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论

文章标题：大国论
文章作者：何茂春
发表日期：2009年1月15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有一天做“大国责任”的专题讲座，学员问：什么叫大国？世界上有几个大国？我一急，答：“当今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八国集团的成员就叫大国，共九个。将来可能有增减。”

　　事后我才知道自己的说法是多么“不科学”。可是，反过来想，大国是可以“科学”地定义吗？很难！

　　大国其实没有一个可以严格量化的指标体系，但这并不妨碍人们称一些国家为大国或自称大国。大国有时指国家软硬实力雄厚，有时指在国际关系中的决策权力强大，有时也指文明、心态和风采超群。

有史乃大

　　没有一个天生的大国，大国都有一部以弱胜强的悲壮的历史。大国的第一遗产，是一部万世可信、永垂不朽的史卷。世界史几乎就是大国史。

　　史为立国之信。大国史书，波澜壮阔，惊心动魄。读完一部客观、真实的良史，人们不仅敬重历史，还敬重记史作者，更敬重当时的记史制度和执政者。

　　国语国策、史通史记，两汉心胸、唐宋风范，使中国今天仍是一个文明从未间断的大国。希腊罗马先哲们对历史的公正记载和严谨的经验总结，让欧洲称霸世界几百年，其文化影响了后来的文艺复兴，至今仍影响着欧盟和世界。

　　大国有时指强大的文明和文化。文化的主要载体是历史。灭一国，先灭其史。史学为道德之基。没有良史的民族，不是为人所灭，就是出现文化的断层。

　　良史的标准首先是不能“漏记”，否则民族就会失忆。第二要真实，尤应记载胜仗的曲折、败将的良策、智者的失误、叛逆的善言、对手的长处和敌国的优点。

有忧乃大

　　大国先天下之忧而忧。笔者到过世界80余国，发现大国与小国的国民所忧者确有差别。处大国，司机一开口便是黑洞和基因；在小国，即使是精英，满嘴里多谈收入和儿孙。

　　全球化大潮汹涌澎湃，奔来眼底。大国的首要责任是保障全球化的安全、可持续地发展。全球化要求每个国家识大体，顾大局。大国不躲避国际义务和责任，大国勇于研发、勇于探险, 大国勇于助弱、勇于牺牲。

　　新世纪不独为中国一国之复兴，各民族国家都在复兴。中国的复兴只是雨后春笋中的一支。在中国复兴的同时，美国在继续复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个国家在变弱。

　　日本在继续复兴，欧洲在继续复兴，而且欧洲是在大国的联盟中集体复兴的。俄国在复兴，巴西在复兴，印度在复兴，韩、朝半岛在复兴，越南在复兴，东盟（亚细安）在复兴……

　　中国前30年的发展举世瞩目，有口皆碑。但未来的发展会受到贸易保护主义、能源、资源的外部制约和巨大的国内改革困难。全球化让任何国家都难独善其身，许多国内积压的矛盾都将慢慢凸显，所有这些忧患，令我们感觉行船在逆流险滩，攀岩于绝壁悬崖。

　　要成为一流大国，不可忘记内外大小远近之忧患。

有德乃大

　　大国有自己的价值观体系，这是文化的支柱，是文明的脊梁。价值观不仅是域内治国之纲常，也是人类进化之明灯。

　　作为国家的道德，大国应国家约束自己的主权。约束主权其实是尊重主权。没有主权约束，谁的主权都不可保证。

　　国家如不约束主权，那么一国导弹卫星能射多远，“主权”就可延伸多远。这样就侵害了别国的主权，所以约束“主权”就是约束权力，防止权力的滥用。

　　约束主权有两个含义，一是对外不可恃强凌弱，二是不可对内专制施暴。限制国家权力是和谐和可持续繁荣的前提。依法治国，治民也；以德治国，束官也；官无德无道，则罔谈民众守法。

　　大国习惯，引领世界的潮流；大国创意，无疑是世界的时尚。大国的国民品德示范域外。齐士善言，诸侯国学而习之；赵人会走，天下人效而仿之。俄国日本，复兴之初，取经于英美法德，先打造了一代大国国民。

有勇乃大

　　大国，就是出大事的时候，人们首先觉得可以依靠的国家。如果突发一场海啸，突发一场流行病，突发一场地质或天文的大事，全人类想到的是谁？是勇敢的承担了人类最多责任的大国。

　　万一真的爆发星际大战或宇宙碰撞，第一批牺牲者无疑是大国地面和太空的航天英雄们。大国国民，胸有大志，内圣外王，内修外霸。物竞天择，优胜劣汰。

　　人类基因多来自猛士、英雄、强者、大族。自古强弱不断互换角色，没有永恒的弱势群体，只有永恒的弱者心态。

　　国不在大，心强则强，心弱则弱。强者不必待其强大以后再称强。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强国的人民和强国领袖在他们弱小的时候就有大国的责任、强者的志向和胜者的心态。

有信乃大

　　国无信不立。春秋虽无义战，但称霸者均以诚信匡合诸侯。当今国际政治的最低行为标准就是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当今世界经济的最基本的游戏规则就是WTO的基本原则，即非歧视（平等）、公平、自由、开放、透明、民主、法治、和平和扶弱。

　　这些普世原则是人类经过几千年的贸易、战争与和平后总结出来的最能代表今日生产力要求的政治经济法律规范。以诚信立国，不仅是应付国际监督机制的需要，也是治国安内的需要。

　　培养诚信是长远的国家战略，因为诚信是经济、文化、政治全面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综合文明的反映。对诚信也要有耐心。

　　各国经验证明：诚信是长期的文明战略，一靠信仰，二靠教育，三靠良法，四靠监督，五靠强者示范——在家庭里，家长应先诚信，在学校，教师应先诚信，在社会，官员应先诚信，在国际舞台，大国应先诚信。

有容乃大

　　国与国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思想力的竞争。大国的思想是世界的灵魂。大国的思想不在于它有多么正确，而在于厚德载物和思想解放。因为“正确”是有条件的，而思想的多元性及批判性的存在，能保证“代有才人出”。

　　德国是近代世界的脑库，但纳粹用希魔一人思想禁锢了德意志全体国民，德国于是就得了12年脑呆滞，终于战败，至今未能恢复为世界一流大国，不得“入常”，足见失去包容之害。

　　苏联之崩溃，源自思想之僵化。邓公小平力主思想解放，方有中国今日之复兴也。

　　大国能容他国不容之教、不容之人、不容之书、不容之技。大国经得起攻击、批评。大国经得起表扬，大国也经得起批评。大国不会计较谩骂、误解和攻击。林公则徐，思想超人，诗更不俗。“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华夏万代，勿忘少穆。

有梦乃大

　　大国之志，岂在一国一族之复兴？大国最大的梦想是人类共同安全，是可持续的发展。

　　人类过去几千年，过去几百年，过去几十年，越来越有知识，但掌握越来越多的知识的人类，不是越来越自信，而是越来越不自信。因为，人类掌握了知识后，才意识到了本来已经存在而过去却浑然不觉的各类危机。

　　人类面临的危机，按规模可分为三类：大、中、小危机。小危机是人类自身不检点、体制不完善、欲望不能自制的后果，包括疾病的迅速传播，金融危机和经济崩溃所引起恐慌心理的迅速传播，大气的迅速温室化，恐怖主义的迅速扩张等。

　　中危机是地质灾害——人类能看清宇宙最早的3000万年的原始状态，能看清132亿光年以外的物体，却还不知深藏在地表以下几十千米的地幔破坏地壳的规律。

　　大危机是地球以外的物体和暗物质对地球的侵害。1994年前木星——这颗人类真正的救星——拦住了21个彗星的碎片。人们目瞪口呆地望着这一天文灾变，同时在问自己：在地球上要发生类似天文事件，人类该怎么办？

　　然而，人类所以能成为宇宙骄子，就是人类能不断地认识危机，战胜危机。现在不乏解决三类危机的好方案，只是，解决这些危机，靠一个人不行，靠一市一省也不行，靠一国一洲都不行，必须靠人类大家庭建立全新之大同社会。

　　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的迅速建立，为一个拥有公财、公益、公法、公德、公心的大同公产社会悄然奠定了基础。人类已经认识到自己在危机面前的渺小。故富翁在慈善，社会在助困，人类的公德公法在畅行。

　　大同社会要求和谐的秩序，和谐必定要有仁义的纲常。华夏先圣尧舜所创立的仁义、和谐、大同之价值观，可圆人类一个梦：和合于地球村，长存于宇宙间。

•作者是北京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国际关系学系教授，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企业在金融危机中的对策

文章标题：中国企业在金融危机中的对策
文章作者：何茂春
发表日期：2009年1月10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天下事》

　　金融海啸肆虐多月，不但未见其止，反而愈演愈烈，连全球市值最大的银行─花　　这次由金融制度缺陷而产生、由次贷诱发的金融危机，迟早要来，早来或许比晚来的损失更小。

　　这次危机学术界多数认为这是1945年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所以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迎接挑战。有人认为是“百年未遇的金融海啸”，意即超过1929的破坏力，暂时似乎还无法得到令人信服的定论。

　　1929年的危机与当下危机有下列不可比性：一、来势不一样；二、深度暂时不一样；三、危机引发地美国的影响力、破坏力、控制力、协调力、恢复力不一样；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包括中国）的作用不一样；五、国际组织的干预力不一样；六、各国合作态度不一样；七、贸易战引发军事战争的规模也不一样。

　　这场危机对各国都有巨大冲击，对中国同样有巨大冲击。全球化时代，任何经济体都难独善其身。不过，中国所遇到的负面影响，短期看来虽然不如其他大经济体那么多。但从长期发展来看，如果没有更加合理的金融预警机制和经济法制保障，未来更大的危机可能来自中国这个潜在的世界经济和金融大国。尤其是中国入世过渡期结束后，逐步开放金融服务市场已是大势所趋，中国金融服务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潜在风险在加大。

　　1929世界经济危机实际上在二战结束后才彻底结束，美国在危机初是经济超级大国，危机中美国不断自我完善危机结束后成为政治超级大国。这次危机美国可能改变其近年来的一些金融痼疾。这次金融危机给美国和其他金融大国的警示和教训有很多，对融入全球化后的中国经济健康发展，对避免将来更多更大危机，有一定积极的意义。

　　这次危机对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影响有所不同。对政府来说，前三十年的经验不能全部用于未来，但坚持金融主权的方向不能变，坚持经济法制与民主改革的方向不能变。

六类企业会受到不同影响

　　对中国受灾不同的企业来说，就有六种不同的影响：

　　一类是极少数国际化水平高、资金雄厚的大企业。对这些极少数企业来说，危机只有利没有弊。个别幸运企业，或有妙不可言的商机。它们先可抄底企业股权，后可抄底资源物资，国内国外皆有机会，成为这次危机的极少数幸运儿。中国和外国都有这样幸运的少数企业。但是，大有大的难，企业发展有起有伏，日本一些企业在美抄底的教训应当汲取。且下次危机是否同样幸运，看其是否不断进取。

　　二类是可以通过合纵连横才能形成有综合竞争力的企业。它们有一定扩张力，但实力有限，靠联盟才能形成合力。但在纵横捭阖中变数很多，是否能成为胜家也很难预料。

　　三类是靠收缩战线才能苟活的企业。中小企业多病缠身，即使没有金融危机也难生存。但一些企业可以断尾、断腕而自保，把原来的四面出击变成集中优势兵力应对。

　　四类是靠改变生存方式而存活的企业。有的行业可以生存，但这个行业的弱势企业无法生存。勉强支撑会耗尽元气。有适当机会，可以转行。在自然的动物世界，野牛是否可以活下来不一定非要战胜狮子，跑得比别的牛快就行。

　　五类企业是可以不改行，但可以坚持一段再决定方向的企业。这类可采取“冬眠”而不必候迁的方式熬过危机，压缩规模，坚守待变。

　　六类企业是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如何被人兼并收购、安乐歇业的企业。企业家不一定总有企业，企业消失前要合法打发利益关系人和员工，合法停业，自己抽身休息学习、到跨国公司和大企业就业，部分或全部接收他人并购，也是很好的过渡。

转危为机的五大对策

　　没人能精确预测这次可能是“U”字型的危机将延续多久，从2008年亚欧峰会、G20峰会、APEC峰会等国际联合战胜危机的协商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希望。各国的拯救行动也并非全部是无效行动。奥巴马的“新政”即将出台，人们可以期待，不必过分悲观。

　　经济危机使中国企业面临更加残酷的国际化竞争。2009年贸易摩擦会不断增加，中国制造的产品在这次危机的后续贸易战中将步履艰难。本文对于企业转危为机的对策有如下“五本”看法供参考：

　　“质本”。以质为本，不给竞争对手以技术壁垒的口实，不仅是竞争的需要，也是安全的需要。当今国际市场上一流企业卖质量标准，中国企业海尔、远大等均有卖质量标准经验。可是，中国许多企业并无质量意识、认证意识和国际化质量战略。每年大量的被退货的产品使很多中小企业极为艰难。国际公共标准、专业标准、公平竞争标准、社会责任标准等应是企业的常抓不懈的工作。

　　“形本”，即商标、宣传、广告、知名度和信誉度战略。首先要有国际化的商标标示，如有必要需到境外注册，不可迟疑。到目前为止，境外非法注册我使用在先的商标不下十万。通过司法诉讼讨要回来的不过十个！商标国际化应注意几点：一是不可简单用汉语拼音。汉语拼音我们读起来顺，他国人读起来不一定顺。笔者的名字用汉语拼音外国人读起来就有些拗口，而且He字读起来引起歧义：他！二是不能伤害他国民族尊严和宗教禁忌；三是要多咨询国际人士的意见；四是不能触及知识产权保护的红线；五是不必哗众取宠、故作奇形怪状。

　　“资本”，即扩大规模。企业扩张有专业化扩张和多元化扩张等。规模在多数情况下与企业安全成正比。这次金融危机使得外国资本对中国市场增加了投资信息。资本的“嫌贫爱富”和喜欢逃避风险的“天性”可能会使外资对中国的“四万亿”效应增加“搭便车”兴趣。金融服务业的全面开放和这场危机使中国企业利用外资的可能性加大。企业国际融资的渠道也会扩大。中国受危机打击的程度相对较少也会相对有利于外资来华和中国企业海外融资。一些中小企业的出路之一是尽量把自己变为不再是“中小企业”。

　　“知本”。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产权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所以，一要看好我们自己的知识产权。当前侵害知识产权在中国既有中国企业侵害外国的，更有外国企业侵害中国的，还有外国企业在中国侵害其他外国的，也中国企业在海内外侵害其他中国企业的。入世过渡期结束后国际知识产权争端不断上升，外国乘机刁难中国政府甚至告上国际法庭。二要量力而行地合理创新。

　　“人本”。多哈谈判近期可能重启。如果顺利结束，其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的新规则会对中国中小企业提出严重挑战。所以，“以人为本”不能只是企业口号，而要变为企业对员工权利、尊严和劳动报酬等具体的制度当中，长期指望劳动法、环保法的不严格执行而苟活的企业最终是要吃亏的。

中国可望较早走出危机

　　金融危机对各国、各行业、各社会群体的影响是不同的。中国可能是受冲击较小和较早走出危机的国家之一。保持信心不只是口号。中国的拯救经济的实力和潜力暂时位居前列，各国对中国多有期待。

　　融入经济全球化，有得有失，但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有利有弊。没有入世七年来给中国年均11%的经济增长率，现在战胜危机的官方、企业、民间的积累与储备就无从谈起。另外，在全球化的今天，不融入全球化何来一利，反之何来一弊？故得失不是利弊。融入全球化是任何经济体几乎没有选择的选择。我们只能适应全球化，全球化不能适应我们。

•作者是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经济外交研究中心联合研究金融危机处理课题组副组长

政府与市场之外，有第三条路吗？

文章标题：政府与市场之外，有第三条路吗？
文章作者：霍韬晦
发表日期：2009年1月5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金融海啸肆虐多月，不但未见其止，反而愈演愈烈，连全球市值最大的银行─花旗银行（Citigroup），也要美国政府注资200亿美元相救。下一步，则是美国的汽车工业，也濒临死亡，关系到400万工人的生计。

　　美国政府会怎样做？候任总统奥巴马已表示：必须优先处理，因为：“对通用汽车有利，就是对美国有利。”问题是：政府频频出手，在大衰退中，等待救济的私人企业那么多，政府能负担得起吗？

　　现在，航空业、旅游业、零售业、物流业……都在亏损中，政府如何相救？何况，美国政府自己已债台高筑，唯一的办法是印制美钞。这更危险，最后将导致美元崩溃，难道美国政府不知道吗？

　　但是，情势严峻，若政府不注资，让这些庞然巨物倒下，所引起的社会动荡与政治不稳，谁也不敢冒险。想不到撒切尔夫人的名句“TINA（There is no alternative，别无选择）”如今竟用在与新自由主义背离的政府行动上，可谓讽剌。

　　原来，当年（1979）撒切尔夫人高举新自由主义的旗帜，把国有企业、公共服务行业，大力实行私有化，放宽管制，减税，一方面削减福利开支，打压工会，另一方面则一切交由市场调节。

　　她当时就是使用TINA这一句话来表示她的决心。第二年，里根成为美国第40任总统，亦推行同一政策。他们两人互相呼应，制造了所谓“撒切尔－里根时代的革命。”

　　英美经济的确由此一度好转，楼价和股价市值都向上冒升，但也同时制造出楼市和股市的泡沫，终于在去年开始爆破。

“小政府、大巿场”基调

　　这可以说是新自由主义理论的破产。他们迷信市场力量，认为市场是公正的。虽然在博弈中有输家，但博弈的双方都是平等的，而且是自愿参与的，那么便要接受博弈的后果。

　　按照这一观点，企业经营失败无理由要政府负责，或动用社会资源去拯救。新自由主义者反对政府对市场作任何形式的干预，认为经济事务只能交给市场解决。

　　但市场是甚么？市场其实只是一些形式的、调节博弈双方的规则，并不具有实质内容。所以在博弈的时候，真正起作用的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

　　“看不见的手”，指人人都会关心自己的利益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到时人自然会想尽办法。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亚当•斯密主张政府要减少干预，清除贸易壁垒，废除关税，使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企业可以自由竞争。

　　这是早期的自由主义，也是古典自由主义。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也是由于股票崩盘、借贷紧缩、银行倒闭、工人失业，而产生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

　　为了挽救经济，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主张动用政府的力量对市场进行调节，扩大财政开支，提供就业机会，以促使经济回升。

　　这是一种宏观的经济学，因为政府要进行干预就必须掌握生产资源，而且有权控制价格。不过，政府的手伸得太长了，与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明显有抵触。

　　随着贸易的扩大，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提升，资本主义要实现更大的资本累积，政府的干预就变得不合时宜。从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新自由主义抬头，著名的经济学者海耶克（F. Hayek, 1899-1992）发表《到奴役之路》，不但对乌托邦式的计划经济大加挞伐，对任何企图干预巿场的做法都大加反对。

　　所谓“小政府、大巿场”的基调就是这样开始定下来。撒切尔夫人和里根，都是海耶克的信徒。

谋求私利的马车源头狭隘

　　但是，不管是古典自由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他们都有一个致命弱点：就是无法自我完善。他们虽能搞活经济，办法就是靠开动人性谋求私利的马车。但因为源头狭隘，欠缺个人利益以外的关怀，终于使巿场变成一个杀戮之地，而且制造出更多和更大的不公正。

　　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甚么手段都可以使出来。这次雷曼债券和许多银行衍生工具的设计，不正是这些金融大鳄的杰作吗？他们利用精密的科技计算器率，利用购买者的无知和小小贪念，利用法律所给予的最大的自由，使自己赚到钱之后还可以逍遥法外，结果危害整体。

　　海耶克说：参与博弈的人应该接受任何后果——这是博弈的道德。问题是博弈的过程并不公正，巿场机制只能调节价格，不能保证双方的平等地位，更不能控制因博弈而引起的危机（如贫富悬殊、社会动荡）。

　　所以，当危机到来，谁能挽救呢，除了政府尚有调动资源的力量之外？80年前的大萧条和今天的金融海啸，最后还不是乞怜于政府吗？自由主义若不反省自身的局限，以为经济事务只能通过巿场解决，那就很幼稚了。他们赚到一点钱的时候沾沾自喜，以为是自由贸易之功；当一切空子都钻尽之后，愚人者亦自愚，危机到来却束手无策。经历了两次灾难，还不痛悔吗？

　　当然，事事要求政府干预也不是办法，人毕竟爱自由。而且，把权力还归政府，很容易造成官僚主义和官商勾结。那么，能否在政府和巿场之间有第三条路？香港曾荫权特首，便曾提出过这个问题。

　　不过，要知道凯恩斯与海耶克两者之间，很可能没有通约性，怎能以模糊的“中庸之道”来代表呢？若以“两者相加除以二”来思考，就太简单了。

　　我以为这一矛盾的解决，不能只在这两头上想。正如历史所昭示：经济手段不能解决的，只有祸延政治；但政治权力过大，又使人害怕。从右到左，又从左到右，造成不稳定，反反复复，何时了结？亦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互相循环。

　　有人说：这是辩证发展，其实是怪圈。所以必须从这两者之外找寻资源，才能解决。

　　那是甚么？那就是人的素养。无论甚么活动，经济也好、政治也好，离开人的素养，一定沉沦向下。

　　自由主义者只认识私利，虽能开发市场动力，终必闯祸。所以问题是，能否在经历这一次惨痛教训之后，产生一套人文主义的经济学，以成己成人的道德观从事商业活动。如中国过去的儒商，虽亦赚钱，但不取无义之财。当国家民族有难，则倾家以献。

　　培养出一种超越于财富的价值观，以为人生信守，这样经济的运作才能回到它的轨道。

•作者是香港学者，新加坡一私立研究所所长

何只扁家“穷得只剩下钱”

文章标题：何只扁家“穷得只剩下钱”
文章作者：社论编辑部
发表日期：2009年1月3日
发表媒体：《中国时报•中时社论》

　　前总统陈水扁二度遭到羁押，也同样涉案的陈致中日前带着律师李胜雄转交的《穷得只剩下钱》这本书前往探视，引发外界高度讨论；而这本突然大量曝光的书，从本来仅一千册左右的发行量，紧急再版近万册，成为2008年最夯的出版奇迹；对照着台湾目前经济不景气、很多人陷入“无钱风暴”的现实压力，《穷得只剩下钱》这本深具“寓言”意味的书，似乎也有发人深省之处。

　　有人说，陈致中带这样的一本书去看望父亲，实在是一个“黑色幽默”，因为在很多人看来，“穷得只剩下钱”就是扁家的写照；也有人说，陈致中不过是受人之托、顺手带去而已，没仔细看过全书的内容，也没有想那么多，要不然，他应该不会带这本书，因为“穷得只剩下钱”这句话实在太具有反讽意味了。

　　无论真实缘由为何，不可讳言的是，因为媒体的大篇幅报导、讨论，使得“穷得只剩下钱”这几个字一下子成了台湾的大热门；有人认为这话基本上只对有钱有势的人有意义，对目前为失业所苦、为经济所忧的大多数凡夫俗子来说，“穷得只剩下钱”这话也未免太奢侈了，所以也有人忍不住酸酸地说，穷得只剩下钱喔，那我也要啊。

　　但事实上，这本书并不是想要讽刺有钱人，也并不是鄙视财富，人生在世，总有现实问题，柴米油盐当然重要，而这本书说的是，金钱（以及以金钱所辐射出来的功成名就）却并不是人生一切问题的终极答案；《穷得只剩下钱》强调，人生有两条路，一是有着阶段性任务的“生活之路”，一是追寻永恒价值的“生命之路”；生活之路追求的是丰衣足食、财富名利；生命之路追求的是平安喜乐、慈爱温暖、心灵力量；这两条道路对人生都很重要，但大部分的时候，我们比较重视往往是“生活之路”，在可见的财富、成就上，以“好还要更好、多还要更多”、“更高更强”不断驱使自己，却忽略了许多“看不见的”、“隐性的”价值，诸如道德伦理、天地人之间的和谐关系等等。

　　在经济狂飙时，人人“向钱看”，根本顾不上其它；为了权势财富，道德可以先摆一边，公义可以先摆一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先摆一边，甚至连“自己”都可以忘记了，只知道一路拼命累积财富、攫取权力；在很多人看来，大富大贵的扁家是如此，但是很多人的价值观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在过往一段时间里，“权势财富”成为很多人定位人生的重要坐标，整个社会因此上下交征利，结果，社会失去了很多饶富人情义理的东西，甚至于很多人连健康、亲情、友情，等等都忽略了；回头一望，竟彷佛孑然一身，“穷得只剩下钱”的景况，说的又岂只是扁家？

　　在经历了全球金融海啸后，乍然间看到“穷得只剩下钱”这样的一句话，可能觉得充满了反讽意味，但是，也正是因为经济大环境的改变，促使人们的注意力和关怀面从金钱、财富、名利权势中转移出来，更多人关心到诸如社会公平正义、和谐合作等层面的课题；为政者关怀社会弱势，社会大众追寻心灵成长、更重视人际间的亲爱相连…这些都是台湾社会在不想要“穷得只剩下钱”的集体省思下，出现的新景观。

　　长期以来，台湾社会最流行的人生态度是“爱拼才会赢”，为钱为名拼尽一生，而在拼的过程中，总是充满了竞争、对立，甚至排挤、消耗，很多台面上的人物不正是如此、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不正是这样吗？然而，爱拼的人最后又拼出了什么样的局面呢？权势再高，仍不免身陷囹圄的恐惧，财富再多，仍逃不掉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规律；人生汲汲营营，一切所为何来？终于有人开始想到鼓励“拼爱才会赢”的人生观。看重人的本质、看重生命永恒的价值，胜于如浮云一般的功名利禄，这样我们的人生才不会“穷得只剩下钱”，他日，我们的社会才不致“富得也只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