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人不学，不知道
文章作者：何濛
发表日期：2009年12月28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四方八面》
某社区团体准备开办一系列读经班，要我负责教“弟子规”，但我必须向有关部门申请才可教课。我呈上表格，不获批准，原因是教笛子的老师太多了。原来不懂华文的行政人员，没细读我写的“弟子规”简介，误把“弟子”当“笛子”，以为我要去教华乐。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古人说：“人不学，不知道”。中国传统文化在晚清以后就被认为是造成国家腐败民族颓衰的罪魁祸首, 所有经典都惨遭批判，被丢弃数十年。四书五经以及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和弟子规等童蒙养正的古书，也被视为悖离时代的迂腐读物。
殊不知三字经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儿童道德教育丛书，向世界推广。近年来，蒙学读物不仅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得到传播，马国和印尼的华校也在积极传授经典文化。只是岛国的年轻一代仅学过点皮毛华语，不谙文化，当然不知道传统经典为何物？
一位企业老板读过弟子规后，有感于他的下属对中华文化一窍不通，邀我给公司职员讲述“弟子规”全书的内容，安排十堂课，作为职员的进修培训。他认为：懂得做人的人，必定懂得做事。故要提升工作效率，必须提高职员的素质，而职员的素质决定于各自的道德修养与处事态度。课程结束后，职员给予以下令人欣慰的反馈 ：
“如果我早些懂得这些道理，就不会在人生的道路上跌跌撞撞，少走一些冤枉路。”
“父母恩重如山，真的要孝顺和关心他们。”
“兄弟如手足，这次哥哥从外地回来，我对他热情多了，妈妈也特别开心。”
“我的工作要应酬客户，常常去酒吧和娱乐场所。读过邪僻事，绝无近，知道近墨者黑。现在少去那些地方，也一样可以做生意。”
近五年发生了几宗律师卷款潜逃的事件，迫使政府不得不在2007年制定了新条规之后，再次委任实施委员会探讨拟定更严密的条规、措施与制度来杜绝这类事件。
其实，“弟子规”并不艰深，涵盖的是普世价值观，没有大道理。它教我们“从我做起”，首先，要孝顺父母，感恩他们的养育，进而感恩国家与为我们付出心力的一切人。
其次，友爱兄弟，家庭和睦；生活严谨，脚踏实地；再次是为人正直，讲求诚信，博爱众生与天地万物，还要见贤思齐，终生学习，并结合实践，以达到圣贤境界。
如果上自老板，下至员工都能得到这些教诲，付诸实施，员工们努力建立和谐幸福家庭，工作时有干劲，能与同事齐心协力，忠于职守，加上大家都积极进取，不断学习与实践，公司的业绩自然会蒸蒸日上。
Monday, December 28, 2009
Friday, October 2, 2009
受了高等教育不等于有良好的品德
文章标题：受了高等教育不等于有良好的品德
文章作者：沈裕生
发表日期：2009年9月19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近五年发生了几宗律师卷款潜逃的事件，迫使政府不得不在2007年制定了新条规之后，再次委任实施委员会探讨拟定更严密的条规、措施与制度来杜绝这类事件。
律师卷款潜逃是一种无信与无耻的表现，而信用与羞耻之心都是做人很基本的要求。像律师这类受了高等教育的知识份子有这样的表现，实在是令很多人感到失望。
教育部长不久前说他最大的挑战就是继续提供高素质教育，但是从这些事件看，是否表示了我们政府认为已经在提供的高素质教育还有很大的进步的空间、很大的偏差？如果让孩子受了大约20年的教育，都不能确保他品德端正，父母到底还能如何确保孩子以后不会变成无形？到底我们的社会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受了高等教育、高素质教育的知识份子也会有这样的表现？
陈锡强大法官在去年的新司法年开幕礼上，对加强管制后的律师户头条例仍无法奏效表示关注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律师专业的名声受到了损害。大法官于是委任了检讨委员会，研究如何防止房屋买卖中律师亏空客户款项事件的再度发生。所提出的五项核心建议不外都是一些更严密的条规、措施与制度。
有了这些条规、措施与制度，相信律师卷款潜逃的机会一定能大大的减少。问题是，律师专业的名声受到了损害，是因为卷款潜逃的事件本身，还是卷款潜逃事件反映了某些律师的人格有问题？如果是后者，那么加强管制措施不但不会对律师的有问题人格有所改善，反而可能有负面影响。
孔子在2500年前已经说了，“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人民虽然不会犯罪，但是他们也不会有羞耻之心。慢慢的，当一个社会的管制措施越来越多的时候，人因为被动地迎合制度的规范，他的主体性、道德心、良心、羞耻心等等就不会受到培养，人也就越来越不会有什么操守了。
那么，就算律师卷款潜逃的事件不再发生，我们对律师也无需尊重。因为，卷款潜逃事件没有发生不是因为律师本身的操守，而是因为这个行业的监管措施非常严密。如果要尊重的话，我们应该尊重的是对律师的监管措施，而不是律师。
所以，当许海强律师说，“完全禁止律师保管房地产交易的款项是应该的。不保管这些款项，对一些律师来说就没有诱惑，而他们也就能够专心做事。”的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羞耻的事情。这显示了这些律师没有操守、没有羞耻心、没有自律、欲望太多、没有修养。
通过监管措施，这些律师容易受诱惑的心其实并没有被化解。那么，当他生活在另一个监管不是那么严密的环境的时候，他那容易受诱惑的心就会发作而引他犯罪或做出不恰当的行为。一个社会的监管措施有可能无时无刻无处监管一个人吗？这就像做父母的不可能24小时看着孩子使他不要做出不恰当的行为。最后，孩子必须成长、必须有自律、必须自己能够管理好自己。那么，受了高等教育又已经有一把年龄的律师，还需要一套严密的措施来管制他不会做出不恰当的行为，不是很羞耻的事情吗？这才是真正破坏律师专业的名声的原因，而不是卷款潜逃的事情本身。
所以，人到最后始终必须化解我们容易受诱惑的心。这就需要人从小懂得克制自己的欲望和本能，懂得修养自己；这就是孔子所谓的“克己复礼”。人必须了解到，人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为了要追求什么物质享受或满足自己的欲望，基本上来向这个地球拿取许多的资源、消耗地球的有限资源。我们来这个世界最重要也是最有意义的是，成长我们自己，在有限的生命旅程中，把我们的生命素质提高到最高点，以便为人类做出最大的贡献。这样的人生才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人生。
但是，提高生命的素质不是增加多一些知识与技能，或办事能力。提高生命的素质是要突破我们自己、克服自己的障碍、改善自己的缺点、修养自己、增加内涵，让自己成为一个有修养、有眼光、有胸襟、有深度、有承担力、有魄力、顶天立地的人。
作者是学校行政经理
文章作者：沈裕生
发表日期：2009年9月19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近五年发生了几宗律师卷款潜逃的事件，迫使政府不得不在2007年制定了新条规之后，再次委任实施委员会探讨拟定更严密的条规、措施与制度来杜绝这类事件。
律师卷款潜逃是一种无信与无耻的表现，而信用与羞耻之心都是做人很基本的要求。像律师这类受了高等教育的知识份子有这样的表现，实在是令很多人感到失望。
教育部长不久前说他最大的挑战就是继续提供高素质教育，但是从这些事件看，是否表示了我们政府认为已经在提供的高素质教育还有很大的进步的空间、很大的偏差？如果让孩子受了大约20年的教育，都不能确保他品德端正，父母到底还能如何确保孩子以后不会变成无形？到底我们的社会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受了高等教育、高素质教育的知识份子也会有这样的表现？
陈锡强大法官在去年的新司法年开幕礼上，对加强管制后的律师户头条例仍无法奏效表示关注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律师专业的名声受到了损害。大法官于是委任了检讨委员会，研究如何防止房屋买卖中律师亏空客户款项事件的再度发生。所提出的五项核心建议不外都是一些更严密的条规、措施与制度。
有了这些条规、措施与制度，相信律师卷款潜逃的机会一定能大大的减少。问题是，律师专业的名声受到了损害，是因为卷款潜逃的事件本身，还是卷款潜逃事件反映了某些律师的人格有问题？如果是后者，那么加强管制措施不但不会对律师的有问题人格有所改善，反而可能有负面影响。
孔子在2500年前已经说了，“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人民虽然不会犯罪，但是他们也不会有羞耻之心。慢慢的，当一个社会的管制措施越来越多的时候，人因为被动地迎合制度的规范，他的主体性、道德心、良心、羞耻心等等就不会受到培养，人也就越来越不会有什么操守了。
那么，就算律师卷款潜逃的事件不再发生，我们对律师也无需尊重。因为，卷款潜逃事件没有发生不是因为律师本身的操守，而是因为这个行业的监管措施非常严密。如果要尊重的话，我们应该尊重的是对律师的监管措施，而不是律师。
所以，当许海强律师说，“完全禁止律师保管房地产交易的款项是应该的。不保管这些款项，对一些律师来说就没有诱惑，而他们也就能够专心做事。”的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羞耻的事情。这显示了这些律师没有操守、没有羞耻心、没有自律、欲望太多、没有修养。
通过监管措施，这些律师容易受诱惑的心其实并没有被化解。那么，当他生活在另一个监管不是那么严密的环境的时候，他那容易受诱惑的心就会发作而引他犯罪或做出不恰当的行为。一个社会的监管措施有可能无时无刻无处监管一个人吗？这就像做父母的不可能24小时看着孩子使他不要做出不恰当的行为。最后，孩子必须成长、必须有自律、必须自己能够管理好自己。那么，受了高等教育又已经有一把年龄的律师，还需要一套严密的措施来管制他不会做出不恰当的行为，不是很羞耻的事情吗？这才是真正破坏律师专业的名声的原因，而不是卷款潜逃的事情本身。
所以，人到最后始终必须化解我们容易受诱惑的心。这就需要人从小懂得克制自己的欲望和本能，懂得修养自己；这就是孔子所谓的“克己复礼”。人必须了解到，人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为了要追求什么物质享受或满足自己的欲望，基本上来向这个地球拿取许多的资源、消耗地球的有限资源。我们来这个世界最重要也是最有意义的是，成长我们自己，在有限的生命旅程中，把我们的生命素质提高到最高点，以便为人类做出最大的贡献。这样的人生才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人生。
但是，提高生命的素质不是增加多一些知识与技能，或办事能力。提高生命的素质是要突破我们自己、克服自己的障碍、改善自己的缺点、修养自己、增加内涵，让自己成为一个有修养、有眼光、有胸襟、有深度、有承担力、有魄力、顶天立地的人。
作者是学校行政经理
Thursday, October 1, 2009
神州百年的苦难
文章标题：神州百年的苦难──六十年的回眸
文章作者：霍韬晦
发表日期：2009年9月30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神州六十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六十年，我们应如何看待这一段历史？这是一个民族如何落陷至低谷，甚至绝境，然后又重新奋发，挣扎向上；这其中必有一种生命力、一种精神，使其不死。
世界上有许多民族，也曾创出一段辉煌，如埃及的金字塔、玛雅的绝顶祭坛，但在受到冲击之后，恍如中蛊，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但中国并非如此，它一方面承接自晚清以来的积弱，生产落后、思想封闭，受尽列强欺侮，亡国在即；一方面继承孙中山的革命，重新建国，以求独立，列强平等待我。任务艰巨，但却是百年主题，也是中国必须积极面对的命运，起死回生，现在中国做到了。
中国为什么会遭此巨变？从历史观点，可以溯至三千年前的文化开国。当时中国人崇尚礼乐，讲君子修养，重视人伦秩序，道德居先而以性情为本。西方人则不然，西方人自希腊文明始，即重视数理，讲客观规范、社会组织，知识居先而以理性为本。经过漫长的积淀和演进，西方人已经产生科学，技术上也有了第二波的突破（工业革命），生产力大增，连政治制度也作出了颠覆性的改革，而中国还停留在第一波那里，这不是太固步自封了吗？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因此，在19世纪中叶，英国首先以军舰来扣门，满清政府被迫签下不平等条约。当时中国根本无法认识这个与它们异质的西方文化；难怪李鸿章说：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显示了中国对世界的无知。中国从来不知道自己已经落后，怎能抵抗西方人的侵略呢？唯有全民觉醒，奋起反抗，才有生机。这就是百年主题，中华民族在生死之际所发出的呼声。
正是由于这一历史主题是如此鲜明、如此有力，所以孙中山推翻满清的革命虽然成功，但其后继起的国民党却未能完成这一使命，反而陷进军阀割据、连年内战之中，让人民失望，引致日本人乘虚入侵，爆发八年抗战。这八年，中国人固然敌忾同仇，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抗战胜利，人心思复，国民政府又未能掌握机会，先安顿民心，和平建国，反而加强内战，终于失去大陆，困守海外孤岛。
毛泽东在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一句话不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而是百年主题的真实展现。不读历史的人，或者对民族苦难感受不深的人，是不知道这句话的分量的；唯有经过时代的烙印，才会从心里涌出热泪。
不过，历史虽有大势，却并非没有跌宕。因为历史的主角是人，是人就有其局限。人生的路和民族革命的路能走下去，还要与其思想、智慧、道德修养、历史远见共始终。这是人的质素问题，也是对民族文化的深度了解问题：谁能明白中国人的追求？谁能知道历史要往何处去？当人迷惑，为自己的骄傲所阻，为自己的私心所累，为自己的无明所隔，就会走入误区，真假难分、正邪难辨。
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
为了保持党的纯洁，毛泽东认为：必须不断进行整风，由党内到党外，全国上下，都要投入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例如五十年代除抗美援朝战争之外，有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分别清算了地主和资本家，然后是反右派，清算知识分子（五七年）；跟着树起三面红旗，提出总路线、成立人民公社、搞大跃进，于是“土法炼钢”、“亩产万斤”、“十五年超英赶美”等等左倾空想冒进口号传遍全国（五八年），所谓“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毛泽东《满江红》词），终于造成空前大饥荒。
毛泽东不得已让出国家主席之位，由刘少奇收拾残局，允许农民有自留地。这已经是六十年代初了，但不数年，喘息方定，又再发起“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一方面从文艺、戏剧界布局，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一方面从政治路线出发，批判党内的“走资派”、“当权派”，进而反帝、反修，最后合流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惊心动魄的、荒诞的“文化大革命”（六七年），株连广大，受辱和受害的都是老革命、老干部、和一直忠心追随的知识分子、学者和文化人，如吴晗、翦伯赞、邓拓、廖沫沙、老舍、傅雷……等，都受不住批斗，无法自解而自杀。
运动狂飇，最后更藉批孔而批林，连邓小平、彭真、陈毅、贺龙、罗瑞卿等开国元勋也不能免祸，刘少奇则更被斗争至死。局外人也许永远不知道真相，文革十年，中国肯定元气大伤。从一九四九到一九七九，建国三十年，斗争不断，显然并未让人民享受到革命胜利的果实，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同样受折磨。
《易经》说：“穷则变，变则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狂飇，随着毛泽东的逝世，历史必须再回到它原来的轨道。邓小平复出，决定开放改革（1979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于是有中外合资企业、乡镇企业、三资企业的出现，政府则放权让利，加以扶持。国企为了生存，亦走向市场化，甚至改组，不再与政府相连。但由于缺乏制约，这些改组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因人成事的现象非常普遍。但大体而言，是重新接受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而把它放在社会主义的体制之下。虽然在观念上有点矛盾，但在邓小平实事求是，“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耗子的就是好猫”的实用主义态度下，的确能让中国经济迅速发展起来。
思想和文化上的中国
现在，改革开放又三十年，成果有目共睹。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出口产品遍于全球，累积的外滙储备达2万亿美元，世界第一，同时也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真是时移势易，美国反而深受金融海啸和出兵伊拉克的困扰，泥足深陷，霸权没落。许多人相信：再过十年，中国的国力就会超过美国。百年来的挣扎、起伏，终于有了成果。
但是，这只是指经济而言，在思想上、文化上，中国却距它们努力的初心甚远。中国原来是为民族的独立而奋斗，而不只是为了改善生活。若为了享受物质而出卖灵魂，则愈多的财富只有让中国解体更快。除非把财富转化为更高的价值，回归人生，重建人间的温暖，否则一切外在的追求都会使中国落入冷酷与虚无。难道这就是中国百年来的追求吗？
其实，从大文化、大历史的角度，人类自轴心时代以来，至今已二千余年。圣人已远，但他们所开创的文明却带领人们越过一个又一个的关壑。如今，是他们会合的时候了，但也是他们能否虚心聆听对方以面对一个全球灾难的时候。西方霸权殒落，正象征它的文化已经亢龙有悔，理性优位的文化已经堕落。我觉得历史正给予中国一个机会，而不只是经济发展。但中国能掌握这个机会吗？建国六十年了，经历了许多曲折，能让中国的性情文化重光吗？能让中国民族回复它的生命力吗？能挽救现代文化的向下沉沦吗？
历史是须要回头细察的，智慧要能通达，代价不要白付，痛苦不要白挨！
作者为私立教育机构新加坡东亚人文研究所所长
文章作者：霍韬晦
发表日期：2009年9月30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神州六十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六十年，我们应如何看待这一段历史？这是一个民族如何落陷至低谷，甚至绝境，然后又重新奋发，挣扎向上；这其中必有一种生命力、一种精神，使其不死。
世界上有许多民族，也曾创出一段辉煌，如埃及的金字塔、玛雅的绝顶祭坛，但在受到冲击之后，恍如中蛊，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但中国并非如此，它一方面承接自晚清以来的积弱，生产落后、思想封闭，受尽列强欺侮，亡国在即；一方面继承孙中山的革命，重新建国，以求独立，列强平等待我。任务艰巨，但却是百年主题，也是中国必须积极面对的命运，起死回生，现在中国做到了。
中国为什么会遭此巨变？从历史观点，可以溯至三千年前的文化开国。当时中国人崇尚礼乐，讲君子修养，重视人伦秩序，道德居先而以性情为本。西方人则不然，西方人自希腊文明始，即重视数理，讲客观规范、社会组织，知识居先而以理性为本。经过漫长的积淀和演进，西方人已经产生科学，技术上也有了第二波的突破（工业革命），生产力大增，连政治制度也作出了颠覆性的改革，而中国还停留在第一波那里，这不是太固步自封了吗？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因此，在19世纪中叶，英国首先以军舰来扣门，满清政府被迫签下不平等条约。当时中国根本无法认识这个与它们异质的西方文化；难怪李鸿章说：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显示了中国对世界的无知。中国从来不知道自己已经落后，怎能抵抗西方人的侵略呢？唯有全民觉醒，奋起反抗，才有生机。这就是百年主题，中华民族在生死之际所发出的呼声。
正是由于这一历史主题是如此鲜明、如此有力，所以孙中山推翻满清的革命虽然成功，但其后继起的国民党却未能完成这一使命，反而陷进军阀割据、连年内战之中，让人民失望，引致日本人乘虚入侵，爆发八年抗战。这八年，中国人固然敌忾同仇，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抗战胜利，人心思复，国民政府又未能掌握机会，先安顿民心，和平建国，反而加强内战，终于失去大陆，困守海外孤岛。
毛泽东在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一句话不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而是百年主题的真实展现。不读历史的人，或者对民族苦难感受不深的人，是不知道这句话的分量的；唯有经过时代的烙印，才会从心里涌出热泪。
不过，历史虽有大势，却并非没有跌宕。因为历史的主角是人，是人就有其局限。人生的路和民族革命的路能走下去，还要与其思想、智慧、道德修养、历史远见共始终。这是人的质素问题，也是对民族文化的深度了解问题：谁能明白中国人的追求？谁能知道历史要往何处去？当人迷惑，为自己的骄傲所阻，为自己的私心所累，为自己的无明所隔，就会走入误区，真假难分、正邪难辨。
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
为了保持党的纯洁，毛泽东认为：必须不断进行整风，由党内到党外，全国上下，都要投入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例如五十年代除抗美援朝战争之外，有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分别清算了地主和资本家，然后是反右派，清算知识分子（五七年）；跟着树起三面红旗，提出总路线、成立人民公社、搞大跃进，于是“土法炼钢”、“亩产万斤”、“十五年超英赶美”等等左倾空想冒进口号传遍全国（五八年），所谓“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毛泽东《满江红》词），终于造成空前大饥荒。
毛泽东不得已让出国家主席之位，由刘少奇收拾残局，允许农民有自留地。这已经是六十年代初了，但不数年，喘息方定，又再发起“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一方面从文艺、戏剧界布局，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一方面从政治路线出发，批判党内的“走资派”、“当权派”，进而反帝、反修，最后合流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惊心动魄的、荒诞的“文化大革命”（六七年），株连广大，受辱和受害的都是老革命、老干部、和一直忠心追随的知识分子、学者和文化人，如吴晗、翦伯赞、邓拓、廖沫沙、老舍、傅雷……等，都受不住批斗，无法自解而自杀。
运动狂飇，最后更藉批孔而批林，连邓小平、彭真、陈毅、贺龙、罗瑞卿等开国元勋也不能免祸，刘少奇则更被斗争至死。局外人也许永远不知道真相，文革十年，中国肯定元气大伤。从一九四九到一九七九，建国三十年，斗争不断，显然并未让人民享受到革命胜利的果实，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同样受折磨。
《易经》说：“穷则变，变则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狂飇，随着毛泽东的逝世，历史必须再回到它原来的轨道。邓小平复出，决定开放改革（1979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于是有中外合资企业、乡镇企业、三资企业的出现，政府则放权让利，加以扶持。国企为了生存，亦走向市场化，甚至改组，不再与政府相连。但由于缺乏制约，这些改组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因人成事的现象非常普遍。但大体而言，是重新接受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而把它放在社会主义的体制之下。虽然在观念上有点矛盾，但在邓小平实事求是，“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耗子的就是好猫”的实用主义态度下，的确能让中国经济迅速发展起来。
思想和文化上的中国
现在，改革开放又三十年，成果有目共睹。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出口产品遍于全球，累积的外滙储备达2万亿美元，世界第一，同时也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真是时移势易，美国反而深受金融海啸和出兵伊拉克的困扰，泥足深陷，霸权没落。许多人相信：再过十年，中国的国力就会超过美国。百年来的挣扎、起伏，终于有了成果。
但是，这只是指经济而言，在思想上、文化上，中国却距它们努力的初心甚远。中国原来是为民族的独立而奋斗，而不只是为了改善生活。若为了享受物质而出卖灵魂，则愈多的财富只有让中国解体更快。除非把财富转化为更高的价值，回归人生，重建人间的温暖，否则一切外在的追求都会使中国落入冷酷与虚无。难道这就是中国百年来的追求吗？
其实，从大文化、大历史的角度，人类自轴心时代以来，至今已二千余年。圣人已远，但他们所开创的文明却带领人们越过一个又一个的关壑。如今，是他们会合的时候了，但也是他们能否虚心聆听对方以面对一个全球灾难的时候。西方霸权殒落，正象征它的文化已经亢龙有悔，理性优位的文化已经堕落。我觉得历史正给予中国一个机会，而不只是经济发展。但中国能掌握这个机会吗？建国六十年了，经历了许多曲折，能让中国的性情文化重光吗？能让中国民族回复它的生命力吗？能挽救现代文化的向下沉沦吗？
历史是须要回头细察的，智慧要能通达，代价不要白付，痛苦不要白挨！
作者为私立教育机构新加坡东亚人文研究所所长
Monday, July 27, 2009
伦理教育和高素质教育
文章标题：伦理教育和高素质教育
文章作者：沈裕生
发表日期：2009年7月16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7月8日，早报报道了教育部长黄永宏在国际圆桌会议所说的一段话。部长说他最大的挑战就是继续提供高素质教育，满足国人的期许。对此，笔者有些疑惑，不知道教育部是以什么标准或数据来判断说现在我国的教育是属于高素质教育呢？
从教育部的网站，我们可以得知新加坡其实有非常崇高的教育理念。我们希望培养出的是一个对自己、对家庭、对朋友、对社会、对国家都负责的人。在小学阶段，我们希望教导出有分辨是非能力、能够为别人着想、有思考能力、有表达能力的孩子。在中学阶段，我们希望教导出诚实、有道德、懂得关怀别人、有团队精神等等的青少年。
已达到原定的教育目标吗？
这些都是非常好、非常崇高的教育理念。但是，理念归理念，在落实方面，我们真的做到了我们为自己所定下的教育目标吗？到底我们有什么数据证明我们已达到了这些教育目标呢？不知道我们怎么衡量青少年是诚实、有道德、懂得关怀别人的人呢？
其实，我们只需要问一问，今天的学生，除了受到良好的知识与技能教育之外，他们在做人的表现如何？首先，他们懂什么是“孝”吗？他们知道“孝”其实分几个层次吗？懂了之后，他们做得到吗？
笔者因为有幸跟着一位明师（不只是名师）学习，所以有很多机会接触许许多多的父母，不只了解他们怎么对待他们的父母，也了解他们的孩子怎么对待他们。我的结论是，我们许多现代人在“孝”方面其实是不及格的。
问题是，“孝”应该由谁来教呢？如果“孝”应该由父母自己教的话，为什么《论语》里面记载了那么多孔子与他的学生对“孝”的讨论呢？这是否证明了老师也应该做一些这方面的教导？那么，我们的学校有教导学生如何孝顺父母吗？也许有些学校有，但是也只能讲一些简单的道理，那是没有什么实际帮助的。因为，一个人在实践做人的道理的过程中，会遇到许多的障碍。如果现代的大人和长辈自己都做不好、自己都没办法克服自己的障碍，那他们怎么会有能力去帮助下一代克服他们的困难呢？
如果现在的孩子比以前更懂得孝顺父母的话，最近政府何必考虑立法允许第三方在某些情况下，向有关子女追讨赡养父母的费用？这不就证明我们现代人的素质在下降吗？而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教育的一种缺失。
现在的学生，除了普遍不懂得孝道外，另外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是缺乏自律。不只邻里的学校有这个问题，相信许多名校也有这方面的问题。笔者的两个孩子就在一所比较有名的小学就读。那里的老师几乎每天都要为学生的纪律问题而责骂学生。有一次老师甚至气到摔坏桌子。
除此之外，许许多多父母遇到的另外一个大问题，就是孩子沉迷电脑游戏与互联网，造成自己的学业一落千丈。基本上现在的许多孩子都很无聊、很贪玩、很懒散、很多抱怨、很自我、不懂得体谅父母、不懂自爱、放纵自己。
伦理与生命的学问
人的成长基本上是受到三个环境的影响的，那就是家庭、学校和社会。所以，当我们在谈论高素质教育的时候，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撇开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而只谈论学校教育，因为三者是密不可分的。
身为两个孩子的父亲，我深切感受到教育孩子的困难。我和妻子一方面很努力的教导他们好的价值观，他们一方面却受到社会和媒体许多不良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从学校同学的身上学到不少的坏习惯。幸亏笔者遇到“明师”指点，并且上过家庭教育课程，所以才算有点能力去纠正孩子的种种问题，并且教他们如何去面对在学校所遇到的许多困扰。所以，父母如果不好好学习的话，孩子是很难教得好的。
但是，要教育好孩子，除了要有负责任的父母之外，其实有好的老师也很重要。因为，不管怎么说，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个父母都成为教育家。因此，他们能教孩子的人生学问还是有限的。所以，向“明师”学习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会出现陆佃千里求师、宋濂冒雪访师、杨时程门立雪等等令人赞叹的故事。根据记载，当年孔子去请教老子的时候也是跋山涉水了一个月左右才找到老子居住的地方。
可悲的是，许多现代人不明白向“明师”学习的重要性。因此，就算明师出现在他的面前，他也不懂得把握机会学习。
总而言之，要提高一个人的素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现代的许多父母两个人相处都成问题，更谈不上有能力提供高素质的家庭教育。现在的社会风气重视谈论经济、科技、消费、旅行等等跟教育没有直接挂钩的课题，也不可能提供什么高素质的社会教育。没有什么能力传授伦理与生命学问的学校教育，也无法称得上是高素质教育。
作者是学校行政经理
文章作者：沈裕生
发表日期：2009年7月16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7月8日，早报报道了教育部长黄永宏在国际圆桌会议所说的一段话。部长说他最大的挑战就是继续提供高素质教育，满足国人的期许。对此，笔者有些疑惑，不知道教育部是以什么标准或数据来判断说现在我国的教育是属于高素质教育呢？
从教育部的网站，我们可以得知新加坡其实有非常崇高的教育理念。我们希望培养出的是一个对自己、对家庭、对朋友、对社会、对国家都负责的人。在小学阶段，我们希望教导出有分辨是非能力、能够为别人着想、有思考能力、有表达能力的孩子。在中学阶段，我们希望教导出诚实、有道德、懂得关怀别人、有团队精神等等的青少年。
已达到原定的教育目标吗？
这些都是非常好、非常崇高的教育理念。但是，理念归理念，在落实方面，我们真的做到了我们为自己所定下的教育目标吗？到底我们有什么数据证明我们已达到了这些教育目标呢？不知道我们怎么衡量青少年是诚实、有道德、懂得关怀别人的人呢？
其实，我们只需要问一问，今天的学生，除了受到良好的知识与技能教育之外，他们在做人的表现如何？首先，他们懂什么是“孝”吗？他们知道“孝”其实分几个层次吗？懂了之后，他们做得到吗？
笔者因为有幸跟着一位明师（不只是名师）学习，所以有很多机会接触许许多多的父母，不只了解他们怎么对待他们的父母，也了解他们的孩子怎么对待他们。我的结论是，我们许多现代人在“孝”方面其实是不及格的。
问题是，“孝”应该由谁来教呢？如果“孝”应该由父母自己教的话，为什么《论语》里面记载了那么多孔子与他的学生对“孝”的讨论呢？这是否证明了老师也应该做一些这方面的教导？那么，我们的学校有教导学生如何孝顺父母吗？也许有些学校有，但是也只能讲一些简单的道理，那是没有什么实际帮助的。因为，一个人在实践做人的道理的过程中，会遇到许多的障碍。如果现代的大人和长辈自己都做不好、自己都没办法克服自己的障碍，那他们怎么会有能力去帮助下一代克服他们的困难呢？
如果现在的孩子比以前更懂得孝顺父母的话，最近政府何必考虑立法允许第三方在某些情况下，向有关子女追讨赡养父母的费用？这不就证明我们现代人的素质在下降吗？而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教育的一种缺失。
现在的学生，除了普遍不懂得孝道外，另外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是缺乏自律。不只邻里的学校有这个问题，相信许多名校也有这方面的问题。笔者的两个孩子就在一所比较有名的小学就读。那里的老师几乎每天都要为学生的纪律问题而责骂学生。有一次老师甚至气到摔坏桌子。
除此之外，许许多多父母遇到的另外一个大问题，就是孩子沉迷电脑游戏与互联网，造成自己的学业一落千丈。基本上现在的许多孩子都很无聊、很贪玩、很懒散、很多抱怨、很自我、不懂得体谅父母、不懂自爱、放纵自己。
伦理与生命的学问
人的成长基本上是受到三个环境的影响的，那就是家庭、学校和社会。所以，当我们在谈论高素质教育的时候，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撇开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而只谈论学校教育，因为三者是密不可分的。
身为两个孩子的父亲，我深切感受到教育孩子的困难。我和妻子一方面很努力的教导他们好的价值观，他们一方面却受到社会和媒体许多不良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从学校同学的身上学到不少的坏习惯。幸亏笔者遇到“明师”指点，并且上过家庭教育课程，所以才算有点能力去纠正孩子的种种问题，并且教他们如何去面对在学校所遇到的许多困扰。所以，父母如果不好好学习的话，孩子是很难教得好的。
但是，要教育好孩子，除了要有负责任的父母之外，其实有好的老师也很重要。因为，不管怎么说，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个父母都成为教育家。因此，他们能教孩子的人生学问还是有限的。所以，向“明师”学习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会出现陆佃千里求师、宋濂冒雪访师、杨时程门立雪等等令人赞叹的故事。根据记载，当年孔子去请教老子的时候也是跋山涉水了一个月左右才找到老子居住的地方。
可悲的是，许多现代人不明白向“明师”学习的重要性。因此，就算明师出现在他的面前，他也不懂得把握机会学习。
总而言之，要提高一个人的素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现代的许多父母两个人相处都成问题，更谈不上有能力提供高素质的家庭教育。现在的社会风气重视谈论经济、科技、消费、旅行等等跟教育没有直接挂钩的课题，也不可能提供什么高素质的社会教育。没有什么能力传授伦理与生命学问的学校教育，也无法称得上是高素质教育。
作者是学校行政经理
Tuesday, June 16, 2009
There is beauty in a cracked pot
文章标题：There is beauty in a cracked pot
文章作者：Geoff Tan
发表日期：2009年6月15日
发表媒体：《我报》My Paper
SOMETIME ago, in this column, I wrote about an unassuming man who plonked himself down beside me while I was sitting on the floor of an in-line skate shop trying on a pair of Rollerblades, and started to share with me his life story.
Born a dyslexic, he honed his skill as a skater and became a champion in the sport.
Till today, he still finds great difficulty reading and writing. But what he lacked in one area, he made up for it with an acute eye for business. And all this was triggered off by the dedicated effort he put into excelling in his strengths, and looking beyond his weaknesses.
Law Kum Seng has not only been blessed with a successful skate-school business but he is also a motivational speaker, runs adventure camps for corporations, and helps people learn more about caring for our environment through his reforestation projects.
This reminds me of the story about a water bearer in India who had two large pots hung on the ends of a pole which he carried across his back. One of the pots had a crack in it and, by the time the water bearer reached his master’s house, it would have leaked half of its contents.
For two years this went on daily, with the bearer delivering only 11/2 pots of water.
One day, the cracked pot said to the water bearer: “I am ashamed of myself, and I want to apologise to you.”
“Why?” asked the bearer. “What are you ashamed of?”
The pot replied: “I have been able to deliver only half my load because this crack in my side causes water to leak out.”
The water bearer, feeling sorry for the pot, said: “As we return to the master’s house, I want you to notice the beautiful flowers along the path.”
The pot did this and was cheered up a little by the sight.
The bearer said to the pot: “Did you notice that there were flowers only on your side of the path? That’s because I have always known about your flaw, and I took advantage of it. I planted flower seeds on your side, and every day while we walked back from the stream, you’ve watered them. For two years, I have been able to pick the beautiful flowers to decorate my master’s table. Without you being just the way you are, he would not have this beauty to grace his house.”
This story illustrates that each of us has our own unique flaws. We’re all cracked pots to a degree. But if we can look away from this and focus on the positive aspects of our situation, it will not only lift our self-esteem but also inspire the people around us.
The writer is a senior vice-president of the SPH marketing division and the general manager of SPH NewMedia for Zapcode.
文章作者：Geoff Tan
发表日期：2009年6月15日
发表媒体：《我报》My Paper
SOMETIME ago, in this column, I wrote about an unassuming man who plonked himself down beside me while I was sitting on the floor of an in-line skate shop trying on a pair of Rollerblades, and started to share with me his life story.
Born a dyslexic, he honed his skill as a skater and became a champion in the sport.
Till today, he still finds great difficulty reading and writing. But what he lacked in one area, he made up for it with an acute eye for business. And all this was triggered off by the dedicated effort he put into excelling in his strengths, and looking beyond his weaknesses.
Law Kum Seng has not only been blessed with a successful skate-school business but he is also a motivational speaker, runs adventure camps for corporations, and helps people learn more about caring for our environment through his reforestation projects.
This reminds me of the story about a water bearer in India who had two large pots hung on the ends of a pole which he carried across his back. One of the pots had a crack in it and, by the time the water bearer reached his master’s house, it would have leaked half of its contents.
For two years this went on daily, with the bearer delivering only 11/2 pots of water.
One day, the cracked pot said to the water bearer: “I am ashamed of myself, and I want to apologise to you.”
“Why?” asked the bearer. “What are you ashamed of?”
The pot replied: “I have been able to deliver only half my load because this crack in my side causes water to leak out.”
The water bearer, feeling sorry for the pot, said: “As we return to the master’s house, I want you to notice the beautiful flowers along the path.”
The pot did this and was cheered up a little by the sight.
The bearer said to the pot: “Did you notice that there were flowers only on your side of the path? That’s because I have always known about your flaw, and I took advantage of it. I planted flower seeds on your side, and every day while we walked back from the stream, you’ve watered them. For two years, I have been able to pick the beautiful flowers to decorate my master’s table. Without you being just the way you are, he would not have this beauty to grace his house.”
This story illustrates that each of us has our own unique flaws. We’re all cracked pots to a degree. But if we can look away from this and focus on the positive aspects of our situation, it will not only lift our self-esteem but also inspire the people around us.
The writer is a senior vice-president of the SPH marketing division and the general manager of SPH NewMedia for Zapcode.
Tuesday, May 26, 2009
浮过90年
文章标题：浮过90年
文章作者：易一
发表日期：2009年5月26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四方八面》
“五四年年过，今年不寻常”。“不寻常”之处就是：90周年，“发源地”的中国首次由政府领导当局带头举办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各层次的学术单位也广泛响应，就连远隔一方的新加坡，也由三个民间团体联合举办了一个集多位著名学者的学术讲座。
相形之下，往年如有纪念活动，似乎概由民间学术团体分头举办，无论规模、“气派”都要逊色得多，所引起的注意、造成的影响自然也无从相提并论。半个世纪以前，岛国一些华校出身的年轻人，或许只能赶在纪念会结束之前，高歌合唱一曲《我们是鲁迅的子弟》，如此而已，哪来政府官员、学者、专家登坛轮番“抚今思昔”呢？
“发源地”中国大事庆祝，显然是迎应“大国崛起”的形势所需。由“崛起”而肇致外来的对抗，需要激励子民的“爱国精神”，配合国家“大跃进”与整体同力“大提升”，需要强化科研的发展；为遏制由于竞求物欲而造成的腐化、沉沦现象，需要重振道德指标等等“救赎”刻不容缓的症结，都可在“五四”这面大纛底下取得正当的“说法”。原教旨的“德先生”与“赛先生”，如今一经延伸，样样似乎无须“对号”即可“入座”。如果确有“万灵药”这么一种东西，“五四鸡汤”或许庶几近矣。
对于一些神州大陆“化外”的国度，举行“五四”庆祝活动，既有本身的特色，更有纯属自己的深长意义。新加坡正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这回环绕着“五四与新加坡华文知识分子”会议主题的每一个发言者，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或以涉及岛国的史实，或就本身家庭成员与族群有关的经历，阐述“五四”与新加坡的传承关系，特别是“五四”对新加坡华族社会的影响，即可略见端倪。
外交部长杨荣文的一席话尤具深意。在文章里，他充分肯定了五四运动对创立中国新文化与促进国家发展的积极作用，更侧重谈论“五四”在新加坡推动“本身的国家主义的缘起与发展”期间产生的深巨影响，如说“在殖民地时期为华人社会注入的生命力和活力，令英国人感到害怕，也对新加坡的自治和独立，作出巨大贡献，如说这种“（五四）精神至今依旧存在于新加坡的华人商团和宗乡会馆、南大、特选学校、华文报和本地众多的文化团体之中”，都可说是切中肯綮之言。
90年薪火绵绵不熄；如此看来，再过十年，随着中国的陆续崛起，火光应当更璀璨。
文章作者：易一
发表日期：2009年5月26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四方八面》
“五四年年过，今年不寻常”。“不寻常”之处就是：90周年，“发源地”的中国首次由政府领导当局带头举办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各层次的学术单位也广泛响应，就连远隔一方的新加坡，也由三个民间团体联合举办了一个集多位著名学者的学术讲座。
相形之下，往年如有纪念活动，似乎概由民间学术团体分头举办，无论规模、“气派”都要逊色得多，所引起的注意、造成的影响自然也无从相提并论。半个世纪以前，岛国一些华校出身的年轻人，或许只能赶在纪念会结束之前，高歌合唱一曲《我们是鲁迅的子弟》，如此而已，哪来政府官员、学者、专家登坛轮番“抚今思昔”呢？
“发源地”中国大事庆祝，显然是迎应“大国崛起”的形势所需。由“崛起”而肇致外来的对抗，需要激励子民的“爱国精神”，配合国家“大跃进”与整体同力“大提升”，需要强化科研的发展；为遏制由于竞求物欲而造成的腐化、沉沦现象，需要重振道德指标等等“救赎”刻不容缓的症结，都可在“五四”这面大纛底下取得正当的“说法”。原教旨的“德先生”与“赛先生”，如今一经延伸，样样似乎无须“对号”即可“入座”。如果确有“万灵药”这么一种东西，“五四鸡汤”或许庶几近矣。
对于一些神州大陆“化外”的国度，举行“五四”庆祝活动，既有本身的特色，更有纯属自己的深长意义。新加坡正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这回环绕着“五四与新加坡华文知识分子”会议主题的每一个发言者，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或以涉及岛国的史实，或就本身家庭成员与族群有关的经历，阐述“五四”与新加坡的传承关系，特别是“五四”对新加坡华族社会的影响，即可略见端倪。
外交部长杨荣文的一席话尤具深意。在文章里，他充分肯定了五四运动对创立中国新文化与促进国家发展的积极作用，更侧重谈论“五四”在新加坡推动“本身的国家主义的缘起与发展”期间产生的深巨影响，如说“在殖民地时期为华人社会注入的生命力和活力，令英国人感到害怕，也对新加坡的自治和独立，作出巨大贡献，如说这种“（五四）精神至今依旧存在于新加坡的华人商团和宗乡会馆、南大、特选学校、华文报和本地众多的文化团体之中”，都可说是切中肯綮之言。
90年薪火绵绵不熄；如此看来，再过十年，随着中国的陆续崛起，火光应当更璀璨。
Monday, May 11, 2009
长江大河看五四
文章标题：长江大河看五四
文章作者：彭世灼
发表日期：2009年5月11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四方八面》
五四运动是文化革新运动，更是一波又一波汹涌澎湃的政治大潮。长江大河，沙石俱下，既有精华，也有糟粕。精华，各种学说纷然杂陈，开山辟路，观点鲜明。西方思潮之外，马克思主义传入，滋生毛泽东思想，一时蔚为大观；糟粕，是晚清以来经历过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糜烂贪腐生活的复活，新旧交织同存在。今天看五四，个人观感有三：
一、传统文化中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之间，向来有一条清晰的界限，单看有清一代，推行怀柔政策，对待心怀不满者则大兴文字狱，因此学术界偏重考据，不问政事。五四新潮流将两者融为一体，交织相扣，基于一个全新观念，形成社会新风尚，即对知识分子前所少有的敬重，此之所以五四的启端发生在北京大学。先驱人物北大校长蔡元培垂名青史。
二、胡适启蒙文学思想，曾被60年代以毛思想为基础的“知名学者”王瑶全盘否定。她曾批判胡适思想为“反动思想体系”，“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唯心论”，很有代表性。由此让人联想起创新和复古在中国史上循环反复，交替变化，成了自然惯例。近日又有平反文革之说，最新的是官方呼吁高举“红语录”，岂是偶然？
三、翻读相关史料读到这里，我观感特强的是毛主席对传统思想的依傍。毛在西潮拍岸之后，引进前卫的马克思主义，但毛本身却“非常传统”。在他生活照片中看到的是他书房堆满了古籍，许多都经他的批注圈点；宋人名著《容斋随笔》毛更随身携带，据传他谢世前几天还叫身边人找此书来阅读，一往情深。另一方面，毛主席诗词之所以感人，更是与古典诗词时空交感，糅合交综，加上毛所特有的奔放豪情，情真意切。例如名句“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在毛心眼中，千古英杰，不过尔尔。此诗神采飞扬，毛与传统关系之深可见。
综合言之，一个足以屹立于世的传统，永远都是生气蓬勃的。五四给我们的启示，危机时力挽狂谰所凭靠的，仍然是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
文章作者：彭世灼
发表日期：2009年5月11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四方八面》
五四运动是文化革新运动，更是一波又一波汹涌澎湃的政治大潮。长江大河，沙石俱下，既有精华，也有糟粕。精华，各种学说纷然杂陈，开山辟路，观点鲜明。西方思潮之外，马克思主义传入，滋生毛泽东思想，一时蔚为大观；糟粕，是晚清以来经历过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糜烂贪腐生活的复活，新旧交织同存在。今天看五四，个人观感有三：
一、传统文化中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之间，向来有一条清晰的界限，单看有清一代，推行怀柔政策，对待心怀不满者则大兴文字狱，因此学术界偏重考据，不问政事。五四新潮流将两者融为一体，交织相扣，基于一个全新观念，形成社会新风尚，即对知识分子前所少有的敬重，此之所以五四的启端发生在北京大学。先驱人物北大校长蔡元培垂名青史。
二、胡适启蒙文学思想，曾被60年代以毛思想为基础的“知名学者”王瑶全盘否定。她曾批判胡适思想为“反动思想体系”，“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唯心论”，很有代表性。由此让人联想起创新和复古在中国史上循环反复，交替变化，成了自然惯例。近日又有平反文革之说，最新的是官方呼吁高举“红语录”，岂是偶然？
三、翻读相关史料读到这里，我观感特强的是毛主席对传统思想的依傍。毛在西潮拍岸之后，引进前卫的马克思主义，但毛本身却“非常传统”。在他生活照片中看到的是他书房堆满了古籍，许多都经他的批注圈点；宋人名著《容斋随笔》毛更随身携带，据传他谢世前几天还叫身边人找此书来阅读，一往情深。另一方面，毛主席诗词之所以感人，更是与古典诗词时空交感，糅合交综，加上毛所特有的奔放豪情，情真意切。例如名句“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在毛心眼中，千古英杰，不过尔尔。此诗神采飞扬，毛与传统关系之深可见。
综合言之，一个足以屹立于世的传统，永远都是生气蓬勃的。五四给我们的启示，危机时力挽狂谰所凭靠的，仍然是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
Sunday, May 10, 2009
五四是未完成的启蒙运动
文章标题：五四是未完成的启蒙运动
文章作者：韩咏梅
发表日期：2009年4月19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想法》
20多年前，有两位中国学者提出了“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系统”这一假说，震撼了学术界，也影响了中国一代人的文化反思。这两位学者堪称中文学术界的“传奇夫妻”，他们是金观涛和刘青峰。
金观涛教授1947年出生在杭州，父亲金松寿曾担任杭州大学化学系主任。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金观涛在北京大学念化学。文革对这位年轻人造成的思想冲击很大，好在他从小喜欢画画，文革期间进了北大美术队，专门画毛泽东像。画画让他表面上参加了运动，实际上他反而得以利用空余时间读书和思考。
面对那一场浩劫，批判与反思的精神那个时候已经形成，他一面读完马克思与恩格斯全集，又从马克思追溯到黑格尔，阅读中开始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提出批判，他断断续续地把这些思考写成了哲学笔记，在美术队中流传，也因此和刘青峰认识、恋爱。
从文学和化学走向社会学研究
同样在北大念物理的刘青峰喜欢协作。后来转攻文学，她以笔名“靳凡”出版了一本当时极受年轻人欢迎的书信体作品《公开的情书》，女主角真真有一颗真诚和勇敢追求真理的心，男主角老九是一个年轻、热情的思考者，这正是金观涛和刘青峰两人的化身。作品通过主角的思想历程，提出了新时代应有的新思想、新道德和爱情标准，呼应了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
《公开的情书》原本只在他们的朋友圈子里流传，因为手稿是写在一本红色的冊子里，所以也称为“小红书”。文化大革命之后，作品正式出版，当时金观涛夫妇已经从文学和化学走向社会学研究，去探讨更深刻的文化问题了。
1989年之前，金观涛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兼任《走向未来》丛书和杂志主编，也是《自然辩证法通讯》编辑部主任，他的研究领域涉及历史社会学、哲学和中西比较文化几个方面，对80年代的中国青年思想启蒙起了很大的作用，与方励之、李泽厚和温元凯合称为当时青年的四大思想导师，也是当时倍受瞩目的电视纪录片《河殇》的总顾问。
“六四”发生时人在香港
1989年四月，金氏夫妇到香港做访问研究，两个月后发生的六四事件，使两人回不了大陆，留在香港度过了他们学术上从激情到冷静的黄金20年。
他们在香港主编的《二十一世纪》影响深远，是人文科学研究中极具分量的刊物。两人近年来也建立了“近代中国思想史专业数据库”，文献超过1亿2000万字，对现在以及将来的历史、思想、文学、文化各方面的研究贡献无可衡量。
金观涛与刘青峰两位教授的生活道路，是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缩影，他们横跨的知识领域，更是所有读书人望尘莫及的。
今年正逢五四运动90周年，金观涛教授受邀到我国谈“中国历史上的两次启蒙运动”。去年9月从香港中文大学退休后，金教授受邀到台湾政治大学当讲座教授，这对学术眷侣移居台北。上个月记者到文山区一所幽静的小房子，登门给金观涛教授做了一次访问。
答问录：五四90年反思 反传统是中国文化的大传统
●记者 ◎金观涛教授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五四运动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对中国文化的反思，也可以说是彻底反传统。在你看来，五四反传统，有没有动摇中国传统的道德意识形态？
◎虽然“传统”这个说法，是五四之后才有的。可是反传统即批判儒学并不是从五四开始的。每当儒学意识形态在面对外部冲击时，反传统思想会从其内部产生，与此同时还把传统道德的否定作为新道德，这是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比如说魏晋南北朝，汉代的经学即讲天人感应的宇宙儒学不能解决当时的问题时，就出现了“越名教、顺自然”潮流，这也是一种彻底反传统。魏晋玄学即为宇宙论儒学的全盘逆反，它和大乘佛教结构相同，成为中国文化第一次融合外来文化的中介。
当西方现代冲击来临时，“道德价值逆反”再次发生，对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形成产生极大影响。1895年甲午战败证明了宋明理学不能解决当时的问题，理学的价值逆反就是革命乌托邦和大同思想。虽然革命乌托邦在谭嗣同的《仁学》中已初现，但真正主导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思想是新文化运动。正因为如此，五四的反传统直指接受马列主义。我们把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到五四这一百年，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称为继魏晋南北朝融合佛教后的中西文化第二次融合。所以我说，反传统本身是中国文化的大传统。
今日研究反传统主义，必须突破对它们的评价，揭示支配其发生的深层结构，才能把反思深入下去。我们所说的超稳定结构研究，正式把这几种千年不变的深层思维模式放到太阳下看个一清二楚。
●你今天对五四有怎么样的评价？
◎我们今天评价五四，最大的困惑在于五四有不同的两面。一方面，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启蒙运动，它提出重新审视一切价值，并且高扬两种极为重要的现代价值：一个是科学——也就是科学理性主义，再一个就是人权。在这个意义上，五四确实是划时代的，其重要性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但是五四除了高扬科学与人权，还有另外一面，即新文化运动后期，发生了意识形态更替，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取代儒学，成为主导中国二十世纪的两种新道德意识形态。正因为新道德意识形态取代儒学现实社会整合，五四还带来了党国体制和意识形态的统治。它导致个性解放被抑制，党的权力凌驾宪法之上。五四这一面的种种问题，中国人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消化。
我们的研究表明，这两种互相矛盾的面向是互相联系的，其背后正式支配着文化变迁的深层模式。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十九世纪现代化社会发生大危机的情况下，从西方思想传统内部来批判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的产物。而中国人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源于逆反价值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吸收，它具有儒家意识形态的结构。正因为如此，五四后出现儒家式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点也不用奇怪了。用中国文化深层结构来说明五四这双重性，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五四是一项未完成的启蒙运动。
●在你看来，既然五四启蒙运动的任务尚未完成，是不是应将其进行到底？它和80年代中国的“文化热”有着怎么样的关联？
◎我把1980年代定位为中国的第二次思想启蒙运动。十五年前我到新加坡演讲，有人问我怎么看文化大革命和中国传统的关系。当时我回答说正在研究。现在研究已有了初步结论。文化大革命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展开，表面上反对一切传统，但在深层结构中又是十分传统的。比如文革有这样的说法：“狠批私字一闪念”，实际上是要做无产阶级的圣人；“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实际上是华夏中心主义的新表述。这些都是例子。或许，对封建专制复辟最典型地体现在人们对“革命”理解的无意识上，当时没有人想到被喊得震天价响的“革命”在中文的原意只是朝代更替。
正是这场大灾难面前，中国人再次反省。1980年代的文化热，就是五四以后的整个思想，特别是对意识形态同志的重新检讨。经历过文革的人痛感封建法西斯主义的复活是多么可怕，因此文革刚一结束，在反思传统、解放思想的潮流中，民间兴起了再一次启蒙运动。如果说五四有指向新意识形态和党国的一面，1980年代的反思则是结构意识形态批判党国体制的。在此意义上，1980年代的启蒙运动是五四的继续，力图完成五四没有实现的任务。很可惜，它的时间很短，不到10年，就被“六四”中断了。
●既然80年代启蒙运动又被中断，是不是说中国需要第三次思想启蒙运动？
◎只要启蒙的任务没有完成，它必定被历史再一次提出来。我觉得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思想文化和经济发展极不相称。现在中国经济发展举世瞩目，但宪政和政治现代化步履艰难。造成这种“经济的巨人，政治之侏儒”局面的原因，就是启蒙的缺位。
其实，如果没有宪政和政治民主化，经济快速发展导致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和社会冲突日益尖锐,经济高增长是否能持续下去，是值得怀疑的。就人的现代化而言，思想的进步不进则退。因中国官方割断历史，今年很多年轻人既不知五四，也不知1980年代。盲目的民族主义正在兴起，在复兴传统的口号下，尊孔运动搞得乌烟瘴气。中国人一旦丧失了开放的心灵，这二十年的发展也就走到尽头。在这时，重温超稳定系统的历史教训，是发人深省的。
●你在中国大陆长大，在香港20年，现在到了台湾，你怎么看两岸三地？
◎我不喜欢大陆的中央王国情节，在三个中国人的社会中，我更喜欢港台。香港的优点是多元开放和法治，但97后在退步。台湾对中国传统文化保留比大陆好。大陆尊孔，讲儒家文化，很多方面是假的。台湾就不是这样，它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儒家文化传统，民间宗教发达。在私领域很有人情味，我很喜欢台湾的学生。
从学术研究上说，我们觉得边缘化有好处。从大陆到香港，再到台湾，离开中心走到边缘，反而可以看到中心的问题，可能更加冷静。这是一种解放。对于一个中国思想者，对三个中国人的社会有实感是好事。
金观涛教授最重要论述：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
金观涛和刘青峰从科学走向人文，对中国文化进行反思时候，把自然科学的系统论用到文化研究上。他们在1974年有《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初稿，80年发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后来出版了专著《兴盛与危机》。
超稳定结构假说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以及两三百年发生一次的王朝更替，是一个超稳定系统一体的两面。中国文化是儒家道德意识形态的长期延续，这套意识形态为社会制度提供正当性，所以中国汉代独尊儒学，到了清代康有为变法还是尊儒。儒家的道德意识形态对中国大一统提供了一个蓝图，这是其他文化所没有的。
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结构不是静态延续的，一直改朝换代，可是因为道德意识形态是一个模板，当旧社会瓦解的时候，它又可以修复。所以，封建皇朝更替的现象，中国传统社会还是束缚在原有轨道上，这与儒家文化和中国传统道德意识形态是紧密相关的。
这个论述提出时，给文革后呆板的学术氛围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给年轻的知识分子很大的启发，同时也引起许多学术上的争议。
经过这些年，金观涛和刘青峰加强了古代史研究，把古代和近现代放在一起，越发觉得这个“超稳定系统”理论很有说服力。他们用这个系统，把古代和近现代的观念，再从五四到党文化，整个全都连贯起来。
文章作者：韩咏梅
发表日期：2009年4月19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想法》
20多年前，有两位中国学者提出了“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系统”这一假说，震撼了学术界，也影响了中国一代人的文化反思。这两位学者堪称中文学术界的“传奇夫妻”，他们是金观涛和刘青峰。
金观涛教授1947年出生在杭州，父亲金松寿曾担任杭州大学化学系主任。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金观涛在北京大学念化学。文革对这位年轻人造成的思想冲击很大，好在他从小喜欢画画，文革期间进了北大美术队，专门画毛泽东像。画画让他表面上参加了运动，实际上他反而得以利用空余时间读书和思考。
面对那一场浩劫，批判与反思的精神那个时候已经形成，他一面读完马克思与恩格斯全集，又从马克思追溯到黑格尔，阅读中开始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提出批判，他断断续续地把这些思考写成了哲学笔记，在美术队中流传，也因此和刘青峰认识、恋爱。
从文学和化学走向社会学研究
同样在北大念物理的刘青峰喜欢协作。后来转攻文学，她以笔名“靳凡”出版了一本当时极受年轻人欢迎的书信体作品《公开的情书》，女主角真真有一颗真诚和勇敢追求真理的心，男主角老九是一个年轻、热情的思考者，这正是金观涛和刘青峰两人的化身。作品通过主角的思想历程，提出了新时代应有的新思想、新道德和爱情标准，呼应了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
《公开的情书》原本只在他们的朋友圈子里流传，因为手稿是写在一本红色的冊子里，所以也称为“小红书”。文化大革命之后，作品正式出版，当时金观涛夫妇已经从文学和化学走向社会学研究，去探讨更深刻的文化问题了。
1989年之前，金观涛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兼任《走向未来》丛书和杂志主编，也是《自然辩证法通讯》编辑部主任，他的研究领域涉及历史社会学、哲学和中西比较文化几个方面，对80年代的中国青年思想启蒙起了很大的作用，与方励之、李泽厚和温元凯合称为当时青年的四大思想导师，也是当时倍受瞩目的电视纪录片《河殇》的总顾问。
“六四”发生时人在香港
1989年四月，金氏夫妇到香港做访问研究，两个月后发生的六四事件，使两人回不了大陆，留在香港度过了他们学术上从激情到冷静的黄金20年。
他们在香港主编的《二十一世纪》影响深远，是人文科学研究中极具分量的刊物。两人近年来也建立了“近代中国思想史专业数据库”，文献超过1亿2000万字，对现在以及将来的历史、思想、文学、文化各方面的研究贡献无可衡量。
金观涛与刘青峰两位教授的生活道路，是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缩影，他们横跨的知识领域，更是所有读书人望尘莫及的。
今年正逢五四运动90周年，金观涛教授受邀到我国谈“中国历史上的两次启蒙运动”。去年9月从香港中文大学退休后，金教授受邀到台湾政治大学当讲座教授，这对学术眷侣移居台北。上个月记者到文山区一所幽静的小房子，登门给金观涛教授做了一次访问。
答问录：五四90年反思 反传统是中国文化的大传统
●记者 ◎金观涛教授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五四运动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对中国文化的反思，也可以说是彻底反传统。在你看来，五四反传统，有没有动摇中国传统的道德意识形态？
◎虽然“传统”这个说法，是五四之后才有的。可是反传统即批判儒学并不是从五四开始的。每当儒学意识形态在面对外部冲击时，反传统思想会从其内部产生，与此同时还把传统道德的否定作为新道德，这是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比如说魏晋南北朝，汉代的经学即讲天人感应的宇宙儒学不能解决当时的问题时，就出现了“越名教、顺自然”潮流，这也是一种彻底反传统。魏晋玄学即为宇宙论儒学的全盘逆反，它和大乘佛教结构相同，成为中国文化第一次融合外来文化的中介。
当西方现代冲击来临时，“道德价值逆反”再次发生，对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形成产生极大影响。1895年甲午战败证明了宋明理学不能解决当时的问题，理学的价值逆反就是革命乌托邦和大同思想。虽然革命乌托邦在谭嗣同的《仁学》中已初现，但真正主导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思想是新文化运动。正因为如此，五四的反传统直指接受马列主义。我们把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到五四这一百年，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称为继魏晋南北朝融合佛教后的中西文化第二次融合。所以我说，反传统本身是中国文化的大传统。
今日研究反传统主义，必须突破对它们的评价，揭示支配其发生的深层结构，才能把反思深入下去。我们所说的超稳定结构研究，正式把这几种千年不变的深层思维模式放到太阳下看个一清二楚。
●你今天对五四有怎么样的评价？
◎我们今天评价五四，最大的困惑在于五四有不同的两面。一方面，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启蒙运动，它提出重新审视一切价值，并且高扬两种极为重要的现代价值：一个是科学——也就是科学理性主义，再一个就是人权。在这个意义上，五四确实是划时代的，其重要性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但是五四除了高扬科学与人权，还有另外一面，即新文化运动后期，发生了意识形态更替，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取代儒学，成为主导中国二十世纪的两种新道德意识形态。正因为新道德意识形态取代儒学现实社会整合，五四还带来了党国体制和意识形态的统治。它导致个性解放被抑制，党的权力凌驾宪法之上。五四这一面的种种问题，中国人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消化。
我们的研究表明，这两种互相矛盾的面向是互相联系的，其背后正式支配着文化变迁的深层模式。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十九世纪现代化社会发生大危机的情况下，从西方思想传统内部来批判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的产物。而中国人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源于逆反价值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吸收，它具有儒家意识形态的结构。正因为如此，五四后出现儒家式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点也不用奇怪了。用中国文化深层结构来说明五四这双重性，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五四是一项未完成的启蒙运动。
●在你看来，既然五四启蒙运动的任务尚未完成，是不是应将其进行到底？它和80年代中国的“文化热”有着怎么样的关联？
◎我把1980年代定位为中国的第二次思想启蒙运动。十五年前我到新加坡演讲，有人问我怎么看文化大革命和中国传统的关系。当时我回答说正在研究。现在研究已有了初步结论。文化大革命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展开，表面上反对一切传统，但在深层结构中又是十分传统的。比如文革有这样的说法：“狠批私字一闪念”，实际上是要做无产阶级的圣人；“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实际上是华夏中心主义的新表述。这些都是例子。或许，对封建专制复辟最典型地体现在人们对“革命”理解的无意识上，当时没有人想到被喊得震天价响的“革命”在中文的原意只是朝代更替。
正是这场大灾难面前，中国人再次反省。1980年代的文化热，就是五四以后的整个思想，特别是对意识形态同志的重新检讨。经历过文革的人痛感封建法西斯主义的复活是多么可怕，因此文革刚一结束，在反思传统、解放思想的潮流中，民间兴起了再一次启蒙运动。如果说五四有指向新意识形态和党国的一面，1980年代的反思则是结构意识形态批判党国体制的。在此意义上，1980年代的启蒙运动是五四的继续，力图完成五四没有实现的任务。很可惜，它的时间很短，不到10年，就被“六四”中断了。
●既然80年代启蒙运动又被中断，是不是说中国需要第三次思想启蒙运动？
◎只要启蒙的任务没有完成，它必定被历史再一次提出来。我觉得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思想文化和经济发展极不相称。现在中国经济发展举世瞩目，但宪政和政治现代化步履艰难。造成这种“经济的巨人，政治之侏儒”局面的原因，就是启蒙的缺位。
其实，如果没有宪政和政治民主化，经济快速发展导致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和社会冲突日益尖锐,经济高增长是否能持续下去，是值得怀疑的。就人的现代化而言，思想的进步不进则退。因中国官方割断历史，今年很多年轻人既不知五四，也不知1980年代。盲目的民族主义正在兴起，在复兴传统的口号下，尊孔运动搞得乌烟瘴气。中国人一旦丧失了开放的心灵，这二十年的发展也就走到尽头。在这时，重温超稳定系统的历史教训，是发人深省的。
●你在中国大陆长大，在香港20年，现在到了台湾，你怎么看两岸三地？
◎我不喜欢大陆的中央王国情节，在三个中国人的社会中，我更喜欢港台。香港的优点是多元开放和法治，但97后在退步。台湾对中国传统文化保留比大陆好。大陆尊孔，讲儒家文化，很多方面是假的。台湾就不是这样，它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儒家文化传统，民间宗教发达。在私领域很有人情味，我很喜欢台湾的学生。
从学术研究上说，我们觉得边缘化有好处。从大陆到香港，再到台湾，离开中心走到边缘，反而可以看到中心的问题，可能更加冷静。这是一种解放。对于一个中国思想者，对三个中国人的社会有实感是好事。
金观涛教授最重要论述：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
金观涛和刘青峰从科学走向人文，对中国文化进行反思时候，把自然科学的系统论用到文化研究上。他们在1974年有《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初稿，80年发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后来出版了专著《兴盛与危机》。
超稳定结构假说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以及两三百年发生一次的王朝更替，是一个超稳定系统一体的两面。中国文化是儒家道德意识形态的长期延续，这套意识形态为社会制度提供正当性，所以中国汉代独尊儒学，到了清代康有为变法还是尊儒。儒家的道德意识形态对中国大一统提供了一个蓝图，这是其他文化所没有的。
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结构不是静态延续的，一直改朝换代，可是因为道德意识形态是一个模板，当旧社会瓦解的时候，它又可以修复。所以，封建皇朝更替的现象，中国传统社会还是束缚在原有轨道上，这与儒家文化和中国传统道德意识形态是紧密相关的。
这个论述提出时，给文革后呆板的学术氛围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给年轻的知识分子很大的启发，同时也引起许多学术上的争议。
经过这些年，金观涛和刘青峰加强了古代史研究，把古代和近现代放在一起，越发觉得这个“超稳定系统”理论很有说服力。他们用这个系统，把古代和近现代的观念，再从五四到党文化，整个全都连贯起来。
Saturday, May 9, 2009
Mr Science is here, where's Mr Democracy?
文章标题：Mr Science is here, where's Mr Democracy?
文章作者：Ching Cheong
发表日期：2009年5月5日
发表媒体：《海峡时报》Straits Time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yesterday celebrated the 90th anniversar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with a strong dose of patriotism. President Hu Jintao gave a speech urging university students to uphold the “glorious banner of patriotism” that had propelled the movement.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marks an important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a. On May 4, 1919, a massive student demonstration broke out, demanding “Mr Science and Mr Democracy”. The protesters saw these two protagonists as pillars of a modern and civilised country.
Patriotism was indeed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 movement. It was sparked off as soon as the Chinese learnt that their central government had acquiesced to Japan’s 21 demands to transfer the German concessions in Shandong Province to Japan after Germany’s defeat in World War I.
Massive nationwide demonstrations that followed force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retract its acquiescence.
But what distinguished May Fourth from all other student movements was not just patriotism but its call for science and democracy. This was why historians called the movement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likening it to 17th-century Europe’s enlightenment.
Since then, democracy has become a dream of the Chinese .
It was this dream that gave birth to the CCP. A key leader behind the movement was Professor Chen Duxiu of the Beijing University. A devoted Marxist, he founded the CCP two years later.
The newly minted CCP fed on democracy and eventually defeated the ruling Kuomintang (KMT).
An iconic episode illustrates how the CCP won over all the other players. In 1945, CCP leader Mao Zedong had a famous dialogue with influential middle-of-the-road political figure Huang Yanpei on how the party could avoid the historical pitfall that saw feudal dynasties rise and fall.
Mao’s reply was terse: “We have found a new road, this is democracy.” When the dialogue was beamed across the country from the CCP headquarters in a remote plateau of north-west China, public opinion swung decisively in favour of the CCP.
War-time Reuters correspondent Doon Campbell then asked Mao to elaborate on what he meant by democracy and freedom. On democracy, Mao cited the principle set out by US president Abraham Lincoln in his famous Gettysburg address, that it is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 On freedom, he cited US president Franklin Roosevelt’s freedom of thought and religion, and freedom from want and fear.
These sincere and straightforward replies easily won people’s hearts and propelled the CCP to power.
Once in power, however, the party ceased to advocate democracy. Instead it enshrined dictatorship in the state Constitution. The 1954 Constitution called it the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and its latest amendment in 1983 called it the “proletariat dictatorship”.
This change of mind resulted in great tragedy. Between 1949 and 1976, the number of unnatural deaths in China was between 30 million and 50 million, according to estimates by 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s. At least another 100 million suffered from human rights abuses during the incessant political purges.
Yet the Chinese have not given up their dream. In April 1976, they staged a pro-democracy movement, which was promptly suppressed. But it re-surfaced in 1979 as the Xidan Democracy Wall movement. Its most prominent figure was Mr Wei Jingsheng with his call for “The Fifth Modernisation”.
He argued that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as propsed by the CCP – modernization in agriculture, industry, defence and technology – would not bring about a truly modern China without the fifth modernization. And that was political democracy. Mr Wei ended up in jail for 15 years.
The demand for democracy was the silenced for about a decade. It then re-emerged on an even greater scale, culminating in the June Fourth Tiananmen movement.
The excessive use of force in the Tiananmen crackdown of 1989 quietened the population for another 20 years. But last year, the cry for democracy surfaced again in the form of a mass signature campaign for Charter 2008, a document calling for democracy, freedom,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To be sure, from May Fourth to June Fourth, the country has made striking progress. The last 90 years could be divided exactly into three equal thirds.
The first 30 years (1919-1949) saw China groping for a way ahead. The CCP successfully identified the people’s common ideal – a strong and independent country freed from foreign domination – and delivered it. The feat gave the CCP an indisputable mandate from the people.
The next 30 years (1949-1979) saw China undergoing an extremely tough time, and by the end it was “on the blink of bankruptcy”, according to official reckoning. The CCP risked losing its mandate and was forced to reconsider its policies.
The last 30 years (1979-2009) saw China transforming itself beyond recognition, thanks to reforms and opening up.
During the last 30 years, the country has undergone a complete facelift. Its people now enjoy unprecedented affluence and personal freedom and China has reclaimed its position as one of the riche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 a position it held in the past until the mid-1800s.
These successes show that the May Fourth ideals – of science and democracy – are partially fulfilled. If the successful space walk last year is a symbol of Mr Science arriving in China, the Charter 2008 shows that Mr Democracy is not in sight yet. It will be a key test for the CCP and the people in the years ahead.
文章作者：Ching Cheong
发表日期：2009年5月5日
发表媒体：《海峡时报》Straits Time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yesterday celebrated the 90th anniversar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with a strong dose of patriotism. President Hu Jintao gave a speech urging university students to uphold the “glorious banner of patriotism” that had propelled the movement.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marks an important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a. On May 4, 1919, a massive student demonstration broke out, demanding “Mr Science and Mr Democracy”. The protesters saw these two protagonists as pillars of a modern and civilised country.
Patriotism was indeed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 movement. It was sparked off as soon as the Chinese learnt that their central government had acquiesced to Japan’s 21 demands to transfer the German concessions in Shandong Province to Japan after Germany’s defeat in World War I.
Massive nationwide demonstrations that followed force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retract its acquiescence.
But what distinguished May Fourth from all other student movements was not just patriotism but its call for science and democracy. This was why historians called the movement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likening it to 17th-century Europe’s enlightenment.
Since then, democracy has become a dream of the Chinese .
It was this dream that gave birth to the CCP. A key leader behind the movement was Professor Chen Duxiu of the Beijing University. A devoted Marxist, he founded the CCP two years later.
The newly minted CCP fed on democracy and eventually defeated the ruling Kuomintang (KMT).
An iconic episode illustrates how the CCP won over all the other players. In 1945, CCP leader Mao Zedong had a famous dialogue with influential middle-of-the-road political figure Huang Yanpei on how the party could avoid the historical pitfall that saw feudal dynasties rise and fall.
Mao’s reply was terse: “We have found a new road, this is democracy.” When the dialogue was beamed across the country from the CCP headquarters in a remote plateau of north-west China, public opinion swung decisively in favour of the CCP.
War-time Reuters correspondent Doon Campbell then asked Mao to elaborate on what he meant by democracy and freedom. On democracy, Mao cited the principle set out by US president Abraham Lincoln in his famous Gettysburg address, that it is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 On freedom, he cited US president Franklin Roosevelt’s freedom of thought and religion, and freedom from want and fear.
These sincere and straightforward replies easily won people’s hearts and propelled the CCP to power.
Once in power, however, the party ceased to advocate democracy. Instead it enshrined dictatorship in the state Constitution. The 1954 Constitution called it the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and its latest amendment in 1983 called it the “proletariat dictatorship”.
This change of mind resulted in great tragedy. Between 1949 and 1976, the number of unnatural deaths in China was between 30 million and 50 million, according to estimates by 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s. At least another 100 million suffered from human rights abuses during the incessant political purges.
Yet the Chinese have not given up their dream. In April 1976, they staged a pro-democracy movement, which was promptly suppressed. But it re-surfaced in 1979 as the Xidan Democracy Wall movement. Its most prominent figure was Mr Wei Jingsheng with his call for “The Fifth Modernisation”.
He argued that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as propsed by the CCP – modernization in agriculture, industry, defence and technology – would not bring about a truly modern China without the fifth modernization. And that was political democracy. Mr Wei ended up in jail for 15 years.
The demand for democracy was the silenced for about a decade. It then re-emerged on an even greater scale, culminating in the June Fourth Tiananmen movement.
The excessive use of force in the Tiananmen crackdown of 1989 quietened the population for another 20 years. But last year, the cry for democracy surfaced again in the form of a mass signature campaign for Charter 2008, a document calling for democracy, freedom,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To be sure, from May Fourth to June Fourth, the country has made striking progress. The last 90 years could be divided exactly into three equal thirds.
The first 30 years (1919-1949) saw China groping for a way ahead. The CCP successfully identified the people’s common ideal – a strong and independent country freed from foreign domination – and delivered it. The feat gave the CCP an indisputable mandate from the people.
The next 30 years (1949-1979) saw China undergoing an extremely tough time, and by the end it was “on the blink of bankruptcy”, according to official reckoning. The CCP risked losing its mandate and was forced to reconsider its policies.
The last 30 years (1979-2009) saw China transforming itself beyond recognition, thanks to reforms and opening up.
During the last 30 years, the country has undergone a complete facelift. Its people now enjoy unprecedented affluence and personal freedom and China has reclaimed its position as one of the riche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 a position it held in the past until the mid-1800s.
These successes show that the May Fourth ideals – of science and democracy – are partially fulfilled. If the successful space walk last year is a symbol of Mr Science arriving in China, the Charter 2008 shows that Mr Democracy is not in sight yet. It will be a key test for the CCP and the people in the years ahead.
90年后的今天，还要五四吗？
文章标题：90年后的今天，还要五四吗？
文章作者：翁德生
发表日期：2009年5月9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不想也不敢谈五四，因为没资格没条件。直到读了这段话：“我们都只看到财力贫困国家的困境，却很少想到思考力的贫困，有一天也可能成为灾难。”。（《早报星期天•想法》5月3日，陈迎竹《谁该记得五四？》）
这是先天下之忧而忧，也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我同意思考力贫困会成灾难，问题是思考力泛滥也会成灾。
五四运动有冲破封建诉求，也有民主和言论自由的诉求。如果说当时知识分子组成政党，那肯定会是超过一个政党，因为他们之间意识形态各自出现不同版本。
可是治理国家讲求的是团结，连单一政党出现分歧，都可能演变成国家灾难。
这才是掌权派和知识界最大矛盾之处。
新加坡确实是有严重社会冷漠症，追本溯源因为小岛国井井有条，社会不公不义课题不多，所以无法激发思考力。
偏偏悲情世界产生伟大创作，所以说人生尽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90年前的那场思想运动，是东方古老文明知识分子见证西方崛起，恨铁不成钢，希望自己祖国应该走出封闭传统。当时的两大诉求，民主与科学，的确是中国最欠缺的。
90年后的今天，科学是建设与破坏划上等号，而民主也开始出现强弩之末。
爱因斯坦说过：在漫长的一生中，我曾学到一件事，就是我们所有的科学，如与现实相较量，都是原始的，幼稚的，然而在我们拥有的一切当中，却是最珍贵的。
这说明近代科学实质贡献，与人类所赋予的期待，尚有一段距离。
人类寄望民主政治的梦想，同样面对正负效应。
今日的热血青年是明天的国家命运主宰者，可惜看待国家政治课题没有速成班，造成当权派和知识份子矛盾代沟周而复始。
北京将五四精神定调为爱国主义，其实六四天安门事件也属于爱国主义。最忌讳爱国变成害国，天安门事件让中国发展雪上加霜，但也迫使共产党改过自新。
所谓真金不怕火，现代社会必须经得起全民共同检验，而不只是少数知识分子的关切。
现在以后应该不需要类似的五四运动，因为社会体制越来越健全。然而五四精神应该代代相传，永垂不朽。毕竟知识界百花齐放、百鸟争鸣值得弘扬，尤其今天我们是处在经济挂帅时代都市商业化环境里。
作者是本地商人
文章作者：翁德生
发表日期：2009年5月9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不想也不敢谈五四，因为没资格没条件。直到读了这段话：“我们都只看到财力贫困国家的困境，却很少想到思考力的贫困，有一天也可能成为灾难。”。（《早报星期天•想法》5月3日，陈迎竹《谁该记得五四？》）
这是先天下之忧而忧，也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我同意思考力贫困会成灾难，问题是思考力泛滥也会成灾。
五四运动有冲破封建诉求，也有民主和言论自由的诉求。如果说当时知识分子组成政党，那肯定会是超过一个政党，因为他们之间意识形态各自出现不同版本。
可是治理国家讲求的是团结，连单一政党出现分歧，都可能演变成国家灾难。
这才是掌权派和知识界最大矛盾之处。
新加坡确实是有严重社会冷漠症，追本溯源因为小岛国井井有条，社会不公不义课题不多，所以无法激发思考力。
偏偏悲情世界产生伟大创作，所以说人生尽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90年前的那场思想运动，是东方古老文明知识分子见证西方崛起，恨铁不成钢，希望自己祖国应该走出封闭传统。当时的两大诉求，民主与科学，的确是中国最欠缺的。
90年后的今天，科学是建设与破坏划上等号，而民主也开始出现强弩之末。
爱因斯坦说过：在漫长的一生中，我曾学到一件事，就是我们所有的科学，如与现实相较量，都是原始的，幼稚的，然而在我们拥有的一切当中，却是最珍贵的。
这说明近代科学实质贡献，与人类所赋予的期待，尚有一段距离。
人类寄望民主政治的梦想，同样面对正负效应。
今日的热血青年是明天的国家命运主宰者，可惜看待国家政治课题没有速成班，造成当权派和知识份子矛盾代沟周而复始。
北京将五四精神定调为爱国主义，其实六四天安门事件也属于爱国主义。最忌讳爱国变成害国，天安门事件让中国发展雪上加霜，但也迫使共产党改过自新。
所谓真金不怕火，现代社会必须经得起全民共同检验，而不只是少数知识分子的关切。
现在以后应该不需要类似的五四运动，因为社会体制越来越健全。然而五四精神应该代代相传，永垂不朽。毕竟知识界百花齐放、百鸟争鸣值得弘扬，尤其今天我们是处在经济挂帅时代都市商业化环境里。
作者是本地商人
Friday, May 8, 2009
历史与现实
文章标题：历史与现实
文章作者：韩山元
发表日期：2009年5月8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四方八面》
历史问题往往也是现实问题，最近举行的中国五四运动90周年纪念活动，再次说明了这一点。5月2日在报业中心礼堂，金观涛教授讲中国现代与当代的两次启蒙运动，在回顾90年前的五四与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之后，他就马上联系当代的中国，说需要第三次启蒙运动，因为上一个运动没有解决一个深层的问题：政治改革问题。他认为中国终究要正视并解决这个问题，否则中国的改革开放就会停滞不前，还有可能出现反复和倒退。后来新加坡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在做总结时也指出这一点。
你看，明明讲的是五四运动这个历史问题，但终究还是要面对现实。然而，回答现实问题却不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历史学研究的是过去的事情，最了不起就是找出历史的真相，总结历史经验，那其实就是“事后诸葛亮”。请别以为做事后诸葛亮就不好，能当诸葛亮就是好，先知先觉当然最好，后知后觉又有何不可？
历史学家不肩负回答现实问题的任务，不等于说历史学家不需要关注现实问题，也不等于说历史学家不宜对现实问题发表意见。当我们强调要以史为鉴时，历史学家为我们总结的历史经验往往能启发我们对现实问题的思考。
然而，在现实中，以史为鉴这句话到了某些政治人物的脑子里，就变成了“史为我用”，他们对历史经验的取舍及尊重与否，总是结合自己的政治需要与利益来决定，这样，对历史问题的研究与解释就存在极大的可变性了。
中国文革时期的紧密配合政治需要所做的所谓历史研究与评论是对史学的灾难性的摧残，尊法反儒为“四人帮”抢班夺权造势，从批古代大儒到批当代大儒，矛头直指周恩来，历史研究为现实政治服务达到了巅峰。
原以为文革被否定之后，又经过了80年代的思想解放，中国历史研究能告别这种为现实政治服务的风气，其实不然。近年来为了配合向台湾宣传“一国两制”，争取台湾回归，一些官方色彩浓厚的学术机构就大树特树清初带兵入台的施琅的高大形象。
还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有些人要拿历史问题来为解决现实问题服务，往往过于强调和突出历史问题的某一个侧面，甚至掩盖或者歪曲了历史的其他方面，造成人们对历史认识的片面理解和误解。
过去新加坡要推行国民教育，讲到五六十年代的左倾学运与工运时，总是把当年的左派妖魔化，这是对历史的歪曲。当时，我们这些历史的见证人没有机会公开指出这个错误。
在5月4日联合早报《言论》版，我们读到了外交部长杨荣文的文章，为当年的华校生与左派讲了几句公道话，杨荣文是这样说的：
“五四运动对新加坡的发展，也有着意义深远的影响。实际上，如果不提五四，是无法理解新加坡本身的国家主义的缘起和演变的。在初期，五四影响着所有的华社团体，包括商团和宗乡会馆、报刊、学校和学生团体以及文化团体。在当时，左倾是很自然的，因为没有一些革命热情，文化复兴是无从实现的。”
对左派的评价曾经是敏感的问题，一旦成为历史了，就一般而言就不会那么敏感了，高明的政治家往往能将原来敏感的政治问题、历史问题变得不那么敏感。
退一步说，在公开场合仍然敏感的问题，如果是限在学术研究的领域，就没有必要诸多设限，大布地雷阵，因为学术研究是冷静的，思辨的，不煽情的，也就不存在犯上作乱的问题。
文章作者：韩山元
发表日期：2009年5月8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四方八面》
历史问题往往也是现实问题，最近举行的中国五四运动90周年纪念活动，再次说明了这一点。5月2日在报业中心礼堂，金观涛教授讲中国现代与当代的两次启蒙运动，在回顾90年前的五四与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之后，他就马上联系当代的中国，说需要第三次启蒙运动，因为上一个运动没有解决一个深层的问题：政治改革问题。他认为中国终究要正视并解决这个问题，否则中国的改革开放就会停滞不前，还有可能出现反复和倒退。后来新加坡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在做总结时也指出这一点。
你看，明明讲的是五四运动这个历史问题，但终究还是要面对现实。然而，回答现实问题却不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历史学研究的是过去的事情，最了不起就是找出历史的真相，总结历史经验，那其实就是“事后诸葛亮”。请别以为做事后诸葛亮就不好，能当诸葛亮就是好，先知先觉当然最好，后知后觉又有何不可？
历史学家不肩负回答现实问题的任务，不等于说历史学家不需要关注现实问题，也不等于说历史学家不宜对现实问题发表意见。当我们强调要以史为鉴时，历史学家为我们总结的历史经验往往能启发我们对现实问题的思考。
然而，在现实中，以史为鉴这句话到了某些政治人物的脑子里，就变成了“史为我用”，他们对历史经验的取舍及尊重与否，总是结合自己的政治需要与利益来决定，这样，对历史问题的研究与解释就存在极大的可变性了。
中国文革时期的紧密配合政治需要所做的所谓历史研究与评论是对史学的灾难性的摧残，尊法反儒为“四人帮”抢班夺权造势，从批古代大儒到批当代大儒，矛头直指周恩来，历史研究为现实政治服务达到了巅峰。
原以为文革被否定之后，又经过了80年代的思想解放，中国历史研究能告别这种为现实政治服务的风气，其实不然。近年来为了配合向台湾宣传“一国两制”，争取台湾回归，一些官方色彩浓厚的学术机构就大树特树清初带兵入台的施琅的高大形象。
还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有些人要拿历史问题来为解决现实问题服务，往往过于强调和突出历史问题的某一个侧面，甚至掩盖或者歪曲了历史的其他方面，造成人们对历史认识的片面理解和误解。
过去新加坡要推行国民教育，讲到五六十年代的左倾学运与工运时，总是把当年的左派妖魔化，这是对历史的歪曲。当时，我们这些历史的见证人没有机会公开指出这个错误。
在5月4日联合早报《言论》版，我们读到了外交部长杨荣文的文章，为当年的华校生与左派讲了几句公道话，杨荣文是这样说的：
“五四运动对新加坡的发展，也有着意义深远的影响。实际上，如果不提五四，是无法理解新加坡本身的国家主义的缘起和演变的。在初期，五四影响着所有的华社团体，包括商团和宗乡会馆、报刊、学校和学生团体以及文化团体。在当时，左倾是很自然的，因为没有一些革命热情，文化复兴是无从实现的。”
对左派的评价曾经是敏感的问题，一旦成为历史了，就一般而言就不会那么敏感了，高明的政治家往往能将原来敏感的政治问题、历史问题变得不那么敏感。
退一步说，在公开场合仍然敏感的问题，如果是限在学术研究的领域，就没有必要诸多设限，大布地雷阵，因为学术研究是冷静的，思辨的，不煽情的，也就不存在犯上作乱的问题。
Thursday, May 7, 2009
心中五四
文章标题：心中五四
文章作者：刘培芳
发表日期：2009年5月7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四方八面》
听五四，谈五四，每个人心中也许都有一个不同的五四。
在报业中心礼堂的《五四运动的当代回想》研讨会上，台上专家学者逐个谈，台下济济一堂。心中有小小惊喜，诧异五四课题在今天还会有那么大的吸引力。
主题或许很沉重，听的时候或许也很专注，但心情却是轻松的、随意的。
金观涛那句“中国目前经济上高度发展，思想上却高度控制，是有问题的。”重重敲击你心板，令你沉思这句话在本岛的寓意。
衣若芬以雕塑广场外墙上的巨幅鲁迅肖像，为她行云流水的生动演说掀开序幕，刺激你思考这个巨大符号的当下意涵。
梁秉赋说，老舍当年在华中教书时，对本地中学生的知识与思想水平之高足可与伦敦大学学生辩论感到惊讶。这也挖掘了你记忆深处的感思与共鸣。
李慧玲谈五四传统在新加坡的没落，提到当年的学生运动因在官方论述中被视为导致社会不安而遭否定，随后经历者选择沉默是否因为“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此语一出，马上引来满堂热烈鼓掌。掌声起落中，你读出了许多已然淹没的冤屈和寻找抚慰的情绪。
而郑永年在结语中，从中国现在发生的极大思想危机，谈到新加坡因为稳定太久，所以大家都不思考。没有思想太久，就会变得没有思想。思想是需要讨论的，而在新加坡，大家一起讨论思想的情况却很少。他不忘补充说，新加坡已经很美好了，但如何使她变得更美好，是需要讨论的。
这些话，仿佛也在鞭策着我们，心灵深处激起许多久已不曾闪现的火花。
无论你把五四视为提倡民主与科学的启蒙运动，或是反帝反殖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或是倡导白话文新思维的新文化运动，五四精神对生活在当代的知识分子甚或普罗大众来说，应该就是一种关怀社会、承担家国责任乃至全球大环境往更美好高处发展的精神，因此它也是一种勇于质疑的良知和批判的精神。
社会和谐、国家稳定是好的，但稳定绝不能压倒一切，一个全球化并大力鼓吹创意思维的社会如新加坡需要解放思想。是谁说思想解放就会造成颠覆的？是谁说开放就会导致社会动乱的？这样的定性符合逻辑吗？
90年后的今天回看五四，想不到心湖还会有些荡漾。但往后呢？谁知道？舒适的物质生活，或者烦杂的人生俗务及忙碌的职场生涯里，多数人都变得因循和懒惰思考了。而懒人里，或许也包括了我自己。
文章作者：刘培芳
发表日期：2009年5月7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四方八面》
听五四，谈五四，每个人心中也许都有一个不同的五四。
在报业中心礼堂的《五四运动的当代回想》研讨会上，台上专家学者逐个谈，台下济济一堂。心中有小小惊喜，诧异五四课题在今天还会有那么大的吸引力。
主题或许很沉重，听的时候或许也很专注，但心情却是轻松的、随意的。
金观涛那句“中国目前经济上高度发展，思想上却高度控制，是有问题的。”重重敲击你心板，令你沉思这句话在本岛的寓意。
衣若芬以雕塑广场外墙上的巨幅鲁迅肖像，为她行云流水的生动演说掀开序幕，刺激你思考这个巨大符号的当下意涵。
梁秉赋说，老舍当年在华中教书时，对本地中学生的知识与思想水平之高足可与伦敦大学学生辩论感到惊讶。这也挖掘了你记忆深处的感思与共鸣。
李慧玲谈五四传统在新加坡的没落，提到当年的学生运动因在官方论述中被视为导致社会不安而遭否定，随后经历者选择沉默是否因为“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此语一出，马上引来满堂热烈鼓掌。掌声起落中，你读出了许多已然淹没的冤屈和寻找抚慰的情绪。
而郑永年在结语中，从中国现在发生的极大思想危机，谈到新加坡因为稳定太久，所以大家都不思考。没有思想太久，就会变得没有思想。思想是需要讨论的，而在新加坡，大家一起讨论思想的情况却很少。他不忘补充说，新加坡已经很美好了，但如何使她变得更美好，是需要讨论的。
这些话，仿佛也在鞭策着我们，心灵深处激起许多久已不曾闪现的火花。
无论你把五四视为提倡民主与科学的启蒙运动，或是反帝反殖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或是倡导白话文新思维的新文化运动，五四精神对生活在当代的知识分子甚或普罗大众来说，应该就是一种关怀社会、承担家国责任乃至全球大环境往更美好高处发展的精神，因此它也是一种勇于质疑的良知和批判的精神。
社会和谐、国家稳定是好的，但稳定绝不能压倒一切，一个全球化并大力鼓吹创意思维的社会如新加坡需要解放思想。是谁说思想解放就会造成颠覆的？是谁说开放就会导致社会动乱的？这样的定性符合逻辑吗？
90年后的今天回看五四，想不到心湖还会有些荡漾。但往后呢？谁知道？舒适的物质生活，或者烦杂的人生俗务及忙碌的职场生涯里，多数人都变得因循和懒惰思考了。而懒人里，或许也包括了我自己。
高高在上的“民主”和“科学”
文章标题：高高在上的“民主”和“科学”
文章作者：杜平
发表日期：2009年5月7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五四运动已经90周年，当年提出的“民主”、“科学”等口号再次响起。自从中国现代史由此开启以来，新旧时代更迭，世事沧海桑田，“德先生”、“赛先生”依然鲜活，但依然是若即若离、似近却远。历史和现实就是如此地相互映照和呼应，难以区隔，无法割断。
“五四”时期，振臂高呼“民主”和“科学”者，是一批以救国为己任的人们，博古而通今，纯粹而无私，偏激却可敬，浑身热血沸腾。而90年后之今日，高喊这些口号者中，虽然不乏有识有德、情操高尚之士，但究竟还有多少人是发自肺腑、情不自禁，并且脚踏实地、从自我修身做起？笔者不敢妄言。只是仿佛觉得，在世风混浊、轻飘浮躁的新时代背景之下，“五四”先驱者们的那份真诚、纯粹与执著并不多见。
精英与大众之间的隔膜
当代中国社会无疑比过去更为复杂，所以更需要民主和科学的精神。除了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和权贵阶层之外，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大众，尤其需要用民主和科学的精神来启智化愚、充实自己，维护自己的权益，追求平等和公正。但是，从目前的情形看，不同阶层的人群都在埋头追求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彼此之间互不相干、冷漠以对。如同90年前，当代弱势群体中的很多人依然不知“民主”、“科学”为何物，使得知识阶层的政治诉求变成无人喝采的仪式。
五四运动的精神来自于大公无私，其可贵之处在于有一批有道德良心和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试图为愚昧的大众进行思想启蒙，为工农阶级的利益奔走呼号，尽管他们的努力最终还是脱离了社会底层。那些老于世故、养尊处优的人们，那些对利害得失斤斤计较的人们，是不能担当起这种责任的。
而在当代中国社会，庞大的弱势群体其实更需要这些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意识的知识分子，帮助他们启迪智慧，为他们的权益仗义执言。只可惜，这样的知识分子不是越来越多，而是凤毛麟角。若仅仅是为了纪念“五四”而偶尔走出象牙之塔，重复几句当年的口号，说一些没有灵魂的应景之辞，那对中国社会的现实究竟有何意义？
“五四”之后的90年间，“民主”和“科学”在中国从来就是常说常新，但为什么有些时候具有强大的社会感召力，有些时候却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后者的问题，在于和普通大众之间存在着隔膜。一是因为倡导者始终在抽象的概念上来回打转，错以为概念本身就能解决中国面对的所有问题；二是因为高举这些旗帜者，并没有以身作则和身体力行，反而是高高地漂浮在普通民众和社会现实之上。
体制障碍与国民性格
二十年前，大约就在此时，北京的一些大学生们为了践行“五四精神”而打出了一幅标语，上面赫然写着：“七十年了！”意思是，在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七十年的时候，理想依然只是理想，中国社会的某些方面依然没有多大改变。现在，面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现实，很多人也在叹息：“九十年了！”。
确实，与经济和商业环境相比，中国的社会环境、司法环境和人权环境等等，与这个崛起大国的身份并不相称，与其追求的远大目标也不相适应。而其中的主要障碍，既来自于体制，也来自于国民本身。
以历史的眼光看，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关键因素，并非只是体制，而更是国民或社会的性格特质。当代中国的面貌之所以是如此，既是社会体制所影响，更是国民性格所塑造。当然，体制会影响国民性格，但国民性格对体制的影响更大。这就是为什么五四运动所追求的目标，不只是试图以批判的精神改良社会体制，而更是以反思的精神去进行文化创新，重塑国民性格。这既是开启民智的社会运动，更是自我批判、自我启蒙的精神反刍过程。
可是，在谈及“五四”的时候，中国知识界只是集中于指摘体制的弊端，止于笼而统之地推崇“科学”和“民主”的概念，却没有深切地反躬自问、求之于己、审视国民性格的塑造。就像议论文革，不少人都强调自己是那个时代的受害者，但却回避或者故意忘记自己对那个时代的“贡献”。
把自己下沉到民众之中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先天都是正义者的化身，家国情怀浓烈，充满理想，满身正气，矢志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但有一个缺点，就是人格容易因为地位和身份的变化而发生异化。忧忧不得志者，往往走入极端，偏狭过激，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结果与社会现实格格不入，与政治体制势不两立。至于得宠得势者，就更容易踌躇满志、忘乎所以，甚至变得比权贵阶层更加面目可憎。
因此，若要继承和弘扬五四精神，中国知识阶层首先要端正自身，既要避免“五四”时代的急躁、激进和盲目，更要慎防孤芳自赏和自命不凡，唾弃浮躁与矫情，减少怨天尤人的情绪，把自己下沉到社会现实和劳苦大众之中。只有如此，当代知识分子才有可能超越“五四”情结，才能帮助社会端正国民性格，促进文化和体制的改良与进步。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文章作者：杜平
发表日期：2009年5月7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五四运动已经90周年，当年提出的“民主”、“科学”等口号再次响起。自从中国现代史由此开启以来，新旧时代更迭，世事沧海桑田，“德先生”、“赛先生”依然鲜活，但依然是若即若离、似近却远。历史和现实就是如此地相互映照和呼应，难以区隔，无法割断。
“五四”时期，振臂高呼“民主”和“科学”者，是一批以救国为己任的人们，博古而通今，纯粹而无私，偏激却可敬，浑身热血沸腾。而90年后之今日，高喊这些口号者中，虽然不乏有识有德、情操高尚之士，但究竟还有多少人是发自肺腑、情不自禁，并且脚踏实地、从自我修身做起？笔者不敢妄言。只是仿佛觉得，在世风混浊、轻飘浮躁的新时代背景之下，“五四”先驱者们的那份真诚、纯粹与执著并不多见。
精英与大众之间的隔膜
当代中国社会无疑比过去更为复杂，所以更需要民主和科学的精神。除了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和权贵阶层之外，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大众，尤其需要用民主和科学的精神来启智化愚、充实自己，维护自己的权益，追求平等和公正。但是，从目前的情形看，不同阶层的人群都在埋头追求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彼此之间互不相干、冷漠以对。如同90年前，当代弱势群体中的很多人依然不知“民主”、“科学”为何物，使得知识阶层的政治诉求变成无人喝采的仪式。
五四运动的精神来自于大公无私，其可贵之处在于有一批有道德良心和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试图为愚昧的大众进行思想启蒙，为工农阶级的利益奔走呼号，尽管他们的努力最终还是脱离了社会底层。那些老于世故、养尊处优的人们，那些对利害得失斤斤计较的人们，是不能担当起这种责任的。
而在当代中国社会，庞大的弱势群体其实更需要这些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意识的知识分子，帮助他们启迪智慧，为他们的权益仗义执言。只可惜，这样的知识分子不是越来越多，而是凤毛麟角。若仅仅是为了纪念“五四”而偶尔走出象牙之塔，重复几句当年的口号，说一些没有灵魂的应景之辞，那对中国社会的现实究竟有何意义？
“五四”之后的90年间，“民主”和“科学”在中国从来就是常说常新，但为什么有些时候具有强大的社会感召力，有些时候却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后者的问题，在于和普通大众之间存在着隔膜。一是因为倡导者始终在抽象的概念上来回打转，错以为概念本身就能解决中国面对的所有问题；二是因为高举这些旗帜者，并没有以身作则和身体力行，反而是高高地漂浮在普通民众和社会现实之上。
体制障碍与国民性格
二十年前，大约就在此时，北京的一些大学生们为了践行“五四精神”而打出了一幅标语，上面赫然写着：“七十年了！”意思是，在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七十年的时候，理想依然只是理想，中国社会的某些方面依然没有多大改变。现在，面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现实，很多人也在叹息：“九十年了！”。
确实，与经济和商业环境相比，中国的社会环境、司法环境和人权环境等等，与这个崛起大国的身份并不相称，与其追求的远大目标也不相适应。而其中的主要障碍，既来自于体制，也来自于国民本身。
以历史的眼光看，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关键因素，并非只是体制，而更是国民或社会的性格特质。当代中国的面貌之所以是如此，既是社会体制所影响，更是国民性格所塑造。当然，体制会影响国民性格，但国民性格对体制的影响更大。这就是为什么五四运动所追求的目标，不只是试图以批判的精神改良社会体制，而更是以反思的精神去进行文化创新，重塑国民性格。这既是开启民智的社会运动，更是自我批判、自我启蒙的精神反刍过程。
可是，在谈及“五四”的时候，中国知识界只是集中于指摘体制的弊端，止于笼而统之地推崇“科学”和“民主”的概念，却没有深切地反躬自问、求之于己、审视国民性格的塑造。就像议论文革，不少人都强调自己是那个时代的受害者，但却回避或者故意忘记自己对那个时代的“贡献”。
把自己下沉到民众之中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先天都是正义者的化身，家国情怀浓烈，充满理想，满身正气，矢志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但有一个缺点，就是人格容易因为地位和身份的变化而发生异化。忧忧不得志者，往往走入极端，偏狭过激，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结果与社会现实格格不入，与政治体制势不两立。至于得宠得势者，就更容易踌躇满志、忘乎所以，甚至变得比权贵阶层更加面目可憎。
因此，若要继承和弘扬五四精神，中国知识阶层首先要端正自身，既要避免“五四”时代的急躁、激进和盲目，更要慎防孤芳自赏和自命不凡，唾弃浮躁与矫情，减少怨天尤人的情绪，把自己下沉到社会现实和劳苦大众之中。只有如此，当代知识分子才有可能超越“五四”情结，才能帮助社会端正国民性格，促进文化和体制的改良与进步。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Wednesday, May 6, 2009
九十论百里
文章标题：九十论百里
文章作者：余光中
发表日期：2009年5月3日
发表媒体：《联合报》
五四迄今，忽已九十周年，思之堪惊。当日的读书人，为挽救中国之积弱不振，有心引进西方文化，呼声最高的两大理念，是德先生与赛先生。赛先生最受欢迎，求知求真的科学精神未必深入人心，但科技带来的方便舒适，却无人拒绝。另一方面，科技后遗症的环保危机，也赋“杞人忧天”以新的意义。
德先生表面上也普受欢迎，其实往往口是心非，阳奉阴违，仍是一位不受尊敬，甚至常遭虐待的客人。这位不速之客，若无自由相助，就有口难言，若无法治支持，就有足难行。所以他的招牌虽然到处高挂，其实店里的货却当不得真。
五四90周年 冷落孔先生
而这么多年来，孔先生却被冷落了。西学为用，往往变成西化为体。所以“打倒孔家店”发难于先，“批孔扬秦”高潮随后，令夫子无所容于天地，钱穆、唐君毅、牟宗三果然“乘桴浮于海”。到了今天，北京却回过头来，广在海外设立孔子学院。台湾也不能免，教育部这些年来一直在“去中国化”，包括“去儒”、“去故宫”，如今杜部长虽已“去冠”，其势仍未止。另一方式之“去”，则是“国科会”。科学之于人生当然非常重要，但是不能取代一切学问。独尊科学而轻人文，将使民族之心灵“六神无主”。我一直认为“国家科学发展委员会”早应正名为“国家学术发展委员会”。马总统关怀中华文化，一直主张“繁体字”应改称“正体字”，令人钦佩。但是“国科会”应否考虑正名，也望他能关心。
白话含文言 文字有力量
五四另一变革，便是弃文言，行白话，乃有新文学、白话文学。如果有人认为，文言已成冥钞，白话才是现款，就错了。文言其实是以成语的身分传了下来：受过教育的人，每天口头无可避免地要说许多成语，而一篇白话文更需要一些简洁、铿锵，甚至对仗的成语来滋润、变化，或加强。无论口头或书面，如果禁用成语，势必松散而累赘，费力又耗时。何况许多成语都含有生动的比喻，例如“釜底抽薪”、“破釜沉舟”、“心血来潮”、“目光如豆”、“孤掌难鸣”、“众志成城”。
有些场合，简练的文言才有力量，所以“毋忘在莒”之后有“庄敬自强”，“庄敬自强”之后有“戒急用忍”。就连五四的爱国运动，也不免动用岳飞的壮语“还我河山”。经典之作若不保留原文，也会失去权威，破坏气氛。论语庄孟，能用白话代替吗？金刚经、心经，不用鸠摩罗什、玄奘的文言体而改成白话，佛教徒肯念吗？牧师讲道，不还是在用十七世纪的《钦定本》吗？
慈母手中线 动人又白话
文言与白话并非截然可分。六百年前的《水浒传》已经用白话写了，至于宋人话本，就更早了。在文言与白话之间，旧小说的章回体极兼善的过渡。今日的青年未曾经历此一边疆，只迷于当前畅销的翻译小说，对中文的认识乃停留于平面，而不知有文白对照甚至文白相济的立体感。
其实古诗之深入浅出者，多非文言。“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不能再白了。“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生年不满百，长怀千岁忧”；也和文言无关。如果把唐诗宋词都算在文言的比例里，是不合理的。老实说，今日报刊上发表的现代诗，有许多比古人深入浅出的诗词难懂多了。
读古典文学 涵养好作家
至于古文本身，也大有艰深与平易之分。国文课本选文，艰深古僻的可以避免，平易动人的不妨容纳，其间的取舍天地仍大。我的专业是英国文学，应该不算学究中遗老。读了六十多年英诗，教了五十年英诗，也做了半世纪的翻译，我的结论是：古典文学与古文，对于现代作家的修养与气度，教益至巨。我自己及身而验，相信对于王鼎钧、张晓风等，也是如此。
（本文作者为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理事长）
文章作者：余光中
发表日期：2009年5月3日
发表媒体：《联合报》
五四迄今，忽已九十周年，思之堪惊。当日的读书人，为挽救中国之积弱不振，有心引进西方文化，呼声最高的两大理念，是德先生与赛先生。赛先生最受欢迎，求知求真的科学精神未必深入人心，但科技带来的方便舒适，却无人拒绝。另一方面，科技后遗症的环保危机，也赋“杞人忧天”以新的意义。
德先生表面上也普受欢迎，其实往往口是心非，阳奉阴违，仍是一位不受尊敬，甚至常遭虐待的客人。这位不速之客，若无自由相助，就有口难言，若无法治支持，就有足难行。所以他的招牌虽然到处高挂，其实店里的货却当不得真。
五四90周年 冷落孔先生
而这么多年来，孔先生却被冷落了。西学为用，往往变成西化为体。所以“打倒孔家店”发难于先，“批孔扬秦”高潮随后，令夫子无所容于天地，钱穆、唐君毅、牟宗三果然“乘桴浮于海”。到了今天，北京却回过头来，广在海外设立孔子学院。台湾也不能免，教育部这些年来一直在“去中国化”，包括“去儒”、“去故宫”，如今杜部长虽已“去冠”，其势仍未止。另一方式之“去”，则是“国科会”。科学之于人生当然非常重要，但是不能取代一切学问。独尊科学而轻人文，将使民族之心灵“六神无主”。我一直认为“国家科学发展委员会”早应正名为“国家学术发展委员会”。马总统关怀中华文化，一直主张“繁体字”应改称“正体字”，令人钦佩。但是“国科会”应否考虑正名，也望他能关心。
白话含文言 文字有力量
五四另一变革，便是弃文言，行白话，乃有新文学、白话文学。如果有人认为，文言已成冥钞，白话才是现款，就错了。文言其实是以成语的身分传了下来：受过教育的人，每天口头无可避免地要说许多成语，而一篇白话文更需要一些简洁、铿锵，甚至对仗的成语来滋润、变化，或加强。无论口头或书面，如果禁用成语，势必松散而累赘，费力又耗时。何况许多成语都含有生动的比喻，例如“釜底抽薪”、“破釜沉舟”、“心血来潮”、“目光如豆”、“孤掌难鸣”、“众志成城”。
有些场合，简练的文言才有力量，所以“毋忘在莒”之后有“庄敬自强”，“庄敬自强”之后有“戒急用忍”。就连五四的爱国运动，也不免动用岳飞的壮语“还我河山”。经典之作若不保留原文，也会失去权威，破坏气氛。论语庄孟，能用白话代替吗？金刚经、心经，不用鸠摩罗什、玄奘的文言体而改成白话，佛教徒肯念吗？牧师讲道，不还是在用十七世纪的《钦定本》吗？
慈母手中线 动人又白话
文言与白话并非截然可分。六百年前的《水浒传》已经用白话写了，至于宋人话本，就更早了。在文言与白话之间，旧小说的章回体极兼善的过渡。今日的青年未曾经历此一边疆，只迷于当前畅销的翻译小说，对中文的认识乃停留于平面，而不知有文白对照甚至文白相济的立体感。
其实古诗之深入浅出者，多非文言。“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不能再白了。“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生年不满百，长怀千岁忧”；也和文言无关。如果把唐诗宋词都算在文言的比例里，是不合理的。老实说，今日报刊上发表的现代诗，有许多比古人深入浅出的诗词难懂多了。
读古典文学 涵养好作家
至于古文本身，也大有艰深与平易之分。国文课本选文，艰深古僻的可以避免，平易动人的不妨容纳，其间的取舍天地仍大。我的专业是英国文学，应该不算学究中遗老。读了六十多年英诗，教了五十年英诗，也做了半世纪的翻译，我的结论是：古典文学与古文，对于现代作家的修养与气度，教益至巨。我自己及身而验，相信对于王鼎钧、张晓风等，也是如此。
（本文作者为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理事长）
Tuesday, May 5, 2009
中国仍然需要“五四精神”
文章标题：中国仍然需要“五四精神”
文章作者：王龙（石家庄）
发表日期：2009年5月5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天下事》
每到“五四运动”纪念日，都会产生很多相关话题，这似乎形成了惯例。时间和角度不同，人们的诠释也不同。比如，有政论者批评“五四”破坏宪政，有法学家称学生火烧赵家楼违法，有学者指责“新文化运动”阻断了传统文化的延续。好在中国人对历史的态度并不认真，明白有人翻旧账大多是为了古为今用，至于“五四”最终是推动了文化的发展，还是破坏了传统文化的根基，站在自己的角度，完全可以信口去说。
用民主反专制，用启蒙反传统
作为近代史上的一个事件，“五四”能一直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本身很耐人寻味。以反帝开始，最终演绎成为一场“新文化运动”，其中涉及体制走向和社会文化变迁，直接或间接评述都在情理之中。只是当越来越多的人用单一的心态解读时，本来以“爱国运动”著称的“五四”就变得千疮百孔，甚至一无是处，其精神内核“民主”、“科学”也渐行渐远。
90年前，学生游行、火烧赵家楼和文化没有任何关系，即使没有“新文化运动”，学生上街游行也是必然。原因是“巴黎和会”把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推到了被瓜分的边缘，在经历了甲午惨败、庚子赔款后，唯“洋务”马首是瞻的知识精英们终于知道了自己是一厢情愿，虽然帝制已被推翻，却没让中国人看到苦难的边缘。国家没有一套可行的治国方略，知识分子没有精神寄托，普罗大众没有是非观念，一切善恶都以金钱作为衡量标准，国粹派、洋务派、宪政派、军国派你方唱罢我登场，致使中国进入了空前的绝望时期。
平心而论，一群学生游行本不足以开启一个新时代，写血书也罢，烧房子也罢，也仅是个小范围的学潮。关键是北洋政府的镇压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社会舆论一边倒，使赵家楼的一把火升腾为反帝、反封建、反独裁的熊熊大火。在很长一个时期，这把火被视为革命的象征。所以，“五四”被中国人定义为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是用民主反专制，用启蒙反传统，并一直占据着民族主义和政治道德的制高点。
中国的民族复兴和文化创新之路仍然处于探索时期，尽管时光已过去近一个世纪，当年提出的问题至今尚无答案。但不管怎么说，“五四”的确培养了一大批有抱负的人物，这些人广泛散落在社会各个阶层，既有李大钊那样的优秀学者，也有汪精卫那样的变节分子。
依然在探索科学与民主
这就是“五四”。各色人等都可以标举其大旗，在“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口号下践行自己的一套理论。也正是因为这样，“五四”才是个永远争议的话题，而越是争议，就越说明社会的复杂性，由此反衬出“五四”在今天存在的价值——它有时像一面镜子，折射出的影像足以使人明辨是非，让许多现代版的李大钊、汪精卫越来越清晰。
站在利益角度看历史，往往不如旁观者看得清楚。英国学者米德在所著的《痛苦的革命》一书中认为，“五四运动”对中国的意义不在于事件本身，而在于它影响了此后中国的社会氛围和政治情绪。这一论述很客观，比起中国某些学者的高论经得起推敲，理由是那时候倡导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并未过时，在整个20世纪都是以此为基点，为中国铺就了一条理想之路。但这“理想”还没有到触手可及的程度，不但封建的“官本位”阴魂没有散尽，“科学”的要义在权力和金钱面前微不足道。
陈独秀在《新青年》开卷第一篇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这声音如洪钟大吕，穿过90年的时光仍然余音袅袅，它透出了一个能产生严复、梁启超、胡适、鲁迅等思想家的时代特质，注定了“五四”将成为一种精神。
人们纪念“五四”，是因为进入全球化的中国更需要摆脱蒙昧，社会文化更需要创新，政治文明更需要进步。或说，中国社会任何时候达不到当年的理想值，“五四”就会时刻承载起这个民族的记忆。
作者是中国媒体人
文章作者：王龙（石家庄）
发表日期：2009年5月5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天下事》
每到“五四运动”纪念日，都会产生很多相关话题，这似乎形成了惯例。时间和角度不同，人们的诠释也不同。比如，有政论者批评“五四”破坏宪政，有法学家称学生火烧赵家楼违法，有学者指责“新文化运动”阻断了传统文化的延续。好在中国人对历史的态度并不认真，明白有人翻旧账大多是为了古为今用，至于“五四”最终是推动了文化的发展，还是破坏了传统文化的根基，站在自己的角度，完全可以信口去说。
用民主反专制，用启蒙反传统
作为近代史上的一个事件，“五四”能一直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本身很耐人寻味。以反帝开始，最终演绎成为一场“新文化运动”，其中涉及体制走向和社会文化变迁，直接或间接评述都在情理之中。只是当越来越多的人用单一的心态解读时，本来以“爱国运动”著称的“五四”就变得千疮百孔，甚至一无是处，其精神内核“民主”、“科学”也渐行渐远。
90年前，学生游行、火烧赵家楼和文化没有任何关系，即使没有“新文化运动”，学生上街游行也是必然。原因是“巴黎和会”把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推到了被瓜分的边缘，在经历了甲午惨败、庚子赔款后，唯“洋务”马首是瞻的知识精英们终于知道了自己是一厢情愿，虽然帝制已被推翻，却没让中国人看到苦难的边缘。国家没有一套可行的治国方略，知识分子没有精神寄托，普罗大众没有是非观念，一切善恶都以金钱作为衡量标准，国粹派、洋务派、宪政派、军国派你方唱罢我登场，致使中国进入了空前的绝望时期。
平心而论，一群学生游行本不足以开启一个新时代，写血书也罢，烧房子也罢，也仅是个小范围的学潮。关键是北洋政府的镇压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社会舆论一边倒，使赵家楼的一把火升腾为反帝、反封建、反独裁的熊熊大火。在很长一个时期，这把火被视为革命的象征。所以，“五四”被中国人定义为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是用民主反专制，用启蒙反传统，并一直占据着民族主义和政治道德的制高点。
中国的民族复兴和文化创新之路仍然处于探索时期，尽管时光已过去近一个世纪，当年提出的问题至今尚无答案。但不管怎么说，“五四”的确培养了一大批有抱负的人物，这些人广泛散落在社会各个阶层，既有李大钊那样的优秀学者，也有汪精卫那样的变节分子。
依然在探索科学与民主
这就是“五四”。各色人等都可以标举其大旗，在“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口号下践行自己的一套理论。也正是因为这样，“五四”才是个永远争议的话题，而越是争议，就越说明社会的复杂性，由此反衬出“五四”在今天存在的价值——它有时像一面镜子，折射出的影像足以使人明辨是非，让许多现代版的李大钊、汪精卫越来越清晰。
站在利益角度看历史，往往不如旁观者看得清楚。英国学者米德在所著的《痛苦的革命》一书中认为，“五四运动”对中国的意义不在于事件本身，而在于它影响了此后中国的社会氛围和政治情绪。这一论述很客观，比起中国某些学者的高论经得起推敲，理由是那时候倡导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并未过时，在整个20世纪都是以此为基点，为中国铺就了一条理想之路。但这“理想”还没有到触手可及的程度，不但封建的“官本位”阴魂没有散尽，“科学”的要义在权力和金钱面前微不足道。
陈独秀在《新青年》开卷第一篇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这声音如洪钟大吕，穿过90年的时光仍然余音袅袅，它透出了一个能产生严复、梁启超、胡适、鲁迅等思想家的时代特质，注定了“五四”将成为一种精神。
人们纪念“五四”，是因为进入全球化的中国更需要摆脱蒙昧，社会文化更需要创新，政治文明更需要进步。或说，中国社会任何时候达不到当年的理想值，“五四”就会时刻承载起这个民族的记忆。
作者是中国媒体人
超越五四、超越中西文化的对立
文章标题：超越五四、超越中西文化的对立
文章作者：霍韬晦
发表日期：1990年5月1日
发表媒体：《法灯》第95期、《法住于世•时代篇》
五四运动七十一周年了。五四运动的积极意义是争取民主、迎进科学、开启民智、发掘人性的新图象、寻求中国参与世界的新文化的基础；五四的消极意义是反封建、反帝国主义、批判传统、扬弃中国文化。有立有破，两面同时进军。不幸的是，经过七十年，民主与科学仍然停留在口号阶段，民智仍然蒙昧，知识分子仍然依附在政权上生存；而反的一面，责仍有人嫌不够彻底，要把传统文化视为「历史积淀」予以对付、清除。七十年了，中国人基本上仍在原来的思维模式上转，何能进步？
可悲的重复
年年纪念五四，年年重弹旧调，用李泽厚的话来说，是「可悲的重复」[1]。最近，国内学者终于提出「超越五四」的新口号，我认为在观念上是有了突破，十分可喜，但可惜在内容上提得不够集体，甚至有的学者认为：「超越就是把传统不仅当作主体文化背景，而且把它对象化为客体，清楚地认识它、转化它、扬弃它。」[2]这就不是超越五四了；这不过是更激烈地继承了五四对传统的批判而已。自其本质上说，亦正是一种「可悲的重复」。
没有志气，中国人永远翻不了身
真要超越五四，必须超越五四的思维格局。五四中人把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化对立起来，误以为西方的民主、科学是人类文明的最高典范，有普遍性、有必然性，于是以之作为标准来改造自己，以求中国文化自行「涅槃」。为了替西方文化的进入清除障碍，五四中人对西方文化并未认真研究、恳切学习，反而只是集中力量来拆毁自己的城墙，从事内部斗争。五四中人面对西方强敌，已经丧失斗志；他们不敢思维西方的弱点，亦无涵盖敌人的气度，反而只是仰慕敌人的强大，希望自己变成敌人的样子，这在心理已经屈膝了。没有志气，中国人永远翻不了身。五四中人对传统文化虽然凶巴巴，但不能对外，对外的时候，只是可怜的自卑者。
没有志气，这是亡国的征兆。就是要我们自己能站得住；虽外无凭藉，仍然无惧。这不是依赖血气之勇，而是依赖三千年来使我们得以站立的文化，文化是在生活的智慧，中国民族的文化就是使中国民族能够经历险阻而不解体的重要原因。一民族的文化是一民族生存的最后基地，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基地拔除呢？我们现在很难了解五四中人为什么那么愚昧和狂乱。
也许五四中人所看到的中国文化全是负面，透过西方的自由、民主、科学的眼镜，中国文化几乎一无是处，所谓「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无一不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这当然是要全部予以粉碎的了；他们只有嫌其粉碎得不彻底，更不会明白这个文化对自己所曾作出的伟大贡献，同时是使自己能生存下去的力量之源。
超越五四的思维方式
五四中人对文化的了解是一方位的（one dimension），并不知道文化的多维性格，更不能体会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价值源头；从价值源头上讲，世界上的每一支文化都有正面意义，都要成就一些价值理想，例如希腊人对知识的探求、希伯来人对上帝的依赖、罗马人对律法的制订，乃至共产主义者争取平等、民主斗士重视人权，都是依于人的内在要求而出，于是开出无数价值世界。这些价值既然内根于人，即是有其不可灭绝的需要；它们构成冲突，只是在不容的时空、不同的历史行程中落实的结果，并非不可并存。一定要消灭一个理想来成全另一个理想，太偏激了，也太悲剧性了。为什么不条理这些理想与不同的价值观念，为它们划分分际与建造阶梯呢？「君子和而不同」，这是传统文化对独立人格的尊重；现代民主社会，则以法律保障人权，我看不出两者需要动刀枪。过去我们文化中没有充分发展出来的东西，如民主和科学，现在可以有，却不必先剪断自己的根。这只要看当今东亚地区的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在接受西方文化的过程中，都没有这种要求自己文化先死亡的例子，可见五四中人的思维方式是错了。
依佛教说，人必须为自己的无知偿付代价。五四的对立格局，使我们纠缠在中西文化论争史中七十年，愈刺伤中国文化愈引致痛苦的挣扎，时间亦愈浪费，精力亦愈消耗。现在是超越五四的对立格局的时候了。
五四中人的根本错误是把中西文化看成两个对立的实体，同时以西方文化为典范，于是采取简单的「非此即彼」的斗争方式来解决，历史文化是流动的，它不只有弹性，而且有发展性、涵摄性，其间的消长全视乎它的生命力而定。这个生命力就是自信。即使我战败，我仍有权过我自己的生活；即使我接受西方文化的民主和科学，这仍不表示中国的德治解释为人治与独裁政治，那不只是侮辱祖宗，而且只有说明自己的卑下。我并非要国人妄自尊大，而是一个民族在忧患中不可失去自信。五四中人有忧患感，这本是复国兴邦的动力，可惜在具体思维方面错了，在实际工作方面也错了。七十年来，我们不只在政治上内斗，在军事上内斗，在文化上也内斗。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凝聚力呢？当然是花果飘零了。
我希望海内外的中国人都来深思，尤其在纪念五四的时候。
注：
[1] 李泽厚：〈五四的是是非非〉，《论传统与反传统》页一三二。
[2] 包遵信：〈从启蒙到新启蒙〉，《从五四到新五四》页一七六。
文章作者：霍韬晦
发表日期：1990年5月1日
发表媒体：《法灯》第95期、《法住于世•时代篇》
五四运动七十一周年了。五四运动的积极意义是争取民主、迎进科学、开启民智、发掘人性的新图象、寻求中国参与世界的新文化的基础；五四的消极意义是反封建、反帝国主义、批判传统、扬弃中国文化。有立有破，两面同时进军。不幸的是，经过七十年，民主与科学仍然停留在口号阶段，民智仍然蒙昧，知识分子仍然依附在政权上生存；而反的一面，责仍有人嫌不够彻底，要把传统文化视为「历史积淀」予以对付、清除。七十年了，中国人基本上仍在原来的思维模式上转，何能进步？
可悲的重复
年年纪念五四，年年重弹旧调，用李泽厚的话来说，是「可悲的重复」[1]。最近，国内学者终于提出「超越五四」的新口号，我认为在观念上是有了突破，十分可喜，但可惜在内容上提得不够集体，甚至有的学者认为：「超越就是把传统不仅当作主体文化背景，而且把它对象化为客体，清楚地认识它、转化它、扬弃它。」[2]这就不是超越五四了；这不过是更激烈地继承了五四对传统的批判而已。自其本质上说，亦正是一种「可悲的重复」。
没有志气，中国人永远翻不了身
真要超越五四，必须超越五四的思维格局。五四中人把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化对立起来，误以为西方的民主、科学是人类文明的最高典范，有普遍性、有必然性，于是以之作为标准来改造自己，以求中国文化自行「涅槃」。为了替西方文化的进入清除障碍，五四中人对西方文化并未认真研究、恳切学习，反而只是集中力量来拆毁自己的城墙，从事内部斗争。五四中人面对西方强敌，已经丧失斗志；他们不敢思维西方的弱点，亦无涵盖敌人的气度，反而只是仰慕敌人的强大，希望自己变成敌人的样子，这在心理已经屈膝了。没有志气，中国人永远翻不了身。五四中人对传统文化虽然凶巴巴，但不能对外，对外的时候，只是可怜的自卑者。
没有志气，这是亡国的征兆。就是要我们自己能站得住；虽外无凭藉，仍然无惧。这不是依赖血气之勇，而是依赖三千年来使我们得以站立的文化，文化是在生活的智慧，中国民族的文化就是使中国民族能够经历险阻而不解体的重要原因。一民族的文化是一民族生存的最后基地，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基地拔除呢？我们现在很难了解五四中人为什么那么愚昧和狂乱。
也许五四中人所看到的中国文化全是负面，透过西方的自由、民主、科学的眼镜，中国文化几乎一无是处，所谓「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无一不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这当然是要全部予以粉碎的了；他们只有嫌其粉碎得不彻底，更不会明白这个文化对自己所曾作出的伟大贡献，同时是使自己能生存下去的力量之源。
超越五四的思维方式
五四中人对文化的了解是一方位的（one dimension），并不知道文化的多维性格，更不能体会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价值源头；从价值源头上讲，世界上的每一支文化都有正面意义，都要成就一些价值理想，例如希腊人对知识的探求、希伯来人对上帝的依赖、罗马人对律法的制订，乃至共产主义者争取平等、民主斗士重视人权，都是依于人的内在要求而出，于是开出无数价值世界。这些价值既然内根于人，即是有其不可灭绝的需要；它们构成冲突，只是在不容的时空、不同的历史行程中落实的结果，并非不可并存。一定要消灭一个理想来成全另一个理想，太偏激了，也太悲剧性了。为什么不条理这些理想与不同的价值观念，为它们划分分际与建造阶梯呢？「君子和而不同」，这是传统文化对独立人格的尊重；现代民主社会，则以法律保障人权，我看不出两者需要动刀枪。过去我们文化中没有充分发展出来的东西，如民主和科学，现在可以有，却不必先剪断自己的根。这只要看当今东亚地区的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在接受西方文化的过程中，都没有这种要求自己文化先死亡的例子，可见五四中人的思维方式是错了。
依佛教说，人必须为自己的无知偿付代价。五四的对立格局，使我们纠缠在中西文化论争史中七十年，愈刺伤中国文化愈引致痛苦的挣扎，时间亦愈浪费，精力亦愈消耗。现在是超越五四的对立格局的时候了。
五四中人的根本错误是把中西文化看成两个对立的实体，同时以西方文化为典范，于是采取简单的「非此即彼」的斗争方式来解决，历史文化是流动的，它不只有弹性，而且有发展性、涵摄性，其间的消长全视乎它的生命力而定。这个生命力就是自信。即使我战败，我仍有权过我自己的生活；即使我接受西方文化的民主和科学，这仍不表示中国的德治解释为人治与独裁政治，那不只是侮辱祖宗，而且只有说明自己的卑下。我并非要国人妄自尊大，而是一个民族在忧患中不可失去自信。五四中人有忧患感，这本是复国兴邦的动力，可惜在具体思维方面错了，在实际工作方面也错了。七十年来，我们不只在政治上内斗，在军事上内斗，在文化上也内斗。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凝聚力呢？当然是花果飘零了。
我希望海内外的中国人都来深思，尤其在纪念五四的时候。
注：
[1] 李泽厚：〈五四的是是非非〉，《论传统与反传统》页一三二。
[2] 包遵信：〈从启蒙到新启蒙〉，《从五四到新五四》页一七六。
纪念五四、认识五四
文章标题：纪念五四、认识五四
文章作者：霍韬晦
发表日期：1989年4月1日
发表媒体：《法灯》第83期、《法住于世•时代篇》
五四运动爆发迄今已经七十周年了。七十年前，中国青年喊出「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口号，那的确是民族精神的激昂的表现；进而争民主、争科学、打倒封建、打倒传统，亦无一不是轰轰烈烈的举动。这种精神、这种行动改变了中国近代的历史，其创造性、斗争性、影响性，在中国历史上鲜可比拟。到今天，我们应如何纪念五四呢？
讽刺的是：七十年来，国家民族的处境并未得到多大的改善。除了帝国主义不敢再在中国的土地上炫耀武力之外，国内青年如今仍在反封建、反特权，继续争取民主和科学之外，还加上一条：争取自由。特别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的自由。
七十年了，政权已易手数次，但执政者并未还给人民应有的权利，民主、自由还要用当年的方式争取。中国的进步何在？读历史的人岂不痛哭！
为什么中国的进步这样难？有人归咎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影响所致，如《河殇》的观点，使我们无法走向西方。但打倒中国传统文化的呼声早就在五四事件之前喊出，共产主义席卷大陆之后更进行了血的清洗，哪里还有中国文化的影子呢？如今北望神州，人的质素普遍下降，犯罪案件直线上升：贪污、弄权、抢劫、偷盗、冷血、污染、人际关系解体……令人感到整个社会已邻近疯狂。
这已经不是没有法律的问题，而是没有人性的问题！这样下去，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将遭受扭曲，或面临变态！
为什么会这样？这还不是因为把两千年来重视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的中国文化连根拔起之故？五四时候反传统，有人认为五四青年要负上一些责任。其实，依我了解，五四青年所反的是僵化了的传统，亦即在历史中所形成的政治、伦理规条与腐朽了的人心；他们并未反对传统文化的理想主义的人格教育，正因为中国一直有这种理想主义的人格教育，才产生五四。
中国传统的理想主义的人格教育主要是锻炼青年要有为国献身的精神，当民族危难之际，便要赤手承担。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即使是盛平之际、叶落知秋，亦动念悲怀。《易经》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其关怀愈远、忧患愈深，所以徐复观先生称之为「忧患意识」，并认为这是代表中国文化的精神特色之一。我则认为这是一种危机感。时代动荡、民族的生存到了存亡危急之秋自然产生危机感。但光是「感」不能解决问题，必须继而作《易》，以指出时代的方向。
五四青年之所以可敬，就是因为他们秉承了这种中国文化的理想主义的人格教育，不逃避、不退缩，而铁肩担起道义，把民族命运背负起来。虽然，限于现实的催迫，文化反思未深，行动未免有错，但动机是庄严的，意志是坚毅的，思想是壮阔的，所以可以开出一时代的方向，而为后人所遵从。
握腕的是：在今天我们到哪里去找这样的青年？
文章作者：霍韬晦
发表日期：1989年4月1日
发表媒体：《法灯》第83期、《法住于世•时代篇》
五四运动爆发迄今已经七十周年了。七十年前，中国青年喊出「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口号，那的确是民族精神的激昂的表现；进而争民主、争科学、打倒封建、打倒传统，亦无一不是轰轰烈烈的举动。这种精神、这种行动改变了中国近代的历史，其创造性、斗争性、影响性，在中国历史上鲜可比拟。到今天，我们应如何纪念五四呢？
讽刺的是：七十年来，国家民族的处境并未得到多大的改善。除了帝国主义不敢再在中国的土地上炫耀武力之外，国内青年如今仍在反封建、反特权，继续争取民主和科学之外，还加上一条：争取自由。特别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的自由。
七十年了，政权已易手数次，但执政者并未还给人民应有的权利，民主、自由还要用当年的方式争取。中国的进步何在？读历史的人岂不痛哭！
为什么中国的进步这样难？有人归咎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影响所致，如《河殇》的观点，使我们无法走向西方。但打倒中国传统文化的呼声早就在五四事件之前喊出，共产主义席卷大陆之后更进行了血的清洗，哪里还有中国文化的影子呢？如今北望神州，人的质素普遍下降，犯罪案件直线上升：贪污、弄权、抢劫、偷盗、冷血、污染、人际关系解体……令人感到整个社会已邻近疯狂。
这已经不是没有法律的问题，而是没有人性的问题！这样下去，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将遭受扭曲，或面临变态！
为什么会这样？这还不是因为把两千年来重视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的中国文化连根拔起之故？五四时候反传统，有人认为五四青年要负上一些责任。其实，依我了解，五四青年所反的是僵化了的传统，亦即在历史中所形成的政治、伦理规条与腐朽了的人心；他们并未反对传统文化的理想主义的人格教育，正因为中国一直有这种理想主义的人格教育，才产生五四。
中国传统的理想主义的人格教育主要是锻炼青年要有为国献身的精神，当民族危难之际，便要赤手承担。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即使是盛平之际、叶落知秋，亦动念悲怀。《易经》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其关怀愈远、忧患愈深，所以徐复观先生称之为「忧患意识」，并认为这是代表中国文化的精神特色之一。我则认为这是一种危机感。时代动荡、民族的生存到了存亡危急之秋自然产生危机感。但光是「感」不能解决问题，必须继而作《易》，以指出时代的方向。
五四青年之所以可敬，就是因为他们秉承了这种中国文化的理想主义的人格教育，不逃避、不退缩，而铁肩担起道义，把民族命运背负起来。虽然，限于现实的催迫，文化反思未深，行动未免有错，但动机是庄严的，意志是坚毅的，思想是壮阔的，所以可以开出一时代的方向，而为后人所遵从。
握腕的是：在今天我们到哪里去找这样的青年？
Monday, May 4, 2009
根深叶茂看五四
文章标题：根深叶茂看五四
文章作者：彭世灼
发表日期：2009年5月4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四方八面》
我曾探问过几个初院、文学院生什么是五四运动？回答有的只说听说过，多是不清楚，不知道。在根深叶茂的传统文化中，虽有败叶残枝，寒冬过了，又见春暖花开。五四，对新一代人而言，是了解过去，认识今天，开拓未来的关键，相关的学识见闻，可勉励心志，怎能舍弃？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纪念。五四，确是值得我们铭记的一天。“我们”，我的理解是指包括台海两岸，以及海外广大的华人华裔族群、经常沟通交流的一个华夏文化圈。
在政治上，五四是应时而生的爱国救亡运动；从广泛的文化角度上看，这是思想启蒙划时代的开始。五四的精神主体，在追求自由平等、科学创新，内容极富烂漫主义色彩。坦白说，这是颇难着笔的一篇文字，因为多是抽象概念。
以这种精神本质，五四创建了前所未有的现代化思想觉悟，知识分子大量引入西方思潮，甚至有全盘西化的主张，争论至今未见休止。然而不管怎么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深刻探索，这种精神的凝聚，就是后来邓小平改革开放、振兴经济、造福民生的基础。
若缩小范围到今天我们可以充分使用白话来表情达意，五四的宗旨更显得切身，和我们日常生活有直接的关联。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先驱人物包括胡适、李大钊、鲁迅等人，传扬新思想。过两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简明清晰，开文学革命的先河。胡适的建树，蔚为大观，曾有问鼎诺贝尔奖的提议。
诚然，反对文言，提倡白话，经过不断的琢磨与创作实践，终于推倒了古老文学的正宗地位，白话文才有今天。文言和白话相隔开了，但两者间还有深密的关系，难以一刀切割，泾渭分明。
假若五四90年前不发生，大势所趋，延后也会发生。今天回看五四之所以能上路，缘由在主导的学者学生有远见，有胆识、热情和决心。不过，理想的追溯和实践是两码事；理想，永远摇晃在遥遥的前路，对外开放之后，原有体制人文素质的缺陷依旧不时暴露，问题还是存在的。五四告诉我们，历史向来是迂回前进的，因此，“同志尚需努力”。
文章作者：彭世灼
发表日期：2009年5月4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四方八面》
我曾探问过几个初院、文学院生什么是五四运动？回答有的只说听说过，多是不清楚，不知道。在根深叶茂的传统文化中，虽有败叶残枝，寒冬过了，又见春暖花开。五四，对新一代人而言，是了解过去，认识今天，开拓未来的关键，相关的学识见闻，可勉励心志，怎能舍弃？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纪念。五四，确是值得我们铭记的一天。“我们”，我的理解是指包括台海两岸，以及海外广大的华人华裔族群、经常沟通交流的一个华夏文化圈。
在政治上，五四是应时而生的爱国救亡运动；从广泛的文化角度上看，这是思想启蒙划时代的开始。五四的精神主体，在追求自由平等、科学创新，内容极富烂漫主义色彩。坦白说，这是颇难着笔的一篇文字，因为多是抽象概念。
以这种精神本质，五四创建了前所未有的现代化思想觉悟，知识分子大量引入西方思潮，甚至有全盘西化的主张，争论至今未见休止。然而不管怎么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深刻探索，这种精神的凝聚，就是后来邓小平改革开放、振兴经济、造福民生的基础。
若缩小范围到今天我们可以充分使用白话来表情达意，五四的宗旨更显得切身，和我们日常生活有直接的关联。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先驱人物包括胡适、李大钊、鲁迅等人，传扬新思想。过两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简明清晰，开文学革命的先河。胡适的建树，蔚为大观，曾有问鼎诺贝尔奖的提议。
诚然，反对文言，提倡白话，经过不断的琢磨与创作实践，终于推倒了古老文学的正宗地位，白话文才有今天。文言和白话相隔开了，但两者间还有深密的关系，难以一刀切割，泾渭分明。
假若五四90年前不发生，大势所趋，延后也会发生。今天回看五四之所以能上路，缘由在主导的学者学生有远见，有胆识、热情和决心。不过，理想的追溯和实践是两码事；理想，永远摇晃在遥遥的前路，对外开放之后，原有体制人文素质的缺陷依旧不时暴露，问题还是存在的。五四告诉我们，历史向来是迂回前进的，因此，“同志尚需努力”。
五四是新加坡丰富遗产的一部分
文章标题：五四是新加坡丰富遗产的一部分
文章作者：杨荣文
发表日期：2009年5月4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五四运动在中国的现代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抗议欧洲列强在世界第一次大战后拒绝归还德国在山东的租界和主权，中国学生走向街头示威。从北京开始，示威扩大到全国，并召唤了一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加入。
在某个层次上，他们的愤慨指向帝国主义列强。中国在1917年加入协约国向德国宣战，派遣10万劳工服役于战场，条件是凯旋之时，所有德国在华租界都将归还中国。结果，1919年4月的凡尔赛和约却把德国在山东的租界，包括青岛在内，割让给日本，完全无视早前对中国的承诺。
愤慨指向自己文化的缺陷
从更深层次而言，中国知识分子的愤慨，是指向自己文化的缺陷，为中国人无法摆脱过去，像日本那样进行现代化而产生挫折感。虽然经历了1911年走向共和的革命，中国仍然处在一片混乱之中。列强的轻蔑是中国自身已然腐化的必然结果。五四运动铸就了中国人集体的决心，要创造新的中国文化，推翻封建思想、提倡性别平等、反对黄色文化、强调普及教育以及推崇科学与技术。这种精神灌注到了国民党和五四几年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商界领袖和报刊的主人也加入给予支持。很多报纸开始引进副刊，谈论在动乱中的新文化。这个传统时至今日，仍在《联合早报》继续存在。
五四运动对新加坡的深远影响
五四运动对新加坡的发展，也有着意义深远的影响。实际上，如果不提五四，是无法理解新加坡本身的国家主义的缘起和演变的。在初期，五四影响着所有的华社团体，包括商团和宗乡会馆、报刊、学校和学生团体以及文化团体。在当时，左倾是很自然的，因为没有一些革命热情，文化复兴是无从实现的。
发生在中国的每一场重大事件，在新加坡都会引起反响，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在新加坡都有他们的支持者。当他们在中国斗争的时候，在新加坡也发生了斗争；当他们在中国团结抗日的时候，他们在这里也团结起来，给予支援。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日本军国主义者才把新加坡视为中国战场的延伸，因而导致了灾难性的“肃清”（即大检证）悲剧。
在二次大战以后，新加坡本身的国家主义兴起，力图使本身和中国大陆的政治分离。因为只要本地的共产主义运动主要是靠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华人群众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新加坡的国家主义必须建立在我们社会的多元种族基础上，并且考虑我们的殖民地历史和区域现实。
经过迂回曲折的发展，人民行动党终于在同最初结盟的左倾共产党人的斗争中得胜，引领新加坡在1959年取得自治，然后在1965年全面独立。
经过90年，五四对新加坡的影响，在占了我国人口四分之三的华族的文化复兴中依然可见。它在殖民地时期为华人社会注入的生命力和活力，令英国人感到害怕，也对新加坡的自治和独立，作出巨大贡献。这样的精神至今依然存在于新加坡的华人商团和宗乡会馆、南大、特选学校、华文报和本地众多的文化团体之中。五四是新加坡丰富遗产的一部分。
作者是新加坡外交部长
文章作者：杨荣文
发表日期：2009年5月4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五四运动在中国的现代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抗议欧洲列强在世界第一次大战后拒绝归还德国在山东的租界和主权，中国学生走向街头示威。从北京开始，示威扩大到全国，并召唤了一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加入。
在某个层次上，他们的愤慨指向帝国主义列强。中国在1917年加入协约国向德国宣战，派遣10万劳工服役于战场，条件是凯旋之时，所有德国在华租界都将归还中国。结果，1919年4月的凡尔赛和约却把德国在山东的租界，包括青岛在内，割让给日本，完全无视早前对中国的承诺。
愤慨指向自己文化的缺陷
从更深层次而言，中国知识分子的愤慨，是指向自己文化的缺陷，为中国人无法摆脱过去，像日本那样进行现代化而产生挫折感。虽然经历了1911年走向共和的革命，中国仍然处在一片混乱之中。列强的轻蔑是中国自身已然腐化的必然结果。五四运动铸就了中国人集体的决心，要创造新的中国文化，推翻封建思想、提倡性别平等、反对黄色文化、强调普及教育以及推崇科学与技术。这种精神灌注到了国民党和五四几年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商界领袖和报刊的主人也加入给予支持。很多报纸开始引进副刊，谈论在动乱中的新文化。这个传统时至今日，仍在《联合早报》继续存在。
五四运动对新加坡的深远影响
五四运动对新加坡的发展，也有着意义深远的影响。实际上，如果不提五四，是无法理解新加坡本身的国家主义的缘起和演变的。在初期，五四影响着所有的华社团体，包括商团和宗乡会馆、报刊、学校和学生团体以及文化团体。在当时，左倾是很自然的，因为没有一些革命热情，文化复兴是无从实现的。
发生在中国的每一场重大事件，在新加坡都会引起反响，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在新加坡都有他们的支持者。当他们在中国斗争的时候，在新加坡也发生了斗争；当他们在中国团结抗日的时候，他们在这里也团结起来，给予支援。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日本军国主义者才把新加坡视为中国战场的延伸，因而导致了灾难性的“肃清”（即大检证）悲剧。
在二次大战以后，新加坡本身的国家主义兴起，力图使本身和中国大陆的政治分离。因为只要本地的共产主义运动主要是靠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华人群众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新加坡的国家主义必须建立在我们社会的多元种族基础上，并且考虑我们的殖民地历史和区域现实。
经过迂回曲折的发展，人民行动党终于在同最初结盟的左倾共产党人的斗争中得胜，引领新加坡在1959年取得自治，然后在1965年全面独立。
经过90年，五四对新加坡的影响，在占了我国人口四分之三的华族的文化复兴中依然可见。它在殖民地时期为华人社会注入的生命力和活力，令英国人感到害怕，也对新加坡的自治和独立，作出巨大贡献。这样的精神至今依然存在于新加坡的华人商团和宗乡会馆、南大、特选学校、华文报和本地众多的文化团体之中。五四是新加坡丰富遗产的一部分。
作者是新加坡外交部长
中国“新文化”需要发展与搏弈
文章标题：中国“新文化”需要发展与搏弈
文章作者：伟达
发表日期：2009年5月4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天下事》
标志着中国近现代历史开端的著名“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走过了惊心动魄的90年，而中国全面迈向现代化的世纪历程，仍然在继续着。
“五四文化”之新，就在于其前所未有地开拓和改变了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界和青年一代的意识范畴和思维格局。大部分中国人都熟知一个叫作“井底之蛙”的寓言，却不料想在文明大变革的转折关头，却应验到自己头上。
本来，以中国之大，物产之丰，历史之久，似乎是天下无敌的。但自19世纪末起中国开始遭遇来自西方文明的综合冲击与挑战，并不断重复屈辱和失败，这迫使中国人真正地开始正视外界，反省自己。
在走过器物层面的模仿学习，甚至社会功能的部分变革后，中国社会终于认识到心灵和文化之大，才是真正推动和改变一切的。这样，历史的崭新起点和爆发点终于聚焦到1919年的5月4日。
古代“盛世”文化并不完整
“五四”时期除了“德先生”（Democracy，民主）和“赛先生”（Science，科学）之外，还有一个经常“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费女士”（Freedom，自由）。自由这个东西的确比较含混一些，许多人错误地把自由与无法无天、无道德、无政府对等。
实际上自由所指的是中国历史各阶段，甚至包括在所谓汉唐及康乾“盛世”都没有企及的一个微观具体文化目标：即普通人的基本生存，发展和法制权利。
“五四运动”虽然旨在推进“新文化”，但其视野其实依然受到历史的相当局限。在过去90年里，从思维和行为层面更大幅度改变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却是另外两员“超越五四”的新文化大将：康大哥（Competitiveness，竞争）和马大叔（Market，市场）。
竞争是什么概念？在争取国家独立解放阶段，叫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世界舞台和国际搏弈上，叫作“实力里面出主权”，在经济和全球化过程中，就叫作“发展才是硬道理”。
“康大哥”唤起中国逐步告别传统中的迂腐，琐碎和内耗，在世界强国之林挺起脊梁。
而市场和市场经济的起飞，更是弥补了“五四”专注于上层建筑的革新，却忽视了经济基础、手段，和模式的升级换代。
“马大叔”的功绩在于解放、发挥了生产力，为中国奠定了一个更全面的综合发展平台。
营造合理合法的强悍
中国要专注地继续朝前走，而不是动辄受到左右极端力量的牵制干扰，就必须破解对“偏极力”的迷思，而努力去铸就崭新的“合力”——中心与偏极力量的综合。
从历史教训来看，导致对“偏极力”的依赖主要是源于社会上层的狭隘，中层的软弱，下层的涣散。由此，培养目标高远、善于搏弈的精英阶层，加强社会中层的实力和稳定，引导下层营造合理合法的强悍，才能催生一个强大的“中极合力”，在超越“五四”中去充分实现“五四”的目标。
发展与搏弈当成为中国前进的核心主旋律。最近，笔者与中国南京大学出版社合作，即将推出新书《风云大棋局：中国发展与国际搏弈纵横》。该书不太关心中国是否高兴，而更着重于中国做事的成效。路，就在21世纪新中国的脚下！
作者在美国从事国际文化战略研究和咨询
文章作者：伟达
发表日期：2009年5月4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天下事》
标志着中国近现代历史开端的著名“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走过了惊心动魄的90年，而中国全面迈向现代化的世纪历程，仍然在继续着。
“五四文化”之新，就在于其前所未有地开拓和改变了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界和青年一代的意识范畴和思维格局。大部分中国人都熟知一个叫作“井底之蛙”的寓言，却不料想在文明大变革的转折关头，却应验到自己头上。
本来，以中国之大，物产之丰，历史之久，似乎是天下无敌的。但自19世纪末起中国开始遭遇来自西方文明的综合冲击与挑战，并不断重复屈辱和失败，这迫使中国人真正地开始正视外界，反省自己。
在走过器物层面的模仿学习，甚至社会功能的部分变革后，中国社会终于认识到心灵和文化之大，才是真正推动和改变一切的。这样，历史的崭新起点和爆发点终于聚焦到1919年的5月4日。
古代“盛世”文化并不完整
“五四”时期除了“德先生”（Democracy，民主）和“赛先生”（Science，科学）之外，还有一个经常“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费女士”（Freedom，自由）。自由这个东西的确比较含混一些，许多人错误地把自由与无法无天、无道德、无政府对等。
实际上自由所指的是中国历史各阶段，甚至包括在所谓汉唐及康乾“盛世”都没有企及的一个微观具体文化目标：即普通人的基本生存，发展和法制权利。
“五四运动”虽然旨在推进“新文化”，但其视野其实依然受到历史的相当局限。在过去90年里，从思维和行为层面更大幅度改变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却是另外两员“超越五四”的新文化大将：康大哥（Competitiveness，竞争）和马大叔（Market，市场）。
竞争是什么概念？在争取国家独立解放阶段，叫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世界舞台和国际搏弈上，叫作“实力里面出主权”，在经济和全球化过程中，就叫作“发展才是硬道理”。
“康大哥”唤起中国逐步告别传统中的迂腐，琐碎和内耗，在世界强国之林挺起脊梁。
而市场和市场经济的起飞，更是弥补了“五四”专注于上层建筑的革新，却忽视了经济基础、手段，和模式的升级换代。
“马大叔”的功绩在于解放、发挥了生产力，为中国奠定了一个更全面的综合发展平台。
营造合理合法的强悍
中国要专注地继续朝前走，而不是动辄受到左右极端力量的牵制干扰，就必须破解对“偏极力”的迷思，而努力去铸就崭新的“合力”——中心与偏极力量的综合。
从历史教训来看，导致对“偏极力”的依赖主要是源于社会上层的狭隘，中层的软弱，下层的涣散。由此，培养目标高远、善于搏弈的精英阶层，加强社会中层的实力和稳定，引导下层营造合理合法的强悍，才能催生一个强大的“中极合力”，在超越“五四”中去充分实现“五四”的目标。
发展与搏弈当成为中国前进的核心主旋律。最近，笔者与中国南京大学出版社合作，即将推出新书《风云大棋局：中国发展与国际搏弈纵横》。该书不太关心中国是否高兴，而更着重于中国做事的成效。路，就在21世纪新中国的脚下！
作者在美国从事国际文化战略研究和咨询
深刻认识“五四90”的全面影响
文章标题：深刻认识“五四90”的全面影响
文章作者：谭中
发表日期：2009年5月4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天下事》
今天是“五四运动”满90周年。在《联合早报》上（言论版，4月24日）读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席王赓武与所长郑永年合写的《寻回，而非告别“五四”》文章，不禁想起一个印度民间故事。
佛陀发明了宝筏把人类从苦海渡到天堂，他最后一个“到彼岸”，看到那宝筏还在苦海水中，不忍把这么好的东西丢掉，于是就把宝筏背在背上，进入天堂，负担沉重得有点吃不消了。
王、郑两位的文章大概觉得中国共产党到了天堂以后就觉得“五四”这宝筏没用、想把它丢掉，两位却苦口婆心奉劝把它扛在背上朝前迈进。两位又说，五四运动“是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激进批评。但是激进运动并不缺失其理性的一面”。
我看学历史的人同样应该深刻认识“五四”这一“激进批评”缺乏理性的一面，以及对中国发展的负面影响。正像一位华南理工大学教授说：“我们今天的光荣源于90年前的这特别一日，我们今天的痛苦与分裂也和五四有扯不断的关联。”
“五四”提倡的是冲突式进化
所谓“五四运动”并不是一时一刻的事件，而是概括了一连串新文化运动、延续了好几十年的思想转变，从整体来看是量变到质变。
我们只要看看19世纪洋人在中国的写生以及随后的摄影，就能发现“后五四时期”这90年内中国是乘上了直升飞机，青云直上，而“前五四时期”那几千年内，却是坐在牛车上慢慢前进。这一大转折可以用12个字来形容：秀才造反、风雨晦明、星移斗转。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是向往“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车马多如簇”的“学而优则仕”的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的表现。“秀才”有组织地上街游行示威是从“五四”开始的。
“五四”首次把中国秀才们“忧国忧民”的热情转化为革命的行动。“秀才”当兵上前线、英勇登断头台、“上山下乡”等等把神州闹得天翻地覆。
50年代中共把许多党内精英送到苏联深造，“你们党内无产阶级出身的人怎么这么少！？”这“老大哥”的反应间接证明中共是“秀才党”。
“风雨晦明”是“后五四时期”中国前进的写照，几千年来“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黄土地”在这90年间几乎看不到一张“平静的桌子”。
佛教传过来的“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印度“宇宙时间”悠闲观念，变成“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急躁情绪，使中国付出了惨痛代价的“大跃进”阴魂不散。当前又以“深圳速度”、“重庆速度”等口号鞭笞人们快马加鞭。
总而言之，“五四”提倡的是以冲突式进化代替包容式进化，颠覆性创造代替渐进性创造。无视事物规律与片面追求超乎寻常的速度等于拔苗助长，容易出现严重失误，大起大落、一明一暗，中国进化的主旋律是“五四”谱的曲子。
思想上仍背负“外国租界”
从中西文化交流激荡来看是“星移斗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自强”运动失败，陈独秀在“五四”前夕请出“德”与“赛”两位神主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五四”把几千年的“国之四维”（礼义廉耻）变成“吃人的礼教”。“五四”文人提倡把线装书扔进厕所，发展到红卫兵抄家烧毁线装书、砸碎文物古迹。
民国以来取消了神州大地的外国租界，“五四”却使传统文化道德丧失主权，中国思想领受外国统治，外国租界从神州大地的脚下上升到炎黄子孙脑中。
不禁想起《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鲁迅以他来自我讽刺（喝海水回国、剪掉辫子、手持“文明棍”）。毛泽东根据亲身经验，抱怨假洋鬼子不许阿Q革命。
今天中国社会简直变成“洋”者“治人”而“食于人”，“土”者“治于人”而“食人”。去年9月我在上海批评西方文明，马上就有人说：“看你这身西装领带！”，使我对自己身上与脑中的“外国租界”感到羞耻。
“我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与我国国际地位不相适应，与我国五千年文明积淀的丰厚文化资源不相适应”，这一中国权威评论，说明“逞强”心切，要把中国变成“软强（实）力”（soft power）超级大国。但这一思维逻辑本身却不反映中国“丰厚文化资源”的高智商、高思境、高道德、高聪颖。中国背着思想上的“外国租界”去和“外国租界”主竞争，怎么能成功呢？
“五四”遗产有金也有沙
五千年文明古国不器重传统修养与智慧而跟着西方模特儿的高跟鞋亦步亦趋，是不会有出息的。人类五分之一的泱泱大国要由地上爬的土毛虫变成空中飘的洋蝴蝶，谈何容易！？
在今天险恶的国际形势中，再多一个沉溺于西方“强力文化”的“中国龙”，对中国、对世界都会是凶多吉少。
我赞成国学家兼印度学家季羡林提出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要使东方文明发扬光大，而让趾高气扬的西方文明靠边站。今天中国与世界要请的神主不再是“德先生”和“赛先生”，而是“文女士”，我们急须铸造“地缘文明范式”以取代当今西方主宰的“地缘政治范式”。
“五四”是黑暗神州响起的夜半警钟，又变成新中国黎明的胜利号角。它90年来在炎黄子孙、特别在中国知识分子脑里、心里、骨髓里形成抑扬顿挫、悲欢离合的交响，值得全面认识。
“五四”遗产中有金也有沙，有滋养也有毒素，必须去伪存真、取精弃糟、消毒摄食。更重要的是把“五四”扔掉的中国“丰厚文化资源”拾起、重新整理、大力发掘，把它的潜藏智慧发扬光大，这样才能使中华文明以自我创新、独立自主的新面貌屹立于世。
作者是从印度退休的学者，文发自芝加哥
文章作者：谭中
发表日期：2009年5月4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天下事》
今天是“五四运动”满90周年。在《联合早报》上（言论版，4月24日）读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席王赓武与所长郑永年合写的《寻回，而非告别“五四”》文章，不禁想起一个印度民间故事。
佛陀发明了宝筏把人类从苦海渡到天堂，他最后一个“到彼岸”，看到那宝筏还在苦海水中，不忍把这么好的东西丢掉，于是就把宝筏背在背上，进入天堂，负担沉重得有点吃不消了。
王、郑两位的文章大概觉得中国共产党到了天堂以后就觉得“五四”这宝筏没用、想把它丢掉，两位却苦口婆心奉劝把它扛在背上朝前迈进。两位又说，五四运动“是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激进批评。但是激进运动并不缺失其理性的一面”。
我看学历史的人同样应该深刻认识“五四”这一“激进批评”缺乏理性的一面，以及对中国发展的负面影响。正像一位华南理工大学教授说：“我们今天的光荣源于90年前的这特别一日，我们今天的痛苦与分裂也和五四有扯不断的关联。”
“五四”提倡的是冲突式进化
所谓“五四运动”并不是一时一刻的事件，而是概括了一连串新文化运动、延续了好几十年的思想转变，从整体来看是量变到质变。
我们只要看看19世纪洋人在中国的写生以及随后的摄影，就能发现“后五四时期”这90年内中国是乘上了直升飞机，青云直上，而“前五四时期”那几千年内，却是坐在牛车上慢慢前进。这一大转折可以用12个字来形容：秀才造反、风雨晦明、星移斗转。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是向往“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车马多如簇”的“学而优则仕”的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的表现。“秀才”有组织地上街游行示威是从“五四”开始的。
“五四”首次把中国秀才们“忧国忧民”的热情转化为革命的行动。“秀才”当兵上前线、英勇登断头台、“上山下乡”等等把神州闹得天翻地覆。
50年代中共把许多党内精英送到苏联深造，“你们党内无产阶级出身的人怎么这么少！？”这“老大哥”的反应间接证明中共是“秀才党”。
“风雨晦明”是“后五四时期”中国前进的写照，几千年来“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黄土地”在这90年间几乎看不到一张“平静的桌子”。
佛教传过来的“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印度“宇宙时间”悠闲观念，变成“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急躁情绪，使中国付出了惨痛代价的“大跃进”阴魂不散。当前又以“深圳速度”、“重庆速度”等口号鞭笞人们快马加鞭。
总而言之，“五四”提倡的是以冲突式进化代替包容式进化，颠覆性创造代替渐进性创造。无视事物规律与片面追求超乎寻常的速度等于拔苗助长，容易出现严重失误，大起大落、一明一暗，中国进化的主旋律是“五四”谱的曲子。
思想上仍背负“外国租界”
从中西文化交流激荡来看是“星移斗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自强”运动失败，陈独秀在“五四”前夕请出“德”与“赛”两位神主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五四”把几千年的“国之四维”（礼义廉耻）变成“吃人的礼教”。“五四”文人提倡把线装书扔进厕所，发展到红卫兵抄家烧毁线装书、砸碎文物古迹。
民国以来取消了神州大地的外国租界，“五四”却使传统文化道德丧失主权，中国思想领受外国统治，外国租界从神州大地的脚下上升到炎黄子孙脑中。
不禁想起《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鲁迅以他来自我讽刺（喝海水回国、剪掉辫子、手持“文明棍”）。毛泽东根据亲身经验，抱怨假洋鬼子不许阿Q革命。
今天中国社会简直变成“洋”者“治人”而“食于人”，“土”者“治于人”而“食人”。去年9月我在上海批评西方文明，马上就有人说：“看你这身西装领带！”，使我对自己身上与脑中的“外国租界”感到羞耻。
“我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与我国国际地位不相适应，与我国五千年文明积淀的丰厚文化资源不相适应”，这一中国权威评论，说明“逞强”心切，要把中国变成“软强（实）力”（soft power）超级大国。但这一思维逻辑本身却不反映中国“丰厚文化资源”的高智商、高思境、高道德、高聪颖。中国背着思想上的“外国租界”去和“外国租界”主竞争，怎么能成功呢？
“五四”遗产有金也有沙
五千年文明古国不器重传统修养与智慧而跟着西方模特儿的高跟鞋亦步亦趋，是不会有出息的。人类五分之一的泱泱大国要由地上爬的土毛虫变成空中飘的洋蝴蝶，谈何容易！？
在今天险恶的国际形势中，再多一个沉溺于西方“强力文化”的“中国龙”，对中国、对世界都会是凶多吉少。
我赞成国学家兼印度学家季羡林提出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要使东方文明发扬光大，而让趾高气扬的西方文明靠边站。今天中国与世界要请的神主不再是“德先生”和“赛先生”，而是“文女士”，我们急须铸造“地缘文明范式”以取代当今西方主宰的“地缘政治范式”。
“五四”是黑暗神州响起的夜半警钟，又变成新中国黎明的胜利号角。它90年来在炎黄子孙、特别在中国知识分子脑里、心里、骨髓里形成抑扬顿挫、悲欢离合的交响，值得全面认识。
“五四”遗产中有金也有沙，有滋养也有毒素，必须去伪存真、取精弃糟、消毒摄食。更重要的是把“五四”扔掉的中国“丰厚文化资源”拾起、重新整理、大力发掘，把它的潜藏智慧发扬光大，这样才能使中华文明以自我创新、独立自主的新面貌屹立于世。
作者是从印度退休的学者，文发自芝加哥
九十年一觉五四梦
文章标题：九十年一觉五四梦
文章作者：叶鹏飞
发表日期：2009年5月4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早报中国》
九十年前的今天，北京的大学生于天安门前示威，抗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和平会议，将德国在中国山东所享有的特权划归日本。
对于这场影响中国历史进程深远，意涵丰富多元的历史事件，中国学人研究五四运动者众，也有着不同的解释。
印象中大陆的李泽厚先生就提出过五四运动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惜乎救亡图存的政治运动最终压倒了追求新文化的启蒙运动。参与五四的胡适先生晚年认为五四运动的政治干扰，导致新文化运动的中断，也呼应这个观点。
台湾的余英时先生则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持续激进化的过程”（Process of Radicalisation）来审视五四运动。他从亲近和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出发，认为中国近代激进变革的思想，自鸦片战争后在政治层面日益加深；而五四运动则是激进思想进入文化领域，颠覆并瓦解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分水岭，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导致重视家庭伦理的中国人父子相残、兄弟反目的极端激进因子，也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
学术界对于五四运动的不同解读固然引发了热烈的辩论，但“政治”也始终没有置外于对这件重大历史事件的诠释。
由爱国热情点燃的五四运动，背后凝聚着更大的民族追求，然而正因为运动开启了近代中国政治巨大的变革进程，在学术之外，政治也试图垄断五四运动的诠释权。
在政治诠释下的五四运动，文化上的启蒙主题被有意省略，当年中国知识界对“德先生（德谟克拉西——民主）”和“赛先生（赛因斯——科学）”的追求隐身不见了，运动的意义被窄化为单一的爱国主义。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前天在中国农业大学与师生庆祝五四青年节时说：“对五四运动最好的纪念、对五四先驱最好的告慰，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以执著的信念、优良的品德、丰富的知识、过硬的本领，勇敢地担负起历史重任”，而这个历史重任，正是“把爱国主义作为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
著名作家老舍之子舒乙，近日在一篇博客文章里悼念逝世10周年的五四文化名人冰心时回忆：“有一年，纪念‘五四’运动，冰心先生在电视节目中听了纪念大会的发言，很郑重地说：‘五四者，科学、民主也’，又补充说：‘科学、民主对‘五四’而言，就像月饼对中秋节，粽子对端午节，而不是爱国主义；说‘五四’运动只是爱国主义是不对的，是避重就轻。’”
官方对五四运动“避重就轻”是冰心在上个世纪的批评，今天仍然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在努力追求民主九十年后，官方媒体至今还在否定“普世价值”，把民主等同于西方自由主义；在努力追求科学九十年后，虽然已经把宇航员送上太空，民间社会在追求简单的真相时（如汶川地震中罹难的学生人数）还不断遭遇重重阻力。
抚今追昔，影响好几代中国人的五四运动还没有完成其应有的使命，诚如学者吴稼祥在共青团机关报《中国青年报》撰文指出：“对于数千年的老大帝国——中国来说，90岁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依然年轻。我们今天纪念‘五四’，有一件一再被中断的事依然紧迫，那就是启蒙。”
文章作者：叶鹏飞
发表日期：2009年5月4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早报中国》
九十年前的今天，北京的大学生于天安门前示威，抗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和平会议，将德国在中国山东所享有的特权划归日本。
对于这场影响中国历史进程深远，意涵丰富多元的历史事件，中国学人研究五四运动者众，也有着不同的解释。
印象中大陆的李泽厚先生就提出过五四运动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惜乎救亡图存的政治运动最终压倒了追求新文化的启蒙运动。参与五四的胡适先生晚年认为五四运动的政治干扰，导致新文化运动的中断，也呼应这个观点。
台湾的余英时先生则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持续激进化的过程”（Process of Radicalisation）来审视五四运动。他从亲近和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出发，认为中国近代激进变革的思想，自鸦片战争后在政治层面日益加深；而五四运动则是激进思想进入文化领域，颠覆并瓦解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分水岭，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导致重视家庭伦理的中国人父子相残、兄弟反目的极端激进因子，也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
学术界对于五四运动的不同解读固然引发了热烈的辩论，但“政治”也始终没有置外于对这件重大历史事件的诠释。
由爱国热情点燃的五四运动，背后凝聚着更大的民族追求，然而正因为运动开启了近代中国政治巨大的变革进程，在学术之外，政治也试图垄断五四运动的诠释权。
在政治诠释下的五四运动，文化上的启蒙主题被有意省略，当年中国知识界对“德先生（德谟克拉西——民主）”和“赛先生（赛因斯——科学）”的追求隐身不见了，运动的意义被窄化为单一的爱国主义。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前天在中国农业大学与师生庆祝五四青年节时说：“对五四运动最好的纪念、对五四先驱最好的告慰，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以执著的信念、优良的品德、丰富的知识、过硬的本领，勇敢地担负起历史重任”，而这个历史重任，正是“把爱国主义作为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
著名作家老舍之子舒乙，近日在一篇博客文章里悼念逝世10周年的五四文化名人冰心时回忆：“有一年，纪念‘五四’运动，冰心先生在电视节目中听了纪念大会的发言，很郑重地说：‘五四者，科学、民主也’，又补充说：‘科学、民主对‘五四’而言，就像月饼对中秋节，粽子对端午节，而不是爱国主义；说‘五四’运动只是爱国主义是不对的，是避重就轻。’”
官方对五四运动“避重就轻”是冰心在上个世纪的批评，今天仍然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在努力追求民主九十年后，官方媒体至今还在否定“普世价值”，把民主等同于西方自由主义；在努力追求科学九十年后，虽然已经把宇航员送上太空，民间社会在追求简单的真相时（如汶川地震中罹难的学生人数）还不断遭遇重重阻力。
抚今追昔，影响好几代中国人的五四运动还没有完成其应有的使命，诚如学者吴稼祥在共青团机关报《中国青年报》撰文指出：“对于数千年的老大帝国——中国来说，90岁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依然年轻。我们今天纪念‘五四’，有一件一再被中断的事依然紧迫，那就是启蒙。”
五四精神今安在？
文章标题：五四精神今安在？
文章作者：于泽远
发表日期：2009年5月4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早报中国》
90年前的5月4日，当北京大学等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汇聚在天安门前时，他们或许没有想到，自己正在开启一个新时代。
90年岁月沧桑。当年在天安门前高呼口号的热血青年早已作古，但他们不畏当局镇压的勇敢身影和呼唤“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的自由精神，铸就了一座后人至今难以超越的丰碑，成为中国民主、科学、进步和爱国的标志。
作为几代中国人最大的精神遗产，五四运动历经90年起伏跌宕仍青春不老。围绕五四运动所展开的政治宣传和学术争议也从未中断。五四精神到底是什么，她在不同时代经历了怎样的岁月洗礼？她在追名逐利、少谈国事的当代还能发挥什么作用？
一般认为，五四运动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五四运动是指1919年5月4日因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而引发的北京学生游行示威活动，以及从当年6月3日开始的全国性罢工、罢市运动。结果北洋军阀当局被迫释放被捕学生并满足学生部分要求，运动以学生的胜利而告终。
狭义的五四运动开创了中国平民参与政治活动的先河。当时的北大学生领袖傅斯年认为，五四运动的意义首先在于其“直接行动”精神。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也强调五四运动特有的精神是“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
广义的五四运动则包括五四前兴起、后来继续发展的新文化运动。人们如今所谈的五四精神一般是指广义的五四运动。这一精神主要包括思想解放、民主科学和爱国图强。
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主要是对传统求解放。胡适、鲁迅、钱玄同、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大力批判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反对旧道德，反对文言文，主张向欧美学习，向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学习。他们的鼓与呼深刻影响了当时的青年和舆论，迎来中国思想文化由古代向现代转型的第一个高峰。
在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大背景下，五四运动首先是一场爱国图强的政治运动。但后来的人们提起五四，往往更多想到的是“德先生”和“赛先生”，说明民主与科学才是五四运动的精髓。需要指出的是，五四先驱不仅倡导民主制度、民主观念，也倡导人权、自由、法治和“创造精神”。1915年9月，陈独秀在标志新文化运动兴起的《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向社会疾呼：“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不久，他又生动地按照外语发音将民主与科学称为“德先生”与“赛先生”，强调“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五四之后，以30年为界线，中国历史恰好经历了三大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919年到1949年，在连绵战乱、政权几经更迭之后，中共成为中国的主宰；第二个时期从1949年到1978年底，在短短几年的社会稳定之后，中共开始一次次的政治运动，直至发动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曾经信仰“德赛二先生”的五四青年毛泽东登上“万寿无疆”的神坛；第三个时期从1979年到现在，在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经济实现腾飞，中国崛起成为全球话题。
1921年，在苏联控制的共产国际的指导下，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成立共产国际中国支部，即中国共产党。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和李大钊不仅吸引不少有志青年加入中共，还通过发表文章，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解读成五四运动的最大成果，将中共封为五四运动的正宗传人。五四运动因此变成中共诞生的摇篮。
作为一名积极投身五四运动的青年，毛泽东对五四情有独钟。他不仅在中共影响力扩大后把五四定为中国青年的节日，还把五四运动说成是中国近代和现代历史的分水岭，是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这个革命的前途不再是欧美式的资本主义，而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
但成为中共领导人后的毛泽东强调的是五四运动的革命功能和造反精神，而不再是“德先生”、“赛先生”。即使在1949年中共建国后，毛泽东的革命热情也丝毫未减，直到文革中鼓动红卫兵象五四青年那样起来造反、“破四旧”，将五四倡导的民主科学和中国传统文化荡涤一空，把中国带到经济崩溃、文化灭绝的边缘。
中国大学犬儒主义盛行
1979年后，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成为中心，社会稳定压倒一切。毛泽东推崇的革命不仅风光不再，甚至和民主、人权一起成为政治禁忌。官方对五四精神的解读也从革命变成“爱国、进步”。1989年北京学运后，官方基本不再举行活动纪念五四。即使主流官方媒体发表纪念五四的文章，也只强调五四运动的爱国特性，呼吁当代青年要在中共领导下建设小康社会，很少再提五四时期学生游行示威、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等曾被中共颂扬的革命行动。
同时，官方通过保留和提升大学的行政级别，巩固计划经济时代建立的“官学一体”体制。这种给大学校长、管理人员以及一些教授“戴官帽”的做法在有效维护大学稳定的同时，也把大学变成了缺乏独立精神、缺乏学术自由、追名逐利的官场。
今年4月25日，1960年毕业的北京大学校友任彦芳在纪念北大建校111周年座谈会上透露，北大出版社去年打算出版一本由188名北大校友撰写的怀念北大、发扬五四精神的文集《梦萦未名湖》，上级要求出版社删除了其中30多名校友的稿子，全书也由50万字变成30多万字。原本以为审查过关了，但在付印前，北大出版社又接到中宣部一名官员的电话，要求停印。于是，这本由国学大师季羡林题写书名的文集还是胎死腹中。
任彦芳在座谈会上愤怒地说：“我为北大感到耻辱，北大到今天这样，还有知识分子的自由的思想，独立人格吗？五四精神在北大早已消失了，还指望北大出人才出思想吗？五四时代的北大，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这里有思想的自由，这里有独立的品格，这里言论出版自由。”“当年的北大与今天北大，从出这部书上便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部书的被命令不许出版，是文化专制者对宪法规定法言论出版自由的粗暴践踏。有这种任意践踏，还可能有自由的思想的五四精神吗？”
任彦芳还质问：“五四运动90年了，我们不在五四这天纪念，却改在4月25日集会，这让我们也不理解。是怕五四的到来吗？”
事实上，五四时期蔡元培校长在北大实施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早已成为绝响。1949年后，官方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文革等运动，不仅在大学建立起完善的思想监督体系，而且用行政级别把大学本身也变成计划经济的一部分，使大学成为政治的附庸。这种定位导致中国大学犬儒主义盛行，一名大学校长不要说效仿蔡元培的办学方针，就连“自由”这两个字都不敢轻易出口。
更让人沮丧的是，1949年以后连绵的政治运动、思想清洗，以及大学的“官本位”和学术造假，使中国知识界无论在传统国学还是现代西学，都再也产生不出陈独秀、胡适、鲁迅、辜鸿铭、钱锺书那样大师级的领军人物。这不仅是中国文化的悲哀，也是知识界难以继承五四启蒙使命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实，知识界、舆论以及官方对于五四精神的缺失和体制的弊端心知肚明。但对当今大多数人来说，与经济增长和生活改善相比，五四精神显得有些形而上，更象是书斋里的泛泛空谈。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利益和流动空间让多数人感受不到思想管制的沉重，人们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忙碌中既对官方的政治宣传不屑一顾，也与五四精神渐行渐远。
但正如毛泽东所说：“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经济增长和物质利益不可能是公众永远追求的唯一价值。90年前那些仁人志士呼唤的民主、科学、平等、自由不应该也不可能被公众长期遗忘。今天的中国当然不需要热血青年去“火烧赵家楼”，而应该全面深入地研究自己的传统和西方文化，创造出能为社会持续进步提供支撑的精神食粮。从这个意义上讲，勇于创新的五四精神更值得发扬光大。
文章作者：于泽远
发表日期：2009年5月4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早报中国》
90年前的5月4日，当北京大学等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汇聚在天安门前时，他们或许没有想到，自己正在开启一个新时代。
90年岁月沧桑。当年在天安门前高呼口号的热血青年早已作古，但他们不畏当局镇压的勇敢身影和呼唤“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的自由精神，铸就了一座后人至今难以超越的丰碑，成为中国民主、科学、进步和爱国的标志。
作为几代中国人最大的精神遗产，五四运动历经90年起伏跌宕仍青春不老。围绕五四运动所展开的政治宣传和学术争议也从未中断。五四精神到底是什么，她在不同时代经历了怎样的岁月洗礼？她在追名逐利、少谈国事的当代还能发挥什么作用？
一般认为，五四运动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五四运动是指1919年5月4日因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而引发的北京学生游行示威活动，以及从当年6月3日开始的全国性罢工、罢市运动。结果北洋军阀当局被迫释放被捕学生并满足学生部分要求，运动以学生的胜利而告终。
狭义的五四运动开创了中国平民参与政治活动的先河。当时的北大学生领袖傅斯年认为，五四运动的意义首先在于其“直接行动”精神。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也强调五四运动特有的精神是“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
广义的五四运动则包括五四前兴起、后来继续发展的新文化运动。人们如今所谈的五四精神一般是指广义的五四运动。这一精神主要包括思想解放、民主科学和爱国图强。
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主要是对传统求解放。胡适、鲁迅、钱玄同、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大力批判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反对旧道德，反对文言文，主张向欧美学习，向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学习。他们的鼓与呼深刻影响了当时的青年和舆论，迎来中国思想文化由古代向现代转型的第一个高峰。
在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大背景下，五四运动首先是一场爱国图强的政治运动。但后来的人们提起五四，往往更多想到的是“德先生”和“赛先生”，说明民主与科学才是五四运动的精髓。需要指出的是，五四先驱不仅倡导民主制度、民主观念，也倡导人权、自由、法治和“创造精神”。1915年9月，陈独秀在标志新文化运动兴起的《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向社会疾呼：“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不久，他又生动地按照外语发音将民主与科学称为“德先生”与“赛先生”，强调“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五四之后，以30年为界线，中国历史恰好经历了三大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919年到1949年，在连绵战乱、政权几经更迭之后，中共成为中国的主宰；第二个时期从1949年到1978年底，在短短几年的社会稳定之后，中共开始一次次的政治运动，直至发动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曾经信仰“德赛二先生”的五四青年毛泽东登上“万寿无疆”的神坛；第三个时期从1979年到现在，在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经济实现腾飞，中国崛起成为全球话题。
1921年，在苏联控制的共产国际的指导下，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成立共产国际中国支部，即中国共产党。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和李大钊不仅吸引不少有志青年加入中共，还通过发表文章，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解读成五四运动的最大成果，将中共封为五四运动的正宗传人。五四运动因此变成中共诞生的摇篮。
作为一名积极投身五四运动的青年，毛泽东对五四情有独钟。他不仅在中共影响力扩大后把五四定为中国青年的节日，还把五四运动说成是中国近代和现代历史的分水岭，是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这个革命的前途不再是欧美式的资本主义，而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
但成为中共领导人后的毛泽东强调的是五四运动的革命功能和造反精神，而不再是“德先生”、“赛先生”。即使在1949年中共建国后，毛泽东的革命热情也丝毫未减，直到文革中鼓动红卫兵象五四青年那样起来造反、“破四旧”，将五四倡导的民主科学和中国传统文化荡涤一空，把中国带到经济崩溃、文化灭绝的边缘。
中国大学犬儒主义盛行
1979年后，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成为中心，社会稳定压倒一切。毛泽东推崇的革命不仅风光不再，甚至和民主、人权一起成为政治禁忌。官方对五四精神的解读也从革命变成“爱国、进步”。1989年北京学运后，官方基本不再举行活动纪念五四。即使主流官方媒体发表纪念五四的文章，也只强调五四运动的爱国特性，呼吁当代青年要在中共领导下建设小康社会，很少再提五四时期学生游行示威、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等曾被中共颂扬的革命行动。
同时，官方通过保留和提升大学的行政级别，巩固计划经济时代建立的“官学一体”体制。这种给大学校长、管理人员以及一些教授“戴官帽”的做法在有效维护大学稳定的同时，也把大学变成了缺乏独立精神、缺乏学术自由、追名逐利的官场。
今年4月25日，1960年毕业的北京大学校友任彦芳在纪念北大建校111周年座谈会上透露，北大出版社去年打算出版一本由188名北大校友撰写的怀念北大、发扬五四精神的文集《梦萦未名湖》，上级要求出版社删除了其中30多名校友的稿子，全书也由50万字变成30多万字。原本以为审查过关了，但在付印前，北大出版社又接到中宣部一名官员的电话，要求停印。于是，这本由国学大师季羡林题写书名的文集还是胎死腹中。
任彦芳在座谈会上愤怒地说：“我为北大感到耻辱，北大到今天这样，还有知识分子的自由的思想，独立人格吗？五四精神在北大早已消失了，还指望北大出人才出思想吗？五四时代的北大，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这里有思想的自由，这里有独立的品格，这里言论出版自由。”“当年的北大与今天北大，从出这部书上便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部书的被命令不许出版，是文化专制者对宪法规定法言论出版自由的粗暴践踏。有这种任意践踏，还可能有自由的思想的五四精神吗？”
任彦芳还质问：“五四运动90年了，我们不在五四这天纪念，却改在4月25日集会，这让我们也不理解。是怕五四的到来吗？”
事实上，五四时期蔡元培校长在北大实施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早已成为绝响。1949年后，官方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文革等运动，不仅在大学建立起完善的思想监督体系，而且用行政级别把大学本身也变成计划经济的一部分，使大学成为政治的附庸。这种定位导致中国大学犬儒主义盛行，一名大学校长不要说效仿蔡元培的办学方针，就连“自由”这两个字都不敢轻易出口。
更让人沮丧的是，1949年以后连绵的政治运动、思想清洗，以及大学的“官本位”和学术造假，使中国知识界无论在传统国学还是现代西学，都再也产生不出陈独秀、胡适、鲁迅、辜鸿铭、钱锺书那样大师级的领军人物。这不仅是中国文化的悲哀，也是知识界难以继承五四启蒙使命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实，知识界、舆论以及官方对于五四精神的缺失和体制的弊端心知肚明。但对当今大多数人来说，与经济增长和生活改善相比，五四精神显得有些形而上，更象是书斋里的泛泛空谈。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利益和流动空间让多数人感受不到思想管制的沉重，人们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忙碌中既对官方的政治宣传不屑一顾，也与五四精神渐行渐远。
但正如毛泽东所说：“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经济增长和物质利益不可能是公众永远追求的唯一价值。90年前那些仁人志士呼唤的民主、科学、平等、自由不应该也不可能被公众长期遗忘。今天的中国当然不需要热血青年去“火烧赵家楼”，而应该全面深入地研究自己的传统和西方文化，创造出能为社会持续进步提供支撑的精神食粮。从这个意义上讲，勇于创新的五四精神更值得发扬光大。
五四与新华知识分子
文章标题：五四与新华知识分子
文章作者：周兆呈
发表日期：2009年5月3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想法》
明天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
对不同的华人社会来说，五四有着不同的含义。比如在中国大陆，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五月四日被列为青年节，运动的主要意义是放在年轻学子投身爱国运动的热潮。而在台湾，五月四日则是被定为文艺节，聚焦放在“文化人”身上，而其由来也是“一群爱好写作的文艺界人士”于1950年5月4日在台北成立中国文艺协会，宣誓共同为反共复国而努力，并以这一天为首届文艺节。在台湾，青年节则是3月29日，也是革命先烈纪念日，以纪念黄花岗起义。
都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开始蓬勃发展起来的国共两党，却因政治需要，对五四运动的评价也出现差异，在不同政治时期的纪念活动中，更因应彼时的政情选择性记忆，各取所需地展开论述。
而五四运动从一开始，就在全球华人社会形成世界性的影响。虽然包括港澳台以及新加坡、东南亚等地在内的不同社会，因为各自政治条件的差异，发展形态并不一样，也因此造成彼此对五四运动不同的看法，但一个共同的特点是：这些地方都因为中国内部发生的巨大变革，而连动产生自身从知识阶层到社会结构的变化，要抵御或是视而不见，是绝无可能的。
昨天举行的“五四运动的当代回想”研讨会，除了包括陈六使中华语言教授基金邀请的讲座教授金观涛演讲“中国历史上的两次启蒙运动”之外，也举行了“五四运动与新加坡华文知识分子”的座谈会。两个场景，合二为一，对本地来说，意涵特殊。五四运动对新加坡的影响，论者不少，亦主要集中在文学、报刊等领域，但围绕五四与一个特定群体的关系，却是第一次。而这个群体的形象、思想、表达、努力，在过去几十年间，不断受到中国重大变革、政治演变的影响，与五四运动有着深刻的渊源。
五四与新加坡华文知识分子，会是一个既宏观、又微观的话题。宏观层面涉及五四运动的海外影响、中国与新加坡诸多层面的互动关系、五四精神对新华知识分子的潜移默化等等；微观层面，则涉及教育、文学、报刊、学生运动的具体操作和实践，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出五四的渊源。
比如，对中国来说，五四运动直接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打破旧传统的理念开辟道路，也为左派思想扩充空间，五四精神在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中激发了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报效社会的意识。这股思想浪潮制造出的历史趋势，也同样影响到新加坡在内的区域。五四之后的数十年间，新加坡社会内部思潮的涌动与抗争，也同样深受这一情怀和意识的触动。
中国的出版和新闻舆论界在五四运动后，出现蜕变式进步。无论是技术上还是内容上，报刊种类还是读者人数，五四之后的报刊都蔚为可观，远胜于昔。这一点上，新加坡当时的华文文化产品，也出现同步的变化。诸多研究者对新华文学、新华报刊以及报纸副刊的发展轨迹展开的论述，都可以看出五四运动在其中制造的转折，并与中国的文化变革同步。
想想也很巧，五四运动1919年在中国热闹展开的时候，正是新加坡庆祝莱佛士登陆、开埠100周年的同一时期。反殖、爱国是中国五四青年高喊的口号，但并不是华文知识分子对新加坡这块土地发出的同样诉求，新思想的普及、知识分子的孕育土壤、以及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认同生态都还不够成熟。直到30多年后，新加坡华文知识分子才逐渐开始形成在地的具体诉求，而其精神力量的源泉和血液，是可以追溯到1919年的那场运动的。再后来的30年，因为政治形势的改变，这种能量却是处于不断衰落的过程。
新加坡感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媒介包括文学作品的鼓动、语文教材的使用、报刊文字的传播，但其中双方人员的流动，也是重要的渠道，直到现在，仍为人津津乐道。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国作家南来，带来变革的清新气息。参与学生运动的成员亦南下宣传，1920年时，中国学生联合总会派遣刘清扬南来英属殖民地马来亚，“责任是报告调查，负报告国内学生去年五四运动关于文明进化之责，兼调查海外之状态，且望侨胞能明了真相，与学生表精神之同情，与有物质之相助”。
而少有人知的是，新加坡人也曾在五四运动有所贡献。从新加坡回中国求学的何葆仁，五四时作为复旦大学学生领袖，积极发动和参加上海学生运动，担任上海学生联合会会长，并被选为全国学生联合会副会长，后来在1925年回返新加坡，曾任教华侨中学，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直至1978年病逝。
五四运动，无论是中国的思想界、文学界、艺术界，或是亚洲不同的华人社会，都从中各自汲取养分，在不同的时期发酵。而如今，检视五四与新华知识分子的渊源，在新加坡正将自己放置在辛亥革命等华人社会运动的整体变革图景之中的背景下，亦有特殊的价值。
（作者是本报编辑组副主任兼《新汇点》主编）
文章作者：周兆呈
发表日期：2009年5月3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想法》
明天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
对不同的华人社会来说，五四有着不同的含义。比如在中国大陆，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五月四日被列为青年节，运动的主要意义是放在年轻学子投身爱国运动的热潮。而在台湾，五月四日则是被定为文艺节，聚焦放在“文化人”身上，而其由来也是“一群爱好写作的文艺界人士”于1950年5月4日在台北成立中国文艺协会，宣誓共同为反共复国而努力，并以这一天为首届文艺节。在台湾，青年节则是3月29日，也是革命先烈纪念日，以纪念黄花岗起义。
都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开始蓬勃发展起来的国共两党，却因政治需要，对五四运动的评价也出现差异，在不同政治时期的纪念活动中，更因应彼时的政情选择性记忆，各取所需地展开论述。
而五四运动从一开始，就在全球华人社会形成世界性的影响。虽然包括港澳台以及新加坡、东南亚等地在内的不同社会，因为各自政治条件的差异，发展形态并不一样，也因此造成彼此对五四运动不同的看法，但一个共同的特点是：这些地方都因为中国内部发生的巨大变革，而连动产生自身从知识阶层到社会结构的变化，要抵御或是视而不见，是绝无可能的。
昨天举行的“五四运动的当代回想”研讨会，除了包括陈六使中华语言教授基金邀请的讲座教授金观涛演讲“中国历史上的两次启蒙运动”之外，也举行了“五四运动与新加坡华文知识分子”的座谈会。两个场景，合二为一，对本地来说，意涵特殊。五四运动对新加坡的影响，论者不少，亦主要集中在文学、报刊等领域，但围绕五四与一个特定群体的关系，却是第一次。而这个群体的形象、思想、表达、努力，在过去几十年间，不断受到中国重大变革、政治演变的影响，与五四运动有着深刻的渊源。
五四与新加坡华文知识分子，会是一个既宏观、又微观的话题。宏观层面涉及五四运动的海外影响、中国与新加坡诸多层面的互动关系、五四精神对新华知识分子的潜移默化等等；微观层面，则涉及教育、文学、报刊、学生运动的具体操作和实践，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出五四的渊源。
比如，对中国来说，五四运动直接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打破旧传统的理念开辟道路，也为左派思想扩充空间，五四精神在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中激发了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报效社会的意识。这股思想浪潮制造出的历史趋势，也同样影响到新加坡在内的区域。五四之后的数十年间，新加坡社会内部思潮的涌动与抗争，也同样深受这一情怀和意识的触动。
中国的出版和新闻舆论界在五四运动后，出现蜕变式进步。无论是技术上还是内容上，报刊种类还是读者人数，五四之后的报刊都蔚为可观，远胜于昔。这一点上，新加坡当时的华文文化产品，也出现同步的变化。诸多研究者对新华文学、新华报刊以及报纸副刊的发展轨迹展开的论述，都可以看出五四运动在其中制造的转折，并与中国的文化变革同步。
想想也很巧，五四运动1919年在中国热闹展开的时候，正是新加坡庆祝莱佛士登陆、开埠100周年的同一时期。反殖、爱国是中国五四青年高喊的口号，但并不是华文知识分子对新加坡这块土地发出的同样诉求，新思想的普及、知识分子的孕育土壤、以及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认同生态都还不够成熟。直到30多年后，新加坡华文知识分子才逐渐开始形成在地的具体诉求，而其精神力量的源泉和血液，是可以追溯到1919年的那场运动的。再后来的30年，因为政治形势的改变，这种能量却是处于不断衰落的过程。
新加坡感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媒介包括文学作品的鼓动、语文教材的使用、报刊文字的传播，但其中双方人员的流动，也是重要的渠道，直到现在，仍为人津津乐道。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国作家南来，带来变革的清新气息。参与学生运动的成员亦南下宣传，1920年时，中国学生联合总会派遣刘清扬南来英属殖民地马来亚，“责任是报告调查，负报告国内学生去年五四运动关于文明进化之责，兼调查海外之状态，且望侨胞能明了真相，与学生表精神之同情，与有物质之相助”。
而少有人知的是，新加坡人也曾在五四运动有所贡献。从新加坡回中国求学的何葆仁，五四时作为复旦大学学生领袖，积极发动和参加上海学生运动，担任上海学生联合会会长，并被选为全国学生联合会副会长，后来在1925年回返新加坡，曾任教华侨中学，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直至1978年病逝。
五四运动，无论是中国的思想界、文学界、艺术界，或是亚洲不同的华人社会，都从中各自汲取养分，在不同的时期发酵。而如今，检视五四与新华知识分子的渊源，在新加坡正将自己放置在辛亥革命等华人社会运动的整体变革图景之中的背景下，亦有特殊的价值。
（作者是本报编辑组副主任兼《新汇点》主编）
谁该记得五四？
文章标题：谁该记得五四？
文章作者：陈迎竹
发表日期：2009年5月3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想法》
一个社会运动在九十年后犹自受到探讨、挖掘、纪念、反思乃至追溯，除了它本身的复杂性和深刻意义，另一个主要原因，恐怕是因为它代表的其实是一个在记忆中发光发亮也发热的时代；是这个时代反衬出来的种种价值，使这项运动始终能够存续在人们的记忆中，并且在时代的巨轮下越发彰显它的辉煌，也随着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的投入梳理研究，让它多重和纠结的面孔越来越清晰剔透，在是非对错、价值、路线、手段、目的都越来越完整呈现之后，它也就承载了越来越丰富的内涵与民族记忆，从情感和理性上也越发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标记。
五四就是这样的一个文化标记。
五四以反帝国主义的国际政治事件始，却前后勾连着新文化运动和国家体制走向等等课题。任何一个课题都足以叫一个国家陷入不停的争辩，而事实上它也在随后的日子里，直接间接引起或伴随全中国走进喧腾不休征战不止的历史，而且这种文化之辩与体制之争，到今天都不能说有定论。
五四运动九十年来成就了无数研究篇章，至今余温不散，除了因为它所蕴含的价值与意义确实太过多元繁杂，也因为整个时代所追求的民族复兴之道与文化价值系统的更新之路，其实至今仍在摸索中。不过其中一个值得肯定的意义，应该是读书人或知识阶层的投入。运动的发展虽然有强烈的反传统诉求，但在知识阶层参与这点上，它其实是格外彰显了中国传统读书人对家事国事天下事的关怀和责任感。
这一层面也让我们看到知识阶层与国族之间的关系。晚清到民初的知识分子都在国家主权、政治体制、文化与价值传统、个人与家庭关系乃至男女问题上，寻求各种解救、突破与变革之道，从西方和日本引入种种学说、观念和主张。虽然许多想法和做法在今天都已证明是错误和失败的，是走了岔路歧路，但是诚如学者金观涛认为，这场运动所带来的问题，并不足以作为否定运动的理由。
一个社会能容许自由表达、辩论甚至鼓吹某种观点，其实是社会的一种资产，而不是负债。当然社会的成熟度、政治的影响力、国民的认知和时代的局限等种种因素，都会影响到社会承受言论极限的程度。然而单纯把某类表达方式或某类内容视为一种危险，进而使知识分子承担所有责任，并不能解决言论缘起与背景所隐含的矛盾与分歧。换言之，社会的冲突往往是潜在的矛盾没有得到公开公平的解决，而不是言论使然。中国近代史上的巨变，不肇因于知识分子的争论，而是政治与社会的长期僵化使它走到必须发生变化的路口，反倒是后来，由于知识分子被胁迫禁锢不能发声，而终于演变成更深沉哀绝的灾难。
五四作为一场运动所引发的一连串改变，都离不开当时中国大大小小知识分子的投入，这种投入既是国家发展的动力，也是民族活力的表现。但它同时也让知识分子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处于持续的张力。这样的张力关系对威权政府来说，是很大的考验。
知识界的活跃往往会使建制受到挑战和质疑，尽管这未必就是对权力地位直接的挑战。五四时代的中国其实面对的是某种意义上的“全球化”，只不过那是中国知识分子从全球引进的思潮、政制、文化等变革和主张。在威权强势的国家，知识分子常遭压抑，建制成了“超稳定结构”，挑战质疑被视为找麻烦，然而知识界的贫弱与缺乏活力，长期会使社会整体思考力失血，进而导致社会在危机中无法自救。我们都只看到财力贫穷国家的困境，却很少想到思考力的贫困，有一天也可能会成为灾难。
（作者是本报新闻编辑）
文章作者：陈迎竹
发表日期：2009年5月3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想法》
一个社会运动在九十年后犹自受到探讨、挖掘、纪念、反思乃至追溯，除了它本身的复杂性和深刻意义，另一个主要原因，恐怕是因为它代表的其实是一个在记忆中发光发亮也发热的时代；是这个时代反衬出来的种种价值，使这项运动始终能够存续在人们的记忆中，并且在时代的巨轮下越发彰显它的辉煌，也随着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的投入梳理研究，让它多重和纠结的面孔越来越清晰剔透，在是非对错、价值、路线、手段、目的都越来越完整呈现之后，它也就承载了越来越丰富的内涵与民族记忆，从情感和理性上也越发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标记。
五四就是这样的一个文化标记。
五四以反帝国主义的国际政治事件始，却前后勾连着新文化运动和国家体制走向等等课题。任何一个课题都足以叫一个国家陷入不停的争辩，而事实上它也在随后的日子里，直接间接引起或伴随全中国走进喧腾不休征战不止的历史，而且这种文化之辩与体制之争，到今天都不能说有定论。
五四运动九十年来成就了无数研究篇章，至今余温不散，除了因为它所蕴含的价值与意义确实太过多元繁杂，也因为整个时代所追求的民族复兴之道与文化价值系统的更新之路，其实至今仍在摸索中。不过其中一个值得肯定的意义，应该是读书人或知识阶层的投入。运动的发展虽然有强烈的反传统诉求，但在知识阶层参与这点上，它其实是格外彰显了中国传统读书人对家事国事天下事的关怀和责任感。
这一层面也让我们看到知识阶层与国族之间的关系。晚清到民初的知识分子都在国家主权、政治体制、文化与价值传统、个人与家庭关系乃至男女问题上，寻求各种解救、突破与变革之道，从西方和日本引入种种学说、观念和主张。虽然许多想法和做法在今天都已证明是错误和失败的，是走了岔路歧路，但是诚如学者金观涛认为，这场运动所带来的问题，并不足以作为否定运动的理由。
一个社会能容许自由表达、辩论甚至鼓吹某种观点，其实是社会的一种资产，而不是负债。当然社会的成熟度、政治的影响力、国民的认知和时代的局限等种种因素，都会影响到社会承受言论极限的程度。然而单纯把某类表达方式或某类内容视为一种危险，进而使知识分子承担所有责任，并不能解决言论缘起与背景所隐含的矛盾与分歧。换言之，社会的冲突往往是潜在的矛盾没有得到公开公平的解决，而不是言论使然。中国近代史上的巨变，不肇因于知识分子的争论，而是政治与社会的长期僵化使它走到必须发生变化的路口，反倒是后来，由于知识分子被胁迫禁锢不能发声，而终于演变成更深沉哀绝的灾难。
五四作为一场运动所引发的一连串改变，都离不开当时中国大大小小知识分子的投入，这种投入既是国家发展的动力，也是民族活力的表现。但它同时也让知识分子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处于持续的张力。这样的张力关系对威权政府来说，是很大的考验。
知识界的活跃往往会使建制受到挑战和质疑，尽管这未必就是对权力地位直接的挑战。五四时代的中国其实面对的是某种意义上的“全球化”，只不过那是中国知识分子从全球引进的思潮、政制、文化等变革和主张。在威权强势的国家，知识分子常遭压抑，建制成了“超稳定结构”，挑战质疑被视为找麻烦，然而知识界的贫弱与缺乏活力，长期会使社会整体思考力失血，进而导致社会在危机中无法自救。我们都只看到财力贫穷国家的困境，却很少想到思考力的贫困，有一天也可能会成为灾难。
（作者是本报新闻编辑）
寻回，而非告别“五四”
文章标题：寻回，而非告别“五四”
文章作者：王赓武、郑永年
发表日期：2009年4月24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今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从这次运动发生的那个时代起，“五四运动”注定要成为中国现代史的主题。在此之后，中国历史的所有发展似乎都可以以不同形式和“五四运动”联系起来。无论是在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人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经历过“五四运动”的中国。也正因为这样，人们对“五四运动”的解读和评价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有意识形态的解读，有政治的解读，有党派的解读，也有各种各样带着时代气息的文化解读。但无论是持肯定态度还是否定态度，各种解读都和现实中所发生的现象和所存在的问题分不开。持肯定态度的人可以从“五四运动”中找到正面的因素，而持否定态度的人也同样可以从“五四运动”中找到负面的因素。
任何轻易结论都为时过早
举一个例子来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进入一个倡导政治改革的时代，无论在政治领域还是在知识领域，人们大力推崇“五四运动”的进取、改革甚至革命精神。但是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人们对“五四运动”就有了很不相同的看法，一些人往往简单地把这场运动和激进主义联系起来。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的知识界想“告别革命”，开始对革命和激进社会运动作知识反思。不久，中国领导层也正式提出共产党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
在革命的时代，人们需要“五四运动”所体现出来的那种精神，但在和平执政年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既然“五四运动”是激进主义的产物，也是和革命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在今天再提倡“五四”精神就显得不合时宜了。这或许是中国大陆有关部门这些年来低调处理“五四运动”纪念日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对“五四运动”这样一场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运动，任何轻易的结论都为时过早，政治性的结论更是站不住脚。不过，各种评价中所体现出来的态度倒也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五四运动”尽管已经成为历史，但仍然具有深刻的现代性。无论从“五四运动”来反思现代还是从现代来反思“五四运动”，人们都可以看到这场运动的伟大性和其深刻的历史性。
今天中国各界所讨论的问题实际上是“五四运动”以来一直所存在着的。现代人们所提出的问题和“五四”一代所提出的问题，在思想层面并无多大差异，所不同的这些问题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有了很大的不同，因此是老问题、新提法。
也应当指出的是，“五四运动”的影响从一开始就具有全球性，影响所及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在内的华人社会。在这些华人社会，尽管同属华人传统，但在近代以来，因为历史的分叉式发展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形态，“五四”对各自的影响不同，不同社会的华人社会对“五四”的评价及其评价的参照价值都不同。这里没有可能涵盖“五四”对所有这些社会发展的影响。本文因此聚焦于“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即中国大陆。但即使聚焦于中国大陆，要对“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思想领域的发展说个清楚并不容易，是一件庞大而严肃的任务。同样，要对“五四运动”作任何具有结论性的评价也不可能，因为对“五四”的评价应当具有开放性。历史是开放的，对历史的评价也应当如此。
需要“五四”的开放竞争精神
中国社会的这种现状表明执政党要重拾“五四”精神，通过各种“主义”的竞争来确立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与官方控制人们重回“五四”精神相反，执政党现在需要的正是“五四”那种开放竞争的精神。官方担忧思想运动的激进化可以理解，因为任何执政党都不想看到任何一种思想的激进化。但是也必须理性地来看待“五四”思想的激进化。和其它所有的思想运动一样，“五四”运动的确有其激进的一面，主要是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激进批评。但是激进运动并不缺失其理性的一面。对执政党来说，有效的方法是通过思想的竞争而确立主流价值和意识形态，而非使用政治的或者行政的强制方式来遏制思想。
这方面上世纪是有深刻教训的。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当国民党确立其统治权之后，就对“五四运动”进行批判和攻击。国民党的发展和“五四运动”分不开，但成为执政党之后，就失去了“五四”精神，在思想领域呈现出保守主义趋势。针对当时社会存在的很多问题，中国的知识界秉持“五四”精神对社会现实进行深刻的批判。执政党显然不想看到这个局面，因此动用各种手段来控制和压制知识分子。执政当局对“五四运动”的攻击因此变得不可避免。但这种做法适得其反。官方的控制反而导致了学生和知识界的更为激进化的思想和行为，因为他们相信只有通过激进化，才能解决中国所面临的深刻危机。毫无疑问，失去学生和知识界的认同和支持是国民党失败的一个关键原因。
这段历史应当仍然具有当代意义。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就是通过“五四”运动在中国得到确立的。“五四”运动如何确立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对今天中国主流思想体系和价值的确立仍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和反思意义。
对执政党来说，首先必须区分两个不同的概念，即“领导权”和“统治权”。根据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的说法，“领导权”和“统治权”是两个互相关联但又具有不同性质的政治概念。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是以特定的意识形态通过和其它意识形态的自由竞争而得到的地位。社会成员自由选择该意识形态，自愿接受认同这种意识形态，并且在行动中受这种意识形态的引导或者指导。
但意识形态的统治权则不一样。意识形态的统治权往往是一个政党或者政治组织在取得政权以后把自己的思想或者意识形态加于社会群体之上。意识形态确定其统治地位并不见得是通过自由竞争，而是可以通过政治的、行政的、法律和经济的各种力量加于社会群体。意识形态的统治权尽管并不排斥领导权，但两者的区别是显然的。领导权并不包含强制性，而统治权则包含有强制性。所以，一般而言，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较之统治权具有更广泛的合理性和社会性。
党的知识分子的定位问题
“五四运动”中所体现出来的思想竞争精神对今天中国的思想战线仍具有参照意义。中国共产党现在是唯一的执政党，具有坚实的统治权。因为有了统治权，一些主管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官员，就很少去考量甚至忽视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因为有了强大的政权基础，有了经济、社会和行政等方方面面的权力，他们往往显得霸气十足。一些人害怕竞争，也不容忍竞争，往往是用权力来压人，用权力来解决问题。尽管这种现象在很多领域都存在着，但在思想领域更甚。思想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每一个官员都意识到这一点。但很多官员并不想去通过竞争来争取思想上的领导权，而总是想用手中的统治权来取得这种“领导权”。
要取得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而不仅仅是拥有和使用统治权，就涉及到知识分子尤其是党的知识分子的定位问题。任何一个政党尤其是执政党都必须拥有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政党如果不能培养自己有机知识分子，那么其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就很难取得，很难维持。在多党制国家，党本身只是一种组织，具有组织利益，并且和其它党派相竞争。但中国的现实是，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利益是什么？这是个必须加以仔细考量的问题。人们常说“党和国家的利益”，就是说，党具有本身的利益。那么党的利益是什么呢？不管党的利益多么复杂，有一点很难忽视，那就是党必须以社会大多数的利益为归依。
就是说，党是整个社会的有机体。党依附于社会整体，而不是社会依附于党。这就决定了党的有机知识分子首先应当是整个社会的有机知识分子，反映社会的声音，代表社会的利益。党的知识分子必须是社会的一部分，来自社会，服务于社会。他们和党的其它干部是党和社会整体的有机连接点。如果知识分子尤其是党的知识分子成为了某一些特殊利益的代言人，那么党在思想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就会出现问题。软性的领导权出现了问题，那么硬性的统治权就显现出来。统治权使用过度，或者滥用统治权，那么党群关系就会呈现紧张状态。
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已经提出党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问题，并且把提高执政能力提到政治议程上来。这具有方向性的意义。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党的转型不可避免。近年来，中共在党内民主、反腐败等方面有不少努力。但是迄今为止主要集中在组织和管理层面的转型，而这是远远不够的。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的转型也同等重要。如果继续不容许各种思想之间的竞争，并在此基础上融合成为社会多数所能认同和接受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共享价值，那么执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会继续处于衰落状态。很多年来，执政党并不缺乏一些能够增进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政策，但因为在干部党员中间，这些政策缺少意识形态层面的理解和共识，因此不能得到他们的有效支撑，政策的执行一直是个大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如果社会缺失共同的价值，那么社会的凝聚力也会越来越低。这样的发展趋势显然非常不利于中国的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的。
今天的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大变局产生大问题，大问题的解决呼吁思想的大解放。而思想解放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各阶层一直在呼唤的。但是，如何才能真正实现思想的大解放呢？这里人们就能看到“五四运动”精神对今日中国的相关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所需要的是寻回“五四”，而非告别“五四”。
王赓武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席，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本文经过删节，原为八方文化创作室出版的论文集《中国的“主义”之争：从“五四运动”到当代》的序。
文章作者：王赓武、郑永年
发表日期：2009年4月24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今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从这次运动发生的那个时代起，“五四运动”注定要成为中国现代史的主题。在此之后，中国历史的所有发展似乎都可以以不同形式和“五四运动”联系起来。无论是在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人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经历过“五四运动”的中国。也正因为这样，人们对“五四运动”的解读和评价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有意识形态的解读，有政治的解读，有党派的解读，也有各种各样带着时代气息的文化解读。但无论是持肯定态度还是否定态度，各种解读都和现实中所发生的现象和所存在的问题分不开。持肯定态度的人可以从“五四运动”中找到正面的因素，而持否定态度的人也同样可以从“五四运动”中找到负面的因素。
任何轻易结论都为时过早
举一个例子来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进入一个倡导政治改革的时代，无论在政治领域还是在知识领域，人们大力推崇“五四运动”的进取、改革甚至革命精神。但是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人们对“五四运动”就有了很不相同的看法，一些人往往简单地把这场运动和激进主义联系起来。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的知识界想“告别革命”，开始对革命和激进社会运动作知识反思。不久，中国领导层也正式提出共产党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
在革命的时代，人们需要“五四运动”所体现出来的那种精神，但在和平执政年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既然“五四运动”是激进主义的产物，也是和革命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在今天再提倡“五四”精神就显得不合时宜了。这或许是中国大陆有关部门这些年来低调处理“五四运动”纪念日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对“五四运动”这样一场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运动，任何轻易的结论都为时过早，政治性的结论更是站不住脚。不过，各种评价中所体现出来的态度倒也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五四运动”尽管已经成为历史，但仍然具有深刻的现代性。无论从“五四运动”来反思现代还是从现代来反思“五四运动”，人们都可以看到这场运动的伟大性和其深刻的历史性。
今天中国各界所讨论的问题实际上是“五四运动”以来一直所存在着的。现代人们所提出的问题和“五四”一代所提出的问题，在思想层面并无多大差异，所不同的这些问题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有了很大的不同，因此是老问题、新提法。
也应当指出的是，“五四运动”的影响从一开始就具有全球性，影响所及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在内的华人社会。在这些华人社会，尽管同属华人传统，但在近代以来，因为历史的分叉式发展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形态，“五四”对各自的影响不同，不同社会的华人社会对“五四”的评价及其评价的参照价值都不同。这里没有可能涵盖“五四”对所有这些社会发展的影响。本文因此聚焦于“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即中国大陆。但即使聚焦于中国大陆，要对“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思想领域的发展说个清楚并不容易，是一件庞大而严肃的任务。同样，要对“五四运动”作任何具有结论性的评价也不可能，因为对“五四”的评价应当具有开放性。历史是开放的，对历史的评价也应当如此。
需要“五四”的开放竞争精神
中国社会的这种现状表明执政党要重拾“五四”精神，通过各种“主义”的竞争来确立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与官方控制人们重回“五四”精神相反，执政党现在需要的正是“五四”那种开放竞争的精神。官方担忧思想运动的激进化可以理解，因为任何执政党都不想看到任何一种思想的激进化。但是也必须理性地来看待“五四”思想的激进化。和其它所有的思想运动一样，“五四”运动的确有其激进的一面，主要是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激进批评。但是激进运动并不缺失其理性的一面。对执政党来说，有效的方法是通过思想的竞争而确立主流价值和意识形态，而非使用政治的或者行政的强制方式来遏制思想。
这方面上世纪是有深刻教训的。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当国民党确立其统治权之后，就对“五四运动”进行批判和攻击。国民党的发展和“五四运动”分不开，但成为执政党之后，就失去了“五四”精神，在思想领域呈现出保守主义趋势。针对当时社会存在的很多问题，中国的知识界秉持“五四”精神对社会现实进行深刻的批判。执政党显然不想看到这个局面，因此动用各种手段来控制和压制知识分子。执政当局对“五四运动”的攻击因此变得不可避免。但这种做法适得其反。官方的控制反而导致了学生和知识界的更为激进化的思想和行为，因为他们相信只有通过激进化，才能解决中国所面临的深刻危机。毫无疑问，失去学生和知识界的认同和支持是国民党失败的一个关键原因。
这段历史应当仍然具有当代意义。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就是通过“五四”运动在中国得到确立的。“五四”运动如何确立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对今天中国主流思想体系和价值的确立仍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和反思意义。
对执政党来说，首先必须区分两个不同的概念，即“领导权”和“统治权”。根据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的说法，“领导权”和“统治权”是两个互相关联但又具有不同性质的政治概念。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是以特定的意识形态通过和其它意识形态的自由竞争而得到的地位。社会成员自由选择该意识形态，自愿接受认同这种意识形态，并且在行动中受这种意识形态的引导或者指导。
但意识形态的统治权则不一样。意识形态的统治权往往是一个政党或者政治组织在取得政权以后把自己的思想或者意识形态加于社会群体之上。意识形态确定其统治地位并不见得是通过自由竞争，而是可以通过政治的、行政的、法律和经济的各种力量加于社会群体。意识形态的统治权尽管并不排斥领导权，但两者的区别是显然的。领导权并不包含强制性，而统治权则包含有强制性。所以，一般而言，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较之统治权具有更广泛的合理性和社会性。
党的知识分子的定位问题
“五四运动”中所体现出来的思想竞争精神对今天中国的思想战线仍具有参照意义。中国共产党现在是唯一的执政党，具有坚实的统治权。因为有了统治权，一些主管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官员，就很少去考量甚至忽视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因为有了强大的政权基础，有了经济、社会和行政等方方面面的权力，他们往往显得霸气十足。一些人害怕竞争，也不容忍竞争，往往是用权力来压人，用权力来解决问题。尽管这种现象在很多领域都存在着，但在思想领域更甚。思想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每一个官员都意识到这一点。但很多官员并不想去通过竞争来争取思想上的领导权，而总是想用手中的统治权来取得这种“领导权”。
要取得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而不仅仅是拥有和使用统治权，就涉及到知识分子尤其是党的知识分子的定位问题。任何一个政党尤其是执政党都必须拥有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政党如果不能培养自己有机知识分子，那么其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就很难取得，很难维持。在多党制国家，党本身只是一种组织，具有组织利益，并且和其它党派相竞争。但中国的现实是，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利益是什么？这是个必须加以仔细考量的问题。人们常说“党和国家的利益”，就是说，党具有本身的利益。那么党的利益是什么呢？不管党的利益多么复杂，有一点很难忽视，那就是党必须以社会大多数的利益为归依。
就是说，党是整个社会的有机体。党依附于社会整体，而不是社会依附于党。这就决定了党的有机知识分子首先应当是整个社会的有机知识分子，反映社会的声音，代表社会的利益。党的知识分子必须是社会的一部分，来自社会，服务于社会。他们和党的其它干部是党和社会整体的有机连接点。如果知识分子尤其是党的知识分子成为了某一些特殊利益的代言人，那么党在思想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就会出现问题。软性的领导权出现了问题，那么硬性的统治权就显现出来。统治权使用过度，或者滥用统治权，那么党群关系就会呈现紧张状态。
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已经提出党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问题，并且把提高执政能力提到政治议程上来。这具有方向性的意义。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党的转型不可避免。近年来，中共在党内民主、反腐败等方面有不少努力。但是迄今为止主要集中在组织和管理层面的转型，而这是远远不够的。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的转型也同等重要。如果继续不容许各种思想之间的竞争，并在此基础上融合成为社会多数所能认同和接受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共享价值，那么执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会继续处于衰落状态。很多年来，执政党并不缺乏一些能够增进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政策，但因为在干部党员中间，这些政策缺少意识形态层面的理解和共识，因此不能得到他们的有效支撑，政策的执行一直是个大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如果社会缺失共同的价值，那么社会的凝聚力也会越来越低。这样的发展趋势显然非常不利于中国的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的。
今天的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大变局产生大问题，大问题的解决呼吁思想的大解放。而思想解放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各阶层一直在呼唤的。但是，如何才能真正实现思想的大解放呢？这里人们就能看到“五四运动”精神对今日中国的相关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所需要的是寻回“五四”，而非告别“五四”。
王赓武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席，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本文经过删节，原为八方文化创作室出版的论文集《中国的“主义”之争：从“五四运动”到当代》的序。
无声的巨响
文章标题：无声的巨响──纪念「五四」九十周年
文章作者：霍韬晦
发表日期：2009年5月1日
发表媒体：《法灯》第322-323期
「五四」到今天，已經九十周年了。過去二十年，我一直沒有停止過對「五四」的反思。這一個運動，是如此的波瀾壯闊、影響深遠。它從青年人的愛國熱誠出發，呼喚了無數沉睡的中國人，從學生運動擴展為民族運動、反帝國主義運動；又從愛國，希望中國新生而反封建、反傳統、反舊禮教，同時迎入西方文化以要求自我改造，最終建立一強大的新中國，以洗刷國恥。這是中國自被西方巨砲轟開大門後的歷史主題，每一個中國人都要背負。
問題是：中國如何方能新生？如何方能建立一強大的新中國？當時外有帝國主義環伺，內有腐朽的北洋政權，內憂外患，奄奄一息，中國憑甚麼資源站立起來呢？「五四」知識分子是想借重外國文化，由科學、民主、自由主義，到中國文藝復興、白話文學運動、整理國故、文字改革、無政府主義、國粹主義、國家主義、超人哲學……無數主張都被提出來了，亂哄哄，莫衷一是，爭論不休。但大部分的中國人還是沒有行動，於是又有人主張啟蒙，先要讓中國人醒覺……其實，中國的百年命運就是要生存，要在內外的夾擊下活下去，所以救亡成為我們的歷史主題，最終走上武裝革命的道路，以求徹底更換我們的面貌。
面貌是更換了，但「五四」的歷史任務並未完成。它源自愛國心，但愛國心其實是傳統文化的憂患感。「五四」知識分子本來一直受傳統文化哺育，但由於受現實剌激，竟然想借重外國文化來脫胎換骨，而激烈主張打倒中國文化。這是錯認，是一種不正常的自卑心理。脫離了自己的文化，中國民族憑甚麼在世界列強中仰首伸眉？難道只憑科學、技術、先進生產、廉價出口、民主制度、法治……就能使我們強大嗎？沒有靈魂的中國人，即使物質富裕了，管理強化了，就到達理想了嗎？
我認為：這決不是「五四」精神！「五四」中人愛國，決不會出賣自己的靈魂。世界上也沒有一個民族，會委棄自己的文化。民族與文化，必須一體：我們可以在原有的歷史基礎上創新；我們可以吸收世界上一切有助於我們成長的優秀文化，但絕不意味著這要丟棄自己的文化。
九十周年了，「五四」的聲音仍在，而形勢已起了很大的變化：中國在向西方學步中，而西方則「亢龍有悔」。去年發生的金融海嘯，源頭正是來自美國，正象徵美國的腐爛。我認為這並非金融問題、經濟問題，而是文化問題：西方資本主義的文化經三百年發展，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交替，政府與市場的角力，已進退維谷。同時，市場的拉力太大，人已被全扯進去，陷入於利益的爭奪中而不得出，社會質素普遍下降，這纔是大問題。大家都被現實帶動，而百年世運，歷史主題，則似乎無聲，其實它已有巨響。誰能有此眼光，看到大變呢？
回憶「五四」、紀念「五四」、繼承「五四」、完成「五四」，是我們中國人的責任。把憂患化為擔當，讓「五四」有一個圓滿的句號。
這是我對「五四」的期盼，也是我二十年來對「五四」反思的心得。本書把我歷年的反思文字、演講，彙為一冊，希望能把「五四」的深沉動機和歷史使命發掘出來，以方便大家聽到這無聲的巨響，在「五四」九十周年來臨之際，作為獻禮。
（編者按︰本文原為《從反傳統到回歸傳統》一書序言。本書將於各大書店有售，敬請留意）
文章作者：霍韬晦
发表日期：2009年5月1日
发表媒体：《法灯》第322-323期
「五四」到今天，已經九十周年了。過去二十年，我一直沒有停止過對「五四」的反思。這一個運動，是如此的波瀾壯闊、影響深遠。它從青年人的愛國熱誠出發，呼喚了無數沉睡的中國人，從學生運動擴展為民族運動、反帝國主義運動；又從愛國，希望中國新生而反封建、反傳統、反舊禮教，同時迎入西方文化以要求自我改造，最終建立一強大的新中國，以洗刷國恥。這是中國自被西方巨砲轟開大門後的歷史主題，每一個中國人都要背負。
問題是：中國如何方能新生？如何方能建立一強大的新中國？當時外有帝國主義環伺，內有腐朽的北洋政權，內憂外患，奄奄一息，中國憑甚麼資源站立起來呢？「五四」知識分子是想借重外國文化，由科學、民主、自由主義，到中國文藝復興、白話文學運動、整理國故、文字改革、無政府主義、國粹主義、國家主義、超人哲學……無數主張都被提出來了，亂哄哄，莫衷一是，爭論不休。但大部分的中國人還是沒有行動，於是又有人主張啟蒙，先要讓中國人醒覺……其實，中國的百年命運就是要生存，要在內外的夾擊下活下去，所以救亡成為我們的歷史主題，最終走上武裝革命的道路，以求徹底更換我們的面貌。
面貌是更換了，但「五四」的歷史任務並未完成。它源自愛國心，但愛國心其實是傳統文化的憂患感。「五四」知識分子本來一直受傳統文化哺育，但由於受現實剌激，竟然想借重外國文化來脫胎換骨，而激烈主張打倒中國文化。這是錯認，是一種不正常的自卑心理。脫離了自己的文化，中國民族憑甚麼在世界列強中仰首伸眉？難道只憑科學、技術、先進生產、廉價出口、民主制度、法治……就能使我們強大嗎？沒有靈魂的中國人，即使物質富裕了，管理強化了，就到達理想了嗎？
我認為：這決不是「五四」精神！「五四」中人愛國，決不會出賣自己的靈魂。世界上也沒有一個民族，會委棄自己的文化。民族與文化，必須一體：我們可以在原有的歷史基礎上創新；我們可以吸收世界上一切有助於我們成長的優秀文化，但絕不意味著這要丟棄自己的文化。
九十周年了，「五四」的聲音仍在，而形勢已起了很大的變化：中國在向西方學步中，而西方則「亢龍有悔」。去年發生的金融海嘯，源頭正是來自美國，正象徵美國的腐爛。我認為這並非金融問題、經濟問題，而是文化問題：西方資本主義的文化經三百年發展，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交替，政府與市場的角力，已進退維谷。同時，市場的拉力太大，人已被全扯進去，陷入於利益的爭奪中而不得出，社會質素普遍下降，這纔是大問題。大家都被現實帶動，而百年世運，歷史主題，則似乎無聲，其實它已有巨響。誰能有此眼光，看到大變呢？
回憶「五四」、紀念「五四」、繼承「五四」、完成「五四」，是我們中國人的責任。把憂患化為擔當，讓「五四」有一個圓滿的句號。
這是我對「五四」的期盼，也是我二十年來對「五四」反思的心得。本書把我歷年的反思文字、演講，彙為一冊，希望能把「五四」的深沉動機和歷史使命發掘出來，以方便大家聽到這無聲的巨響，在「五四」九十周年來臨之際，作為獻禮。
（編者按︰本文原為《從反傳統到回歸傳統》一書序言。本書將於各大書店有售，敬請留意）
旋转乾坤，谁有力量？
文章标题：旋转乾坤，谁有力量？──「五四」八十八周年感悟
文章作者：霍韬晦
发表日期：2007年5月15日
发表媒体：《法灯》第299期
「五四」至今已經八十八周年了，對於一個這樣壯闊的世紀運動，由當年的青年學生發起，終而改變了中國的命運，我們應如何紀念它呢？
年年開紀念會，年年宣告「五四」所追求的目標：移植「德先生」（democracy）和「賽先生」（science），亦即迎入西方價值，至今仍未完成，有甚麼意義呢？
「五四」本來是愛國運動，中國以戰勝國身分反而被迫簽訂屈辱條約，凡有血氣者無不憤慨，於是爆發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大學為首的十三院校學生齊集天安門，衝出東交民巷外國使館區，然後火燒趙家樓，驚動世界。從愛國演變為民族運動，打倒帝國主義，再「內除國賊」，上接「五四」之前的反封建、反傳統，於是再變為文化運動：要解放思想，解放種種加諸於人身上的束縛，反禮教、反家族制度、反三綱五常，轟轟烈烈，如火如荼，最後還要解放文體，要用新的表意工具來傳遞新思想，這就是胡適所說的白話文學運動，或新文學運動的產生！
從歷史角度看，這的確是「三千年未有的大變」（原為李鴻章語），這個「變」，已經不只是「天朝」權威的隕落，夷夏易位，更是中國人自喪其精神支柱，膜拜西方價值，並自居為奴的開始！
這是動機與結果的矛盾，也是現實與理想的背離，所以當時的中國人，有從情感上不能接受的，也有從道理上深知其謬，起而抗辯的，如傳統派的辜鴻銘、劉師培、林琴南等；或雖學習西方而不廢中國傳統的《學衡》派，如吳宓、梅光迪等；另外，則是對中西文化源流有深厚認識的新儒家，如梁漱溟、錢穆、唐君毅、牟宗三等，結果造成中國民族與中國文化的分裂[1]，受害者何止三兩代人！
為甚麼這樣說呢？因我們一方面要迎入西方價值，一方面又要為西方價值的進入鋪路，所以「五四」英雄必先毀滅傳統，把傳統標籤為「封建」、「落後」、「束縛個性」、「吃人」，於是可以堂而皇之的去除。當時反傳統的急先鋒，如陳獨秀、胡適、吳虞、魯迅，乃至主張廢除漢字的錢玄同，下筆都極其勇猛，被稱為激進派，實質上是衝動、幼稚、膚淺[2]；清算傳統腐敗雖有功，但卻使國人眼睛向外求憐，造成嚴重的自卑情意結與價值虛無，卻是大過！因為他們根本拿不出救國的方法，一味抱怨，只有造成更大的傷害。
所以歷史後來發展，到一個宣稱可以改變現狀、可以更換腐惡的新思潮進入，立即贏得許多中國人的信仰，這就是馬列主義。加上蘇聯革命的成功，的確使人相信：革命纔是辦法！
這也就是李澤厚所說的「救亡取代啟蒙」：本來我們可以通過對西方的學習，啟落後之蒙，以建立新文化，但形勢發展使我們沒有空間，亦即沒有選擇。我們只有革命，徹底推翻舊政體。李澤厚的這一個說法，似乎解釋了「五四」的命運。
如今，八十八年過去了，革命已經成功，但許多人都說：「五四」的使命還沒有完成；至少，民主仍未落實，科學還是居於人後。所以，許多人都很悲哀，年年紀念，老調重彈，也沒有甚麼意思。所以，我注意到：今年在中國和海外，包括香港，都沒有甚麼大型紀念，也沒有甚麼新的反思。除了我作的兩場演講[3]之外，大家都忙於享受五月的長假期了。
從某一個意義上說，李澤厚的「救亡說」是有道理的。不過這一個觀念並非李氏提出，而是早在孫中山奔走革命時已提出了。孫中山組織興中會，「救亡圖存」、「興復中華」，正是他用以呼喚人心的口號。孫中山非常有識見，他緊緊掌握著中國民族的意識，和歷史發展的主題。此後一百年，或者更久，中國人必然還要救亡，還要生存在世界上，還要得到別人的尊重！
中國人所受的屈辱太深了，老實說，至今尚未完全洗刷。儘管革命成功，但毛澤東農民革命的意識形態未改，卒至釀成文化大革命。幸而鄧小平改革開放，「中行獨復」（《易經》〈復卦〉六四爻辭），方見氣運之轉。百年苦難，難道我們還沒有受夠麼？老實說，中國人有數千年的歷史文化的蘊藉， 才智不下於西方人，只要給以自由，創造力就可以發揮。
但是，在享受到自由市場的成果，今天許多中國人已經富起來的時候，我們又該做甚麼呢？只享受開放的好處，便忘了百年來的使命嗎？我們的目標是「救亡圖存」，今天已經可以生存，便要進一步探討生存的意義和更高的價值。孫中山的時代過去了，「五四」的時代也過去了，今天的中國，是要對世界發生影響力的時候。我們不要與別人為敵，但為友，要得到別人的尊重與信賴，卻非常不容易。當我們已經站起來，就要有風範、有教養、有文化。孔子說︰「先富後教」（見《論語》〈子路篇〉），這真是智慧語。文明，並非單指科學知識與技術，更非日新月異的產品與享受消費。富而無教是罪惡淵藪，這只要看看今天所謂文明國家的腐朽與頹廢，人的質素下降，便知道死亡不遠，何況還有無法解決的生態危機呢！這已經超出了中國革命的主題，也超過了「五四」的主題，只有從更大的歷史文化的升降、沉浮的角度，纔能看出端倪。
我認為︰這完全是文化路向之爭，也是人對自己所創造的文明的深沉反省的衡量。誰的反省深，誰纔有旋轉乾坤的力量。在此短文，我無法細述我的領悟，但可以指出︰論時論勢，「五四」的反傳統已經走到盡頭，如今是發掘傳統，重新運用傳統智慧以拯救人類迷途的時候。因為只有中國的人文主義，纔能使人不再向下沉淪，「物化」自己！
註：
[1] 請閱唐君毅先生〈中國現代社會政治文化思想之方向，及海外知識分子對當前時代之態度〉一文，《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一書收。
[2] 參看郭齊勇〈五四的反省與超越〉一文，《五四運動與二十世紀的中國》一書收。
[3] 本月一日和四日，我分別在香港法住文化中心和新加坡中華總商會禮堂發表《從反傳統到回歸傳統》的「五四」紀念講座，聽眾反應十分熱烈。內容待筆錄後發表。
文章作者：霍韬晦
发表日期：2007年5月15日
发表媒体：《法灯》第299期
「五四」至今已經八十八周年了，對於一個這樣壯闊的世紀運動，由當年的青年學生發起，終而改變了中國的命運，我們應如何紀念它呢？
年年開紀念會，年年宣告「五四」所追求的目標：移植「德先生」（democracy）和「賽先生」（science），亦即迎入西方價值，至今仍未完成，有甚麼意義呢？
「五四」本來是愛國運動，中國以戰勝國身分反而被迫簽訂屈辱條約，凡有血氣者無不憤慨，於是爆發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大學為首的十三院校學生齊集天安門，衝出東交民巷外國使館區，然後火燒趙家樓，驚動世界。從愛國演變為民族運動，打倒帝國主義，再「內除國賊」，上接「五四」之前的反封建、反傳統，於是再變為文化運動：要解放思想，解放種種加諸於人身上的束縛，反禮教、反家族制度、反三綱五常，轟轟烈烈，如火如荼，最後還要解放文體，要用新的表意工具來傳遞新思想，這就是胡適所說的白話文學運動，或新文學運動的產生！
從歷史角度看，這的確是「三千年未有的大變」（原為李鴻章語），這個「變」，已經不只是「天朝」權威的隕落，夷夏易位，更是中國人自喪其精神支柱，膜拜西方價值，並自居為奴的開始！
這是動機與結果的矛盾，也是現實與理想的背離，所以當時的中國人，有從情感上不能接受的，也有從道理上深知其謬，起而抗辯的，如傳統派的辜鴻銘、劉師培、林琴南等；或雖學習西方而不廢中國傳統的《學衡》派，如吳宓、梅光迪等；另外，則是對中西文化源流有深厚認識的新儒家，如梁漱溟、錢穆、唐君毅、牟宗三等，結果造成中國民族與中國文化的分裂[1]，受害者何止三兩代人！
為甚麼這樣說呢？因我們一方面要迎入西方價值，一方面又要為西方價值的進入鋪路，所以「五四」英雄必先毀滅傳統，把傳統標籤為「封建」、「落後」、「束縛個性」、「吃人」，於是可以堂而皇之的去除。當時反傳統的急先鋒，如陳獨秀、胡適、吳虞、魯迅，乃至主張廢除漢字的錢玄同，下筆都極其勇猛，被稱為激進派，實質上是衝動、幼稚、膚淺[2]；清算傳統腐敗雖有功，但卻使國人眼睛向外求憐，造成嚴重的自卑情意結與價值虛無，卻是大過！因為他們根本拿不出救國的方法，一味抱怨，只有造成更大的傷害。
所以歷史後來發展，到一個宣稱可以改變現狀、可以更換腐惡的新思潮進入，立即贏得許多中國人的信仰，這就是馬列主義。加上蘇聯革命的成功，的確使人相信：革命纔是辦法！
這也就是李澤厚所說的「救亡取代啟蒙」：本來我們可以通過對西方的學習，啟落後之蒙，以建立新文化，但形勢發展使我們沒有空間，亦即沒有選擇。我們只有革命，徹底推翻舊政體。李澤厚的這一個說法，似乎解釋了「五四」的命運。
如今，八十八年過去了，革命已經成功，但許多人都說：「五四」的使命還沒有完成；至少，民主仍未落實，科學還是居於人後。所以，許多人都很悲哀，年年紀念，老調重彈，也沒有甚麼意思。所以，我注意到：今年在中國和海外，包括香港，都沒有甚麼大型紀念，也沒有甚麼新的反思。除了我作的兩場演講[3]之外，大家都忙於享受五月的長假期了。
從某一個意義上說，李澤厚的「救亡說」是有道理的。不過這一個觀念並非李氏提出，而是早在孫中山奔走革命時已提出了。孫中山組織興中會，「救亡圖存」、「興復中華」，正是他用以呼喚人心的口號。孫中山非常有識見，他緊緊掌握著中國民族的意識，和歷史發展的主題。此後一百年，或者更久，中國人必然還要救亡，還要生存在世界上，還要得到別人的尊重！
中國人所受的屈辱太深了，老實說，至今尚未完全洗刷。儘管革命成功，但毛澤東農民革命的意識形態未改，卒至釀成文化大革命。幸而鄧小平改革開放，「中行獨復」（《易經》〈復卦〉六四爻辭），方見氣運之轉。百年苦難，難道我們還沒有受夠麼？老實說，中國人有數千年的歷史文化的蘊藉， 才智不下於西方人，只要給以自由，創造力就可以發揮。
但是，在享受到自由市場的成果，今天許多中國人已經富起來的時候，我們又該做甚麼呢？只享受開放的好處，便忘了百年來的使命嗎？我們的目標是「救亡圖存」，今天已經可以生存，便要進一步探討生存的意義和更高的價值。孫中山的時代過去了，「五四」的時代也過去了，今天的中國，是要對世界發生影響力的時候。我們不要與別人為敵，但為友，要得到別人的尊重與信賴，卻非常不容易。當我們已經站起來，就要有風範、有教養、有文化。孔子說︰「先富後教」（見《論語》〈子路篇〉），這真是智慧語。文明，並非單指科學知識與技術，更非日新月異的產品與享受消費。富而無教是罪惡淵藪，這只要看看今天所謂文明國家的腐朽與頹廢，人的質素下降，便知道死亡不遠，何況還有無法解決的生態危機呢！這已經超出了中國革命的主題，也超過了「五四」的主題，只有從更大的歷史文化的升降、沉浮的角度，纔能看出端倪。
我認為︰這完全是文化路向之爭，也是人對自己所創造的文明的深沉反省的衡量。誰的反省深，誰纔有旋轉乾坤的力量。在此短文，我無法細述我的領悟，但可以指出︰論時論勢，「五四」的反傳統已經走到盡頭，如今是發掘傳統，重新運用傳統智慧以拯救人類迷途的時候。因為只有中國的人文主義，纔能使人不再向下沉淪，「物化」自己！
註：
[1] 請閱唐君毅先生〈中國現代社會政治文化思想之方向，及海外知識分子對當前時代之態度〉一文，《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一書收。
[2] 參看郭齊勇〈五四的反省與超越〉一文，《五四運動與二十世紀的中國》一書收。
[3] 本月一日和四日，我分別在香港法住文化中心和新加坡中華總商會禮堂發表《從反傳統到回歸傳統》的「五四」紀念講座，聽眾反應十分熱烈。內容待筆錄後發表。
华文知识分子应继承五四基本精神
文章标题：华文知识分子应继承五四基本精神
文章作者：谢燕燕
发表日期：2009年5月3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新闻》
明天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报业中心礼堂昨天举行了一场文化思想的饷宴，本地政、商、学术和文化界人士，聆听中国思想界重要学者金观涛教授的演讲，并参与“五四与新加坡华文知识分子”的研讨，一起进行“五四运动的当代回想”，激起了一场精彩的思想激荡。
尽管五四运动的许多内容、争议不一定适用于今日社会，教育部兼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傅海燕认为，本地华文知识分子应该继承五四运动的基本精神—爱护国家，关心社会，积极对文化进行反思，并为了社会进步，将信念付诸行动。
傅海燕昨天以主宾身份出席“五四运动的当代回想”研讨会时还指出，五六十年代本地参与学运、工运和社会运动的学生、工人和华文知识分子，在抗议社会上不公平现象时，他们的思想脉络，其实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
傅海燕说，新加坡早期华人社会因血源关系，深受中国影响。中国的重大事件总引起本地华人的回应，晚晴园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的先辈在民国成立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作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有我们南方人的英名，而后年的辛亥革命100周年，将是个富有纪念性的日子。”
傅海燕的祖父母，便是受到五四新思潮冲击的一代。她的祖父傅无闷，是福建南安人，本来在厦门一所中学任教，后来投身革命，创办报刊，报章被禁后，走避东南亚，继续当报人。《联合早报》前身《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都有其印迹。
她的祖母刘韵仙在湖南长沙受教育，后到燕京大学深造，到新加坡后成为南洋女中校长，推动女子教育。
傅海燕指出：“当代社会里，曾有多位像他们一样的文化界人士，在学校，报社，把中国当代新思想带入新加坡，对社会发挥积极作用。
本地学者反思五四
“五四运动的当代回想”研讨会是由本报与南大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和怡和轩联合主办，由陈六使中华语言文化基金访问教授金观涛做专题演讲，讲题是“中国历史上的两次启蒙运动”。研讨会下半场，本地学者与报人则以“五四与新加坡华文知识分子”为题，梳理五四与本地的关系，也谈到这一思潮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本地华文知识分子所造成的影响。
南大中文系副教授衣若芬在“折射于新加坡的五四之光”的讲题中，谈到“五四事件”在新加坡的反响。
衣副教授以当年刊登在《叻报》的一则有趣烟草广告，说明五四前后，本地的一场“爱用国货”运动。广告涉及广东商人简照南、简玉阶兄弟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这家公司1916年在新加坡设分销所，第二年在《叻报》登广告。
他们的商业对手英美烟草公司却“揭发”简照南入籍日本，名为“松本照南”，抨击所卖香烟是“日货”。《叻报》当时的立场是认为应该包容海外华侨的双重国籍。风波最后以简照南放弃日本户籍，强调“中国人吸中国烟”收场。
国大中文系助理教授梁秉赋则以“五四与星马华校生的反殖民主义思潮运动”为题，把目光放到50年代的新加坡，思考五四对这一时期华校生的影响。
他从1955年出版的《焦风半月刊》的一些文章中，指出当时学潮的三大目标是反殖民主义，反封建主义和反投机主义，前面的两大目标，显然与五四思潮一脉相传。
根据梁秉赋的观察与思考，五四运动的“反帝国主义”，民族自强、自立、自决思想，在南洋华人社会的抗战动员中得到深化，成为战后星马人民反殖民主义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
他指出，50年代学潮经常被诠释为“左派思潮”，其实它还有一另个超越政治倾向、超越党派认同，超越意识形态归属，属于更高层面的文化思想源头，可直接回溯到五四运动。
本报高级执行编辑李慧玲以70年代以后新加坡出生的新闻工作者角度观察“五四传统在当代新加坡的失落”。
李慧玲说，尽管五六十年代参与学生运动、反殖运动者的驱动力量可能和五四运动的学生类似，是因为遭遇不平、并以天下为己任而关怀社会，但因为运动与政治发展交织在一起，之后主流论述在谈到那段历史时，大多都只看到它的政治元素，并且认为它导致社会不安，予以否定，而没有探究思想根源。
同时，她也指出，过去华校生通过五四时期的文学作品了解那个时代，随着华校教育的式微与消失，加上经历过那一时代华校生的沉默，五四传统与精神逐渐在新加坡走向没落。
她举例说，比较旧的本地华文课本，现在的课本对五四一些著名作家如鲁迅、巴金的生平介绍，已经非常简化，略掉很多时代背景。
失落了五四传统，对我们又有何影响？李慧玲认为那是新加坡华人的重要精神遗产，我们失落了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关怀与承担精神。
金观涛教授：中国两次启蒙运动都还没有完成任务
金观涛教授在谈“中国历史上的两次启蒙运动”时说，五四和80年代的两次启蒙运动都是未完成的启蒙运动，因此还会一次一次被提出来。
在回应是否会有第三次的启蒙运动时，金教授风趣地表示，学术研究不能搞算命，但如果文化转型是不可抗拒的大潮流，就必须把启蒙贯彻到底。
在评价五四运动时，金教授说，如果是放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中国社会转型的大历史来看，它的启蒙意义是非常伟大的，再怎么评都不为过。
但是近20年，很多学者对五四提出了批评，一是批评五四的反传统主义，把中国的传统全盘反掉了，造成文化断层的断裂。
另一批评是五四运动后，中国以新的意识形态代替儒家意识形态，完成意识形态的更替，1920年之后，中国以意识形态来整合社会，形成国共两党体制。
金教授说，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是从1840年的甲午战争开始的，长达150年，如果宏观看待这一历史进程，当中有两个经济高速发展时段，一是大家熟悉的80年代到现在，而第一次高发展期，是五四前20年，也就是1900年至1920左右。
他指出，这期间，每年有300家企业创立，飞机、电话、电报都在这时期被引进中国，中国的大城市如上海，北京，在后来几十年都保持在这一时期的样貌。
这一高速发展后来遇到问题而停顿下来，这是因为出现南北差距，贫富悬殊，城乡差距，农村教育解体和社会的无序等。金教授说，五四正是对这一阶段发展进行反思。
下来60年，也就是1920至1980年，中国基本上在完成社会整合，但这一过程又出现新问题，例如意识形态发展到极端，出现文革灾难，而知识分子对这一时期的反思，便形成80年代的第二次启蒙运动。
他表示目前中国经济高度发展，但思想受到控制，是会产生问题的。这样下去也会限制经济发展。
担任结评的国大东亚所所长郑永年博士说，五四运动的主题是民主与科学，可是当科学变成一种意识形态时，科学就不再是科学了，但让他佩服的是，80年代的启蒙运动，都是由搞科学的人，如金观涛、方励之开始。
另外，他觉得反对五四和拥护五四的，都把五四当价值看，五四成了一种符号。他认为目前评价五四还太早，大家对五四的回想，属于有选择性的，而他认为真正的认识，应该属于科学的认识。
文章作者：谢燕燕
发表日期：2009年5月3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新闻》
明天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报业中心礼堂昨天举行了一场文化思想的饷宴，本地政、商、学术和文化界人士，聆听中国思想界重要学者金观涛教授的演讲，并参与“五四与新加坡华文知识分子”的研讨，一起进行“五四运动的当代回想”，激起了一场精彩的思想激荡。
尽管五四运动的许多内容、争议不一定适用于今日社会，教育部兼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傅海燕认为，本地华文知识分子应该继承五四运动的基本精神—爱护国家，关心社会，积极对文化进行反思，并为了社会进步，将信念付诸行动。
傅海燕昨天以主宾身份出席“五四运动的当代回想”研讨会时还指出，五六十年代本地参与学运、工运和社会运动的学生、工人和华文知识分子，在抗议社会上不公平现象时，他们的思想脉络，其实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
傅海燕说，新加坡早期华人社会因血源关系，深受中国影响。中国的重大事件总引起本地华人的回应，晚晴园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的先辈在民国成立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作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有我们南方人的英名，而后年的辛亥革命100周年，将是个富有纪念性的日子。”
傅海燕的祖父母，便是受到五四新思潮冲击的一代。她的祖父傅无闷，是福建南安人，本来在厦门一所中学任教，后来投身革命，创办报刊，报章被禁后，走避东南亚，继续当报人。《联合早报》前身《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都有其印迹。
她的祖母刘韵仙在湖南长沙受教育，后到燕京大学深造，到新加坡后成为南洋女中校长，推动女子教育。
傅海燕指出：“当代社会里，曾有多位像他们一样的文化界人士，在学校，报社，把中国当代新思想带入新加坡，对社会发挥积极作用。
本地学者反思五四
“五四运动的当代回想”研讨会是由本报与南大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和怡和轩联合主办，由陈六使中华语言文化基金访问教授金观涛做专题演讲，讲题是“中国历史上的两次启蒙运动”。研讨会下半场，本地学者与报人则以“五四与新加坡华文知识分子”为题，梳理五四与本地的关系，也谈到这一思潮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本地华文知识分子所造成的影响。
南大中文系副教授衣若芬在“折射于新加坡的五四之光”的讲题中，谈到“五四事件”在新加坡的反响。
衣副教授以当年刊登在《叻报》的一则有趣烟草广告，说明五四前后，本地的一场“爱用国货”运动。广告涉及广东商人简照南、简玉阶兄弟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这家公司1916年在新加坡设分销所，第二年在《叻报》登广告。
他们的商业对手英美烟草公司却“揭发”简照南入籍日本，名为“松本照南”，抨击所卖香烟是“日货”。《叻报》当时的立场是认为应该包容海外华侨的双重国籍。风波最后以简照南放弃日本户籍，强调“中国人吸中国烟”收场。
国大中文系助理教授梁秉赋则以“五四与星马华校生的反殖民主义思潮运动”为题，把目光放到50年代的新加坡，思考五四对这一时期华校生的影响。
他从1955年出版的《焦风半月刊》的一些文章中，指出当时学潮的三大目标是反殖民主义，反封建主义和反投机主义，前面的两大目标，显然与五四思潮一脉相传。
根据梁秉赋的观察与思考，五四运动的“反帝国主义”，民族自强、自立、自决思想，在南洋华人社会的抗战动员中得到深化，成为战后星马人民反殖民主义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
他指出，50年代学潮经常被诠释为“左派思潮”，其实它还有一另个超越政治倾向、超越党派认同，超越意识形态归属，属于更高层面的文化思想源头，可直接回溯到五四运动。
本报高级执行编辑李慧玲以70年代以后新加坡出生的新闻工作者角度观察“五四传统在当代新加坡的失落”。
李慧玲说，尽管五六十年代参与学生运动、反殖运动者的驱动力量可能和五四运动的学生类似，是因为遭遇不平、并以天下为己任而关怀社会，但因为运动与政治发展交织在一起，之后主流论述在谈到那段历史时，大多都只看到它的政治元素，并且认为它导致社会不安，予以否定，而没有探究思想根源。
同时，她也指出，过去华校生通过五四时期的文学作品了解那个时代，随着华校教育的式微与消失，加上经历过那一时代华校生的沉默，五四传统与精神逐渐在新加坡走向没落。
她举例说，比较旧的本地华文课本，现在的课本对五四一些著名作家如鲁迅、巴金的生平介绍，已经非常简化，略掉很多时代背景。
失落了五四传统，对我们又有何影响？李慧玲认为那是新加坡华人的重要精神遗产，我们失落了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关怀与承担精神。
金观涛教授：中国两次启蒙运动都还没有完成任务
金观涛教授在谈“中国历史上的两次启蒙运动”时说，五四和80年代的两次启蒙运动都是未完成的启蒙运动，因此还会一次一次被提出来。
在回应是否会有第三次的启蒙运动时，金教授风趣地表示，学术研究不能搞算命，但如果文化转型是不可抗拒的大潮流，就必须把启蒙贯彻到底。
在评价五四运动时，金教授说，如果是放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中国社会转型的大历史来看，它的启蒙意义是非常伟大的，再怎么评都不为过。
但是近20年，很多学者对五四提出了批评，一是批评五四的反传统主义，把中国的传统全盘反掉了，造成文化断层的断裂。
另一批评是五四运动后，中国以新的意识形态代替儒家意识形态，完成意识形态的更替，1920年之后，中国以意识形态来整合社会，形成国共两党体制。
金教授说，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是从1840年的甲午战争开始的，长达150年，如果宏观看待这一历史进程，当中有两个经济高速发展时段，一是大家熟悉的80年代到现在，而第一次高发展期，是五四前20年，也就是1900年至1920左右。
他指出，这期间，每年有300家企业创立，飞机、电话、电报都在这时期被引进中国，中国的大城市如上海，北京，在后来几十年都保持在这一时期的样貌。
这一高速发展后来遇到问题而停顿下来，这是因为出现南北差距，贫富悬殊，城乡差距，农村教育解体和社会的无序等。金教授说，五四正是对这一阶段发展进行反思。
下来60年，也就是1920至1980年，中国基本上在完成社会整合，但这一过程又出现新问题，例如意识形态发展到极端，出现文革灾难，而知识分子对这一时期的反思，便形成80年代的第二次启蒙运动。
他表示目前中国经济高度发展，但思想受到控制，是会产生问题的。这样下去也会限制经济发展。
担任结评的国大东亚所所长郑永年博士说，五四运动的主题是民主与科学，可是当科学变成一种意识形态时，科学就不再是科学了，但让他佩服的是，80年代的启蒙运动，都是由搞科学的人，如金观涛、方励之开始。
另外，他觉得反对五四和拥护五四的，都把五四当价值看，五四成了一种符号。他认为目前评价五四还太早，大家对五四的回想，属于有选择性的，而他认为真正的认识，应该属于科学的认识。
Saturday, March 28, 2009
Enjoy happiness for a lifetime – help someone
文章标题：Enjoy happiness for a lifetime – help someone
文章作者：Geoff Tan
发表日期：2009年3月26日
发表媒体：《我报》My Paper
HAPPINESS is a prime-time pursuit for many of us and we strive to unearth this feel-good “endorphin” in a myriad of ways.
Some of us get this natural high by building up a loving and cohesive family. Others do it by putting their hearts and souls into establishing ultra-successful careers.
Yet there are those who experience extreme joy when they excel in a sport or an area of interest which they are passionate about.
Then, there is a group of people out there who see beyond themselves and is happiest when serving the less fortunate and giving back to the community.
Different strokes for different folks, you might say?
Consider the Chinese saying, “If you want happiness for an hour – take a nap. If you want happiness for a day – go fishing. If you want happiness for a year – inherit a fortune. If you want happiness for a lifetime – help someone else.”
This implies that happiness can be experienced and embraced in both transient and sustainable forms.
It can be achieved by doing things to enhance our personal well-being, or by going out into the world and doing things that benefit others.
Well-known deaf-blind American author Helen Keller wrote: “Happiness cannot come from without. It must come from within. It is not what we see and touch or that which others do for us which makes us happy; it is that which we think and feel and do, first for the other fellow, and then for ourselves.”
Happiness is a state of mind that resides deep within us.
When we first meet someone, we unconsciously form an impression of them, albeit one very much on the surface level.
In many cases, however, what you see may not be the reality.
A story is told about a man who saw a psychologist and said to him: “Doctor, I always feel depressed. No matter what I do, I still feel depressed and just don’t know what to do.”
The psychologist pointed outside and said: “There is a clown in particular who is extremely funny. He will make you rock with laughter over and over again. Go and watch that clown and I guarantee you will not have any reason to be depressed again!”
The man turned to the psychologist with sad eyes and said: “Doctor, I am that clown!”
I am at times guilty of worrying too much about too many things that are still very distant. Time and again, I have to be reminded to live for the moment.
I realise that when I do this, the things which I have been so paranoid about either do not unfold or get resolved in time.
A poem I stumbled upon recently puts it succinctly:
The writer is a senior vice-president of the SPH marketing division and the general manager of SPH NewMedia for Zapcode.
文章作者：Geoff Tan
发表日期：2009年3月26日
发表媒体：《我报》My Paper
HAPPINESS is a prime-time pursuit for many of us and we strive to unearth this feel-good “endorphin” in a myriad of ways.
Some of us get this natural high by building up a loving and cohesive family. Others do it by putting their hearts and souls into establishing ultra-successful careers.
Yet there are those who experience extreme joy when they excel in a sport or an area of interest which they are passionate about.
Then, there is a group of people out there who see beyond themselves and is happiest when serving the less fortunate and giving back to the community.
Different strokes for different folks, you might say?
Consider the Chinese saying, “If you want happiness for an hour – take a nap. If you want happiness for a day – go fishing. If you want happiness for a year – inherit a fortune. If you want happiness for a lifetime – help someone else.”
This implies that happiness can be experienced and embraced in both transient and sustainable forms.
It can be achieved by doing things to enhance our personal well-being, or by going out into the world and doing things that benefit others.
Well-known deaf-blind American author Helen Keller wrote: “Happiness cannot come from without. It must come from within. It is not what we see and touch or that which others do for us which makes us happy; it is that which we think and feel and do, first for the other fellow, and then for ourselves.”
Happiness is a state of mind that resides deep within us.
When we first meet someone, we unconsciously form an impression of them, albeit one very much on the surface level.
In many cases, however, what you see may not be the reality.
A story is told about a man who saw a psychologist and said to him: “Doctor, I always feel depressed. No matter what I do, I still feel depressed and just don’t know what to do.”
The psychologist pointed outside and said: “There is a clown in particular who is extremely funny. He will make you rock with laughter over and over again. Go and watch that clown and I guarantee you will not have any reason to be depressed again!”
The man turned to the psychologist with sad eyes and said: “Doctor, I am that clown!”
I am at times guilty of worrying too much about too many things that are still very distant. Time and again, I have to be reminded to live for the moment.
I realise that when I do this, the things which I have been so paranoid about either do not unfold or get resolved in time.
A poem I stumbled upon recently puts it succinctly:
“Today is the tomorrow I worried about yesterday.Take heart, my friends – happiness does not necessarily have to come from striving for something we don’t have. It can come from recognising and appreciating what we do.
And today was such a lovely day.
That I wondered why I worried about today yesterday.
So today I am not going to worry about tomorrow.
There may not be a tomorrow anyway.
So today I am going to live as if there is no tomorrow.
And I am going to forget about yesterday.”
The writer is a senior vice-president of the SPH marketing division and the general manager of SPH NewMedia for Zapcode.
Thursday, March 26, 2009
读书会的反思
文章标题：读书会的反思
文章作者：陈君宝
发表日期：2009年3月25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交流》
今年3月，受台湾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会邀请，前去参与基金会主办的“读书会在台湾民间的发展与反思”研讨会，并受邀分享新加坡读书会经验。
参与读书会十多年，一向关心读书会发展。在分享中，我提出了新加坡未来读书会发展应该是“重质不重量”。读书会素质的提升，读书会之间的交流与互相支援都是很重要的。另外也有必要推动一些拥有阅读潜能的领域，如儿童读书会及亲子共读。
研讨会上，有台湾读书会教父雅誉的邱天助教授分享的主题为：读书会的阅读深化与文化生产。其内容非常值得参考。我撷取了其中一部分内容和大家分享。
未来读书会何去何从？读书会能否在历史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邱教授指出，读书会的团体自我地定位会是主要关键。当前读书会是否能够由“读者”的聚会迈入“读书人”的聚会，承担知识分子的责任与角色，将休闲、消费性的阅读团体发展为生产、实践性的文化团体，可以是现阶段发展的主要方向。重点在让读书会成员从纯粹的阅读者（reader/audience），进一步成为“书写者”（writer）和“参与者”（participant），而“书写”正是读书人参与社会、文化生产和创造的主要形式。
阅读与书写本是通往世界的两个窗口。英国哲人培根曾经指出读书的三部曲。他写道：“阅读使人学问渊博，讨论使人反应敏捷，书写使人思考精确。”而邱教授认为，现阶段的读书会成员也应该有三个任务：老实阅读、诚恳分享与勤于书写。书写可以提高阅读水平，也是自觉性的掌握知识极为重要的条件，没有书写，阅读往往水过无痕。一个丰富的阅读世界，应该是每一种文化、每一个族群、每一个地区、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书写，让阅读溶为生气蓬勃的文化生产，也让书写反过来滋养阅读文化。
邱教授提出了“在地书写”的观点。读书会的“书写”强调的是自觉性、真实性、亲近性和原乡情怀，强调的是生命经验的记载、情感的抒发、意见的表达、理念的沟通、文化的创造。由自己来写，用自己的角度，用自己最真挚的感情，让更多关于阅读、关于自己、关于地方的点点滴滴能留下珍贵的记录。但愿，读书会能从“读人所写”到“写我所读”，再发展到“读我所写”，其最终的自主性就是从作者／权威的宰制中解放，创造更丰富的阅读世界。“在地书写”不但能够提升读书会的阅读素养，并让读书会更精彩，同时能够提升读书会在社会中的定位，让读书会得到认同、永续经营。一个参与书写的读者，阅读的世界一定更丰富。
新加坡读书会应该可以参考邱教授的意见，积极推动读书会成员参与书写活动。配合作家团体，一起让读书会的发展更精彩。
文章作者：陈君宝
发表日期：2009年3月25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交流》
今年3月，受台湾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会邀请，前去参与基金会主办的“读书会在台湾民间的发展与反思”研讨会，并受邀分享新加坡读书会经验。
参与读书会十多年，一向关心读书会发展。在分享中，我提出了新加坡未来读书会发展应该是“重质不重量”。读书会素质的提升，读书会之间的交流与互相支援都是很重要的。另外也有必要推动一些拥有阅读潜能的领域，如儿童读书会及亲子共读。
研讨会上，有台湾读书会教父雅誉的邱天助教授分享的主题为：读书会的阅读深化与文化生产。其内容非常值得参考。我撷取了其中一部分内容和大家分享。
未来读书会何去何从？读书会能否在历史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邱教授指出，读书会的团体自我地定位会是主要关键。当前读书会是否能够由“读者”的聚会迈入“读书人”的聚会，承担知识分子的责任与角色，将休闲、消费性的阅读团体发展为生产、实践性的文化团体，可以是现阶段发展的主要方向。重点在让读书会成员从纯粹的阅读者（reader/audience），进一步成为“书写者”（writer）和“参与者”（participant），而“书写”正是读书人参与社会、文化生产和创造的主要形式。
阅读与书写本是通往世界的两个窗口。英国哲人培根曾经指出读书的三部曲。他写道：“阅读使人学问渊博，讨论使人反应敏捷，书写使人思考精确。”而邱教授认为，现阶段的读书会成员也应该有三个任务：老实阅读、诚恳分享与勤于书写。书写可以提高阅读水平，也是自觉性的掌握知识极为重要的条件，没有书写，阅读往往水过无痕。一个丰富的阅读世界，应该是每一种文化、每一个族群、每一个地区、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书写，让阅读溶为生气蓬勃的文化生产，也让书写反过来滋养阅读文化。
邱教授提出了“在地书写”的观点。读书会的“书写”强调的是自觉性、真实性、亲近性和原乡情怀，强调的是生命经验的记载、情感的抒发、意见的表达、理念的沟通、文化的创造。由自己来写，用自己的角度，用自己最真挚的感情，让更多关于阅读、关于自己、关于地方的点点滴滴能留下珍贵的记录。但愿，读书会能从“读人所写”到“写我所读”，再发展到“读我所写”，其最终的自主性就是从作者／权威的宰制中解放，创造更丰富的阅读世界。“在地书写”不但能够提升读书会的阅读素养，并让读书会更精彩，同时能够提升读书会在社会中的定位，让读书会得到认同、永续经营。一个参与书写的读者，阅读的世界一定更丰富。
新加坡读书会应该可以参考邱教授的意见，积极推动读书会成员参与书写活动。配合作家团体，一起让读书会的发展更精彩。
Wednesday, March 25, 2009
质疑民主
文章标题：质疑民主
文章作者：吴大地
发表日期：2006年7月26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苏联东欧诸国的改革经验与中国的比较，使很多人开始质疑“民主”：怀疑它究竟是不是如许多西方人士所说的那样，是建设国家、发展经济，包治百病的“灵丹仙药”。
人们看到的事实是，以政治开放为改革主导的苏联与东欧诸国，不但经济没有什么发展，还造成社会秩序紊乱，国家分裂的局面。更要命的是，同时还引爆了几场没完没了后患无穷的族群冲突。
反观中国，基本政治架构不变，专心一志的发展经济，开放不过二三十年，结果成了继亚洲小龙奇迹之后，蓄势待飞的一条经济巨龙。发展速度甚至超过了印度，老牌的民主大国。
于是，冷战结束以来的“民主”神圣地位，开始动摇。虽然还没有听到有人说专制比民主好，但劝人不要迷信“民主神话”之类的言论，不绝于耳。其实，对民主的质疑，自古就有。西方哲学的老祖宗柏拉图，就是历史上最有名的反民主人士。对民主的批评，有很多种讲法，本文无法全盘收录。这里只提出几点比较有趣的，娱乐读者。并希望抛砖引玉，引发更深刻全面的讨论。
1． 大众偶像VS高素质治国领导人
相信很少人会否认，一个好的政治体制，必须要确保能够产生高素质、有治国能力的国家领导。柏拉图对民主制度在这方面的功能，十分怀疑。他认为，民主选举实质上是“庸众选精英”。被“庸众”选上的，往往是一些深谙群众心理、善于花言巧语的“大众偶像”。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太多了！希特拉当年就是靠民主选举上台的。近年如影星“终结者”阿诺，唇红喉深的意大利色情艳星“小白菜”，都是“目光雪亮”的民众选出来，非常有味道的政治领袖。古代希腊城邦，有选举权的公民往往只有三几万人，大家熟口熟脸，对竞选人多少有点认识体验，无才无德者要博取支持，还不太容易。不像今日的候选人，完全可以依靠包装来赢得人心。
2． 广场效应VS明智审慎
源于希腊城邦的古代民主，典型的形式是，群众在广场上以鼓掌或喝倒彩的方式表达支持或反对。在这种热血沸腾的公众场合，人们常常表现出与日常不同的言行。在情绪高涨，大家“爽”得不得了的时候，群众作出的决定往往不是最明智合理的。这就是社会心理学所称的“广场效应”。耶稣当年，就是被鼓噪的群众送上十字架的。罗马总督彼拉多，多次与民众商量释放无罪的耶稣。可是，当时狂热的人群，在法利赛祭师的聒噪鼓动下，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处死耶稣，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彼拉多怕民众闹事，只好顺从他们的意愿。“他们大声催逼彼拉多，要他把耶稣钉上十字架。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路加福音》）
今日的代议民主与古希腊的直接民主不大一样。不过，“广场效应”的现象却依然存在。精英、大众和媒体的三角之间，产生一种趋于极端的互动。精英为了获得大众的欢呼而不断拔高，大众则因为有了精英的煽动更为激烈；而媒体则提供了一个现代“广场”，把整个社会连结在一起，如同挤在一个广场上一样共同激动呐喊、欢呼或喝倒彩。许多种族或宗教的冲突都是“广场效应”的结果。今日媒体和通讯技术可以将这种“广场”规模无限放大，迅速扩展。一旦形成国家社会整体性动乱氛围，那时无论执政党或反对党，议会或政府，都得在舆论潮流和选票制约下，卷入“广场”，受大众裹挟。
3．局部、短期的利益VS共同、长期的利益
在台湾，国民党当政的时候，有养老金制度。年轻时交纳养老基金的人，在年老时才能得到养老金。选举时，民进党为了争取老年人选票，就许诺：尽管你们当年没有交钱，但是，如果你们选我，选上去之后，你们每月将能得到三千台币。国民党当时大吃一惊，每人三千台币，那不就导致财政赤字了？民进党却被选上了。后来的选举，在养老金的问题上，各政党都在纷纷抬价，你三千，我三千五：你三千五，我四千。国家的整体利益被牺牲了！
这种现象，在民主制度成熟的国家，也常看到。如美国经年的赤字预算，一些欧洲国家优渥的福利制度，莫不都是不顾将来的短视做法。一般民众，对宏观问题，不是没有能力把握，就是没有兴趣关注。常常只把目光放在衣食住行等切身问题。民主国家的政治领袖，基于长远宏观的考量，作出一些不受民众欢迎的决定，是要付出一定的政治代价的。一般政客都没有这样的道德勇气。例如生态危机，大家都知道它的严重性，可是高度发展的民主社会如美国，却因为国内利益集团的压力，而拒绝批准京都条约，把灾难留给子孙后代。
4．激动人心的议题VS真正重要的议题
竞选期间，理应是各政党提出各自的治国方针，经济外交策略等重大议题，辩论较量，说服民众的时候。可是，在许多民主选举中，却看不到这类的讨论。最终左右选票的议题，往往是一些容易使民众情绪激动，道德标签议题。
权力的挑战者最爱在道德问题上做文章。古时篡谋王位者的籍口，往往是在位者“不仁不义”。今日政坛，抹黑执政者的口号很多，或专制独裁，或压制自由、或群带成风、或揽权自利等，这些道德议题常在竞选期间被大力炒作，成为民众的关注焦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以下三点：
笔者是认同民主的：民主制度确实是人类可贵的文化成果。政权的和平转移、政府的合法性、国家认同的凝聚力、大众利益的保障、个人的杈利等等，都是民主制度带来的福祉。越爱护民主的人，就应该越正视民主制度的不够完善的地方，然后设法改进。
以上谈到的弊病，并不是新发现。很多问题，早在古希腊城邦时代，就己被人研究分析过。今天，各国的政治精英，莫不根据自己国家的国情与文化，吸收西方在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经验，致力完善西方民主的版本。所以，世界各国的民主模式是不尽相同的。
我国也正在打造自己的民主模式。譬如，执政党在自我更新时，对全国的贤能人才作地毯式的扫瞄，发现有合适的就请去“喝茶”，多方劝说他们从政。这种做法，在一定的程度上纠正了“庸众推选精英”的偏差，变成了“精英甄选精英”。
又如，我国看到了政治竞选“营销化”的趋势。希望力挽狂澜，遂设立条例，规范行为，努力的打造一个严肃理智的竞选文化。还有，为了确保少数族群以及女性在议会的代表席位，以及考验中选政党的治理能力，设计了普选区制度。这种种经营，目的主要在于使民主制度的运作更为完善。
•作者是自由撰稿人
文章作者：吴大地
发表日期：2006年7月26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苏联东欧诸国的改革经验与中国的比较，使很多人开始质疑“民主”：怀疑它究竟是不是如许多西方人士所说的那样，是建设国家、发展经济，包治百病的“灵丹仙药”。
人们看到的事实是，以政治开放为改革主导的苏联与东欧诸国，不但经济没有什么发展，还造成社会秩序紊乱，国家分裂的局面。更要命的是，同时还引爆了几场没完没了后患无穷的族群冲突。
反观中国，基本政治架构不变，专心一志的发展经济，开放不过二三十年，结果成了继亚洲小龙奇迹之后，蓄势待飞的一条经济巨龙。发展速度甚至超过了印度，老牌的民主大国。
于是，冷战结束以来的“民主”神圣地位，开始动摇。虽然还没有听到有人说专制比民主好，但劝人不要迷信“民主神话”之类的言论，不绝于耳。其实，对民主的质疑，自古就有。西方哲学的老祖宗柏拉图，就是历史上最有名的反民主人士。对民主的批评，有很多种讲法，本文无法全盘收录。这里只提出几点比较有趣的，娱乐读者。并希望抛砖引玉，引发更深刻全面的讨论。
1． 大众偶像VS高素质治国领导人
相信很少人会否认，一个好的政治体制，必须要确保能够产生高素质、有治国能力的国家领导。柏拉图对民主制度在这方面的功能，十分怀疑。他认为，民主选举实质上是“庸众选精英”。被“庸众”选上的，往往是一些深谙群众心理、善于花言巧语的“大众偶像”。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太多了！希特拉当年就是靠民主选举上台的。近年如影星“终结者”阿诺，唇红喉深的意大利色情艳星“小白菜”，都是“目光雪亮”的民众选出来，非常有味道的政治领袖。古代希腊城邦，有选举权的公民往往只有三几万人，大家熟口熟脸，对竞选人多少有点认识体验，无才无德者要博取支持，还不太容易。不像今日的候选人，完全可以依靠包装来赢得人心。
2． 广场效应VS明智审慎
源于希腊城邦的古代民主，典型的形式是，群众在广场上以鼓掌或喝倒彩的方式表达支持或反对。在这种热血沸腾的公众场合，人们常常表现出与日常不同的言行。在情绪高涨，大家“爽”得不得了的时候，群众作出的决定往往不是最明智合理的。这就是社会心理学所称的“广场效应”。耶稣当年，就是被鼓噪的群众送上十字架的。罗马总督彼拉多，多次与民众商量释放无罪的耶稣。可是，当时狂热的人群，在法利赛祭师的聒噪鼓动下，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处死耶稣，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彼拉多怕民众闹事，只好顺从他们的意愿。“他们大声催逼彼拉多，要他把耶稣钉上十字架。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路加福音》）
今日的代议民主与古希腊的直接民主不大一样。不过，“广场效应”的现象却依然存在。精英、大众和媒体的三角之间，产生一种趋于极端的互动。精英为了获得大众的欢呼而不断拔高，大众则因为有了精英的煽动更为激烈；而媒体则提供了一个现代“广场”，把整个社会连结在一起，如同挤在一个广场上一样共同激动呐喊、欢呼或喝倒彩。许多种族或宗教的冲突都是“广场效应”的结果。今日媒体和通讯技术可以将这种“广场”规模无限放大，迅速扩展。一旦形成国家社会整体性动乱氛围，那时无论执政党或反对党，议会或政府，都得在舆论潮流和选票制约下，卷入“广场”，受大众裹挟。
3．局部、短期的利益VS共同、长期的利益
在台湾，国民党当政的时候，有养老金制度。年轻时交纳养老基金的人，在年老时才能得到养老金。选举时，民进党为了争取老年人选票，就许诺：尽管你们当年没有交钱，但是，如果你们选我，选上去之后，你们每月将能得到三千台币。国民党当时大吃一惊，每人三千台币，那不就导致财政赤字了？民进党却被选上了。后来的选举，在养老金的问题上，各政党都在纷纷抬价，你三千，我三千五：你三千五，我四千。国家的整体利益被牺牲了！
这种现象，在民主制度成熟的国家，也常看到。如美国经年的赤字预算，一些欧洲国家优渥的福利制度，莫不都是不顾将来的短视做法。一般民众，对宏观问题，不是没有能力把握，就是没有兴趣关注。常常只把目光放在衣食住行等切身问题。民主国家的政治领袖，基于长远宏观的考量，作出一些不受民众欢迎的决定，是要付出一定的政治代价的。一般政客都没有这样的道德勇气。例如生态危机，大家都知道它的严重性，可是高度发展的民主社会如美国，却因为国内利益集团的压力，而拒绝批准京都条约，把灾难留给子孙后代。
4．激动人心的议题VS真正重要的议题
竞选期间，理应是各政党提出各自的治国方针，经济外交策略等重大议题，辩论较量，说服民众的时候。可是，在许多民主选举中，却看不到这类的讨论。最终左右选票的议题，往往是一些容易使民众情绪激动，道德标签议题。
权力的挑战者最爱在道德问题上做文章。古时篡谋王位者的籍口，往往是在位者“不仁不义”。今日政坛，抹黑执政者的口号很多，或专制独裁，或压制自由、或群带成风、或揽权自利等，这些道德议题常在竞选期间被大力炒作，成为民众的关注焦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以下三点：
1．这类议题最容易为民众所掌握理解。“全球化的挑战”“经济重组”之类的问题，很多人似懂非懂，也没有兴趣去了解。可是，“好人”与“坏人”的分别却似乎是不辩自明，看一眼就知道的。以上所谈的种种民主的弊病，都是常见的问题。凡实行民主制的国家，或多或少，都不能避免。不过病情的严重程度，却与选民的素质、社会的文化传统、以及相互制约的种种政治基建有关。一般上，民主年龄愈幼嫩的社会，发病的机会愈高。
2．这类议题最容易引起民众的共鸣。很多人在日常生活斤斤计较，非常务实。可是一到宏观层面，“群众人”的特点转为情绪化：变成以道德诉求为主，把情绪发泄放在首位。能够引起他们共鸣的往往是道德控诉与呼吁，而不是理性声音。这也许是出于对日常卑琐状态的心理补偿。同时，宏观损失摊到自己的份额很小，大家乐得表现的英勇豪迈。所以很容易一哄而起。
3．提出这类议题较省力，且容易取胜：既不必提供资料数据，也不必费时费力的去建构理论检验事实，只要有办法把“坏”的标签牢牢的贴在对方身上，或者让人相信自己比对方更“好”，就可以了。今日极端回教份子挑战温和派，就是采取这种策略，他们要人相信，他们才是真正根据可兰经信条生活的回教徒，而对方不是。有趣的是，释迦牟尼也曾遇过同样的问题。他的一位弟子提摩达多，觊觎佛陀僧团的领导地位，遂提出了所谓“五法”：五条极端严格的禁欲戒律。譬如要求比丘只能露天住宿，不得进入人家屋内；只能把钵生活，不可接受供养；只能穿粪扫衣等等。总之，他努力显示自己比佛陀更加佛陀，以期达到篡取僧团领导权的目的。一时他竟成功的分裂了僧团，带走了五百多个僧人。幸亏，最后他失败了（《我的释尊观》池田大作著）。
笔者是认同民主的：民主制度确实是人类可贵的文化成果。政权的和平转移、政府的合法性、国家认同的凝聚力、大众利益的保障、个人的杈利等等，都是民主制度带来的福祉。越爱护民主的人，就应该越正视民主制度的不够完善的地方，然后设法改进。
以上谈到的弊病，并不是新发现。很多问题，早在古希腊城邦时代，就己被人研究分析过。今天，各国的政治精英，莫不根据自己国家的国情与文化，吸收西方在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经验，致力完善西方民主的版本。所以，世界各国的民主模式是不尽相同的。
我国也正在打造自己的民主模式。譬如，执政党在自我更新时，对全国的贤能人才作地毯式的扫瞄，发现有合适的就请去“喝茶”，多方劝说他们从政。这种做法，在一定的程度上纠正了“庸众推选精英”的偏差，变成了“精英甄选精英”。
又如，我国看到了政治竞选“营销化”的趋势。希望力挽狂澜，遂设立条例，规范行为，努力的打造一个严肃理智的竞选文化。还有，为了确保少数族群以及女性在议会的代表席位，以及考验中选政党的治理能力，设计了普选区制度。这种种经营，目的主要在于使民主制度的运作更为完善。
•作者是自由撰稿人
Tuesday, March 24, 2009
自由市场必然腐蚀道徳品格？
文章标题：自由市场必然腐蚀道徳品格？
文章作者：吴大地
发表日期：2009年3月24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近几个月来，连连曝光的美国金融丑闻，让人觉得华尔街高管们不外乎两种类型：高傲贪婪，或者罪犯骗子。风波当中，很多曾经的金融界名人摇身变成星级恶棍。
另一方面，美国政府鉴于保险业巨无霸美国国际集团（AIG）在领取了政府救市金的同时，却对其高层人员派出巨额花红，惹得总统奥巴马也大发雷霆。对于一面叫穷表示“吃紧”，而自己却贪婪地“紧吃”的美国华尔街与企业大亨，奥巴马直斥为“无耻”。
结果，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法案，对企业的巨额花红征税90%。AIG总裁也呼吁，获得超过10万美元花红的员工，捐出一半的款项。
日前，美国约40名代表中等阶层劳动人民的示威者，组团到AIG高层人员的豪宅，抗议他们领取巨额花红，并呼吁他们把花红拿出来救济穷人。
市场自由运作至上，政府避免干预，这是美国向来奉行的经济管理原则。然而，接连的风风雨雨，却似乎让自由市场的形象严重挫伤。
人类自利本能根深蒂固
自由市场与道徳品格之间的关系，是否一定呈现反比？奉行自由市场的经济政策，企业管理人员的品格就一定会腐蚀掉吗？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有些论者假定，“人是自利经济人”的市场经济制度，长远而言，必然会腐蚀民众的道德品格。他们认为，“自利”虽然不等于“贪婪”，却是同根兄弟，差别的只是同质规定下的程度，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差。
西方经济学，是建立在认定人性贪婪自然属性的意识形态上的。这些论者推论，在这种意识形态社会制度里生活的民众，贪婪的习性，自然会日益变剧。
民众不仅用“贪婪”解释自已，也解释别人的言论行为，进而解释整个人类世界的历史和现实。而且，“贪婪”的社会意识内化，就成为自我行为模式，在经济活动和其他社会生活里，“贪婪”对待他人和外部世界。
无可否认，“贪婪”，正是这次金融危机的罪魁禍首。
如果说意识形态与制度，有催化人性善恶发展的效力，那么，在意识形态强调人性高尚面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自私自利的心理应会逐渐消泯。但是，大锅饭心态的存在、特权阶级的形成以及贪腐现象的普遍，却显示了人类劣根性不是那么容易根除的。
从进化论的观点看，自利的动机是生物进化的一个必须的条件。
最早的生物，是简单的“复制者”（replicators）。而只有那些精于自保，善于繁殖的“复制者”，才能够在生存的竞争中胜出，传宗接代，进而演化成各种植物、动物以及我们人类。
人类自利本能是根深蒂固的。
市场经济是纾解贫困的体制
不过我们也要考虑，人类同时也是群居动物。而一个社群要存活下来，就必须要有内部和谐与凝聚力。而社群中个体与个体之间，就必须有某种行为规范。因此，人类的基因中也有因物竞天择而形成的道德本能，一些与生俱来的基本道徳文法——如公平正义，同情心等。
自利与道德本能看似矛盾，却同时并存于人性之中。
任何一个社会安排，都不能忽视人性。一个经济系统如果要长久的有效运作，必须兼顾这两种矛盾的本能。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就可以理解，市玚经济何以是人类历史上最有成就的经济系统。
在过去300多年来，这个源自西方的系统，给人类在物质、精神、科学、文化各方面，带来进化以来前所未见巨大的飞跃。人类的寿命得以延长、生活质素得以提升、对宇宙的认知、生命秘密的探求神速进展。
历史证明，市场经济有助於纾解社会贫困。当今比较富裕的国家，都是自由市场之行之有年，已拥有庞大中产階级的社会。近30年来，中国与印度的市场开放的经验，在在证明了自由市场提升社会经济的效能。
商业促进和平。交易行为取代了豪取强夺，减少了必须要通战争才能取得生存的资源的必要性。可以这么说，近年国际贸易的快速进展，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战争，保证了人类在精神文明，道德品格得以持续不断的发展。
在讨论自由市场与道德这个议题时，切切不可忘记：不受干涉的“自由市场”模式只存在教科书里。现实中的自由市场，不能没有一个健全的法律系统与商业道德规范的支撑。
激活自由意志的价值观
自由市场既依赖道德规范同时也酬赏德行。怠惰、粗心大意、朝三暮四、言而无信的人，是无法在商场上持久生存的。审慎、勤劳、坚持不懈，合作、讲信用是商业成功的要件，同时还要有远见、当机立断、敢于担当的企业精神。
更重要的是，在自由经济系统中生活的民众，对自已的人生方向，有比较大操控的空间。一个孩子可以立志做企业家、科学家、摇滚乐手、网球明星、传教士等等，虽然成败责任要自已承担，但也鼓励了一种坦荡自立的人格。对那些用自由意志来定义自己人生价值的灵魂来说，这种自由是不容议价交換的。
反观，在计划经济以及其相傍的政治系统中，人生选择的空间就狭隘得多。一切都要以国家的需要为重，个人的意愿被要求抑制。最要命的是，要在这种制度里出人头地，摇头摆尾赢得那些坐在你上面的人的器重，几乎是唯一的途径。这样一来，一不小心，就会培养岀许多把精力专注在搞关系、讨好权贵，善于观颜察色，一脸贞忠的，党的好兒子好孫子。
自由市场的设计，在原则上，是个利人利己的经济模式：在全球各地互通有无，创造越来越好的新产品（如新药物、多功能手机）以满足人们的需求，发展更节省劳力的工业机械，或寻找更低成本供应糧食的方法，这些造褔人类的行为，是自由市场让个人与社群创造财富的基本方式。
由于它能够兼容人类自利与道德本能，所以300多年虽然间或失灵、损坏，甚至暂时停摆，但总体而言，可说是促进了人类的欣欣向荣。
没有任何一种经济系统能够提高道徳品格的毎一方面。所有经济系统对某些不那么道德的动机都有所依赖。自利的动机虽说不怎样高尚，但能激励经济的成长。一个能够善用人性弱点来造福人群的经济系统，算是合格的。
理想的计划经济与自由市场，终归只是理想。我们面临的现实选择，是各种市玚与监管条例的不同组合。这些组合将没有一个在道德上敢称是完美无缺的。根椐不同的历史条件与文化环境，务实的从理想的模式抽取有效的原素，有机组合，才是成功之道。
•作者是自由撰稿人
文章作者：吴大地
发表日期：2009年3月24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近几个月来，连连曝光的美国金融丑闻，让人觉得华尔街高管们不外乎两种类型：高傲贪婪，或者罪犯骗子。风波当中，很多曾经的金融界名人摇身变成星级恶棍。
另一方面，美国政府鉴于保险业巨无霸美国国际集团（AIG）在领取了政府救市金的同时，却对其高层人员派出巨额花红，惹得总统奥巴马也大发雷霆。对于一面叫穷表示“吃紧”，而自己却贪婪地“紧吃”的美国华尔街与企业大亨，奥巴马直斥为“无耻”。
结果，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法案，对企业的巨额花红征税90%。AIG总裁也呼吁，获得超过10万美元花红的员工，捐出一半的款项。
日前，美国约40名代表中等阶层劳动人民的示威者，组团到AIG高层人员的豪宅，抗议他们领取巨额花红，并呼吁他们把花红拿出来救济穷人。
市场自由运作至上，政府避免干预，这是美国向来奉行的经济管理原则。然而，接连的风风雨雨，却似乎让自由市场的形象严重挫伤。
人类自利本能根深蒂固
自由市场与道徳品格之间的关系，是否一定呈现反比？奉行自由市场的经济政策，企业管理人员的品格就一定会腐蚀掉吗？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有些论者假定，“人是自利经济人”的市场经济制度，长远而言，必然会腐蚀民众的道德品格。他们认为，“自利”虽然不等于“贪婪”，却是同根兄弟，差别的只是同质规定下的程度，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差。
西方经济学，是建立在认定人性贪婪自然属性的意识形态上的。这些论者推论，在这种意识形态社会制度里生活的民众，贪婪的习性，自然会日益变剧。
民众不仅用“贪婪”解释自已，也解释别人的言论行为，进而解释整个人类世界的历史和现实。而且，“贪婪”的社会意识内化，就成为自我行为模式，在经济活动和其他社会生活里，“贪婪”对待他人和外部世界。
无可否认，“贪婪”，正是这次金融危机的罪魁禍首。
如果说意识形态与制度，有催化人性善恶发展的效力，那么，在意识形态强调人性高尚面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自私自利的心理应会逐渐消泯。但是，大锅饭心态的存在、特权阶级的形成以及贪腐现象的普遍，却显示了人类劣根性不是那么容易根除的。
从进化论的观点看，自利的动机是生物进化的一个必须的条件。
最早的生物，是简单的“复制者”（replicators）。而只有那些精于自保，善于繁殖的“复制者”，才能够在生存的竞争中胜出，传宗接代，进而演化成各种植物、动物以及我们人类。
人类自利本能是根深蒂固的。
市场经济是纾解贫困的体制
不过我们也要考虑，人类同时也是群居动物。而一个社群要存活下来，就必须要有内部和谐与凝聚力。而社群中个体与个体之间，就必须有某种行为规范。因此，人类的基因中也有因物竞天择而形成的道德本能，一些与生俱来的基本道徳文法——如公平正义，同情心等。
自利与道德本能看似矛盾，却同时并存于人性之中。
任何一个社会安排，都不能忽视人性。一个经济系统如果要长久的有效运作，必须兼顾这两种矛盾的本能。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就可以理解，市玚经济何以是人类历史上最有成就的经济系统。
在过去300多年来，这个源自西方的系统，给人类在物质、精神、科学、文化各方面，带来进化以来前所未见巨大的飞跃。人类的寿命得以延长、生活质素得以提升、对宇宙的认知、生命秘密的探求神速进展。
历史证明，市场经济有助於纾解社会贫困。当今比较富裕的国家，都是自由市场之行之有年，已拥有庞大中产階级的社会。近30年来，中国与印度的市场开放的经验，在在证明了自由市场提升社会经济的效能。
商业促进和平。交易行为取代了豪取强夺，减少了必须要通战争才能取得生存的资源的必要性。可以这么说，近年国际贸易的快速进展，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战争，保证了人类在精神文明，道德品格得以持续不断的发展。
在讨论自由市场与道德这个议题时，切切不可忘记：不受干涉的“自由市场”模式只存在教科书里。现实中的自由市场，不能没有一个健全的法律系统与商业道德规范的支撑。
激活自由意志的价值观
自由市场既依赖道德规范同时也酬赏德行。怠惰、粗心大意、朝三暮四、言而无信的人，是无法在商场上持久生存的。审慎、勤劳、坚持不懈，合作、讲信用是商业成功的要件，同时还要有远见、当机立断、敢于担当的企业精神。
更重要的是，在自由经济系统中生活的民众，对自已的人生方向，有比较大操控的空间。一个孩子可以立志做企业家、科学家、摇滚乐手、网球明星、传教士等等，虽然成败责任要自已承担，但也鼓励了一种坦荡自立的人格。对那些用自由意志来定义自己人生价值的灵魂来说，这种自由是不容议价交換的。
反观，在计划经济以及其相傍的政治系统中，人生选择的空间就狭隘得多。一切都要以国家的需要为重，个人的意愿被要求抑制。最要命的是，要在这种制度里出人头地，摇头摆尾赢得那些坐在你上面的人的器重，几乎是唯一的途径。这样一来，一不小心，就会培养岀许多把精力专注在搞关系、讨好权贵，善于观颜察色，一脸贞忠的，党的好兒子好孫子。
自由市场的设计，在原则上，是个利人利己的经济模式：在全球各地互通有无，创造越来越好的新产品（如新药物、多功能手机）以满足人们的需求，发展更节省劳力的工业机械，或寻找更低成本供应糧食的方法，这些造褔人类的行为，是自由市场让个人与社群创造财富的基本方式。
由于它能够兼容人类自利与道德本能，所以300多年虽然间或失灵、损坏，甚至暂时停摆，但总体而言，可说是促进了人类的欣欣向荣。
没有任何一种经济系统能够提高道徳品格的毎一方面。所有经济系统对某些不那么道德的动机都有所依赖。自利的动机虽说不怎样高尚，但能激励经济的成长。一个能够善用人性弱点来造福人群的经济系统，算是合格的。
理想的计划经济与自由市场，终归只是理想。我们面临的现实选择，是各种市玚与监管条例的不同组合。这些组合将没有一个在道德上敢称是完美无缺的。根椐不同的历史条件与文化环境，务实的从理想的模式抽取有效的原素，有机组合，才是成功之道。
•作者是自由撰稿人
Monday, March 23, 2009
Are We Home Alone?
文章标题：Are We Home Alone?
文章作者：Thomas L. Friedman
发表日期：2009年3月21日
发表媒体：《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
I ran into an Indian businessman friend last week and he said something to me that really struck a chord: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ve ever visited the United States when I feel like you’re acting like an immature democracy.”
You know what he meant: We’re in a once-a-century financial crisis, and yet we’ve actually descended into politics worse than usual. There don’t seem to be any adults at the top — nobody acting larger than the moment, nobody being impelled by anything deeper than the last news cycle. Instead, Congress is slapping together punitive tax laws overnight like some Banana Republic, our president is getting in trouble cracking jokes on Jay Leno comparing his bowling skills to a Special Olympian, and the opposition party is behaving as if its only priority is to deflate President Obama’s popularity.
I saw Eric Cantor, a Republican House leader, on CNBC the other day, and the entire interview consisted of him trying to exploit the A.I.G. situation for partisan gain without one constructive thought. I just kept staring at him and thinking: “Do you not have kids? Do you not have a pension that you’re worried about? Do you live in some gated community where all the banks will be O.K., even if our biggest banks go under? Do you think your party automatically wins if the country loses? What are you thinking?”
If you want to guarantee that America becomes a mediocre nation, then just keep vilifying every public figure struggling to find a way out of this crisis who stumbles once — like Treasury Secretary Timothy Geithner or A.I.G.’s $1-a-year fill-in C.E.O., Ed Liddy — and you’ll ensure that no capable person enlists in government. You will ensure that every bank that has taken public money will try to get rid of it as fast it can, so as not to come under scrutiny, even though that would weaken their balance sheets and make them less able to lend money. And you will ensure that we’ll never get out of this banking crisis, because the solution depends on getting private money funds to team up with the government to buy up toxic assets — and fund managers are growing terrified of any collaboration with government.
President Obama missed a huge teaching opportunity with A.I.G. Those bonuses were an outrage. The public’s anger was justified. But rather than fanning those flames and letting Congress run riot, the president should have said: “I’ll handle this.”
He should have gone on national TV and had the fireside chat with the country that is long overdue. That’s a talk where he lays out exactly how deep the crisis we are in is, exactly how much sacrifice we’re all going to have to make to get out of it, and then calls on those A.I.G. brokers — and everyone else who, in our rush to heal our banking system, may have gotten bonuses they did not deserve — and tells them that their president is asking them to return their bonuses “for the sake of the country.”
Had Mr. Obama given A.I.G.’s American brokers a reputation to live up to, a great national mission to join, I’d bet anything we’d have gotten most of our money back voluntarily. Inspiring conduct has so much more of an impact than coercing it. And it would have elevated the president to where he belongs — above the angry gaggle in Congress.
“There is nothing more powerful than inspirational leadership that unleashes principled behavior for a great cause,” said Dov Seidman, the C.E.O. of LRN, which helps companies build ethical cultures, and the author of the book “How.” What makes a company or a government “sustainable,” he added, is not when it adds more coercive rules and regulations to control behaviors. “It is when its employees or citizens are propelled by values and principles to do the right things, no matter how difficult the situation,” said Seidman. “Laws tell you what you can do. Values inspire in you what you should do. It’s a leader’s job to inspire in us those values.”
Right now we have an absence of inspirational leadership. From business we hear about institutions too big to fail — no matter how reckless. From bankers we hear about contracts too sacred to break — no matter how inappropriate. And from our immature elected officials we hear about how it was all “the other guy’s fault.” I’ve never talked to more people in one week who told me, “You know, I listen to the news, and I get really depressed.”
Well, help may finally be on the way: one reason we’ve been sidetracked talking about bonuses is because the big issue — the real issue — the president’s comprehensive plan to remove the toxic assets from our ailing banks, which is the key to our economic recovery, has taken a long time to hammer out. So all kinds of lesser issues and clowns have ballooned in importance and only confused people in the vacuum. Hopefully, that plan will be out by Monday, and hopefully the president will pull the country together behind it, and hopefully the lawmakers who have to approve it will remember that this is not a time for politics as usual — and that our country, alas, is not too big to fail. Hopefully...
文章作者：Thomas L. Friedman
发表日期：2009年3月21日
发表媒体：《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
I ran into an Indian businessman friend last week and he said something to me that really struck a chord: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ve ever visited the United States when I feel like you’re acting like an immature democracy.”
You know what he meant: We’re in a once-a-century financial crisis, and yet we’ve actually descended into politics worse than usual. There don’t seem to be any adults at the top — nobody acting larger than the moment, nobody being impelled by anything deeper than the last news cycle. Instead, Congress is slapping together punitive tax laws overnight like some Banana Republic, our president is getting in trouble cracking jokes on Jay Leno comparing his bowling skills to a Special Olympian, and the opposition party is behaving as if its only priority is to deflate President Obama’s popularity.
I saw Eric Cantor, a Republican House leader, on CNBC the other day, and the entire interview consisted of him trying to exploit the A.I.G. situation for partisan gain without one constructive thought. I just kept staring at him and thinking: “Do you not have kids? Do you not have a pension that you’re worried about? Do you live in some gated community where all the banks will be O.K., even if our biggest banks go under? Do you think your party automatically wins if the country loses? What are you thinking?”
If you want to guarantee that America becomes a mediocre nation, then just keep vilifying every public figure struggling to find a way out of this crisis who stumbles once — like Treasury Secretary Timothy Geithner or A.I.G.’s $1-a-year fill-in C.E.O., Ed Liddy — and you’ll ensure that no capable person enlists in government. You will ensure that every bank that has taken public money will try to get rid of it as fast it can, so as not to come under scrutiny, even though that would weaken their balance sheets and make them less able to lend money. And you will ensure that we’ll never get out of this banking crisis, because the solution depends on getting private money funds to team up with the government to buy up toxic assets — and fund managers are growing terrified of any collaboration with government.
President Obama missed a huge teaching opportunity with A.I.G. Those bonuses were an outrage. The public’s anger was justified. But rather than fanning those flames and letting Congress run riot, the president should have said: “I’ll handle this.”
He should have gone on national TV and had the fireside chat with the country that is long overdue. That’s a talk where he lays out exactly how deep the crisis we are in is, exactly how much sacrifice we’re all going to have to make to get out of it, and then calls on those A.I.G. brokers — and everyone else who, in our rush to heal our banking system, may have gotten bonuses they did not deserve — and tells them that their president is asking them to return their bonuses “for the sake of the country.”
Had Mr. Obama given A.I.G.’s American brokers a reputation to live up to, a great national mission to join, I’d bet anything we’d have gotten most of our money back voluntarily. Inspiring conduct has so much more of an impact than coercing it. And it would have elevated the president to where he belongs — above the angry gaggle in Congress.
“There is nothing more powerful than inspirational leadership that unleashes principled behavior for a great cause,” said Dov Seidman, the C.E.O. of LRN, which helps companies build ethical cultures, and the author of the book “How.” What makes a company or a government “sustainable,” he added, is not when it adds more coercive rules and regulations to control behaviors. “It is when its employees or citizens are propelled by values and principles to do the right things, no matter how difficult the situation,” said Seidman. “Laws tell you what you can do. Values inspire in you what you should do. It’s a leader’s job to inspire in us those values.”
Right now we have an absence of inspirational leadership. From business we hear about institutions too big to fail — no matter how reckless. From bankers we hear about contracts too sacred to break — no matter how inappropriate. And from our immature elected officials we hear about how it was all “the other guy’s fault.” I’ve never talked to more people in one week who told me, “You know, I listen to the news, and I get really depressed.”
Well, help may finally be on the way: one reason we’ve been sidetracked talking about bonuses is because the big issue — the real issue — the president’s comprehensive plan to remove the toxic assets from our ailing banks, which is the key to our economic recovery, has taken a long time to hammer out. So all kinds of lesser issues and clowns have ballooned in importance and only confused people in the vacuum. Hopefully, that plan will be out by Monday, and hopefully the president will pull the country together behind it, and hopefully the lawmakers who have to approve it will remember that this is not a time for politics as usual — and that our country, alas, is not too big to fail. Hopefully...
Capitalism Beyond the Crisis
文章标题：Capitalism Beyond the Crisis
文章作者：Amartya Sen
发表日期：2009年2月25日
发表媒体：《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
2008 was a year of crises. First, we had a food crisis, particularly threatening to poor consumers, especially in Africa. Along with that came a record increase in oil prices, threatening all oil-importing countries. Finally, rather suddenly in the fall, came the global economic downturn, and it is now gathering speed at a frightening rate. The year 2009 seems likely to offer a sharp intensification of the downturn, and many economists are anticipating a full-scale depression, perhaps even one as large as in the 1930s. While substantial fortunes have suffered steep declines, the people most affected are those who were already worst off.
The question that arises most forcefully now concerns the nature of capitalism and whether it needs to be changed. Some defenders of unfettered capitalism who resist change are convinced that capitalism is being blamed too much for short-term economic problems—problems they variously attribute to bad governance (for example by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and the bad behavior of some individuals (or what John McCain described during the presidential campaign as "the greed of Wall Street"). Others do, however, see truly serious defects in the existing economic arrangements and want to reform them, looking for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hat is increasingly being called "new capitalism."
The idea of old and new capitalism played an energizing part at a symposium called "New World, New Capitalism" held in Paris in January and hosted by the French president Nicolas Sarkozy and the former British prime minister Tony Blair, both of whom made eloquent presentations on the need for change. So did German Chancellor Angela Merkel, who talked about the old German idea of a "social market"—one restrained by a mixture of consensus-building policies—as a possible blueprint for new capitalism (though Germany has not done much better in the recent crisis than other market economies).
Ideas about changing the organization of society in the long run are clearly needed, quite apart from strategies for dealing with an immediate crisis. I would separate out three questions from the many that can be raised. First, do we really need some kind of "new capitalism" rather than an economic system that is not monolithic, draws on a variety of institutions chosen pragmatically, and is based on social values that we can defend ethically? Should we search for a new capitalism or for a "new world"—to use the other term mentioned at the Paris meeting—that would take a different form?
The second question concerns the kind of economics that is needed today, especially in light of the present economic crisis. How do we assess what is taught and championed among academic economists as a guide to economic policy—including the revival of Keynesian thought in recent months as the crisis has grown fierce? More particularly, what does the present economic crisis tell us about the institutions and priorities to look for? Third, in addition to working our way toward a better assessment of what long-term changes are needed, we have to think—and think fast—about how to get out of the present crisis with as little damage as possible.
2.
What are th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that make a system indubitably capitalist—old or new? If the present capitalist economic system is to be reformed, what would make the end result a new capitalism, rather than something else? It seems to be generally assumed that relying on markets for economic transactions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an economy to be identified as capitalist. In a similar way, dependence on the profit motive and on individual rewards based on private ownership are seen as archetypal features of capitalism. However, if these are necessary requirements, are the economic systems we currently have, for example, in Europe and America, genuinely capitalist?
All affluent countries in the world—those in Europe, as well as the US, Canada, Japan, Singapore, South Korea, Australia, and others—have, for quite some time now, depended partly on transactions and other payments that occur largely outside markets. These include unemployment benefits, public pensions, other features of social security, and the provision of education, health care, and a variety of other services distributed through nonmarket arrangements. The economic entitlements connected with such services are not based on private ownership and property rights.
Also, the market economy has depended for its own working not only on maximizing profits but also on many other activities, such as maintaining public security and supplying public services—some of which have taken people well beyond an economy driven only by profit. The creditable performance of the so-called capitalist system, when things moved forward, drew on a combination of institutions—publicly funded education, medical care, and mass transportation are just a few of many—that went much beyond relying only on a profit-maximizing market economy and on personal entitlements confined to private ownership.
Underlying this issue is a more basic question: whether capitalism is a term that is of particular use today. The idea of capitalism did in fact have an important role historically, but by now that usefulness may well be fairly exhausted.
For example, the pioneering works of Adam Smith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showed the usefulness and dynamism of the market economy, and why—and particularly how—that dynamism worked. Smith's investigation provided an illuminating diagnosis of the workings of the market just when that dynamism was powerfully emerging. The contribution that The Wealth of Nations, published in 1776, made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what came to be called capitalism was monumental. Smith showed how the freeing of trade can very often be extremely helpful in generating economic prosperity through specialization in production and division of labor and in making good use of economies of large scale.
Those lessons remain deeply relevant even today (it is interesting that the impressive and highly sophisticated analytical work on international trade for which Paul Krugman received the latest Nobel award in economics was closely linked to Smith's far-reaching insights of more than 230 years ago). The economic analyses that followed those early expositions of markets and the use of capital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have succeeded in solidly establishing the market system in the corpus of mainstream economics.
However, even as the positive contributions of capitalism through market processes were being clarified and explicated, its negative sides were also becoming clear—often to the very same analysts. While a number of socialist critics, most notably Karl Marx, influentially made a case for censuring and ultimately supplanting capitalism, the huge limitations of relying entirely on the market economy and the profit motive were also clear enough even to Adam Smith. Indeed, early advocates of the use of markets, including Smith, did not take the pure market mechanism to be a freestanding performer of excellence, nor did they take the profit motive to be all that is needed.
Even though people seek trade because of self-interest (nothing more than self-interest is needed, as Smith famously put it, in explaining why bakers, brewers, butchers, and consumers seek trade), nevertheless an economy can operate effectively only on the basis of trust among different parties. When business activities, including those of banks and othe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generate the confidence that they can and will do the things they pledge, then relations among lenders and borrowers can go smoothly in a mutually supportive way. As Adam Smith wrote:
Smith explained why sometimes this did not happen, and he would not have found anything particularly puzzling, I would suggest, in the difficulties faced today by businesses and banks thanks to the widespread fear and mistrust that is keeping credit markets frozen and preventing a coordinated expansion of credit.
It is also worth mentioning in this context, especially since the "welfare state" emerged long after Smith's own time, that in his various writings, his overwhelming concern—and worry—about the fate of the poor and the disadvantaged are strikingly prominent. The most immediate failure of the market mechanism lies in the things that the market leaves undone. Smith's economic analysis went well beyond leaving everything to the invisible hand of the market mechanism. He was not only a defender of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providing public services, such as education, and in poverty relief (along with demanding greater freedom for the indigents who received support than the Poor Laws of his day provided), he was also deeply concerned about the inequality and poverty that might survive in an otherwise successful market economy.
Lack of clarity about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necessity and sufficiency of the market has been responsible for some misunderstandings of Smith's assessment of the market mechanism by many who would claim to be his followers. For example, Smith's defense of the food market and his criticism of restrictions by the state on the private trade in food grains have often been interpreted as arguing that any state interference would necessarily make hunger and starvation worse.
But Smith's defense of private trade only took the form of disputing the belief that stopping trade in food would reduce the burden of hunger. That does not deny in any way the need for state action to supplement the operations of the market by creating jobs and incomes (e.g., through work programs). If unemployment were to increase sharply thanks to bad economic circumstances or bad public policy, the market would not, on its own, recreate the incomes of those who have lost their jobs. The new unemployed, Smith wrote, "would either starve, or be driven to seek a subsistence either by begging, or by the perpetration perhaps of the greatest enormities," and "want, famine, and mortality would immediately prevail...."[2] Smith rejects interventions that exclude the market—but not interventions that include the market while aiming to do those important things that the market may leave undone.
Smith never used the term "capitalism" (at least so far as I have been able to trace), but it would also be hard to carve out from his works any theory arguing for the sufficiency of market forces, or of the need to accept the dominance of capital. He talked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these broader values that go beyond profits in The Wealth of Nations, but it is in his first book,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which was published exactly a quarter of a millennium ago in 1759, that he extensively investigated the strong need for actions based on values that go well beyond profit seeking. While he wrote that "prudence" was "of all the virtues that which is most useful to the individual," Adam Smith went on to argue that "humanity, justice, generosity, and public spirit, are the qualities most useful to others."[3]
Smith viewed markets and capital as doing good work within their own sphere, but first, they required support from other institutions—including public services such as schools—and values other than pure profit seeking, and second, they needed restraint and correction by still other institutions—e.g., well-devised financial regulations and state assistance to the poor—for preventing instability, inequity, and injustice. If we were to look for a new approach to the 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that included a pragmatic choice of a variety of public services and well-considered regulations, we would be following rather than departing from the agenda of reform that Smith outlined as he both defended and criticized capitalism.
3.
Historically, capitalism did not emerge until new systems of law and economic practice protected property rights and made an economy based on ownership workable. Commercial exchange could not effectively take place until business morality made contractual behavior sustainable and inexpensive—not requiring constant suing of defaulting contractors, for example. Investment in productive businesses could not flourish until the higher rewards from corruption had been moderated. Profit-oriented capitalism has always drawn on support from other institutional values.
The moral and legal obligations and responsibilities associated with transactions have in recent years become much harder to trace, thanks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econdary markets involving derivatives and other financial instruments. A subprime lender who misleads a borrower into taking unwise risks can now pass off the financial assets to third parties—who are remote from the original transaction. Accountability has been badly undermined, and the need for supervision and regulation has become much stronger.
And yet the supervisory role of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particular has been, over the same period, sharply curtailed, fed by an increasing belief in the self-regulatory nature of the market economy. Precisely as the need for state surveillance grew, the needed supervision shrank. There was, as a result, a disaster waiting to happen, which did eventually happen last year, and this has certainly contributed a great deal to the financial crisis that is plaguing the world today. The insufficient regulation of financial activities has implications not only for illegitimate practices, but also for a tendency toward overspeculation that, as Adam Smith argued, tends to grip many human beings in their breathless search for profits.
Smith called the promoters of excessive risk in search of profits "prodigals and projectors"—which is quite a good description of issuers of subprime mortgages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Discussing laws against usury, for example, Smith wanted state regulation to protect citizens from the "prodigals and projectors" who promoted unsound loans:
The implicit faith in the ability of the market economy to correct itself, which is largely responsible for the removal of established regu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tended to ignore the activities of prodigals and projectors in a way that would have shocked Adam Smith.
The present economic crisis is partly generated by a huge overestimation of the wisdom of market processes, and the crisis is now being exacerbated by anxiety and lack of trust in the financial market and in businesses in general—responses that have been evident in the market reactions to the sequence of stimulus plans, including the $787 billion plan signed into law in February by the new Obama administration. As it happens, these problems were already identifie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y Smith, even though they have been neglected by those who have been in authority in recent years, especiall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ho have been busy citing Adam Smith in support of the unfettered market.
4.
While Adam Smith has recently been much quoted, even if not much read, there has been a huge revival, even more recently, of John Maynard Keynes. Certainly, the cumulative downturn that we are observing right now, which is edging us closer to a depression, has clear Keynesian features; the reduced incomes of one group of persons has led to reduced purchases by them, in turn causing a further reduction in the income of others.
However, Keynes can be our savior only to a very partial extent, and there is a need to look beyond him in understanding the present crisis. One economist whose current relevance has been far less recognized is Keynes's rival Arthur Cecil Pigou, who, like Keynes, was also in Cambridge, indeed also in Kings College, in Keynes's time. Pigou was much more concerned than Keynes with economic psychology and the ways it could influence business cycles and sharpen and harden an economic recession that could take us toward a depression (as indeed we are seeing now). Pigou attributed economic fluctuations partly to "psychological causes" consisting of
It is hard to ignore the fact that today, in addition to the Keynesian effects of mutually reinforced decline, we are strongly in the presence of "errors of...undue pessimism." Pigou focused particularly on the need to unfreeze the credit market when the economy is in the grip of excessive pessimism:
Despite huge injections of fresh liquidity into the American and European economies, largely from the government, the bank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have until now remained unwilling to unfreeze the credit market. Other businesses also continue to fail, partly in response to already diminished demand (the Keynesian "multiplier" process), but also in response to fear of even less demand in the future, in a climate of general gloom (the Pigovian process of infectious pessimism).
One of the problems that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has to deal with is that the real crisis, arising from financial mismanagement and other transgressions, has become many times magnified by a psychological collapse. The measures that are being discussed right now in Washington and elsewhere to regenerate the credit market include bailouts—with firm requirements that subsidize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ctually lend—government purchase of toxic assets, insurance against failure to repay loans, and bank nationalization. (The last proposal scares many conservatives just as private control of the public money given to the banks worries people concerned about accountability.) As the weak response of the market to the administration's measures so far suggests, each of these policies would have to be assessed partly for their impact on the psychology of businesses and consumers, particularly in America.
5.
The contrast between Pigou and Keynes is relevant for another reason as well. While Keynes was very involved with the question of how to increase aggregate income, he was relatively less engaged in analyzing problems of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nd of social welfare. In contrast, Pigou not only wrote the classic study of welfare economics, but he also pioneered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inequality as a major indicator for economic assessment and policy.[7] Since the suffering of the most deprived people in each economy—and in the world—demands the most urgent attention, the role of supportive cooperation between business and government cannot stop only with mutually coordinated expansion of an economy. There is a critical need for paying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underdogs of society in planning a response to the current crisis, and in going beyond measures to produce general economic expansion. Families threatened with unemployment, with lack of medical care, and with social as well as economic deprivation have been hit particularly hard. The limitations of Keynesian economics to address their problems demand much greater recognition.
A third way in which Keynes needs to be supplemented concerns his relative neglect of social services—indeed even Otto von Bismarck had more to say on this subject than Keynes. That the market economy can be particularly bad in delivering public goods (such as education and health care) has been discussed by some of the leading economists of our time, including Paul Samuelson and Kenneth Arrow. (Pigou too contributed to this subject with his emphasis on the "external effects" of market transactions, where the gains and losses are not confined only to the direct buyers or sellers.) This is, of course, a long-term issue, but it is worth noting in addition that the bite of a downturn can be much fiercer when health care in particular is not guaranteed for all.
For example, in the absence of a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every lost job can produce a larger exclusion from essential health care, because of loss of income or loss of employment-related private health insurance. The US has a 7.6 percent rate of unemployment now, which is beginning to cause huge deprivation. It is worth asking how the European countries, including France, Italy, and Spain, that lived with much higher levels of unemployment for decades, managed to avoid a total collapse of their quality of life. The answer is partly the way the European welfare state operates, with much stronger unemployment insurance than in America and, even more importantly, with basic medical services provided to all by the state.
The failure of the market mechanism to provide health care for all has been flagrant, most noticeably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also in the sharp halt in the progress of health and longevity in China following its abolition of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in 1979. Before the economic reforms of that year, every Chinese citizen had guaranteed health care provided by the state or the cooperatives, even if at a rather basic level. When China removed its counterproductive system of agricultural collectives and communes and industrial units managed by bureaucracies, it thereby made the rate of growth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o up faster than anywhere else in the world. But at the same time, led by its new faith in the market economy, China also abolished the system of universal health care; and, after the reforms of 1979, health insurance had to be bought by individuals (except in some relatively rare cases in which the state or some big firms provide them to their employees and dependents). With this change, China's rapid progress in longevity sharply slowed down.
This was problem enough when China's aggregate income was growing extremely fast, but it is bound to become a much bigger problem when the Chinese economy decelerates sharply, as it is currently do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now trying hard to gradually reintroduce health insurance for all, and the US government under Obama is also committed to making health coverage universal. In both China and the US, the rectifications have far to go, but they should be central elements in tackling the economic crisis, as well as in achieving long-term transformation of the two societies.
6.
The revival of Keynes has much to contribute both to economic analysis and to policy, but the net has to be cast much wider. Even though Keynes is often seen as a kind of a "rebel" figure in contemporary economics, the fact is that he came close to being the guru of a new capitalism, who focused on trying to stabilize the fluctuations of the market economy (and then again with relatively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psychological causes of business fluctuations). Even though Smith and Pigou have the reputation of being rather conservative economists, many of the deep insights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nonmarket institutions and nonprofit values came from them, rather than from Keynes and his followers.
A crisis not only presents an immediate challenge that has to be faced. It also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to address long-term problems when people are willing to reconsider established conventions. This is why the present crisis also makes it important to face the neglected long-term issues like conserv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and national health care, as well as the need for public transport, which has been very badly neglected in the last few decades and is also so far sidelined—as I write this article—even in the initial policies announced by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Economic affordability is, of course, an issue, but as the example of the Indian state of Kerala shows, it is possible to have state-guaranteed health care for all at relatively little cost. Since the Chinese dropped universal health insurance in 1979, Kerala—which continues to have it—has very substantially overtaken China in average life expectancy and in indicators such as infant mortality, despite having a much lower level of per capita income. So there are opportunities for poor countries as well.
But the largest challenges face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already has the highest level of per capita expenditure on health among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but still has a relatively low achievement in health and has more than forty million people with no guarantee of health care. Part of the problem here is one of public attitude and understanding. Hugely distorted perceptions of how a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works need to be corrected through public discussion. For example, it is common to assume that no one has a choice of doctors in a European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which is not at all the case.
There is, however, also a need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options that exist. In US discussions of health reform, there has been an overconcentration on the Canadian system—a system of public health care that makes it very hard to have private medical care—whereas in Western Europe the national health services provide care for all but also allow, in addition to state coverage, private practice and private health insurance, for those who have the money and want to spend it this way. It is not clear just why the rich who can freely spend money on yachts and other luxury goods should not be allowed to spend it on MRIs or CT scans instead. If we take our cue from Adam Smith's arguments for a diversity of institutions, and for accommodating a variety of motivations, there are practical measures we can take that would make a huge difference to the world in which we live.
The present economic crises do not, I would argue, call for a "new capitalism," but they do demand a new understanding of older ideas, such as those of Smith and, nearer our time, of Pigou, many of which have been sadly neglected. What is also needed is a clearheaded perception of how different institutions actually work, and of how a variety of organizations—from the market to the institutions of the state—can go beyond short-term solutions and contribute to producing a more decent economic world.
—February 25, 2009
Notes
[1]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edited by R.H. Campbell and A.S. Skinner (Clarendon Press, 1976), I, II.ii.28, p. 292.
[2]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I, I.viii.26, p. 91.
[3] 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edited by D.D. Raphael and A.L. Macfie (Clarendon Press, 1976), pp. 189–190.
[4]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I, II.iv.15, p. 357.
[5] A.C. Pigou, Industrial Fluctuations (London: Macmillan, 1929), p. 73.
[6] Pigou, Industrial Fluctuations, p. 96.
[7] A.C. Pigou, The Economics of Welfare (London: Macmillan, 1920). Current works on economic inequality, including the major contributions of A.B. Atkinson, have been to a considerable extent inspired by Pigou's pioneering initiative: see Atkinson, Social Justice and Public Policy (MIT Press, 1983).
文章作者：Amartya Sen
发表日期：2009年2月25日
发表媒体：《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
2008 was a year of crises. First, we had a food crisis, particularly threatening to poor consumers, especially in Africa. Along with that came a record increase in oil prices, threatening all oil-importing countries. Finally, rather suddenly in the fall, came the global economic downturn, and it is now gathering speed at a frightening rate. The year 2009 seems likely to offer a sharp intensification of the downturn, and many economists are anticipating a full-scale depression, perhaps even one as large as in the 1930s. While substantial fortunes have suffered steep declines, the people most affected are those who were already worst off.
The question that arises most forcefully now concerns the nature of capitalism and whether it needs to be changed. Some defenders of unfettered capitalism who resist change are convinced that capitalism is being blamed too much for short-term economic problems—problems they variously attribute to bad governance (for example by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and the bad behavior of some individuals (or what John McCain described during the presidential campaign as "the greed of Wall Street"). Others do, however, see truly serious defects in the existing economic arrangements and want to reform them, looking for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hat is increasingly being called "new capitalism."
The idea of old and new capitalism played an energizing part at a symposium called "New World, New Capitalism" held in Paris in January and hosted by the French president Nicolas Sarkozy and the former British prime minister Tony Blair, both of whom made eloquent presentations on the need for change. So did German Chancellor Angela Merkel, who talked about the old German idea of a "social market"—one restrained by a mixture of consensus-building policies—as a possible blueprint for new capitalism (though Germany has not done much better in the recent crisis than other market economies).
Ideas about changing the organization of society in the long run are clearly needed, quite apart from strategies for dealing with an immediate crisis. I would separate out three questions from the many that can be raised. First, do we really need some kind of "new capitalism" rather than an economic system that is not monolithic, draws on a variety of institutions chosen pragmatically, and is based on social values that we can defend ethically? Should we search for a new capitalism or for a "new world"—to use the other term mentioned at the Paris meeting—that would take a different form?
The second question concerns the kind of economics that is needed today, especially in light of the present economic crisis. How do we assess what is taught and championed among academic economists as a guide to economic policy—including the revival of Keynesian thought in recent months as the crisis has grown fierce? More particularly, what does the present economic crisis tell us about the institutions and priorities to look for? Third, in addition to working our way toward a better assessment of what long-term changes are needed, we have to think—and think fast—about how to get out of the present crisis with as little damage as possible.
2.
What are th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that make a system indubitably capitalist—old or new? If the present capitalist economic system is to be reformed, what would make the end result a new capitalism, rather than something else? It seems to be generally assumed that relying on markets for economic transactions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an economy to be identified as capitalist. In a similar way, dependence on the profit motive and on individual rewards based on private ownership are seen as archetypal features of capitalism. However, if these are necessary requirements, are the economic systems we currently have, for example, in Europe and America, genuinely capitalist?
All affluent countries in the world—those in Europe, as well as the US, Canada, Japan, Singapore, South Korea, Australia, and others—have, for quite some time now, depended partly on transactions and other payments that occur largely outside markets. These include unemployment benefits, public pensions, other features of social security, and the provision of education, health care, and a variety of other services distributed through nonmarket arrangements. The economic entitlements connected with such services are not based on private ownership and property rights.
Also, the market economy has depended for its own working not only on maximizing profits but also on many other activities, such as maintaining public security and supplying public services—some of which have taken people well beyond an economy driven only by profit. The creditable performance of the so-called capitalist system, when things moved forward, drew on a combination of institutions—publicly funded education, medical care, and mass transportation are just a few of many—that went much beyond relying only on a profit-maximizing market economy and on personal entitlements confined to private ownership.
Underlying this issue is a more basic question: whether capitalism is a term that is of particular use today. The idea of capitalism did in fact have an important role historically, but by now that usefulness may well be fairly exhausted.
For example, the pioneering works of Adam Smith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showed the usefulness and dynamism of the market economy, and why—and particularly how—that dynamism worked. Smith's investigation provided an illuminating diagnosis of the workings of the market just when that dynamism was powerfully emerging. The contribution that The Wealth of Nations, published in 1776, made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what came to be called capitalism was monumental. Smith showed how the freeing of trade can very often be extremely helpful in generating economic prosperity through specialization in production and division of labor and in making good use of economies of large scale.
Those lessons remain deeply relevant even today (it is interesting that the impressive and highly sophisticated analytical work on international trade for which Paul Krugman received the latest Nobel award in economics was closely linked to Smith's far-reaching insights of more than 230 years ago). The economic analyses that followed those early expositions of markets and the use of capital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have succeeded in solidly establishing the market system in the corpus of mainstream economics.
However, even as the positive contributions of capitalism through market processes were being clarified and explicated, its negative sides were also becoming clear—often to the very same analysts. While a number of socialist critics, most notably Karl Marx, influentially made a case for censuring and ultimately supplanting capitalism, the huge limitations of relying entirely on the market economy and the profit motive were also clear enough even to Adam Smith. Indeed, early advocates of the use of markets, including Smith, did not take the pure market mechanism to be a freestanding performer of excellence, nor did they take the profit motive to be all that is needed.
Even though people seek trade because of self-interest (nothing more than self-interest is needed, as Smith famously put it, in explaining why bakers, brewers, butchers, and consumers seek trade), nevertheless an economy can operate effectively only on the basis of trust among different parties. When business activities, including those of banks and othe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generate the confidence that they can and will do the things they pledge, then relations among lenders and borrowers can go smoothly in a mutually supportive way. As Adam Smith wrote:
When the people of any particular country have such confidence in the fortune, probity, and prudence of a particular banker, as to believe that he is always ready to pay upon demand such of his promissory notes as are likely to be at any time presented to him; those notes come to have the same currency as gold and silver money, from the confidence that such money can at any time be had for them.[1]
Smith explained why sometimes this did not happen, and he would not have found anything particularly puzzling, I would suggest, in the difficulties faced today by businesses and banks thanks to the widespread fear and mistrust that is keeping credit markets frozen and preventing a coordinated expansion of credit.
It is also worth mentioning in this context, especially since the "welfare state" emerged long after Smith's own time, that in his various writings, his overwhelming concern—and worry—about the fate of the poor and the disadvantaged are strikingly prominent. The most immediate failure of the market mechanism lies in the things that the market leaves undone. Smith's economic analysis went well beyond leaving everything to the invisible hand of the market mechanism. He was not only a defender of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providing public services, such as education, and in poverty relief (along with demanding greater freedom for the indigents who received support than the Poor Laws of his day provided), he was also deeply concerned about the inequality and poverty that might survive in an otherwise successful market economy.
Lack of clarity about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necessity and sufficiency of the market has been responsible for some misunderstandings of Smith's assessment of the market mechanism by many who would claim to be his followers. For example, Smith's defense of the food market and his criticism of restrictions by the state on the private trade in food grains have often been interpreted as arguing that any state interference would necessarily make hunger and starvation worse.
But Smith's defense of private trade only took the form of disputing the belief that stopping trade in food would reduce the burden of hunger. That does not deny in any way the need for state action to supplement the operations of the market by creating jobs and incomes (e.g., through work programs). If unemployment were to increase sharply thanks to bad economic circumstances or bad public policy, the market would not, on its own, recreate the incomes of those who have lost their jobs. The new unemployed, Smith wrote, "would either starve, or be driven to seek a subsistence either by begging, or by the perpetration perhaps of the greatest enormities," and "want, famine, and mortality would immediately prevail...."[2] Smith rejects interventions that exclude the market—but not interventions that include the market while aiming to do those important things that the market may leave undone.
Smith never used the term "capitalism" (at least so far as I have been able to trace), but it would also be hard to carve out from his works any theory arguing for the sufficiency of market forces, or of the need to accept the dominance of capital. He talked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these broader values that go beyond profits in The Wealth of Nations, but it is in his first book,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which was published exactly a quarter of a millennium ago in 1759, that he extensively investigated the strong need for actions based on values that go well beyond profit seeking. While he wrote that "prudence" was "of all the virtues that which is most useful to the individual," Adam Smith went on to argue that "humanity, justice, generosity, and public spirit, are the qualities most useful to others."[3]
Smith viewed markets and capital as doing good work within their own sphere, but first, they required support from other institutions—including public services such as schools—and values other than pure profit seeking, and second, they needed restraint and correction by still other institutions—e.g., well-devised financial regulations and state assistance to the poor—for preventing instability, inequity, and injustice. If we were to look for a new approach to the 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that included a pragmatic choice of a variety of public services and well-considered regulations, we would be following rather than departing from the agenda of reform that Smith outlined as he both defended and criticized capitalism.
3.
Historically, capitalism did not emerge until new systems of law and economic practice protected property rights and made an economy based on ownership workable. Commercial exchange could not effectively take place until business morality made contractual behavior sustainable and inexpensive—not requiring constant suing of defaulting contractors, for example. Investment in productive businesses could not flourish until the higher rewards from corruption had been moderated. Profit-oriented capitalism has always drawn on support from other institutional values.
The moral and legal obligations and responsibilities associated with transactions have in recent years become much harder to trace, thanks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econdary markets involving derivatives and other financial instruments. A subprime lender who misleads a borrower into taking unwise risks can now pass off the financial assets to third parties—who are remote from the original transaction. Accountability has been badly undermined, and the need for supervision and regulation has become much stronger.
And yet the supervisory role of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particular has been, over the same period, sharply curtailed, fed by an increasing belief in the self-regulatory nature of the market economy. Precisely as the need for state surveillance grew, the needed supervision shrank. There was, as a result, a disaster waiting to happen, which did eventually happen last year, and this has certainly contributed a great deal to the financial crisis that is plaguing the world today. The insufficient regulation of financial activities has implications not only for illegitimate practices, but also for a tendency toward overspeculation that, as Adam Smith argued, tends to grip many human beings in their breathless search for profits.
Smith called the promoters of excessive risk in search of profits "prodigals and projectors"—which is quite a good description of issuers of subprime mortgages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Discussing laws against usury, for example, Smith wanted state regulation to protect citizens from the "prodigals and projectors" who promoted unsound loans:
A great part of the capital of the country would thus be kept out of the hands which were most likely to make a profitable and advantageous use of it, and thrown into those which were most likely to waste and destroy it.[4]
The implicit faith in the ability of the market economy to correct itself, which is largely responsible for the removal of established regu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tended to ignore the activities of prodigals and projectors in a way that would have shocked Adam Smith.
The present economic crisis is partly generated by a huge overestimation of the wisdom of market processes, and the crisis is now being exacerbated by anxiety and lack of trust in the financial market and in businesses in general—responses that have been evident in the market reactions to the sequence of stimulus plans, including the $787 billion plan signed into law in February by the new Obama administration. As it happens, these problems were already identifie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y Smith, even though they have been neglected by those who have been in authority in recent years, especiall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ho have been busy citing Adam Smith in support of the unfettered market.
4.
While Adam Smith has recently been much quoted, even if not much read, there has been a huge revival, even more recently, of John Maynard Keynes. Certainly, the cumulative downturn that we are observing right now, which is edging us closer to a depression, has clear Keynesian features; the reduced incomes of one group of persons has led to reduced purchases by them, in turn causing a further reduction in the income of others.
However, Keynes can be our savior only to a very partial extent, and there is a need to look beyond him in understanding the present crisis. One economist whose current relevance has been far less recognized is Keynes's rival Arthur Cecil Pigou, who, like Keynes, was also in Cambridge, indeed also in Kings College, in Keynes's time. Pigou was much more concerned than Keynes with economic psychology and the ways it could influence business cycles and sharpen and harden an economic recession that could take us toward a depression (as indeed we are seeing now). Pigou attributed economic fluctuations partly to "psychological causes" consisting of
variations in the tone of mind of persons whose action controls industry, emerging in errors of undue optimism or undue pessimism in their business forecasts.[5]
It is hard to ignore the fact that today, in addition to the Keynesian effects of mutually reinforced decline, we are strongly in the presence of "errors of...undue pessimism." Pigou focused particularly on the need to unfreeze the credit market when the economy is in the grip of excessive pessimism:
Hence, other things being equal, the actual occurrence of business failures will be more or less widespread, according [to whether] bankers' loans, in the face of crisis of demands, are less or more readily obtainable.[6]
Despite huge injections of fresh liquidity into the American and European economies, largely from the government, the bank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have until now remained unwilling to unfreeze the credit market. Other businesses also continue to fail, partly in response to already diminished demand (the Keynesian "multiplier" process), but also in response to fear of even less demand in the future, in a climate of general gloom (the Pigovian process of infectious pessimism).
One of the problems that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has to deal with is that the real crisis, arising from financial mismanagement and other transgressions, has become many times magnified by a psychological collapse. The measures that are being discussed right now in Washington and elsewhere to regenerate the credit market include bailouts—with firm requirements that subsidize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ctually lend—government purchase of toxic assets, insurance against failure to repay loans, and bank nationalization. (The last proposal scares many conservatives just as private control of the public money given to the banks worries people concerned about accountability.) As the weak response of the market to the administration's measures so far suggests, each of these policies would have to be assessed partly for their impact on the psychology of businesses and consumers, particularly in America.
5.
The contrast between Pigou and Keynes is relevant for another reason as well. While Keynes was very involved with the question of how to increase aggregate income, he was relatively less engaged in analyzing problems of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nd of social welfare. In contrast, Pigou not only wrote the classic study of welfare economics, but he also pioneered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inequality as a major indicator for economic assessment and policy.[7] Since the suffering of the most deprived people in each economy—and in the world—demands the most urgent attention, the role of supportive cooperation between business and government cannot stop only with mutually coordinated expansion of an economy. There is a critical need for paying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underdogs of society in planning a response to the current crisis, and in going beyond measures to produce general economic expansion. Families threatened with unemployment, with lack of medical care, and with social as well as economic deprivation have been hit particularly hard. The limitations of Keynesian economics to address their problems demand much greater recognition.
A third way in which Keynes needs to be supplemented concerns his relative neglect of social services—indeed even Otto von Bismarck had more to say on this subject than Keynes. That the market economy can be particularly bad in delivering public goods (such as education and health care) has been discussed by some of the leading economists of our time, including Paul Samuelson and Kenneth Arrow. (Pigou too contributed to this subject with his emphasis on the "external effects" of market transactions, where the gains and losses are not confined only to the direct buyers or sellers.) This is, of course, a long-term issue, but it is worth noting in addition that the bite of a downturn can be much fiercer when health care in particular is not guaranteed for all.
For example, in the absence of a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every lost job can produce a larger exclusion from essential health care, because of loss of income or loss of employment-related private health insurance. The US has a 7.6 percent rate of unemployment now, which is beginning to cause huge deprivation. It is worth asking how the European countries, including France, Italy, and Spain, that lived with much higher levels of unemployment for decades, managed to avoid a total collapse of their quality of life. The answer is partly the way the European welfare state operates, with much stronger unemployment insurance than in America and, even more importantly, with basic medical services provided to all by the state.
The failure of the market mechanism to provide health care for all has been flagrant, most noticeably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also in the sharp halt in the progress of health and longevity in China following its abolition of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in 1979. Before the economic reforms of that year, every Chinese citizen had guaranteed health care provided by the state or the cooperatives, even if at a rather basic level. When China removed its counterproductive system of agricultural collectives and communes and industrial units managed by bureaucracies, it thereby made the rate of growth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o up faster than anywhere else in the world. But at the same time, led by its new faith in the market economy, China also abolished the system of universal health care; and, after the reforms of 1979, health insurance had to be bought by individuals (except in some relatively rare cases in which the state or some big firms provide them to their employees and dependents). With this change, China's rapid progress in longevity sharply slowed down.
This was problem enough when China's aggregate income was growing extremely fast, but it is bound to become a much bigger problem when the Chinese economy decelerates sharply, as it is currently do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now trying hard to gradually reintroduce health insurance for all, and the US government under Obama is also committed to making health coverage universal. In both China and the US, the rectifications have far to go, but they should be central elements in tackling the economic crisis, as well as in achieving long-term transformation of the two societies.
6.
The revival of Keynes has much to contribute both to economic analysis and to policy, but the net has to be cast much wider. Even though Keynes is often seen as a kind of a "rebel" figure in contemporary economics, the fact is that he came close to being the guru of a new capitalism, who focused on trying to stabilize the fluctuations of the market economy (and then again with relatively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psychological causes of business fluctuations). Even though Smith and Pigou have the reputation of being rather conservative economists, many of the deep insights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nonmarket institutions and nonprofit values came from them, rather than from Keynes and his followers.
A crisis not only presents an immediate challenge that has to be faced. It also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to address long-term problems when people are willing to reconsider established conventions. This is why the present crisis also makes it important to face the neglected long-term issues like conserv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and national health care, as well as the need for public transport, which has been very badly neglected in the last few decades and is also so far sidelined—as I write this article—even in the initial policies announced by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Economic affordability is, of course, an issue, but as the example of the Indian state of Kerala shows, it is possible to have state-guaranteed health care for all at relatively little cost. Since the Chinese dropped universal health insurance in 1979, Kerala—which continues to have it—has very substantially overtaken China in average life expectancy and in indicators such as infant mortality, despite having a much lower level of per capita income. So there are opportunities for poor countries as well.
But the largest challenges face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already has the highest level of per capita expenditure on health among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but still has a relatively low achievement in health and has more than forty million people with no guarantee of health care. Part of the problem here is one of public attitude and understanding. Hugely distorted perceptions of how a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works need to be corrected through public discussion. For example, it is common to assume that no one has a choice of doctors in a European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which is not at all the case.
There is, however, also a need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options that exist. In US discussions of health reform, there has been an overconcentration on the Canadian system—a system of public health care that makes it very hard to have private medical care—whereas in Western Europe the national health services provide care for all but also allow, in addition to state coverage, private practice and private health insurance, for those who have the money and want to spend it this way. It is not clear just why the rich who can freely spend money on yachts and other luxury goods should not be allowed to spend it on MRIs or CT scans instead. If we take our cue from Adam Smith's arguments for a diversity of institutions, and for accommodating a variety of motivations, there are practical measures we can take that would make a huge difference to the world in which we live.
The present economic crises do not, I would argue, call for a "new capitalism," but they do demand a new understanding of older ideas, such as those of Smith and, nearer our time, of Pigou, many of which have been sadly neglected. What is also needed is a clearheaded perception of how different institutions actually work, and of how a variety of organizations—from the market to the institutions of the state—can go beyond short-term solutions and contribute to producing a more decent economic world.
—February 25, 2009
Notes
[1]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edited by R.H. Campbell and A.S. Skinner (Clarendon Press, 1976), I, II.ii.28, p. 292.
[2]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I, I.viii.26, p. 91.
[3] 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edited by D.D. Raphael and A.L. Macfie (Clarendon Press, 1976), pp. 189–190.
[4]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I, II.iv.15, p. 357.
[5] A.C. Pigou, Industrial Fluctuations (London: Macmillan, 1929), p. 73.
[6] Pigou, Industrial Fluctuations, p. 96.
[7] A.C. Pigou, The Economics of Welfare (London: Macmillan, 1920). Current works on economic inequality, including the major contributions of A.B. Atkinson, have been to a considerable extent inspired by Pigou's pioneering initiative: see Atkinson, Social Justice and Public Policy (MIT Press, 1983).
Subscribe to:
Posts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