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怎么可以不作“义利之辨”？

文章标题：人生怎么可以不作“义利之辨”？
文章作者：沈裕生
发表日期：2013年2月18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非常感谢站长对笔者引用华族传统的“贤人”标准，来要求源于西方的meritocracy的点评。的确，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士不能只有深厚的语文能力，而且还必须对该语文所承载的文化有深层的了解。古希腊的七“贤”都是指一些在政治、立法、学问、軍事等等方面有成就的人；把这些西方的sage译成东方的“贤”其实是不恰当的。同样的，源自西方的meritocracy坦白说比较是“任人为能”多过“任人唯贤”。

　　笔者并非想强人所难；而是身为一名读中国圣贤书的人，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去维护中华文化的这个非常重要的核心观念——“贤”；不想它变质；更不希望它被扭曲。西方的meritocracy有它不足的地方，会产生许多问题；东方“贤”的观念能补它的不足。这样我们才不会盲从西方制度，反而懂得用东方的文化强点去吸收它、转化它、提升它。我们不应该为了学习西方制度而迁就我们传统文化的精神。

　　其实，人生怎么可以不作“义利之辨”呢？

　　“利”，简言之就是通过占有和享用外界对象，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和本能。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往往就是为了争夺利益、计较得失而闹得不欢而散，甚至反目成仇、对簿公堂。孔子讲的“怨”不只是对别人有仇怨；而是到最后，当我们发现原来是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对自己所产生的怨恨。

　　人如果过度注重“利”，做什么事就只会问对自己有什么好处；所以商家可以不择手段，不在乎人的安全，不顾及社会责任，不管环境污染，不理生态破坏。商家之间的激烈竞争其实造成了很多的浪费；产品还来不及卖出去就已经过时变成垃圾了。为了赚取更高的利，商家其实是在鼓励人民浪费，但却美其名说成是“消费”。在这经济挂帅的现代社会，一切生产、一切消费都是为了满足人的本能欲望。为了保持经济的蓬勃，人类昧着良心承认了欲望的合理性，商家也拼命鼓励人人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样走下去，人类有希望吗？

　　当社会太过强调“利”的时候，慢慢人就会变得很功利，甚至变得自私自利；连结婚生孩子也要问对自己有什么好处。难怪现代人不想结婚生孩子，因为坏处太多、得不偿失。这是现代人的可悲；不知道结婚和生孩子有什么高贵的意义。结了几十年的婚还不知道自己在结什么？有些人更把生育孩子看成是一种经济投资，完全用功利的角度来看待人的这一桩神圣的使命。这就是我们失去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结果。

　　许多人以为，追求享乐是天经地义的事，其实是大错特错；因为这是属于动物层次的追求。身为“人”，我们应有更高追求；那就是“义”。“义”的世界很广大；唯有不断成长自己，不断增加自己的修养与内涵，我们才能越来越了解什么是“义”，越来越活得有价值，越来越活得像一个“人”。

　　追求本能和欲望到最后就是“色”。君不见我们的社会环境越来越色情吗？校外是这样，校园里也是这样。现在的学生普遍出口成“脏”；邻里学校的学生是这样，名校的学生也是这样。现在，连大学生也提出很肤浅的理由，来争取学府允许售卖安全套；而大学当局因为担心他们得性病、担心他们未婚先孕，只能无奈地向下认同。所以，人类真的应该好好重新来了解什么是“义”。

　　“义”就是做人的道理，是人行为的标准。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也就是说君子所有的行为，一言一语，都合乎“义”、合乎理、合乎道德伦理标准。如果我们不认清楚这是人该有的目标，当“利”出现的时候，人就会背叛自己该行的“义”；错误的选择可能会令人付上很大的代价，好像这两年几宗轰动新加坡的贪污、性贿赂、嫖幼妓丑闻里面的主角。人明白“义”就不会顺着本能来活动，而且能做到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并且慢慢建立起自己的修养与内涵。这样社会才有可能和谐起来、和平起来。

　　有良好的道德修养的人谓之“贤”。只要人愿意学习、愿意努力，成贤是人人都可以达到的目标，不像外在的成功，需要客观条件的配合，而且只有少许人可以做到。因此，看一个人最重要是看他的道德修养，不是他的外表、财富、事业、权力、地位等等。这也就是为什么儒家非常重视成贤的原因之一。

　　所以，整套儒家思想基本上就是在教我们怎么做人、怎么成贤、成君子，怎么了解人生。可惜我们现代人花太多的时间学知识性、工具性和功利性的东西，只读专业或与升级有关的知识。孩子小的时候最重要是学习怎么做人，但是我们的学前教育、正规教育都迫不及待的教他们许多的知识、许多的技能。结果，许多现代人都不是很懂得如何做人，如何与人相处。这是现代婚姻为什么那么容易破裂的关键原因。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问一问自己，我们用了多少时间了解人生、了解生命、了解做人的意义？

　　当我们开始慢慢明白并且能落实做人的道理之后，我们就会找到人生很重要的理想，找到我们来这个世界的责任、承担与使命。这也就是“义”；“义”之所在，即“命”之所在。那么，我们就会立志，认清人生的方向，不会错认。

我国真的是任人唯贤吗？

文章标题：我国真的是任人唯贤吗？
文章作者：沈裕生
发表日期：2013年2月5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我国的两位政治领导人在最近的“新加坡透视论坛”上确认了我国任人唯贤的制度的重要性与必然性，并且承诺会想方设法去改进这个制度所造成的问题，比如，贫富悬殊、恶性竞争等等。

　　从做事的效果来讲，筛选最“贤”的人来从事最困难的工作，这个理论是没有错的。如果有最佳的人选可以委任，为什么我们要选择次等或比较没那么“贤”的人来担任如此重要的位置呢？如果不是任人唯贤，难道是以裙带关系来任人吗？远在两千五百年前，至圣先师孔子在《礼记•礼运•大同篇》里也提到了“选贤与能”。问题是，政府选出来的贤人真的是“贤”吗？

　　在古代，“贤”指的是有一定修养和德行的人。这些贤人非常了解人生的意义，知道人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为了追求享乐，而是发挥自己的才华与才能，把自己贡献给社会。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三国时代的诸葛亮。他之所以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只是因为他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人，而是因为刘备给他机会发挥他的才华，让他的一生活得更有意义。如果没有得到刘备的欣赏，诸葛亮可能要默默无闻地度过他的一生，那么他在历史上也就不会留下什么美誉。

　　所以，对古人来讲，人生最重要的是有机会发挥才华或才能，让自己的一生活得很有意义；至于自己付出所得到的酬劳有多少，其实并不是很重要，也不是很在意。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以义处命”、“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再看看现代，有机会从政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足以让自己发挥潜能，为国家社会做出巨大的贡献，并让自己过一个充实有意义的人生；特别是国家给了我们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栽培了我们，我们更应该把自己所学到的能力为国家付出；所以儒家非常强调“学而优则仕”，并且说“君子志于天下也”、“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等等。这就是“义”；做人就应该这样；做人就是要做我们应该做的事，“为其所应为，这样的人才是勇敢的”（已故俄国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语）。问题是，政府必须付出高薪才能吸引到人才从政，这就有别于古代贤人的精神了。换言之，现代人把“利”置于“义”之上。所以，严格来讲，政府所委任的贤人，并非是真正的“贤”人。因此，造成贫富悬殊的真正原因不是任人唯贤制度，而是被委任的“贤人”并没有贤人所应有的修养与内涵。

　　此外，恶性竞争的问题也不是任人唯贤的制度所造成的；因为真正有贤德的贤人是不会损人利己的。真正的贤人关注的是国家的利益多过自己的利益。所以，如果他看到比他更“贤”的人，他是会把权位谦让于对方的。这就是古代尧舜的禅让精神。

　　所以，笔者认为新加坡还没有真正做到任人唯贤；最多只能说是“任人唯能”。笔者认为“任人唯贤”无罪，“有罪”的是被委任的“贤人”；因此，请大家别再继续批评任人唯贤的制度不好。我们真正要改善的不是任人唯贤的制度，而是我们现代过度重视知识与技能的教育制度，使我们无法培育出真正的贤人；社会没有真正的贤人，哪来的任人唯贤？

大破之后应有大立——中共十八大寄言

文章标题：大破之后应有大立——中共十八大寄言
文章作者：霍韬晦
发表日期：2013年1月4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多年前，我曾经为文指出：“历史正给予中国一个机会。这个机会不只是经济上的，也是政治上的、文化上的。例如民主制度，西方的先行者们已经走入困局，制造了一大堆内部和外部的问题，束手无策，我们还要盲目跟随吗？他们已经没有回头的机会了，但我们还有。”（见《中国的民主之路》等文，2004年）

　　时间过去已经快十年，可惜中国当局仍未彻悟，世人仍未彻悟。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步履蹒跚，千载一时的机会会很容易错过。

　　譬如中共这一次十八大代表会议，卸任的胡锦涛主席虽然一再强调“反贪反腐”，说这个问题若搞不好，很可能“亡党亡国”。这句话在十多年前，朱镕基出任总理时已提出过，而且说得慷慨激昂，大有“与贪官偕亡”之慨。结果如何？到朱镕基任满下台，贪风不但未有戢止，反而愈演愈烈。西方的观察家认为：就是因为政权不开放、不能实行民主政制、权力没有制衡、没有普选、人民没有参与、黑箱作业、政府没有认受性，所以必然导致腐败，这是“结构性问题”；要治理，只有采取西方政制。

　　但中国政府早就表明：我们不会照搬西方的那一套。这一次，胡锦涛也明言：“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那么，走什么路？不回头、不改革，原地踏步，行吗？反映在“反贪反腐”的问题上，虽然知道严重，但却拿不出鲜明的办法，只能重复“加强党内纪律建设”、“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治国”一类老话。这样在政治改革方面，就不可能有突破，充其量就是多打几个贪污老虎，以显示高层反贪反腐的决心。我所说的“历史良机”，似乎无人觉醒。惜哉！

　　也许，一个原因是：当今社会有太多人迷信西方价值，把自由、人权、民主，举为最高理念，而不审问这些理念的来龙去脉及其实施条件，结果为势所逼，全世界的政府都不敢异议。另一个原因，是中国政府也认为他们所行的也是民主制度，至少与民主的理念不相违背。早几年胡锦涛也说“权为民所用”，现在新接任主席的习近平也说“权为民所赋”，在表述上和西方民主的“主权在民”几乎无异，所欠的似乎只是操作方式。这说明了民主的确成为政治潮流，没有政府可以抗拒。真民主也好，假民主也好，人人都想戴上这一顶帽子。

民主不是幸福的保障

　　问题是民主只是一种政制方式，一种产生政府与国家领袖的机制，这和它的施政质素、领袖人品没有必然关系。只要懂得打选战、懂得运用选举谋略，懂得骗取选民信任，陈水扁可以上台，希特勒亦可以上台。到你发现被骗，已经伤痕累累了。西方有西方的问题，中国有中国的问题，连新加坡这样小的国家，也有她自己的问题，怎么能用西式民主来一刀切？（这一点你不能不佩服新加坡人的勇气，就是坚持走自己的路，在民主和社会稳定之间取得平衡。）

　　我们必须彻底明白：民主只是转换权力的游戏，对防止独裁和以暴力来获取政权的方式，也许有消极作用，但对社会质素、人的道德修养、精神生活的提升并无帮助，反而助长了人的私欲，社会变成了藏污纳垢之所。历史没有进步，反而倒退，倒退到文明社会建立之时。所以关键不在建立机制；机制很有用，但不是建立理想社会、幸福社会的主要条件。更关键的是人，执行机制的人。如果他的心不光明，他的行为自私，多完善的机制也会被他利用，何况民主的直选很容易操纵。人人都以为：民主代表自由、代表公平，其实还包藏私利。在民主的旗帜之下，人人都有权维护自己的私利，最后必然导致利益的争斗。

　　这和其它什么制度都一样，只要人心不干净，就会尔虞我诈，机制只是工具。所不同者，或者令人忧虑者，是民主还公开维护私利，最后社会上的人一定以利相从，政治变成党派利益的争夺。放眼天下，今天哪个国家、哪个政府不是如此？把私利合理化，把党派利益合理化，受伤害的是整体和下一代。我们发现所有走现代民主之路的国家，与走在半途的发展中的国家，都有同样的苦恼：就是内部矛盾日益深重，社会质素不断下沉。美国如此，日本如此，台湾如此，欧洲如此，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站在历史之前，必须对人类过去的活动有所反省：无论是高举平等的社会主义和强调自由的资本主义，无论是标榜维护人权的民主和法治，也无论是增加生产力、刺激GDP（国内生产总值）上升的科技崇拜和引动人内心欲望、产品不断推陈出新的消费模式，都衍生了大量问题。人再也不能安静地过生活，你被逼投入面对所有人的战斗。霍布士（T.Hobbes）的“自然状态”，不想重见于今日，而且严重百倍。

　　几百年来（文艺复兴之后），我们经从理性发展、知识发展、技术发展、市场发展，到财富增加、拥有增加、争斗增加、管治条文增加、压力增加、人与人的紧张增加……结果人愈来愈恐惧，人的生命力愈来愈萎缩，愈来愈希望政府救济、人愈来愈看不到自己的前景，更不要说地球饱受伤害。

　　文明，究竟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人的幸福感，究竟是增加了还是少了？

　　老实说，幸福是不能以物质、财富来界定的。人是人，不是动物，不能只讲本能欲望的满足。近代文明，就是因为偏向于本能欲望的满足，只重视经济生活，只向外追求拥有，而且贪得无餍，还有把贪婪合理化，视为自己的权利。这样，人焉得不死？顺此而趋，社会焉得不亡？

　　这是文化病、文明病、价值虚无病，对症下药，必须有新思维、新文化、新观念，乃至新制度。谁能有此超越之思，高端之想？

　　我曾寄望于中国，因为她经历过最严重的苦难，文化大革命后理应有彻底的反省。大破之后有大立，这才能掌握历史发展的脉动。老子说：“死而不亡者寿”，则后于资本主义的是什么？后于西方民主的，是什么？

　　在国际舞台上，中国人常常失去话语权，但中国人若能说出是什么，那就有话语权，并影响世界。

中国的民主之路，便应作如是观。

作者是东亚人文研究所所长

 

中国文化的软实力

文章标题：中国文化的软实力
文章作者：傅佩荣
发表日期：2012年9月27日
发表媒体：《新浪博客》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朝代虽有更迭，而文化总是一脉相承，展示某些基本理念。这些理念的主要成分是由《易经》、儒家与道家所构成的。我们今天肯定中国文化的软实力，首先必须辨明这些理念中的价值观，并且证明这样的价值观对现代人仍有重要的启发。

一、在变化中的因应之道

　　《易经》是探讨有关变化的书。在发明文字以前，人们如何掌握变化的现象，并且分辨它所造成吉凶祸福的后果？伏羲氏制作一组八卦的符号，用来象征具体事物，再由八卦组成六十四卦，代表各种复杂的形势与格局；然后提醒人要察觉自己在某种格局中的位置，以便采取合宜的作为。简单说来，《易经》教导我们观察自然界运行的规律与人际间互动的状况，依此安排自己的言行。

　　最初，《易经》是帝王选择政策时的参考之一。古代设有太卜之官，以《易经》占卜为帝王献策。后代学者发挥哲思，把《易经》的原理应用于日常生活中，展现了一套做人处事的道理，称为义理。这套义理所要说明的是：居安思危，乐天知命。

　　先说要居安思危。人在平安无事时，往往松懈心志或耽溺于逸乐，以为一切都没有问题；但是“变化”从未停止，在不知不觉中出现了危机，后果如何就不难想象了。因此，为了持盈保泰，必须要有忧患意识。人在平安时要有所警惕，相对于此，人在困难中不可灰心丧志，因为“变化”仍在进行，只要苦撑一段时日，终究会有新的转机。《易经》六十四卦的排列顺序就显示了上述智能。譬如，在泰卦（通顺）之后是否卦（阻碍），在剥卦（穷困）之后是复卦（重新开始）。

　　再说乐天知命。天代表形势与格局，命代表个人的遭遇。面对大势所趋，只能以乐观心情去理解及接受；碰上个人遭遇，与其随之喜乐，不如思索前因后果，找到改善自己生命质量的有效途径。因此，学习《易经》，使人领悟应该在自身的“德行、能力、智慧”三方面精益求精。

　　不仅如此，《易经》所谓的变化，是把整个宇宙看成一个大生命，正如有机体，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个人与万物息息相关，与人群更是声气相通。这种开阔的思维，使我们珍惜一切存在之物，更能善待自己的生命。

二、人生要追求止于至善

　　儒家对中国人的影响最为深远。自从汉代以后，儒家就成为帝王教导百姓的主要学说，也是帝王统治百姓的重要工具。这是因为儒家学说的三项特点：一，尊重传统（包括当前的统治阶级）；二，重视教育（以经典教育百姓，稳定社会秩序）；三，关怀社会（个人要在群体中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儒家固然具备统治者所要求的条件，但是儒家学说的真正要旨不限于此。从孔子以来，就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修养自己的言行，要尊重别人像看待自己一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学习要由五伦着手，亦即建立合宜的“君臣（领导与属下）、父母子女、夫妻、兄弟姐妹、朋友”之间的关系，再推之于各种人际关系。因此，在儒家看来，所谓的“善”是指：我与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

　　儒家强调个人行为必须出于真诚，真诚使人产生主动行善的力量。以真诚为基础，礼仪、音乐与一切教化才可顺利展示其作用。这种学说如果勉强用一句话来说明，可以称为“人性向善论”，而不是宋明学者所谓的“人性本善论”。人只要真诚，内心都会显示向善的要求，但由于善涉及我与别人的适当关系，所以人同时需要学习社会规范。儒家重视教育，其故在此。

　　在肯定人性向善之后，具体的人生之路该如何安排？答案是择善固执。谈到择善，所需要的是知识与智能。知识使人明白行为的正确规范，智慧使人通权达变，能够在每一次的抉择中做成正确的事。至于固执，则不是顽固不知变通，而是勇于坚持原则，如仁与义，在必要时甚至可以牺牲生命。这种作为源自儒家的信仰。孔子与孟子都相信：天在决定人间的一切，人只须把握天所赋与的使命，知其不可而为之。人的使命不是别的，正是在肯定人性向善之后，要努力择善固执，而最终目标是止于至善。

　　孔子个人的志向印证了上述说法。他的志向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使老年人得到赡养，使朋友们互相信赖，使青少年得到照顾。）这是要以个人之力谋求人类社会的大同境界。这种责任无比艰巨，并且至今未曾完成，但儒家学者在奋斗过程中始终保持悦乐的心情，相信个人在成就自己的生命目标时，将会促使社会不断走向更完善的状况。

　　儒家既能关怀世间，又要重视学习、修养自己，结果形成亚洲学者所谓的“现代化”所需要的伦理观念。

三、随顺自然的审美感受

　　儒家不论对个人或社会都会带来一定的期许与压力。如果个人不得志或社会不安稳，许多人就会转向道家寻求出路。然而，道家只是人们逃避现实的借口吗？它的无为只代表消极无奈的态度吗？答案显然不是这么简单。

　　道家的核心观念是“道”。在老子看来，万物皆源自于道，最后也将回归于道。因此，“道”这个字所代表的是“万物的来源与归宿”。我们不必争论什么是道，只需明白万物（以及人类）是有来源也有归宿的。这种观念从根本上化解了虚无主义的困扰。

　　既然如此，人生应该如何安排？只有一种合宜的做法，就是设法悟道。道是包含万物在内的一个整体，在整体中，一切变化都是相对的，与互相制约的，因此人不必自作聪明，刻意要去完成什么。老子所说的“无为”是指“无心而为”，亦即每个人做他份内的工作，但不必存有刻意的目的。庄子进一步强调“不得已”，就是当各种条件成熟时，人就顺其自然。因此关键在于“判断”做一件事的条件是否成熟。这显然需要处世的智慧。这种智慧只有在虚静的心态中才会展现出来。

　　不仅如此，庄子指出：道是无所不在的。能从“道”这个整体的角度来理解万物，就会发现万物皆彰显了道的光辉，因而无一不值得欣赏。庄子又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亦即天地之间是美妙无比的。我们常说的“天人合一”一词就来自于庄子的观念，他的意思是：自然界与人类在道之中是合成一个整体的。现在这个词的意思是自然界与人类可以“和谐相处”。

　　领悟上述的整体观，我们面对个人的穷达、顺逆、福祸，甚至生死时，不是很容易化解各种激动的情绪吗？毕竟再怎么变化，一切都依然存在于道之中。道像母亲一样，怀抱万物与人类，我们有如婴儿，又何必想象各种不必要的困扰与烦恼。这样的人生应该是充满喜悦与美感的。

四、结语

　　上述有关《易经》、儒家与道家的说明，是现代学者对古代经典的研究心得，关于这些经典，历代学者见仁见智，各抒己见，难免流于众说纷纭，而民间所熟知的往往只是一些格言名句以及基本的做人观念。因此，为了使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发挥作用，并且为世人提供一套历久弥新的价值观，就还有极大的努力空间。在学者来说，要研究这些经典的现代意义，以求温故知新；在民间来说，要实践传统文化中的优良素质，以求安顿身心。我们认为，这样的软实力如果充分展现出来，将是使中国由强大迈向伟大的康庄大道，也是中国文化对整个人类文化所能作出的最大贡献。

从教育到教养 — 教改落实的关键

文章标题：从教育到教养 — 教改落实的关键
文章作者：颜国伟
发表日期：2012年9月20日
发表媒体：《谷歌博客》

　　教育部长王瑞杰刚宣布：即日起取消中学成绩等级制，以及后年取消“奖励计划总蓝图”（Masterplan of Awards）制度，作为落实全人教育理念的改革步骤。消息公布之后，公众的反应褒多于贬，但也有人质疑政策的调整对“成绩至上”的现实情况能否真正带来改变。

　　诚然，教改能否落实到位，并且取得成果，需要家长、教育工作者以及政策制定者一起彻底觉醒。

　　觉醒的第一步是意识到现在孩子被功能化得很严重：家长、校方、政府三方根据自己的角色定下对未来制成品所需具备的功能性要求，然后依循一个管理严密的系统和标准作业流程把产品制造出来。孩子的“标准生活模式”和高效的动物工厂所饲养的鸡只其实并没有两样。

　　在现代化的养鸡厂里，为了刺激肌肉的生长，除了使用抗生素或生长激素之外，鸡寮更以低光照来降低鸡的活动，减少热量消耗，并缩短全黑时间，让鸡尽量不眠不休地进食。为了节省空间成本，大量的鸡动弹不得地挤在一起；为了避免高拥挤环境下焦躁的鸡互相攻击，鸡只的鸡啄被强行剪去。这些都是鸡舍管理的“标准作业流程”。

　　现在的孩子呢？

　　首先，他们比成年人还要忙碌！天还没亮就要上学，放学后除了一堆作业要完成之外，还要参加补习班、才艺班等，而且周末也没有假放。如果“有幸”被选中成为某个课外活动的校队，还有密密麻麻的集训要参加；放长假的时候还要到海外游学。这些安排，目的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我们的下一代练好十八般武艺。孩子的功能性角色就是把知识的饲料吃进去，然后把成绩的蛋生出来，再按蛋的大小把孩子分类成不同的级别，就像鸡有所谓的肉鸡、蛋鸡一样，我们教育的成品也有奖学金得主与非奖学金得主。万一某个孩子的消化机能出了状况，无法承受学习的压力，市场上有各式各样的激励课程可以帮助孩子重燃动力，而激励孩子的不同手段－虎妈式、狼爸式、赏识式、功利式等，和用在鸡只身上的抗生素、生长激素，有异曲同工的作用。

　　对家长而言，孩子只是一副考试的机器。入学以后的孩子，从父母口中最常听到的话题离不开：“功课做了没有？考多少分？为什么考不好？如果考得好，我就答应你…”。对学校而言，学生只是替学校夺取奖杯奖项和排名的工具。课外活动不是根据学生的兴趣，而是根据天分检测来判断学生参加了是否有机会帮学校赢得荣耀。对政策制定者而言，教育只是经济发展的策略，是制造人力资源的基地，需要配合瞬息万变的政商环境，来更改制成品的功能。因此“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是制定教育政策的常态。

　　觉醒的第二步，是意识到现代的孩子虽然拥有前所未有的物质享受和父母长辈的宠爱，但他们也是被监控得最紧的一代。

　　还没出娘胎，父母已经通过超声波来把握他们是男是女，以及他们的一举一动。出世以后，闭路电视监控系统（CCTV）就开始运作，以防照料他们的女佣行为不轨，或让父母不在家的时候可以随时上网了解孩子是否有安分守己。上学之后父母给他们一台手机，可以随时随地查问孩子的行踪；到了他们懂得用面簿（facebook）和推特（twitter）的时候，父母可以从他们的户口知道孩子在网络上说了什么，玩了哪些游戏，以及交了哪些朋友。一切无法监控的活动，例如和邻居的孩子独自在户外玩耍，都不可以，以免发生意外。在学校，由于学生人数众多，为了避免发生意外，或同学之间产生肢体冲突，课前课后以及休息时段，也有把学生集中起来管理的做法，避免学生随意走动奔跑。

　　孩子最得不到的自由，是不能顺天性，按照自然的节奏来发展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因为家长对于什么才是最佳的培育孩子模式只有单一的标准－即从零岁起开发左右脑、读名校、考第一、念资优班。这种迷思来自家长的恐慌，担心孩子将来在竞争激烈的社会落于人后，因此必须让孩子从零岁起跑，三岁以前就要把左右脑开发好。再加上家长看到社会的达官显要大多数都由名校校友垄断，下意识里都认定了如果小孩从小读名校，等于将来前途打包票。

　　现在的孩子因而不能像从前的小孩那样，有空间把生命舒展开来，四肢的伸展和五官的感受，都受到长期的扭曲与压抑，错过了从前的孩子享有的体验，包括小小的冒险、秘密的经历、挫败与闪失、痛快的捣蛋、独处的时光，以及无所事事的无聊片刻。

生命异化带来的蝴蝶效应

　　觉醒的第三步，是彻底认识过度受溺爱、过度受监控和过度功能化的教育对生命带来的异化。

　　首先，这样的孩子很容易焦虑，不愿意冒险，缺乏弹性。面对困难他们只会焦虑地等待别人按自己的意愿把问题解决，而不会自己主动去开创。一旦事与愿违，他们只懂得怪责，甚至通过暴力来发泄。描述这种特质的新词有“宅男宅女”、“草莓族”、“啃老族”、“双失青年”（失学、失业）、“尼特族＂（NEET-Not currently engaged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Training）等。

　　其次，他们寻求感官上的刺激，而且形式多样化，也变得很不容易专注。沉迷于电子游戏只不过是简单而且负担得起的一种刺激。那些消费得起的，则通过服用非法药物或烟酒，让自己获得短暂忘我的快感。纹身、在身上不同部位挖洞或插针，包括以刀片自残身体等，已是司空见惯的小儿科。到了青年时期，危险飙车、网络性爱（Cybersex）以及流连夜店寻欢作乐，都是给自己带来快感的享乐。

　　再来，他们与人的关系疏离，活在一个自我孤立、视野偏狭、想象丰富的世界。在家不与父母亲多说话，很少机会和家族其他长辈以及同辈的亲友相处，社交空间狭隘，也不懂得应对之道，不会主动与客人或长辈打交道，只顾一味低头把玩手中的智能手机或游戏机。朋友间如果有人受到欺凌，不是配合起哄，就是袖手旁观，鲜有仗义行动。

　　这些现象常被归咎于我们的教育没有教导学生做人的道理，但我认为问题不在这里。通过父母师长的耳提面命，我们的孩子其实懂得很多人生大道理，关键出在知识无力保证价值行为的出现。因为：

　　一、智力的过早和过度开发，给进入青少年时期的孩子带来许多不切实际的空想；而对考试成绩的过度重视，让孩子变得比较自我关注。

　　二、受溺爱的孩子，从小父母就让他们根据情绪来选择。面对该管教孩子的时候、该约束孩子的时候、该拒绝孩子无理要求的时候，总是硬不起来，也不信任校方可以协助管教，养成孩子长大后对情绪的依赖。一名家长就曾经经历过已达十六岁的女儿无理取闹的行为。在晚上购物商场仅剩半小时就打烊休息的时候，他的女儿却坚持要去一家著名的服装店购物。因为无法在半小时内买到自己满意的衣物，结果就闹情绪。无奈的父母亲只好带她到别处去，直到女儿买到了喜欢的服装为止，女儿才满意地回家。本来十六岁理性已经能在独立的自我意识下发挥作用，明白到客观事理的限制而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和情绪。然而，对于从小受到溺爱的孩子来说，这种自然发展的能力已经失去了。

　　当孩子进入发育的高峰期，已经定型的特质－自我关注，空想丰富和不受理性控制的情绪，在高亢的本能冲动的鼓动之下，行为就变得我行我素－顶嘴、情绪化、打架闹事、无心向学、沉迷电玩等。这时候父母才开始焦虑：“现在的孩子真要命，很叛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殊不知这只是噩梦的开始…

　　步入青年时期，无根的空想和薄弱的意志，让孩子经受不起现实的磨炼，容易对现实产生许多莫名的焦虑与不满，进而产生更多的想象和理所当然的索求。童年时期受到压抑，无法舒展开来的四肢与五官所造成的心灵空虚，这时候将以极端的方式来寻求填补－酗酒、飙车、赌博、网络聊天、网络性爱、纵欲、吸毒等，让失落空虚的心灵得到片刻的慰籍。新加坡媒体曾经报道过大学生因为网络性爱而遭勒索的事件，港台新马都有陈冠希版的桃色报道，以及大陆官富二代飙车纵欲的新闻等，这些只是冰山的一角，反映了时下青年的现状。

　　那些因为害怕会有挫败感的青年，不是蜗居在家成为啃老一族，就是得过且过地混日子，严重者甚至出现忧郁症。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国家是否能够继续繁荣进步，关键在青年一代的心理与精神素质。以现代中国为例：在饱受列强侵略的清末至民国初期，面对家国生死存亡于旦夕之际，挨过艰险并且推动历史进程的骨干是青年。林觉民就是其中的一位表率－他自己虽然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但却不忍心见到其他人因腐败的政治而流离失所，于廿四岁风华正茂的时候选择牺牲以“助天下人爱其所爱”。

　　现在历史似乎又要重演。世界经济正步入一个漫长的严冬时期。许多国家的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然而，从媒体看到的困境中青年，镜头都只是诉诸示威和暴力来渲泄不满。由此可以预见，主导国家从经济危机进一步深化成政治危机的不是外在因素，而是自己国内一手栽培起来的青年，香港八十后躁郁不安的青年就是一个例子。大家都希望青年能够像美国的乔布斯（Steven Jobs）那样，拥有逆境中创造的精神。我们从乔布斯身上也看到，让他能够创造的是一股实实在在的情感所燃放的火焰。在自我关注下出现的无根想象，所产生的只会是破坏性的行为。

　　到了中年时期，长久下来通过感官上的刺激来填补的心灵将依然空虚，人的感觉也越来越麻木，无法承担起人到中年因上有两老，下有妻小所该具有的承担力和稳重性。婚姻关系因此变得动荡和脆弱，直接影响到下一代健康的成长。社会急速的变迁也造成人到中年就要面对就业危机和财务危机。忙、盲、茫，是中年人心境变化的缩影。面对无法把握的未来，中年人本该有的自信被许许多多的困惑所取代了，行为也就变得浮躁和逃避。万一社会继续循着物价飞涨、贫富两极化的方向发展，造成住房、医疗和教育成为极大的生存压力，安定的社会将被一股焦躁感所笼罩。为了加强安全感，人势必组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各自高举各种理想主义的旗帜，向当权者施压进逼，互相对立讨伐，形成一个分化撕裂的社会。

打造一个配合天性发展的教养生态

　　有力有为的青年才是国家最重要的竞争力。教改要取得真正的成功，必须从制度面提升到生态面－即打造一个配合孩子天性发展的教养生态。

　　家长、教育工作者和决策者首先要自问：有没有想着利用孩子来实现什么？想要让孩子圆自己的梦想与欲望？还是让孩子成为自己晋升的台阶？亦或是为校争光、为国家的GDP增值？任何的内容都意味着孩子的存在只是工具。这样的话，父母，乃至社会的局限将继续延伸到新的一代。长江后浪推前浪所应出现的新动能和创造力就遗憾地被遏制了。我们从时下生命严重功能化的孩子身上已经看到，这样的孩子欠缺自然散发的朝气与志气。他们被情绪、欲望和想象所包裹―想法随着心情反复，行为则我行我素。从小养成根据别人的要求来生活，长大了就会感觉到自己没有力量，待人接物就会惯性地应付和对别人提出理所当然的要求与怪责。

　　相反的，大人如果能够耐住性子，不把孩子当成工具，用心帮助孩子在做中发挥意志和感受，以后习惯成自然，成年后就能发挥主动性，根据自己对世界的感受与认识去行动，并且享受行动的乐趣，结果很多不可能的事就变成可能。这不仅能代替压力，提高工作效率与质量，还能让人感觉不到苦，反而感到快乐。如此他们才真正具备不同于父母、社会或国家所赋予的崭新意义，成为推动社会继续前进，承前启后的中坚分子，因为他们从小就积蓄了改变世界的能量。

　　主导整个教养生态成败的灵魂人物是家长。家长需要战胜自己输不起的恐惧，愿意在做中学，与孩子同步成长。家长还要愿意投入时间与积极承担起责任，因为这份责任无法假手于人。在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前，他们需要家长以赢得信任的权威方式来领导他们发展潜能，减少他们的思维被身体的感觉和心理的欲望所控制。让他们接受以行为来孕育精神，包括执行有意识的任务和过无意识的生活规律，在潜移默化中培养起他们的意志与情感，家长自己则以身作则。这个艰难而漫长的历程，家长如果缺乏决心与耐心，很容易就会放弃。而家长最大的考验在于自问：能不能够承受孩子的兴趣、才能、命运和生活任务不同于自己对他们的期待？

　　配合不同阶段的成长，家长的角色包括：让孩子有个健康的身体，以免日后身体成为精神活动的限制；在生活的细节中给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模仿环境和培养孩子的意志力。更重要的是：营造生活美感的氛围，让孩子的情感饱满；以及在独立的自我意识还没有发展以前，不要刻意去刺激智力的发展，让意志力有足够时间通过四肢得到锻炼。智力如果过早开发，将来孩子思考的特点会是随着自己的心情和脾气而反复，对事物缺乏真正的兴趣与自然感受到的快乐。廿世纪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小时候在语言能力的发展上就有障碍，中小学的成绩也不出众，老师还认为他长大之后不会成器，而他自己对于学校填鸭式的教学深感厌恶，并且毅然辍学。他在数理方面的才华要在十六岁之后才展现，结果一鸣惊人。

　　对教育工作者和决策者，美学陶冶比说教式的德育教材来得重要，是帮助童蒙时期的孩子消除将来仅根据自我生理与心理情绪行事的重要途径。通过美育打开心灵的封闭，学会感受真善美，长大后独立的自我意识自然具有为善去恶的判断，发挥意志以实践自律的价值行为。通过知识的手段把一大堆做人的道理灌入孩子的脑袋，只会让头脑变得僵化，吸收停滞于脑里知道、嘴里说到，但是行动做不到的窘境。遗憾的事，现代家长如果给孩子从小学习音乐、舞蹈或美术，焦点都落在考级和孩子有机会表现的炫耀上；而学校则把这类科目划分成“非考试科”。因为是“非考试科”，也就等于可有可无的科目。到了接近考试或会考的时候，为了让整体的考试成绩亮眼，这类科目的课时都被主考科目给占用了。

　　对于青少年，重点在于让他们在生活中对于感到亲切实际的问题，给予足够的空间去发现其中含藏的价值因果，以及自己的行动可以创造出什么不同，引导孩子把旺盛的精力用在这方面的自学上。由兴趣而化为行动，从行动而有心得的积累，如此辗转增上，循环累进。现在网络上的资讯随手可得，为这样的学习提供丰富的资源。孩子有机会从真实的感受中确认自己所爱，生命才能燃放热情，逐步拼出有情感根源的梦想，而非凭空想象或根据现实功利的考量来选择自己成年后的道路。

　　被誉为中国最后的新儒家－梁漱溟先生，他的学习道路就是采用这样的方法。他的父亲给于他充分的信任与自由，从小没有逼他背诵四书五经。梁漱溟在其自传中忆述：有一次他自己把一串钱挂在庭院的桂树枝上，但自己却忘记了，结果四处寻问和吵闹。隔天父亲发现了，父亲没有出声，不讲做人的大道理，只是写了张便条把事情的经过和梁面对这件事的行为扼要描述一番，梁读后当下心生愧意。就这样简简单单地唤醒了孩子的自觉性。梁漱溟后来一生表里如一，独立思考，不畏权势，他所实践的价值行为都不是通过背诵儒家经典而来的。

　　教育工作者以及政策制定者需要认识到，学生的精神能量与老师的精神状态息息相关。老师的心理动力、自我意识、精神能量，相应地对学生的心理动力、自我意识、精神生命直接起着高一层对低一层的作用，尤其是青春期前的小学生。比如老师急躁会影响小学生的生长发育，使学生做不到某些事情。老师不相信学生，学生的心理就有障碍，没有力量，他们真的就做不到了。因此教学不能够只是智力的发挥和知识的灌输，更重要的是情感的发挥。只要老师发挥情感，允许学生的事情影响到自己的命运，学生的心就会跟着老师做，使学习得到活力。在政策面上，最重要的是给予校长与老师一个信任与自由发挥的空间。过度的监控与过度的繁文缛节让前线工作者绑手绑脚，精疲力尽，最后遭殃的是学生，如此因果循环下去，社会素质将一代不如一代。

　　一个有机的教养生态，才能孕育出具有强壮体魄、强大意志、饱满情感的青年，他们生命里自然燃放的理想火焰将自然而然地推动社会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