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善待老师？

文章标题：何谓善待老师？
文章作者：沈裕生
发表日期：2011年9月22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笔者近日参加了本地第一次举办的《弟子规》研习营，除了获益不少之外，也感触良多。

　　首先，通过这次研习营里的一个录像播放，让我特别震惊的是一个历史悠久，曾经拥有非常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中国，今天不只是在商业方面堕落到商家唯利是图，制造很多有害的食品，连在校园也堕落到只是年级小小的中一班，同学之间普遍彼此交换意见，学习如何欺骗老师、欺骗父母。

　　如果一个曾经讲究礼义廉耻，曾经培育出无数圣贤的文化大国都会沦落到这个地步，只有几十年建国历史，也没有什么文化根基的新加坡，我们如何确保有一天不会也沦落到这种地步？

　　令笔者感触特别深的是一位退休校长感人的分享。这位长辈虽然当了34年的校长，却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很称职的校长。因为在他领导的学校毕业的学生，有不少在生活上、工作上、家庭上都遇到了不少的问题，没有什么面对的能力；因此让他觉得自己和自己学校的老师，没有很好地教导这些学生，过度重视知识与技能的教育。

　　这位长者是在退休好几年之后，年纪已经到了65岁，才接触到一个能够很好帮助培养孩子好品德的经典——《弟子规》；对他来讲，不能不说是一个不小的遗憾。因此，他现在正大力地推广《弟子规》，把他介绍给本地的许多学校。

　　不过，对我来说，他还是幸运的，因为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能够醒过来，还是比许许多多还在睡梦中，却以为自己很有成就、很有贡献的人士，甚至到死都还没“闻道”的人好。

　　因此，就让笔者想起《联合早报》9月2日的社论“善待教师就是善待孩子”；何谓善待老师？虽然社论说：“在今天提倡‘尊师重道’依然有其正当性”，但问题是，如果学校依然重视知识和技能的教育多过品德教育，提倡“尊师重道”有其“实然性”吗？

　　《联合早报》在2007年5月21日刊登了笔者的一篇拙作“学校还能要求尊师重道吗？”，已经点出了现代教育其实并没有怎么在传“道”，而是在传知识和技能。因此，我们最多只能要求学生“尊师”，但不能说“重道”。许多学校其实只是在传“道”的知识，把它当一门知识来教，“道”本身并没有真正地在传。

　　所以对笔者来说，“善待老师”就是帮助老师做好他们的本分，不要像笔者前面提到的该位校长，等到退休了，年纪大了，错过了很好影响下一代的机会了，才来明白如何做好自己的本分。这其实是令笔者挺心酸的一件事。

　　不过，《弟子规》虽然内容讲的是一个做人的标准，但是说到底其实还只是一个工具。这个工具是否能够发挥它的功效，就要看使用工具的人的修养与素质；这个人不管是老师或父母，他或她是否已经“闻道”，是否已经“成长”？

　　所以，教育部如果要帮老师做好自己的本分，首先在培训老师方面，不要一面倒只是安排一些如何教知识、编教案、使用教学工具、教室管理等等工具性的课程，而是把所有的校长和老师都送去上“生命成长”的课程，多一点了解何谓“人生”，何谓“生命”，并且懂得提升自己的生命素质，不是只是懂得增加自己的知识，或懂得使用更多的工具。这样，他们才有可能对自己真正的本分有所体会，并且有能力做好它。

　　教育的最高目的绝对不是传授知识与技能，而是变化每个人的气质，使人离开他原始的动物性，成为堂堂正正，顶天立地的“人”。

　　第二，“生命成长”才是真正的终生学习。你越“成长”，什么经典在你手上不管是《弟子规》、《三字经》，或是《论语》等等，你就越能把它里面的精髓发挥得淋漓尽致。所以，在生命成长的道路上，不要以为上了一两个课程，读了一两本“生命成长”的书就够了。校长与老师必须不断地提升自己，不断地改善自己的缺点，不断地克服自己的障碍，不断地突破自己的局限，让自己越来越有内涵，越来越有修养。这才是孔子讲的“仁”的真正表现。

　　笔者在这方面已经跟老师学了超过十四个年头，到现在还在努力提升自己，所以绝对明白它是一门非常不简单的学问，远远比学知识和技能还要困难，远远比学知识和技能还要重要。

　　最后，笔者衷心希望新加坡不只是在世界上，争取数学科学考试排第一、机场排第一、经济排第一等等，而是争取“品德教育”排第一，领导世界，扭转乾坤，力挽社会狂澜、地球毁灭的危机，那才是真正的了不起。

作者是文化教育义务工作者

学校还能要求尊师重道吗？

文章标题：学校还能要求尊师重道吗？
文章作者：沈裕生
发表日期：2007年5月21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看了贵报4月1日以《特选中学独特校风培养与众不同学生》的专题报道后，笔者觉得该报道可能会有一些误导性，所以想表达一下自己的了解。

　　报道提到“原来讲尊师重道，是不能质疑老师的话，但现在也不拘泥”。笔者对“尊师重道”的了解首先是一个学生对老师的态度问题，所以学生提出疑问是不足以构成对老师的不尊师重道的。学生是否是不尊师重道必须看他提出疑问时是以一种挑战、自以为是的态度，还是以一种解惑、请教、澄清的态度。

　　其次，以前的人读书学习最重要是为了求道，明白人生的道理，所以以前的老师最重要的任务是传道。而且以前的老师是一位践道者，是道的代表，甚至是道的化身，所以尊师就是重道。反过来讲，你重视道，你就会尊敬老师，两者是分不开的。

人生道理亘古不变

　　人生的道理其实是亘古不变的，所以是没得质疑的。当我们说“孩子要孝顺父母”，几千年前已经是这样，几千年后还会是这样。当老师说，做人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是老师对这个道理的领悟和体会，是他的生命已经成长到了那个阶段，所以也是没得质疑的。而且当我们在实践道的过程当中，我们须要有足够的判断能力，来确定自己是否做得正确、做得够不够好、做得合不合乎道？而判断能力是须要通过长时间的修养、学养、涵养的提升，而慢慢建立起来的。因此，当老师给了你指引去如何实践道的时候，原则上，那也是不能质疑的。

　　但是，今天的老师的主要任务是传授知识和技术，不是传道、不是教育学生“生命成长”之道，所以对于老师所讲的东西，学生其实是可以质疑的，尤其是科学知识。因为，根据20世纪西方著名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 1902-1994），科学知识之所以成为科学知识，就在于它具有“可否证性”，也就是它可以被修改，随时准备被人打倒，这才是科学精神。用波普尔的说法，科学的可贵，在接受反驳，通过反驳来接近真理。这就是为什么科学知识能进步的原因所在。

　　因此，从科学精神的角度来看，我们反而应该鼓励学生对所接收到的知识提出怀疑和批判。这跟尊师重道是没有矛盾的，因为我们是在讲不同范畴的东西。

　　不过话说回来，因为现在的老师主要不是在传道，而且老师本身也不一定是一位求道者和践道者，所以今天在学校，我们其实只能讲“尊师”而不能讲“重道”。

尊师重道是并列的

　　但是，没有了“重道”，“尊师”的意义就逊色很多了。因为所谓的“尊师”并不仅是对于教师个人表示敬意与感激，更重要的是能实践师训，对于教师所传授的“道”表示重视而去实践、继承、推广、发展，所以“尊师”和“重道”才会并列在一起讲。

　　古人之所以那么重视尊师重道是因为它对于国家的兴衰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所以荀子在《大略篇》里说：“国将兴，必贵师而重传……国将衰，必贱师而轻传。”而且他们很明白，名师的教导对于个人一生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所以以前才会出现陆佃千里求师、宋濂冒雪访师、杨时程门立雪等等令人赞叹的故事。其实，对于这一点，笔者本身有非常深切的体会，因为十年前，我也非常幸运的得到了名师的指点和启发。

　　当我从老师身上学到了我在大学也学不到的学问、学到了宝贵的做人的智慧的时候，对老师尊敬之情油然而生。这些学问不是外在于生命的知识、不是工具性的技术能力，而是生命成长的学问，也就是古人所追求的“道”。

　　这种教育要确立的不是知识和技术的传授问题，而是人如何自处的问题、人生存的意义问题、人生方向的问题、人努力的目标的问题、人成长的过关问题、人追求终极价值的实现问题、人如何活得像一个“人”的问题等等。

　　可惜这些重大的问题，今天的教育已经没有办法教，因为许多老师自己本身对生命是什么都不了解、对自己成长的关都不懂得超越，怎么会有能力去接引另一个生命呢？结果，消费社会所鼓吹的贪欲、拥有欲、权益观念、自我假象，走上教育前台，大众传媒更是为这些观念推波助澜。

　　这就使到笔者想略谈一下该篇报道里也提到的另一个华校必须做出调整的要求，那就是“给学生空间展示自我”。

展现哪方面的自我

　　首先，我们必须问自己，我们要让学生展现的是哪一方面的自我？他们对生命的意义的了解足够让他们有能力做出健康的选择和判断吗？他们要展现的那种自我很重要吗？很有意义吗？他们所展现的自我是他们生命的内涵吗？做人的精神吗？还是只是一种自我假象、自我包装？

　　如果要了解什么是比较健康、重要、有意义的“自我”，我们可以参考司马迁写的《史记》。《史记》记载了许多令人感叹再三的壮烈人物，其中包括了，著名的高洁之士，伯夷和叔齐、志行高洁的爱国诗人屈原、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孔子、豁达大度、虚怀若谷的汉高祖刘邦、宽宏大量、知恩图报的韩信、发奋求学的苏秦、大智大勇的蔺相如、拥有非凡抱负的农民英雄陈涉、英勇善战的李广等等。当然，还有司马迁本人的忍辱负重、发愤著书所展现的人格上的“自我”也是令我们赞叹的。

　　司马迁的个人奋斗经历与《史记》中所歌颂的这些艰苦奋斗的思想是司马迁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财富。它永远给我们以激励，给我们以启迪。当我们灰心丧气、濒临绝望的时候，给我们以无比的力量、信心与勇气去面对逆境。这种“自我”才是有意义的自我，才是我们应该鼓励展现的“自我”。反观现代人所展现的自我让我们学到了什么？

作者是中学行政经理

期盼沈望傅基金发挥社会教育功能

文章标题：期盼沈望傅基金发挥社会教育功能
文章作者：沈裕生
发表日期：2007年1月9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报载，沈望傅基金（编者按：已改名为“沈陈玉枝基金”），将致力于推动有关教育、艺术与造福贫困老人相关的慈善活动与义举。

　　在这三项意义中，造福贫困老人，一般上做的是些帮补的工作。至于推动艺术和培养演艺人才方面，我相信，是沈先生很明白艺术对一个人的创意和性情的培养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创意不属于素质的层次，而是工具的层次。所以，一个很有创意的人不代表他会做出很多好事情来。

　　“创意”为一种工具，没有自我完善的能力。它必须靠人的道德和素质，才能发挥它正面的功能。不久前，报章访问了本地一个有些艺术天分的娱乐圈人，他说他要“惜福”，他已经学会爱自己，要把握人生的每分每秒。但是，从他认为自己玩过、看过、尝过，所以不介意明天就“走”，可看出，他其实并不懂得惜福，也不懂得爱自己，更不懂得把握人生的每分每秒。难道人生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吃喝玩乐吗？绝对不是！一个人单有艺术才华，而不好好求知、了解人生、了解更深的做人道理，其实还是很不足够的。

　　就算我们以文化的角度来看待艺术的重要性，我们也须了解一下它是在哪一个层次。文化的涵义很广，它包括了器用的层次、民俗节日的层次、社会体系的层次、艺术创作的层次、价值观的层次等等。很明显的，某一层次的文化对人类的影响和贡献，是远远超过一些其他层次的文化的。如果我们不分层次、不分轻重，那么我们就犯了一种叫做“平面化”的毛病。因此，在《论语•述而》篇里，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句话里面的内容，不只是有一个次序的区分，更有层次的区分。

　　沈望傅先生推广社会的捐献精神，这样的心是很难得的。但是，单有捐献的精神还是不够的，因为人还需要有是非、善恶的判断。所以，我们必须问自己，我们是在哪一个层次贡献自己？帮补的层次？制造工具的层次？还是跟人的素质无关痛痒的经济层次、娱乐层次？

　　大家看一看我们的身边，多数人是在做哪一个层次的捐献或贡献？在今天的学校教育已经导向知识和技术教育的时代，如果我们其他多数人所花的多数时间、精力、金钱都是在补疮疤和制造工具，或者做一些跟人的素质无关痛痒的贡献，那么还有谁有时间、精力、金钱来做更重要、更根本、更长远的提升人民的素质的贡献呢？归根结底，提升人的素质和做人的智慧是非常重要的。

　　沈望傅基金是否能够发挥我说的教育功能，还要看掌管基金的委员是否有这样的眼光和判断能力，从而使这笔难得的基金发挥巨大且长远的作用。

提升学生素养从教师做起

文章标题：提升学生素养从教师做起
文章作者：沈裕生
发表日期：2006年12月2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颜国伟君在《“群峰连绵”的教育该如何深化》的文章里说得很好，“如果说竞争是大家都无法摆脱的命运，那人的素养将会是最终胜出的关键。”但是，笔者衷心希望政府、学校、乃至社会人士，看了这句话之后，不要因为素养能决定我们在竞争中的胜出，所以才去提升个人的素养。因为这样还是跳不出，“教育有什么用？”而不是问“教育是什么？”的功利性思维模式，本质上还是不能从经济价值作为指导原则的思维松绑出来。

　　难道，人的事业很成功、商业的竞争没问题，人就不须要提升个人的素养了吗？事业只是人生的一部分，事业的成功不等于人生的成功。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里头，出现了无数的伟大人物，有哪一位伟大的人物是因为事业的成就而名留青史呢？一个也没有。所以就算事业很成功，人生整体来看还是可以很失败的。即使拥有全世界，人的生命还是可以有很大的欠缺的。

　　其实，因为生命的教育基本已经失落，所以现代人普遍不知道做人为了什么、不知道人生有什么意义、不知道生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个人素养的重要性在于人的素养提升了，人才能了解人生的意义、才能安身立命、才能顶天立地、人才懂得关心社会、懂得关心下一代、懂得关心人类的未来。这些都跟自己商业的竞争和事业的成功没有很大的关系，但是这些偏偏是身为人最须要追求的东西。

　　当代著名思想家、学者、生命教育大师霍韬晦教授曾经说过，我们今天是生活在一个大颠倒的时代。长久以来，人类都是向往精神超升、精神生活，现在的人反而向往物质生活。以往我们的精神是向上超升，现在是向下沉。现代人错认价值，不应该追求的都去追求了，应该要追求的则不明白，很容易放弃、失去。古老的文化有其庄严、神圣、魅力，今天的文化没有意思，只是讲饮食、讲享受、讲方便。人是方便了，但精神意志力都下降了，一点辛苦就受不了。以往的人来这个世界是要找寻意义，现代的人来这个世界是找寻生活得好、欲望的满足。孟子讲「人禽之辨」，要划一条界限，向动物人生告别，但现代的社会根本就认同它，而且认为它是对的。

　　今天的教育取向不只把人塑造成工具，而且把人变成战斗的机器。家庭、学校、社会、媒体关注的、谈论的、教的、提倡的，都是很现实的东西，大部分是教人如何谋生、如何竞争、如何享乐，很少教人如何做人、如何了解人生、如何立志、如何反求诸己、如何面对自己、如何有胸襟、如何有气魄、如何有远大的关怀。这是教育的大坠落、教育的失败，因此人性越来越丑恶。

　　颜君在停笔之前提出了三项重要且不简单的课题给大家思考。笔者希望政府和文教界不要只是把精神放在编新教材、增加学校设备、改变教学方法、制度、措施等等，而忽略了更重要、更根本、更有影响力的老师本身的素养问题。一个缺乏安全感的老师是教不出有真自信、有信念的学生的；一个只关注现实需要的老师是教不出关怀远大的学生的；一个思想肤浅的老师是教不出有深度思维能力的学生的。所以，要提升学生的素养必须先提升教师的素养。这是最困难的工作，但是也是最关键性的工作。

人口白皮书的前提需要深刻检视

文章标题：人口白皮书的前提需要深刻检视
文章作者：颜国伟
发表日期：2013年2月20日
发表媒体：《谷歌博客》

　　人口白皮书因为影响非常深远，有必要进一步挖深对此问题的思考。

　　白皮书的焦点落在低生育率和快速老化的人口无法维持一个有活力的经济体，因此政府需要未雨绸缪，打造一个足于容纳六百九十万人口的基础设施，有计划地引进新移民。人口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箭在弦上，不得不面对的烫手山芋，源于确立经济增长为施政的统领性任务，没有经济增长，国家就会衰亡，而足够的人口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条件。

寡头追求经济增长仍是统领施政的任务吗？

　　建国初期，原本四分五裂的群众经过二战的洗礼后忽然间觉醒，意识到大家不得不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事实，并且认为自己必须当家作主，把一个百废待兴的地方建设成自己美好的家园，政府顺此历史的呼声相应地提出一个生机勃勃的经济建设事业，吸引人们支持和参与，经济建设因而成为建国的统领性任务，这个共识是在历史的自发性主导下形成的。

　　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我们已迈入富裕国家的行列，经济增长作为治国的首要任务是否已上升成为不容置疑的信仰？让我们借镜20世纪西方最耀眼的思想家之一－奥尔特加（Jose Ortega Y Gasset, 1883-1955）的眼光来检视这个观点。

　　奥尔特加最负盛名的著作《大众的反叛》（The Revolt of the Masses）发表于1921年。此书于20世纪的意义，被评为相当于18世纪的《社会契约论》和19世纪的《资本论》。奥尔特加指出：“生活资源的富足和过剩有利于人的生存”是个幼稚的信念。事实恰恰相反：一个过于富足的世界会自生自发地造就畸形的、品性不端的人类生活形态，并称这类人为“大众人”。他们有着严重的自我封闭，唯一关心的是自己生活的安逸与舒适，视之为自然权利；并且志得意满，不愿意倾听他人，不愿意将自己的意见提交裁判；此外还要干涉一切，强制推行自己的观点，不惜诉诸暴力来捍卫自己认为应该拥有的权利。奥尔特加的“大众人”不是根据社会阶级、教育程度、职业性质来划分的，因此他认为即使在传统的精英群体中，也充斥着这类型的人。

　　当“大众人”形成潮流，进而主导社会的时候，构成文明的要件－礼仪、条规、理性、正义等就会毁弃，有序的公共生活无法维持，人类的生活将全面萎缩，由充裕变成匮乏，变成一种真正的衰败没落。

　　奥尔特加的洞见在于指出：一味追求财富与物质的增长必然导致人在素质上的异化和堕落，最后造成文明的衰亡。他的远见在一百年后的今日，正大规模地在世界各地找到许多有力的证明。

　　其一：经济层面上许多国家正不约而同地排队朝向奥尔特加所言的方向进发，而领头羊正是率先富裕的欧美国家。公共权力被社会精英的私心私欲操控，引发世界经济大衰退，贫富两极化反因富起来而变得更加严重。政府的作为仅仅限于避开当前的困难与冲突，无力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群众也不愿意调整好逸恶劳、重权利轻义务的态度，以及奢华浪费的生活形态。

　　其二：社会层面上繁衍下一代本来是一种物种本能，根本无须威逼利诱。这项本能在医药科技发达、经济富裕的年代，按常理应该因为生活素质的提升而大量繁殖下一代才对，现在却在富裕社会成为许多政府头痛的问题，反映人在生活形态方面、情感面以及精神面都出现了奥尔特加所言的极端变异。

罗马帝国的启示

　　以维持经济活力来为人口替代政策护航，这样做究竟是福是祸，历史上曾经发生在罗马帝国的情形值得成为我们的借鉴。

　　凯撒当年想要打造一个超越城市国家模式，各式各样庞杂的民族团结在一起，并对罗马效忠的社会实体。每个族群既是国家积极的成分，同时又是国家消极的成分（仅仅作为社会性的构件），最高的权力仅限于少数人手中，其余的如奴隶、同盟者、外邦人、殖民地居民等，只是国家的臣属，族群之间的隔阂和陌生感没有消除。当罗马帝国受到威胁的时候，根本无从指望民众发扬爱国精神，只能以行政和军事措施来自卫。罗马帝国最后由盛而衰的关键在于：素质低的外来移民逐步构成罗马帝国的官兵，进而成为皇帝，罗马帝国也就名存实亡了。其二，强盛时滋生的奢侈生活方式，让货币贬值，生产力下降，无法负担帝国挥霍无度的生活。另外，罗马人赖以崛起的素质，如勤劳节俭、自觉将个人利益和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诚信守约、务实求真等，随着财富的增多和外来思想的涌入，在政治观、家庭观、生活观各方面都产生急剧的腐化，加速了罗马的衰亡。

　　目前生活在我们这块弹丸小岛上的不同族群、不同国籍人口比过去更加庞杂。如何让大家和谐共处，以维持有效的公共秩序，并在长远上整合在一起，这是个当年强大的罗马帝国也曾经尝试过，但最后惨败的梦想。我们去年就发生一宗中国籍巴士司机集体罢工的事件，一举打破新加坡近三十年没有工潮的记录。扩大基础建设以容纳更多的人口不是坏事，反对者少，关键在于人口增加之后不同群体之间的隔阂和冲突，我们有什么软实力来调和，甚至整合在一起？我们比罗马帝国更有把握的理据在那里？

社会活力的衰竭比人口老化更可怕

　　奥尔特加也指出：推动着人类命运的是自发的社会力量，如果国家对一切自发的社会力量越俎代庖，等于取消历史的自发性。这样做有两个代价：

　　第一：任何时候，只要大众怀疑自己遭受了什么厄运，或仅仅感到了某种强烈的冲动，那么对他来说，最大的诱惑无疑就是简单地按一下按钮，开动法力无边的国家机器，就可以持久而稳当地获得一切而无须努力、奋斗、疑虑和冒险。

　　第二：自发的社会行动如果屡遭政府干预所打断，则整个社会不得不为国家而存在，个人不得不为庞大的政府机器而存在，当社会的活力耗尽之后，社会实体随即开始解散。

　　奥尔特加的警告正是我们真正危机之所在。

　　承载经济活力的基石是社会活力与凝聚力。人口问题是寡头追求经济增长（GDP主义）必然产生的后遗症。把结果颠倒看成是维持经济发展的要素，思维上犯了倒果为因的谬误，在问题的解决上因为没有对症下药，不但造成社会分化，更严重的是坐失应变的良机，最后大家一起付出惨重的代价。

　　世界知名的盖洛普咨询公司（Gallup Consulting）去年曾发表过一份涵盖全世界160个国家的调查报告，发现新加坡总人口的就业率（Payroll to Population Employment Rate）虽然居世界领先的位置，然而仅34%的新加坡人认为自己的生活富有朝气（thriving），和非洲的安哥拉以及中美洲的危地马拉相等。为何高就业率没有让国人感受到生命具有活力？盖洛普的解释是：因为75%的新加坡人在职场上不是处于疏离状态（not engaged），就是处于自发性疏离状态（actively disengaged），在工作上照章行事，缺乏热情与活力；其二：64%的新加坡居民在日常生活里没有情感（无论是正向的还是反向的），名列全世界最高。当个人的存在仅是一台庞大的经济机器下的构件时，人的地位实际已下降成了人力资源，盖洛普的发现也就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了。

　　生命会老化是自然规律，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奥尔特加所言中的因富裕而带来的生活形态的异化以及被效益导向的公共行政所抑制的社会活力。国家的持续性发展需要均衡的公共行政力量和社会活力，而社会活力要靠朝气蓬勃的生命来支持；生命有了朝气社会自然富有创造力，就有充沛的能量回应各种挑战。

　　第一代的政治领袖从动荡的历史中找到一个把四分五裂的群体团结在一起的理想事业，以卓越的表现完成他们的历史性使命。我们期待现在以及未来的政治领袖效仿前人，应当下变动剧烈的时局、焦躁不安的民情民心，深刻地确立一个让群众心悦诚服、紧密团结在一起的新使命、新事业。

人生怎么可以不作“义利之辨”？

文章标题：人生怎么可以不作“义利之辨”？
文章作者：沈裕生
发表日期：2013年2月18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非常感谢站长对笔者引用华族传统的“贤人”标准，来要求源于西方的meritocracy的点评。的确，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士不能只有深厚的语文能力，而且还必须对该语文所承载的文化有深层的了解。古希腊的七“贤”都是指一些在政治、立法、学问、軍事等等方面有成就的人；把这些西方的sage译成东方的“贤”其实是不恰当的。同样的，源自西方的meritocracy坦白说比较是“任人为能”多过“任人唯贤”。

　　笔者并非想强人所难；而是身为一名读中国圣贤书的人，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去维护中华文化的这个非常重要的核心观念——“贤”；不想它变质；更不希望它被扭曲。西方的meritocracy有它不足的地方，会产生许多问题；东方“贤”的观念能补它的不足。这样我们才不会盲从西方制度，反而懂得用东方的文化强点去吸收它、转化它、提升它。我们不应该为了学习西方制度而迁就我们传统文化的精神。

　　其实，人生怎么可以不作“义利之辨”呢？

　　“利”，简言之就是通过占有和享用外界对象，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和本能。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往往就是为了争夺利益、计较得失而闹得不欢而散，甚至反目成仇、对簿公堂。孔子讲的“怨”不只是对别人有仇怨；而是到最后，当我们发现原来是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对自己所产生的怨恨。

　　人如果过度注重“利”，做什么事就只会问对自己有什么好处；所以商家可以不择手段，不在乎人的安全，不顾及社会责任，不管环境污染，不理生态破坏。商家之间的激烈竞争其实造成了很多的浪费；产品还来不及卖出去就已经过时变成垃圾了。为了赚取更高的利，商家其实是在鼓励人民浪费，但却美其名说成是“消费”。在这经济挂帅的现代社会，一切生产、一切消费都是为了满足人的本能欲望。为了保持经济的蓬勃，人类昧着良心承认了欲望的合理性，商家也拼命鼓励人人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样走下去，人类有希望吗？

　　当社会太过强调“利”的时候，慢慢人就会变得很功利，甚至变得自私自利；连结婚生孩子也要问对自己有什么好处。难怪现代人不想结婚生孩子，因为坏处太多、得不偿失。这是现代人的可悲；不知道结婚和生孩子有什么高贵的意义。结了几十年的婚还不知道自己在结什么？有些人更把生育孩子看成是一种经济投资，完全用功利的角度来看待人的这一桩神圣的使命。这就是我们失去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结果。

　　许多人以为，追求享乐是天经地义的事，其实是大错特错；因为这是属于动物层次的追求。身为“人”，我们应有更高追求；那就是“义”。“义”的世界很广大；唯有不断成长自己，不断增加自己的修养与内涵，我们才能越来越了解什么是“义”，越来越活得有价值，越来越活得像一个“人”。

　　追求本能和欲望到最后就是“色”。君不见我们的社会环境越来越色情吗？校外是这样，校园里也是这样。现在的学生普遍出口成“脏”；邻里学校的学生是这样，名校的学生也是这样。现在，连大学生也提出很肤浅的理由，来争取学府允许售卖安全套；而大学当局因为担心他们得性病、担心他们未婚先孕，只能无奈地向下认同。所以，人类真的应该好好重新来了解什么是“义”。

　　“义”就是做人的道理，是人行为的标准。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也就是说君子所有的行为，一言一语，都合乎“义”、合乎理、合乎道德伦理标准。如果我们不认清楚这是人该有的目标，当“利”出现的时候，人就会背叛自己该行的“义”；错误的选择可能会令人付上很大的代价，好像这两年几宗轰动新加坡的贪污、性贿赂、嫖幼妓丑闻里面的主角。人明白“义”就不会顺着本能来活动，而且能做到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并且慢慢建立起自己的修养与内涵。这样社会才有可能和谐起来、和平起来。

　　有良好的道德修养的人谓之“贤”。只要人愿意学习、愿意努力，成贤是人人都可以达到的目标，不像外在的成功，需要客观条件的配合，而且只有少许人可以做到。因此，看一个人最重要是看他的道德修养，不是他的外表、财富、事业、权力、地位等等。这也就是为什么儒家非常重视成贤的原因之一。

　　所以，整套儒家思想基本上就是在教我们怎么做人、怎么成贤、成君子，怎么了解人生。可惜我们现代人花太多的时间学知识性、工具性和功利性的东西，只读专业或与升级有关的知识。孩子小的时候最重要是学习怎么做人，但是我们的学前教育、正规教育都迫不及待的教他们许多的知识、许多的技能。结果，许多现代人都不是很懂得如何做人，如何与人相处。这是现代婚姻为什么那么容易破裂的关键原因。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问一问自己，我们用了多少时间了解人生、了解生命、了解做人的意义？

　　当我们开始慢慢明白并且能落实做人的道理之后，我们就会找到人生很重要的理想，找到我们来这个世界的责任、承担与使命。这也就是“义”；“义”之所在，即“命”之所在。那么，我们就会立志，认清人生的方向，不会错认。

我国真的是任人唯贤吗？

文章标题：我国真的是任人唯贤吗？
文章作者：沈裕生
发表日期：2013年2月5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我国的两位政治领导人在最近的“新加坡透视论坛”上确认了我国任人唯贤的制度的重要性与必然性，并且承诺会想方设法去改进这个制度所造成的问题，比如，贫富悬殊、恶性竞争等等。

　　从做事的效果来讲，筛选最“贤”的人来从事最困难的工作，这个理论是没有错的。如果有最佳的人选可以委任，为什么我们要选择次等或比较没那么“贤”的人来担任如此重要的位置呢？如果不是任人唯贤，难道是以裙带关系来任人吗？远在两千五百年前，至圣先师孔子在《礼记•礼运•大同篇》里也提到了“选贤与能”。问题是，政府选出来的贤人真的是“贤”吗？

　　在古代，“贤”指的是有一定修养和德行的人。这些贤人非常了解人生的意义，知道人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为了追求享乐，而是发挥自己的才华与才能，把自己贡献给社会。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三国时代的诸葛亮。他之所以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只是因为他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人，而是因为刘备给他机会发挥他的才华，让他的一生活得更有意义。如果没有得到刘备的欣赏，诸葛亮可能要默默无闻地度过他的一生，那么他在历史上也就不会留下什么美誉。

　　所以，对古人来讲，人生最重要的是有机会发挥才华或才能，让自己的一生活得很有意义；至于自己付出所得到的酬劳有多少，其实并不是很重要，也不是很在意。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以义处命”、“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再看看现代，有机会从政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足以让自己发挥潜能，为国家社会做出巨大的贡献，并让自己过一个充实有意义的人生；特别是国家给了我们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栽培了我们，我们更应该把自己所学到的能力为国家付出；所以儒家非常强调“学而优则仕”，并且说“君子志于天下也”、“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等等。这就是“义”；做人就应该这样；做人就是要做我们应该做的事，“为其所应为，这样的人才是勇敢的”（已故俄国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语）。问题是，政府必须付出高薪才能吸引到人才从政，这就有别于古代贤人的精神了。换言之，现代人把“利”置于“义”之上。所以，严格来讲，政府所委任的贤人，并非是真正的“贤”人。因此，造成贫富悬殊的真正原因不是任人唯贤制度，而是被委任的“贤人”并没有贤人所应有的修养与内涵。

　　此外，恶性竞争的问题也不是任人唯贤的制度所造成的；因为真正有贤德的贤人是不会损人利己的。真正的贤人关注的是国家的利益多过自己的利益。所以，如果他看到比他更“贤”的人，他是会把权位谦让于对方的。这就是古代尧舜的禅让精神。

　　所以，笔者认为新加坡还没有真正做到任人唯贤；最多只能说是“任人唯能”。笔者认为“任人唯贤”无罪，“有罪”的是被委任的“贤人”；因此，请大家别再继续批评任人唯贤的制度不好。我们真正要改善的不是任人唯贤的制度，而是我们现代过度重视知识与技能的教育制度，使我们无法培育出真正的贤人；社会没有真正的贤人，哪来的任人唯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