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与新华知识分子

文章标题：五四与新华知识分子
文章作者：周兆呈
发表日期：2009年5月3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想法》

　　明天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

　　对不同的华人社会来说，五四有着不同的含义。比如在中国大陆，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五月四日被列为青年节，运动的主要意义是放在年轻学子投身爱国运动的热潮。而在台湾，五月四日则是被定为文艺节，聚焦放在“文化人”身上，而其由来也是“一群爱好写作的文艺界人士”于1950年5月4日在台北成立中国文艺协会，宣誓共同为反共复国而努力，并以这一天为首届文艺节。在台湾，青年节则是3月29日，也是革命先烈纪念日，以纪念黄花岗起义。

　　都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开始蓬勃发展起来的国共两党，却因政治需要，对五四运动的评价也出现差异，在不同政治时期的纪念活动中，更因应彼时的政情选择性记忆，各取所需地展开论述。

　　而五四运动从一开始，就在全球华人社会形成世界性的影响。虽然包括港澳台以及新加坡、东南亚等地在内的不同社会，因为各自政治条件的差异，发展形态并不一样，也因此造成彼此对五四运动不同的看法，但一个共同的特点是：这些地方都因为中国内部发生的巨大变革，而连动产生自身从知识阶层到社会结构的变化，要抵御或是视而不见，是绝无可能的。

　　昨天举行的“五四运动的当代回想”研讨会，除了包括陈六使中华语言教授基金邀请的讲座教授金观涛演讲“中国历史上的两次启蒙运动”之外，也举行了“五四运动与新加坡华文知识分子”的座谈会。两个场景，合二为一，对本地来说，意涵特殊。五四运动对新加坡的影响，论者不少，亦主要集中在文学、报刊等领域，但围绕五四与一个特定群体的关系，却是第一次。而这个群体的形象、思想、表达、努力，在过去几十年间，不断受到中国重大变革、政治演变的影响，与五四运动有着深刻的渊源。

　　五四与新加坡华文知识分子，会是一个既宏观、又微观的话题。宏观层面涉及五四运动的海外影响、中国与新加坡诸多层面的互动关系、五四精神对新华知识分子的潜移默化等等；微观层面，则涉及教育、文学、报刊、学生运动的具体操作和实践，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出五四的渊源。

　　比如，对中国来说，五四运动直接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打破旧传统的理念开辟道路，也为左派思想扩充空间，五四精神在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中激发了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报效社会的意识。这股思想浪潮制造出的历史趋势，也同样影响到新加坡在内的区域。五四之后的数十年间，新加坡社会内部思潮的涌动与抗争，也同样深受这一情怀和意识的触动。

　　中国的出版和新闻舆论界在五四运动后，出现蜕变式进步。无论是技术上还是内容上，报刊种类还是读者人数，五四之后的报刊都蔚为可观，远胜于昔。这一点上，新加坡当时的华文文化产品，也出现同步的变化。诸多研究者对新华文学、新华报刊以及报纸副刊的发展轨迹展开的论述，都可以看出五四运动在其中制造的转折，并与中国的文化变革同步。

　　想想也很巧，五四运动1919年在中国热闹展开的时候，正是新加坡庆祝莱佛士登陆、开埠100周年的同一时期。反殖、爱国是中国五四青年高喊的口号，但并不是华文知识分子对新加坡这块土地发出的同样诉求，新思想的普及、知识分子的孕育土壤、以及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认同生态都还不够成熟。直到30多年后，新加坡华文知识分子才逐渐开始形成在地的具体诉求，而其精神力量的源泉和血液，是可以追溯到1919年的那场运动的。再后来的30年，因为政治形势的改变，这种能量却是处于不断衰落的过程。

　　新加坡感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媒介包括文学作品的鼓动、语文教材的使用、报刊文字的传播，但其中双方人员的流动，也是重要的渠道，直到现在，仍为人津津乐道。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国作家南来，带来变革的清新气息。参与学生运动的成员亦南下宣传，1920年时，中国学生联合总会派遣刘清扬南来英属殖民地马来亚，“责任是报告调查，负报告国内学生去年五四运动关于文明进化之责，兼调查海外之状态，且望侨胞能明了真相，与学生表精神之同情，与有物质之相助”。

　　而少有人知的是，新加坡人也曾在五四运动有所贡献。从新加坡回中国求学的何葆仁，五四时作为复旦大学学生领袖，积极发动和参加上海学生运动，担任上海学生联合会会长，并被选为全国学生联合会副会长，后来在1925年回返新加坡，曾任教华侨中学，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直至1978年病逝。

　　五四运动，无论是中国的思想界、文学界、艺术界，或是亚洲不同的华人社会，都从中各自汲取养分，在不同的时期发酵。而如今，检视五四与新华知识分子的渊源，在新加坡正将自己放置在辛亥革命等华人社会运动的整体变革图景之中的背景下，亦有特殊的价值。

（作者是本报编辑组副主任兼《新汇点》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