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文知识分子应继承五四基本精神

文章标题：华文知识分子应继承五四基本精神
文章作者：谢燕燕
发表日期：2009年5月3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新闻》

　　明天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报业中心礼堂昨天举行了一场文化思想的饷宴，本地政、商、学术和文化界人士，聆听中国思想界重要学者金观涛教授的演讲，并参与“五四与新加坡华文知识分子”的研讨，一起进行“五四运动的当代回想”，激起了一场精彩的思想激荡。

　　尽管五四运动的许多内容、争议不一定适用于今日社会，教育部兼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傅海燕认为，本地华文知识分子应该继承五四运动的基本精神—爱护国家，关心社会，积极对文化进行反思，并为了社会进步，将信念付诸行动。

　　傅海燕昨天以主宾身份出席“五四运动的当代回想”研讨会时还指出，五六十年代本地参与学运、工运和社会运动的学生、工人和华文知识分子，在抗议社会上不公平现象时，他们的思想脉络，其实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

　　傅海燕说，新加坡早期华人社会因血源关系，深受中国影响。中国的重大事件总引起本地华人的回应，晚晴园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的先辈在民国成立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作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有我们南方人的英名，而后年的辛亥革命100周年，将是个富有纪念性的日子。”

　　傅海燕的祖父母，便是受到五四新思潮冲击的一代。她的祖父傅无闷，是福建南安人，本来在厦门一所中学任教，后来投身革命，创办报刊，报章被禁后，走避东南亚，继续当报人。《联合早报》前身《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都有其印迹。

　　她的祖母刘韵仙在湖南长沙受教育，后到燕京大学深造，到新加坡后成为南洋女中校长，推动女子教育。

　　傅海燕指出：“当代社会里，曾有多位像他们一样的文化界人士，在学校，报社，把中国当代新思想带入新加坡，对社会发挥积极作用。

本地学者反思五四

　　“五四运动的当代回想”研讨会是由本报与南大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和怡和轩联合主办，由陈六使中华语言文化基金访问教授金观涛做专题演讲，讲题是“中国历史上的两次启蒙运动”。研讨会下半场，本地学者与报人则以“五四与新加坡华文知识分子”为题，梳理五四与本地的关系，也谈到这一思潮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本地华文知识分子所造成的影响。

　　南大中文系副教授衣若芬在“折射于新加坡的五四之光”的讲题中，谈到“五四事件”在新加坡的反响。

　　衣副教授以当年刊登在《叻报》的一则有趣烟草广告，说明五四前后，本地的一场“爱用国货”运动。广告涉及广东商人简照南、简玉阶兄弟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这家公司1916年在新加坡设分销所，第二年在《叻报》登广告。

　　他们的商业对手英美烟草公司却“揭发”简照南入籍日本，名为“松本照南”，抨击所卖香烟是“日货”。《叻报》当时的立场是认为应该包容海外华侨的双重国籍。风波最后以简照南放弃日本户籍，强调“中国人吸中国烟”收场。

　　国大中文系助理教授梁秉赋则以“五四与星马华校生的反殖民主义思潮运动”为题，把目光放到50年代的新加坡，思考五四对这一时期华校生的影响。

　　他从1955年出版的《焦风半月刊》的一些文章中，指出当时学潮的三大目标是反殖民主义，反封建主义和反投机主义，前面的两大目标，显然与五四思潮一脉相传。

　　根据梁秉赋的观察与思考，五四运动的“反帝国主义”，民族自强、自立、自决思想，在南洋华人社会的抗战动员中得到深化，成为战后星马人民反殖民主义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

　　他指出，50年代学潮经常被诠释为“左派思潮”，其实它还有一另个超越政治倾向、超越党派认同，超越意识形态归属，属于更高层面的文化思想源头，可直接回溯到五四运动。

　　本报高级执行编辑李慧玲以70年代以后新加坡出生的新闻工作者角度观察“五四传统在当代新加坡的失落”。

　　李慧玲说，尽管五六十年代参与学生运动、反殖运动者的驱动力量可能和五四运动的学生类似，是因为遭遇不平、并以天下为己任而关怀社会，但因为运动与政治发展交织在一起，之后主流论述在谈到那段历史时，大多都只看到它的政治元素，并且认为它导致社会不安，予以否定，而没有探究思想根源。

　　同时，她也指出，过去华校生通过五四时期的文学作品了解那个时代，随着华校教育的式微与消失，加上经历过那一时代华校生的沉默，五四传统与精神逐渐在新加坡走向没落。

　　她举例说，比较旧的本地华文课本，现在的课本对五四一些著名作家如鲁迅、巴金的生平介绍，已经非常简化，略掉很多时代背景。

　　失落了五四传统，对我们又有何影响？李慧玲认为那是新加坡华人的重要精神遗产，我们失落了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关怀与承担精神。

金观涛教授：中国两次启蒙运动都还没有完成任务

　　金观涛教授在谈“中国历史上的两次启蒙运动”时说，五四和80年代的两次启蒙运动都是未完成的启蒙运动，因此还会一次一次被提出来。

　　在回应是否会有第三次的启蒙运动时，金教授风趣地表示，学术研究不能搞算命，但如果文化转型是不可抗拒的大潮流，就必须把启蒙贯彻到底。

　　在评价五四运动时，金教授说，如果是放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中国社会转型的大历史来看，它的启蒙意义是非常伟大的，再怎么评都不为过。

　　但是近20年，很多学者对五四提出了批评，一是批评五四的反传统主义，把中国的传统全盘反掉了，造成文化断层的断裂。

　　另一批评是五四运动后，中国以新的意识形态代替儒家意识形态，完成意识形态的更替，1920年之后，中国以意识形态来整合社会，形成国共两党体制。

　　金教授说，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是从1840年的甲午战争开始的，长达150年，如果宏观看待这一历史进程，当中有两个经济高速发展时段，一是大家熟悉的80年代到现在，而第一次高发展期，是五四前20年，也就是1900年至1920左右。

　　他指出，这期间，每年有300家企业创立，飞机、电话、电报都在这时期被引进中国，中国的大城市如上海，北京，在后来几十年都保持在这一时期的样貌。

　　这一高速发展后来遇到问题而停顿下来，这是因为出现南北差距，贫富悬殊，城乡差距，农村教育解体和社会的无序等。金教授说，五四正是对这一阶段发展进行反思。

　　下来60年，也就是1920至1980年，中国基本上在完成社会整合，但这一过程又出现新问题，例如意识形态发展到极端，出现文革灾难，而知识分子对这一时期的反思，便形成80年代的第二次启蒙运动。

　　他表示目前中国经济高度发展，但思想受到控制，是会产生问题的。这样下去也会限制经济发展。

　　担任结评的国大东亚所所长郑永年博士说，五四运动的主题是民主与科学，可是当科学变成一种意识形态时，科学就不再是科学了，但让他佩服的是，80年代的启蒙运动，都是由搞科学的人，如金观涛、方励之开始。

　　另外，他觉得反对五四和拥护五四的，都把五四当价值看，五四成了一种符号。他认为目前评价五四还太早，大家对五四的回想，属于有选择性的，而他认为真正的认识，应该属于科学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