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人生怎么可以不作“义利之辨”?
文章作者:沈裕生
发表日期:2013年2月18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非常感谢站长对笔者引用华族传统的“贤人”标准,来要求源于西方的meritocracy的点评。的确,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士不能只有深厚的语文能力,而且还必须对该语文所承载的文化有深层的了解。古希腊的七“贤”都是指一些在政治、立法、学问、軍事等等方面有成就的人;把这些西方的sage译成东方的“贤”其实是不恰当的。同样的,源自西方的meritocracy坦白说比较是“任人为能”多过“任人唯贤”。
笔者并非想强人所难;而是身为一名读中国圣贤书的人,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去维护中华文化的这个非常重要的核心观念——“贤”;不想它变质;更不希望它被扭曲。西方的meritocracy有它不足的地方,会产生许多问题;东方“贤”的观念能补它的不足。这样我们才不会盲从西方制度,反而懂得用东方的文化强点去吸收它、转化它、提升它。我们不应该为了学习西方制度而迁就我们传统文化的精神。
其实,人生怎么可以不作“义利之辨”呢?
“利”,简言之就是通过占有和享用外界对象,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和本能。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往往就是为了争夺利益、计较得失而闹得不欢而散,甚至反目成仇、对簿公堂。孔子讲的“怨”不只是对别人有仇怨;而是到最后,当我们发现原来是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对自己所产生的怨恨。
人如果过度注重“利”,做什么事就只会问对自己有什么好处;所以商家可以不择手段,不在乎人的安全,不顾及社会责任,不管环境污染,不理生态破坏。商家之间的激烈竞争其实造成了很多的浪费;产品还来不及卖出去就已经过时变成垃圾了。为了赚取更高的利,商家其实是在鼓励人民浪费,但却美其名说成是“消费”。在这经济挂帅的现代社会,一切生产、一切消费都是为了满足人的本能欲望。为了保持经济的蓬勃,人类昧着良心承认了欲望的合理性,商家也拼命鼓励人人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样走下去,人类有希望吗?
当社会太过强调“利”的时候,慢慢人就会变得很功利,甚至变得自私自利;连结婚生孩子也要问对自己有什么好处。难怪现代人不想结婚生孩子,因为坏处太多、得不偿失。这是现代人的可悲;不知道结婚和生孩子有什么高贵的意义。结了几十年的婚还不知道自己在结什么?有些人更把生育孩子看成是一种经济投资,完全用功利的角度来看待人的这一桩神圣的使命。这就是我们失去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结果。
许多人以为,追求享乐是天经地义的事,其实是大错特错;因为这是属于动物层次的追求。身为“人”,我们应有更高追求;那就是“义”。“义”的世界很广大;唯有不断成长自己,不断增加自己的修养与内涵,我们才能越来越了解什么是“义”,越来越活得有价值,越来越活得像一个“人”。
追求本能和欲望到最后就是“色”。君不见我们的社会环境越来越色情吗?校外是这样,校园里也是这样。现在的学生普遍出口成“脏”;邻里学校的学生是这样,名校的学生也是这样。现在,连大学生也提出很肤浅的理由,来争取学府允许售卖安全套;而大学当局因为担心他们得性病、担心他们未婚先孕,只能无奈地向下认同。所以,人类真的应该好好重新来了解什么是“义”。
“义”就是做人的道理,是人行为的标准。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也就是说君子所有的行为,一言一语,都合乎“义”、合乎理、合乎道德伦理标准。如果我们不认清楚这是人该有的目标,当“利”出现的时候,人就会背叛自己该行的“义”;错误的选择可能会令人付上很大的代价,好像这两年几宗轰动新加坡的贪污、性贿赂、嫖幼妓丑闻里面的主角。人明白“义”就不会顺着本能来活动,而且能做到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并且慢慢建立起自己的修养与内涵。这样社会才有可能和谐起来、和平起来。
有良好的道德修养的人谓之“贤”。只要人愿意学习、愿意努力,成贤是人人都可以达到的目标,不像外在的成功,需要客观条件的配合,而且只有少许人可以做到。因此,看一个人最重要是看他的道德修养,不是他的外表、财富、事业、权力、地位等等。这也就是为什么儒家非常重视成贤的原因之一。
所以,整套儒家思想基本上就是在教我们怎么做人、怎么成贤、成君子,怎么了解人生。可惜我们现代人花太多的时间学知识性、工具性和功利性的东西,只读专业或与升级有关的知识。孩子小的时候最重要是学习怎么做人,但是我们的学前教育、正规教育都迫不及待的教他们许多的知识、许多的技能。结果,许多现代人都不是很懂得如何做人,如何与人相处。这是现代婚姻为什么那么容易破裂的关键原因。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问一问自己,我们用了多少时间了解人生、了解生命、了解做人的意义?
当我们开始慢慢明白并且能落实做人的道理之后,我们就会找到人生很重要的理想,找到我们来这个世界的责任、承担与使命。这也就是“义”;“义”之所在,即“命”之所在。那么,我们就会立志,认清人生的方向,不会错认。
1 comment:
裕生今天在facebook上的《喜耀学习分享天地》group分享这篇文章,这是针对联合早报交流站站长对上一篇文章《我国真的是任人唯贤吗?》的点评所作出的回应。以下是裕生在facebook上的留言:
那天言论版的站长说我用华族传统的“贤人”标准来要求源于西方的meritocracy,不免有些强人所难,所以我写了另一篇文章回应他,被刊登在今天的言论版了。以下是站长当时的点评:
站长的话
有一位从事翻译工作的朋友跟我说过,翻译表面上看来是把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但是因为一个语言背后有其独特的文化,所以要把语言里所要表达的意思完全准确地翻译成另一种是不可能的,充其量只能做到尽量接近原意而已。
新加坡政府长期奉行的政治哲学Meritocracy,有人译成“精英主义”,但更常见的是“任人唯贤”。“任人唯贤”其实更加符合华文的习惯用法,因为在华族的历史上本来就有“选贤与能”的政治传统。再者,前人早就把西方历史上的杰出人物译成“贤人”,如古希腊七贤。
东西方的贤人虽然都是指知识渊博、才能出众和性格高尚的人,但西方文化却没有中华文化里的“义利之辨”,因此用华族传统的“贤人”标准来要求于西方的Meritocracy,不免有些强人所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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