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从秦汉之际政治变迁看儒学的发展
文章作者： 梁秉赋
发表日期： 2023年12月9日
发表媒体： 《联合早报•言论》
班固在《汉书·儒林传》中曾如此总结儒学在西汉的发展：“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寖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可知，至平帝年间（公元前1年至公元6年），儒学在起家于“巴蜀汉中”的刘汉大放异彩，治经术的大师辈出，传经说的典籍繁浩。
汉室循“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繇内及外”之则，在帝国的政治中心立太学为全国最高学府，再由此辐射全境，在地方上“广设庠序以化于邑”，遂使位于今天陕西境内的长安，成为当时中国的儒学重镇。其实在仅仅约莫百年之前，汉初京畿一带尚为儒门单薄之地；而二百余年以前盘踞于相邻地带的秦都，更是儒生踪迹罕至之处。
活跃于公元前3世纪的荀子，曾游历秦国。本为魏国贵族的范睢投靠秦国后，被秦昭襄王拜为相国封地应邑。应侯当时曾问荀卿“入秦何见”。荀子先盛赞秦国的地势险要“其固塞险，形执便”、风俗古朴、人民“（敬）畏有司而顺（服）”、官吏“恭俭敦敬忠信”、士大夫“不比周不朋党，明通而公”，且其朝廷之效率尤高“听决百事不留”。
但他随即话锋一转，指出秦国虽然“兼是数具者而尽有之，然而衡之以王者之功名，则倜倜然其不及远矣！”何以如此？依荀子之见：“其殆无儒邪！”（见《荀子·强国篇》）
可知，在嬴政一统天下的约半世纪以前，秦地还是少有儒生的。而这也让荀子慨叹，强秦虽各方面优越条件皆备，但距成就王者之事功还差得远呢。
荀况此议让知悉后来历史之发展的我们，不禁要轻笑他的“中原心态”，不过他观察到的这一境况，实是秦地学风有以致之。说儒学其时在东周的西陲难有立锥之地，也许亦不为过。
儒学难在西边秦晋之地扎根
当汉室开始以朝廷之力来推《五经》之学时，据《史记·儒林列传》所载，当时被奉为儒宗典范的学统，“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八家之中，源于齐鲁之地者居其六；其余两家则来自燕国和赵国，没有来自原籍秦、魏、韩等国者。由此可知迟至当时，帝国东境仍为儒学的故乡，关内地区尚无足以名家者。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稍早前，文帝朝“欲求能治《尚书》者”竟然“天下无有，独闻济南伏生故秦博士（能）治”，但此翁已“年九十余，老不可征”。
孔子与其及门弟子的学术基地在齐鲁，山东地域是以为儒学之发祥地。孔子去世以后，弟子传其学。孔门也因人才辈出——上有为国师卿相者，下有在民间以施教传道为业者，遂使儒家子弟成为有影响力的一个社会群体。然而，儒生的活动范围似乎始终囿集于周室东迁以后礼乐文明的心脏地带，即其东边各诸侯国疆域之内。虽然儒学似亦曾远播至山西及湖北湖南（史迁说“子夏居西河，子羽居楚”），但终东周之世迟至战国之末，数百年来，儒学似难以在西边的秦晋之地扎根。
司马迁说，战国时期“天下并争（致使）儒术既绌”。其关键实源于诸侯国之间残酷的兼并战争催生出了新的学术思想，使原先从较早流入民间的王官之学演化出来的学说，如儒墨道家之学，遂因面对竞争而发展受限。这些新出的学派，便是以赵、魏、韩这三晋之地（今山西一带）为立足点而发展起来的法家、兵家及纵横家的学问。
钱穆先生曾以东方之学与西方之学的视角，来概括东周时期这先起和后起的两大学术阵营之特征。据他的观察（见氏著《秦汉史》），“孔丘和墨翟皆鲁国人”；而李克、吴起、商鞅、尸佼、申不亥、公孙衍和张仪之徒，“则三晋之士为多”。以儒墨为代表的东方之学，“大率尚文化，重历史，其学风对象，以整个社会为主”；它“不以狭义的国家富强为出发点”，而以谋求“整个社会彻底之改进”为鹄的。然而，三晋之士的“目光意气，往往仅限于一国”。因此他们的学与术“仅以谋其国家之富强为基准”，以致于仅将精力集中在对“现状粗加革新”，而不能“注意及于整个社会，全部人生”；遂导致其“思想大体”，乃是“因利就便，趋于目前之功利而止”。
所以，为什么地处偏西的赵魏韩，也是历史上最早进行变法求强的侯国，与其比邻的秦国还有偏南的楚国尾随继之，这就并非偶然了。然而，学术新局虽已出现，儒学于“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当时的东方地区仍为宗周旧学得以存续的土壤，儒生仍孜孜于为谋求“整个社会彻底之改进”锲而不舍。
孟子适魏，梁惠王见到他便问“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遂告诫他急功近利将导致一国之内因“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而劝谕“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这位西方之学发源地的国君，自然要视孟子所言乃“迂远而阔于事情”。孟子在“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的时候，去“游事齐宣王”，仍执着于“述唐、虞、三代之德”，显得有点与时代大势格格不入。纵使如此，荀卿虽无所获于秦但“游学于齐国”仍能得意于稷下学宫，“三为祭酒、最为老师”（罗根泽《诸子考索》以为荀子是先到秦才到齐的，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则推断荀子入秦当在公元前266-255年之间）。
可知在东方地域，儒学尚得垂青、儒生仍有施展空间。其实，直至刘邦与项羽争雄而举兵围鲁时，“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以至史迁不禁要以“夫齐鲁之闲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来形容之。但在三晋之学得势的西边，儒学与儒生的命运则有极大反差。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嬴政在位34年（公元前213年）时，曾“置酒咸阳宫”，有博士官70人为他祝寿。席间，一位官职为仆射的周青臣，为始皇帝高唱赞歌，说他成就了“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的不世功业，因为秦帝国“以诸侯为郡县”让“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
但偏偏却有一位博士官齐人淳于越大唱反调，说从前商周两朝的国祚能延续千余岁、传国数百年，乃是得益于“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他想说的是，前人封土地建诸侯，立一众宗亲功臣为诸侯，使各据一方以藩屏宗，用这一道坚实的蔽障，来保卫王室大宗。但秦以郡县制行大一统中央集权，将举国权威独揽于君主一人之身，仅皇帝大权在握，宗亲皆为无世袭资源的弱枝。淳于越提醒秦始皇，“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文武百官都是与皇帝没有血缘关系的外人，若国家猝有危难，则皇室与嬴姓宗亲在“无辅拂”的情况下“何以相救哉？”
焚书坑儒源于痛恨儒生挟古学自重
淳于越贬郡县而扬封建，意在指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这样的论调，在秦仍洋洋得意于“初并天下”、汲汲营营于一个大胆的政治实验的大气候下发而言之，自然显得非常刺耳。其结果便是“始皇下其议”，接着朝廷的当权派以“愚儒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之罪，下令天下不得私藏《诗》《书》，须将之焚毁。若有人敢于以儒经为据来“以古非今”，用古代制度来非议现行政制，即施之以闹市斩首或灭族的酷刑。孔门遂有焚书坑儒之浩劫。
见过强秦之灭亡的汉初统治者，骨子里对儒学虽有不屑态度有所收敛，但还是难掩对儒生挟古学自重的心态之痛恨。“不悦儒术，喜老子书”的景帝生母窦太后，曾召辕固生为她讲解本书。固回说“此是家人言耳”，谓这种书只是私家著述，而不是如儒书那般渊源于古代官学，攸关上层文化整体文明之兴衰的大学问。惹得太后大怒，把这位倔强的儒生丢入关着猪只的圈笼，命他“入圈击豕”。景帝知“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抛给他一把匕首。辕固生一刀“正中其心，豕应手而倒”。史迁、班固皆记其事。
可知，汉室之所以时至宣帝朝仍要“多用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实因“以谋求国家之富强为基准、趋于目前之功利而止”的三晋之学，对一个庞大的帝国而言，在管控繁琐的日常运作，经营日趋复杂的政事治理，甚或惩治刁民狗官等等方面，仍是不可或缺的实学。嬴秦以新起的郡县制取代运行了数百年的封土建侯，本质上是在进行一项史无前例的政治实验。刘汉在此大胆的工程轰然倒塌之后，重新缀拾起破落一地的碎片，努力将之黏合缝密起来，何尝不是延续或重启这项实验。汉承秦制，即此之谓也。
眀乎此，则窦太后何以对辕固生会施以如此极端的凌辱、汉宣帝何以会觉得儒学“不达时宜”，不惜以“俗儒”这样的言词来贬损儒生，讥讽此辈“何足委任”，就不难理解了。凡此种种，实乃汉廷在战战兢兢地持守着秦之旧业时，背负着千斤压力下的条件反射。
三晋之学的气焰，在秦一统天下后爆烈至冲顶，儒学此时的地位自是难以相提并论。但儒生如荀子、淳于越者，却一再于成就秦之帝业的西方之学的原乡，不识趣地直指人家若不采用孔门之教，恐将招致败亡。如此力撼时代大潮，难怪命途多乖。不过，秦朝当年乃是以狂风扫落叶之姿，来对西周的封建残余作摧枯拉朽的，所以其惨烈可至烧书与杀人。
但秦亡的前车之鉴，却为儒学的发展打开了局面。经营帝国的实际需要，令汉廷在倚赖刑名法术的当儿，对儒学已不敢再不屑一顾。
有利的历史大环境降临
这有利的历史大环境赋予了天时，而汉儒此刻又有非凡之能者出。董仲舒除学问过人外，更有因势利导难测之天威的浑厚功力，能以进退有据的言辞、刚柔并济的义理打动武帝，为儒学之晋昇庙堂、孔子之受尊为至圣，开启契机。
儒生在秦晋之地曾倍尝艰辛，他们为本门学说的信仰与坚持付出了极大代价——不时要忍受凌辱、有时还须付出生命。时至汉朝，董仲舒终使原本只懂得把“目光意气仅限于一国之富强”的王者，认识到也要关注“整个社会彻底之改进”，晓得了兼采“德教”任用“周政”，对一个皇朝的长治久安所能发挥的作用，遂使儒学终得以在原本备受敌视的环境中立足。
其实这一发展真正深远的意义，是在天下归一的政治框架下，使原本旨趣各有归属的东方与西方之学，得以磨合交融为一体，从而开创出将刑名法术与德教仁政冶炼为一炉的“state Confucianism”（体制化儒学）。此即“两汉经学”的高妙所在，它所教育出来的人物，既有“内儒外法”又有“外儒内法”者，亦缘由于此。
作者是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