如此清晰，如此真实，我自己是可以经验到的。

　　所以我也把这样的图景提供给大家，你可以去听，可以去思考，去看看对于你来说，这个想法行不行得通。我没有让大家去相信我说的任何东西，你就是可以去听听看，看看它说不说得通。

第一个身——物质身

　　我们说关于一个人，他的第一个面向或者第一个方面就是物质身。物质身也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另外的一个人。也是当我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能触碰到的那个人，就是物质身。

　　很有趣的是，我们如何去触碰他人？

　　其实在这一方面，相对来说，这个行为的准则，或者行为上的协议，其实大家都已经是建立好的。那是因为，其实另外的一个人，你可以说，他的身体里面就是居住着另一个人，或者这个身体就是他的一个房子，一个家，里面还有另外的一个人。

　　当我们去触碰别人的时候，是要充满着尊重的。而这个尊重，是能够允许这个人，他是否相信你，是否信任你的。

　　关于物质身体，让我觉得最了不起的地方是在于，它是最容易被看到，最容易被触碰的，但是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也是最难被治疗的。

　　物质身可以是因为疾病而让它生病，或者把它弄垮，把它毁坏的。物质身是最后一部分。所以物质身也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最难跟它去互动，带来疗愈的。也就是说，最难给这个特别固体的部分带来疗愈。

　　当描述物质身体，我们会用一些词，像在英文当中，我们去描述这个人，他在社群当中是如何“站立”的，英文用的是“standing”。

　　比如说有个人，他是一个很受人尊重的领袖、一个领导。他在这个社群当中，我们就说，他的站位很高。

　　我们说，物质身体就是一个我们能够看到的部分。它是会在时间的过程中成长的，会长大的。物质身体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两个手就能抱得过来了，过后他逐渐地长成一个大人。所以说，他的物质身体在长大，也是很大规模的了。

　　当一个物质身体它在逐渐地发展和演进的过程当中，从最开始，到后来非常地有能力，成为一个独立的成年人，这其实是需要花费时间的。

　　小孩子刚开始他的这个小小的物质身体是成长得特别快的。但是后来慢慢地，他的成长速度就会降下来，关于人的其他的一些面向又会开始成长了。

　　比如说，他会开始跟你讲话了，他会开始跟人有互动了，能够参与到跟你的对话当中来。哪怕是一个6岁的小孩子，他也能够跟你去互动，跟你去参与到人的对话里去。

　　但是，6岁的孩子跟16岁的这种参与互动不一样，跟26岁的参与互动，又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身——生命身

　　生命身是非常无意识的，可以说，我们在任何的程度上都不参与到生命身当中去。

　　其实生命身，它是参与到我们身体的物质以及液体、液态的运动当中去的。在人的身体当中，任何运动的地方，都是有生命的，包括血液。

　　那么，在中医当中，这个生命身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气。其实气也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一部分，它尤其是参与到我们身体的物质以及液态的运动。

　　我们是可以注意到生命身的，因为它会变化，会有不同的变动。它在白天的时候，就变得活跃起来，在晚上的时候，就可以休息下来。其实我们说，晚上它休息下来了——也只是在晚上，它看似好像是休息下来了——但其实在晚上，它已变得更活跃了。而这个活跃，是指在我们的身体内在，它的活动更活跃了。

　　其实就像之前我们提到的个案里的那位女士的例子（👉40年行医经验Clive：症状背后的故事里，藏着疾病自愈的秘密）当中提到的，就是她的生命身逐渐地失去了一些运动。我能够看到这一点，就是在她的手掌上，比如说，当我去按压她手掌里面的液体的时候，想要去看它多快能弹回来。我刚才有展示，我的这只手弹回来得不快，换了另外一只手，这只手弹回来得快。所以我自己也要好好照顾我的气才行。

　　其实这也是挑战，但是，这也是我们恰恰可以学习到的地方。我们可以去透过这些液体在我们身体当中的运行方式，或者说是，我们的尿液是可以顺畅地排出，还是好像总是憋在体内，包括大便能否顺畅地排出，还是说在体内。它的运动方式，以及我们记忆力的工作方式，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血液跟液体在体内运动的征兆。

　　所以其实在我们生命身当中的各种变化，或者说，我们气的各种运行变化，都是能够帮助到我们自己去理解的。而且这个在时间当中的各种变化，也是让我们能够去看到，我们现在的状态如何，或者说，跟6个月之前比，状态怎么样，甚至是跟6年之前比，状态又是怎么样。

　　我们就可以学着去理解到，其实症状就是一个时间的过程，然后从而能够注意到我们生命身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第三个面向，感受身

　　我们当中有一部分是会对外界事情做出反应。比如说，当我看到别人有一些压力的时候，我就会想，我是不是也有这么大压力等等。

　　我们是可以对很多的事情做出反应或回应的，哪怕是同一时间，因为这个反应、回应，它是特别快的。就像是有个人突然进到房间里，你立刻就会知道这个人值不值得你信赖。

　　所以我们身上的这一部分，它与生命身不同，生命身是参与到我们身体的各种物质跟液体的运动当中。而这一部分它不参与那里。你可以说，它像是一种光的运动，因为它非常得快，比物质要快。

　　这种物质或者我们刚才说这种光，你可以把它称作为是我们身体的神经系统。因为神经系统，它其实是渗透、遍布全身的，它其实是直接参与一些物质的运动的，它一直都在侦查着这个物质是怎么样运动的。现在的这个物质运动是不是缺失了什么东西，或者说是发生了什么，它是以这样的方式去参与的。

　　在所有古老的文化当中，我们身体内在的主要的脏器器官，其实都有把它跟在夜空当中我们能够看到的行星之间是产生关联的。就是人们在古老的文化当中，都会知道，夜空当中的这些行星，也是我们内在器官的变体，我们内在的器官也是夜空当中我们能够看到行星的变体。

　　我一直都还是蛮犹豫，要不要这样讲。因为这样讲出来，就很容易被人觉得，首先你这是不科学的，其次你这是瞎猜，或者说这就只是猜想。但是我在这里可以给大家一点点信号，或者是线索，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看待。

　　其实，这里面它是蕴含着真理的，或者蕴含着真相在里面的。当我们能够去看我们身体的生命身体当中的这种生命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这种生命，它其实是由一些外在的动作，或者外在的行为所带来的，也就是我们身体内在的这个物质性的东西。它是被提升成为一种在运动当中的状态的。

　　那是什么东西带来的这样的一种提升，带来这样的一种运动呢？也就是有一些物质，有一些东西，它是能够提起这个物质，然后把它运动起来，或者说是它给这个物质带来了一种运动。这一点其实就很相似于外在在太阳系当中的行星对地球所产生的影响。

　　在古代，在不同的文化当中，人们都会把大脑跟月亮产生一定的关联，把它俩比作为在一起的，是有关系的。这种思考方式，你可以去看——我们去比较太阳跟月亮的时候，这种关系就很像我们去比较心脏跟大脑。

　　在大脑当中，我们认为我们有真相了，或者说我们认为我们的大脑当中是可以有真理的，但其实我们的大脑也只是反映了实相，反映了现实而已。

　　真正的那个实相或者真正的现实其实并不在我们的大脑当中，而是在外在的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只是透过大脑去思考我们所看到的，去理解我们所看到的外在的这个实相。

　　在这一点其实就很相似于我们看到月亮，我们看到月亮的原因是因为它反射了太阳的光，它本身并不是太阳，但是它能够反射出太阳的光，从而让我们能够看到月亮。而我们知道，真正的太阳，它是我们一切生命的来源、光的来源，也可以说是我们在这个地球上生而为人，能够活在这里很多面向的一个重要的来源。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完全可以将所有的器官理解成为一个整体，它是整个的，或者说它是一个有系统的实体，而且各个器官之间是有着密切的整合关系，密切的合作关系的。

　　这些我们是可以去观察的，而且我们能够看到，如果当某些器官它失去了这样密切的合作关系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症状产生。那我们透过对于器官以及器官之间的这种整合工作，我们就能够试着去理解到我们观察的一些症状，然后理解到哪些器官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第四个身，就是自我身

　　人智学里面的是“自我”，就是“吾”。

　　人的自我其实是最新的一个成员，可以说它是正在出现的一个成员。所以，它其实还不够稳定，也不够强大，就是在我们现代人当中它是不够稳定不够强大的，它其实是还可以成长得更加得强大。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能够触及到这种自我？人的自我感等一会儿来说。

　　人的自我的运作，他的工作不是为了我自己的自我，它更多的要为一些真的值得去做的事情，真的需要被实施的、需要去被做的，你可以说这种自我它是一种使命感、一种愿景感，而它的使用不是为我个人所有，而是为全部的人。

　　你也可以说这一部分，它能够让我们去发现对他人的尊重，同时也有对我们自己的尊重。

　　我们说尊重自己，这个说法有的时候听起来会有点搞笑或者说有趣，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会这么认为。

　　比如说，我们身上发生了一些让我们期待不到的事情，料想不到的事情，或者说是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然后我们就会试着要去理解，到底它发生在我身上意味着什么。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或者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体验跟经验，你也可以说哪怕是一些症状，它是让你觉得疼痛的、不舒服的，或者说这些症状是不应该发生在我身上的。

　　我们跟它们的关系，跟发生的这些事情的关系是什么呢？

　　其实它恰恰可能会训练我们，能够让我们去理解自己的东西。这也是我能够在天使在线开这个系列二课程（唤醒你内在的疗愈力量）的全部意图，就是透过这样内容的理解，能够为我们提供一种自己理解自己，自己了解自己的可能性。

　　可以说，我们将对于自己的理解完全依赖于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告诉我我是怎么回事，这样的时代其实已经过去了。过去的时代才这样，因为现在的我们是完全有能力去理解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你试着，如果你愿意这样做的话，你是可以做到的。

　　我之所以说这是在我们身体当中新出现的一种能力，或者说正在浮现的一种能力的原因是，如果我们看向四周，看向我们周围，现在我们的地球，我们所在的这个星球是非常需要我们的呵护和照顾的。

　　但如果我们对于地球现在产生的各种症状不去加以关注，比如说正在干涸的海水，或者说是水域，到处缺乏的食物，各种变化的天气，这都是现在地球出现的症状，如果我们不去负责任，不去注意的话，那就说明其实我们还并没有成熟到能够为自己做的行为去负责任的程度。关于现在我们应该如何管理如何照料我们的星球，其实人们是有着争论的。

　　同样地，关于个人，我们该如何照料自己，我们自身的健康，这也是有着各种争论的。因为你可以说这是一个很高尚的或者很高贵的过程，真的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找到正确的方式，能够完全地对自己或者对这个星球去负责任的。

　　所以在这里面所出现的各种症状，就是非常重要的角色，它起到重要的意义。因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出现的症状是不会对我们说谎的，症状永远告诉我们的都是真相，因为这些症状是非常可贵、非常宝贵的。通常，让我们找到一些关于自己的真相，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结语

　　我们的这种态度以及我想要教给大家的技巧——关于如何照顾自己，如何呵护自己的态度跟技巧——这个是我希望带给大家的。

　　因为症状可以被我们视作是一个助手，症状其实并不是疾病，它也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感觉到恐慌或者害怕的，因为症状的出现就是帮助我能够去理解我们自己、了解我们自己。

　　如果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看待症状的话，我觉得那会是一种比较有成果的方法，而不是把症状看成一个需要被修理、需要被治疗的问题。那样的话就会局限我们的思维跟做法，而且在我看来用那样的方式去看待症状，其实也是对于我们自己生而为人并不是很尊重的。


*本文整理自天使在线特邀澳大利亚的Clive Minton老师带来的直播《为什么我们总忙着生病？| 透过症状，与自我相遇》中的分享，将分成3篇于近期在本公众号发布，本文为第二篇（上篇：40年行医经验Clive：症状背后的故事里，藏着疾病自愈的秘密）。

建国总理二三事——李光耀百岁冥诞拾遗

文章标题：　建国总理二三事——李光耀百岁冥诞拾遗
文章作者：　林任君
发表日期：　2023年10月21日
发表媒体：　《联合早报•言论》

　　今年是建国总理李光耀的百岁冥诞，各界人士为纪念这位将一生奉献给新加坡的开国元勋，举办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唤回对他的记忆，并通过重温他生前的言行和奋斗历程，反思过去，瞻望未来。

　　李光耀为新加坡立下了不朽功业，在国际上也曾做出重大贡献，在国内外备受尊崇，是毋庸置疑的。当然他并非完人，不可能没有过失，他的历史功过，史家将来自有定论，但这不是百岁冥诞纪念的重点。综观这些活动，重点多放在他的政治洞见、高瞻远瞩、务实果断、敢于担当等超凡品质，如何对新加坡的生存发展以至国际社会的沟通合作，发挥不可磨灭的影响，以及如何传承并发扬他的政治和精神遗产。他生前的演讲音频及视频片段、对国人语重心长的反复劝导、铿锵有力的“警世恒言”经典名句……不断在活动会场和网络空间回荡，引起不少反响，让人怀念不已，抚今思昔。

　　由于曾经和李光耀有过交集，我也受邀参与其中一些活动，包括《联合早报》为纪念他的百岁冥诞而做的播客访谈、在早报为纪念本身百年大庆而做的口述历史中回忆他与早报的互动、在《100年后新加坡还存在吗？》这本为纪念他而出版的新书发布会上主持座谈等。

　　这些我直接参与的活动，以及我以观众身份出席的其他活动，让我有机会回顾与他的交流，唤回一些记忆片段。这些片鳞半爪的回忆点滴，与这几个月来关于他的铺天盖地的宏观叙事比起来微不足道，但或许还有一点“拾遗补漏”的价值，可能有助于增加对他的了解。且摘选三两件，与读者分享。

“阿裕尼选民有五年的时间忏悔”背后

　　前外交部长杨荣文在今年8月31日出版了总结其政治经历和人生感悟的《凝思集》第三辑，书中提到2011年大选期间，人民行动党在阿裕尼集选区面对工人党的严重挑战，李光耀发出（若行动党败选）“阿裕尼选民有五年的时间忏悔”的警告。他说，李资政的这番言论激怒了阿裕尼原已不满的选民，对选情造成了冲击。他披露，李光耀在竞选期间曾发电邮向他道歉，并说会发表声明，但声明最后没有发出来，他对此感到失望。

　　杨荣文的这番话，让我想起12年前的一件事。

　　那年的大选在4月27日提名，5月7日投票，提名之后激烈的选战立刻开打。阿裕尼集选区更是短兵相接，刘程强领导的工人党队伍来势汹汹、攻势凌厉，杨荣文领导的行动党团队虽处于下风，也不甘示弱，大力反击，形势非常紧张，媒体当然也紧跟报道。

　　大选期间，报馆的工作是没日没夜的，高级编辑也无法周休。我只能在5月1日那个星期天下午“偷得浮生半日闲”，抓紧时间跑到不久前刚开放的淡滨尼生态园去健行。正沿着湿地旁的小径前行时，手机响了起来，竟然是李资政通过手下打来的电话。他平日很少打电话给我，在星期天的荒郊野外突然接到他的电话，让我错愕不已。电话一接通，他劈头就问：“杨荣文发表了那么重要的讲话，为什么报纸没有刊登？”原来是问这个！这样的问题让我更感意外，我定了神，理直气壮回答：“早报有登啊！”“那《海峡时报》呢，为什么没有？”我回应：“我记得他们也有登的。”“是吗？”他的语气缓和了一些，显然发觉是自己看漏了，但紧接着又语带微愠地问道：“为什么英文报的年轻记者总是支持反对党？”

　　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不想搭腔，只能静静听他“抱怨”，不久电话就收线了。

　　当晚我回到报馆，翻阅过去几天的中英文报章，都有报道杨荣文的谈话，5月1日那天的早报还刊登在封面版，而且是两则新闻并排，主文的标题是“杨荣文：选战无关我和刘程强，而是20万居民生活和前途”，副文的标题是“杨荣文：利用阿裕尼作跳板，工人党想倾全力夺权”。相信这就是李资政所指的那篇杨荣文的“重要讲话”。

　　这么显著的报道，李资政竟然会“视而不见”，让我感到非常惊讶。我猜想是因为刘程强在提名日出其不意走出后港，破釜沉舟攻打阿裕尼，又祭出一个“皇牌”新人陈硕茂，已经先声夺人，抢到了宣传先机，发挥了轰动性的新闻效应，因此抢占了媒体大量空间。这可能给了李资政先入为主的印象，觉得报章给予工人党太多宣传，冷落了杨荣文，而为他打抱不平。

　　这也反映了他对行动党势将失去阿裕尼集选区、损失杨荣文等几员大将的局面忧心忡忡。

　　今天回忆起12年前的这通电话，犹声声在耳，还能感受到李光耀对杨荣文的关心。

陪部长读书

　　1991年的大选，行动党一口气输掉四个议席，是独立以来表现最差的一次。除了保住当时反对党唯一议席的詹时中之外，另三位首次当选的反对党议员刘程强、蒋才正和林孝谆都被认为是较“草根性”的人物，前两者还是南洋大学毕业生。记得当时看到的一项选后分析认为，大选结果反映了华社的不满，因为政府“长时期漠视华社的感受”。

　　刚在一年前卸下总理职务的李资政因此认为，年轻部长必须加强与华社的接触，建立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必须多注意华文报，从中听取华社的心声，掌握华社脉搏。他要他们与华文报的高级编辑定期见面，讨论时事课题，了解我们的想法——但必须全程用华语。

　　具体的做法，是由吴作栋总理的政治秘书陈原生安排饭局，每次邀约几位年轻部长和几位华文报高级编辑，到总统府共进午餐，一面吃饭一面用华语交谈。饭局都安排在星期六，李资政和吴总理都会列席，部长则轮流上阵，每次三四位，包括李玉全、杨荣文、李文献、马宝山、林文兴、林勋强等，有一次连胡赐道和简丽中也出席了。

　　这些部长我们经常接触，全用英语沟通，现在却突然改为“华语对白”，大家都觉得很不自然，感觉很别扭。部长们不习惯用华语讨论时政问题，往往力不从心，无法从容应对，因此常常出现冷场。

　　我们戏称这是在“陪部长读书”，周末加班，也算是工作的一部分吧？还好只是三几个月一次，到1992年年中就结束了。

“肯定会有人头落地！”

　　1990年8月，李光耀发表了总理任内最后一次国庆群众大会演讲。在华语演讲部分，他不无感慨地说，假如可以回到1965年、重新来过，他一定会保留华文小学，让华族学生以学习华文为主，英文为第二语文，打好华文基础，同时灌输传统价值。小六后再用一年的时间强化英文，过渡到英文中学。

　　回头路当然是不可能走了，25年的宝贵光阴已经流失，狂澜再也挽不回，年轻一代的华文水平犹如一江春水向东流！

　　在接下来的十多年，他不断重提华文水准问题，到了晚年更对年轻一代缺乏中英双语双文化的能力忧心忡忡，不断推动母语教育政策的调整和改革。他认为政府过去的双语政策走错了方向，因为错误地以为只要智力相同，人们就能学好两种语文。他一再强调每个人只能真正掌握好一种主要语文（master language），对母语程度的要求不可能太高，但却又必须维持起码的水平，因此必须改革教学方式，以富有创意的教学法维持学生对华文的兴趣。

　　他不断公开重复这类言论，但他的论调并不被一部分学者和华文教育工作者认同。他们认为双语政策的确“走错了方向”，但那个“错误的方向”却和李资政所指的正好相反——不应该一再强调“华文难学”“一般学生无法掌握好中英两种语文”，而不断降低要求，以迎合讲英语学生的心理，只希望他们肯继续学华文。

　　2009年11月，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的一名年轻学者王昌伟，就写了一篇题为《新加坡华文教育失败的症结》的文章，投到早报，毫不含糊地批评李资政对双语政策和华文教学的一些观点，直言不讳。

　　文中有些话是相当不客气的，例如其中一段就这么写：“李资政经常以他学习华文的经历作为例子，说明一个人不可能同时精通两种语言，那我也想谈谈自己学习双语的经历。我的华文程度和李资政的英文程度一样，都达到母语（native language）的水平，但我相信我的英文程度应该比李资政的华文程度高。虽然不管是口语还是书面语，我的英文还存在瑕疵，但在日常的沟通之外，我还能用英语授课，能用英语发表演讲和与西方学者讨论高深的学问，也能用英文出版学术专著。”

　　接着，他说“这绝不是因为我比李资政聪明”，而是被环境逼出来的，华校生被残酷的现实所逼，为了在教育体制下生存，不得不学好英文，过程是艰难痛苦的，但现在当学生学华文遇到困难时，政府却一直要为他们“着想”，一再降低要求，而且是一步步退让。

　　他认为“这正是我们的语文政策的最大错误”。

　　这可不是一般批评政府政策或施政方式的文章，而是直接批评李资政的，因此交到总编室，要我定夺。

　　我仔细阅读了两遍，觉得这位年轻人用这种语气批评李资政确是有点唐突，但他的论点扎实，有理有据，思辨缜密，文笔锐利但还不失庄重，也没有诉诸情绪或人身攻击。这么一篇掷地有声的好文章，为当时正在热烈进行的双语政策讨论，提供了另一个重要视角，有助提高讨论的格局，不刊登实在说不过去。

　　既然王昌伟都敢写了，早报怎么可以不登呢？于是拍板放行。

　　不出所料，文章一见报，马上引起热烈的反应，报馆内外议论纷纷：早报怎么敢登这样的文章？更有人断然预言：肯定会有人头落地！那一天，很多人都在为早报和作者捏冷汗。

不是完全不可以接受批评

　　基于过往经验，这样的反应并不出奇。

　　李资政对这篇文章当然不会没有反应。他的确感到很不悦。他向报馆和大学的领导层表达了不悦，而两边的管理层也分别向当事人传达了他的不悦。

　　但也只是“传达”而已，并没有进一步的行动。几天下来，两边都没有人头落地，颇让那些等着看戏的人失望。不只是几天，接下来的日子当事人都安然无恙，王昌伟日后还步步高升，升任教授，还当了系主任。

　　可见李光耀并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可怕”，不是完全不可以接受批评的。也许是时代不同了，那个与华文教育势力及华文报关系恶劣的时代已经过去，他本人也比以前“温和”多了。

　　更重要的是，也许官方觉得那篇文章是一种“诚实的批评”，因此他的反应也恰如其分，不少也不多。

　　事隔多年，我和昌伟提起这件事时调侃他：“现在李资政走了，你少了一个批评的对象，会不会感到若有所失？”两人相视淡然一笑。

　　李光耀离开我们已经八年，感到若有所失的岂止我们。


作者是《联合早报》前总编辑

两个“百年”的奇遇

文章标题：　两个“百年”的奇遇
文章作者：　严孟达
发表日期：　2023年10月1日
发表媒体：　《联合早报•言论》

　　《联合早报》纪念李光耀百岁冥诞活动之一，是制作不同主题的播客节目。最近制作团队与我做了一段录音访谈，谈李光耀的语言政策，让我预先看两段李光耀在1971年和1979年国庆群众大会上的录影片段，让我回味一下李光耀当年以福建话演讲的情景。看了之后，不禁被李光耀当年的福建话功力所震慑。

　　当年李光耀进入政坛后，向电台厦门话新闻播报员学习，因此他的福建话竟然也带着浓厚的“老福建”口音，咬字清晰。如在说到一句“要跟人民解说”，“解说”一词，他的发音是“kuay sue”，后又即刻纠正说“kai sue”，其实两个发音都正确。更叫我惊奇的是，他还用了一个成语“bi wu tiu biu”。能用福建话准确发音说出“未雨绸缪”者，在今天恐怕寥寥可数，我也怀疑当时现场观众中能听懂这个成语的有几人。

　　1979年9月7日，新加坡轰轰烈烈的讲华语运动掀开序幕，李光耀在此一个月前的福建话演讲因此成为历史绝响。

　　《联合早报·言论》版此前刊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终身荣誉教授郭振羽的文章《中文一字两制新格局》（原载《亚洲周刊》），检讨了中文发展的大趋势。

　　郭教授说，自1949年以来，因为海峡两岸的政体、政见不同，形成华人世界的中文书写与口语应用的二元结构。他以两岸三地（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新马地区通行的华文、华语为观察对象，分三点阐述二元结构形式。

　　他说，中国历代汉字系统经历多年演变，并没有造成政治上的重大纷争。就以现代中文而言，在1949年之前一般通用传统书写形式，既是长年通用，也就从未称之为繁体字或正体字。然而，汉字简化的建议，自五四运动以来就从未间断。

　　关于当代中文的分歧，除了简体字和繁体字之争，还有大陆通用的汉语拼音和台湾通用且历史悠久的注音符号的二元对立。

　　郭教授的结论是，21世纪中文多元化的趋势，在政治、文化以及身份认同各层面，都有深层的影响，值得深入研讨。未来的中文是否继续二元（甚至多元）并存，或将趋向统一？这不仅是语言课题，更是政治课题，也是文化课题。

　　郭教授从更大的格局，给华文华语的发展和为未来前景做了全面的梳理，给新加坡今后的双语教育提供更为明确的思路。

　　秦始皇统一文字、度量衡，却无法统一语音，但这没有造成中华民族的分裂，这也许是沿用1300年科举制度的一大贡献。各朝各代读书人要出人头地，得先过国家统考（科举）这一关；来自各方的学霸，从小讲不同的方言，要到中央朝廷当官，就得学讲官话。

　　官话也就是雅言，雅言就是优雅、有规范的语言。古代读书人并不抗拒学习官话，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明、清以来，官话以北方语言为准，满洲人长年受汉文化影响，文字采用汉字，说中国北方语言。中华民国成立时，出身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的国父孙中山深明大义，仍支持以北方语言为国语。

　　新加坡当年推行讲华语运动之初，没读过几年书、没学过华语的年长一代心情矛盾。一方面，他们得舍弃多年习惯的方言视听娱乐，另一方面还得大胆地讲华语，不怕被人笑话。反倒是部分受英文教育者，以方言才是他们的母语为由，对讲华语运动热心不足。

　　新加坡推行简体字和汉语拼音，跟讲华语运动是双线并行的，都是朝双语教育的大方向迈进。推行简体字几乎没有阻力，只是一些无关宏旨的小争议，如说简体字破坏了汉字的美和规律。

　　汉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甲骨文时代，几千年来，简化和繁体化都是汉字自然发展的现象。在汉代，简体字已经很通行，北魏时代“乱”（亂）字已经出现。宋元之后，简体字更多，可从古人的书法中看到。古代一些通用的字，也以简体的版本取代。如唐宋之后，“圣”字取代“聖”。“圣”字属于汉字“六书”中的“指事”，上面的“又”字是两只手的象形，向地上祭拜，古人敬天为神，敬地为圣。“圣”字并非简体，是如假包换的正体字。

　　台湾把繁体字称为“正体字”，有自居正统的意涵，甚至把大陆的简体字视为“匪字”。事实上，许多所谓的简体字早已出现在古书中，如：舍、荐、夸、启、网、气、礼、粮（见王力主编《古代汉语》）。有些简体字是本字，比“正体字”还正。

　　马来西亚华族社会因为缺乏政治上的推力，而且不少华校生到台湾留学，对繁体字情有独钟，所以，华文报上长期保持简繁共存，读者也能适应报上的“二元”现象。这跟新加坡有政治上的主导和推动不可同日而语。

　　李光耀的语文政策影响了华文报与华文华语的命运，这也是他给新加坡留下的长久遗产，是政治性的，也是文化性的。今天在举国上下纪念李光耀的百岁冥诞之际，《联合早报》也在同一个月份庆祝百年历史，此乃百年一遇的巧合。借此时机，新加坡和《联合早报》都必须放眼更大的华文生态格局，努力加强华文在新加坡的实用性。期待这百年一遇的再次相遇。


作者是《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

没有主义，才是李光耀主义

文章标题：　没有主义，才是李光耀主义
文章作者：　王彼得
发表日期：　2023年9月30日
发表媒体：　《联合早报•言论》

　　每天，审阅《联合早报》言论版上的文章，由于是议论性质，很少会让我动情，但上周的一篇《遥寄李光耀——一名尼日利亚客人的心里话》，读着读着，竟不能自已，眼眶都湿了。

　　作者赵敏说，他不久前为一户尼日利亚人家定制了私人游行程，带他们走访了几天后，和男主人有过深谈，从中发现，客人对建国总理李光耀，以及他以毕生心血打造的新加坡充满了敬仰，连带地也哀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上亿人竟出不了一个李光耀式人物，以致积贫积弱，到今天还是腐败不堪和一片脏乱。对比新加坡取得的成就，以及新加坡人所过的幸福日子，根本是一个天一个地。

　　文章的写法很特别，作者多以第一人称视角，代他的客人直抒胸臆。但开始之前有一小段叙述很有画面感，是客人在临走的前一天，要求去旧国会大厦，想近距离检视李光耀曾经讨论国事的地方。作者这么描述：“客人站在李光耀坐过的座位旁凝视了很久很久，缓缓伸出手微笑着说：李先生您好！保持着握手姿势好几秒钟才放下。一霎那我看见他眼里泛着泪水。随后他慢慢坐在写有李光耀名字的位置上，沉思很久……”

　　这位在新加坡“见证”了奇迹的尼日利亚人，让我想起月初，在吉隆坡遇到的一位也是李光耀“铁粉”的德士司机。

排队八小时，只为一鞠躬

　　知道我来自新加坡后，司机大叔跟我聊起李光耀，还兴致勃勃地说了一件和新加坡一对年轻夫妻争吵的往事。那是李光耀过世之前，这对夫妻坐上他的车后，话题也是李光耀，但说了一些很不敬、难听的话（这里就不转述了）。他说他听了，马上来气，斥责这对乘客哪可以这样不懂得感恩！并说自己以前是警察，如果还在当警察的话，一定把两人捉起来。我心想，大叔也真可爱，言论自由嘛，哪里可以这样捉人。

　　不过谈着谈着，我大致明白了他护李光耀心切的由来。皆因新马分道扬镳后，两边发展以及生活水平的鲜明反差。尼日利亚人和他的不同，也许是一个远在非洲，一个就在我们旁边看着；以及一个应该是知识分子，或是有钱商人，一个是老为载不到客而发愁，没办法带全家人来新加坡几日游的吉隆坡司机。

　　对了，补个小背景：司机不是华人，是马来人。当年合并时，李光耀是反对马来人享有特权的，看来对这段历史，司机丝毫不以为意。

　　确实，虽然离世已八年多，但直到今天，“李光耀”在国际上仍然是新加坡最为突出的品牌，或者总让人先联想到他的名字，然后竖起大拇指，大加称许。

　　至于在自己国门内，当然有政治上的反对派，以及民间一直都有的异议分子，毕竟一生从政，怎么可能没有敌人？不过爱戴他，至少对他心悦诚服的人，还是占绝大多数。这点不用怀疑。

　　一个例子，是那年他走时，公众可以到好些地方悼念。我选的是芳林公园，由于忙完报纸已是凌晨一点多，到现场时，已过了两点快三点了，原以为会是孤零零一个人，没想到原来还有人在排队，大家都来了，都不睡觉，只为了跟他做最后的告别和表达哀思。那一刻那一幕，一直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其实我半夜去，就是要避开人潮，因为白天太夸张了。从同事拍回来的照片看，在他停柩的国会大厦外，公众不断从四面八方涌来，人龙从河的此岸排到对岸，再绕回到此岸，根本找不到尾巴！隔日早报封面，下的大标题是“排队八小时，只为一鞠躬”。

　　那年岁末我照惯例，加入到早报“字述一年”的写作团队，我在10个入围的字中选了“耀”，并以一篇文章记录了这场国葬以及新加坡人的集体哀思。“耀”最终获选为年度汉字，但肯定不是我有生花妙笔，而是人们真的感念这位国家的奠基人，很想以他的名字，标记这2015年。

去问王明星！

　　我从事新闻工作，却不曾当过政治线记者，因而与李光耀少有交集，只参与了编审他的一本书，其余更多，是在一些场合，从远处看他的身影、听他的演说，读他的新闻。不过倒有一次，机缘巧合下，采访了他。

　　1996年，发生了李家买公寓获得折扣的争议事件。一个傍晚，也不知什么情况，突然来了个十万火急任务，被上司指派去旧国会大厦采访李光耀。叫我去的理由，猜想我是财经记者，懂点房地产吧。偌大的会议室，气氛凝重。坐在我、海峡和商业时报记者对面的李光耀，一脸严肃和冷峻，出了这样的“状况”，他心情可想而知。当时究竟问了什么，他答了什么，都已淡忘，只记得有几道提问，他直接说：去问王明星！

　　为什么问王明星？因为访完李光耀，还有一场“背靠背”记者会，三人得马上赶到乌节路的旅店置业总部，访问卖房子的人。是的，这位房地产大亨，不是第一次惹上麻烦。

　　那是我记者生涯中，唯一的一次“采访”李光耀。近身目睹一个改变了好几代国人命运，地位如此崇高的人物，在如麻的国事与天下事之外，还要为家里投资的事烦心，太不容易了。其实那年头，买房给折扣是平常商业操作，但因为是李家，就变成观感和政治问题，就得进入危机处理模式。

　　“他是人，不是神。”这句话出自他女儿李玮玲之口，说父亲一再表示不想被人崇拜。我借用来进一步定义我认为的李光耀。确实，他是人，因而也就有脆弱性，以及软的一面，晚年还应该有孤独感，毕竟能和他站在同一个高度的知交，已相继离开政治或人生舞台。

　　再来是政策的推行，是人，就会犯错，何况是一个一生做了那么多决定的人。但这部分不是本文题旨，篇幅也不允许我深入探讨。我在思考的，是该怎么看待他的一些以今人的尺度评断，和当下主流思潮格格不入的想法。像他曾说过：“如果珍宝客机失事，机上的300人（高级公务员和政治精英）全部遇难，新加坡就垮了。”这是赤裸裸的精英主义，是该否定呢，还是承认这就是一个让人不愉快但冷酷的现实？今天，我们的教育质量已大步跃升，数字可以改成600甚至1000，但还是精英主义。

“政治不正确”的孤勇者？

　　李光耀也曾为越来越多女大学生不嫁、不生感到焦虑，认为好的智商无法传下去很可惜，也因此劝说男生改变观念，不要一味下娶，而是找教育水平对等，甚至更高的女人结婚，目的同样出于功利：追求更好的下一代基因。他还一度给生养第三个小孩的大学生母亲报读名校的优先权。这种种优生学思维，早在《钟形曲线》出版并举证历历之前，就被他大胆公开主张了。但随后掀起的大辩论，并没有让生育率提升，反倒是行动党在1984年的大选中，流失不少选票。

　　用觉醒（Woke）世代的严苛标准来看，李光耀也必然是个“种族主义者”。他说过如果女儿要嫁给一个非洲黑人，他的反应一定是“你疯了？”这个表态，让他不时受到批评。在《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一书中涉及种族、语言、宗教的第六章节，他有问必答，直来直往，一些观点也可能被视为“政治不正确”。

　　今时情况是，很多的议题，老练的政客都知道可以想（甚至可以做），但就是不能说。我不知道这对理性思辨，以及问题的解决是否有好处，会不会长此以往，大家都成伪君子，不愿做真小人？像李光耀这样敢于直面敏感问题，开诚布公的政治家，一个个成了孤勇者，然后走向绝迹，是幸，还是不幸？

　　对于李光耀，我们从不用国父这个称谓，这也许是他的指示。但坦白说，在我心目中，他当之无愧。

　　在路线的斗争上，他决绝、充满狠劲，以致被针对者多心存怨恨。但一个人的千秋功过，最终还是要看“成品”，也就是他把国家建设到怎样，让人民过上怎样的生活。这58年来，我们确实没比别人差，也没人胆敢欺负，成绩单总体超亮眼。站在对立面的人，若始终放不下，还在计较着历史进程中个人的进退和得失，格局就小了。

　　廉政、组屋、绿化、军事实力、储备金、人均GDP和寿命，还有各种不是第一就是前十的评比……妥妥的优等生，容易吗？这些年来，想效仿的国家很多，一招两招，也许可以，但要全盘克隆，难矣。因为这里头，有一些精神内核的东西值得玩味，人们可以知其然甚至知其所以然，却不一定做得到，所以地球上几乎找不到第二个“新加坡”。

超级务实　从不空想和谈理论

　　李光耀晚年，一定很急切想把他参透、总结的如何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一些理念，告诉后代的人。所以才有《硬道理》这部书的出版。毕竟“花无百日好”，物质的成就终有时效性，唯有经验、教诲、价值观等等，才能规避盛极必衰的铁律，也才弥足珍贵。

　　但必须指出，奉为祖训，照单全收，不懂因时制宜和变通也是错的。未来接班人、副总理黄循财不久前在一个纪念活动上就指出：我们一方面要肯定这些价值观，但也要不断审视，根据不同的客观条件，在必要时敢于修正政策。

　　这点清醒、务实很重要。在很多地方，只要出个伟人，留下丰功伟绩，总有所谓的某某主义、某某思想被搬出来，甚至人还在时就开始造神。但这些年，我们从不提李光耀主义、李光耀思想，更没有人下令大家必须上课学习。

　　或许这才是李光耀治国方略中的真髓，就是在他头脑里，没有教条、框框、理论、空想，意即没有所谓的主义。只看是否有助于我们生存，并取得成功，是的话就是硬道理——哪怕政治不正确，无所谓。

　　值此百岁冥诞，我想，唯有理解并继续践行这种没有主义的主义，才是对他最诚挚的致敬；也才能在回答他心心念念的那句“100年后新加坡是否还存在”的质疑时，有底气地，给出正面的答案。


作者是《联合早报》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