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持善政需要理想主义的土壤

文章标题：维持善政需要理想主义的土壤
文章作者：颜国伟
发表日期：2012年1月19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重新检讨政治职务薪酬的报告不但吸引国人的眼球，国际人士对这个课题也深表关注，议论纷纷。

　　这只“圣牛”有机会获得屠宰，缘于去年大选出现的政治新常态。长期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有如一个向来很健康的人一样，突然之间心脏病爆发，活下来之后，面对充满挑战的未来，可以选择相信病痛已经远离，行事作风一切照旧；也可以选择按下“重新启动”键，以避免心脏病有机会二度爆发而错失抢救良机。

　　修改制定政治职务薪金的方程式，是执政党从善如流，自我调整的重要一步。但我们要问的是，这一步骤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政治领袖领高薪”无可争议是个政治层面的议题。但是，由非政治人物所组成的检讨委员会所能修订的，只能够是技术面的理据。因此，这个政治课题不会因为这份报告而消失；事实也显示，即使报告建议的薪金减幅颇大，有些人还是不满意，正是因为提案与问题所属的层次不同。

争议为何不断？

　　新加坡过去的成功，确实是靠高素质的政治领导力取得的。然而，无论现实上取得如何辉煌的成就，深具忧患意识的政治领袖一直努力不懈的，是如何在制度层面上确保高素质领导力的出现，是必然而非偶然的事件。

　　因此，新加坡人18岁参加的“A”水准考试，全国的莘莘学子就一刀被区分成“未来精英”和普通人；取得政府奖学金者，尤其是总统奖学金，绝大多数都成为日后的行政精英或政治精英。我们也设计了独一无二的集选区制度，确保被看好的“精英”可以在最后一分钟，空降到由强棒领导人率领的选区而稳操胜券，成为日后的接班栋梁。高薪才能揽才，很自然就成为整套思考逻辑的一部分。

　　诚然，追求效率的心态笼罩着整个思考。我们将之诠释成新加坡小国寡民，没有条件浪费时间，也没有那么多人才可供选择。很多人都质问，考试精英等于将来的行政以及政治精英吗？老子《道德经》第十八章曰“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道出人性功利的一面。既然晋升成为社会顶端的游戏规则如此，怕输的新加坡人，能不尽量优化自己的机会，以期在这场游戏竞赛中胜出吗？这样会不会弄巧反拙，反而造成真正的人才浪费呢？

　　其次，发生在这个土壤的历史事实是：第一代政治领袖都被公认为卓越的人才，是他们令新加坡成功，但他们都没有领高薪。基于这个事实，主张“国家的繁荣昌盛需要杰出的政治领导力”，以及“唯有高薪才能揽才”是两个不同观点，需要区分开来的看法，大有人在。当这两个论点被绑在一起，成为“唯有高薪，才能揽才，国家才能保持繁荣昌盛”的论调，并且成为最基本的假设的时候，能不招来质疑吗？

　　替“高薪揽才以维护国家继续繁荣”辩护的一个主张是，“现在不能够像以前那样要求政治领袖牺牲了，人要面对现实”，因而把焦点转移到技术面的议论上——怎样算才合理，才能保证有最好的人才来守住过往善政的果实。议论背后的价值意识，是经济学的机会成本。参政是个人利弊的一项选择，可以估算每个选择背后的机会成本，包括从政而不从商的机会成本，以及国家如果用人不当的时候所涉及的机会成本等。如此处理，分歧永远因政治立场的不同而存在，而这个议题的政治效应也永远存在。

　　无可否认，社会确实变得越来越功利了，而一些政策，在制定上无意间影响民心，趋向现实。

　　当一个孩子18岁的考试直接影响到他将来是否能够成为国家精英的时候，作为爱子女，希望子女将来生活得更美好的父母，能不为刚出娘胎的孩子备战吗？最后胜出的一小撮人，享有比一般人多和快的晋升机会。经年累月之后，社会形成一种对官方说辞的“精英”情意结，爱用放大镜来看这些人的表现。所以近年一有奖学金得主行为不当、甚至触犯法律的事故，全都成为热门话题，惹来诸多非议。

　　当一个人一天24小时的生活空间，都和钱扯上关系的时候，多少人潜意识里能够不在乎自己财务上的得与失？在新加坡，什么时候搭德士、在哪里搭德士，以及什么时候在哪条设有电子收费的公路上驾驶，都和自己荷包最终将省下多少钱有关。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心理学家凯瑟琳•沃斯教授（Kathleen Vohs）针对金钱所产生的社会心理，做了深入的研究。她发现人如果时时受到金钱的提示，会变得更加自我关注，不愿意帮助他人，比较好胜，也比较吝于捐助慈善。我们的日常行为，似乎印证沃斯教授的结论。

　　一直以来，坊间就有把PAP谑称为“付钱再付钱”（Pay And Pay）的说法；民间也常听到这样的言论——“政府什么都跟我们算，我们为什么不能跟政府算清楚！”这又是一个解不开的情意结。

　　对政治职务薪酬依据的辩护，恰恰碰触到以上两种情意结，因此无法展开平情而理性的辩论。

　　将来的政治，如果真的如强势舆论认为的那样，因为没有优渥的薪金而吸引不到人才，和我们生活的土壤变得过于现实有关。

善政最需要什么来维持？

　　回顾我们的历史，如果没有深具理想主义情怀的开国元勋，就不会有新加坡的奇迹。遗憾的是，很多人并没有牢牢把握住这个令我们成功的根本要素，把它和其他现实条件在本与末上区分清楚，尽全力确保这个原本具有理想主义的土壤不会变质。新加坡的核心精神，从历史事实来看就是“创造奇迹”，如果没有深具理想主义情怀的人，奇迹将如何继续创造？

　　去年三一一的日本大地震，日本人面临死亡的威胁，透过电子媒体让全世界看到人的典范——原来普普通通的人做得到舍身救人，做得到临危不乱和守望相助。更早之前，即2008年年底，当印度泰姬陵皇宫酒店（Taj Mahal Palace Hotel）遭受恐怖袭击的时候，各国媒体也竞相报道过有关酒店员工不顾自身安危，奋勇保护旅客安全的感人事迹。

　　前者是一个先进国家，后者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一家企业，两起事件证明理想主义的精神，与经济条件，族群与文化没有必然的关系，是可以建设的。事实上，很多人对理想主义都不抱积极乐观的看法。我想，这和深埋我们心中，因为自己生存空间小，资源匮乏而生起的生存焦虑有关。适当的忧患意识让人励精图治；然而，过度的焦虑会令人不自觉地为自己制造出问题，把自己捆住，以为出路只有一条，有如“瓶中鹅”的禅宗公案一样。公案中的陆大夫自己想出一个难题，说有一只刚出世的鹅被放在瓶子里饲养，鹅越来越大，无法从瓶里出来，他请教南泉禅师，如何才能既不伤害鹅，也不损坏瓶子，让鹅能够出来。禅师大喝陆大夫一声，然后告诉他说鹅已经出来了。

　　政治薪金的议题，是“新加坡如何继续享有善政”的思考，在制度层面上的一项建设努力，历时几十年。然而，稳定如果求之不得其法，可能变成负累。实际上，我们已经迈进了一个“蚂蚁可以撼大树”的年代。2010年年底，一个非常普通，年仅26岁的突尼斯青年人默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的自焚，导致当时的突尼斯政府倒台，一股反体制的风暴席卷阿拉伯世界，结果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下台，也让利比亚强人卡达菲的政权提前崩溃。由布瓦吉吉而产生的蝴蝶效应，显示我们即使有一支强大高素质的治国团队，也不能排除将来不会因为一桩小事而带来巨大的蝴蝶效应，最后甚至动摇到执政的机会。

　　比较高明的维稳之道，我认为在于建设一个具有强大活力的公民社会，让多元的、具理想主义精神的人，来分担各个领域的领导重任，包括政界、商界（尤其是中小型企业），以及非营利性的组织等。真正的人才，因领域不同，能够让他受到感召的理想，性质也不一样，金钱不是人才动力因的讨论焦点。各领域之间也不一定存在直接的人才竞争，因为人人志向不同。反过来说，如果所有的人才都被执政的政党吸纳去了，以维持善政，形成“强政党、弱社会”的情形，反而削弱社会该有的强大、自组的能力。一个“无所不能，无所不包”的品牌形象，到底是利多还是弊多？作为千手观音，所以大小事都找你。当你把事情做好的时候，大家都认为这是应该的；一旦出现任何差错，你必须扛下所有的责难，并为此付出代价。

　　柏拉图说过：“如果拒绝参与国家的治理，你的惩罚将会是被素质比你差的人所统治。”没有人希望出现这种情况，而比较根本的对应之道涉及：教育要重视提升学生对理想主义的认识与追求，以减少自我关注；社会要多表扬勇于实践理想的人；政策的制定要深刻考虑对社会心理产生的长远影响，不应该单向追求绩效；而传媒不应止于热衷报道每年富翁身价的排名。多管齐下，让各方的力量一起深耕善政所需要的理想主义土壤。

　　最后，政治的竞争难度已经提升。过去只要把经济建设做好，就是好的治国人才，就是善政。现在，在人心分化的时代，善政更需要凝聚人心。如此艰难的任务，没有强大理想主义的精神底蕴，再高的薪酬也是枉然。

作者是企业人力开发集团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