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学生素养从教师做起

文章标题：提升学生素养从教师做起
文章作者：沈裕生
发表日期：2006年12月2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颜国伟君在《“群峰连绵”的教育该如何深化》的文章里说得很好，“如果说竞争是大家都无法摆脱的命运，那人的素养将会是最终胜出的关键。”但是，笔者衷心希望政府、学校、乃至社会人士，看了这句话之后，不要因为素养能决定我们在竞争中的胜出，所以才去提升个人的素养。因为这样还是跳不出，“教育有什么用？”而不是问“教育是什么？”的功利性思维模式，本质上还是不能从经济价值作为指导原则的思维松绑出来。

　　难道，人的事业很成功、商业的竞争没问题，人就不须要提升个人的素养了吗？事业只是人生的一部分，事业的成功不等于人生的成功。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里头，出现了无数的伟大人物，有哪一位伟大的人物是因为事业的成就而名留青史呢？一个也没有。所以就算事业很成功，人生整体来看还是可以很失败的。即使拥有全世界，人的生命还是可以有很大的欠缺的。

　　其实，因为生命的教育基本已经失落，所以现代人普遍不知道做人为了什么、不知道人生有什么意义、不知道生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个人素养的重要性在于人的素养提升了，人才能了解人生的意义、才能安身立命、才能顶天立地、人才懂得关心社会、懂得关心下一代、懂得关心人类的未来。这些都跟自己商业的竞争和事业的成功没有很大的关系，但是这些偏偏是身为人最须要追求的东西。

　　当代著名思想家、学者、生命教育大师霍韬晦教授曾经说过，我们今天是生活在一个大颠倒的时代。长久以来，人类都是向往精神超升、精神生活，现在的人反而向往物质生活。以往我们的精神是向上超升，现在是向下沉。现代人错认价值，不应该追求的都去追求了，应该要追求的则不明白，很容易放弃、失去。古老的文化有其庄严、神圣、魅力，今天的文化没有意思，只是讲饮食、讲享受、讲方便。人是方便了，但精神意志力都下降了，一点辛苦就受不了。以往的人来这个世界是要找寻意义，现代的人来这个世界是找寻生活得好、欲望的满足。孟子讲「人禽之辨」，要划一条界限，向动物人生告别，但现代的社会根本就认同它，而且认为它是对的。

　　今天的教育取向不只把人塑造成工具，而且把人变成战斗的机器。家庭、学校、社会、媒体关注的、谈论的、教的、提倡的，都是很现实的东西，大部分是教人如何谋生、如何竞争、如何享乐，很少教人如何做人、如何了解人生、如何立志、如何反求诸己、如何面对自己、如何有胸襟、如何有气魄、如何有远大的关怀。这是教育的大坠落、教育的失败，因此人性越来越丑恶。

　　颜君在停笔之前提出了三项重要且不简单的课题给大家思考。笔者希望政府和文教界不要只是把精神放在编新教材、增加学校设备、改变教学方法、制度、措施等等，而忽略了更重要、更根本、更有影响力的老师本身的素养问题。一个缺乏安全感的老师是教不出有真自信、有信念的学生的；一个只关注现实需要的老师是教不出关怀远大的学生的；一个思想肤浅的老师是教不出有深度思维能力的学生的。所以，要提升学生的素养必须先提升教师的素养。这是最困难的工作，但是也是最关键性的工作。

人口白皮书的前提需要深刻检视

文章标题：人口白皮书的前提需要深刻检视
文章作者：颜国伟
发表日期：2013年2月20日
发表媒体：《谷歌博客》

　　人口白皮书因为影响非常深远，有必要进一步挖深对此问题的思考。

　　白皮书的焦点落在低生育率和快速老化的人口无法维持一个有活力的经济体，因此政府需要未雨绸缪，打造一个足于容纳六百九十万人口的基础设施，有计划地引进新移民。人口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箭在弦上，不得不面对的烫手山芋，源于确立经济增长为施政的统领性任务，没有经济增长，国家就会衰亡，而足够的人口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条件。

寡头追求经济增长仍是统领施政的任务吗？

　　建国初期，原本四分五裂的群众经过二战的洗礼后忽然间觉醒，意识到大家不得不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事实，并且认为自己必须当家作主，把一个百废待兴的地方建设成自己美好的家园，政府顺此历史的呼声相应地提出一个生机勃勃的经济建设事业，吸引人们支持和参与，经济建设因而成为建国的统领性任务，这个共识是在历史的自发性主导下形成的。

　　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我们已迈入富裕国家的行列，经济增长作为治国的首要任务是否已上升成为不容置疑的信仰？让我们借镜20世纪西方最耀眼的思想家之一－奥尔特加（Jose Ortega Y Gasset, 1883-1955）的眼光来检视这个观点。

　　奥尔特加最负盛名的著作《大众的反叛》（The Revolt of the Masses）发表于1921年。此书于20世纪的意义，被评为相当于18世纪的《社会契约论》和19世纪的《资本论》。奥尔特加指出：“生活资源的富足和过剩有利于人的生存”是个幼稚的信念。事实恰恰相反：一个过于富足的世界会自生自发地造就畸形的、品性不端的人类生活形态，并称这类人为“大众人”。他们有着严重的自我封闭，唯一关心的是自己生活的安逸与舒适，视之为自然权利；并且志得意满，不愿意倾听他人，不愿意将自己的意见提交裁判；此外还要干涉一切，强制推行自己的观点，不惜诉诸暴力来捍卫自己认为应该拥有的权利。奥尔特加的“大众人”不是根据社会阶级、教育程度、职业性质来划分的，因此他认为即使在传统的精英群体中，也充斥着这类型的人。

　　当“大众人”形成潮流，进而主导社会的时候，构成文明的要件－礼仪、条规、理性、正义等就会毁弃，有序的公共生活无法维持，人类的生活将全面萎缩，由充裕变成匮乏，变成一种真正的衰败没落。

　　奥尔特加的洞见在于指出：一味追求财富与物质的增长必然导致人在素质上的异化和堕落，最后造成文明的衰亡。他的远见在一百年后的今日，正大规模地在世界各地找到许多有力的证明。

　　其一：经济层面上许多国家正不约而同地排队朝向奥尔特加所言的方向进发，而领头羊正是率先富裕的欧美国家。公共权力被社会精英的私心私欲操控，引发世界经济大衰退，贫富两极化反因富起来而变得更加严重。政府的作为仅仅限于避开当前的困难与冲突，无力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群众也不愿意调整好逸恶劳、重权利轻义务的态度，以及奢华浪费的生活形态。

　　其二：社会层面上繁衍下一代本来是一种物种本能，根本无须威逼利诱。这项本能在医药科技发达、经济富裕的年代，按常理应该因为生活素质的提升而大量繁殖下一代才对，现在却在富裕社会成为许多政府头痛的问题，反映人在生活形态方面、情感面以及精神面都出现了奥尔特加所言的极端变异。

罗马帝国的启示

　　以维持经济活力来为人口替代政策护航，这样做究竟是福是祸，历史上曾经发生在罗马帝国的情形值得成为我们的借鉴。

　　凯撒当年想要打造一个超越城市国家模式，各式各样庞杂的民族团结在一起，并对罗马效忠的社会实体。每个族群既是国家积极的成分，同时又是国家消极的成分（仅仅作为社会性的构件），最高的权力仅限于少数人手中，其余的如奴隶、同盟者、外邦人、殖民地居民等，只是国家的臣属，族群之间的隔阂和陌生感没有消除。当罗马帝国受到威胁的时候，根本无从指望民众发扬爱国精神，只能以行政和军事措施来自卫。罗马帝国最后由盛而衰的关键在于：素质低的外来移民逐步构成罗马帝国的官兵，进而成为皇帝，罗马帝国也就名存实亡了。其二，强盛时滋生的奢侈生活方式，让货币贬值，生产力下降，无法负担帝国挥霍无度的生活。另外，罗马人赖以崛起的素质，如勤劳节俭、自觉将个人利益和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诚信守约、务实求真等，随着财富的增多和外来思想的涌入，在政治观、家庭观、生活观各方面都产生急剧的腐化，加速了罗马的衰亡。

　　目前生活在我们这块弹丸小岛上的不同族群、不同国籍人口比过去更加庞杂。如何让大家和谐共处，以维持有效的公共秩序，并在长远上整合在一起，这是个当年强大的罗马帝国也曾经尝试过，但最后惨败的梦想。我们去年就发生一宗中国籍巴士司机集体罢工的事件，一举打破新加坡近三十年没有工潮的记录。扩大基础建设以容纳更多的人口不是坏事，反对者少，关键在于人口增加之后不同群体之间的隔阂和冲突，我们有什么软实力来调和，甚至整合在一起？我们比罗马帝国更有把握的理据在那里？

社会活力的衰竭比人口老化更可怕

　　奥尔特加也指出：推动着人类命运的是自发的社会力量，如果国家对一切自发的社会力量越俎代庖，等于取消历史的自发性。这样做有两个代价：

　　第一：任何时候，只要大众怀疑自己遭受了什么厄运，或仅仅感到了某种强烈的冲动，那么对他来说，最大的诱惑无疑就是简单地按一下按钮，开动法力无边的国家机器，就可以持久而稳当地获得一切而无须努力、奋斗、疑虑和冒险。

　　第二：自发的社会行动如果屡遭政府干预所打断，则整个社会不得不为国家而存在，个人不得不为庞大的政府机器而存在，当社会的活力耗尽之后，社会实体随即开始解散。

　　奥尔特加的警告正是我们真正危机之所在。

　　承载经济活力的基石是社会活力与凝聚力。人口问题是寡头追求经济增长（GDP主义）必然产生的后遗症。把结果颠倒看成是维持经济发展的要素，思维上犯了倒果为因的谬误，在问题的解决上因为没有对症下药，不但造成社会分化，更严重的是坐失应变的良机，最后大家一起付出惨重的代价。

　　世界知名的盖洛普咨询公司（Gallup Consulting）去年曾发表过一份涵盖全世界160个国家的调查报告，发现新加坡总人口的就业率（Payroll to Population Employment Rate）虽然居世界领先的位置，然而仅34%的新加坡人认为自己的生活富有朝气（thriving），和非洲的安哥拉以及中美洲的危地马拉相等。为何高就业率没有让国人感受到生命具有活力？盖洛普的解释是：因为75%的新加坡人在职场上不是处于疏离状态（not engaged），就是处于自发性疏离状态（actively disengaged），在工作上照章行事，缺乏热情与活力；其二：64%的新加坡居民在日常生活里没有情感（无论是正向的还是反向的），名列全世界最高。当个人的存在仅是一台庞大的经济机器下的构件时，人的地位实际已下降成了人力资源，盖洛普的发现也就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了。

　　生命会老化是自然规律，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奥尔特加所言中的因富裕而带来的生活形态的异化以及被效益导向的公共行政所抑制的社会活力。国家的持续性发展需要均衡的公共行政力量和社会活力，而社会活力要靠朝气蓬勃的生命来支持；生命有了朝气社会自然富有创造力，就有充沛的能量回应各种挑战。

　　第一代的政治领袖从动荡的历史中找到一个把四分五裂的群体团结在一起的理想事业，以卓越的表现完成他们的历史性使命。我们期待现在以及未来的政治领袖效仿前人，应当下变动剧烈的时局、焦躁不安的民情民心，深刻地确立一个让群众心悦诚服、紧密团结在一起的新使命、新事业。

人生怎么可以不作“义利之辨”？

文章标题：人生怎么可以不作“义利之辨”？
文章作者：沈裕生
发表日期：2013年2月18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非常感谢站长对笔者引用华族传统的“贤人”标准，来要求源于西方的meritocracy的点评。的确，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士不能只有深厚的语文能力，而且还必须对该语文所承载的文化有深层的了解。古希腊的七“贤”都是指一些在政治、立法、学问、軍事等等方面有成就的人；把这些西方的sage译成东方的“贤”其实是不恰当的。同样的，源自西方的meritocracy坦白说比较是“任人为能”多过“任人唯贤”。

　　笔者并非想强人所难；而是身为一名读中国圣贤书的人，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去维护中华文化的这个非常重要的核心观念——“贤”；不想它变质；更不希望它被扭曲。西方的meritocracy有它不足的地方，会产生许多问题；东方“贤”的观念能补它的不足。这样我们才不会盲从西方制度，反而懂得用东方的文化强点去吸收它、转化它、提升它。我们不应该为了学习西方制度而迁就我们传统文化的精神。

　　其实，人生怎么可以不作“义利之辨”呢？

　　“利”，简言之就是通过占有和享用外界对象，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和本能。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往往就是为了争夺利益、计较得失而闹得不欢而散，甚至反目成仇、对簿公堂。孔子讲的“怨”不只是对别人有仇怨；而是到最后，当我们发现原来是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对自己所产生的怨恨。

　　人如果过度注重“利”，做什么事就只会问对自己有什么好处；所以商家可以不择手段，不在乎人的安全，不顾及社会责任，不管环境污染，不理生态破坏。商家之间的激烈竞争其实造成了很多的浪费；产品还来不及卖出去就已经过时变成垃圾了。为了赚取更高的利，商家其实是在鼓励人民浪费，但却美其名说成是“消费”。在这经济挂帅的现代社会，一切生产、一切消费都是为了满足人的本能欲望。为了保持经济的蓬勃，人类昧着良心承认了欲望的合理性，商家也拼命鼓励人人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样走下去，人类有希望吗？

　　当社会太过强调“利”的时候，慢慢人就会变得很功利，甚至变得自私自利；连结婚生孩子也要问对自己有什么好处。难怪现代人不想结婚生孩子，因为坏处太多、得不偿失。这是现代人的可悲；不知道结婚和生孩子有什么高贵的意义。结了几十年的婚还不知道自己在结什么？有些人更把生育孩子看成是一种经济投资，完全用功利的角度来看待人的这一桩神圣的使命。这就是我们失去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结果。

　　许多人以为，追求享乐是天经地义的事，其实是大错特错；因为这是属于动物层次的追求。身为“人”，我们应有更高追求；那就是“义”。“义”的世界很广大；唯有不断成长自己，不断增加自己的修养与内涵，我们才能越来越了解什么是“义”，越来越活得有价值，越来越活得像一个“人”。

　　追求本能和欲望到最后就是“色”。君不见我们的社会环境越来越色情吗？校外是这样，校园里也是这样。现在的学生普遍出口成“脏”；邻里学校的学生是这样，名校的学生也是这样。现在，连大学生也提出很肤浅的理由，来争取学府允许售卖安全套；而大学当局因为担心他们得性病、担心他们未婚先孕，只能无奈地向下认同。所以，人类真的应该好好重新来了解什么是“义”。

　　“义”就是做人的道理，是人行为的标准。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也就是说君子所有的行为，一言一语，都合乎“义”、合乎理、合乎道德伦理标准。如果我们不认清楚这是人该有的目标，当“利”出现的时候，人就会背叛自己该行的“义”；错误的选择可能会令人付上很大的代价，好像这两年几宗轰动新加坡的贪污、性贿赂、嫖幼妓丑闻里面的主角。人明白“义”就不会顺着本能来活动，而且能做到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并且慢慢建立起自己的修养与内涵。这样社会才有可能和谐起来、和平起来。

　　有良好的道德修养的人谓之“贤”。只要人愿意学习、愿意努力，成贤是人人都可以达到的目标，不像外在的成功，需要客观条件的配合，而且只有少许人可以做到。因此，看一个人最重要是看他的道德修养，不是他的外表、财富、事业、权力、地位等等。这也就是为什么儒家非常重视成贤的原因之一。

　　所以，整套儒家思想基本上就是在教我们怎么做人、怎么成贤、成君子，怎么了解人生。可惜我们现代人花太多的时间学知识性、工具性和功利性的东西，只读专业或与升级有关的知识。孩子小的时候最重要是学习怎么做人，但是我们的学前教育、正规教育都迫不及待的教他们许多的知识、许多的技能。结果，许多现代人都不是很懂得如何做人，如何与人相处。这是现代婚姻为什么那么容易破裂的关键原因。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问一问自己，我们用了多少时间了解人生、了解生命、了解做人的意义？

　　当我们开始慢慢明白并且能落实做人的道理之后，我们就会找到人生很重要的理想，找到我们来这个世界的责任、承担与使命。这也就是“义”；“义”之所在，即“命”之所在。那么，我们就会立志，认清人生的方向，不会错认。

我国真的是任人唯贤吗？

文章标题：我国真的是任人唯贤吗？
文章作者：沈裕生
发表日期：2013年2月5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我国的两位政治领导人在最近的“新加坡透视论坛”上确认了我国任人唯贤的制度的重要性与必然性，并且承诺会想方设法去改进这个制度所造成的问题，比如，贫富悬殊、恶性竞争等等。

　　从做事的效果来讲，筛选最“贤”的人来从事最困难的工作，这个理论是没有错的。如果有最佳的人选可以委任，为什么我们要选择次等或比较没那么“贤”的人来担任如此重要的位置呢？如果不是任人唯贤，难道是以裙带关系来任人吗？远在两千五百年前，至圣先师孔子在《礼记•礼运•大同篇》里也提到了“选贤与能”。问题是，政府选出来的贤人真的是“贤”吗？

　　在古代，“贤”指的是有一定修养和德行的人。这些贤人非常了解人生的意义，知道人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为了追求享乐，而是发挥自己的才华与才能，把自己贡献给社会。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三国时代的诸葛亮。他之所以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只是因为他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人，而是因为刘备给他机会发挥他的才华，让他的一生活得更有意义。如果没有得到刘备的欣赏，诸葛亮可能要默默无闻地度过他的一生，那么他在历史上也就不会留下什么美誉。

　　所以，对古人来讲，人生最重要的是有机会发挥才华或才能，让自己的一生活得很有意义；至于自己付出所得到的酬劳有多少，其实并不是很重要，也不是很在意。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以义处命”、“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再看看现代，有机会从政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足以让自己发挥潜能，为国家社会做出巨大的贡献，并让自己过一个充实有意义的人生；特别是国家给了我们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栽培了我们，我们更应该把自己所学到的能力为国家付出；所以儒家非常强调“学而优则仕”，并且说“君子志于天下也”、“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等等。这就是“义”；做人就应该这样；做人就是要做我们应该做的事，“为其所应为，这样的人才是勇敢的”（已故俄国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语）。问题是，政府必须付出高薪才能吸引到人才从政，这就有别于古代贤人的精神了。换言之，现代人把“利”置于“义”之上。所以，严格来讲，政府所委任的贤人，并非是真正的“贤”人。因此，造成贫富悬殊的真正原因不是任人唯贤制度，而是被委任的“贤人”并没有贤人所应有的修养与内涵。

　　此外，恶性竞争的问题也不是任人唯贤的制度所造成的；因为真正有贤德的贤人是不会损人利己的。真正的贤人关注的是国家的利益多过自己的利益。所以，如果他看到比他更“贤”的人，他是会把权位谦让于对方的。这就是古代尧舜的禅让精神。

　　所以，笔者认为新加坡还没有真正做到任人唯贤；最多只能说是“任人唯能”。笔者认为“任人唯贤”无罪，“有罪”的是被委任的“贤人”；因此，请大家别再继续批评任人唯贤的制度不好。我们真正要改善的不是任人唯贤的制度，而是我们现代过度重视知识与技能的教育制度，使我们无法培育出真正的贤人；社会没有真正的贤人，哪来的任人唯贤？

大破之后应有大立——中共十八大寄言

文章标题：大破之后应有大立——中共十八大寄言
文章作者：霍韬晦
发表日期：2013年1月4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多年前，我曾经为文指出：“历史正给予中国一个机会。这个机会不只是经济上的，也是政治上的、文化上的。例如民主制度，西方的先行者们已经走入困局，制造了一大堆内部和外部的问题，束手无策，我们还要盲目跟随吗？他们已经没有回头的机会了，但我们还有。”（见《中国的民主之路》等文，2004年）

　　时间过去已经快十年，可惜中国当局仍未彻悟，世人仍未彻悟。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步履蹒跚，千载一时的机会会很容易错过。

　　譬如中共这一次十八大代表会议，卸任的胡锦涛主席虽然一再强调“反贪反腐”，说这个问题若搞不好，很可能“亡党亡国”。这句话在十多年前，朱镕基出任总理时已提出过，而且说得慷慨激昂，大有“与贪官偕亡”之慨。结果如何？到朱镕基任满下台，贪风不但未有戢止，反而愈演愈烈。西方的观察家认为：就是因为政权不开放、不能实行民主政制、权力没有制衡、没有普选、人民没有参与、黑箱作业、政府没有认受性，所以必然导致腐败，这是“结构性问题”；要治理，只有采取西方政制。

　　但中国政府早就表明：我们不会照搬西方的那一套。这一次，胡锦涛也明言：“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那么，走什么路？不回头、不改革，原地踏步，行吗？反映在“反贪反腐”的问题上，虽然知道严重，但却拿不出鲜明的办法，只能重复“加强党内纪律建设”、“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治国”一类老话。这样在政治改革方面，就不可能有突破，充其量就是多打几个贪污老虎，以显示高层反贪反腐的决心。我所说的“历史良机”，似乎无人觉醒。惜哉！

　　也许，一个原因是：当今社会有太多人迷信西方价值，把自由、人权、民主，举为最高理念，而不审问这些理念的来龙去脉及其实施条件，结果为势所逼，全世界的政府都不敢异议。另一个原因，是中国政府也认为他们所行的也是民主制度，至少与民主的理念不相违背。早几年胡锦涛也说“权为民所用”，现在新接任主席的习近平也说“权为民所赋”，在表述上和西方民主的“主权在民”几乎无异，所欠的似乎只是操作方式。这说明了民主的确成为政治潮流，没有政府可以抗拒。真民主也好，假民主也好，人人都想戴上这一顶帽子。

民主不是幸福的保障

　　问题是民主只是一种政制方式，一种产生政府与国家领袖的机制，这和它的施政质素、领袖人品没有必然关系。只要懂得打选战、懂得运用选举谋略，懂得骗取选民信任，陈水扁可以上台，希特勒亦可以上台。到你发现被骗，已经伤痕累累了。西方有西方的问题，中国有中国的问题，连新加坡这样小的国家，也有她自己的问题，怎么能用西式民主来一刀切？（这一点你不能不佩服新加坡人的勇气，就是坚持走自己的路，在民主和社会稳定之间取得平衡。）

　　我们必须彻底明白：民主只是转换权力的游戏，对防止独裁和以暴力来获取政权的方式，也许有消极作用，但对社会质素、人的道德修养、精神生活的提升并无帮助，反而助长了人的私欲，社会变成了藏污纳垢之所。历史没有进步，反而倒退，倒退到文明社会建立之时。所以关键不在建立机制；机制很有用，但不是建立理想社会、幸福社会的主要条件。更关键的是人，执行机制的人。如果他的心不光明，他的行为自私，多完善的机制也会被他利用，何况民主的直选很容易操纵。人人都以为：民主代表自由、代表公平，其实还包藏私利。在民主的旗帜之下，人人都有权维护自己的私利，最后必然导致利益的争斗。

　　这和其它什么制度都一样，只要人心不干净，就会尔虞我诈，机制只是工具。所不同者，或者令人忧虑者，是民主还公开维护私利，最后社会上的人一定以利相从，政治变成党派利益的争夺。放眼天下，今天哪个国家、哪个政府不是如此？把私利合理化，把党派利益合理化，受伤害的是整体和下一代。我们发现所有走现代民主之路的国家，与走在半途的发展中的国家，都有同样的苦恼：就是内部矛盾日益深重，社会质素不断下沉。美国如此，日本如此，台湾如此，欧洲如此，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站在历史之前，必须对人类过去的活动有所反省：无论是高举平等的社会主义和强调自由的资本主义，无论是标榜维护人权的民主和法治，也无论是增加生产力、刺激GDP（国内生产总值）上升的科技崇拜和引动人内心欲望、产品不断推陈出新的消费模式，都衍生了大量问题。人再也不能安静地过生活，你被逼投入面对所有人的战斗。霍布士（T.Hobbes）的“自然状态”，不想重见于今日，而且严重百倍。

　　几百年来（文艺复兴之后），我们经从理性发展、知识发展、技术发展、市场发展，到财富增加、拥有增加、争斗增加、管治条文增加、压力增加、人与人的紧张增加……结果人愈来愈恐惧，人的生命力愈来愈萎缩，愈来愈希望政府救济、人愈来愈看不到自己的前景，更不要说地球饱受伤害。

　　文明，究竟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人的幸福感，究竟是增加了还是少了？

　　老实说，幸福是不能以物质、财富来界定的。人是人，不是动物，不能只讲本能欲望的满足。近代文明，就是因为偏向于本能欲望的满足，只重视经济生活，只向外追求拥有，而且贪得无餍，还有把贪婪合理化，视为自己的权利。这样，人焉得不死？顺此而趋，社会焉得不亡？

　　这是文化病、文明病、价值虚无病，对症下药，必须有新思维、新文化、新观念，乃至新制度。谁能有此超越之思，高端之想？

　　我曾寄望于中国，因为她经历过最严重的苦难，文化大革命后理应有彻底的反省。大破之后有大立，这才能掌握历史发展的脉动。老子说：“死而不亡者寿”，则后于资本主义的是什么？后于西方民主的，是什么？

　　在国际舞台上，中国人常常失去话语权，但中国人若能说出是什么，那就有话语权，并影响世界。

中国的民主之路，便应作如是观。

作者是东亚人文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