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该记得五四？

文章标题：谁该记得五四？
文章作者：陈迎竹
发表日期：2009年5月3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想法》

　　一个社会运动在九十年后犹自受到探讨、挖掘、纪念、反思乃至追溯，除了它本身的复杂性和深刻意义，另一个主要原因，恐怕是因为它代表的其实是一个在记忆中发光发亮也发热的时代；是这个时代反衬出来的种种价值，使这项运动始终能够存续在人们的记忆中，并且在时代的巨轮下越发彰显它的辉煌，也随着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的投入梳理研究，让它多重和纠结的面孔越来越清晰剔透，在是非对错、价值、路线、手段、目的都越来越完整呈现之后，它也就承载了越来越丰富的内涵与民族记忆，从情感和理性上也越发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标记。

　　五四就是这样的一个文化标记。

　　五四以反帝国主义的国际政治事件始，却前后勾连着新文化运动和国家体制走向等等课题。任何一个课题都足以叫一个国家陷入不停的争辩，而事实上它也在随后的日子里，直接间接引起或伴随全中国走进喧腾不休征战不止的历史，而且这种文化之辩与体制之争，到今天都不能说有定论。

　　五四运动九十年来成就了无数研究篇章，至今余温不散，除了因为它所蕴含的价值与意义确实太过多元繁杂，也因为整个时代所追求的民族复兴之道与文化价值系统的更新之路，其实至今仍在摸索中。不过其中一个值得肯定的意义，应该是读书人或知识阶层的投入。运动的发展虽然有强烈的反传统诉求，但在知识阶层参与这点上，它其实是格外彰显了中国传统读书人对家事国事天下事的关怀和责任感。

　　这一层面也让我们看到知识阶层与国族之间的关系。晚清到民初的知识分子都在国家主权、政治体制、文化与价值传统、个人与家庭关系乃至男女问题上，寻求各种解救、突破与变革之道，从西方和日本引入种种学说、观念和主张。虽然许多想法和做法在今天都已证明是错误和失败的，是走了岔路歧路，但是诚如学者金观涛认为，这场运动所带来的问题，并不足以作为否定运动的理由。

　　一个社会能容许自由表达、辩论甚至鼓吹某种观点，其实是社会的一种资产，而不是负债。当然社会的成熟度、政治的影响力、国民的认知和时代的局限等种种因素，都会影响到社会承受言论极限的程度。然而单纯把某类表达方式或某类内容视为一种危险，进而使知识分子承担所有责任，并不能解决言论缘起与背景所隐含的矛盾与分歧。换言之，社会的冲突往往是潜在的矛盾没有得到公开公平的解决，而不是言论使然。中国近代史上的巨变，不肇因于知识分子的争论，而是政治与社会的长期僵化使它走到必须发生变化的路口，反倒是后来，由于知识分子被胁迫禁锢不能发声，而终于演变成更深沉哀绝的灾难。

　　五四作为一场运动所引发的一连串改变，都离不开当时中国大大小小知识分子的投入，这种投入既是国家发展的动力，也是民族活力的表现。但它同时也让知识分子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处于持续的张力。这样的张力关系对威权政府来说，是很大的考验。

　　知识界的活跃往往会使建制受到挑战和质疑，尽管这未必就是对权力地位直接的挑战。五四时代的中国其实面对的是某种意义上的“全球化”，只不过那是中国知识分子从全球引进的思潮、政制、文化等变革和主张。在威权强势的国家，知识分子常遭压抑，建制成了“超稳定结构”，挑战质疑被视为找麻烦，然而知识界的贫弱与缺乏活力，长期会使社会整体思考力失血，进而导致社会在危机中无法自救。我们都只看到财力贫穷国家的困境，却很少想到思考力的贫困，有一天也可能会成为灾难。

（作者是本报新闻编辑）

寻回，而非告别“五四”

文章标题：寻回，而非告别“五四”
文章作者：王赓武、郑永年
发表日期：2009年4月24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今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从这次运动发生的那个时代起，“五四运动”注定要成为中国现代史的主题。在此之后，中国历史的所有发展似乎都可以以不同形式和“五四运动”联系起来。无论是在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人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经历过“五四运动”的中国。也正因为这样，人们对“五四运动”的解读和评价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有意识形态的解读，有政治的解读，有党派的解读，也有各种各样带着时代气息的文化解读。但无论是持肯定态度还是否定态度，各种解读都和现实中所发生的现象和所存在的问题分不开。持肯定态度的人可以从“五四运动”中找到正面的因素，而持否定态度的人也同样可以从“五四运动”中找到负面的因素。

任何轻易结论都为时过早

举一个例子来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进入一个倡导政治改革的时代，无论在政治领域还是在知识领域，人们大力推崇“五四运动”的进取、改革甚至革命精神。但是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人们对“五四运动”就有了很不相同的看法，一些人往往简单地把这场运动和激进主义联系起来。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的知识界想“告别革命”，开始对革命和激进社会运动作知识反思。不久，中国领导层也正式提出共产党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

在革命的时代，人们需要“五四运动”所体现出来的那种精神，但在和平执政年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既然“五四运动”是激进主义的产物，也是和革命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在今天再提倡“五四”精神就显得不合时宜了。这或许是中国大陆有关部门这些年来低调处理“五四运动”纪念日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对“五四运动”这样一场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运动，任何轻易的结论都为时过早，政治性的结论更是站不住脚。不过，各种评价中所体现出来的态度倒也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五四运动”尽管已经成为历史，但仍然具有深刻的现代性。无论从“五四运动”来反思现代还是从现代来反思“五四运动”，人们都可以看到这场运动的伟大性和其深刻的历史性。

今天中国各界所讨论的问题实际上是“五四运动”以来一直所存在着的。现代人们所提出的问题和“五四”一代所提出的问题，在思想层面并无多大差异，所不同的这些问题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有了很大的不同，因此是老问题、新提法。

也应当指出的是，“五四运动”的影响从一开始就具有全球性，影响所及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在内的华人社会。在这些华人社会，尽管同属华人传统，但在近代以来，因为历史的分叉式发展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形态，“五四”对各自的影响不同，不同社会的华人社会对“五四”的评价及其评价的参照价值都不同。这里没有可能涵盖“五四”对所有这些社会发展的影响。本文因此聚焦于“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即中国大陆。但即使聚焦于中国大陆，要对“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思想领域的发展说个清楚并不容易，是一件庞大而严肃的任务。同样，要对“五四运动”作任何具有结论性的评价也不可能，因为对“五四”的评价应当具有开放性。历史是开放的，对历史的评价也应当如此。

需要“五四”的开放竞争精神

中国社会的这种现状表明执政党要重拾“五四”精神，通过各种“主义”的竞争来确立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与官方控制人们重回“五四”精神相反，执政党现在需要的正是“五四”那种开放竞争的精神。官方担忧思想运动的激进化可以理解，因为任何执政党都不想看到任何一种思想的激进化。但是也必须理性地来看待“五四”思想的激进化。和其它所有的思想运动一样，“五四”运动的确有其激进的一面，主要是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激进批评。但是激进运动并不缺失其理性的一面。对执政党来说，有效的方法是通过思想的竞争而确立主流价值和意识形态，而非使用政治的或者行政的强制方式来遏制思想。

这方面上世纪是有深刻教训的。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当国民党确立其统治权之后，就对“五四运动”进行批判和攻击。国民党的发展和“五四运动”分不开，但成为执政党之后，就失去了“五四”精神，在思想领域呈现出保守主义趋势。针对当时社会存在的很多问题，中国的知识界秉持“五四”精神对社会现实进行深刻的批判。执政党显然不想看到这个局面，因此动用各种手段来控制和压制知识分子。执政当局对“五四运动”的攻击因此变得不可避免。但这种做法适得其反。官方的控制反而导致了学生和知识界的更为激进化的思想和行为，因为他们相信只有通过激进化，才能解决中国所面临的深刻危机。毫无疑问，失去学生和知识界的认同和支持是国民党失败的一个关键原因。

这段历史应当仍然具有当代意义。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就是通过“五四”运动在中国得到确立的。“五四”运动如何确立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对今天中国主流思想体系和价值的确立仍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和反思意义。

对执政党来说，首先必须区分两个不同的概念，即“领导权”和“统治权”。根据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的说法，“领导权”和“统治权”是两个互相关联但又具有不同性质的政治概念。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是以特定的意识形态通过和其它意识形态的自由竞争而得到的地位。社会成员自由选择该意识形态，自愿接受认同这种意识形态，并且在行动中受这种意识形态的引导或者指导。

但意识形态的统治权则不一样。意识形态的统治权往往是一个政党或者政治组织在取得政权以后把自己的思想或者意识形态加于社会群体之上。意识形态确定其统治地位并不见得是通过自由竞争，而是可以通过政治的、行政的、法律和经济的各种力量加于社会群体。意识形态的统治权尽管并不排斥领导权，但两者的区别是显然的。领导权并不包含强制性，而统治权则包含有强制性。所以，一般而言，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较之统治权具有更广泛的合理性和社会性。

党的知识分子的定位问题

“五四运动”中所体现出来的思想竞争精神对今天中国的思想战线仍具有参照意义。中国共产党现在是唯一的执政党，具有坚实的统治权。因为有了统治权，一些主管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官员，就很少去考量甚至忽视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因为有了强大的政权基础，有了经济、社会和行政等方方面面的权力，他们往往显得霸气十足。一些人害怕竞争，也不容忍竞争，往往是用权力来压人，用权力来解决问题。尽管这种现象在很多领域都存在着，但在思想领域更甚。思想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每一个官员都意识到这一点。但很多官员并不想去通过竞争来争取思想上的领导权，而总是想用手中的统治权来取得这种“领导权”。

要取得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而不仅仅是拥有和使用统治权，就涉及到知识分子尤其是党的知识分子的定位问题。任何一个政党尤其是执政党都必须拥有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政党如果不能培养自己有机知识分子，那么其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就很难取得，很难维持。在多党制国家，党本身只是一种组织，具有组织利益，并且和其它党派相竞争。但中国的现实是，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利益是什么？这是个必须加以仔细考量的问题。人们常说“党和国家的利益”，就是说，党具有本身的利益。那么党的利益是什么呢？不管党的利益多么复杂，有一点很难忽视，那就是党必须以社会大多数的利益为归依。

就是说，党是整个社会的有机体。党依附于社会整体，而不是社会依附于党。这就决定了党的有机知识分子首先应当是整个社会的有机知识分子，反映社会的声音，代表社会的利益。党的知识分子必须是社会的一部分，来自社会，服务于社会。他们和党的其它干部是党和社会整体的有机连接点。如果知识分子尤其是党的知识分子成为了某一些特殊利益的代言人，那么党在思想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就会出现问题。软性的领导权出现了问题，那么硬性的统治权就显现出来。统治权使用过度，或者滥用统治权，那么党群关系就会呈现紧张状态。

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已经提出党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问题，并且把提高执政能力提到政治议程上来。这具有方向性的意义。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党的转型不可避免。近年来，中共在党内民主、反腐败等方面有不少努力。但是迄今为止主要集中在组织和管理层面的转型，而这是远远不够的。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的转型也同等重要。如果继续不容许各种思想之间的竞争，并在此基础上融合成为社会多数所能认同和接受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共享价值，那么执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会继续处于衰落状态。很多年来，执政党并不缺乏一些能够增进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政策，但因为在干部党员中间，这些政策缺少意识形态层面的理解和共识，因此不能得到他们的有效支撑，政策的执行一直是个大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如果社会缺失共同的价值，那么社会的凝聚力也会越来越低。这样的发展趋势显然非常不利于中国的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的。

今天的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大变局产生大问题，大问题的解决呼吁思想的大解放。而思想解放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各阶层一直在呼唤的。但是，如何才能真正实现思想的大解放呢？这里人们就能看到“五四运动”精神对今日中国的相关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所需要的是寻回“五四”，而非告别“五四”。

王赓武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席，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本文经过删节，原为八方文化创作室出版的论文集《中国的“主义”之争：从“五四运动”到当代》的序。

无声的巨响

文章标题：无声的巨响──纪念「五四」九十周年
文章作者：霍韬晦
发表日期：2009年5月1日
发表媒体：《法灯》第322-323期

　　「五四」到今天，已經九十周年了。過去二十年，我一直沒有停止過對「五四」的反思。這一個運動，是如此的波瀾壯闊、影響深遠。它從青年人的愛國熱誠出發，呼喚了無數沉睡的中國人，從學生運動擴展為民族運動、反帝國主義運動；又從愛國，希望中國新生而反封建、反傳統、反舊禮教，同時迎入西方文化以要求自我改造，最終建立一強大的新中國，以洗刷國恥。這是中國自被西方巨砲轟開大門後的歷史主題，每一個中國人都要背負。

　　問題是：中國如何方能新生？如何方能建立一強大的新中國？當時外有帝國主義環伺，內有腐朽的北洋政權，內憂外患，奄奄一息，中國憑甚麼資源站立起來呢？「五四」知識分子是想借重外國文化，由科學、民主、自由主義，到中國文藝復興、白話文學運動、整理國故、文字改革、無政府主義、國粹主義、國家主義、超人哲學……無數主張都被提出來了，亂哄哄，莫衷一是，爭論不休。但大部分的中國人還是沒有行動，於是又有人主張啟蒙，先要讓中國人醒覺……其實，中國的百年命運就是要生存，要在內外的夾擊下活下去，所以救亡成為我們的歷史主題，最終走上武裝革命的道路，以求徹底更換我們的面貌。

　　面貌是更換了，但「五四」的歷史任務並未完成。它源自愛國心，但愛國心其實是傳統文化的憂患感。「五四」知識分子本來一直受傳統文化哺育，但由於受現實剌激，竟然想借重外國文化來脫胎換骨，而激烈主張打倒中國文化。這是錯認，是一種不正常的自卑心理。脫離了自己的文化，中國民族憑甚麼在世界列強中仰首伸眉？難道只憑科學、技術、先進生產、廉價出口、民主制度、法治……就能使我們強大嗎？沒有靈魂的中國人，即使物質富裕了，管理強化了，就到達理想了嗎？

　　我認為：這決不是「五四」精神！「五四」中人愛國，決不會出賣自己的靈魂。世界上也沒有一個民族，會委棄自己的文化。民族與文化，必須一體：我們可以在原有的歷史基礎上創新；我們可以吸收世界上一切有助於我們成長的優秀文化，但絕不意味著這要丟棄自己的文化。

　　九十周年了，「五四」的聲音仍在，而形勢已起了很大的變化：中國在向西方學步中，而西方則「亢龍有悔」。去年發生的金融海嘯，源頭正是來自美國，正象徵美國的腐爛。我認為這並非金融問題、經濟問題，而是文化問題：西方資本主義的文化經三百年發展，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交替，政府與市場的角力，已進退維谷。同時，市場的拉力太大，人已被全扯進去，陷入於利益的爭奪中而不得出，社會質素普遍下降，這纔是大問題。大家都被現實帶動，而百年世運，歷史主題，則似乎無聲，其實它已有巨響。誰能有此眼光，看到大變呢？

　　回憶「五四」、紀念「五四」、繼承「五四」、完成「五四」，是我們中國人的責任。把憂患化為擔當，讓「五四」有一個圓滿的句號。

　　這是我對「五四」的期盼，也是我二十年來對「五四」反思的心得。本書把我歷年的反思文字、演講，彙為一冊，希望能把「五四」的深沉動機和歷史使命發掘出來，以方便大家聽到這無聲的巨響，在「五四」九十周年來臨之際，作為獻禮。

（編者按︰本文原為《從反傳統到回歸傳統》一書序言。本書將於各大書店有售，敬請留意）

旋转乾坤，谁有力量？

文章标题：旋转乾坤，谁有力量？──「五四」八十八周年感悟
文章作者：霍韬晦
发表日期：2007年5月15日
发表媒体：《法灯》第299期

　　「五四」至今已經八十八周年了，對於一個這樣壯闊的世紀運動，由當年的青年學生發起，終而改變了中國的命運，我們應如何紀念它呢？

　　年年開紀念會，年年宣告「五四」所追求的目標：移植「德先生」（democracy）和「賽先生」（science），亦即迎入西方價值，至今仍未完成，有甚麼意義呢？

　　「五四」本來是愛國運動，中國以戰勝國身分反而被迫簽訂屈辱條約，凡有血氣者無不憤慨，於是爆發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大學為首的十三院校學生齊集天安門，衝出東交民巷外國使館區，然後火燒趙家樓，驚動世界。從愛國演變為民族運動，打倒帝國主義，再「內除國賊」，上接「五四」之前的反封建、反傳統，於是再變為文化運動：要解放思想，解放種種加諸於人身上的束縛，反禮教、反家族制度、反三綱五常，轟轟烈烈，如火如荼，最後還要解放文體，要用新的表意工具來傳遞新思想，這就是胡適所說的白話文學運動，或新文學運動的產生！

　　從歷史角度看，這的確是「三千年未有的大變」（原為李鴻章語），這個「變」，已經不只是「天朝」權威的隕落，夷夏易位，更是中國人自喪其精神支柱，膜拜西方價值，並自居為奴的開始！

　　這是動機與結果的矛盾，也是現實與理想的背離，所以當時的中國人，有從情感上不能接受的，也有從道理上深知其謬，起而抗辯的，如傳統派的辜鴻銘、劉師培、林琴南等；或雖學習西方而不廢中國傳統的《學衡》派，如吳宓、梅光迪等；另外，則是對中西文化源流有深厚認識的新儒家，如梁漱溟、錢穆、唐君毅、牟宗三等，結果造成中國民族與中國文化的分裂[1]，受害者何止三兩代人！

　　為甚麼這樣說呢？因我們一方面要迎入西方價值，一方面又要為西方價值的進入鋪路，所以「五四」英雄必先毀滅傳統，把傳統標籤為「封建」、「落後」、「束縛個性」、「吃人」，於是可以堂而皇之的去除。當時反傳統的急先鋒，如陳獨秀、胡適、吳虞、魯迅，乃至主張廢除漢字的錢玄同，下筆都極其勇猛，被稱為激進派，實質上是衝動、幼稚、膚淺[2]；清算傳統腐敗雖有功，但卻使國人眼睛向外求憐，造成嚴重的自卑情意結與價值虛無，卻是大過！因為他們根本拿不出救國的方法，一味抱怨，只有造成更大的傷害。

　　所以歷史後來發展，到一個宣稱可以改變現狀、可以更換腐惡的新思潮進入，立即贏得許多中國人的信仰，這就是馬列主義。加上蘇聯革命的成功，的確使人相信：革命纔是辦法！

　　這也就是李澤厚所說的「救亡取代啟蒙」：本來我們可以通過對西方的學習，啟落後之蒙，以建立新文化，但形勢發展使我們沒有空間，亦即沒有選擇。我們只有革命，徹底推翻舊政體。李澤厚的這一個說法，似乎解釋了「五四」的命運。

　　如今，八十八年過去了，革命已經成功，但許多人都說：「五四」的使命還沒有完成；至少，民主仍未落實，科學還是居於人後。所以，許多人都很悲哀，年年紀念，老調重彈，也沒有甚麼意思。所以，我注意到：今年在中國和海外，包括香港，都沒有甚麼大型紀念，也沒有甚麼新的反思。除了我作的兩場演講[3]之外，大家都忙於享受五月的長假期了。

　　從某一個意義上說，李澤厚的「救亡說」是有道理的。不過這一個觀念並非李氏提出，而是早在孫中山奔走革命時已提出了。孫中山組織興中會，「救亡圖存」、「興復中華」，正是他用以呼喚人心的口號。孫中山非常有識見，他緊緊掌握著中國民族的意識，和歷史發展的主題。此後一百年，或者更久，中國人必然還要救亡，還要生存在世界上，還要得到別人的尊重！

　　中國人所受的屈辱太深了，老實說，至今尚未完全洗刷。儘管革命成功，但毛澤東農民革命的意識形態未改，卒至釀成文化大革命。幸而鄧小平改革開放，「中行獨復」（《易經》〈復卦〉六四爻辭），方見氣運之轉。百年苦難，難道我們還沒有受夠麼？老實說，中國人有數千年的歷史文化的蘊藉， 才智不下於西方人，只要給以自由，創造力就可以發揮。

　　但是，在享受到自由市場的成果，今天許多中國人已經富起來的時候，我們又該做甚麼呢？只享受開放的好處，便忘了百年來的使命嗎？我們的目標是「救亡圖存」，今天已經可以生存，便要進一步探討生存的意義和更高的價值。孫中山的時代過去了，「五四」的時代也過去了，今天的中國，是要對世界發生影響力的時候。我們不要與別人為敵，但為友，要得到別人的尊重與信賴，卻非常不容易。當我們已經站起來，就要有風範、有教養、有文化。孔子說︰「先富後教」（見《論語》〈子路篇〉），這真是智慧語。文明，並非單指科學知識與技術，更非日新月異的產品與享受消費。富而無教是罪惡淵藪，這只要看看今天所謂文明國家的腐朽與頹廢，人的質素下降，便知道死亡不遠，何況還有無法解決的生態危機呢！這已經超出了中國革命的主題，也超過了「五四」的主題，只有從更大的歷史文化的升降、沉浮的角度，纔能看出端倪。

　　我認為︰這完全是文化路向之爭，也是人對自己所創造的文明的深沉反省的衡量。誰的反省深，誰纔有旋轉乾坤的力量。在此短文，我無法細述我的領悟，但可以指出︰論時論勢，「五四」的反傳統已經走到盡頭，如今是發掘傳統，重新運用傳統智慧以拯救人類迷途的時候。因為只有中國的人文主義，纔能使人不再向下沉淪，「物化」自己！

註：

[1] 請閱唐君毅先生〈中國現代社會政治文化思想之方向，及海外知識分子對當前時代之態度〉一文，《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一書收。

[2] 參看郭齊勇〈五四的反省與超越〉一文，《五四運動與二十世紀的中國》一書收。

[3] 本月一日和四日，我分別在香港法住文化中心和新加坡中華總商會禮堂發表《從反傳統到回歸傳統》的「五四」紀念講座，聽眾反應十分熱烈。內容待筆錄後發表。

华文知识分子应继承五四基本精神

文章标题：华文知识分子应继承五四基本精神
文章作者：谢燕燕
发表日期：2009年5月3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新闻》

　　明天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报业中心礼堂昨天举行了一场文化思想的饷宴，本地政、商、学术和文化界人士，聆听中国思想界重要学者金观涛教授的演讲，并参与“五四与新加坡华文知识分子”的研讨，一起进行“五四运动的当代回想”，激起了一场精彩的思想激荡。

　　尽管五四运动的许多内容、争议不一定适用于今日社会，教育部兼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傅海燕认为，本地华文知识分子应该继承五四运动的基本精神—爱护国家，关心社会，积极对文化进行反思，并为了社会进步，将信念付诸行动。

　　傅海燕昨天以主宾身份出席“五四运动的当代回想”研讨会时还指出，五六十年代本地参与学运、工运和社会运动的学生、工人和华文知识分子，在抗议社会上不公平现象时，他们的思想脉络，其实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

　　傅海燕说，新加坡早期华人社会因血源关系，深受中国影响。中国的重大事件总引起本地华人的回应，晚晴园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的先辈在民国成立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作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有我们南方人的英名，而后年的辛亥革命100周年，将是个富有纪念性的日子。”

　　傅海燕的祖父母，便是受到五四新思潮冲击的一代。她的祖父傅无闷，是福建南安人，本来在厦门一所中学任教，后来投身革命，创办报刊，报章被禁后，走避东南亚，继续当报人。《联合早报》前身《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都有其印迹。

　　她的祖母刘韵仙在湖南长沙受教育，后到燕京大学深造，到新加坡后成为南洋女中校长，推动女子教育。

　　傅海燕指出：“当代社会里，曾有多位像他们一样的文化界人士，在学校，报社，把中国当代新思想带入新加坡，对社会发挥积极作用。

本地学者反思五四

　　“五四运动的当代回想”研讨会是由本报与南大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和怡和轩联合主办，由陈六使中华语言文化基金访问教授金观涛做专题演讲，讲题是“中国历史上的两次启蒙运动”。研讨会下半场，本地学者与报人则以“五四与新加坡华文知识分子”为题，梳理五四与本地的关系，也谈到这一思潮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本地华文知识分子所造成的影响。

　　南大中文系副教授衣若芬在“折射于新加坡的五四之光”的讲题中，谈到“五四事件”在新加坡的反响。

　　衣副教授以当年刊登在《叻报》的一则有趣烟草广告，说明五四前后，本地的一场“爱用国货”运动。广告涉及广东商人简照南、简玉阶兄弟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这家公司1916年在新加坡设分销所，第二年在《叻报》登广告。

　　他们的商业对手英美烟草公司却“揭发”简照南入籍日本，名为“松本照南”，抨击所卖香烟是“日货”。《叻报》当时的立场是认为应该包容海外华侨的双重国籍。风波最后以简照南放弃日本户籍，强调“中国人吸中国烟”收场。

　　国大中文系助理教授梁秉赋则以“五四与星马华校生的反殖民主义思潮运动”为题，把目光放到50年代的新加坡，思考五四对这一时期华校生的影响。

　　他从1955年出版的《焦风半月刊》的一些文章中，指出当时学潮的三大目标是反殖民主义，反封建主义和反投机主义，前面的两大目标，显然与五四思潮一脉相传。

　　根据梁秉赋的观察与思考，五四运动的“反帝国主义”，民族自强、自立、自决思想，在南洋华人社会的抗战动员中得到深化，成为战后星马人民反殖民主义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

　　他指出，50年代学潮经常被诠释为“左派思潮”，其实它还有一另个超越政治倾向、超越党派认同，超越意识形态归属，属于更高层面的文化思想源头，可直接回溯到五四运动。

　　本报高级执行编辑李慧玲以70年代以后新加坡出生的新闻工作者角度观察“五四传统在当代新加坡的失落”。

　　李慧玲说，尽管五六十年代参与学生运动、反殖运动者的驱动力量可能和五四运动的学生类似，是因为遭遇不平、并以天下为己任而关怀社会，但因为运动与政治发展交织在一起，之后主流论述在谈到那段历史时，大多都只看到它的政治元素，并且认为它导致社会不安，予以否定，而没有探究思想根源。

　　同时，她也指出，过去华校生通过五四时期的文学作品了解那个时代，随着华校教育的式微与消失，加上经历过那一时代华校生的沉默，五四传统与精神逐渐在新加坡走向没落。

　　她举例说，比较旧的本地华文课本，现在的课本对五四一些著名作家如鲁迅、巴金的生平介绍，已经非常简化，略掉很多时代背景。

　　失落了五四传统，对我们又有何影响？李慧玲认为那是新加坡华人的重要精神遗产，我们失落了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关怀与承担精神。

金观涛教授：中国两次启蒙运动都还没有完成任务

　　金观涛教授在谈“中国历史上的两次启蒙运动”时说，五四和80年代的两次启蒙运动都是未完成的启蒙运动，因此还会一次一次被提出来。

　　在回应是否会有第三次的启蒙运动时，金教授风趣地表示，学术研究不能搞算命，但如果文化转型是不可抗拒的大潮流，就必须把启蒙贯彻到底。

　　在评价五四运动时，金教授说，如果是放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中国社会转型的大历史来看，它的启蒙意义是非常伟大的，再怎么评都不为过。

　　但是近20年，很多学者对五四提出了批评，一是批评五四的反传统主义，把中国的传统全盘反掉了，造成文化断层的断裂。

　　另一批评是五四运动后，中国以新的意识形态代替儒家意识形态，完成意识形态的更替，1920年之后，中国以意识形态来整合社会，形成国共两党体制。

　　金教授说，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是从1840年的甲午战争开始的，长达150年，如果宏观看待这一历史进程，当中有两个经济高速发展时段，一是大家熟悉的80年代到现在，而第一次高发展期，是五四前20年，也就是1900年至1920左右。

　　他指出，这期间，每年有300家企业创立，飞机、电话、电报都在这时期被引进中国，中国的大城市如上海，北京，在后来几十年都保持在这一时期的样貌。

　　这一高速发展后来遇到问题而停顿下来，这是因为出现南北差距，贫富悬殊，城乡差距，农村教育解体和社会的无序等。金教授说，五四正是对这一阶段发展进行反思。

　　下来60年，也就是1920至1980年，中国基本上在完成社会整合，但这一过程又出现新问题，例如意识形态发展到极端，出现文革灾难，而知识分子对这一时期的反思，便形成80年代的第二次启蒙运动。

　　他表示目前中国经济高度发展，但思想受到控制，是会产生问题的。这样下去也会限制经济发展。

　　担任结评的国大东亚所所长郑永年博士说，五四运动的主题是民主与科学，可是当科学变成一种意识形态时，科学就不再是科学了，但让他佩服的是，80年代的启蒙运动，都是由搞科学的人，如金观涛、方励之开始。

　　另外，他觉得反对五四和拥护五四的，都把五四当价值看，五四成了一种符号。他认为目前评价五四还太早，大家对五四的回想，属于有选择性的，而他认为真正的认识，应该属于科学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