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仍然需要“五四精神”

文章标题：中国仍然需要“五四精神”
文章作者：王龙（石家庄）
发表日期：2009年5月5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天下事》

　　每到“五四运动”纪念日，都会产生很多相关话题，这似乎形成了惯例。时间和角度不同，人们的诠释也不同。比如，有政论者批评“五四”破坏宪政，有法学家称学生火烧赵家楼违法，有学者指责“新文化运动”阻断了传统文化的延续。好在中国人对历史的态度并不认真，明白有人翻旧账大多是为了古为今用，至于“五四”最终是推动了文化的发展，还是破坏了传统文化的根基，站在自己的角度，完全可以信口去说。

用民主反专制，用启蒙反传统

　　作为近代史上的一个事件，“五四”能一直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本身很耐人寻味。以反帝开始，最终演绎成为一场“新文化运动”，其中涉及体制走向和社会文化变迁，直接或间接评述都在情理之中。只是当越来越多的人用单一的心态解读时，本来以“爱国运动”著称的“五四”就变得千疮百孔，甚至一无是处，其精神内核“民主”、“科学”也渐行渐远。

　　90年前，学生游行、火烧赵家楼和文化没有任何关系，即使没有“新文化运动”，学生上街游行也是必然。原因是“巴黎和会”把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推到了被瓜分的边缘，在经历了甲午惨败、庚子赔款后，唯“洋务”马首是瞻的知识精英们终于知道了自己是一厢情愿，虽然帝制已被推翻，却没让中国人看到苦难的边缘。国家没有一套可行的治国方略，知识分子没有精神寄托，普罗大众没有是非观念，一切善恶都以金钱作为衡量标准，国粹派、洋务派、宪政派、军国派你方唱罢我登场，致使中国进入了空前的绝望时期。

　　平心而论，一群学生游行本不足以开启一个新时代，写血书也罢，烧房子也罢，也仅是个小范围的学潮。关键是北洋政府的镇压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社会舆论一边倒，使赵家楼的一把火升腾为反帝、反封建、反独裁的熊熊大火。在很长一个时期，这把火被视为革命的象征。所以，“五四”被中国人定义为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是用民主反专制，用启蒙反传统，并一直占据着民族主义和政治道德的制高点。

　　中国的民族复兴和文化创新之路仍然处于探索时期，尽管时光已过去近一个世纪，当年提出的问题至今尚无答案。但不管怎么说，“五四”的确培养了一大批有抱负的人物，这些人广泛散落在社会各个阶层，既有李大钊那样的优秀学者，也有汪精卫那样的变节分子。

依然在探索科学与民主

　　这就是“五四”。各色人等都可以标举其大旗，在“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口号下践行自己的一套理论。也正是因为这样，“五四”才是个永远争议的话题，而越是争议，就越说明社会的复杂性，由此反衬出“五四”在今天存在的价值——它有时像一面镜子，折射出的影像足以使人明辨是非，让许多现代版的李大钊、汪精卫越来越清晰。

　　站在利益角度看历史，往往不如旁观者看得清楚。英国学者米德在所著的《痛苦的革命》一书中认为，“五四运动”对中国的意义不在于事件本身，而在于它影响了此后中国的社会氛围和政治情绪。这一论述很客观，比起中国某些学者的高论经得起推敲，理由是那时候倡导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并未过时，在整个20世纪都是以此为基点，为中国铺就了一条理想之路。但这“理想”还没有到触手可及的程度，不但封建的“官本位”阴魂没有散尽，“科学”的要义在权力和金钱面前微不足道。

　　陈独秀在《新青年》开卷第一篇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这声音如洪钟大吕，穿过90年的时光仍然余音袅袅，它透出了一个能产生严复、梁启超、胡适、鲁迅等思想家的时代特质，注定了“五四”将成为一种精神。

　　人们纪念“五四”，是因为进入全球化的中国更需要摆脱蒙昧，社会文化更需要创新，政治文明更需要进步。或说，中国社会任何时候达不到当年的理想值，“五四”就会时刻承载起这个民族的记忆。

作者是中国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