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市场之外，有第三条路吗？

文章标题：政府与市场之外，有第三条路吗？
文章作者：霍韬晦
发表日期：2009年1月5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金融海啸肆虐多月，不但未见其止，反而愈演愈烈，连全球市值最大的银行─花旗银行（Citigroup），也要美国政府注资200亿美元相救。下一步，则是美国的汽车工业，也濒临死亡，关系到400万工人的生计。

　　美国政府会怎样做？候任总统奥巴马已表示：必须优先处理，因为：“对通用汽车有利，就是对美国有利。”问题是：政府频频出手，在大衰退中，等待救济的私人企业那么多，政府能负担得起吗？

　　现在，航空业、旅游业、零售业、物流业……都在亏损中，政府如何相救？何况，美国政府自己已债台高筑，唯一的办法是印制美钞。这更危险，最后将导致美元崩溃，难道美国政府不知道吗？

　　但是，情势严峻，若政府不注资，让这些庞然巨物倒下，所引起的社会动荡与政治不稳，谁也不敢冒险。想不到撒切尔夫人的名句“TINA（There is no alternative，别无选择）”如今竟用在与新自由主义背离的政府行动上，可谓讽剌。

　　原来，当年（1979）撒切尔夫人高举新自由主义的旗帜，把国有企业、公共服务行业，大力实行私有化，放宽管制，减税，一方面削减福利开支，打压工会，另一方面则一切交由市场调节。

　　她当时就是使用TINA这一句话来表示她的决心。第二年，里根成为美国第40任总统，亦推行同一政策。他们两人互相呼应，制造了所谓“撒切尔－里根时代的革命。”

　　英美经济的确由此一度好转，楼价和股价市值都向上冒升，但也同时制造出楼市和股市的泡沫，终于在去年开始爆破。

“小政府、大巿场”基调

　　这可以说是新自由主义理论的破产。他们迷信市场力量，认为市场是公正的。虽然在博弈中有输家，但博弈的双方都是平等的，而且是自愿参与的，那么便要接受博弈的后果。

　　按照这一观点，企业经营失败无理由要政府负责，或动用社会资源去拯救。新自由主义者反对政府对市场作任何形式的干预，认为经济事务只能交给市场解决。

　　但市场是甚么？市场其实只是一些形式的、调节博弈双方的规则，并不具有实质内容。所以在博弈的时候，真正起作用的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

　　“看不见的手”，指人人都会关心自己的利益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到时人自然会想尽办法。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亚当•斯密主张政府要减少干预，清除贸易壁垒，废除关税，使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企业可以自由竞争。

　　这是早期的自由主义，也是古典自由主义。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也是由于股票崩盘、借贷紧缩、银行倒闭、工人失业，而产生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

　　为了挽救经济，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主张动用政府的力量对市场进行调节，扩大财政开支，提供就业机会，以促使经济回升。

　　这是一种宏观的经济学，因为政府要进行干预就必须掌握生产资源，而且有权控制价格。不过，政府的手伸得太长了，与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明显有抵触。

　　随着贸易的扩大，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提升，资本主义要实现更大的资本累积，政府的干预就变得不合时宜。从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新自由主义抬头，著名的经济学者海耶克（F. Hayek, 1899-1992）发表《到奴役之路》，不但对乌托邦式的计划经济大加挞伐，对任何企图干预巿场的做法都大加反对。

　　所谓“小政府、大巿场”的基调就是这样开始定下来。撒切尔夫人和里根，都是海耶克的信徒。

谋求私利的马车源头狭隘

　　但是，不管是古典自由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他们都有一个致命弱点：就是无法自我完善。他们虽能搞活经济，办法就是靠开动人性谋求私利的马车。但因为源头狭隘，欠缺个人利益以外的关怀，终于使巿场变成一个杀戮之地，而且制造出更多和更大的不公正。

　　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甚么手段都可以使出来。这次雷曼债券和许多银行衍生工具的设计，不正是这些金融大鳄的杰作吗？他们利用精密的科技计算器率，利用购买者的无知和小小贪念，利用法律所给予的最大的自由，使自己赚到钱之后还可以逍遥法外，结果危害整体。

　　海耶克说：参与博弈的人应该接受任何后果——这是博弈的道德。问题是博弈的过程并不公正，巿场机制只能调节价格，不能保证双方的平等地位，更不能控制因博弈而引起的危机（如贫富悬殊、社会动荡）。

　　所以，当危机到来，谁能挽救呢，除了政府尚有调动资源的力量之外？80年前的大萧条和今天的金融海啸，最后还不是乞怜于政府吗？自由主义若不反省自身的局限，以为经济事务只能通过巿场解决，那就很幼稚了。他们赚到一点钱的时候沾沾自喜，以为是自由贸易之功；当一切空子都钻尽之后，愚人者亦自愚，危机到来却束手无策。经历了两次灾难，还不痛悔吗？

　　当然，事事要求政府干预也不是办法，人毕竟爱自由。而且，把权力还归政府，很容易造成官僚主义和官商勾结。那么，能否在政府和巿场之间有第三条路？香港曾荫权特首，便曾提出过这个问题。

　　不过，要知道凯恩斯与海耶克两者之间，很可能没有通约性，怎能以模糊的“中庸之道”来代表呢？若以“两者相加除以二”来思考，就太简单了。

　　我以为这一矛盾的解决，不能只在这两头上想。正如历史所昭示：经济手段不能解决的，只有祸延政治；但政治权力过大，又使人害怕。从右到左，又从左到右，造成不稳定，反反复复，何时了结？亦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互相循环。

　　有人说：这是辩证发展，其实是怪圈。所以必须从这两者之外找寻资源，才能解决。

　　那是甚么？那就是人的素养。无论甚么活动，经济也好、政治也好，离开人的素养，一定沉沦向下。

　　自由主义者只认识私利，虽能开发市场动力，终必闯祸。所以问题是，能否在经历这一次惨痛教训之后，产生一套人文主义的经济学，以成己成人的道德观从事商业活动。如中国过去的儒商，虽亦赚钱，但不取无义之财。当国家民族有难，则倾家以献。

　　培养出一种超越于财富的价值观，以为人生信守，这样经济的运作才能回到它的轨道。

•作者是香港学者，新加坡一私立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