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为了孩子的成长，改革义无反顾——喜耀粤西学校快乐性情周见闻之五
文章作者：梁耀天
发表日期：2013年9月12日
发表媒体：《云浮日报》
“改革的最大阻力来自于人们的固有观念，而改革最大的动力则来自于改革将带来新的面貌、新的成效、新的发展，但改革初期的阵痛是不可避免的。”9月6日至7日，记者在喜耀粤西学校采访时，一位校领导感慨地说。
事实上，喜耀在罗定办学14年来，是在社会各界的争议声中不断发展壮大的。从某种程度来说，学校基于生存的需要，不得不“入乡随俗”，喜耀性情教育法在学校贯彻得并不彻底，顶多只能算处于“半改革”状态。但即便是“半改革”，喜耀依然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教育成效。从开办第一年的18名学生，到在校生近1500名，数字的迅速增长反映了越来越多学生家长对学校办学的肯定。如今，甚至有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家长都慕名把孩子送来就读。
在没有任何校方人员陪同的情况下，记者在校内随机采访了十多位学生和学生家长，听到的都是对喜耀办学理念的认同和夸奖。
九（二）班女学生张芷茵说，她爸爸听了一位朋友介绍喜耀的办学理念后，从二年级起就让她转学到喜耀了。“这里每一位老师都很好，我们的班级都不大，一个班30多人，老师可以照顾到每一个人，而我以前的同学在其它学校就读，一个班有七八十人，老师根本忙不过来，所以她们都很羡慕我在这里读书。”
“这里环境好、校风好，更重要的是对学生一视同仁，不会像有的学校整天只围着尖子生在转。”67岁的退休医生肖世明说。
“孩子过来读书后，生活独立自理的能力增强了，学习兴趣也上来了，人也变得更加懂事、有礼貌了，知道体贴关心父母了！”许多家长都有这样的切身体会。
校董梁芷媚说，今年喜耀120多名一年级新生中，除喜耀本部幼儿园直升上来的学生外，有40多名学生是来自校外的新生。目前教师团队的思想已经统一了，让这些学生的家长理解、支持今年的教育改革也很重要。
9月7日上午，梁芷媚亲手策划的“一年级家长会”如期举行。为了让家长更加直观地了解喜耀快乐性情周孩子们的状况，喜耀教师团队连夜加班制作了视频和PPT文件在家长会上播放，生动地展示了孩子们的成长过程。大量鲜活的视频、图片证明喜耀教育改革第一周获得了成功。
常规教学方法往往导致一年级新生怕学、厌学，入学后孩子哭上一两个月很正常。但喜耀性情教学法却让孩子很快消除了“上学恐惧症”，第二天晚上仅有两个孩子因为想家在哭，并且会慢慢喜欢上学。家长会上，许多家长说，几天时间就发现孩子变得更快乐了，更爱学习了，更开朗活泼了，生活习惯也改变了。还有一位家长说，第二天她来学校接孩子，孩子对她说：“妈妈，我在这里很开心，你还是一个星期来接我一次吧。”
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的背后，是喜耀教师团队默默的付出和对学生浓浓的爱。短短一周时间，一年级教师团队就和孩子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一年级12名教师全都未婚，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全天候陪着孩子们。当她们上台与家长们分享她们的教学感受时，很多家长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为什么要彻底推行教育改革？校董梁芷媚和学校教师团队首席顾问凌娟分别上台，与家长们进行了深入沟通。她们的一些观点，引起了家长们的强烈共鸣。
“我们生活在网络时代，两三岁的孩子都会用手机了，教育却仍停留在工业时代。现在的教材大人都觉得受不了，小孩子又怎么能够会感兴趣？”
“教育一定要改革，因为新生代的行为习惯已经改变了。”
“孩子健康快乐成长，比考试成绩更重要，比所谓成功更重要！”
“传统教材对现在的孩子来说偏容易，我们需要研发出真正适合他们的课程。”
“自己有一桶水还是一杯水不重要，重要的是教会孩子找到一杯水、一桶水，找到大江、大海！”
据梁芷媚介绍，喜耀性情教育将以传统国学精典文化为根基，以英语教育为特色，以国家教育大纲为参照，以培养“通才、大才”为目标，结合现代教育先进方法，从这一届一年级起在学校彻底贯彻下去。
“我们现在一年级的英文教材是我大学时学的《新概念英语第二册》，我希望将来我们小学生能达到普通中学生的英语水平，中学生能达到一般大学生的英语水平。” 梁芷媚说：“无论如何，我们的教育改革一定要坚持下去！”
Friday, October 18, 2013
为什么是不一样的一年级？
文章标题：为什么是不一样的一年级？——喜耀粤西学校快乐性情周见闻之四
文章作者：梁耀天
发表日期：2013年9月10日
发表媒体：《云浮日报》
“为什么今年的一年级是不一样的一年级？”
9月6日，面对记者的疑问，喜耀粤西学校校董梁芷媚向记者娓娓道来：
“这是一次更加彻底的教育改革。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喜耀性情教育法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理论体系和教育团队。选择从一年级开始，是为了逐步将改革铺开到全校各个年级。
“为了确保教育改革的顺利推进，我们对今年的一年级投入了大量优质的教育资源。比如我们请的英语口语训练师申鸿铭是北京奥运志愿者首席英文训练官。我们请的一年级教育团队总顾问凌娟是经验非常丰富的儿童教育专家。之前一直在做高端家庭儿童私教，年薪过百万。因为他们二位都是学校创始人霍韬晦教授的学生，这次过来算是帮忙，不然我们哪里请得起。
“今年的一年级，一是授课形式有了新的改变：在常规课堂教学的基础上，增加了大课、小课、一对一等多种教学形式，并根据儿童特性对传统体制课程进行了改善。二是增加了传统国学经典诵读课程，为今后帮助学生快速提升阅读和写作能力打基础。三是加强了英语口语的训练，彻底改变传统教学的“哑巴英语”的现象。
“我们教育改革的目标是，让孩子在快乐、健康、全面成长的同时顺便考高分。”
身为中国商业问题专家和富二代教育训练专家的梁芷媚，曾经为众多知名跨国公司做过企业管理顾问和高管培训，深知要出色地完成教育改革必须要有一支出色的执行团队。今年3月和8月，在她的主持下，喜耀举行了两期“百日树人”培训班，培养了20名青年教师参与一年级教学。
这些学生，绝大多数都是应届师范毕业生。“为什么不招聘有经验的教师？”“怎么全部都是娃娃兵？”面对这些质疑，梁芷媚的解释是，喜耀性情教育法是与传统教育法完全不同的两种教育理念，就像一个杯子装满了水，不把水倒掉，怎么能装得进新的东西？人也一样，不“倒掉”原有的旧的观念，怎么能接受新的观念？梁芷媚发现，没有体制内学校教育经历的人，更容易接受、理解并执行喜耀性情教育法。
“百日树人”培训班是全封闭式的，每期3个月，训练课程非常艰苦，被老师们形容为中国教育的“黄埔军校”。如果按照梁芷媚以前在广州开训练班的价位，参加这样的培训每人至少得交10万元学费。培训过程中，因为观念冲突，有的老师气得吃不下饭，有的委屈得直抹眼泪，但培训结束后，所有老师都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
“有传统体制内学校工作经验的老师转变角色尤其不容易。” 梁芷媚说：“因为我们坚决反对老师整天站在讲台上，我们要求所有老师，只要是学生自己能做的事，老师打死也不能帮学生做。我们学校的十大歌手大赛，所有组织筹备工作、甚至连最后的颁奖大会都是由学生一手操办的。”
9月2日至6日，一年级快乐性情周，老师们的精彩表现在喜耀全体教职员工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支持教育改革的呼声高涨。梁芷媚决定下一步鼓励喜耀幼儿园的老师参加喜耀性情教育法“百日树人”培训班。
9月6日晚，梁芷媚召开全休幼师会议，与大家分享了一年级教育改革的成果和体会。
“这几天我和我老公一起看一年级汇演。刚开始我对一年级的改革是有些想法的，但是看了昨天的展示我感觉真的很棒！” 喜耀幼儿园园长谭红霞深有感触地说：“我老公说整个一年级的气势真的不同，孩子们非常自信。有一个环节老师说谁愿意上来表演，一年级的孩子表现最积极。我老公是从一个家长的角度来肯定这次改革的，他说孩子就应该这样敢于展示自己。现在我也完全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我要把以前的东西放下，重新去学习他们的东西。”
梁芷媚说：“为了给大家创造多一点学习的机会，我想请大大班甚至是大班的孩子一起跟着去上一年级的大课，老师也可以去。想去跟着上大课的老师请举手。”话音刚落，就有17名老师举起了手，其中包括两名孕妇。
文章作者：梁耀天
发表日期：2013年9月10日
发表媒体：《云浮日报》
“为什么今年的一年级是不一样的一年级？”
9月6日，面对记者的疑问，喜耀粤西学校校董梁芷媚向记者娓娓道来：
“这是一次更加彻底的教育改革。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喜耀性情教育法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理论体系和教育团队。选择从一年级开始，是为了逐步将改革铺开到全校各个年级。
“为了确保教育改革的顺利推进，我们对今年的一年级投入了大量优质的教育资源。比如我们请的英语口语训练师申鸿铭是北京奥运志愿者首席英文训练官。我们请的一年级教育团队总顾问凌娟是经验非常丰富的儿童教育专家。之前一直在做高端家庭儿童私教，年薪过百万。因为他们二位都是学校创始人霍韬晦教授的学生，这次过来算是帮忙，不然我们哪里请得起。
“今年的一年级，一是授课形式有了新的改变：在常规课堂教学的基础上，增加了大课、小课、一对一等多种教学形式，并根据儿童特性对传统体制课程进行了改善。二是增加了传统国学经典诵读课程，为今后帮助学生快速提升阅读和写作能力打基础。三是加强了英语口语的训练，彻底改变传统教学的“哑巴英语”的现象。
“我们教育改革的目标是，让孩子在快乐、健康、全面成长的同时顺便考高分。”
身为中国商业问题专家和富二代教育训练专家的梁芷媚，曾经为众多知名跨国公司做过企业管理顾问和高管培训，深知要出色地完成教育改革必须要有一支出色的执行团队。今年3月和8月，在她的主持下，喜耀举行了两期“百日树人”培训班，培养了20名青年教师参与一年级教学。
这些学生，绝大多数都是应届师范毕业生。“为什么不招聘有经验的教师？”“怎么全部都是娃娃兵？”面对这些质疑，梁芷媚的解释是，喜耀性情教育法是与传统教育法完全不同的两种教育理念，就像一个杯子装满了水，不把水倒掉，怎么能装得进新的东西？人也一样，不“倒掉”原有的旧的观念，怎么能接受新的观念？梁芷媚发现，没有体制内学校教育经历的人，更容易接受、理解并执行喜耀性情教育法。
“百日树人”培训班是全封闭式的，每期3个月，训练课程非常艰苦，被老师们形容为中国教育的“黄埔军校”。如果按照梁芷媚以前在广州开训练班的价位，参加这样的培训每人至少得交10万元学费。培训过程中，因为观念冲突，有的老师气得吃不下饭，有的委屈得直抹眼泪，但培训结束后，所有老师都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
“有传统体制内学校工作经验的老师转变角色尤其不容易。” 梁芷媚说：“因为我们坚决反对老师整天站在讲台上，我们要求所有老师，只要是学生自己能做的事，老师打死也不能帮学生做。我们学校的十大歌手大赛，所有组织筹备工作、甚至连最后的颁奖大会都是由学生一手操办的。”
9月2日至6日，一年级快乐性情周，老师们的精彩表现在喜耀全体教职员工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支持教育改革的呼声高涨。梁芷媚决定下一步鼓励喜耀幼儿园的老师参加喜耀性情教育法“百日树人”培训班。
9月6日晚，梁芷媚召开全休幼师会议，与大家分享了一年级教育改革的成果和体会。
“这几天我和我老公一起看一年级汇演。刚开始我对一年级的改革是有些想法的，但是看了昨天的展示我感觉真的很棒！” 喜耀幼儿园园长谭红霞深有感触地说：“我老公说整个一年级的气势真的不同，孩子们非常自信。有一个环节老师说谁愿意上来表演，一年级的孩子表现最积极。我老公是从一个家长的角度来肯定这次改革的，他说孩子就应该这样敢于展示自己。现在我也完全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我要把以前的东西放下，重新去学习他们的东西。”
梁芷媚说：“为了给大家创造多一点学习的机会，我想请大大班甚至是大班的孩子一起跟着去上一年级的大课，老师也可以去。想去跟着上大课的老师请举手。”话音刚落，就有17名老师举起了手，其中包括两名孕妇。
他们，在探索教育改革新路
文章标题：他们，在探索教育改革新路——喜耀粤西学校快乐性情周见闻之三
文章作者：梁耀天
发表日期：2013年9月9日
发表媒体：《云浮日报》
近年来，改革中国应试教育的呼声高涨。然而，如何在实际教学中将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有机统一起来，成为摆在教育界人士面前的一道难题。应该说，很多学校都在积极探索尝试，但效果甚微，很多时候“素质教育”只是一种口号。
“我们的老师每一天都在创造中国教育改革的历史！”9月6日，喜耀粤西学校校董梁芷媚对记者说，喜耀创办14年来，已经用实践成果证明了性情教育的神奇。喜耀教出来的学生，不仅能写会说，能演会画，擅交际，会做家务，在省市乃至全国各类书画、文艺表演中屡屡获奖外，而且学习成绩也很优秀。喜耀从有中考生开始，中考成绩上重点线率一直稳定在90%以上，2010年中考更是高达97%，只有一名学生未超重点分数线。更难得的是，今年广东省实验中学在罗定仅有4名录取名额，喜耀的学生就占了两名。目前喜耀已经有4名学生被广东省实验中学录取。
教育的本质是什么？喜耀性情教育倡导者——当代思想家、教育家霍韬晦教授认为，教育首先应该是人的教育、是生命成长的爱的教育，然后才是知识教育。而对于基础教育，最重要的是要先开发孩子的性情，从心底激发孩子对理想的追求、对人类的担当。当孩子性情打开之后，他们便自然而然懂得去尊重他人、孝敬父母、承担责任、主动学习、努力成长。这样，学校就自然培养出身心健康、德才兼备的好学生、好孩子。
通过十多年的实践，喜耀形成了一整套性情教育理论体系。梁芷媚介绍说，教学的流程“入——转——出”，按照传统填鸭式教学方式相对应的是“知识灌输——死记硬背、做功课——考试”，而按照喜耀性情教育法则是“眼耳鼻舌身意——练、记、问、想、感、悟——做、写、说、听、画、演”。
通俗一点说，传统教学方式大多是老师单向输入，学生被动接收；而喜耀性情教育法则是通过特定的教学设计，最大限度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接受信息的各种感官，主动参与学习，并与老师产生互动，牢固掌握并能灵活运用所学知识。
梁芷媚用三个“四”来诠释喜耀的“性情教学法”：
第一个“四”指的是教师要由传统意义上的教师转换成为四大角色：设计师、愿景价值观推动者、教练、啦啦队长。
第一个角色是设计师。设计制度、规则、课程、任务、问题；
第二个角色是愿景价值观的推动者。通过性情教育，帮助学生立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并在此后的学习生活中，不断推动学生朝既定目标前进；
第三个角色是教练。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并经常对学生做出的成果进行点评指导；
第四个角色是啦啦队长。在学生学习过程中给予充分的鼓励和必要的奖励。
除了“四大角色”， 喜耀性情教学法还确立了课堂方法的“四大原则”和课程设计的“四大元素”。“四大原则”即：以规则代替要求，以目标驱动任务，以舞台展示成果，以点评促进成长。“四大元素”即：落实知识点，开发性情，启发思维，联系实际。
“传统课堂一年级新生的第一周主要是课堂纪律教育。老师强制性要求学生要坐好、不准乱跑，有些学校甚至从一年级就开始搞军训，目的也是训练孩子要遵守纪律，但这些做法压抑了孩子的天性，会使孩子变得胆小、拘谨，不敢表达自己的想法，甚至产生畏惧、厌学心理。” 梁芷媚说。
在喜耀快乐性情周的课堂上，没有刻板的面孔和严厉的批评，只有灿烂的笑容和热情的鼓励。课堂气氛是如此轻松，学生发言是如此踊跃。“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里的老师总是能以各种方法来调动孩子的学习兴趣，甚至连老师讲台和学生坐椅的布局，都像是在设计舞台，不断变换着新面孔，有圆形的，有“U”形的，有“V”形的，有“回”形的。
喜耀在《致一年级学生家长的一封信》中说：“今年的一年级是不一样的一年级，是不一般的一年级”，并强调喜耀的目标是把孩子培养成“能做、会写、能说、会演、擅画”的通才。
文章作者：梁耀天
发表日期：2013年9月9日
发表媒体：《云浮日报》
近年来，改革中国应试教育的呼声高涨。然而，如何在实际教学中将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有机统一起来，成为摆在教育界人士面前的一道难题。应该说，很多学校都在积极探索尝试，但效果甚微，很多时候“素质教育”只是一种口号。
“我们的老师每一天都在创造中国教育改革的历史！”9月6日，喜耀粤西学校校董梁芷媚对记者说，喜耀创办14年来，已经用实践成果证明了性情教育的神奇。喜耀教出来的学生，不仅能写会说，能演会画，擅交际，会做家务，在省市乃至全国各类书画、文艺表演中屡屡获奖外，而且学习成绩也很优秀。喜耀从有中考生开始，中考成绩上重点线率一直稳定在90%以上，2010年中考更是高达97%，只有一名学生未超重点分数线。更难得的是，今年广东省实验中学在罗定仅有4名录取名额，喜耀的学生就占了两名。目前喜耀已经有4名学生被广东省实验中学录取。
教育的本质是什么？喜耀性情教育倡导者——当代思想家、教育家霍韬晦教授认为，教育首先应该是人的教育、是生命成长的爱的教育，然后才是知识教育。而对于基础教育，最重要的是要先开发孩子的性情，从心底激发孩子对理想的追求、对人类的担当。当孩子性情打开之后，他们便自然而然懂得去尊重他人、孝敬父母、承担责任、主动学习、努力成长。这样，学校就自然培养出身心健康、德才兼备的好学生、好孩子。
通过十多年的实践，喜耀形成了一整套性情教育理论体系。梁芷媚介绍说，教学的流程“入——转——出”，按照传统填鸭式教学方式相对应的是“知识灌输——死记硬背、做功课——考试”，而按照喜耀性情教育法则是“眼耳鼻舌身意——练、记、问、想、感、悟——做、写、说、听、画、演”。
通俗一点说，传统教学方式大多是老师单向输入，学生被动接收；而喜耀性情教育法则是通过特定的教学设计，最大限度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接受信息的各种感官，主动参与学习，并与老师产生互动，牢固掌握并能灵活运用所学知识。
梁芷媚用三个“四”来诠释喜耀的“性情教学法”：
第一个“四”指的是教师要由传统意义上的教师转换成为四大角色：设计师、愿景价值观推动者、教练、啦啦队长。
第一个角色是设计师。设计制度、规则、课程、任务、问题；
第二个角色是愿景价值观的推动者。通过性情教育，帮助学生立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并在此后的学习生活中，不断推动学生朝既定目标前进；
第三个角色是教练。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并经常对学生做出的成果进行点评指导；
第四个角色是啦啦队长。在学生学习过程中给予充分的鼓励和必要的奖励。
除了“四大角色”， 喜耀性情教学法还确立了课堂方法的“四大原则”和课程设计的“四大元素”。“四大原则”即：以规则代替要求，以目标驱动任务，以舞台展示成果，以点评促进成长。“四大元素”即：落实知识点，开发性情，启发思维，联系实际。
“传统课堂一年级新生的第一周主要是课堂纪律教育。老师强制性要求学生要坐好、不准乱跑，有些学校甚至从一年级就开始搞军训，目的也是训练孩子要遵守纪律，但这些做法压抑了孩子的天性，会使孩子变得胆小、拘谨，不敢表达自己的想法，甚至产生畏惧、厌学心理。” 梁芷媚说。
在喜耀快乐性情周的课堂上，没有刻板的面孔和严厉的批评，只有灿烂的笑容和热情的鼓励。课堂气氛是如此轻松，学生发言是如此踊跃。“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里的老师总是能以各种方法来调动孩子的学习兴趣，甚至连老师讲台和学生坐椅的布局，都像是在设计舞台，不断变换着新面孔，有圆形的，有“U”形的，有“V”形的，有“回”形的。
喜耀在《致一年级学生家长的一封信》中说：“今年的一年级是不一样的一年级，是不一般的一年级”，并强调喜耀的目标是把孩子培养成“能做、会写、能说、会演、擅画”的通才。
每一间教室，都是一个舞台
文章标题：每一间教室，都是一个舞台——喜耀粤西学校快乐性情周见闻之二
文章作者：梁耀天
发表日期：2013年9月6日
发表媒体：《云浮日报》
9月2日，喜耀粤西学校快乐性情周第一天，一年级新生开学第一课。校董梁芷媚的朋友——三位来自北京的艺术家旁观了课程后连连赞叹：“真没想到你们的教学改革能改到这种程度！”“真是太让人惊喜了！”。
梁芷媚告诉记者，前不久，《文化纵横》杂志社社长到该校观摩公开课后，用了两个词表达他的感受，一个是“震惊”，一个是“震憾”。
大家都没有想到，一所位于粤西山区的民办学校，竟然有如此先进的教育理念，其令人耳目一新的教学改革思路，让关心教育事业的有识之士对传统填鸭式的教育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反思。
上午的第二节课是英语课。“请大家热烈欢迎我们的卡片王子！”在欢快的音乐节奏声中，卡片王子——教师申鸿铭戴着小鸟的头套，用英文唱着“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闪亮登场。
在与学生用英语互动之后，卡片王子掏出一叠印有英语单词的卡片说：“我是卡片王子，卡片王子有很多卡片，如果你们能够闯过关，我就送你们很多很多五颜六色的卡片好不好？”一下子就吸引了所有学生的目光。
英语课主要是教学生学会说“我是一名小学生（I am a primary student）”。老师的教学方法非常丰富：分组朗读竞赛，学绵羊的叫声来感觉单词的发音，请学生来当小小翻译家，变换不同的声调读单词，带领学生模仿一边弹钢琴一边读英语。
“舞蹈是跳出来的，钢琴是弹出来的，英语是说出来的！”一节课下来，几乎所有的小朋友都能用英语说“我是一名小学生”。
中午在饭堂开饭之前，英语老师见缝插针，拿着麦克风带领全体学生练习上午教的英语。学生吃饭的时候，饭堂音响播放的仍然是上午学习的英语内容。真是让人感觉学习无处不在。
“为了保证高品质的音响效果，我们采购的都是奥运会供应商的音响品牌产品。” 梁芷媚说。
下午的课程是教学生认识自己的班级、老师和同学。学生每10人为一组以老师为中心围成一圈，每个学生作自我介绍，与老师互动。同样是在一种游戏的氛围来消除学生的社交恐惧，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
课程还未结束，梁芷媚提出带我们看看一年级教室。路上经过正在装修的英语角，横梁上贴了很多英语单词，全部都是包含着正面暗示的单词。学校走廊的横梁上、柱子上、墙上，全都见缝插针贴上了《弟子规》、《论语》等国学精典的名言警句。英语角的对面是传统文化厅。
这里的教室跟普通学校的教室有很大不同。每间教室的门上贴着不同的手工卡通贴图，有的写着“芝麻开门”，有的写着“魔法之门”，有的写着“机灵开门”。见记者有些疑惑，梁芷媚笑着告诉记者，这也是老师设计的与学生互动的细节，“学生进门要先回答问题。”
一年级共有四个班，每间教室里正面黑板上都贴着中英文对照的《小学生誓言》，四周墙上则贴着复制放大的传统书法名帖长卷，有的是隶书，有的是楷书，有的是篆书。学生课桌不是普通学校的单人桌，而是四人一桌的大桌子。每间教室外面都有一面“天使墙”，用来展示学生们的成果。
“这里贴挂的每一样东西，在教学中都会作为道具派上用场。”梁芷媚指着教室天花板上挂着的气球和手工装饰品说，“我们要把每一间教室都变成一个小舞台，让学生在这个舞台上尽情展示自己，让学生成为这个舞台的主角！”
梁芷媚介绍说，快乐性情周重点是培养一年级新生良好的学习习惯、生活习惯和自主管理的能力。通过一周的摸底评估，根据学生不同的特性和基础，将对他们重新进行分班，并采用大课、小课、一对一等多种教学形式因材施教，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自觉性。
文章作者：梁耀天
发表日期：2013年9月6日
发表媒体：《云浮日报》
9月2日，喜耀粤西学校快乐性情周第一天，一年级新生开学第一课。校董梁芷媚的朋友——三位来自北京的艺术家旁观了课程后连连赞叹：“真没想到你们的教学改革能改到这种程度！”“真是太让人惊喜了！”。
梁芷媚告诉记者，前不久，《文化纵横》杂志社社长到该校观摩公开课后，用了两个词表达他的感受，一个是“震惊”，一个是“震憾”。
大家都没有想到，一所位于粤西山区的民办学校，竟然有如此先进的教育理念，其令人耳目一新的教学改革思路，让关心教育事业的有识之士对传统填鸭式的教育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反思。
上午的第二节课是英语课。“请大家热烈欢迎我们的卡片王子！”在欢快的音乐节奏声中，卡片王子——教师申鸿铭戴着小鸟的头套，用英文唱着“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闪亮登场。
在与学生用英语互动之后，卡片王子掏出一叠印有英语单词的卡片说：“我是卡片王子，卡片王子有很多卡片，如果你们能够闯过关，我就送你们很多很多五颜六色的卡片好不好？”一下子就吸引了所有学生的目光。
英语课主要是教学生学会说“我是一名小学生（I am a primary student）”。老师的教学方法非常丰富：分组朗读竞赛，学绵羊的叫声来感觉单词的发音，请学生来当小小翻译家，变换不同的声调读单词，带领学生模仿一边弹钢琴一边读英语。
“舞蹈是跳出来的，钢琴是弹出来的，英语是说出来的！”一节课下来，几乎所有的小朋友都能用英语说“我是一名小学生”。
中午在饭堂开饭之前，英语老师见缝插针，拿着麦克风带领全体学生练习上午教的英语。学生吃饭的时候，饭堂音响播放的仍然是上午学习的英语内容。真是让人感觉学习无处不在。
“为了保证高品质的音响效果，我们采购的都是奥运会供应商的音响品牌产品。” 梁芷媚说。
下午的课程是教学生认识自己的班级、老师和同学。学生每10人为一组以老师为中心围成一圈，每个学生作自我介绍，与老师互动。同样是在一种游戏的氛围来消除学生的社交恐惧，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
课程还未结束，梁芷媚提出带我们看看一年级教室。路上经过正在装修的英语角，横梁上贴了很多英语单词，全部都是包含着正面暗示的单词。学校走廊的横梁上、柱子上、墙上，全都见缝插针贴上了《弟子规》、《论语》等国学精典的名言警句。英语角的对面是传统文化厅。
这里的教室跟普通学校的教室有很大不同。每间教室的门上贴着不同的手工卡通贴图，有的写着“芝麻开门”，有的写着“魔法之门”，有的写着“机灵开门”。见记者有些疑惑，梁芷媚笑着告诉记者，这也是老师设计的与学生互动的细节，“学生进门要先回答问题。”
一年级共有四个班，每间教室里正面黑板上都贴着中英文对照的《小学生誓言》，四周墙上则贴着复制放大的传统书法名帖长卷，有的是隶书，有的是楷书，有的是篆书。学生课桌不是普通学校的单人桌，而是四人一桌的大桌子。每间教室外面都有一面“天使墙”，用来展示学生们的成果。
“这里贴挂的每一样东西，在教学中都会作为道具派上用场。”梁芷媚指着教室天花板上挂着的气球和手工装饰品说，“我们要把每一间教室都变成一个小舞台，让学生在这个舞台上尽情展示自己，让学生成为这个舞台的主角！”
梁芷媚介绍说，快乐性情周重点是培养一年级新生良好的学习习惯、生活习惯和自主管理的能力。通过一周的摸底评估，根据学生不同的特性和基础，将对他们重新进行分班，并采用大课、小课、一对一等多种教学形式因材施教，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自觉性。
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
文章标题：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喜耀粤西学校快乐性情周见闻之一
文章作者：梁耀天
发表日期：2013年9月5日
发表媒体：《云浮日报》
这是一场幸福得令人眩晕的开学仪式，这是一个让师生尽情绽放自我的舞台，这是一片洋溢着快乐性情的海洋！如果不是亲身体会，你很难想象，开学第一课，每名新生都像明星一样，受到了老师列队欢迎；每名老师向学生介绍自己时都统一用昵称，有的叫“肉肉老师”，有的叫“叮叮老师”；没有讲台，老师上课时常走到学生中间，不时手舞足蹈。
9月2日上午8时50分，本报记者来到罗定喜耀粤西学校演讲二厅，参加该校一年级快乐性情周活动。只见十多名青年教师在门后分列两队，和着节奏感很强的音乐跳起舞来，领队教师不时喊着口号“跳起来！笑起来！”并相互击掌鼓劲。每个人都活力四射，脸上露出自信快乐的笑容。门外，120多名小学一年级新生排成长队，等候进场。
“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吗？”9时，主持老师凌娟得到确认后大声宣布：“开始倒计时！”
“十、九、八……四、三、二、一”大门突然打开，门外的学生像出席奥斯卡颁奖仪式一样，依次在列队老师的夹道欢迎中走进了教室，老师们和学生们一个个欢快击掌，庆祝开学第一天。
随后，在老师的指引下，全体学生分坐四个方阵。主持人凌娟在欢快的背景音乐伴随下，跳着舞蹈出场了，开始了与学生的互动环节。她来到学生中间与学生们击掌相庆，一边与学生交流。
“觉得数学很棒的请站起来？”
“谁会用英语自我介绍？”
“以后大家都要叫我娟妈！”
“小朋友们想不想跟娟妈跳舞啊？娟妈跳什么你们就跳什么好不好？知道鸭子是怎么跳舞的吗？”凌娟一边说着一边跳起了鸭子舞，几十名学生纷纷起身响应，要跟她一起上台跳。现场气氛十分轻松活跃。
跳完鸭子舞，凌娟教学生们学会去认识身边的新同学，学习表达自己的爱，学习如何鼓掌，学习保持安静，玩小蜜蜂的游戏，一切都在互动中进行，一切学习都在游戏的氛围中完成。
在一年级老师自我介绍环节，全体一年级老师首先上场，在“喜唰唰喜唰唰”的音乐声中跳了一支集体舞。然后，每个班的老师向学生逐一自我介绍。所有的老师都给自己取了一个昵称，称呼起来非常亲切。
一（四）班的三名老师一上来就和学生玩起了石头剪刀布的游戏。在游戏中一个个作自我介绍。“我是石头老师！”“我是剪刀老师！”“我是小布老师！”“我们的口号是：石头剪刀布，每天要进步！”
一（二）班的老师是敲着锣鼓和铃铛上来的。他们一边敲一边问学生“这是什么声音”，一边说“我是当当老师！”、“我是咚咚老师！”“我是叮叮老师！”“我们的口号是：叮叮当当咚咚，我们一起做运动！”
一（三）班的老师一上来就出了个谜底为“米饭”的谜语。“小朋友答对了，真棒！我就是米饭老师！”接着作自我介绍的是芋头老师和辣椒老师。他们的口号是：辣椒芋头拌米饭，天天向上！
最后出场的是一（一）班老师，他们用自己的名字告诉学生饮食均衡身体才健康。他们分别是果果老师、肉肉老师和健康老师，他们的口号是“吃水果吃肉肉健健康康！”
开学第一课，有主持人，有音响师，有道具，有老师和学生跳舞，大家一起玩游戏，猜谜语。这一切，简直不象是上课，更象是一场庆祝开学的狂欢盛会。
下课后，凌娟老师告诉记者，一年级新生开学第一天往往都有一种焦虑和社交恐惧，该校举办快乐性情周的目的，就是要创造一种轻松快乐的氛围，寓教于乐，让孩子通过一周时间的调整，以最佳的状态迎接新的学习生活。
“你看，今天我们的孩子每个人表现得都很棒！”凌娟自豪地说。
文章作者：梁耀天
发表日期：2013年9月5日
发表媒体：《云浮日报》
这是一场幸福得令人眩晕的开学仪式，这是一个让师生尽情绽放自我的舞台，这是一片洋溢着快乐性情的海洋！如果不是亲身体会，你很难想象，开学第一课，每名新生都像明星一样，受到了老师列队欢迎；每名老师向学生介绍自己时都统一用昵称，有的叫“肉肉老师”，有的叫“叮叮老师”；没有讲台，老师上课时常走到学生中间，不时手舞足蹈。
9月2日上午8时50分，本报记者来到罗定喜耀粤西学校演讲二厅，参加该校一年级快乐性情周活动。只见十多名青年教师在门后分列两队，和着节奏感很强的音乐跳起舞来，领队教师不时喊着口号“跳起来！笑起来！”并相互击掌鼓劲。每个人都活力四射，脸上露出自信快乐的笑容。门外，120多名小学一年级新生排成长队，等候进场。
“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吗？”9时，主持老师凌娟得到确认后大声宣布：“开始倒计时！”
“十、九、八……四、三、二、一”大门突然打开，门外的学生像出席奥斯卡颁奖仪式一样，依次在列队老师的夹道欢迎中走进了教室，老师们和学生们一个个欢快击掌，庆祝开学第一天。
随后，在老师的指引下，全体学生分坐四个方阵。主持人凌娟在欢快的背景音乐伴随下，跳着舞蹈出场了，开始了与学生的互动环节。她来到学生中间与学生们击掌相庆，一边与学生交流。
“觉得数学很棒的请站起来？”
“谁会用英语自我介绍？”
“以后大家都要叫我娟妈！”
“小朋友们想不想跟娟妈跳舞啊？娟妈跳什么你们就跳什么好不好？知道鸭子是怎么跳舞的吗？”凌娟一边说着一边跳起了鸭子舞，几十名学生纷纷起身响应，要跟她一起上台跳。现场气氛十分轻松活跃。
跳完鸭子舞，凌娟教学生们学会去认识身边的新同学，学习表达自己的爱，学习如何鼓掌，学习保持安静，玩小蜜蜂的游戏，一切都在互动中进行，一切学习都在游戏的氛围中完成。
在一年级老师自我介绍环节，全体一年级老师首先上场，在“喜唰唰喜唰唰”的音乐声中跳了一支集体舞。然后，每个班的老师向学生逐一自我介绍。所有的老师都给自己取了一个昵称，称呼起来非常亲切。
一（四）班的三名老师一上来就和学生玩起了石头剪刀布的游戏。在游戏中一个个作自我介绍。“我是石头老师！”“我是剪刀老师！”“我是小布老师！”“我们的口号是：石头剪刀布，每天要进步！”
一（二）班的老师是敲着锣鼓和铃铛上来的。他们一边敲一边问学生“这是什么声音”，一边说“我是当当老师！”、“我是咚咚老师！”“我是叮叮老师！”“我们的口号是：叮叮当当咚咚，我们一起做运动！”
一（三）班的老师一上来就出了个谜底为“米饭”的谜语。“小朋友答对了，真棒！我就是米饭老师！”接着作自我介绍的是芋头老师和辣椒老师。他们的口号是：辣椒芋头拌米饭，天天向上！
最后出场的是一（一）班老师，他们用自己的名字告诉学生饮食均衡身体才健康。他们分别是果果老师、肉肉老师和健康老师，他们的口号是“吃水果吃肉肉健健康康！”
开学第一课，有主持人，有音响师，有道具，有老师和学生跳舞，大家一起玩游戏，猜谜语。这一切，简直不象是上课，更象是一场庆祝开学的狂欢盛会。
下课后，凌娟老师告诉记者，一年级新生开学第一天往往都有一种焦虑和社交恐惧，该校举办快乐性情周的目的，就是要创造一种轻松快乐的氛围，寓教于乐，让孩子通过一周时间的调整，以最佳的状态迎接新的学习生活。
“你看，今天我们的孩子每个人表现得都很棒！”凌娟自豪地说。
Friday, July 19, 2013
让教育回归生命和人性的美好
文章标题：让教育回归生命和人性的美好——喜耀粤西学校性情教育系列报道之九
文章作者：林瑞荣、刘烁
发表日期：2013年7月15日
发表媒体：《云浮日报》
喜耀粤西学校办学已经14年了，从开始时的18名学生到今天1400多人的规模，从有中考生开始，大部分的学生学业优秀，多年中考成绩上重点线率在90%以上，已经有4名学生被广东省实验中学录取，成绩彪炳。 更重要的是，喜耀培养出一届又一届有孝心、有爱心，有责任、有抱负、有志气的好孩子，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家长的支持。越来越多人要把孩子送到喜耀就读。这不仅是一间学校的成功，更是体现了性情教育、性情文化的魅力与影响力。
多才多艺
1.一间为理想而兴建的学校
在喜耀的日子里，记者所见所闻，时常觉得感动和震撼。喜耀的学生彬彬有礼，颇具君子之风，而且活泼可爱，多才多艺；在课室里，学习专注、认真，师生和谐；在饭堂、宿舍，学生自我管理，井井有条；校园里，文化气息浓厚，没有矫揉、没有造作，浑然一体，和谐共生，性情之教无处不在。他们是自己生活的主人，他们的生命在成长，走在校园，处处让人触摸到他们的美好性情。
与喜耀的老师接触多了，记者慢慢发现，他们身上有一个共同的东西——那就是坚定的教育理想。喜耀的创办、喜耀的发展壮大、喜耀点滴的成绩，背后就是坚持性情教育，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匡正现代文化和现代教育之失。这个理想，在喜耀粤西学校诞生前就已经种下。
学校的创办者霍韬晦教授曾指出，现代人只知生产、只知市场、只知拥有、只知消费、只知享受、只知自己的权利，其他价值就无所知，这是文化危机和人类生存危机。为此，霍韬晦教授呼吁，要匡现代社会之弊，就要让讲修养、讲人格、讲道德、讲信诺、讲承担、讲性情的文化再现于世。
在这样的背景下，霍氏觉得文化教育工作应该由研究后大学教育推向普及教育，由海外回到中国，因此他回到了故乡佛山，但与当地有关部门商谈时，当地却希望霍氏筹建一所面向港澳台企业家子女的国际学校。
“这不符合我办学的理念。”霍韬晦教授说，“我回到中国来，因为这里是中华文化的根，我要教的是中国的学生，而不是局限于来自海外有钱人的子弟。”
在一次机缘巧合下，霍韬晦教授与时任罗定市市长的李尧坤（现云浮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相识，李尧坤对霍氏的教育理念与独到眼光倍感兴趣，深具慧眼的罗定市政府立即拨地邀请霍氏办学。在这样的机缘下，霍氏的“性情教育”进入了粤西山城，喜耀粤西学校诞生了。
互相帮助
2.一间因理想而发展的学校
办学之初，喜耀人克服了重重难以想象的困难，也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有力支持。
喜耀第一次正式招生是2000年春节，在严寒的天气下，香港喜耀同学与学校的老师组成不同的小组，到不同地区家访并宣传喜耀粤西学校的招生信息。那是一次上百人的集体行动，大家冒着风，顶着雨，抗着寒，走街串巷，让家长和民众开始破冰般地对喜耀粤西学校的办学宗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要问我们今天是否成功。”霍韬晦教授说，“只要问我们今天是否已经尽力了！”
喜耀粤西学校的开拓者后来回忆说，如果没有喜耀性情教育的精神在背后支撑，那么这座学校绝对走不到今天。
喜耀人的精神和努力得到了部分家长的认可，第一年招来了18位学生，性情教育的种子真正开始在偏远的粤西生根发芽直至后来的开花结果。
此后，越来越多的家长送孩子来到喜耀，在看到孩子可喜的变化之后，家长又带动影响了亲戚朋友把孩子送来喜耀。
在走过的十年，喜耀一心一意传播性情教育，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毕业生。同时也迎来了它办学的高峰，现在规模达到了1400多人。学生不但来自罗定，还有整个云浮地区，乃至广州、以及更远的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受性情教育的感召而来。
其实，变化的不仅是学生，一群受性情教育理念感召而投身喜耀的教师，他们身上也散发出浓浓的性情文化气息。他们接受了霍韬晦教授的喜耀生命课程后，性情得到了开发，个人得到了突破，工作热情投入并很享受。
苏保文老师，来喜耀已经十多年了。他说，在喜耀的这些年，不但自己的教育理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个人也有很大的提升，在处理家庭关系上，能够打开心灵，和家人开放的沟通，家庭关系更融洽、更和谐了。
谭红霞老师受性情教育的熏陶，每周必召开家庭会议，一家人坐在一起平等地沟通，其乐融融。
在喜耀，记者真切地感受到教职工彼此之间融洽互助的关系，有什么事情大家打开心来沟通，有什么困难大家一起齐心去克服。这就是心灵之教的成效。
3.性情教育不是功利的教育
在喜耀粤西学校的综合楼顶上，有一句标语很醒目：我们的欢喜来自学养，我们的荣耀来自成长。原来，“喜耀”的意思是要将人的美好性情发扬光大，人才会变得欢喜，感到荣耀。喜耀粤西学校的使命，就是在于传播性情教育，光大喜耀文化。
喜耀粤西学校的教育理念，其根源来自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西方文化的反思。
霍韬晦教授认为，现代文化已经把人类数千年来建立的家庭文化根基都挖掉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平面化——表面平等、人人独立，实际上孤单；为了逃避批评，保护自己，人人封闭自我。在这种文化之下，教育完全失败。加上消费社会的物质诱惑，本能泛滥，功利主义与享乐主义，人的微弱的良知与性情完全被摧毁。要正本清源，必须重振中国文化生命教育的命脉。
“现代社会太强调本能，太强调欲望，太强调功利，太强调效益，结果我们的心四分五裂，我们的心向外追逐，”霍韬晦教授说，性情之教就是教我们看回自己的心，这是一颗光明的心，这是一颗有承担力的心，这就是喜耀教育的精神。
霍韬晦教授对教育有着深刻的洞见。“小朋友原本白璧无瑕，愿意学好，只是看父母愿意给他什么样的教育。”霍韬晦教授认为，近代以来的教育模式、学校体制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这套体制的主调是知识教育和才能教育，方法是按儿童的材质加以诱导，并不作人性论上的预设。
“这是一种经验主义的教育哲学，也是一种高扬理性功能的教育方法，所以他们能出科学家、艺术家、资本家，甚至伸张意志的英雄，但却不大能产生讲内在修养的君子、善体亲心的孝子，和承担时代气运的读书人。”霍韬晦教授说，“真正需要的，以及我们真正要培养的，却正是有行动力、有承担力的读书人！”
有人曾经问霍韬晦教授，喜耀既然强调性情教育，那孩子的成绩怎么办？
霍韬晦教授说：“孩子性情开发了，成绩自然就会好”。喜耀十四年的办学成效，无疑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喜耀粤西学校正在做的，正是不为名、不为利，而在于人成长的性情教育，教育回归生命，回归人性的美好，这是新世纪教育的希望。
文章作者：林瑞荣、刘烁
发表日期：2013年7月15日
发表媒体：《云浮日报》
喜耀粤西学校办学已经14年了，从开始时的18名学生到今天1400多人的规模，从有中考生开始，大部分的学生学业优秀，多年中考成绩上重点线率在90%以上，已经有4名学生被广东省实验中学录取，成绩彪炳。 更重要的是，喜耀培养出一届又一届有孝心、有爱心，有责任、有抱负、有志气的好孩子，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家长的支持。越来越多人要把孩子送到喜耀就读。这不仅是一间学校的成功，更是体现了性情教育、性情文化的魅力与影响力。
多才多艺
1.一间为理想而兴建的学校
在喜耀的日子里，记者所见所闻，时常觉得感动和震撼。喜耀的学生彬彬有礼，颇具君子之风，而且活泼可爱，多才多艺；在课室里，学习专注、认真，师生和谐；在饭堂、宿舍，学生自我管理，井井有条；校园里，文化气息浓厚，没有矫揉、没有造作，浑然一体，和谐共生，性情之教无处不在。他们是自己生活的主人，他们的生命在成长，走在校园，处处让人触摸到他们的美好性情。
与喜耀的老师接触多了，记者慢慢发现，他们身上有一个共同的东西——那就是坚定的教育理想。喜耀的创办、喜耀的发展壮大、喜耀点滴的成绩，背后就是坚持性情教育，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匡正现代文化和现代教育之失。这个理想，在喜耀粤西学校诞生前就已经种下。
学校的创办者霍韬晦教授曾指出，现代人只知生产、只知市场、只知拥有、只知消费、只知享受、只知自己的权利，其他价值就无所知，这是文化危机和人类生存危机。为此，霍韬晦教授呼吁，要匡现代社会之弊，就要让讲修养、讲人格、讲道德、讲信诺、讲承担、讲性情的文化再现于世。
在这样的背景下，霍氏觉得文化教育工作应该由研究后大学教育推向普及教育，由海外回到中国，因此他回到了故乡佛山，但与当地有关部门商谈时，当地却希望霍氏筹建一所面向港澳台企业家子女的国际学校。
“这不符合我办学的理念。”霍韬晦教授说，“我回到中国来，因为这里是中华文化的根，我要教的是中国的学生，而不是局限于来自海外有钱人的子弟。”
在一次机缘巧合下，霍韬晦教授与时任罗定市市长的李尧坤（现云浮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相识，李尧坤对霍氏的教育理念与独到眼光倍感兴趣，深具慧眼的罗定市政府立即拨地邀请霍氏办学。在这样的机缘下，霍氏的“性情教育”进入了粤西山城，喜耀粤西学校诞生了。
互相帮助
2.一间因理想而发展的学校
办学之初，喜耀人克服了重重难以想象的困难，也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有力支持。
喜耀第一次正式招生是2000年春节，在严寒的天气下，香港喜耀同学与学校的老师组成不同的小组，到不同地区家访并宣传喜耀粤西学校的招生信息。那是一次上百人的集体行动，大家冒着风，顶着雨，抗着寒，走街串巷，让家长和民众开始破冰般地对喜耀粤西学校的办学宗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要问我们今天是否成功。”霍韬晦教授说，“只要问我们今天是否已经尽力了！”
喜耀粤西学校的开拓者后来回忆说，如果没有喜耀性情教育的精神在背后支撑，那么这座学校绝对走不到今天。
喜耀人的精神和努力得到了部分家长的认可，第一年招来了18位学生，性情教育的种子真正开始在偏远的粤西生根发芽直至后来的开花结果。
此后，越来越多的家长送孩子来到喜耀，在看到孩子可喜的变化之后，家长又带动影响了亲戚朋友把孩子送来喜耀。
在走过的十年，喜耀一心一意传播性情教育，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毕业生。同时也迎来了它办学的高峰，现在规模达到了1400多人。学生不但来自罗定，还有整个云浮地区，乃至广州、以及更远的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受性情教育的感召而来。
其实，变化的不仅是学生，一群受性情教育理念感召而投身喜耀的教师，他们身上也散发出浓浓的性情文化气息。他们接受了霍韬晦教授的喜耀生命课程后，性情得到了开发，个人得到了突破，工作热情投入并很享受。
苏保文老师，来喜耀已经十多年了。他说，在喜耀的这些年，不但自己的教育理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个人也有很大的提升，在处理家庭关系上，能够打开心灵，和家人开放的沟通，家庭关系更融洽、更和谐了。
谭红霞老师受性情教育的熏陶，每周必召开家庭会议，一家人坐在一起平等地沟通，其乐融融。
在喜耀，记者真切地感受到教职工彼此之间融洽互助的关系，有什么事情大家打开心来沟通，有什么困难大家一起齐心去克服。这就是心灵之教的成效。
3.性情教育不是功利的教育
在喜耀粤西学校的综合楼顶上，有一句标语很醒目：我们的欢喜来自学养，我们的荣耀来自成长。原来，“喜耀”的意思是要将人的美好性情发扬光大，人才会变得欢喜，感到荣耀。喜耀粤西学校的使命，就是在于传播性情教育，光大喜耀文化。
喜耀粤西学校的教育理念，其根源来自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西方文化的反思。
霍韬晦教授认为，现代文化已经把人类数千年来建立的家庭文化根基都挖掉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平面化——表面平等、人人独立，实际上孤单；为了逃避批评，保护自己，人人封闭自我。在这种文化之下，教育完全失败。加上消费社会的物质诱惑，本能泛滥，功利主义与享乐主义，人的微弱的良知与性情完全被摧毁。要正本清源，必须重振中国文化生命教育的命脉。
“现代社会太强调本能，太强调欲望，太强调功利，太强调效益，结果我们的心四分五裂，我们的心向外追逐，”霍韬晦教授说，性情之教就是教我们看回自己的心，这是一颗光明的心，这是一颗有承担力的心，这就是喜耀教育的精神。
霍韬晦教授对教育有着深刻的洞见。“小朋友原本白璧无瑕，愿意学好，只是看父母愿意给他什么样的教育。”霍韬晦教授认为，近代以来的教育模式、学校体制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这套体制的主调是知识教育和才能教育，方法是按儿童的材质加以诱导，并不作人性论上的预设。
“这是一种经验主义的教育哲学，也是一种高扬理性功能的教育方法，所以他们能出科学家、艺术家、资本家，甚至伸张意志的英雄，但却不大能产生讲内在修养的君子、善体亲心的孝子，和承担时代气运的读书人。”霍韬晦教授说，“真正需要的，以及我们真正要培养的，却正是有行动力、有承担力的读书人！”
有人曾经问霍韬晦教授，喜耀既然强调性情教育，那孩子的成绩怎么办？
霍韬晦教授说：“孩子性情开发了，成绩自然就会好”。喜耀十四年的办学成效，无疑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喜耀粤西学校正在做的，正是不为名、不为利，而在于人成长的性情教育，教育回归生命，回归人性的美好，这是新世纪教育的希望。
Friday, July 12, 2013
性情教育之道：育人先育己
文章标题：性情教育之道：育人先育己——喜耀粤西学校性情教育系列报道之八
文章作者：林瑞荣
发表日期：2013年7月12日
发表媒体：《云浮日报》
在喜耀采访的一个星期里，记者发现教师们有一个共同的特质——脸上洋溢着谦和而自信的笑容，让人感觉特别温暖、亲切。 这样的笑容在喜耀随处可见，比如课堂内外与学生的互动交流，比如同事之间的互相问候，比如面对家长的咨询和迎接来宾的到访…… 负责接待的雷老师告诉记者，喜耀人的笑容来自于成长的自信和喜悦，而成长则源自喜耀有很多独特的培训。
梁芷媚校董做性格分析培训
1.以培训促进教师成长
雷老师说，喜耀非常注重教师的成长，育人必先育己，只有教师成长了，学生才能得到成长。喜耀促进教师成长的方法是培训，并制定了一套针对教师成长的培训体系。在这里介绍其中的三个重要举措。
第一，参加喜耀生命课程的培训，学习性情教育的理念。
喜耀生命课程由喜耀创办人霍韬晦教授创设，并亲自主持授课。该课程主要是为了开发教师的性情，让教师学习后找到自身障碍，找到突破的动力，最终成长自己，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学习、体验和感悟性情教育。
记者虽在喜耀一周，但对性情教育的定义仍然很模糊。雷老师笑了笑说，性情教育不是一门课程，没有一本固定的教材，它很难被精确定义。它需要人去感受、去内悟，通过感和悟开发出内在最深处的美好性情。人的美好性情一旦被开发出来，内心就会充满光明，美好向上的一面就会上扬，就会充满动力，从而去改变、去创造、去成长、去承担。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性情教育，可以说它是人的教育，是一种回归生命的教育。
据了解，喜耀每个学期都会分批送教师去香港，参加为期一周的喜耀生命课程。学校的大部分教师都上过喜耀生命课程，每个教师学习后都有很大的转变，变得更有动力，更有承担力，认识到一切都应向内求，同时对教育的本质也有了更透彻的认识和理解。
第二，参加青少年明日领袖营的锻炼，实践性情教育的理念。
明日领袖营也是霍韬晦教授亲自创设，专门针对12-18岁青少年的成长。如果说喜耀生命课程是在理念上认识和理解性情教育，明日领袖营的锻炼则是在实践中体悟性情教育。
雷老师说，现今的青少年在学校和家庭都感到很大压力，往往内心空虚，不知方向，而且非常脆弱、常常逃避。霍韬晦教授创设该课程，主要是为了开发青少年的性情，给其输入正面信息，长养其志气，帮助其打造积极而坚强的内在素质。
学校每年都会定期输送教师参加明日领袖营课程的锻炼，从中学习如何帮助青少年突破和成长。经过锻炼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更懂得如何落实性情教育，更懂得从性情的角度去看待和对待学生。
第三，定期参加学校校监、校董、校长主讲的培训。
说到定期培训，雷老师打开了一个文档资料，这份资料清晰地记录了校监、校董、校长每年回校对教师做的培训，记者看到，霍韬晦教授多次亲自为教师们讲授“性情教育”。
多年来，培训一直是喜耀培养教师、促进教师成长的独特而又有效的方式。通过定期培训和交流，性情教育的理念和方法深入教师内心，因为认同了，教师们推行性情教育就由心而发，举手投足都显得自然而然，成就感也就油然而生。
许志毅校长做性情教育培训
2.高效低碳的“四流四化”管理模式
雷老师说，除了性情教育培训外，还有校董梁芷媚的“四流四化”培训。
“四流四化”是校董梁芷媚根据十几年顾问生涯总结的一套管理模式，它可以让工作变得高效低碳，使信息实现扁平化，令沟通达到无缝对接。
雷老师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要举办一个“六一”活动，就会召集相关人员开会商议，喜耀的开会方式特别而高效，凡开会必定有主持、有议题、有记录、有任务表，做到“会而有议，议而有决，决而有行，行而有果”，这种方法来自梁芷媚校董的经典课程“会议经营”。
雷老师一边说，一边展示了一份初三教师筹备学生参加中考的会议记录。记者发现，这些记录来源于一个叫做“年级汇总”的文档。
记者问，把所有开会的过程都记录下来，把5次开会内容都集中在一个文档，把任务表都收集起来有什么作用？
雷老师说，人的记忆是有限的，把开会过程都记录下来，方便年级的老师随时查看开会所讨论的内容，及时跟进相关工作，能够做到年级工作同步进行。
另外，这个“年级汇总”除了发送给本年级的老师，还会抄送给其他相关人员，每个人收到汇总，打开邮件都会清楚自己应该如何配合，而上级领导也能从中了解工作进展，方便随时指导工作，或审批相关事项。这就叫信息的扁平化管理。
记者突然回想起路过办公室时，看到教师们每人一部手提电脑，当时还觉得奇怪。雷老师解释说，学校推行“四流四化”的管理，最基本的硬件就是手提电脑，学校的每个老师都买了手提电脑，不断学习和突破，不断成长和进步。
喜耀的教师经过“四流四化”体系培训后，信息素养非常高，做会议记录、做活动模板、做课件、做视频、做博客等等，这些都已经成为教师们的常规工作，成为了他们的工作习惯。
3.教师角色是教学体系的核心
为更好地推行性情教育，梁芷媚校董将“性情教学法”提炼为“三四四”的框架，并在课堂上落实。
“三”指的是教师的三大角色：设计师、愿景价值观推动者、教练。
教师的第一个角色是设计师——设计制度、规则、课程、任务、问题；
教师的第二个角色是愿景价值观的推动者，通过性情教育，帮助学生立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并在此后的学习生活中，不断推动学生朝既定目标前进；
教师的第三个角色是教练，帮助学生养成好的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并经常对学生做出的成果进行点评指导。
除了“三大角色”，还有两个“四”。
“四大原则”：以规则代替要求、以目标驱动任务、以舞台展示成果、以点评促进成长。
“四大元素”：落实知识点、开发性情、启发思维、联系实际。
为了储备人才，喜耀在今年举办了“百日树人”培训，三十多位来自内地和香港的学员，在喜耀接受了100天三个阶段的培训，内容主要是“四流四化”管理和性情教育。其中的一些学员，将成为下半年小学一年级课堂改革的团队成员。
记者惊奇地看到，学员们在一百天的培训中写出了320多万字的笔记和感想，其中，18位学员将部分笔记汇集成书。如此明显的成效，让人不得不佩服喜耀推广性情教育的决心和行动力。
文章作者：林瑞荣
发表日期：2013年7月12日
发表媒体：《云浮日报》
在喜耀采访的一个星期里，记者发现教师们有一个共同的特质——脸上洋溢着谦和而自信的笑容，让人感觉特别温暖、亲切。 这样的笑容在喜耀随处可见，比如课堂内外与学生的互动交流，比如同事之间的互相问候，比如面对家长的咨询和迎接来宾的到访…… 负责接待的雷老师告诉记者，喜耀人的笑容来自于成长的自信和喜悦，而成长则源自喜耀有很多独特的培训。
梁芷媚校董做性格分析培训
1.以培训促进教师成长
雷老师说，喜耀非常注重教师的成长，育人必先育己，只有教师成长了，学生才能得到成长。喜耀促进教师成长的方法是培训，并制定了一套针对教师成长的培训体系。在这里介绍其中的三个重要举措。
第一，参加喜耀生命课程的培训，学习性情教育的理念。
喜耀生命课程由喜耀创办人霍韬晦教授创设，并亲自主持授课。该课程主要是为了开发教师的性情，让教师学习后找到自身障碍，找到突破的动力，最终成长自己，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学习、体验和感悟性情教育。
记者虽在喜耀一周，但对性情教育的定义仍然很模糊。雷老师笑了笑说，性情教育不是一门课程，没有一本固定的教材，它很难被精确定义。它需要人去感受、去内悟，通过感和悟开发出内在最深处的美好性情。人的美好性情一旦被开发出来，内心就会充满光明，美好向上的一面就会上扬，就会充满动力，从而去改变、去创造、去成长、去承担。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性情教育，可以说它是人的教育，是一种回归生命的教育。
据了解，喜耀每个学期都会分批送教师去香港，参加为期一周的喜耀生命课程。学校的大部分教师都上过喜耀生命课程，每个教师学习后都有很大的转变，变得更有动力，更有承担力，认识到一切都应向内求，同时对教育的本质也有了更透彻的认识和理解。
第二，参加青少年明日领袖营的锻炼，实践性情教育的理念。
明日领袖营也是霍韬晦教授亲自创设，专门针对12-18岁青少年的成长。如果说喜耀生命课程是在理念上认识和理解性情教育，明日领袖营的锻炼则是在实践中体悟性情教育。
雷老师说，现今的青少年在学校和家庭都感到很大压力，往往内心空虚，不知方向，而且非常脆弱、常常逃避。霍韬晦教授创设该课程，主要是为了开发青少年的性情，给其输入正面信息，长养其志气，帮助其打造积极而坚强的内在素质。
学校每年都会定期输送教师参加明日领袖营课程的锻炼，从中学习如何帮助青少年突破和成长。经过锻炼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更懂得如何落实性情教育，更懂得从性情的角度去看待和对待学生。
第三，定期参加学校校监、校董、校长主讲的培训。
说到定期培训，雷老师打开了一个文档资料，这份资料清晰地记录了校监、校董、校长每年回校对教师做的培训，记者看到，霍韬晦教授多次亲自为教师们讲授“性情教育”。
多年来，培训一直是喜耀培养教师、促进教师成长的独特而又有效的方式。通过定期培训和交流，性情教育的理念和方法深入教师内心，因为认同了，教师们推行性情教育就由心而发，举手投足都显得自然而然，成就感也就油然而生。
许志毅校长做性情教育培训
2.高效低碳的“四流四化”管理模式
雷老师说，除了性情教育培训外，还有校董梁芷媚的“四流四化”培训。
“四流四化”是校董梁芷媚根据十几年顾问生涯总结的一套管理模式，它可以让工作变得高效低碳，使信息实现扁平化，令沟通达到无缝对接。
雷老师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要举办一个“六一”活动，就会召集相关人员开会商议，喜耀的开会方式特别而高效，凡开会必定有主持、有议题、有记录、有任务表，做到“会而有议，议而有决，决而有行，行而有果”，这种方法来自梁芷媚校董的经典课程“会议经营”。
雷老师一边说，一边展示了一份初三教师筹备学生参加中考的会议记录。记者发现，这些记录来源于一个叫做“年级汇总”的文档。
记者问，把所有开会的过程都记录下来，把5次开会内容都集中在一个文档，把任务表都收集起来有什么作用？
雷老师说，人的记忆是有限的，把开会过程都记录下来，方便年级的老师随时查看开会所讨论的内容，及时跟进相关工作，能够做到年级工作同步进行。
另外，这个“年级汇总”除了发送给本年级的老师，还会抄送给其他相关人员，每个人收到汇总，打开邮件都会清楚自己应该如何配合，而上级领导也能从中了解工作进展，方便随时指导工作，或审批相关事项。这就叫信息的扁平化管理。
记者突然回想起路过办公室时，看到教师们每人一部手提电脑，当时还觉得奇怪。雷老师解释说，学校推行“四流四化”的管理，最基本的硬件就是手提电脑，学校的每个老师都买了手提电脑，不断学习和突破，不断成长和进步。
喜耀的教师经过“四流四化”体系培训后，信息素养非常高，做会议记录、做活动模板、做课件、做视频、做博客等等，这些都已经成为教师们的常规工作，成为了他们的工作习惯。
3.教师角色是教学体系的核心
为更好地推行性情教育，梁芷媚校董将“性情教学法”提炼为“三四四”的框架，并在课堂上落实。
“三”指的是教师的三大角色：设计师、愿景价值观推动者、教练。
教师的第一个角色是设计师——设计制度、规则、课程、任务、问题；
教师的第二个角色是愿景价值观的推动者，通过性情教育，帮助学生立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并在此后的学习生活中，不断推动学生朝既定目标前进；
教师的第三个角色是教练，帮助学生养成好的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并经常对学生做出的成果进行点评指导。
除了“三大角色”，还有两个“四”。
“四大原则”：以规则代替要求、以目标驱动任务、以舞台展示成果、以点评促进成长。
“四大元素”：落实知识点、开发性情、启发思维、联系实际。
为了储备人才，喜耀在今年举办了“百日树人”培训，三十多位来自内地和香港的学员，在喜耀接受了100天三个阶段的培训，内容主要是“四流四化”管理和性情教育。其中的一些学员，将成为下半年小学一年级课堂改革的团队成员。
记者惊奇地看到，学员们在一百天的培训中写出了320多万字的笔记和感想，其中，18位学员将部分笔记汇集成书。如此明显的成效，让人不得不佩服喜耀推广性情教育的决心和行动力。
Wednesday, July 10, 2013
海量阅读：培养孩子的读书习惯
文章标题：海量阅读：培养孩子的读书习惯——喜耀粤西学校性情教育系列报道之七
文章作者：林瑞荣、刘烁
发表日期：2013年7月10日
发表媒体：《云浮日报》
一座大楼的坚固，根本性取决于大楼的地基，地基打得越牢固，大楼的高度和安全性才会有保障。 一个学生的成长，本源性的根基在于内在的丰富，内在性情越光明，外在的知识和技术才有强大的支撑。 内在的丰富来自训练和学习，训练改变行为，训练养成习惯，而学习可以扩展见识，学习可以增长智慧。 喜耀粤西学校以优异的中考成绩展现出了孩子们的能力，和单纯地追求考试成绩不同的是，喜耀注重孩子生命中的“地基”，在性情、习惯等方面不遗余力地投入时间和精力。
阅读经典
1.培养终身学习的习惯
孩子的年龄越小，记忆力、吸收力就越强。由于年龄小，孩子没有自主选择的能力，因此，在孩子小的时候，父母或者学校给孩子输入什么，孩子就会吸收什么。
孩子的精力又是旺盛的，显然，孩子的精力放在什么方向，会直接影响到孩子的兴趣，影响到孩子未来的行为和习惯。
喜耀的做法是培养孩子海量阅读的习惯，把孩子的精力引导到阅读上，让孩子学会读书，喜欢读书。
记者来到喜耀，恰逢喜耀粤西学校5年级学生进行《蒙以养正》情景剧表演。不久前，我市大力推行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喜耀粤西学校获赠《蒙以养正》丛书。喜耀粤西学校作为使用该丛书试点学校之一，把《蒙以养正》和海量阅读进行有机结合，既有趣又创新。
表演情景剧
记者在副校长黄雄波的陪同下，来到5年级情景剧表演的现场观摩。
会场中座无虚席，小学部的师生正在聚精会神地观看情景剧表演。有一个学生在台上饰演《韩信报恩》中的“皇帝”一角，只见“皇帝”头戴高帽，正襟危坐，两手放在膝盖上，高声命令韩信带兵出征，抵御入侵者。扮演“韩信”的同学则手持大刀，一脸正气，一言一行尽显所向披靡的气概。
接下来的情节更加有趣，刚才扮演高高在上的“皇帝”的同学，在下一个场景中扮演起韩信带兵出征的马，给韩信大将军当起了坐骑，角色的转换令台下所有师生捧腹大笑。
记者问，课本中并没有这样的情节，学生们是如何想到的？此外，整个场景的表演过程轻松、诙谐、连贯、顺畅，学生表演时并未带台词或稿件，学生们是如何做到的？
黄雄波解释说，这些道具、情节、台词和场景全部都是学生自编自导自演的，孩子们的想象力、创造力和记忆力不容小看。
喜耀的学生用看、说和演来记忆知识，任何东西只要看过、说过和演过两遍之后，学生就能牢牢地记住，从而进行再演绎、再创造，这些都是海量阅读的功劳。黄雄波说，有海量阅读习惯的学生，他们的理解力非常强，思维非常敏捷，表达能力好，见识也广博。
在喜耀，海量阅读是一项基础工程，通过海量阅读的积累和沉淀，学生能够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
2.打好人生“地基”
黄雄波说，现在的学生，获取信息很方便，每天获取的信息量很大，如果不给学生输入正面的信息，负面的信息就会悄然潜入学生的心灵。
运用有趣好玩的阅读机制，在全校范围内推行海量阅读，能够把学生的精力引导到读书上，自然学生就会走向光明和智慧。
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一个完整的人，由内而外地塑造学生的性情、性格，扩充学生的知识和涵养。喜耀学生养成海量阅读的习惯，其实就是在给未来打“地基”。因为海量阅读在能力上可以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让学生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提升思维，提高写作能力；在心灵上可以增加学生的文化修养，培养健康的情操，春风化雨，点亮心灯。学生有了能力上的提升，有了心灵的洗涤，自然乐学、懂学、能学。
喜耀注重培养既懂知识，又懂做人和做事的学生，学生有了好的“地基”，才能够品学兼优，在未来的道路上创造出健康丰盛的人生。
3.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黄雄波一边观看表演，一边与记者分享说，在喜耀，孩子们都非常喜欢阅读，《蒙以养正》是全校师生必读的书目。除了《蒙以养正》，学校还组织学生诵经，开学前设有诵经周，每节课前设有诵经小环节，朗读《论语》、《大学》、《中庸》、《新概念英语》等。通过读古今中外的经典，浸润学生的生命，长养他们的性情，开发他们的思维，启迪他们的心智。
此外，课外活动时间，学生会三三两两地聚集在广场上、课室里、图书馆一起看感兴趣的书，比如经典的故事、历史人物传记、科学探索、手工、绘画等等，喜耀孩子们的阅读面非常广泛。
记者问：“如何才能培养学生海量阅读的兴趣呢？”
黄雄波说，在喜耀有一套专门推行海量阅读的机制，通过这套机制，孩子们的阅读兴趣能够被全面激发。海量阅读的机制是由学校读书委员会制定的，具体由海量阅读的短、中、长期目标构成。
以《蒙以养正》的推广为例，短期目标是班内性情剧PK，即班上不同的小组选定同一本《蒙以养正》阅读，阅读后小组之间挑选不同的故事表演，其他小组派人给予点评。全部表演结束后，会选出“最佳故事王”、“最佳演员”、“最佳评委”。在这个过程中，会设立评分表，给每个学生、每个小组统计分数，凡表演必加分，凡获奖必获双倍分。阅读故事、表演、点评、统计分数等全部由学生自主完成。如果班上分了4个组，那么对所有的学生来说，自己表演了一个故事，听别人表演了3个故事，大大地提高了阅读效率。
中期目标是年级性情剧PK，即每个班会推荐“故事王”到年级进行PK，激发学生的班级荣誉感。此外，还会鼓励三年级以上学生边阅读边做读书笔记，培养写作能力；举办读书笔记展览、分享会，营造良好的读书氛围；在年级内成立读书会，对爱阅读的学生进行重点辅导，提升其领导力，让学生统筹读书活动。
长期目标是全校性情剧PK，即每个年级推荐“故事王”到全校进行PK，评选出校内“最佳故事王”、“最佳演员”、“最佳评委”。每年5月是喜耀的读书月，学生会进行一系列的读书活动。
最有意思的是，喜耀还设立了“海量阅读”状元榜，学生们不管是在班上、年级、学校参加的比赛都有累计积分，分数累计到一定程度，就可以晋级。比如，参加班级阅读、表演可以晋一级，参加年级展示、比赛活动，可以晋二级，依此类推。晋级的一个大原则是凡获奖均加倍晋级。
有的年级根据学生的阅读量，分为九品童生、八品生员、七品秀才、六品举人、五品贡士、四品进士、三品状元、二品翰林学士和一品海量阁大学士。这种海量阅读机制非常有趣，孩子们乐在其中，阅读情趣不知不觉地得到增强，阅读习惯也潜移默化地形成。
文章作者：林瑞荣、刘烁
发表日期：2013年7月10日
发表媒体：《云浮日报》
一座大楼的坚固，根本性取决于大楼的地基，地基打得越牢固，大楼的高度和安全性才会有保障。 一个学生的成长，本源性的根基在于内在的丰富，内在性情越光明，外在的知识和技术才有强大的支撑。 内在的丰富来自训练和学习，训练改变行为，训练养成习惯，而学习可以扩展见识，学习可以增长智慧。 喜耀粤西学校以优异的中考成绩展现出了孩子们的能力，和单纯地追求考试成绩不同的是，喜耀注重孩子生命中的“地基”，在性情、习惯等方面不遗余力地投入时间和精力。
阅读经典
1.培养终身学习的习惯
孩子的年龄越小，记忆力、吸收力就越强。由于年龄小，孩子没有自主选择的能力，因此，在孩子小的时候，父母或者学校给孩子输入什么，孩子就会吸收什么。
孩子的精力又是旺盛的，显然，孩子的精力放在什么方向，会直接影响到孩子的兴趣，影响到孩子未来的行为和习惯。
喜耀的做法是培养孩子海量阅读的习惯，把孩子的精力引导到阅读上，让孩子学会读书，喜欢读书。
记者来到喜耀，恰逢喜耀粤西学校5年级学生进行《蒙以养正》情景剧表演。不久前，我市大力推行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喜耀粤西学校获赠《蒙以养正》丛书。喜耀粤西学校作为使用该丛书试点学校之一，把《蒙以养正》和海量阅读进行有机结合，既有趣又创新。
表演情景剧
记者在副校长黄雄波的陪同下，来到5年级情景剧表演的现场观摩。
会场中座无虚席，小学部的师生正在聚精会神地观看情景剧表演。有一个学生在台上饰演《韩信报恩》中的“皇帝”一角，只见“皇帝”头戴高帽，正襟危坐，两手放在膝盖上，高声命令韩信带兵出征，抵御入侵者。扮演“韩信”的同学则手持大刀，一脸正气，一言一行尽显所向披靡的气概。
接下来的情节更加有趣，刚才扮演高高在上的“皇帝”的同学，在下一个场景中扮演起韩信带兵出征的马，给韩信大将军当起了坐骑，角色的转换令台下所有师生捧腹大笑。
记者问，课本中并没有这样的情节，学生们是如何想到的？此外，整个场景的表演过程轻松、诙谐、连贯、顺畅，学生表演时并未带台词或稿件，学生们是如何做到的？
黄雄波解释说，这些道具、情节、台词和场景全部都是学生自编自导自演的，孩子们的想象力、创造力和记忆力不容小看。
喜耀的学生用看、说和演来记忆知识，任何东西只要看过、说过和演过两遍之后，学生就能牢牢地记住，从而进行再演绎、再创造，这些都是海量阅读的功劳。黄雄波说，有海量阅读习惯的学生，他们的理解力非常强，思维非常敏捷，表达能力好，见识也广博。
在喜耀，海量阅读是一项基础工程，通过海量阅读的积累和沉淀，学生能够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
2.打好人生“地基”
黄雄波说，现在的学生，获取信息很方便，每天获取的信息量很大，如果不给学生输入正面的信息，负面的信息就会悄然潜入学生的心灵。
运用有趣好玩的阅读机制，在全校范围内推行海量阅读，能够把学生的精力引导到读书上，自然学生就会走向光明和智慧。
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一个完整的人，由内而外地塑造学生的性情、性格，扩充学生的知识和涵养。喜耀学生养成海量阅读的习惯，其实就是在给未来打“地基”。因为海量阅读在能力上可以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让学生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提升思维，提高写作能力；在心灵上可以增加学生的文化修养，培养健康的情操，春风化雨，点亮心灯。学生有了能力上的提升，有了心灵的洗涤，自然乐学、懂学、能学。
喜耀注重培养既懂知识，又懂做人和做事的学生，学生有了好的“地基”，才能够品学兼优，在未来的道路上创造出健康丰盛的人生。
3.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黄雄波一边观看表演，一边与记者分享说，在喜耀，孩子们都非常喜欢阅读，《蒙以养正》是全校师生必读的书目。除了《蒙以养正》，学校还组织学生诵经，开学前设有诵经周，每节课前设有诵经小环节，朗读《论语》、《大学》、《中庸》、《新概念英语》等。通过读古今中外的经典，浸润学生的生命，长养他们的性情，开发他们的思维，启迪他们的心智。
此外，课外活动时间，学生会三三两两地聚集在广场上、课室里、图书馆一起看感兴趣的书，比如经典的故事、历史人物传记、科学探索、手工、绘画等等，喜耀孩子们的阅读面非常广泛。
记者问：“如何才能培养学生海量阅读的兴趣呢？”
黄雄波说，在喜耀有一套专门推行海量阅读的机制，通过这套机制，孩子们的阅读兴趣能够被全面激发。海量阅读的机制是由学校读书委员会制定的，具体由海量阅读的短、中、长期目标构成。
以《蒙以养正》的推广为例，短期目标是班内性情剧PK，即班上不同的小组选定同一本《蒙以养正》阅读，阅读后小组之间挑选不同的故事表演，其他小组派人给予点评。全部表演结束后，会选出“最佳故事王”、“最佳演员”、“最佳评委”。在这个过程中，会设立评分表，给每个学生、每个小组统计分数，凡表演必加分，凡获奖必获双倍分。阅读故事、表演、点评、统计分数等全部由学生自主完成。如果班上分了4个组，那么对所有的学生来说，自己表演了一个故事，听别人表演了3个故事，大大地提高了阅读效率。
中期目标是年级性情剧PK，即每个班会推荐“故事王”到年级进行PK，激发学生的班级荣誉感。此外，还会鼓励三年级以上学生边阅读边做读书笔记，培养写作能力；举办读书笔记展览、分享会，营造良好的读书氛围；在年级内成立读书会，对爱阅读的学生进行重点辅导，提升其领导力，让学生统筹读书活动。
长期目标是全校性情剧PK，即每个年级推荐“故事王”到全校进行PK，评选出校内“最佳故事王”、“最佳演员”、“最佳评委”。每年5月是喜耀的读书月，学生会进行一系列的读书活动。
最有意思的是，喜耀还设立了“海量阅读”状元榜，学生们不管是在班上、年级、学校参加的比赛都有累计积分，分数累计到一定程度，就可以晋级。比如，参加班级阅读、表演可以晋一级，参加年级展示、比赛活动，可以晋二级，依此类推。晋级的一个大原则是凡获奖均加倍晋级。
有的年级根据学生的阅读量，分为九品童生、八品生员、七品秀才、六品举人、五品贡士、四品进士、三品状元、二品翰林学士和一品海量阁大学士。这种海量阅读机制非常有趣，孩子们乐在其中，阅读情趣不知不觉地得到增强，阅读习惯也潜移默化地形成。
让孩子成长，比让孩子成功更重要
文章标题：让孩子成长，比让孩子成功更重要——喜耀粤西学校性情教育系列报道之六
文章作者：林瑞荣
发表日期：2013年7月9日
发表媒体：《云浮日报》
霍韬晦教授的“性情教学法”在喜耀粤西学校幼儿部落实得非常精彩。那么，中小学推行得如何呢？毕竟，喜耀使用的是教育部指定的教材，也是要参加统一考试的。 令记者没有想到的是，喜耀历年中考成绩都令人瞩目，其中2010年，学生成绩上重点线的比率更高达97%。 在前几天中考成绩公布榜单中，喜耀学生的重点线比率是90%，其中有44.8%的学生进入罗定市中考成绩前1000名。更难得的是，今年广东省实验中学在罗定仅仅录取4个名额，喜耀就再次占了两名（2011年，喜耀的2名学生被省实验中学录取）。 据记者了解，喜耀的生源并没有特别优势，相反，在一些家长的赞誉中，喜耀以能教好“调皮”孩子而闻名。因此，历年都会吸引一些比较难调教的孩子入学。喜耀如何让大部分孩子都能好好学习、考出好成绩呢？这背后有着怎么样的教育智慧？
小组讨论玩游戏有什么利弊
1.感情是在“玩”中建立起来的
记者采访了喜耀初中部的老师，其中，谭老师是毕业班班主任，德高望重。谭老师自豪地讲述了两位优秀学生的成长故事。
卢景涛，2004年入读喜耀一年级，至今9年，是今年被广东省实验中学录取的学生之一。小时候的景涛胆小、内向，不善于与同学交往，不习惯学校生活，经常哭闹，这种现象在一年级的学生中非常普遍。
当时的班主任苏老师为此做了很多工作。苏老师每天会很早回到学校等学生们回来，课后经常和学生下棋或者玩游戏，做这些的目的就是为了多一些时间与学生相处，亲近学生，让学生信任老师，敢于和老师沟通。
喜耀老师有一句名言“感情是在玩中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感情是通过各种互动活动产生，而不是通过说教来建立。老师在活动中引导学生、鼓励学生，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和动手能力，也让学生的情感智慧得到锻炼和丰富。
在苏老师耐心的陪伴和玩乐中，景涛慢慢地感受到老师、同学的关爱，他的心渐渐被打开，开始融入了喜耀这个大家庭。
2.以舞台展示成果
喜耀性情教学法的原则之一是“以舞台展示成果”。意思是老师要提供舞台让学生展示自己，这样学生才容易增强自信。
卢景涛在喜耀得到最多的，正是展示的舞台。课堂上，老师鼓励他积极发言，并给予肯定；课堂外，老师将各类活动都交给学生自行组织策划，老师只是负责点评及喝彩。卢景涛的综合能力在各类活动中得到了充分的锻炼。
当景涛以优异成绩升上初中后，当时的班主任崔老师发现，景涛还需要增强心理承受能力。为此，老师鼓励景涛参加校庆演讲比赛，经过反复演练，景涛在演讲比赛上表现出色并获奖。在老师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下，景涛逐渐学会放松自己，打开心扉，自信地与人沟通交流。
谭老师说，景涛不仅学习成绩好，字写得漂亮，文章写得很好，为人方面还很谦和，很孝顺父母，很懂得关爱、体谅他人。在一次活动后，景涛曾流着泪说，千好万好不如父母好，他有今天的成长，离不开父母的付出，因此他很感恩父母。此外，家里有好东西他都会带回来与老师、同学分享……
蓝紫彤与其他同学主持颁奖典礼
另一个让谭老师骄傲的学生是蓝紫彤，她今年以768分的成绩成为罗定市中考第二名，她也是从小学到初中在喜耀就读了9年。紫彤是一个特别能让老师省心的孩子，她各方面都非常优秀，不仅学习成绩好，领导力强，在诗、书、画、歌、舞、曲各方面都表现出色。
谭老师说，景涛、紫彤只是突出的个案，其实很多从小学至初中一直在喜耀读书的学生都有这样的特质——学习成绩好、多才多艺、秉性纯厚、有志向、会感恩、不封闭、领导能力强，从喜耀毕业出去的学生，很多人在其他的学校都当了班干部……
3.“接、转、开”的性情教育
七年级班主任苏老师的一番讲话，让记者明白了喜耀学生成长的秘密。
苏老师说，有些家长认为，孩子在喜耀读完小学，养成了很多好习惯，初中就可以放松要求了。其实，初中是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通常伴随着一些叛逆行为：与父母的相处有隔阂、早恋、玩游戏、看小说杂志、厌学等，亟需正确引导。
霍韬晦教授的“性情教育法”还包括了另一套方法论，也是三个字“接、转、开”。
当孩子出现问题后，大部分家长或老师首先是责怪，或者讲大道理，结果孩子基本听不进去。“性情教育法”强调先要“接纳”，接纳孩子存在的问题。有了接纳，就会有产生认同、信任，与孩子沟通往往比较容易。此时，再通过活动，转化孩子，让孩子在活动中感受、体会和感悟道理，孩子才能真诚面对自己、反省自己。有了转化，孩子美好的性情就很容易被开发出来，也能给孩子开创一个全新看待问题的角度，引导孩子正确认识自己、认识他人、认识世界。
例如，学生沉迷游戏，老师会开展主题班会，让学生分享自己玩游戏的心得体会，然后通过网上的一些沉迷玩游戏造成不良后果的新闻报道，让学生去谈谈对这些报道的看法，老师进一步引导大家发掘学生沉迷游戏可能会出现的其他情况，让学生学会思考，开拓思维，学会如何面对和处理。
苏老师说，人在青春期是很容易有心结的，如果解不开便容易钻牛角尖，影响学习，影响成长，因此，我们都非常注意观察，发现学生的心结，帮助学生解除心里的包袱。初中阶段，我们主要强调学生自主学习、自主管理，以帮助他们顺利过渡到高中的学习生活。
4.成长比成功更重要
谭老师说，喜耀推行性情教育，始终关注的是学生的成长，在喜耀看来，学生的成长比成功更重要。
在教育学生过程中，老师会观察每个学生存在的障碍，会找出这些障碍的根源，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学生只要克服了自身的障碍，他的性情就会得到开发，而性情一旦被开发，学生自然就会充满动力去改变、去提升、去突破。
谭老师说，喜耀的一大特色是注重活动，通过活动让学生主动感受和领悟。比如性情班会课、性情周主题活动、立志日活动、母亲节、教师节……开展各种特色的性情教育活动让学生参与，在参与中让学生领悟做人的道理，这比老师站在台上向学生分析利弊、灌输道理要来得有效。
据悉,香港喜耀教育机构每年都会在肇庆的抱绿山庄举办青少年的“明日领袖营”，用“接、转、开”的方法帮助青少年重塑人生。学员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和香港等地，喜耀的老师会分批去当助教，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学习、实践和巩固“性情教育法”。
喜耀历年升中考试成绩
文章作者：林瑞荣
发表日期：2013年7月9日
发表媒体：《云浮日报》
霍韬晦教授的“性情教学法”在喜耀粤西学校幼儿部落实得非常精彩。那么，中小学推行得如何呢？毕竟，喜耀使用的是教育部指定的教材，也是要参加统一考试的。 令记者没有想到的是，喜耀历年中考成绩都令人瞩目，其中2010年，学生成绩上重点线的比率更高达97%。 在前几天中考成绩公布榜单中，喜耀学生的重点线比率是90%，其中有44.8%的学生进入罗定市中考成绩前1000名。更难得的是，今年广东省实验中学在罗定仅仅录取4个名额，喜耀就再次占了两名（2011年，喜耀的2名学生被省实验中学录取）。 据记者了解，喜耀的生源并没有特别优势，相反，在一些家长的赞誉中，喜耀以能教好“调皮”孩子而闻名。因此，历年都会吸引一些比较难调教的孩子入学。喜耀如何让大部分孩子都能好好学习、考出好成绩呢？这背后有着怎么样的教育智慧？
小组讨论玩游戏有什么利弊
1.感情是在“玩”中建立起来的
记者采访了喜耀初中部的老师，其中，谭老师是毕业班班主任，德高望重。谭老师自豪地讲述了两位优秀学生的成长故事。
卢景涛，2004年入读喜耀一年级，至今9年，是今年被广东省实验中学录取的学生之一。小时候的景涛胆小、内向，不善于与同学交往，不习惯学校生活，经常哭闹，这种现象在一年级的学生中非常普遍。
当时的班主任苏老师为此做了很多工作。苏老师每天会很早回到学校等学生们回来，课后经常和学生下棋或者玩游戏，做这些的目的就是为了多一些时间与学生相处，亲近学生，让学生信任老师，敢于和老师沟通。
喜耀老师有一句名言“感情是在玩中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感情是通过各种互动活动产生，而不是通过说教来建立。老师在活动中引导学生、鼓励学生，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和动手能力，也让学生的情感智慧得到锻炼和丰富。
在苏老师耐心的陪伴和玩乐中，景涛慢慢地感受到老师、同学的关爱，他的心渐渐被打开，开始融入了喜耀这个大家庭。
2.以舞台展示成果
喜耀性情教学法的原则之一是“以舞台展示成果”。意思是老师要提供舞台让学生展示自己，这样学生才容易增强自信。
卢景涛在喜耀得到最多的，正是展示的舞台。课堂上，老师鼓励他积极发言，并给予肯定；课堂外，老师将各类活动都交给学生自行组织策划，老师只是负责点评及喝彩。卢景涛的综合能力在各类活动中得到了充分的锻炼。
当景涛以优异成绩升上初中后，当时的班主任崔老师发现，景涛还需要增强心理承受能力。为此，老师鼓励景涛参加校庆演讲比赛，经过反复演练，景涛在演讲比赛上表现出色并获奖。在老师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下，景涛逐渐学会放松自己，打开心扉，自信地与人沟通交流。
谭老师说，景涛不仅学习成绩好，字写得漂亮，文章写得很好，为人方面还很谦和，很孝顺父母，很懂得关爱、体谅他人。在一次活动后，景涛曾流着泪说，千好万好不如父母好，他有今天的成长，离不开父母的付出，因此他很感恩父母。此外，家里有好东西他都会带回来与老师、同学分享……
蓝紫彤与其他同学主持颁奖典礼
另一个让谭老师骄傲的学生是蓝紫彤，她今年以768分的成绩成为罗定市中考第二名，她也是从小学到初中在喜耀就读了9年。紫彤是一个特别能让老师省心的孩子，她各方面都非常优秀，不仅学习成绩好，领导力强，在诗、书、画、歌、舞、曲各方面都表现出色。
谭老师说，景涛、紫彤只是突出的个案，其实很多从小学至初中一直在喜耀读书的学生都有这样的特质——学习成绩好、多才多艺、秉性纯厚、有志向、会感恩、不封闭、领导能力强，从喜耀毕业出去的学生，很多人在其他的学校都当了班干部……
3.“接、转、开”的性情教育
七年级班主任苏老师的一番讲话，让记者明白了喜耀学生成长的秘密。
苏老师说，有些家长认为，孩子在喜耀读完小学，养成了很多好习惯，初中就可以放松要求了。其实，初中是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通常伴随着一些叛逆行为：与父母的相处有隔阂、早恋、玩游戏、看小说杂志、厌学等，亟需正确引导。
霍韬晦教授的“性情教育法”还包括了另一套方法论，也是三个字“接、转、开”。
当孩子出现问题后，大部分家长或老师首先是责怪，或者讲大道理，结果孩子基本听不进去。“性情教育法”强调先要“接纳”，接纳孩子存在的问题。有了接纳，就会有产生认同、信任，与孩子沟通往往比较容易。此时，再通过活动，转化孩子，让孩子在活动中感受、体会和感悟道理，孩子才能真诚面对自己、反省自己。有了转化，孩子美好的性情就很容易被开发出来，也能给孩子开创一个全新看待问题的角度，引导孩子正确认识自己、认识他人、认识世界。
例如，学生沉迷游戏，老师会开展主题班会，让学生分享自己玩游戏的心得体会，然后通过网上的一些沉迷玩游戏造成不良后果的新闻报道，让学生去谈谈对这些报道的看法，老师进一步引导大家发掘学生沉迷游戏可能会出现的其他情况，让学生学会思考，开拓思维，学会如何面对和处理。
苏老师说，人在青春期是很容易有心结的，如果解不开便容易钻牛角尖，影响学习，影响成长，因此，我们都非常注意观察，发现学生的心结，帮助学生解除心里的包袱。初中阶段，我们主要强调学生自主学习、自主管理，以帮助他们顺利过渡到高中的学习生活。
4.成长比成功更重要
谭老师说，喜耀推行性情教育，始终关注的是学生的成长，在喜耀看来，学生的成长比成功更重要。
在教育学生过程中，老师会观察每个学生存在的障碍，会找出这些障碍的根源，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学生只要克服了自身的障碍，他的性情就会得到开发，而性情一旦被开发，学生自然就会充满动力去改变、去提升、去突破。
谭老师说，喜耀的一大特色是注重活动，通过活动让学生主动感受和领悟。比如性情班会课、性情周主题活动、立志日活动、母亲节、教师节……开展各种特色的性情教育活动让学生参与，在参与中让学生领悟做人的道理，这比老师站在台上向学生分析利弊、灌输道理要来得有效。
据悉,香港喜耀教育机构每年都会在肇庆的抱绿山庄举办青少年的“明日领袖营”，用“接、转、开”的方法帮助青少年重塑人生。学员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和香港等地，喜耀的老师会分批去当助教，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学习、实践和巩固“性情教育法”。
喜耀历年升中考试成绩
环境是孩子成长的资源
文章标题：环境是孩子成长的资源——喜耀粤西学校性情教育系列报道之五
文章作者：林瑞荣
发表日期：2013年7月8日
发表媒体：《云浮日报》
喜耀粤西学校校监霍韬晦教授认为，教育孩子不能只靠一两个理念或者一招半式，而要创造一个令孩子身心健康的环境——爱护孩子、尊重孩子、信任孩子。育人是不能急功近利的，环境的熏陶是一个潜移默化、持久的历程，对孩子的一生至关重要。 记者在喜耀体会到了“性情教学法”的威力，特别而细微的教学方法，让孩子们特别懂事，言行之间经常让记者震动甚至震撼。除此之外，喜耀的环境设计和整体安排也带给记者深深的思考。
校监霍韬晦教授为性情歌曲合唱团致辞
1.文化环境：设计中渗透爱
“粤西开喜耀，巨眼育千禧”，喜耀门口的这副对联吸引着每一个进校的人，深厚的理想气息蕴含于其中。学校黄主任告诉记者，这是霍韬晦教授在建校之初时写的，类似的对联在喜耀无处不在。
校门口对联：粤西开喜耀，巨眼育千禧
踏进校园，感受到的是朝气蓬勃的气息，以及求真、至善、尚美的校风。
在一面显眼的墙壁上，写着“注意安全，才是孝顺父母的好孩子”。黄主任介绍说，这句话是提醒孩子不要粗心大意，要懂得从父母的角度思考，知道父母对自己的关心，这也体现了我们的性情教育。
走近办公楼，楼下又一副对联赫然跃入记者眼帘：
立人立己晨击戊鼓
希贤希圣夜读子书
黄主任告诉记者，这是霍韬晦教授创作的春联，由罗定著名书法家、学校书法老师张锦洪书写。每年开春，霍韬晦教授均会亲自为学校题词，以鼓励学生志气，此类对联在二三楼办公室门口、图书馆门口都有，年年更新。学校每年都会举办对联解读活动，目的是让师生理解、践行，并长养志气，每年“惊蛰”日定是全校师生的“立志日”。
霍韬晦教授曾对老师们说，《论语》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意思是强调人要立志，人要有方向，教育必须教孩子做有知识、有规矩、有担当的人，不能立志当小人。要引导孩子从小形成优秀的品质，将来的人生空间才会开阔。
对联只是喜耀文化熏陶中的一项内容。中小学楼廊还贴有很多《三字经》、《千字文》和《弟子规》等经典中的金句。老师会引导学生解读本班级门口的经典语句，理解通透后到其他班级交流，以此启发孩子思维，还让孩子开放自己，学会沟通。而张贴出来的许多名言金句，从选句到制作都是初中部学生自己完成，体现了“不要剥夺孩子做事的权利”的理念。
2.艺术环境：唱响性情歌曲
“星星，亲切的闪耀；
月亮，温柔的光照。
天地，从来都不拒绝，
人间，永远都是爱。
……”
音乐室里面传来了音乐声。随着悠扬的歌声，记者悄然走进了7年级的音乐课堂。
同学们站着手拉手围成一个圈，环绕着弹奏钢琴曲的音乐老师，老师弹，学生唱，师生陶醉于悠扬的歌声中。歌词内容精简深刻，旋律优美动听，记者从未听过这类歌曲。
原来，这是喜耀特有的性情歌曲。学生正在唱的是《永远都是爱》，为霍韬晦教授亲自作词，台湾著名作曲家黄钟先生谱曲。霍韬晦教授深知重建新时代礼乐的重要性，认为好歌能开发好性情，为此写出二十多首歌词供师生咏唱，学生们都非常爱唱。例如这一首歌曲，句子虽短，但意境阔大，从天地对人的包容联系到人间永远都是爱，唱的人基本都会感动，从而走出小我，学习天地的旷达胸怀。
喜耀的性情教育非常重视艺术熏陶，在这个过程中提高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感受力。除音乐外，学校还有舞蹈、棋艺、书法、绘画、健美和空手道等美育及体育活动，形式丰富多样。
3.关系环境：建立双向信任
学校“地理园”，开放式空间让孩子有一个空旷的天地去感知春夏秋冬，感知天地之大。从“地理园”到学生宿舍，途经“最美笑容”区，墙上贴满孩子的最美笑容，看到这些笑容的人都会感受到孩子们的快乐。
学生餐厅外，贴有《中庸》、《大学》、《正气歌》等，学生经过此道，便会大声地读出来。
记者来到学生宿舍，楼道干净敞亮，空气畅通，每间宿舍与走道间都留有非常宽敞的大厅。
黄主任告诉记者，宿舍内24小时均有生活老师值班处理大小事务。
记者问学生：“生活老师怎么照顾你们？”
一位学生说：“有一次我发烧，陈老师给我量体温，还从家里带了降火的汤水给我，我很感谢她！所以上次陈老师喉咙发炎的时候，我从家里带了琵琶润喉糖给她。”
另一位学生说：“有一次我流鼻血，范老师一连几天都关心我是否还流鼻血；后来语文老师奖励我一颗巧克力，我就送给范老师了。”
……
生活老师陈老师也告诉记者一个故事，去年做家务时她烫伤了右手，第二天早晨，她的宿舍办公桌有一包东西，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支烧伤膏，一排药丸和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陈老师，知道您的手烫伤了，我委托妈妈让一个中医开了些药给您，望您早日康复！”署名是“爱您的学生”。这份不知是哪位学生带来的心意，让她十分感动。
记者发现，喜耀师生的关系很融洽，就如自己家人一样安全、信任、温馨。记者问黄主任，秘诀在哪里？
黄主任说，关键是爱。霍韬晦教授说，每个小孩都是不一样的，性格不一样，学习能力不一样，成长背景不一样，但是只要我们有爱心，就会知道他的问题和困难所在，只要互相信任，困难就会迎刃而解。对学生而言，班主任、科任老师很重要，生活老师同样重要。特别是寄宿学校，当孩子有问题时，当你鼓励和关心他，孩子自然就会接受和相信你。
4.饮食环境：健康、营养、快乐
午饭时间，记者来到饭堂，低年级学生已吃完返回宿舍，高年级学生正在排队领餐。师生混杂坐在一起有说有笑。记者随学生一起排队领餐，每个窗口有学生值日干部维持秩序，排队的孩子虽有说有笑，却很有秩序，没有人插队。
黄主任告诉记者，学生每天都有五菜一汤供选择，菜式由专业营养师设计,营养均衡搭配，早、午、晚餐的菜式每日不重复。另外，饭堂工作人员会根据季节变化而推出不同的菜肴，既保证味道可口及营养丰富，又注重当季的养生保健。
让孩子吃饱吃好，是喜耀饭堂的宗旨。为了采购到新鲜的蔬菜和肉菜，饭堂员工每天凌晨三点多就到菜市场采购。从采购到饭菜上桌，整个流程都有严格的要求。每位饭堂的员工均要进行定期体检，进入分餐间要佩戴卫生口罩，为保障饭菜卫生，出炉的菜品每一样都要留样48小时。
饭堂还特别规定：一、每天所剩的饭菜不能留用；二、厨房内部不另开“小灶”，学生吃什么，厨房吃什么。
品尝如此丰富可口的菜肴，看到如此严格的规定，记者终于明白为什么黄主任曾多次自豪地说：“有家长表扬我们饭堂员工，说喜耀的饭堂是最好的饭堂！”
环境是孩子成长的资源，记者对此感触颇深。喜耀在硬件环境上考虑得面面俱到，在软件设计上处处融入性情，无论是一个标语，一幅对联，一个墙报，一首歌曲，一块砖头，乃至一张纸屑，都浸透着“性情”二字。
文章作者：林瑞荣
发表日期：2013年7月8日
发表媒体：《云浮日报》
喜耀粤西学校校监霍韬晦教授认为，教育孩子不能只靠一两个理念或者一招半式，而要创造一个令孩子身心健康的环境——爱护孩子、尊重孩子、信任孩子。育人是不能急功近利的，环境的熏陶是一个潜移默化、持久的历程，对孩子的一生至关重要。 记者在喜耀体会到了“性情教学法”的威力，特别而细微的教学方法，让孩子们特别懂事，言行之间经常让记者震动甚至震撼。除此之外，喜耀的环境设计和整体安排也带给记者深深的思考。
校监霍韬晦教授为性情歌曲合唱团致辞
1.文化环境：设计中渗透爱
“粤西开喜耀，巨眼育千禧”，喜耀门口的这副对联吸引着每一个进校的人，深厚的理想气息蕴含于其中。学校黄主任告诉记者，这是霍韬晦教授在建校之初时写的，类似的对联在喜耀无处不在。
校门口对联：粤西开喜耀，巨眼育千禧
踏进校园，感受到的是朝气蓬勃的气息，以及求真、至善、尚美的校风。
在一面显眼的墙壁上，写着“注意安全，才是孝顺父母的好孩子”。黄主任介绍说，这句话是提醒孩子不要粗心大意，要懂得从父母的角度思考，知道父母对自己的关心，这也体现了我们的性情教育。
走近办公楼，楼下又一副对联赫然跃入记者眼帘：
立人立己晨击戊鼓
希贤希圣夜读子书
黄主任告诉记者，这是霍韬晦教授创作的春联，由罗定著名书法家、学校书法老师张锦洪书写。每年开春，霍韬晦教授均会亲自为学校题词，以鼓励学生志气，此类对联在二三楼办公室门口、图书馆门口都有，年年更新。学校每年都会举办对联解读活动，目的是让师生理解、践行，并长养志气，每年“惊蛰”日定是全校师生的“立志日”。
霍韬晦教授曾对老师们说，《论语》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意思是强调人要立志，人要有方向，教育必须教孩子做有知识、有规矩、有担当的人，不能立志当小人。要引导孩子从小形成优秀的品质，将来的人生空间才会开阔。
对联只是喜耀文化熏陶中的一项内容。中小学楼廊还贴有很多《三字经》、《千字文》和《弟子规》等经典中的金句。老师会引导学生解读本班级门口的经典语句，理解通透后到其他班级交流，以此启发孩子思维，还让孩子开放自己，学会沟通。而张贴出来的许多名言金句，从选句到制作都是初中部学生自己完成，体现了“不要剥夺孩子做事的权利”的理念。
2.艺术环境：唱响性情歌曲
“星星，亲切的闪耀；
月亮，温柔的光照。
天地，从来都不拒绝，
人间，永远都是爱。
……”
音乐室里面传来了音乐声。随着悠扬的歌声，记者悄然走进了7年级的音乐课堂。
同学们站着手拉手围成一个圈，环绕着弹奏钢琴曲的音乐老师，老师弹，学生唱，师生陶醉于悠扬的歌声中。歌词内容精简深刻，旋律优美动听，记者从未听过这类歌曲。
原来，这是喜耀特有的性情歌曲。学生正在唱的是《永远都是爱》，为霍韬晦教授亲自作词，台湾著名作曲家黄钟先生谱曲。霍韬晦教授深知重建新时代礼乐的重要性，认为好歌能开发好性情，为此写出二十多首歌词供师生咏唱，学生们都非常爱唱。例如这一首歌曲，句子虽短，但意境阔大，从天地对人的包容联系到人间永远都是爱，唱的人基本都会感动，从而走出小我，学习天地的旷达胸怀。
喜耀的性情教育非常重视艺术熏陶，在这个过程中提高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感受力。除音乐外，学校还有舞蹈、棋艺、书法、绘画、健美和空手道等美育及体育活动，形式丰富多样。
3.关系环境：建立双向信任
学校“地理园”，开放式空间让孩子有一个空旷的天地去感知春夏秋冬，感知天地之大。从“地理园”到学生宿舍，途经“最美笑容”区，墙上贴满孩子的最美笑容，看到这些笑容的人都会感受到孩子们的快乐。
学生餐厅外，贴有《中庸》、《大学》、《正气歌》等，学生经过此道，便会大声地读出来。
记者来到学生宿舍，楼道干净敞亮，空气畅通，每间宿舍与走道间都留有非常宽敞的大厅。
黄主任告诉记者，宿舍内24小时均有生活老师值班处理大小事务。
记者问学生：“生活老师怎么照顾你们？”
一位学生说：“有一次我发烧，陈老师给我量体温，还从家里带了降火的汤水给我，我很感谢她！所以上次陈老师喉咙发炎的时候，我从家里带了琵琶润喉糖给她。”
另一位学生说：“有一次我流鼻血，范老师一连几天都关心我是否还流鼻血；后来语文老师奖励我一颗巧克力，我就送给范老师了。”
……
生活老师陈老师也告诉记者一个故事，去年做家务时她烫伤了右手，第二天早晨，她的宿舍办公桌有一包东西，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支烧伤膏，一排药丸和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陈老师，知道您的手烫伤了，我委托妈妈让一个中医开了些药给您，望您早日康复！”署名是“爱您的学生”。这份不知是哪位学生带来的心意，让她十分感动。
记者发现，喜耀师生的关系很融洽，就如自己家人一样安全、信任、温馨。记者问黄主任，秘诀在哪里？
黄主任说，关键是爱。霍韬晦教授说，每个小孩都是不一样的，性格不一样，学习能力不一样，成长背景不一样，但是只要我们有爱心，就会知道他的问题和困难所在，只要互相信任，困难就会迎刃而解。对学生而言，班主任、科任老师很重要，生活老师同样重要。特别是寄宿学校，当孩子有问题时，当你鼓励和关心他，孩子自然就会接受和相信你。
4.饮食环境：健康、营养、快乐
午饭时间，记者来到饭堂，低年级学生已吃完返回宿舍，高年级学生正在排队领餐。师生混杂坐在一起有说有笑。记者随学生一起排队领餐，每个窗口有学生值日干部维持秩序，排队的孩子虽有说有笑，却很有秩序，没有人插队。
黄主任告诉记者，学生每天都有五菜一汤供选择，菜式由专业营养师设计,营养均衡搭配，早、午、晚餐的菜式每日不重复。另外，饭堂工作人员会根据季节变化而推出不同的菜肴，既保证味道可口及营养丰富，又注重当季的养生保健。
让孩子吃饱吃好，是喜耀饭堂的宗旨。为了采购到新鲜的蔬菜和肉菜，饭堂员工每天凌晨三点多就到菜市场采购。从采购到饭菜上桌，整个流程都有严格的要求。每位饭堂的员工均要进行定期体检，进入分餐间要佩戴卫生口罩，为保障饭菜卫生，出炉的菜品每一样都要留样48小时。
饭堂还特别规定：一、每天所剩的饭菜不能留用；二、厨房内部不另开“小灶”，学生吃什么，厨房吃什么。
品尝如此丰富可口的菜肴，看到如此严格的规定，记者终于明白为什么黄主任曾多次自豪地说：“有家长表扬我们饭堂员工，说喜耀的饭堂是最好的饭堂！”
环境是孩子成长的资源，记者对此感触颇深。喜耀在硬件环境上考虑得面面俱到，在软件设计上处处融入性情，无论是一个标语，一幅对联，一个墙报，一首歌曲，一块砖头，乃至一张纸屑，都浸透着“性情”二字。
生命中重要的输入和输出
文章标题：生命中重要的输入和输出——喜耀粤西学校性情教育系列报道之四
文章作者：林瑞荣
发表日期：2013年7月5日
发表媒体：《云浮日报》
喜耀粤西学校将霍韬晦教授独创的“性情教学法”作为教学特色，那么，什么是“性情教学法”？幼儿部谭红霞园长给记者看了一段梁芷媚校董介绍“性情教学法”的视频，并且介绍说，霍韬晦教授对“性情教学法”的概括是“入、转、出”三个字，虽然是常见的三个字，但每个字的背后都是一个内容丰富的体系。
孩子们在专注地读经典
1.全方位输入，条件反射式吸收
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要吸收各种信息，从出生开始，这种吸收就自动运转，进入学校，就开始进行有方向性的吸收。霍韬晦概括的“入”，就是这种吸收，指的是每一个人生命中的“输入”。
不同的输入形式，尤其是不同的输入内容，决定着不同的吸收效果。喜耀提倡“全方位输入”，包括输入渠道多样化、输入内容丰富化、输入方式人性化，让孩子用眼睛看、耳朵听、鼻子闻、嘴巴讲、身体触和用心来感受，全方位地吸收身边的一切。
记者在喜耀幼儿部参观的几天当中，发现孩子们“入”的形式丰富多彩而又特别。游戏时间，花样多多，如踩高跷、过独木桥、跳呼啦圈等，锻炼了身体协调能力；性情课，孩子们互相分享感受、合作表演情景剧等；常识教育活动，孩子们观察实验、到户外感受大自然、动手设计作品……
最独特的是，孩子们上厕所、列队走路、午睡起床也都在“入”。记者看到，孩子们上厕所后，部分行动快的孩子会一边等待一边背诵古诗、数数字、念绕口令；当孩子们列队去吃饭或者睡觉，从他们身边路过时，常常能听到一串《大学》、《中庸》、《论语》的诵读声；午睡起床时，尽管孩子们睡意未消，睡室里很快会响起孩子们的天籁之声……
喜耀倡导的人性化输入，主要体现为充分调动孩子的意愿，让孩子主动吸收，同时，输入的内容与孩子这个“人”有关，让孩子关心自己和别人的关系，关注内在的感受。这一点，与那种填鸭式灌输、唯知识灌输的教育方式相比，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谭红霞说，全方位输入能够调动孩子身体的各个部位，从而形成条件反射式的吸收，这对孩子的成长非常有帮助。
2.多形式输出，综合性展现能力
与“入”对应的是“出”，即输出，具体包括做、写、说、画、演几个方面。输入的目的是为了输出，也就是说，孩子们所学的一切，只有通过他们的行为等展现出来，他们的价值才会得到体现，对社会的贡献才会产生。
谭红霞向记者算了一笔帐：10分输入，如果能做到100分已很不容易了，但如果写、说分别都能做到100分的话，那么10分输入可能就会变成100万分的输出。
谭红霞说，喜耀的校监霍韬晦教授和校董梁芷媚，都是“做写说”样样齐全的人物，都非常注重输出。记者在之前听的两节课中，确实体验到喜耀的这种训练方向，比如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训练孩子的表达能力，培养孩子的情景剧表演能力等等。
这是我做的心意卡
在喜耀校园，可以到处看到孩子的画，课室的门口、墙壁上都贴满孩子们各式各样的美术作品。谭红霞说，画是一个人的思想、心里活动的集中展现，让孩子们画画，实际上让他们进行自我表达，尤其是幼儿，语言表达能力弱，画画则是幼儿表达自己、呈现内心想法的良好方式。在喜耀，有一位“解画”的专家教老师们从画中看出孩子的内心和情绪，从而更有效地对孩子进行培育。而喜耀的“演”被称为“性情剧”，通过“演”让孩子进入人物角色，产生切身的体验和感受，是开发性情的重要手段。
老师教孩子们画拓印画
说到这里，谭红霞自豪地指着挂在墙壁上的奖牌说：“孩子们参加‘成长足迹•2011年第八届全国幼儿创意美术大赛’获得了特等奖！”
3.把坏事变好事，把好事变成更好的事
“转”是“性情教学法”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指对“入”进行转化，具体包括：练、记、问、想、感、悟。
校董梁芷媚在视频中说：同样的“入”可以产生完全不一样的“出”，就像同样的老师，带出来的学生却各不相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转”的不同。同样的困难，有人生不如死，抑郁自杀，有人却能化悲痛为力量，也是因为“转”的不同。“转”得好，孩子一生受益，在面对任何问题或困难时，能够把坏事变好事，把好事变成更好的事。如果只注重“入”，而不重视“转”，很多人的人生就会走偏，自我中心、不敢担当等问题就会出现。
谭红霞说，霍韬晦教授提出的“转”很有指导意义，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会遇到很多问题和困难，是否会“转”决定着一个人输出什么，决定着一个人生命的走向。
喜耀的老师们用不同层次的“转”，教会孩子们学会转化，让“转”成为孩子们的习惯和性情。记者了解到，“转”的第一个层次是“练”、“记”，幼儿时期是一个人记忆力最强的阶段，根据这个特点，喜耀幼儿部从小班到大大班都推行经典诵读，其作用是引发孩子的天赋，潜移默化地奠定转化的方向。
“转”的第二个层次是“问”、“想”，因为会提问的孩子善于思考，善于思考的孩子有能力解决问题。记者发现喜耀的孩子都很善于提问和思考，在课堂上针对同一个问题，孩子往往能够给出不同的答案；老师讲到某个新鲜事物时，常常听到有孩子冒出一句“为什么？”。这种能力的养成，来自喜耀老师对孩子们日积月累的训练。
“转”的第三个层次是“感”、“悟”，这是性情教育中最重要的两点。梁芷媚对此的观点是：很多人只用“感觉”和情绪来生活，对事物的反应停留在“喜欢”或者“不喜欢”上，却不懂得“感受”，不轻易“感动”，更不会“感恩”。
喜耀用第三个层次的“转”，让孩子通过感受学会换位思考，懂得体谅他人，懂得反省自己，懂得感恩。
为了让孩子从小学会感受和感悟，喜耀的教学体系中设计了一系列的性情活动，比如母亲节“护蛋”行动——在孩子的肚子上绑一颗鸡蛋，孩子要保护鸡蛋一天完好无损，让孩子体验妈妈怀孕的感受，比如定期举行由孩子与父母一起参与的亲子活动、班长会在每周五组织各小组召开总结会，学习解决问题……
谭红霞说，校董梁芷媚经常强调，对孩子而言，“入”得有趣是最基本的要求，因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但无论怎样“入”，都不代表一个人能真正掌握、真正得到，只有通过吸收、转化，再由各种渠道输出，才能真正化为己用，才能表现出能力。因此，“出”是重点，是训练孩子综合能力的方法，而“转”是最关键的，它能够让孩子的内在性情积极正面、充满阳光。
文章作者：林瑞荣
发表日期：2013年7月5日
发表媒体：《云浮日报》
喜耀粤西学校将霍韬晦教授独创的“性情教学法”作为教学特色，那么，什么是“性情教学法”？幼儿部谭红霞园长给记者看了一段梁芷媚校董介绍“性情教学法”的视频，并且介绍说，霍韬晦教授对“性情教学法”的概括是“入、转、出”三个字，虽然是常见的三个字，但每个字的背后都是一个内容丰富的体系。
孩子们在专注地读经典
1.全方位输入，条件反射式吸收
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要吸收各种信息，从出生开始，这种吸收就自动运转，进入学校，就开始进行有方向性的吸收。霍韬晦概括的“入”，就是这种吸收，指的是每一个人生命中的“输入”。
不同的输入形式，尤其是不同的输入内容，决定着不同的吸收效果。喜耀提倡“全方位输入”，包括输入渠道多样化、输入内容丰富化、输入方式人性化，让孩子用眼睛看、耳朵听、鼻子闻、嘴巴讲、身体触和用心来感受，全方位地吸收身边的一切。
记者在喜耀幼儿部参观的几天当中，发现孩子们“入”的形式丰富多彩而又特别。游戏时间，花样多多，如踩高跷、过独木桥、跳呼啦圈等，锻炼了身体协调能力；性情课，孩子们互相分享感受、合作表演情景剧等；常识教育活动，孩子们观察实验、到户外感受大自然、动手设计作品……
最独特的是，孩子们上厕所、列队走路、午睡起床也都在“入”。记者看到，孩子们上厕所后，部分行动快的孩子会一边等待一边背诵古诗、数数字、念绕口令；当孩子们列队去吃饭或者睡觉，从他们身边路过时，常常能听到一串《大学》、《中庸》、《论语》的诵读声；午睡起床时，尽管孩子们睡意未消，睡室里很快会响起孩子们的天籁之声……
喜耀倡导的人性化输入，主要体现为充分调动孩子的意愿，让孩子主动吸收，同时，输入的内容与孩子这个“人”有关，让孩子关心自己和别人的关系，关注内在的感受。这一点，与那种填鸭式灌输、唯知识灌输的教育方式相比，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谭红霞说，全方位输入能够调动孩子身体的各个部位，从而形成条件反射式的吸收，这对孩子的成长非常有帮助。
2.多形式输出，综合性展现能力
与“入”对应的是“出”，即输出，具体包括做、写、说、画、演几个方面。输入的目的是为了输出，也就是说，孩子们所学的一切，只有通过他们的行为等展现出来，他们的价值才会得到体现，对社会的贡献才会产生。
谭红霞向记者算了一笔帐：10分输入，如果能做到100分已很不容易了，但如果写、说分别都能做到100分的话，那么10分输入可能就会变成100万分的输出。
谭红霞说，喜耀的校监霍韬晦教授和校董梁芷媚，都是“做写说”样样齐全的人物，都非常注重输出。记者在之前听的两节课中，确实体验到喜耀的这种训练方向，比如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训练孩子的表达能力，培养孩子的情景剧表演能力等等。
这是我做的心意卡
在喜耀校园，可以到处看到孩子的画，课室的门口、墙壁上都贴满孩子们各式各样的美术作品。谭红霞说，画是一个人的思想、心里活动的集中展现，让孩子们画画，实际上让他们进行自我表达，尤其是幼儿，语言表达能力弱，画画则是幼儿表达自己、呈现内心想法的良好方式。在喜耀，有一位“解画”的专家教老师们从画中看出孩子的内心和情绪，从而更有效地对孩子进行培育。而喜耀的“演”被称为“性情剧”，通过“演”让孩子进入人物角色，产生切身的体验和感受，是开发性情的重要手段。
老师教孩子们画拓印画
说到这里，谭红霞自豪地指着挂在墙壁上的奖牌说：“孩子们参加‘成长足迹•2011年第八届全国幼儿创意美术大赛’获得了特等奖！”
3.把坏事变好事，把好事变成更好的事
“转”是“性情教学法”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指对“入”进行转化，具体包括：练、记、问、想、感、悟。
校董梁芷媚在视频中说：同样的“入”可以产生完全不一样的“出”，就像同样的老师，带出来的学生却各不相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转”的不同。同样的困难，有人生不如死，抑郁自杀，有人却能化悲痛为力量，也是因为“转”的不同。“转”得好，孩子一生受益，在面对任何问题或困难时，能够把坏事变好事，把好事变成更好的事。如果只注重“入”，而不重视“转”，很多人的人生就会走偏，自我中心、不敢担当等问题就会出现。
谭红霞说，霍韬晦教授提出的“转”很有指导意义，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会遇到很多问题和困难，是否会“转”决定着一个人输出什么，决定着一个人生命的走向。
喜耀的老师们用不同层次的“转”，教会孩子们学会转化，让“转”成为孩子们的习惯和性情。记者了解到，“转”的第一个层次是“练”、“记”，幼儿时期是一个人记忆力最强的阶段，根据这个特点，喜耀幼儿部从小班到大大班都推行经典诵读，其作用是引发孩子的天赋，潜移默化地奠定转化的方向。
“转”的第二个层次是“问”、“想”，因为会提问的孩子善于思考，善于思考的孩子有能力解决问题。记者发现喜耀的孩子都很善于提问和思考，在课堂上针对同一个问题，孩子往往能够给出不同的答案；老师讲到某个新鲜事物时，常常听到有孩子冒出一句“为什么？”。这种能力的养成，来自喜耀老师对孩子们日积月累的训练。
“转”的第三个层次是“感”、“悟”，这是性情教育中最重要的两点。梁芷媚对此的观点是：很多人只用“感觉”和情绪来生活，对事物的反应停留在“喜欢”或者“不喜欢”上，却不懂得“感受”，不轻易“感动”，更不会“感恩”。
喜耀用第三个层次的“转”，让孩子通过感受学会换位思考，懂得体谅他人，懂得反省自己，懂得感恩。
为了让孩子从小学会感受和感悟，喜耀的教学体系中设计了一系列的性情活动，比如母亲节“护蛋”行动——在孩子的肚子上绑一颗鸡蛋，孩子要保护鸡蛋一天完好无损，让孩子体验妈妈怀孕的感受，比如定期举行由孩子与父母一起参与的亲子活动、班长会在每周五组织各小组召开总结会，学习解决问题……
谭红霞说，校董梁芷媚经常强调，对孩子而言，“入”得有趣是最基本的要求，因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但无论怎样“入”，都不代表一个人能真正掌握、真正得到，只有通过吸收、转化，再由各种渠道输出，才能真正化为己用，才能表现出能力。因此，“出”是重点，是训练孩子综合能力的方法，而“转”是最关键的，它能够让孩子的内在性情积极正面、充满阳光。
让孩子在常识中滋养光明的心
文章标题：让孩子在常识中滋养光明的心——喜耀粤西学校性情教育系列报道之三
文章作者：林瑞荣
发表日期：2013年7月4日
发表媒体：《云浮日报》
在喜耀粤西学校，孩子们除了情感丰富外，思维也很开阔，想象力很好。这要归功于性情教育由内而外的塑造力。 霍韬晦教授曾说，教育是人的教育，是成长生命的教育，开发其本身就具有的美善性情，启其蒙昧，解其闭塞。《易传》所谓“蒙以养正”（蒙卦彖辞），意思就是儿童在蒙昧阶段便要教之以正道，而不是只灌输知识。教育要注重生命的取向，要教人认识他自己、成长他自己和完成他自己。 霍韬晦指出，内在的成长才是安身立命之本，“性情之教”就是教我们向内看我们的心，这是一个光明的心，而且是有其承担力之心。这可以说就是喜耀教育的精神。 这种精神也鲜明地体现在喜耀的常识教育之中。顾名思义，常识教育是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教育，帮助孩子认识世界、启发思维，并学习与环境相处。 记者再次进入幼儿部的课堂观摩“常识教育”，这次的常识是“水”。
思考如何拿出冰里的玩具
常识教育——《生病的水娃娃》
一群大班四五岁的孩子，围坐成U型，小眼睛紧紧地盯着坐在中间的李老师。李老师正用一个电热壶烧水，壶盖被镜子代替，随着水温的升高，镜子上蒙上一层水蒸气。没一会，水烧开了，呼呼地冒出水汽。李老师提问：“谁知道这些冒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啊？”
有孩子回答：“老师，是水蒸气！”
李老师表扬他说：“你真棒，那你们什么时候会见到水蒸气呢？”
孩子纷纷抢答：煮粥、烧开水、煲汤……
李老师继续追问：“水蒸气是怎么样的？”
“白白的，像雾一样。”
“烫烫的，会烫伤人！”
李老师接着说：“是的，水蒸气是烫烫的，温度很高，所以看到水蒸气不能随便去摸，一定要注意安全。”
李老师拿出当壶盖的镜子，让孩子轮流摸一下，感受镜子的温度。
接着，李老师把镜子放在一个杯子上，没一会儿，把凝结着水珠的镜子翻过来给孩子看，原来水蒸气遇冷又变成水了。
老师给每个孩子的小手上都沾上水珠，玩起了“水珠变变变”的游戏。等到手上的水珠蒸发后，老师再次提问：“我们手上的小水珠到哪里去了？”孩子们瞪大了惊奇的眼睛，也由此明白了老师接下来讲解的“蒸发”的概念。
课堂即将结束，李老师总结说：“通过今天的实验，我们知道了水在不同的温度中会有不同的形态：液态、固态、气态。”孩子们纷纷点头，表示懂了。
记者课后与李老师交流，才知道错过了前半节的精彩——老师将几个小玩具分别放进几个装满水的玻璃杯里，放进冰箱冻一晚变成冰，第二天拿来让孩子们分组研讨从冰里拿出小玩具的方法。孩子们的思维非常活跃，想到了很多方法，例如放在太阳底下晒、放进热水中融化等等。
李老师说，孩子们对实验非常感兴趣，他们用眼睛观察，用手去接触，用脑袋思考，用嘴巴表达，牢牢地记住了水的三种形态及转化的过程和原因。
据李老师介绍，“水”主题已经探究半个学期了。记者翻阅相关的教案：《水的特征》、《污水变清了》、《生病的水娃娃》、《猴子捞月》、《倒影》、《美丽的彩虹》以及《认识水的三态》，从了解水是无色、无味、透明、可流动的，到认识污水经过多道工序后才能饮用；从知道如今水受到严重污染需要人类的保护，到明白水有倒影的特点，并根据这一特点画出各种各样的景物，以及到今天的实验后认识水的三态，整个系列几乎把这个“水娃娃”研究了个透彻。
常识教育一样渗透着性情教育，在《生病的水娃娃》课程中，孩子们知道水娃娃被污染，感到非常难过，很想去帮帮她，老师借机引导孩子们学会珍惜和保护水资源，这就是借助常识的性情开发。
记者听了后非常感慨，“水”本是日常所见之物，无需刻意学习，但喜耀的老师居然能带着孩子探究了大半学期，着实让人佩服！
儿童对世界充满好奇，有着探索的本能，喜耀的这种教育模式，不仅保护了孩子的好奇心，引导孩子探究的兴趣和能力，还教会孩子很多生活常识、安全意识和环保意识，更开发了孩子的性情，从内而外地培养着孩子的成长。
玩具不是越多越好
看到记者对常识教育很感兴趣，李老师兴奋地说：“明天的主题会更有趣，孩子们要拿废旧的广告纸来叠纸船、飞机和莲花，感受水的浮力。”
看，我做的“瓜宝宝”
常识教育的一个目的是让孩子感受和认识身边的事物，让孩子自己动手，开发孩子的创造力，所以，喜耀的很多玩具、教具都是孩子们亲手制作的。比如，孩子们用旧报纸卷成球，既环保，又安全；用饮料罐做高跷、汽车零件、坦克以及保龄球；用奶粉罐盖子做飞碟，用纸巾和塑料袋做衣服；用废旧的纸盒、牙膏盒做很多玩具的身体；用空心菜和花生壳做成项链……孩子们在课堂上创造不同的教具，下课后，这些教具便成了玩具。
自制高跷也很有趣
李老师说，孩子们特别喜欢自己参与制作的玩具，其喜爱程度往往超过在商店里买的玩具，因为是自己制作的，孩子们特别珍惜，每次向别人展示玩具时都有一份自豪感。喜耀让孩子们亲自动手，从自己的成果中获得快乐和满足，也学会了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
记者一直认为，玩具越多，孩子越快乐，这是父母爱的表现。在喜耀目睹了幼儿部孩子们的行为和状态后，这种想法完全被颠覆，因为，再多的玩具，孩子如果不会玩，也只会维持三分钟的热度；玩具太多，孩子反而容易喜新厌旧，不懂得珍惜，还不环保。喜耀让孩子“玩中学，学中玩”，把孩子的精力引导到创新上，让孩子从中产生成就感，内在的性情开发了，外在的知识吸收就变得容易，行为上的各种创新就可能随时发生。
李老师本人也经历过观念和习惯的冲击及颠覆。她说，刚来喜耀的时候有点不习惯，原来的幼儿园有很多玩具，用玩具来吸引孩子，管理上就比较轻松，喜耀的做法却大不一样。开学前，老师要集体备课，设计好整个学期的主题，无论是性情课还是主题课，老师都要充分准备。有些主题是永恒的，每个年龄段的孩子都会探讨，例如“水”和“四季”，从3岁到6岁的孩子年年都会探究，只是探究的深浅不同；有些主题只适合某个年龄段的孩子，所有设计都必须从孩子的年龄特点出发。
李老师过往带领孩子们做过的主题有：“开开心心上学去”、“食物派对”、“车”、“球”、“服装”、“蔬菜”、“惊奇一线”、“购物商场”、“身边的数字”、“有趣的拼音”……这些主题都是孩子们经常接触到的常识性话题，他们非常感兴趣，对生活也有了更加清晰而直观的了解和理解。
霍韬晦教授曾说：一个人要是只学习知识，就有可能变得功利化，生命的方向也可能变得扭曲，而从小就培养孩子们内心的性情，是让他们今后的人生美善的一个有效途径。通过在喜耀幼儿部的数天观察，记者对这句话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文章作者：林瑞荣
发表日期：2013年7月4日
发表媒体：《云浮日报》
在喜耀粤西学校，孩子们除了情感丰富外，思维也很开阔，想象力很好。这要归功于性情教育由内而外的塑造力。 霍韬晦教授曾说，教育是人的教育，是成长生命的教育，开发其本身就具有的美善性情，启其蒙昧，解其闭塞。《易传》所谓“蒙以养正”（蒙卦彖辞），意思就是儿童在蒙昧阶段便要教之以正道，而不是只灌输知识。教育要注重生命的取向，要教人认识他自己、成长他自己和完成他自己。 霍韬晦指出，内在的成长才是安身立命之本，“性情之教”就是教我们向内看我们的心，这是一个光明的心，而且是有其承担力之心。这可以说就是喜耀教育的精神。 这种精神也鲜明地体现在喜耀的常识教育之中。顾名思义，常识教育是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教育，帮助孩子认识世界、启发思维，并学习与环境相处。 记者再次进入幼儿部的课堂观摩“常识教育”，这次的常识是“水”。
思考如何拿出冰里的玩具
常识教育——《生病的水娃娃》
一群大班四五岁的孩子，围坐成U型，小眼睛紧紧地盯着坐在中间的李老师。李老师正用一个电热壶烧水，壶盖被镜子代替，随着水温的升高，镜子上蒙上一层水蒸气。没一会，水烧开了，呼呼地冒出水汽。李老师提问：“谁知道这些冒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啊？”
有孩子回答：“老师，是水蒸气！”
李老师表扬他说：“你真棒，那你们什么时候会见到水蒸气呢？”
孩子纷纷抢答：煮粥、烧开水、煲汤……
李老师继续追问：“水蒸气是怎么样的？”
“白白的，像雾一样。”
“烫烫的，会烫伤人！”
李老师接着说：“是的，水蒸气是烫烫的，温度很高，所以看到水蒸气不能随便去摸，一定要注意安全。”
李老师拿出当壶盖的镜子，让孩子轮流摸一下，感受镜子的温度。
接着，李老师把镜子放在一个杯子上，没一会儿，把凝结着水珠的镜子翻过来给孩子看，原来水蒸气遇冷又变成水了。
老师给每个孩子的小手上都沾上水珠，玩起了“水珠变变变”的游戏。等到手上的水珠蒸发后，老师再次提问：“我们手上的小水珠到哪里去了？”孩子们瞪大了惊奇的眼睛，也由此明白了老师接下来讲解的“蒸发”的概念。
课堂即将结束，李老师总结说：“通过今天的实验，我们知道了水在不同的温度中会有不同的形态：液态、固态、气态。”孩子们纷纷点头，表示懂了。
记者课后与李老师交流，才知道错过了前半节的精彩——老师将几个小玩具分别放进几个装满水的玻璃杯里，放进冰箱冻一晚变成冰，第二天拿来让孩子们分组研讨从冰里拿出小玩具的方法。孩子们的思维非常活跃，想到了很多方法，例如放在太阳底下晒、放进热水中融化等等。
李老师说，孩子们对实验非常感兴趣，他们用眼睛观察，用手去接触，用脑袋思考，用嘴巴表达，牢牢地记住了水的三种形态及转化的过程和原因。
据李老师介绍，“水”主题已经探究半个学期了。记者翻阅相关的教案：《水的特征》、《污水变清了》、《生病的水娃娃》、《猴子捞月》、《倒影》、《美丽的彩虹》以及《认识水的三态》，从了解水是无色、无味、透明、可流动的，到认识污水经过多道工序后才能饮用；从知道如今水受到严重污染需要人类的保护，到明白水有倒影的特点，并根据这一特点画出各种各样的景物，以及到今天的实验后认识水的三态，整个系列几乎把这个“水娃娃”研究了个透彻。
常识教育一样渗透着性情教育，在《生病的水娃娃》课程中，孩子们知道水娃娃被污染，感到非常难过，很想去帮帮她，老师借机引导孩子们学会珍惜和保护水资源，这就是借助常识的性情开发。
记者听了后非常感慨，“水”本是日常所见之物，无需刻意学习，但喜耀的老师居然能带着孩子探究了大半学期，着实让人佩服！
儿童对世界充满好奇，有着探索的本能，喜耀的这种教育模式，不仅保护了孩子的好奇心，引导孩子探究的兴趣和能力，还教会孩子很多生活常识、安全意识和环保意识，更开发了孩子的性情，从内而外地培养着孩子的成长。
玩具不是越多越好
看到记者对常识教育很感兴趣，李老师兴奋地说：“明天的主题会更有趣，孩子们要拿废旧的广告纸来叠纸船、飞机和莲花，感受水的浮力。”
看，我做的“瓜宝宝”
常识教育的一个目的是让孩子感受和认识身边的事物，让孩子自己动手，开发孩子的创造力，所以，喜耀的很多玩具、教具都是孩子们亲手制作的。比如，孩子们用旧报纸卷成球，既环保，又安全；用饮料罐做高跷、汽车零件、坦克以及保龄球；用奶粉罐盖子做飞碟，用纸巾和塑料袋做衣服；用废旧的纸盒、牙膏盒做很多玩具的身体；用空心菜和花生壳做成项链……孩子们在课堂上创造不同的教具，下课后，这些教具便成了玩具。
自制高跷也很有趣
李老师说，孩子们特别喜欢自己参与制作的玩具，其喜爱程度往往超过在商店里买的玩具，因为是自己制作的，孩子们特别珍惜，每次向别人展示玩具时都有一份自豪感。喜耀让孩子们亲自动手，从自己的成果中获得快乐和满足，也学会了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
记者一直认为，玩具越多，孩子越快乐，这是父母爱的表现。在喜耀目睹了幼儿部孩子们的行为和状态后，这种想法完全被颠覆，因为，再多的玩具，孩子如果不会玩，也只会维持三分钟的热度；玩具太多，孩子反而容易喜新厌旧，不懂得珍惜，还不环保。喜耀让孩子“玩中学，学中玩”，把孩子的精力引导到创新上，让孩子从中产生成就感，内在的性情开发了，外在的知识吸收就变得容易，行为上的各种创新就可能随时发生。
李老师本人也经历过观念和习惯的冲击及颠覆。她说，刚来喜耀的时候有点不习惯，原来的幼儿园有很多玩具，用玩具来吸引孩子，管理上就比较轻松，喜耀的做法却大不一样。开学前，老师要集体备课，设计好整个学期的主题，无论是性情课还是主题课，老师都要充分准备。有些主题是永恒的，每个年龄段的孩子都会探讨，例如“水”和“四季”，从3岁到6岁的孩子年年都会探究，只是探究的深浅不同；有些主题只适合某个年龄段的孩子，所有设计都必须从孩子的年龄特点出发。
李老师过往带领孩子们做过的主题有：“开开心心上学去”、“食物派对”、“车”、“球”、“服装”、“蔬菜”、“惊奇一线”、“购物商场”、“身边的数字”、“有趣的拼音”……这些主题都是孩子们经常接触到的常识性话题，他们非常感兴趣，对生活也有了更加清晰而直观的了解和理解。
霍韬晦教授曾说：一个人要是只学习知识，就有可能变得功利化，生命的方向也可能变得扭曲，而从小就培养孩子们内心的性情，是让他们今后的人生美善的一个有效途径。通过在喜耀幼儿部的数天观察，记者对这句话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好孩子是这样教出来的
文章标题：好孩子是这样教出来的——喜耀粤西学校性情教育系列报道之二
文章作者：林瑞荣
发表日期：2013年7月3日
发表媒体：《云浮日报》
教育要回归生命，回归生命中的性情，这种性情伴随着人的一生，影响着生命的方向和质量。喜耀粤西学校创办人霍韬晦教授多年来以此为宗旨，创立了性情教育的理论和方法。他认为，性情教育与年龄无关，而是与每一个生命相关，性情教育需要融入基础教育，也应该从幼儿园开始。为此，喜耀的性情教育贯穿于幼儿园、小学和初中的每一个学段，伴随着每一个孩子的成长，成为这所学校显著的特色和标志。
课堂气氛活跃
性情教育——一旦心开，便会光明
霍韬晦教授亲自设计了两套方法论——“喜耀性情教育法”、“喜耀性情教学法”，学校校董梁芷媚将这两套方法论提炼为“三四四”的框架并加以落实推进，喜耀的老师们则围绕着方法论及“三四四”设计了一系列的性情课。
喜耀幼儿部的谭红霞园长，2006年进入喜耀工作，被性情教育所熏陶和浸润。她一脸灿烂地说，性情教育没有固定的教材，它不是知识，不是工具，而是教人成长的智慧之学。
性情课是喜耀粤西学校的校本课程，它注重开发孩子的性情，启发孩子的思维，让孩子在生活中学会感受——感受事物、感受他人。性情教育的内在逻辑是这样的：有感受，孩子的心就能打开；心灵一旦被打开，孩子就能走向光明；而内心充满光明的孩子，他会自觉、自主、自立、自省，建立起独立的人格，从而在生活中表现出感恩父母，关爱他人，乐于助人，不计较，会体谅，肯付出，愿承担等行为和品质。
喜耀性情课——《让爱传出去》
记者有幸观摩了一堂喜耀的性情课《让爱传出去》。幼儿部大大2班的30个五六岁的孩子，围着课室坐了三排。
据授课的陈老师介绍，这堂课是让孩子们明白如何才能获得真正的快乐。
“感恩父母，努力学习，做好自己！”这是幼儿园所有班级的班呼，孩子们的童声整齐响亮，充满活力，性情课在这样的气氛中开始。
集中讨论，发挥团队力量
第一个环节，孩子举手分享自己体验过哪些快乐。
孩子们主动举手，积极分享：“与爸爸玩”、“一家人野餐”、“帮妈妈洗碗”……答案五花八门，却真实可爱，都是简单的快乐。老师则不断地鼓励孩子们发言，并进行总结、点评和引导。
陈老师说，“喜耀性情教学法”很注重“说”，因为要培养未来的优秀人才，一定要训练“说”的能力。
在游戏中学习如何帮助他人
第二个环节，玩“盲人找书包”的游戏。
扮演“盲人”的孩子要找到放在课室中间的书包，但因为蒙着眼睛，孩子就失去了方向感，很容易走偏。这时候，老师会问：谁愿意出来帮助他？举手的孩子便有机会成为帮助者。
游戏结束后，老师请玩游戏的两个孩子分享角色扮演的感受。孩子的感受真实流露：“蒙着眼睛很紧张很害怕”、“帮助别人很快乐”……
原来，“分享”是喜耀性情教育中必不可少的环节，通过分享，不仅可以训练孩子的口头表达能力、感受能力和倾听能力，更重要的是老师并不需要对孩子讲大道理，道理就自然地融入了孩子的内心。
第三个环节是“帮助”话题的延伸。
老师继续启发孩子：分享你曾经帮助过别人的一件事。孩子们分享的好事很有趣：“给乞丐钱”、“帮妈妈擦栏杆”、“放走一只小鸟”、“帮乌龟洗澡”……记者在忍俊不禁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丝丝的感动。
自主管理——塑造独立性
在性情课的第四个环节，老师让孩子们用情景剧的方式把帮助他人的场景表演出来，令记者大开眼界。开眼界的不光是表演，而是老师一宣布任务，孩子立即分成小组围成四个小圆圈热烈地讨论起来。
表演情景剧
原来，喜耀连幼儿园都推行“主动学习、自主管理”，班级管理制度能做到“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各种横纵向小组负责不同的事务，如生活委员负责管理餐厅、宿舍，纪律委员负责管理课堂，小组长负责平日小组的活动，班长负责统筹全班，班长轮流制，每周召开总结会……这不就是培养未来领袖的方式吗？！
据记者了解，这类制度能在中小学推行已经很不简单了，而幼儿园能够做到，简直让人难以置信，然而，事实就在眼前，记者不得不信。
喜耀的小人儿管理起班级真是有模有样，只见那些小脑袋凑在一起，讨论场景、分配任务、准备道具、演练台词，其认真投入程度就像一个个“小大人”。
另外，班内还形成了一个“凡表演必点评”的惯例——下一组同学点评上一组同学的表演。通过点评，孩子们学会了留心观察、倾听、学习他人的做法，既尊重他人，又能帮助他人成长，自身更得到了多方面的锻炼。
四个环节下来，全班几乎每个同学都有展示自己的机会。
第五个环节是总结，同样精彩得出人意料。
表演结束后，陈老师让孩子们闭上眼睛。此时，老师扮演一个失明的孩子，述说着失明所遇到的各种障碍，老师动情地说着，孩子们静静地听着、感受着、领悟着……
最后，课程在歌曲《感恩的心》中结束。被课程感动和感悟的不仅有大大2班的小朋友，还有记者本人。
记者对这样的性情课深感惊奇：整堂课上，老师没有强调过一次纪律，每个环节都井然有序，孩子们充分参与，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不仅锻炼了孩子的能力，还让孩子学会了做人的道理，喜耀是怎么做到的？
陈老师问我：“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喜耀的老师都有灿烂的笑容？”我仔细回想，还真是这样。陈老师继续说，我以前在别的学校，是一个很“紧”的人，学生有一点点表现不如意，都会很急躁；来了喜耀之后，懂得了性情教育是人的教育，性情课最重要是开发孩子的性情，而只有老师的性情得到开发，孩子的性情才能得到开发；孩子的性情开发了，自然而然就做到了。
记者追问：老师的性情如何开发呢？
陈老师说，喜耀的老师都有机会到香港参加霍韬晦教授的课程，霍教授是当代教育家，我们能跟着他学习性情教育，终身受益，非常幸运。
文章作者：林瑞荣
发表日期：2013年7月3日
发表媒体：《云浮日报》
教育要回归生命，回归生命中的性情，这种性情伴随着人的一生，影响着生命的方向和质量。喜耀粤西学校创办人霍韬晦教授多年来以此为宗旨，创立了性情教育的理论和方法。他认为，性情教育与年龄无关，而是与每一个生命相关，性情教育需要融入基础教育，也应该从幼儿园开始。为此，喜耀的性情教育贯穿于幼儿园、小学和初中的每一个学段，伴随着每一个孩子的成长，成为这所学校显著的特色和标志。
课堂气氛活跃
性情教育——一旦心开，便会光明
霍韬晦教授亲自设计了两套方法论——“喜耀性情教育法”、“喜耀性情教学法”，学校校董梁芷媚将这两套方法论提炼为“三四四”的框架并加以落实推进，喜耀的老师们则围绕着方法论及“三四四”设计了一系列的性情课。
喜耀幼儿部的谭红霞园长，2006年进入喜耀工作，被性情教育所熏陶和浸润。她一脸灿烂地说，性情教育没有固定的教材，它不是知识，不是工具，而是教人成长的智慧之学。
性情课是喜耀粤西学校的校本课程，它注重开发孩子的性情，启发孩子的思维，让孩子在生活中学会感受——感受事物、感受他人。性情教育的内在逻辑是这样的：有感受，孩子的心就能打开；心灵一旦被打开，孩子就能走向光明；而内心充满光明的孩子，他会自觉、自主、自立、自省，建立起独立的人格，从而在生活中表现出感恩父母，关爱他人，乐于助人，不计较，会体谅，肯付出，愿承担等行为和品质。
喜耀性情课——《让爱传出去》
记者有幸观摩了一堂喜耀的性情课《让爱传出去》。幼儿部大大2班的30个五六岁的孩子，围着课室坐了三排。
据授课的陈老师介绍，这堂课是让孩子们明白如何才能获得真正的快乐。
“感恩父母，努力学习，做好自己！”这是幼儿园所有班级的班呼，孩子们的童声整齐响亮，充满活力，性情课在这样的气氛中开始。
集中讨论，发挥团队力量
第一个环节，孩子举手分享自己体验过哪些快乐。
孩子们主动举手，积极分享：“与爸爸玩”、“一家人野餐”、“帮妈妈洗碗”……答案五花八门，却真实可爱，都是简单的快乐。老师则不断地鼓励孩子们发言，并进行总结、点评和引导。
陈老师说，“喜耀性情教学法”很注重“说”，因为要培养未来的优秀人才，一定要训练“说”的能力。
在游戏中学习如何帮助他人
第二个环节，玩“盲人找书包”的游戏。
扮演“盲人”的孩子要找到放在课室中间的书包，但因为蒙着眼睛，孩子就失去了方向感，很容易走偏。这时候，老师会问：谁愿意出来帮助他？举手的孩子便有机会成为帮助者。
游戏结束后，老师请玩游戏的两个孩子分享角色扮演的感受。孩子的感受真实流露：“蒙着眼睛很紧张很害怕”、“帮助别人很快乐”……
原来，“分享”是喜耀性情教育中必不可少的环节，通过分享，不仅可以训练孩子的口头表达能力、感受能力和倾听能力，更重要的是老师并不需要对孩子讲大道理，道理就自然地融入了孩子的内心。
第三个环节是“帮助”话题的延伸。
老师继续启发孩子：分享你曾经帮助过别人的一件事。孩子们分享的好事很有趣：“给乞丐钱”、“帮妈妈擦栏杆”、“放走一只小鸟”、“帮乌龟洗澡”……记者在忍俊不禁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丝丝的感动。
自主管理——塑造独立性
在性情课的第四个环节，老师让孩子们用情景剧的方式把帮助他人的场景表演出来，令记者大开眼界。开眼界的不光是表演，而是老师一宣布任务，孩子立即分成小组围成四个小圆圈热烈地讨论起来。
表演情景剧
原来，喜耀连幼儿园都推行“主动学习、自主管理”，班级管理制度能做到“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各种横纵向小组负责不同的事务，如生活委员负责管理餐厅、宿舍，纪律委员负责管理课堂，小组长负责平日小组的活动，班长负责统筹全班，班长轮流制，每周召开总结会……这不就是培养未来领袖的方式吗？！
据记者了解，这类制度能在中小学推行已经很不简单了，而幼儿园能够做到，简直让人难以置信，然而，事实就在眼前，记者不得不信。
喜耀的小人儿管理起班级真是有模有样，只见那些小脑袋凑在一起，讨论场景、分配任务、准备道具、演练台词，其认真投入程度就像一个个“小大人”。
另外，班内还形成了一个“凡表演必点评”的惯例——下一组同学点评上一组同学的表演。通过点评，孩子们学会了留心观察、倾听、学习他人的做法，既尊重他人，又能帮助他人成长，自身更得到了多方面的锻炼。
四个环节下来，全班几乎每个同学都有展示自己的机会。
第五个环节是总结，同样精彩得出人意料。
表演结束后，陈老师让孩子们闭上眼睛。此时，老师扮演一个失明的孩子，述说着失明所遇到的各种障碍，老师动情地说着，孩子们静静地听着、感受着、领悟着……
最后，课程在歌曲《感恩的心》中结束。被课程感动和感悟的不仅有大大2班的小朋友，还有记者本人。
记者对这样的性情课深感惊奇：整堂课上，老师没有强调过一次纪律，每个环节都井然有序，孩子们充分参与，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不仅锻炼了孩子的能力，还让孩子学会了做人的道理，喜耀是怎么做到的？
陈老师问我：“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喜耀的老师都有灿烂的笑容？”我仔细回想，还真是这样。陈老师继续说，我以前在别的学校，是一个很“紧”的人，学生有一点点表现不如意，都会很急躁；来了喜耀之后，懂得了性情教育是人的教育，性情课最重要是开发孩子的性情，而只有老师的性情得到开发，孩子的性情才能得到开发；孩子的性情开发了，自然而然就做到了。
记者追问：老师的性情如何开发呢？
陈老师说，喜耀的老师都有机会到香港参加霍韬晦教授的课程，霍教授是当代教育家，我们能跟着他学习性情教育，终身受益，非常幸运。
不要剥夺孩子自己做事的权利
文章标题：不要剥夺孩子自己做事的权利——喜耀粤西学校性情教育系列报道之一
文章作者：林瑞荣
发表日期：2013年7月2日
发表媒体：《云浮日报》
开栏语：罗定喜耀粤西学校办学14年，默默耕耘，开创和践行性情教育取得骄人成绩。今年5月，《文化纵横》杂志社社长杨平到喜耀粤西学校考察，当他了解到喜耀的“性情教学法”及其课例后，用了“震动”和“震撼”来表达他的感受，并给予“中国教育的希望”这样的高度评价。 喜耀粤西学校的性情教育到底有何奥妙？带着这个问题，记者深入该校一个星期，与师生同吃住同学习，真切感受到喜耀粤西学校独特的教育探索和浓郁的文化积淀。本着为我市教育和文化建设提供启发及借鉴的目的，本报特推出“揭秘性情教育，探寻喜耀文化”系列报道，以飨读者。
叠衣服比赛
喜耀粤西学校，是由中国当代思想家、教育家、性情文化之倡导者、霍韬晦教授于1999年创办，由香港“喜耀教育文化基金”支持兴办的一所民办学校，涵盖幼儿园、小学、中学三个学段。三个学段都在大力践行性情教育，成为我市教育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记者怀着好奇，首先了解幼儿园的性情教育。3到6岁的小孩，喜耀到底怎么教？
不要剥夺孩子自己做事的权利
初夏时节，记者来到喜耀幼儿楼，映入眼帘的是，精心制作的小装饰挂满了整个长廊，色彩斑斓，充满童趣。记者禁不住赞叹喜耀老师心灵手巧，陪同参观的谭红霞园长纠正说：“这些不是老师们的作品，而是由各个班的孩子们亲手剪裁，再一起串起来的。”
谭红霞说，喜耀校监霍韬晦教授创立的性情教育，其中一个重要理念是“不要剥夺孩子自己做事的权利”。很多成年人存在一个误区，以为孩子年龄小，不具备做事能力；或是担心孩子把事情做砸，于是经常代替孩子做事。殊不知，这些观念将废掉孩子的做事能力，让孩子失去成长的机会。
为此，喜耀会创造一切机会让孩子自己动手。喜耀有很多艺术熏陶的手工课，专为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陶冶孩子的性情，例如“汽车展”，让孩子用环保材料制作各种各样的汽车模型；还有艺术剪纸、心意卡、水印画……
此时，刚好是幼儿园第一节课下课，记者跟随谭红霞走进了一间课室，一群3岁左右的孩子正在收拾自己的学具——橡皮擦放在小盒子里，铅笔放在笔筒里，美术本叠好放在一个墙角的架子上，彩笔装好放在另一个架子上，一切都那么井然有序，热闹却不混乱。
看到记者惊讶的表情，班主任张老师向记者介绍：“习惯是要从小培养的，我们的孩子下课后都会先收拾好课桌才能去喝水、活动，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东西用完了要主动收拾。好习惯成就一生。”
在喜耀，孩子们不仅要自己收拾学具，还要帮老师整理教具，每次活动后出了汗，孩子们要自己更换衣服，或相互帮垫毛巾；班内的学习小组有分工，有的负责打温水、有的负责课前擦桌子、摆放凳子……总之，只要在安全范围内，孩子们能够自己做的事，老师都会“袖手旁观”，在一旁静静观看，享受着孩子们成长的快乐。当孩子们习惯动手后，喜耀还会引导孩子，父母回家，递上一双拖鞋、倒上一杯水……
谭红霞自豪地说：“让孩子自己动手做事，不仅是训练能力，更是开发性情，让孩子们从做事中学会感受自己，感受他人的辛劳与付出，从而更加懂得珍惜，懂得感恩，懂得爱与付出，这就是性情教育。”
盛饭，我来吧
离开的时候比来的时候更好更干净
在喜耀，记者发现，性情教育的理念处处有体现。
走进幼儿园的餐厅，记者又一次感到诧异和感动——孩子们用完餐后，立即动手收拾餐桌，连3岁的小班孩子都不例外。
饭后，离开时比来时更干净
他们首先会把掉在桌上的饭菜一一弄到碗里，然后把餐具整齐分类叠放在一起，方便厨房阿姨收走；纸巾擦完小嘴巴后，会继续用来擦桌子，最后才扔到墙角的垃圾筐里。当这一切做好后，老师一声令下，孩子们又刷刷地把凳子拿起来搬到角落叠放好。
离开前：要物归原处
谭红霞说：“能力是被开发出来的，为了给孩子创造一个动手的平台，学校宁愿多花上百万的资金专门给幼儿园建造了一个舒适的餐厅和睡室。在这种良好的环境中，孩子们不仅可以培养动手能力，还能学习餐厅礼仪，如‘尽量不要给他人、给环境添麻烦’、‘离开的时候比来的时候更好、更干净’等等。”
时时是教育孩子的时机，处处是教育孩子的素材
饭后进入睡室，记者又一次被折服了：每个睡室门口，齐刷刷地摆放着一双双小鞋：孩子们自己脱好鞋袜并摆放好，再从鞋架上找到自己的拖鞋换上。
上了床，解外套、叠衣服、盖被子，这一连串动作全是孩子自主完成，前后不到十分钟。
下午两点半是起床时间，孩子自己穿衣服、两人合作叠被子、换鞋刷牙洗脸……早完成的孩子，会坐在床边诵读学过的经典，如《大学》、《中庸》、《唐诗三百首》，边读边等待动作慢的孩子。当所有的孩子都整理完毕，便在朗朗的诵读声中列队去餐厅吃午点。
谭红霞说：“好习惯是在日常的一点一滴中养成的，吃饭、睡觉、走路，一举手、一投足，每个生活细节都是教育孩子的最佳机会——时时是教育孩子的时机，处处是教育孩子的素材。”
文章作者：林瑞荣
发表日期：2013年7月2日
发表媒体：《云浮日报》
开栏语：罗定喜耀粤西学校办学14年，默默耕耘，开创和践行性情教育取得骄人成绩。今年5月，《文化纵横》杂志社社长杨平到喜耀粤西学校考察，当他了解到喜耀的“性情教学法”及其课例后，用了“震动”和“震撼”来表达他的感受，并给予“中国教育的希望”这样的高度评价。 喜耀粤西学校的性情教育到底有何奥妙？带着这个问题，记者深入该校一个星期，与师生同吃住同学习，真切感受到喜耀粤西学校独特的教育探索和浓郁的文化积淀。本着为我市教育和文化建设提供启发及借鉴的目的，本报特推出“揭秘性情教育，探寻喜耀文化”系列报道，以飨读者。
叠衣服比赛
喜耀粤西学校，是由中国当代思想家、教育家、性情文化之倡导者、霍韬晦教授于1999年创办，由香港“喜耀教育文化基金”支持兴办的一所民办学校，涵盖幼儿园、小学、中学三个学段。三个学段都在大力践行性情教育，成为我市教育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记者怀着好奇，首先了解幼儿园的性情教育。3到6岁的小孩，喜耀到底怎么教？
不要剥夺孩子自己做事的权利
初夏时节，记者来到喜耀幼儿楼，映入眼帘的是，精心制作的小装饰挂满了整个长廊，色彩斑斓，充满童趣。记者禁不住赞叹喜耀老师心灵手巧，陪同参观的谭红霞园长纠正说：“这些不是老师们的作品，而是由各个班的孩子们亲手剪裁，再一起串起来的。”
谭红霞说，喜耀校监霍韬晦教授创立的性情教育，其中一个重要理念是“不要剥夺孩子自己做事的权利”。很多成年人存在一个误区，以为孩子年龄小，不具备做事能力；或是担心孩子把事情做砸，于是经常代替孩子做事。殊不知，这些观念将废掉孩子的做事能力，让孩子失去成长的机会。
为此，喜耀会创造一切机会让孩子自己动手。喜耀有很多艺术熏陶的手工课，专为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陶冶孩子的性情，例如“汽车展”，让孩子用环保材料制作各种各样的汽车模型；还有艺术剪纸、心意卡、水印画……
此时，刚好是幼儿园第一节课下课，记者跟随谭红霞走进了一间课室，一群3岁左右的孩子正在收拾自己的学具——橡皮擦放在小盒子里，铅笔放在笔筒里，美术本叠好放在一个墙角的架子上，彩笔装好放在另一个架子上，一切都那么井然有序，热闹却不混乱。
看到记者惊讶的表情，班主任张老师向记者介绍：“习惯是要从小培养的，我们的孩子下课后都会先收拾好课桌才能去喝水、活动，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东西用完了要主动收拾。好习惯成就一生。”
在喜耀，孩子们不仅要自己收拾学具，还要帮老师整理教具，每次活动后出了汗，孩子们要自己更换衣服，或相互帮垫毛巾；班内的学习小组有分工，有的负责打温水、有的负责课前擦桌子、摆放凳子……总之，只要在安全范围内，孩子们能够自己做的事，老师都会“袖手旁观”，在一旁静静观看，享受着孩子们成长的快乐。当孩子们习惯动手后，喜耀还会引导孩子，父母回家，递上一双拖鞋、倒上一杯水……
谭红霞自豪地说：“让孩子自己动手做事，不仅是训练能力，更是开发性情，让孩子们从做事中学会感受自己，感受他人的辛劳与付出，从而更加懂得珍惜，懂得感恩，懂得爱与付出，这就是性情教育。”
盛饭，我来吧
离开的时候比来的时候更好更干净
在喜耀，记者发现，性情教育的理念处处有体现。
走进幼儿园的餐厅，记者又一次感到诧异和感动——孩子们用完餐后，立即动手收拾餐桌，连3岁的小班孩子都不例外。
饭后，离开时比来时更干净
他们首先会把掉在桌上的饭菜一一弄到碗里，然后把餐具整齐分类叠放在一起，方便厨房阿姨收走；纸巾擦完小嘴巴后，会继续用来擦桌子，最后才扔到墙角的垃圾筐里。当这一切做好后，老师一声令下，孩子们又刷刷地把凳子拿起来搬到角落叠放好。
离开前：要物归原处
谭红霞说：“能力是被开发出来的，为了给孩子创造一个动手的平台，学校宁愿多花上百万的资金专门给幼儿园建造了一个舒适的餐厅和睡室。在这种良好的环境中，孩子们不仅可以培养动手能力，还能学习餐厅礼仪，如‘尽量不要给他人、给环境添麻烦’、‘离开的时候比来的时候更好、更干净’等等。”
时时是教育孩子的时机，处处是教育孩子的素材
饭后进入睡室，记者又一次被折服了：每个睡室门口，齐刷刷地摆放着一双双小鞋：孩子们自己脱好鞋袜并摆放好，再从鞋架上找到自己的拖鞋换上。
上了床，解外套、叠衣服、盖被子，这一连串动作全是孩子自主完成，前后不到十分钟。
下午两点半是起床时间，孩子自己穿衣服、两人合作叠被子、换鞋刷牙洗脸……早完成的孩子，会坐在床边诵读学过的经典，如《大学》、《中庸》、《唐诗三百首》，边读边等待动作慢的孩子。当所有的孩子都整理完毕，便在朗朗的诵读声中列队去餐厅吃午点。
谭红霞说：“好习惯是在日常的一点一滴中养成的，吃饭、睡觉、走路，一举手、一投足，每个生活细节都是教育孩子的最佳机会——时时是教育孩子的时机，处处是教育孩子的素材。”
Thursday, June 13, 2013
香港困局，如何解救？
文章标题：香港困局，如何解救？
文章作者：霍韬晦
发表日期：2013年6月12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香港，回归16年，为什么每况愈下？
竞争力、居民平均收入、住屋环境、机场、港口、甚至大学，在全球排名都持续下降，全部均被竞争对手新加坡超过。诚然，排名并非最重要，但若全部下跌，则是危机讯号，代表香港全线动摇，不只影响香港声誉，对中国更是沉重打击。
犹记当年，回归之初，许多人都担心香港能否保持繁荣？但中国官员发出豪言壮语说：“英国人能，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又说要在全国各地多造若干个香港。现在看起来，空言没有兑现，香港反而变成烫手山芋。
没有治港人才，管治班子一届不如一届。面对危机，政府一筹莫展。市民失望之余，就会以行动来宣泄不满。你可以说这是政客挑拨，乘乱取利；或有境外势力在幕后操纵，目的就是搞臭香港。但自己没有能力化解，长期陷于被动，拿不出有效办法，坐看危城，则是政府最大的失策。
如今，香港的政党政治一片混乱，不断争吵，不断内耗，不断分化，不断制造矛盾，不断拋出新议题，结果正经的事没有做，实事没有做，长远发展的蓝图没有做，香港和中国、世界的关系没有理顺，教育赶不上，前景看不清，年轻一代觉得没有希望……这样下去怎么办呢？香港经济目前只靠金融和房地产支撑，但事实上，西方的金融制度已经濒临崩溃，量寛政策只能止渴一时，经济问题并未解决；香港房地产表面兴旺，实际上已至尽头。夕阳余晖，还能多久？
文化断裂，历史失忆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最可怕的是人心。由于长期文化教育、道德教育的缺失，功利主义一支独秀，使香港人都变得非常功利，又受西方自由主义人权、民主观念的影响，使个人选择合理化，甚至神圣化，将之奉为至高无上的价值，而不知这是西方为维护其资本主义而发展出来的一套话语，在政客的宣传之下我们逐渐失去了深入其中和辨别其利害的能力。更重要的是：香港人和传统切割，失去了传统的滋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人虽然生活困苦，难民众多，但大家都能发挥互助互爱的精神，相濡以沫，一起拼搏。所谓狮子山下，尚有珍惜，尚有温暖。但现在呢？所有这些传统的价值观念，已被讥为老土，人人都为了自己利益，而不惜撕裂亲情、人情、友情、爱情，何况国家、民族、历史、文化之情？现在的香港青年，根本不知历史文化为何物？何况孔子、历代圣贤？根据最近浸会大学的一项调查，探讨香港市民的身份认同，结果只有四成市民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但在学生群中，却没有一人肯承认。这说明什么？说明香港人的心灵与中国距离之远。香港是香港，中国是中国，为什么要关心中国呢？不如退回来关心自己好了。这是典型的犬儒心态，不但狭隘，而且畏缩，心灵闭锁，难怪最近香港人还为应否爱国而争吵。
回顾历史，香港人从来爱国。自殖民地时代始，即有革命志士在此奋斗、牺牲，如孙中山、杨衢云、谢缵泰、陈少白……香港商人李纪堂、李煜堂等亦大力捐资支持。此后每当国难，香港人必以行动表态：革命、抗日、集会、账灾、救援……从不后人。香港和中国根本就是血脉相连，从未有人怀疑过自己的身份，为什么现在要和中国切割呢？
爱国并非爱政权，而是爱文化，爱历史，尊敬前贤的无私风范，继承他们的付出和贡献，明白古人之心，振奋自己之心。我相信为政者亦如是，他们的初衷也是爱国，只是立场不同，所以承担有别。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无数起伏、无数灾难、无数考验，总有人前仆后继。为什么？因为有前贤教导的“浩然之气”，通过立志，通过性情，通过觉醒，通过行动而有所奋发。孟子所谓“集义所生”，生命便会愈来愈坚强，而不会找借口退缩。
回到今日，批评政府的声音很多，批评中国现状不合理的话语很多，批评《基本法》不完善、“一国两制”理念矛盾、缺少操作方案的意见也很多，但若知这些都是中国经历百年屈辱，再重新站起来的一段过程，就知道有些代价必须偿付。邓小平说，“摸着石头过河”，可见当时心中没有底。开放改革是大势所趋，是历史的必然，但具体方案就在“摸”。邓小平的态度非常务实，所以今天的中国政府也会很小心。香港人应该本着过去的爱国精神，与中国同赴21世纪的新战场；发挥前沿作用，不要再被西方的旧帝国围困。
心不定，便会随风幡转动
我并非鼓吹与西方对立，更非主张中国霸权，而是在回到世界舞台的时候，港人先要知道自己的使命，不亢不卑，这样才能站稳，并赢得别人的尊重。
要做到这一步，港人就要知道自己是谁？在国际的博奕中，一方面务实，一方面显示胸襟气象。在举世人性丑陋、道德败坏的时候，中国若能率先复兴中国孔子的人文主义、性情文化，以对照西方的人文主义的颓败，必然是历史之伟业，人类的自救之道。
香港人，能参与这一伟业吗？放下成见，深入中国文化的内核和发展过程，知道当前危机的来龙去脉，才能走出困局，知道该站在哪里，也才能发现更高和更该为的价值，走出困局，有所承担。
人生苦短，意义难知。在作出抉择之前，不妨先读书，先好好研究。若心不定，便会随风幡转动。
作者是东亚人文研究所所长
文章作者：霍韬晦
发表日期：2013年6月12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香港，回归16年，为什么每况愈下？
竞争力、居民平均收入、住屋环境、机场、港口、甚至大学，在全球排名都持续下降，全部均被竞争对手新加坡超过。诚然，排名并非最重要，但若全部下跌，则是危机讯号，代表香港全线动摇，不只影响香港声誉，对中国更是沉重打击。
犹记当年，回归之初，许多人都担心香港能否保持繁荣？但中国官员发出豪言壮语说：“英国人能，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又说要在全国各地多造若干个香港。现在看起来，空言没有兑现，香港反而变成烫手山芋。
没有治港人才，管治班子一届不如一届。面对危机，政府一筹莫展。市民失望之余，就会以行动来宣泄不满。你可以说这是政客挑拨，乘乱取利；或有境外势力在幕后操纵，目的就是搞臭香港。但自己没有能力化解，长期陷于被动，拿不出有效办法，坐看危城，则是政府最大的失策。
如今，香港的政党政治一片混乱，不断争吵，不断内耗，不断分化，不断制造矛盾，不断拋出新议题，结果正经的事没有做，实事没有做，长远发展的蓝图没有做，香港和中国、世界的关系没有理顺，教育赶不上，前景看不清，年轻一代觉得没有希望……这样下去怎么办呢？香港经济目前只靠金融和房地产支撑，但事实上，西方的金融制度已经濒临崩溃，量寛政策只能止渴一时，经济问题并未解决；香港房地产表面兴旺，实际上已至尽头。夕阳余晖，还能多久？
文化断裂，历史失忆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最可怕的是人心。由于长期文化教育、道德教育的缺失，功利主义一支独秀，使香港人都变得非常功利，又受西方自由主义人权、民主观念的影响，使个人选择合理化，甚至神圣化，将之奉为至高无上的价值，而不知这是西方为维护其资本主义而发展出来的一套话语，在政客的宣传之下我们逐渐失去了深入其中和辨别其利害的能力。更重要的是：香港人和传统切割，失去了传统的滋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人虽然生活困苦，难民众多，但大家都能发挥互助互爱的精神，相濡以沫，一起拼搏。所谓狮子山下，尚有珍惜，尚有温暖。但现在呢？所有这些传统的价值观念，已被讥为老土，人人都为了自己利益，而不惜撕裂亲情、人情、友情、爱情，何况国家、民族、历史、文化之情？现在的香港青年，根本不知历史文化为何物？何况孔子、历代圣贤？根据最近浸会大学的一项调查，探讨香港市民的身份认同，结果只有四成市民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但在学生群中，却没有一人肯承认。这说明什么？说明香港人的心灵与中国距离之远。香港是香港，中国是中国，为什么要关心中国呢？不如退回来关心自己好了。这是典型的犬儒心态，不但狭隘，而且畏缩，心灵闭锁，难怪最近香港人还为应否爱国而争吵。
回顾历史，香港人从来爱国。自殖民地时代始，即有革命志士在此奋斗、牺牲，如孙中山、杨衢云、谢缵泰、陈少白……香港商人李纪堂、李煜堂等亦大力捐资支持。此后每当国难，香港人必以行动表态：革命、抗日、集会、账灾、救援……从不后人。香港和中国根本就是血脉相连，从未有人怀疑过自己的身份，为什么现在要和中国切割呢？
爱国并非爱政权，而是爱文化，爱历史，尊敬前贤的无私风范，继承他们的付出和贡献，明白古人之心，振奋自己之心。我相信为政者亦如是，他们的初衷也是爱国，只是立场不同，所以承担有别。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无数起伏、无数灾难、无数考验，总有人前仆后继。为什么？因为有前贤教导的“浩然之气”，通过立志，通过性情，通过觉醒，通过行动而有所奋发。孟子所谓“集义所生”，生命便会愈来愈坚强，而不会找借口退缩。
回到今日，批评政府的声音很多，批评中国现状不合理的话语很多，批评《基本法》不完善、“一国两制”理念矛盾、缺少操作方案的意见也很多，但若知这些都是中国经历百年屈辱，再重新站起来的一段过程，就知道有些代价必须偿付。邓小平说，“摸着石头过河”，可见当时心中没有底。开放改革是大势所趋，是历史的必然，但具体方案就在“摸”。邓小平的态度非常务实，所以今天的中国政府也会很小心。香港人应该本着过去的爱国精神，与中国同赴21世纪的新战场；发挥前沿作用，不要再被西方的旧帝国围困。
心不定，便会随风幡转动
我并非鼓吹与西方对立，更非主张中国霸权，而是在回到世界舞台的时候，港人先要知道自己的使命，不亢不卑，这样才能站稳，并赢得别人的尊重。
要做到这一步，港人就要知道自己是谁？在国际的博奕中，一方面务实，一方面显示胸襟气象。在举世人性丑陋、道德败坏的时候，中国若能率先复兴中国孔子的人文主义、性情文化，以对照西方的人文主义的颓败，必然是历史之伟业，人类的自救之道。
香港人，能参与这一伟业吗？放下成见，深入中国文化的内核和发展过程，知道当前危机的来龙去脉，才能走出困局，知道该站在哪里，也才能发现更高和更该为的价值，走出困局，有所承担。
人生苦短，意义难知。在作出抉择之前，不妨先读书，先好好研究。若心不定，便会随风幡转动。
作者是东亚人文研究所所长
Wednesday, May 22, 2013
中国梦如何落实？—— 民族复兴必先复兴文化
文章标题：中国梦如何落实？—— 民族复兴必先复兴文化
文章作者：霍韬晦
发表日期：2013年5月22日
发表媒体：《信报》
半年前，正当中共举行十八大之际，我曾为文寄言（〈大破之后应有大立〉），期待中国在经历那么多苦难之后，应有彻底反省，改弦易辙。历史已予中国一个机会，不只中国要革新，走出腐败，走出国际格局对中国的疑虑，西方也要走出资本主义的困局，放下霸王心态。但路在哪里？这就须有高远之思、明透之见，才能拨开云雾，再加上勇气，敢于行动，才有可能创出新机。
事隔四月，习近平以党总书记身份兼任国家主席，在人大闭幕仪式上，发表他的就职讲话。习近平知道，全世界都在注视着他，他要给出什么讯息呢？他提到「中国梦」，反复九次。他认为中国必须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要求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这就是他的中国梦的内容。他同时表示：「深知责任重大，将忠实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夙夜在公，为民服务。」值得注意的是，同时就职国务院总理的李克强也作了类似的表示。
改革开放 只讲金钱
习近平的中国猛，立即引起海内外华人的积极回应，其中也有观察家的分析。有人说，这是等待已久的声音，中国，在这百余年的苦难中，早已变得躯体全消，神气全无；中国的优秀传统，在历次革命和政治运动中，早已遭到清算殆尽。我们要发中国梦，凭什么？难道只是靠西方技术生产出来的产品吗？靠中国工人的廉价劳动力吗？靠腐败的党官吗？靠在权力保护下成长的官二代、太子党吗？所有中国人、华人都知道，习近平的中国梦说到他们的心坎里，就是不知道如何方能实现？
现实的距离，也就是理想的距离。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在经济上虽然取得巨大成果，但在文化上却是趑趄不前，教育尤其失败，整个社会都是向钱看，唯利是图，大家都是火中取栗，不计后果。在这样的生态下，社会的质素怎会好？人的质素怎会好？
中国在九十年代开放不久，已发现这一问题，但苦无对策。原因就是不了解教育，以为教育只是进身之阶，大家的目标都在升学，以知识为本，其实是应试为本。读书就是为了挤入大学那道窄门，然后出国；修身、立品、养德、成人的问题完全不顾，好像一群饿狼，大家都在拼命攫取。难怪有一本书叫《狼图腾》，歌颂狼的残忍和狡狯，似乎暗示国人，惟有具有狼一般的性格，才能在残酷的全球竞争中胜出。
这是长期封闭自己后的开放，但在西方自由市场的诱惑下，我们很容易迷失自己。我们以为自己很有能力，可以斩将搴旗，却不知道已经掉在别人布置好的圈套里。
我们已经上了贼船，下一站是什么？我们有自由吗？别人以他的核心价值来迷惑你，以他的游戏规则来捆绑你，你能抗绝吗？在国际政治、外交的场合，我们变得很被动，常常顺着别人的节拍来跳舞．我们不服，但无可奈何。
这就是中国的处境，尽管革命成功，民族独立，但我们的脊梁其实还是挺不起。美国公然把交于她托管的中国领土（琉球和钓鱼台）移交日本，还与日本结盟，中国只有忍气吞声，不敢直斥其非；日本乘机得寸进尺，放出无数话语和花招，妄图造成既成事实，以欺尽天下人！
国民脊梁 至今未直
她忘记一百多年来对中国处心积虑的侵略，在八年侵华战争中，日本皇军的铁蹄踏遍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大片土地，至少有三千万中国人丧命，南京大屠杀不过是其中的一场暴行。现在，中国人的血痕尚在，日本人又在穿起军装，参拜靖国神社了。
中国梦，中国人可以有梦吗？百年积弱、百年耻辱，如何洗刷？如何复兴？
习近平说：「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说得很好，但什么是中国道路？什么是中国精神？什么是中国力量？我认为只有深刻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传统中的智慧，了解中国历史所呈现出来的中国民族屡越大川、不屈不挠的精神意志，才能认识中国的力量。
此种力量并非如《狼图腾》描述的那种原始的贪婪和征服，相反，应是谦虚、礼让、自重、自律、贞固、敬天、爱人。「君子之德，风」（《论语》），惟有重开生命教化之门，重将性情教育，自己有德，有更高的价值向往，别人才会尊重你。
梦境愿景 如何落实
百多年来，正因为民族苦难，受人欺侮，所以国人一直在民族主义中转。由清代的自强运动、百日维新、辛亥革命，再到五四运动、反传统文化、迎入科学与民主，愈来愈偏激，亦愈来愈离开中国文化，终于走上共产主义的道路。
在文化大革命中，更通过批孔来批林；革孔子之命不要紧，但革了孔子代表的中国文化的命，则无异也把自己的精神行程杀死，也就是把民族的灵魂杀死了。这样空头的民族主义有用吗？须知民族的生命是由其文化支撑的，没有文化，民族只余下野蛮的躯体；靠本能、欲望来争胜的躯体是不可能长久的。
如今，中国已幡然醒悟，在世界各地开设四百余所孔子学院，虽然只是以教汉语为主，但未尝不可进而弘扬孔子之道，真正影响世界。问题是，背离孔子那么多年，中国懂得孔子吗？中国现在还奉行孔子的道吗？
我很高兴习近平说要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那么先继承并开发我们的优秀文化传统吧，不以孔子深刻的人性论和文化洞见来充实中国文化的内涵，又以什么呢？中国梦不能只是梦、只是愿景，它应该落实，应该在我们这一代落实。
作者为当代思想家、教育家
文章作者：霍韬晦
发表日期：2013年5月22日
发表媒体：《信报》
半年前，正当中共举行十八大之际，我曾为文寄言（〈大破之后应有大立〉），期待中国在经历那么多苦难之后，应有彻底反省，改弦易辙。历史已予中国一个机会，不只中国要革新，走出腐败，走出国际格局对中国的疑虑，西方也要走出资本主义的困局，放下霸王心态。但路在哪里？这就须有高远之思、明透之见，才能拨开云雾，再加上勇气，敢于行动，才有可能创出新机。
事隔四月，习近平以党总书记身份兼任国家主席，在人大闭幕仪式上，发表他的就职讲话。习近平知道，全世界都在注视着他，他要给出什么讯息呢？他提到「中国梦」，反复九次。他认为中国必须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要求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这就是他的中国梦的内容。他同时表示：「深知责任重大，将忠实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夙夜在公，为民服务。」值得注意的是，同时就职国务院总理的李克强也作了类似的表示。
改革开放 只讲金钱
习近平的中国猛，立即引起海内外华人的积极回应，其中也有观察家的分析。有人说，这是等待已久的声音，中国，在这百余年的苦难中，早已变得躯体全消，神气全无；中国的优秀传统，在历次革命和政治运动中，早已遭到清算殆尽。我们要发中国梦，凭什么？难道只是靠西方技术生产出来的产品吗？靠中国工人的廉价劳动力吗？靠腐败的党官吗？靠在权力保护下成长的官二代、太子党吗？所有中国人、华人都知道，习近平的中国梦说到他们的心坎里，就是不知道如何方能实现？
现实的距离，也就是理想的距离。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在经济上虽然取得巨大成果，但在文化上却是趑趄不前，教育尤其失败，整个社会都是向钱看，唯利是图，大家都是火中取栗，不计后果。在这样的生态下，社会的质素怎会好？人的质素怎会好？
中国在九十年代开放不久，已发现这一问题，但苦无对策。原因就是不了解教育，以为教育只是进身之阶，大家的目标都在升学，以知识为本，其实是应试为本。读书就是为了挤入大学那道窄门，然后出国；修身、立品、养德、成人的问题完全不顾，好像一群饿狼，大家都在拼命攫取。难怪有一本书叫《狼图腾》，歌颂狼的残忍和狡狯，似乎暗示国人，惟有具有狼一般的性格，才能在残酷的全球竞争中胜出。
这是长期封闭自己后的开放，但在西方自由市场的诱惑下，我们很容易迷失自己。我们以为自己很有能力，可以斩将搴旗，却不知道已经掉在别人布置好的圈套里。
我们已经上了贼船，下一站是什么？我们有自由吗？别人以他的核心价值来迷惑你，以他的游戏规则来捆绑你，你能抗绝吗？在国际政治、外交的场合，我们变得很被动，常常顺着别人的节拍来跳舞．我们不服，但无可奈何。
这就是中国的处境，尽管革命成功，民族独立，但我们的脊梁其实还是挺不起。美国公然把交于她托管的中国领土（琉球和钓鱼台）移交日本，还与日本结盟，中国只有忍气吞声，不敢直斥其非；日本乘机得寸进尺，放出无数话语和花招，妄图造成既成事实，以欺尽天下人！
国民脊梁 至今未直
她忘记一百多年来对中国处心积虑的侵略，在八年侵华战争中，日本皇军的铁蹄踏遍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大片土地，至少有三千万中国人丧命，南京大屠杀不过是其中的一场暴行。现在，中国人的血痕尚在，日本人又在穿起军装，参拜靖国神社了。
中国梦，中国人可以有梦吗？百年积弱、百年耻辱，如何洗刷？如何复兴？
习近平说：「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说得很好，但什么是中国道路？什么是中国精神？什么是中国力量？我认为只有深刻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传统中的智慧，了解中国历史所呈现出来的中国民族屡越大川、不屈不挠的精神意志，才能认识中国的力量。
此种力量并非如《狼图腾》描述的那种原始的贪婪和征服，相反，应是谦虚、礼让、自重、自律、贞固、敬天、爱人。「君子之德，风」（《论语》），惟有重开生命教化之门，重将性情教育，自己有德，有更高的价值向往，别人才会尊重你。
梦境愿景 如何落实
百多年来，正因为民族苦难，受人欺侮，所以国人一直在民族主义中转。由清代的自强运动、百日维新、辛亥革命，再到五四运动、反传统文化、迎入科学与民主，愈来愈偏激，亦愈来愈离开中国文化，终于走上共产主义的道路。
在文化大革命中，更通过批孔来批林；革孔子之命不要紧，但革了孔子代表的中国文化的命，则无异也把自己的精神行程杀死，也就是把民族的灵魂杀死了。这样空头的民族主义有用吗？须知民族的生命是由其文化支撑的，没有文化，民族只余下野蛮的躯体；靠本能、欲望来争胜的躯体是不可能长久的。
如今，中国已幡然醒悟，在世界各地开设四百余所孔子学院，虽然只是以教汉语为主，但未尝不可进而弘扬孔子之道，真正影响世界。问题是，背离孔子那么多年，中国懂得孔子吗？中国现在还奉行孔子的道吗？
我很高兴习近平说要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那么先继承并开发我们的优秀文化传统吧，不以孔子深刻的人性论和文化洞见来充实中国文化的内涵，又以什么呢？中国梦不能只是梦、只是愿景，它应该落实，应该在我们这一代落实。
作者为当代思想家、教育家
Tuesday, May 21, 2013
解读新加坡模式
文章标题：解读新加坡模式
文章作者：郑永年
发表日期：2013年5月19日
发表媒体：《北青网》
政治民主、政府清廉、社会文明、经济繁荣———
主题：新加坡模式的经验及启示
演讲人：郑永年
演讲人小传：郑永年，浙江省余姚市人。中国问题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国际中国研究杂志》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其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兴趣或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
开场白：
中国能不能学新加坡？一直以来，中国领导层从邓小平开始就对新加坡经验非常重视。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特意强调学习新加坡，学习他们的经济发展经验和社会治理经验。
总体来说，中国前期是学习经济社会发展经验，现在对新加坡的政治发展经验，尤其是执政党的经验也深感兴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向各国学习，在这个过程中，对新加坡经验的重视不是其他国家所能及的。
大国对错误的消化能力强，犯一个两个错误不要紧；但小国，如果有一个重大的政策失误，也许整个国家就完蛋了。
不能用国家的大小判断能不能学习
中国领导层倡导学新加坡不仅希望学新加坡的具体经验，而且更重要的是学新加坡的改革进取精神。
作为一个没有任何资源、建国不到半个世纪的小国，新加坡完成了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大转型。新加坡从前是亚洲“四小龙”一员，现在其模式似乎已经脱离了“四小龙”。在新加坡，华人占了绝对多数，基本上是个华人国家。这一点似乎表明新加坡经验较之其他国家，对中国更具相关性。
自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各级政府派遣了无数代表团去新加坡学习和进修。人们不时会听到有中国地方官员问新加坡能不能学。有官员说新加坡太小，不能学；有的说新加坡好是好，但不能学，如果学，最多在市政管理方面。很多地方官员不知道如何学新加坡。对他们来说，学就是“复制”、“描红”。说新加坡很小，不能学。他们的理解是不能“复制”和“描红”。实际上这并不确切。世界上，很多管治不好的国家都是小国，很多失败国家也都是小国。小国不一定就好治理。同样，大国不一定难治理。大国对错误的消化能力强，犯一个两个错误不要紧；但小国，如果有一个重大的政策失误，也许整个国家就完蛋了。用国家的大小来判断能不能学，毫无道理。
一般说，权力集中就要腐败，但这并没有发生在新加坡——一方面是权力集中，另一方面是权力的清廉。
权威主义体系使权力有效集中
我觉得很多人对新加坡的理解局限于一些具体经验，例如“公积金制度”、“住房制度”、“工业园区”、“淡马锡”、“金融监控制度”等。很少有人谈论新加坡的政治制度。不理解其政治制度，就很难理解这些具体制度从何而来。
人们一般把新加坡称之为权威主义体系，权力很集中。权力集中本身是中性词，并不是一个价值判断，不能衡量一个政治制度的好坏。民主国家的权力也是集中的。美国是典型的民主国家，但其总统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被很多美国学者称为帝王般的权力。
就权力集中来说，有三个问题可提。一是权力以什么方式集中；二是权力集中如何维持；三是权力集中的目标。和其他国家比较，新加坡权力是相当集中的，尽管新加坡有很多反对党。
很少有现存社会科学理论能够解释新加坡现象，一方面是权力集中，另一方面是权力的清廉。在新加坡，权力集中意味着能把政策、计划推行下去。在新加坡，掌权者没有浪费任何权力，权力是用来做事情的，推动着新加坡从第三世界发展到第一世界的转型。
在西方发达国家，最优秀的人都去经商。新加坡要让这些最优秀的人来从政。人才来自于社会各个方面。
政党融于社会是社会的精英部分
权力集中能做好很多事情，关键是怎么集中，集中后干什么。在这些方面，新加坡有三点经验值得参考：政党怎么组织权力？怎么维持权力？怎么有效地使用权力？
要有效集中权力、维持权力和使用权力，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权力要有载体，有组织结构。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是个精英党。党员分干部党员和普通党员。普通党员不多，干部党员更少。政党是隐性的、融于社会的，是政治领域的“看不见的手”。政党必须是社会的一部分，是社会的精英部分，这是列宁主义政党的要点。政治人物来自民间。如果政党变成了脱离社会的自成一体的既得利益集团，那么这个政党就会处于危机之中。
新加坡尽管是一党独大执政，但政治体系是向社会开放的。从建国开始，新加坡的领导人就意识到，在一个没有任何资源的国家，政治人才是国家生存、发展和提升的关键。在西方发达国家，最优秀的人都去经商。新加坡要让这些最优秀的人从政。因此，执政党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扮演“伯乐相马”中的“伯乐”，在全社会寻找优秀人才。
在新加坡，政府公务员是内部选拔的，但其政治精英，很多是社会为执政党培养的。在上世纪70年代，人民行动党吸收了后来成为总理的吴作栋和副总理的陈庆炎。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又吸收了现在的总理李显龙和前副总理黄根成等精英人才。这些领袖人物在成为执政党领导人之前，都是社会精英人才。
执政党吸收社会培养的人才，意义深远。第一，执政党干部来自社会，使得其能够和社会维持有机联系。这样的人才来自社会各个方面，能够更好地了解社会的需要，更好地表达和代表社会各方面利益。更重要的是，这些人来自社会，社会对他们的认同度高，他们入党之后，就强化了执政党的合法性。这是执政党保存权力不变质的一个有效方法。第二，减少腐败。这些人本来就有很好的经济基础，腐败的可能性大大减低。他们进入执政党，担任公职，并非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是为社会服务。在很多国家，包括民主国家，担任公职的人经常出现“寻租”现象。但在新加坡，这种情况很少见。第三，培养的成本很低。社会培养干部无疑大大减少了培养成本。
新加坡的一些官员在从政前，都是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但是执政党很开放，政府需要的是具有建设性批评的人。
一党长期执政的挑战是如何随时更新人才和政策
在西方多党制政府，政府政策很容易转型。政党轮换，使得执政党不用背其他执政党的包袱。如何随时更新自己的人才和政策，这是一党长期执政的挑战。这就需要依靠党跟社会结合，体察社会，吸收社会精英。
新加坡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国家。人民行动党议员都要定期和选民直接见面，讨论他们所关心的问题。
新加坡把民主和一党独大执政制度很好地结合起来。西方人说新加坡是非自由的民主，但名称并不重要，关键是民主要能够产生一个好且有效的政府。在西方国家，民主政治能够有效运作，这获益于民主化之前的基本国家制度建设，也获益于较高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应当强调的是，任何政治制度都有可能出现一个好政府。新加坡用民主制度来保证好政府。执政党必须通过五年一次的“大考”，即大选。因为有很多反对党存在，尽管他们很小，但也构成竞争压力。反对党本身对执政党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制约，在国会里只有少数几个名额。但如果人民不满意执政党，原则上在大选时是可以支持反对党的。因此，执政党始终有压力。
同时，要保障真正的人才被录用。政府需要的是建设性人才。执政党最不喜欢光会讲好话的庸人。你有能力，有业绩，有建设性意见，党都可以把你吸纳进来。如何保持政权的开放性，代表社会利益，这是执政党要解决的问题，否则执政党本身就会演变成既得利益集团。
执政党要代表人民利益。新加坡政府的立国精神是民本主义，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精神。政府在“亲商”和“亲民”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亲商”就是重视资本的作用。要发展就要重视资本，重视商人和企业家的作用。没有企业家、没有资本，发展就谈不上。在西方没有“亲商”这个概念。西方的发展是商人主导的。前面说过，新加坡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是政治人才主导。这就提出了政府要“亲商”的问题。政府要为商人和资本提供一个有利的环境，让他们发挥很大的作用，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新加坡的工业园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多年来，新加坡政府在吸收外资方面花费了很大精力。如果没有政府的“亲商”政策导向，新加坡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但是，“亲商”和发展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亲民”。前者是工具，后者是目的。新加坡政府在提供基本政府服务方面是很多民主国家所不能相比的。“亲商”为服务型政府提供了经济基础。很少有政府像新加坡政府那样能够解决普通人民的居住问题。新加坡的大多数人都居住在政府住房，中产阶级也是。住房政策是新加坡非常重要的立国政策。建国以来，政府围绕着住房这个平台出台了一系列建设和谐社会的政策，包括社区、医疗卫生、公共安全、环保和教育等等。这里尤其要提一下新加坡政府处理经济危机的方式。每次经济危机到来时，政府必须考虑到资方和工人的利益，在两者之间作一平衡。一方面要帮助资方度过危机，否则工人的就业就会发生问题。另一方面政府也不遗余力地帮助工人。政府不会毫无目标地给穷人发钱，而是提供各种再就业培训和就业机会。
选拔是中国传统的东西，而选举是西方的。新加坡能够把两者结合得很好。
“选拔”和“选举”结合，民主的本质是竞争
政治可以集中，权力可以集中，但必须保证这些掌权人是社会上最优秀的人。在民主政治中，对新加坡执政党最有效的制约并不是反对党，而是社会，也就是人民。
也有人说，只有多党竞争，选民才会有理性的选择。但这个假定可能并不符合事实。假如两个候选人，都是“烂苹果”，那么选哪个都无所谓。在很多年里，西方就有这种倾向，几个候选人都差不多，或者大家都认为这些都是“烂苹果”，所以投票率就会比较低。根据我的观察，新加坡的体制有一个好处，就是将“选拔”和“选举”结合起来。人民行动党要保证，先要选拔出几个“好苹果”，再让老百姓投票来选举。选拔是中国传统的东西，而选举是西方的。新加坡能够把两者结合得很好。
民主的本质是竞争，而不是政党的数量。党内竞争就是选拔，特别是一党执政制度，党内竞争就变得非常重要。像日本的自民党，党内的精英妥协就是精英的制度性竞争。当然，最理想的是党内投票。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候选人，也是党内各种势力竞争的结果，最后让老百姓去投票选择。英国的政党候选人的提名更是通过了变相的“选拔”制度。
保证候选人的品质、才能，老百姓投票才有意义。这点新加坡做得很好。议员要选举产生。
民主不一定是反对声音越大越好，关键是竞争，反对不一定是在外部，在内部也可以。新加坡的政治变革现在也很快，主要是有了更多的民主，反对党在国会内的比例在提高。
新加坡不讲意识形态，只讲共享价值。它把文化与宪政制度结合，是亚洲第二个把东西方文明结合得最好的国家。
强人政治，把理念转化为制度
如果美国没有华盛顿，会不会尝试君主制？这是人们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国父非常重要，李光耀就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新加坡是把西方的民主宪政跟华人文化传统结合得非常好的一个典型。
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在强人政治下，往往没有政治竞争，接班人指定就可以了。李光耀也是政治强人。不一样的是，他能把自己的世界观、政策，转换成一套制度，将执政党的建设、反腐败制度都建立起来了。李光耀学法律，他知道要长治久安，一定要把理念转化成为制度。
新加坡不讲意识形态，只讲共享价值。它把自己的文化，与宪政制度结合，是亚洲第二个把东西方文明结合得最好的国家。我认为，日本是第一个把自己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政治民主结合得最好的国家。新加坡领导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也走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一条政治道路。制度移植在新加坡没有发生，所发生的是制度创新。
美国的制度已经经历了两百多年了，已经生根了。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很多民主政体的运作很有问题，成了社会不稳定的根源。本来民主的精神就是相互妥协，但这些国家往往相互攻击。在亚洲，很多国家实行民主已经有很多年，但政局还是那么乱，社会经济也不发达。新加坡避免了很多发展中民主国家所走过的弯路。制度创新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很大的作用。现在新加坡也提出了“后李光耀时代”。我自己的判断是，在“后李光耀时代”，李光耀时代所确立的制度正是确保这个制度延续性的制度保障，同时包含着巨大的制度创新精神。
中国可以进行分领域的开放，如教育、科研、社会和经济领域，这些领域应当大力开放给社会人才、真正的社会精英。
新加坡模式对中国的借鉴
对现在的中国来说，改革的关键是确立改革的主体。新加坡为什么能成功？最主要的就是思想和权威。李光耀能把他的想法变成制度。
在确立权威方面，中国可以从新加坡学到很多。如果中国共产党真正能把党内精英和社会精英聚合在一起，也可以做到这一点。中国传统是最强调选拔的，但现在常常出现逆向淘汰。之所以产生逆向淘汰，主要是因为正式的竞争机制没有确立好。
在新加坡，竞争出来的都是社会认同度比较高的人。要吸引真正的人才，执政党必须向社会开放。考虑到中国的特殊情况，中国可以进行分领域的开放。在一些敏感的领域，例如和政治与安全相关的领域很难开放，开放了以后也会出现问题。但在另外一些并不那么敏感的领域如教育、科研、社会和经济领域，应当大力开放给真正的社会精英。
要强调的是，如果要吸引真正的人才，中国必须改变整个社会泛行政化的做法。在新加坡，行政级别仅仅限于政府领域，很多领域是没有行政界别的。银行、政府企业、学校和研究机构等这些在中国具备行政级别的机构在新加坡都没有行政级别。有了行政级别，这些职位就有了政治性，而政治性往往阻碍人才的使用。把人才和行政级别联系起来，不是使用人才，而是浪费人才。
从人才方面来说，在新加坡分成两个领域，一是政治人才，二是专业人才。新加坡文明的水平是因为专业人才而得到提升，而政治人物则为专业人才提供一个理想环境。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民主一定要结合起来。另外，司法要有自治性。所有国家的司法体系，甚至连美国，总统通过对法官的任命，政治对司法也有一定影响。但是，不要去干预司法的自治性。社会有自己的判断能力。如果法官律师与政治扯不清，就得不到社会的信任。
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改革开放之前比较，进步了很多。横向比较也一样。党的执政能力是将整个国家整合起来的力量。改革是各种力量互动的结果。党不能和其他力量隔离开。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呈现出开放性。中国只能在这个结构之下寻求民主化的途径。
文章作者：郑永年
发表日期：2013年5月19日
发表媒体：《北青网》
政治民主、政府清廉、社会文明、经济繁荣———
主题：新加坡模式的经验及启示
演讲人：郑永年
演讲人小传：郑永年，浙江省余姚市人。中国问题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国际中国研究杂志》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其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兴趣或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
开场白：
中国能不能学新加坡？一直以来，中国领导层从邓小平开始就对新加坡经验非常重视。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特意强调学习新加坡，学习他们的经济发展经验和社会治理经验。
总体来说，中国前期是学习经济社会发展经验，现在对新加坡的政治发展经验，尤其是执政党的经验也深感兴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向各国学习，在这个过程中，对新加坡经验的重视不是其他国家所能及的。
大国对错误的消化能力强，犯一个两个错误不要紧；但小国，如果有一个重大的政策失误，也许整个国家就完蛋了。
不能用国家的大小判断能不能学习
中国领导层倡导学新加坡不仅希望学新加坡的具体经验，而且更重要的是学新加坡的改革进取精神。
作为一个没有任何资源、建国不到半个世纪的小国，新加坡完成了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大转型。新加坡从前是亚洲“四小龙”一员，现在其模式似乎已经脱离了“四小龙”。在新加坡，华人占了绝对多数，基本上是个华人国家。这一点似乎表明新加坡经验较之其他国家，对中国更具相关性。
自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各级政府派遣了无数代表团去新加坡学习和进修。人们不时会听到有中国地方官员问新加坡能不能学。有官员说新加坡太小，不能学；有的说新加坡好是好，但不能学，如果学，最多在市政管理方面。很多地方官员不知道如何学新加坡。对他们来说，学就是“复制”、“描红”。说新加坡很小，不能学。他们的理解是不能“复制”和“描红”。实际上这并不确切。世界上，很多管治不好的国家都是小国，很多失败国家也都是小国。小国不一定就好治理。同样，大国不一定难治理。大国对错误的消化能力强，犯一个两个错误不要紧；但小国，如果有一个重大的政策失误，也许整个国家就完蛋了。用国家的大小来判断能不能学，毫无道理。
一般说，权力集中就要腐败，但这并没有发生在新加坡——一方面是权力集中，另一方面是权力的清廉。
权威主义体系使权力有效集中
我觉得很多人对新加坡的理解局限于一些具体经验，例如“公积金制度”、“住房制度”、“工业园区”、“淡马锡”、“金融监控制度”等。很少有人谈论新加坡的政治制度。不理解其政治制度，就很难理解这些具体制度从何而来。
人们一般把新加坡称之为权威主义体系，权力很集中。权力集中本身是中性词，并不是一个价值判断，不能衡量一个政治制度的好坏。民主国家的权力也是集中的。美国是典型的民主国家，但其总统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被很多美国学者称为帝王般的权力。
就权力集中来说，有三个问题可提。一是权力以什么方式集中；二是权力集中如何维持；三是权力集中的目标。和其他国家比较，新加坡权力是相当集中的，尽管新加坡有很多反对党。
很少有现存社会科学理论能够解释新加坡现象，一方面是权力集中，另一方面是权力的清廉。在新加坡，权力集中意味着能把政策、计划推行下去。在新加坡，掌权者没有浪费任何权力，权力是用来做事情的，推动着新加坡从第三世界发展到第一世界的转型。
在西方发达国家，最优秀的人都去经商。新加坡要让这些最优秀的人来从政。人才来自于社会各个方面。
政党融于社会是社会的精英部分
权力集中能做好很多事情，关键是怎么集中，集中后干什么。在这些方面，新加坡有三点经验值得参考：政党怎么组织权力？怎么维持权力？怎么有效地使用权力？
要有效集中权力、维持权力和使用权力，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权力要有载体，有组织结构。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是个精英党。党员分干部党员和普通党员。普通党员不多，干部党员更少。政党是隐性的、融于社会的，是政治领域的“看不见的手”。政党必须是社会的一部分，是社会的精英部分，这是列宁主义政党的要点。政治人物来自民间。如果政党变成了脱离社会的自成一体的既得利益集团，那么这个政党就会处于危机之中。
新加坡尽管是一党独大执政，但政治体系是向社会开放的。从建国开始，新加坡的领导人就意识到，在一个没有任何资源的国家，政治人才是国家生存、发展和提升的关键。在西方发达国家，最优秀的人都去经商。新加坡要让这些最优秀的人从政。因此，执政党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扮演“伯乐相马”中的“伯乐”，在全社会寻找优秀人才。
在新加坡，政府公务员是内部选拔的，但其政治精英，很多是社会为执政党培养的。在上世纪70年代，人民行动党吸收了后来成为总理的吴作栋和副总理的陈庆炎。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又吸收了现在的总理李显龙和前副总理黄根成等精英人才。这些领袖人物在成为执政党领导人之前，都是社会精英人才。
执政党吸收社会培养的人才，意义深远。第一，执政党干部来自社会，使得其能够和社会维持有机联系。这样的人才来自社会各个方面，能够更好地了解社会的需要，更好地表达和代表社会各方面利益。更重要的是，这些人来自社会，社会对他们的认同度高，他们入党之后，就强化了执政党的合法性。这是执政党保存权力不变质的一个有效方法。第二，减少腐败。这些人本来就有很好的经济基础，腐败的可能性大大减低。他们进入执政党，担任公职，并非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是为社会服务。在很多国家，包括民主国家，担任公职的人经常出现“寻租”现象。但在新加坡，这种情况很少见。第三，培养的成本很低。社会培养干部无疑大大减少了培养成本。
新加坡的一些官员在从政前，都是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但是执政党很开放，政府需要的是具有建设性批评的人。
一党长期执政的挑战是如何随时更新人才和政策
在西方多党制政府，政府政策很容易转型。政党轮换，使得执政党不用背其他执政党的包袱。如何随时更新自己的人才和政策，这是一党长期执政的挑战。这就需要依靠党跟社会结合，体察社会，吸收社会精英。
新加坡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国家。人民行动党议员都要定期和选民直接见面，讨论他们所关心的问题。
新加坡把民主和一党独大执政制度很好地结合起来。西方人说新加坡是非自由的民主，但名称并不重要，关键是民主要能够产生一个好且有效的政府。在西方国家，民主政治能够有效运作，这获益于民主化之前的基本国家制度建设，也获益于较高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应当强调的是，任何政治制度都有可能出现一个好政府。新加坡用民主制度来保证好政府。执政党必须通过五年一次的“大考”，即大选。因为有很多反对党存在，尽管他们很小，但也构成竞争压力。反对党本身对执政党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制约，在国会里只有少数几个名额。但如果人民不满意执政党，原则上在大选时是可以支持反对党的。因此，执政党始终有压力。
同时，要保障真正的人才被录用。政府需要的是建设性人才。执政党最不喜欢光会讲好话的庸人。你有能力，有业绩，有建设性意见，党都可以把你吸纳进来。如何保持政权的开放性，代表社会利益，这是执政党要解决的问题，否则执政党本身就会演变成既得利益集团。
执政党要代表人民利益。新加坡政府的立国精神是民本主义，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精神。政府在“亲商”和“亲民”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亲商”就是重视资本的作用。要发展就要重视资本，重视商人和企业家的作用。没有企业家、没有资本，发展就谈不上。在西方没有“亲商”这个概念。西方的发展是商人主导的。前面说过，新加坡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是政治人才主导。这就提出了政府要“亲商”的问题。政府要为商人和资本提供一个有利的环境，让他们发挥很大的作用，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新加坡的工业园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多年来，新加坡政府在吸收外资方面花费了很大精力。如果没有政府的“亲商”政策导向，新加坡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但是，“亲商”和发展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亲民”。前者是工具，后者是目的。新加坡政府在提供基本政府服务方面是很多民主国家所不能相比的。“亲商”为服务型政府提供了经济基础。很少有政府像新加坡政府那样能够解决普通人民的居住问题。新加坡的大多数人都居住在政府住房，中产阶级也是。住房政策是新加坡非常重要的立国政策。建国以来，政府围绕着住房这个平台出台了一系列建设和谐社会的政策，包括社区、医疗卫生、公共安全、环保和教育等等。这里尤其要提一下新加坡政府处理经济危机的方式。每次经济危机到来时，政府必须考虑到资方和工人的利益，在两者之间作一平衡。一方面要帮助资方度过危机，否则工人的就业就会发生问题。另一方面政府也不遗余力地帮助工人。政府不会毫无目标地给穷人发钱，而是提供各种再就业培训和就业机会。
选拔是中国传统的东西，而选举是西方的。新加坡能够把两者结合得很好。
“选拔”和“选举”结合，民主的本质是竞争
政治可以集中，权力可以集中，但必须保证这些掌权人是社会上最优秀的人。在民主政治中，对新加坡执政党最有效的制约并不是反对党，而是社会，也就是人民。
也有人说，只有多党竞争，选民才会有理性的选择。但这个假定可能并不符合事实。假如两个候选人，都是“烂苹果”，那么选哪个都无所谓。在很多年里，西方就有这种倾向，几个候选人都差不多，或者大家都认为这些都是“烂苹果”，所以投票率就会比较低。根据我的观察，新加坡的体制有一个好处，就是将“选拔”和“选举”结合起来。人民行动党要保证，先要选拔出几个“好苹果”，再让老百姓投票来选举。选拔是中国传统的东西，而选举是西方的。新加坡能够把两者结合得很好。
民主的本质是竞争，而不是政党的数量。党内竞争就是选拔，特别是一党执政制度，党内竞争就变得非常重要。像日本的自民党，党内的精英妥协就是精英的制度性竞争。当然，最理想的是党内投票。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候选人，也是党内各种势力竞争的结果，最后让老百姓去投票选择。英国的政党候选人的提名更是通过了变相的“选拔”制度。
保证候选人的品质、才能，老百姓投票才有意义。这点新加坡做得很好。议员要选举产生。
民主不一定是反对声音越大越好，关键是竞争，反对不一定是在外部，在内部也可以。新加坡的政治变革现在也很快，主要是有了更多的民主，反对党在国会内的比例在提高。
新加坡不讲意识形态，只讲共享价值。它把文化与宪政制度结合，是亚洲第二个把东西方文明结合得最好的国家。
强人政治，把理念转化为制度
如果美国没有华盛顿，会不会尝试君主制？这是人们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国父非常重要，李光耀就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新加坡是把西方的民主宪政跟华人文化传统结合得非常好的一个典型。
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在强人政治下，往往没有政治竞争，接班人指定就可以了。李光耀也是政治强人。不一样的是，他能把自己的世界观、政策，转换成一套制度，将执政党的建设、反腐败制度都建立起来了。李光耀学法律，他知道要长治久安，一定要把理念转化成为制度。
新加坡不讲意识形态，只讲共享价值。它把自己的文化，与宪政制度结合，是亚洲第二个把东西方文明结合得最好的国家。我认为，日本是第一个把自己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政治民主结合得最好的国家。新加坡领导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也走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一条政治道路。制度移植在新加坡没有发生，所发生的是制度创新。
美国的制度已经经历了两百多年了，已经生根了。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很多民主政体的运作很有问题，成了社会不稳定的根源。本来民主的精神就是相互妥协，但这些国家往往相互攻击。在亚洲，很多国家实行民主已经有很多年，但政局还是那么乱，社会经济也不发达。新加坡避免了很多发展中民主国家所走过的弯路。制度创新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很大的作用。现在新加坡也提出了“后李光耀时代”。我自己的判断是，在“后李光耀时代”，李光耀时代所确立的制度正是确保这个制度延续性的制度保障，同时包含着巨大的制度创新精神。
中国可以进行分领域的开放，如教育、科研、社会和经济领域，这些领域应当大力开放给社会人才、真正的社会精英。
新加坡模式对中国的借鉴
对现在的中国来说，改革的关键是确立改革的主体。新加坡为什么能成功？最主要的就是思想和权威。李光耀能把他的想法变成制度。
在确立权威方面，中国可以从新加坡学到很多。如果中国共产党真正能把党内精英和社会精英聚合在一起，也可以做到这一点。中国传统是最强调选拔的，但现在常常出现逆向淘汰。之所以产生逆向淘汰，主要是因为正式的竞争机制没有确立好。
在新加坡，竞争出来的都是社会认同度比较高的人。要吸引真正的人才，执政党必须向社会开放。考虑到中国的特殊情况，中国可以进行分领域的开放。在一些敏感的领域，例如和政治与安全相关的领域很难开放，开放了以后也会出现问题。但在另外一些并不那么敏感的领域如教育、科研、社会和经济领域，应当大力开放给真正的社会精英。
要强调的是，如果要吸引真正的人才，中国必须改变整个社会泛行政化的做法。在新加坡，行政级别仅仅限于政府领域，很多领域是没有行政界别的。银行、政府企业、学校和研究机构等这些在中国具备行政级别的机构在新加坡都没有行政级别。有了行政级别，这些职位就有了政治性，而政治性往往阻碍人才的使用。把人才和行政级别联系起来，不是使用人才，而是浪费人才。
从人才方面来说，在新加坡分成两个领域，一是政治人才，二是专业人才。新加坡文明的水平是因为专业人才而得到提升，而政治人物则为专业人才提供一个理想环境。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民主一定要结合起来。另外，司法要有自治性。所有国家的司法体系，甚至连美国，总统通过对法官的任命，政治对司法也有一定影响。但是，不要去干预司法的自治性。社会有自己的判断能力。如果法官律师与政治扯不清，就得不到社会的信任。
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改革开放之前比较，进步了很多。横向比较也一样。党的执政能力是将整个国家整合起来的力量。改革是各种力量互动的结果。党不能和其他力量隔离开。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呈现出开放性。中国只能在这个结构之下寻求民主化的途径。
Tuesday, May 7, 2013
宗教世俗化危机
文章标题：宗教世俗化危机
文章作者：霍韬晦
发表日期：2013年5月4日
发表媒体：《信报》
现代社会是一个充分理性化的社会，但另一方面，宗教活动亦同样吸引、牵动人心。这两种似乎不相容的现象为什么会并行不悖，如同连体之婴？很奇怪。
依孔德（A. Comte）说：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从宗教神话时代开始，然后，进为玄学（形上学），再进到科学；即时代愈后，人类愈理性，但事实上，宗教的吸引力从来都没有在历史上消失。
不只宗教的玄秘成分，还有宗教的现世功能：只要社会尚存着痛苦、压迫、不公义、虚无，宗教便会成为人们的庇护所和重新提供希望的泉源。所以宗教不会脱离人间，虽然它的目向在天国或彼岸，但救赎的工作却在此岸进行。这就是宗教的世俗性格：它必须立足于人心，所以必然参与现实社会，过问政治。社会发生重大事件或政府有重大举措，宗教亦必然有反应；如对教会不利，则会反抗，甚至鼓动教徒勇赴「圣战」。
如最近发生在美国波士顿的恐怖袭击，便是由两名来自车臣的回教徒发起，其中一人更是就读于美国、获得奖学金的医科学生。他的家人说他是「天使」，但他的科学训练和天使爱心并没有帮助他解消他的宗教狂热。难怪中东战火不息，此中宗教的力量比任何力量都强大，孔德的说法完全站不住脚。
这真是生命的秘密：为什么人会对一个自己相信的神如此崇拜？如此投归？如此付出？甚至牺牲自己？
从今天被标签为「恐怖分子」的宗教暴力集团，回到上世纪六十年代自焚的越南和尚，到今天为争取西藏独立的西藏人，历史竟然如此残酷。标举爱与慈悲的宗教为什么会使用如此激烈的手段？为的是震慑人心的效果吗？不悲壮，不能吸引眼球吗？
世俗的超越
分析下去，就会看到人间的丑恶。据报道：今天参与的自焚者与圣战者，都是有安家费的，事前有安排的。换言之都是为了一个更大的目的：根本上是政治，并非个人行为。参加者都是背后操纵者的筹码，利用宗教的名义以达成，可怜！宗教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根本违反了宗教的神圣。
宗教是神圣的。宗教的神圣正在于它对世俗的超越。修道者、僧侣，为什么独身、守贞、不婚？守斋、茹素、远离尘俗？正在于他要以此来修成未来圆满的生命，摆脱俗世的价值。
不过，这一历程并不容易：漫长、艰苦、深沉、严格，充满磨练与考验，如大乘佛教所说的五十二位，地前四十心：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偶一不慎，即前功尽废。能为此者，便要有坚强的意志力，才能贯彻始终，并拒绝诱惑。
什么诱惑？就是世俗的诱惑，也可以说是自然人性的诱惑：酒、色、财、气、名、利、权、位，每一项都会把你拖回来。求道之难，先不在远，而在自己能不能与这些自然欲求切断？所以必须发大心，发大愿，以坚苦卓绝之志，与自己的自然欲望作斗争。这可就是东方的宗教精神，求之在我。当然，这个「我」，亦并非现实之我，而是可以上接神圣力量之我。既有内在性，亦有超越性，于是可以逐步提升，并逐步解除自然欲望之羁绊。
由此可知，宗教的定义正是以其非世俗的向往来定义的，但近代宗教的发展，无论东方与西方，恰恰相反，所走的路，非常世俗化。
这一条宗教世俗化的道路，据韦伯（M. Weber）研究，在西方正是始自基督新教的改革。基督新教的背景，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登场，视野正由神而移向人间。当时涌现的新教徒，如喀尔文派（Calvinism），即认为世俗事业的成功会加强上帝对我们的召命，成为被拣选的保证。由此出发，人便想在地上建立一人间天国以与上帝之天国媲美，从而显示出欲与上帝竞赛之伟大雄心。
庸俗与低俗
这可以说是一种浮士德精神（Faustian spirit），近代各种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之进步，可以说就是在这一种精神的鼓动下取得的。从成果方面看，十分巨大，足以使人骄傲和自信，以为凭借人的力量，亦即凭借理性的力量，人可以无限创造，所以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于是，在科学、技术进步的同时，我们看到了隐藏在进步背后的人的野心与狂妄，把原来属于世俗的东西，视为神圣。价值观已改，宗教凭什么支持它自己呢？
人这一点狂妄，不只可以毁灭地球：科技恣虐的结果，环境急速改变，地球暖化，资源耗尽，大批生物死亡，固不必说，其危机已有目共睹；更严重的是毁灭人自身。为什么？因为人已经失去谦逊，失去了自我反省的能力。
人亦不愿意承担责任，因为责任的概念，是从自我反省来的。人若不知自己有罪，反以为自己有权，如何忏悔？《圣经》说：人类的始祖不听上帝的话，吃了知识树上的果子，从此连同他的子孙后代流落天涯。这是象征，原罪的象征。许多人都不明白：既然有现实利益，为什么不可以做？做了再说，但结果，等到你发现危机已来不及了。擦不掉的一念，擦不掉的野心，于是造成擦不掉的历史。此有即彼有，着就是原罪！
由于世俗化使宗教获得了许多新资源，可以参与和其他文化的竞赛，并取得更多的发言权，所以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都鼓励宗教和协助宗教世俗化。他们警告说：若不走这条路，宗教就没有发展。而且，宗教亦应使用法律赋予它的权利不用白不用，岂不吃亏？为了不吃亏，西方宗教的世俗化近一百年做的非常出色，连东方的佛教、道教也跟上来了。这条道路将走往何处去？不知道，我只知道它从世俗化走向庸俗化，希望它不要再从庸俗化走向低俗化吧。纵容罪恶，最终会伤害它自己。
作者为当代思想家、教育家
文章作者：霍韬晦
发表日期：2013年5月4日
发表媒体：《信报》
现代社会是一个充分理性化的社会，但另一方面，宗教活动亦同样吸引、牵动人心。这两种似乎不相容的现象为什么会并行不悖，如同连体之婴？很奇怪。
依孔德（A. Comte）说：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从宗教神话时代开始，然后，进为玄学（形上学），再进到科学；即时代愈后，人类愈理性，但事实上，宗教的吸引力从来都没有在历史上消失。
不只宗教的玄秘成分，还有宗教的现世功能：只要社会尚存着痛苦、压迫、不公义、虚无，宗教便会成为人们的庇护所和重新提供希望的泉源。所以宗教不会脱离人间，虽然它的目向在天国或彼岸，但救赎的工作却在此岸进行。这就是宗教的世俗性格：它必须立足于人心，所以必然参与现实社会，过问政治。社会发生重大事件或政府有重大举措，宗教亦必然有反应；如对教会不利，则会反抗，甚至鼓动教徒勇赴「圣战」。
如最近发生在美国波士顿的恐怖袭击，便是由两名来自车臣的回教徒发起，其中一人更是就读于美国、获得奖学金的医科学生。他的家人说他是「天使」，但他的科学训练和天使爱心并没有帮助他解消他的宗教狂热。难怪中东战火不息，此中宗教的力量比任何力量都强大，孔德的说法完全站不住脚。
这真是生命的秘密：为什么人会对一个自己相信的神如此崇拜？如此投归？如此付出？甚至牺牲自己？
从今天被标签为「恐怖分子」的宗教暴力集团，回到上世纪六十年代自焚的越南和尚，到今天为争取西藏独立的西藏人，历史竟然如此残酷。标举爱与慈悲的宗教为什么会使用如此激烈的手段？为的是震慑人心的效果吗？不悲壮，不能吸引眼球吗？
世俗的超越
分析下去，就会看到人间的丑恶。据报道：今天参与的自焚者与圣战者，都是有安家费的，事前有安排的。换言之都是为了一个更大的目的：根本上是政治，并非个人行为。参加者都是背后操纵者的筹码，利用宗教的名义以达成，可怜！宗教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根本违反了宗教的神圣。
宗教是神圣的。宗教的神圣正在于它对世俗的超越。修道者、僧侣，为什么独身、守贞、不婚？守斋、茹素、远离尘俗？正在于他要以此来修成未来圆满的生命，摆脱俗世的价值。
不过，这一历程并不容易：漫长、艰苦、深沉、严格，充满磨练与考验，如大乘佛教所说的五十二位，地前四十心：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偶一不慎，即前功尽废。能为此者，便要有坚强的意志力，才能贯彻始终，并拒绝诱惑。
什么诱惑？就是世俗的诱惑，也可以说是自然人性的诱惑：酒、色、财、气、名、利、权、位，每一项都会把你拖回来。求道之难，先不在远，而在自己能不能与这些自然欲求切断？所以必须发大心，发大愿，以坚苦卓绝之志，与自己的自然欲望作斗争。这可就是东方的宗教精神，求之在我。当然，这个「我」，亦并非现实之我，而是可以上接神圣力量之我。既有内在性，亦有超越性，于是可以逐步提升，并逐步解除自然欲望之羁绊。
由此可知，宗教的定义正是以其非世俗的向往来定义的，但近代宗教的发展，无论东方与西方，恰恰相反，所走的路，非常世俗化。
这一条宗教世俗化的道路，据韦伯（M. Weber）研究，在西方正是始自基督新教的改革。基督新教的背景，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登场，视野正由神而移向人间。当时涌现的新教徒，如喀尔文派（Calvinism），即认为世俗事业的成功会加强上帝对我们的召命，成为被拣选的保证。由此出发，人便想在地上建立一人间天国以与上帝之天国媲美，从而显示出欲与上帝竞赛之伟大雄心。
庸俗与低俗
这可以说是一种浮士德精神（Faustian spirit），近代各种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之进步，可以说就是在这一种精神的鼓动下取得的。从成果方面看，十分巨大，足以使人骄傲和自信，以为凭借人的力量，亦即凭借理性的力量，人可以无限创造，所以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于是，在科学、技术进步的同时，我们看到了隐藏在进步背后的人的野心与狂妄，把原来属于世俗的东西，视为神圣。价值观已改，宗教凭什么支持它自己呢？
人这一点狂妄，不只可以毁灭地球：科技恣虐的结果，环境急速改变，地球暖化，资源耗尽，大批生物死亡，固不必说，其危机已有目共睹；更严重的是毁灭人自身。为什么？因为人已经失去谦逊，失去了自我反省的能力。
人亦不愿意承担责任，因为责任的概念，是从自我反省来的。人若不知自己有罪，反以为自己有权，如何忏悔？《圣经》说：人类的始祖不听上帝的话，吃了知识树上的果子，从此连同他的子孙后代流落天涯。这是象征，原罪的象征。许多人都不明白：既然有现实利益，为什么不可以做？做了再说，但结果，等到你发现危机已来不及了。擦不掉的一念，擦不掉的野心，于是造成擦不掉的历史。此有即彼有，着就是原罪！
由于世俗化使宗教获得了许多新资源，可以参与和其他文化的竞赛，并取得更多的发言权，所以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都鼓励宗教和协助宗教世俗化。他们警告说：若不走这条路，宗教就没有发展。而且，宗教亦应使用法律赋予它的权利不用白不用，岂不吃亏？为了不吃亏，西方宗教的世俗化近一百年做的非常出色，连东方的佛教、道教也跟上来了。这条道路将走往何处去？不知道，我只知道它从世俗化走向庸俗化，希望它不要再从庸俗化走向低俗化吧。纵容罪恶，最终会伤害它自己。
作者为当代思想家、教育家
Wednesday, April 24, 2013
伦常惨剧的社会文化元凶
文章标题：伦常惨剧的社会文化元凶
文章作者：霍韬晦
发表日期：2013年4月6日
发表媒体：《信报》
近期，香港接连爆发两宗亲子杀害父母事件，疑凶犯案时都有「朋友」协助，情节荒谬，而且手段残忍冷血，真是丧尽天良。
究竟有何深仇大恨，导致他们可以做出连动物都不会做的行为？不要说父母的养育之恩，至少是一直陪伴你长大的人，无情亦有义，何以反目成仇？我想，正常人固然百思不得其解，即使歹徒盗贼也不会向父母下毒手。
据传媒透露，两名疑犯在成长过程中有性格缺陷，一个非常自卑，把工作和感情的失败都归咎父母，怪父母早年逼他学钢琴，没时间运动，导致体形矮小，没有女友；尽管父母也曾送他到澳洲留学，但辍学返港在职场上也不见得顺畅；诸般失败，使他认为是父母致之，所以形成怨恨。
另一个则患上妄想症，想象自己是英雄，如网上漫画的剑客，所向披靡；由于打机时发出的声浪太大，给父母干涉，一怒之下行凶。两人都有一共同嗜好，就是喜欢电子格斗游戏，沉迷于网上的虚拟世界中，导致真假不分，无法再过正常人的生活。
性格缺陷、心理变态，也许是对这种悲剧产生的最常见的解释。但这种解释有什么用？能阻止以后同类悲剧的发生吗？反而是开脱，即几乎不由他来负责，原因是他「失去常态」、「他不知道自己干什么」……，言下之意，是性格养成，与社会有关；但我们如何「处分」社会？结果只有由其家庭中的成员来背十字架。
这样的解释是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常用的话语，所以他们常常在发生事件之后，告诉家长与子女多点沟通、多点关爱、多点尊重，切不可自居权威，对子女的自由横加干涉，更不可自以为是，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子女……；苦口婆心，很有道理，但实际上正是这一代的子女享有太多的自由、太多的「爱」，反而不知感激。
试以上述一个例子说，父母不爱他吗？让他自小学钢琴，中学毕业后又送他去外国读书，目的正是要他充实自己、加强以后在社会中打拼的动力。问题是他失败、受到挫折，不能面对自己，人的真诚在这一刻消逝，转而迁怒父母——这是一个非常扭曲的反应，但人的自我保护本能就会如此，十分悲哀。我们应如何教导？正是今日教育界和家长们的挑战。
成年人，或上一世纪的人（也可以说是在工业时代、农业时代生活的人），他们怎会明白网络的虚拟世界的魅力？从事生产的人都非常务实，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但追求享受者则务虚，根本不知稼穑艰难，享受不到时只好空想，空想破灭便想杀人泄愤。社会危机与现代人的危机成为连体婴。
人与社会是互为因果的。造成现代人的生命扭曲、精神封闭、心理脆弱、思想逃避的罪魁祸首正是这个充满竞争、鼓吹拥有、追求成功、重视外表的功利社会。当代的所谓核心价值，如自由、平等、人权、民主，无不被这个功利社会利用。为了成功，为了获取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当然用尽一切手段，如赌徒般把全部资本押注在此。成功在期待之中，失败了便不能面对。
由此可见，归根究底是社会文化问题，在社会起主导作用的价值观问题。许多人都说，这个社会病了，其实就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扭曲了。
再进一步，社会变得如此，则是历史文化问题。几百年的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人权，目的就是促成一支功利主义的大军，为自己利益服务，伤害别人、伤害社会，最后当然伤害自己。
人性的堕落，有社会原因；社会的堕落，有文化原因。谁能釜底抽薪，作出狮子吼？面对迷茫，谁能指示迷津，提供方向？
人类社会已经摇摇欲坠，这些不断产生的伦常惨剧（执笔之日，日本亦发生一个十九岁青年杀死四十三岁母亲，并碎尸成十五袋残骸；大陆则有一男子因借钱不遂，连杀两亲人，再到附近小学行凶，连砍十一人的案件），就是警号，岂可等闲视之！政府、教育界、社工界、医护界、家长，怎么说！
作者为当代思想家、教育家
文章作者：霍韬晦
发表日期：2013年4月6日
发表媒体：《信报》
近期，香港接连爆发两宗亲子杀害父母事件，疑凶犯案时都有「朋友」协助，情节荒谬，而且手段残忍冷血，真是丧尽天良。
究竟有何深仇大恨，导致他们可以做出连动物都不会做的行为？不要说父母的养育之恩，至少是一直陪伴你长大的人，无情亦有义，何以反目成仇？我想，正常人固然百思不得其解，即使歹徒盗贼也不会向父母下毒手。
据传媒透露，两名疑犯在成长过程中有性格缺陷，一个非常自卑，把工作和感情的失败都归咎父母，怪父母早年逼他学钢琴，没时间运动，导致体形矮小，没有女友；尽管父母也曾送他到澳洲留学，但辍学返港在职场上也不见得顺畅；诸般失败，使他认为是父母致之，所以形成怨恨。
另一个则患上妄想症，想象自己是英雄，如网上漫画的剑客，所向披靡；由于打机时发出的声浪太大，给父母干涉，一怒之下行凶。两人都有一共同嗜好，就是喜欢电子格斗游戏，沉迷于网上的虚拟世界中，导致真假不分，无法再过正常人的生活。
性格缺陷、心理变态，也许是对这种悲剧产生的最常见的解释。但这种解释有什么用？能阻止以后同类悲剧的发生吗？反而是开脱，即几乎不由他来负责，原因是他「失去常态」、「他不知道自己干什么」……，言下之意，是性格养成，与社会有关；但我们如何「处分」社会？结果只有由其家庭中的成员来背十字架。
这样的解释是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常用的话语，所以他们常常在发生事件之后，告诉家长与子女多点沟通、多点关爱、多点尊重，切不可自居权威，对子女的自由横加干涉，更不可自以为是，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子女……；苦口婆心，很有道理，但实际上正是这一代的子女享有太多的自由、太多的「爱」，反而不知感激。
试以上述一个例子说，父母不爱他吗？让他自小学钢琴，中学毕业后又送他去外国读书，目的正是要他充实自己、加强以后在社会中打拼的动力。问题是他失败、受到挫折，不能面对自己，人的真诚在这一刻消逝，转而迁怒父母——这是一个非常扭曲的反应，但人的自我保护本能就会如此，十分悲哀。我们应如何教导？正是今日教育界和家长们的挑战。
成年人，或上一世纪的人（也可以说是在工业时代、农业时代生活的人），他们怎会明白网络的虚拟世界的魅力？从事生产的人都非常务实，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但追求享受者则务虚，根本不知稼穑艰难，享受不到时只好空想，空想破灭便想杀人泄愤。社会危机与现代人的危机成为连体婴。
人与社会是互为因果的。造成现代人的生命扭曲、精神封闭、心理脆弱、思想逃避的罪魁祸首正是这个充满竞争、鼓吹拥有、追求成功、重视外表的功利社会。当代的所谓核心价值，如自由、平等、人权、民主，无不被这个功利社会利用。为了成功，为了获取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当然用尽一切手段，如赌徒般把全部资本押注在此。成功在期待之中，失败了便不能面对。
由此可见，归根究底是社会文化问题，在社会起主导作用的价值观问题。许多人都说，这个社会病了，其实就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扭曲了。
再进一步，社会变得如此，则是历史文化问题。几百年的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人权，目的就是促成一支功利主义的大军，为自己利益服务，伤害别人、伤害社会，最后当然伤害自己。
人性的堕落，有社会原因；社会的堕落，有文化原因。谁能釜底抽薪，作出狮子吼？面对迷茫，谁能指示迷津，提供方向？
人类社会已经摇摇欲坠，这些不断产生的伦常惨剧（执笔之日，日本亦发生一个十九岁青年杀死四十三岁母亲，并碎尸成十五袋残骸；大陆则有一男子因借钱不遂，连杀两亲人，再到附近小学行凶，连砍十一人的案件），就是警号，岂可等闲视之！政府、教育界、社工界、医护界、家长，怎么说！
作者为当代思想家、教育家
Tuesday, March 5, 2013
Learning for life, the Finnish way
文章标题：Learning for life, the Finnish way
文章作者：Ng Jing Yng
发表日期：2013年3月5日
发表媒体：《今日报》Today
No tuition, only one major exam (with six hours given per paper) and classes that mix kids of all abilities. We discover how they do it, in our two-part special report.
Mention private tuition, and one gets a bemused look from Finnish educators, pupils and parents. This is unheard of in their country, they say. When school ends, so do the lessons.
Once bell rings at 2pm across schools in Finland, children run to the park to indulge in snowball fights or pastimes like ice hockey and music. The only group missing out on the fun, when TODAY visited last month shortly before the matriculation exam (the only national assessment in Finland), were the 18-year-olds, who duly trooped home to revise.
Mr Juha Korhonen, who has three children, did not know of any tuition programmes in Finland. “Even if there were, I wouldn’t send my kids … Children need free time and rest after school and homework,” he said.
Homework for Finnish students consists of a few Math problems or perhaps essay assignments. For the minority who have trouble keeping up, teachers provide remedial lessons after school.
As Professor Jouni Valijarvi, an expert in international tests such as 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 notes: “In Finland, school is the only place where students study.” This has been the tradition, said the Director of Finnish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Children mark a very clear difference between school time and their free time.”
Even the after-school sports or arts activities that students engage in — and which are managed by private or community organisations — are clearly treated as hobbies, and not the mandated co-curricular activities of Singapore schools.
Hanna Korhonen, 13, trains in figure skating because “I enjoy it very much and I hope to be a professional skater someday”.
EAT, NAP, THINK IN 6 HOURS
Meanwhile, Emmi Siitonen was preparing for the first major exam of her life when TODAY met her.
The 18-year-old had practised mock exam scenarios set by her teachers and previous years’ papers. She was still feeling nervous, but at least she was certain she would have enough time to finish the matriculation exam — which allocates six hours per paper (most pupils sit for six subjects).
Said Emmi: “I have the time to think and write my answers … after all, the exams are not about memorising but to test my understanding and ability to apply knowledge.”
During the six-hour-long sittings, most schools even provide sandwiches and juices. “There is no hurry, you can think, you have a short nap, drink your coffee and eat your lunch, before completing the paper,” said language teacher Katrina Vartiainen. While most of her pupils can complete a paper in four hours, she said the time allows weaker students to do their best as well.
There are no national exams during the first nine years of a student’s life in comprehensive schools. Out of each cohort of 60,000 students, about 30,000 go on to upper secondary education, where their ultimate aim is to do well in the matriculation exam which they sit for in two or three years.
The other half of the cohort enters vocational schools or starts work. Entrance to upper secondary is dependent on their Grade Point Average at the end of Grade Nine (the equivalent of Secondary 3). Both vocational and upper secondary schooling can lead to a university education.
While Emmi certainly felt the stress of having to prepare for the matriculation exam, she said upper secondary school — which operates on a modular system — has taught her to take charge of her own education. Pupils are given the flexibility to customise their own timetable across interests such as German Language or Philosophy.
Educators note that the matriculation exam weighs heavily on students and parents’ minds — not too different from major exams here in Singapore. While the nation’s top scorer is not publicly announced, there are still informal rankings compiled by the media. This may perpetuate the reputation of “top” schools and enable them to attract high-performing students, educators add.
ENSURING QUALITY TEACHING
In the 1960s, the Finnish authorities decided to implement a compulsory nine-year education path, providing free education for children between seven and 16 years of age.
Pupils attend comprehensive schools nearest to their homes, in part due to the authorities guaranteeing children in the neighbourhood a place. Most parents interviewed also believe that all schools are equally good.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in schools, the Finnish National Board of Education randomly selects schools every few years to conduct assessments. Language associations helmed by teachers also regularly carry out voluntary tests among pupils.
In the classrooms, teachers use a variety of tests and quizzes as well as provide regular feedback to help students manage their learning process. They follow a national curriculum highlighting key areas to be covered, but can decide how they want to teach and assess students.
For instance, teachers could hold two class tests counting to the final grade, while giving quizzes after each topic is taught. At the same time, they pay attention to how pupils participate in class, recording their observations almost daily in an online system.
Both parents and students can access the system. Said 17-year-old student Linh Lin: “There are tests and self-evaluations; this pressure is enough to motivate me. My parents also always emphasise the importance of getting good grades.”
And without major exams every few years, Finnish educators noted another benefit: They can tailor lessons according to pupils’ pace of learning, allocating time for field trips and frequent group activities.
“The younger kids need a relaxed learning atmosphere, and that cannot happen with high-stakes exams,” said Mr Olli Maatta, who teaches at Helsinki Normal Lyceum. “It would also limit teaching as you would only teach what is tested; learning is narrowed due to this fear of the exams.”
Maininki School principal Rolf Malmelin agreed that schools are not just places of study, but also for children to learn how to live and work with others in society. “When you are not just teaching for the national tests, you are teaching the kids for life,” he added.
EQUALITY AND INCLUSIVENESS
One way to learn for life, according to students and educators, is the inclusive study environment in Finnish schools.
There is no best class; kids of different abilities are grouped together. A special needs teacher steps into the classroom to assist special needs learners or brings them to another classroom for a few periods each day. (In 2011, 11.4 per cent of comprehensive school pupils received some kind of special support.)
Joao Hamalainen, 17, studies in one of Helsinki’s elite upper secondary school, the Helsinki Normal Lyceum (Most students enter with a Grade Point Average of 9.0 upon 10).
Of his first nine years of school-life, he said: “Being with classmates of different abilities guided me more. For subjects I am better at, I learned by helping my classmates.”
Nevertheless, while international tests show that Finnish pupils are performing well and the variance between Finnish schools is small, some observers have argued that smarter learners are not stretched to their fullest potential.
Ms Armi Mikkola, Counsellor of Education at the Finland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explained that equality underscores the Finnish education system. Huge investments are chanelled to support pupils with special needs. “Our system believes in providing equal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where schools do not select students,” she said.
TODAY visited an English Language class at Maininki School, half an hour from Helsinki. Teacher Rose-Marie Mod-Sandberg posed questions and got her eighth-grade class of 14-year-olds to discuss in pairs. Next, she gave out vocabulary exercises, assigning additional questions to one or two of the faster learners.
Ms Mod-Sandberg agreed that managing a heterogeneous classroom is tricky. “Sometimes, I feel bad that a lot of attention is paid to the slowest ones … the really clever ones, they don’t always get enough.” To make up for that, teachers use diverse ways, including challenging quicker students with more demanding tasks, or grouping pupils so that they help each other.
Although managing these differences might mean more work for them, teachers baulk at the suggestion of streaming students according to abilities. Said Mr Maatta: “We are not for helping only the talented thrive… In the classroom, everyone is lifted up to a certain level.”
THREATS AND HURDLES
The uncertain European economy, however, may be threatening the future success of Finland’s education system. City officials seeking to cut costs might decide to reduce education spending, arguing that Finnish students are already scoring well in international tests, noted Prof Valijarvi of the Finnish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Last month, for example, the authorities from Jyvaskyla city decided to relocate Jyvaskylan Lyseon lukio — one of Finland’s oldest upper secondary schools — in order to potentially set up a larger high school. The savings on building maintenance costs were cited as a reason by local media.
But this is no time to rest on laurels — as Prof Valijarvi noted, schools are facing emerging challenges, such as the growing number of special needs and immigrant children, who need more attention. And with individual municipalities having autonomy on spending, the richer municipalities would be better able to invest more in schools — jeopardising Finland’s tradition of equal opportunities across the country, he added.
There is also a need to use technology more pervasively in Finnish classrooms, said University of Helsinki head of teacher education Jari Lavonen. “That’s a real challenge ... There are lots of success stories, but not in every classroom.”
And in an increasingly educated society, educators are reporting a trend of demanding Finnish parents.
While teachers have long been highly-respected in Finland, of late there have been lawsuits brought by parents against schools, and parents who question teaching methods.
To manage the shifting education landscape, educators highlight the need to better train school leaders to manage teachers’ welfare. Ramping up in-service training opportunities is also crucial to help teachers keep up with changes, they note.
Finnish parents told TODAY that they still trust teachers, but busier lifestyles have also led to higher expectations of educators. They urged the Finnish authorities to support teachers by keeping watch on expanding class sizes and investing more in special needs pupils.
(Sidebar)
FINNISH EDUCATION
FINLAND FACTS
• GDP in 2011: US$263 billion (S$328 billion)
• Education spending in 2011: 6.6% of GDP
• Average class size: 20
AT A GLANCE
• Free compulsory education from Grades One to Nine (7 to 16 years old)
• No national examinations in the first nine years; teachers use class tests and self-evaluations
• After Grade Nine, students proceed to Upper Secondary schools or vocational institutes or workforce
• Matriculation exam, taken by 18 to 19 year olds, at the end of upper secondary
CHALLENGES FACED
• Uncertain economy and spending cuts
• Rising number of special needs and immigrant children
• More demanding parents
• Implementing use of ICT across all schools
2009 PISA RESULTS
• Reading: 3rd place (Singapore 5th place)
• Mathematics: 6th place (Singapore 2nd place)
• Science: 2nd place (Singapore 4th place)
Source: Finland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World Bank, OECD
(Sidebar)
PRE-SCHOOL: WHERE KIDS ARE LEFT TO BE KIDS
Putting on another layer of outer wear, head teacher Linda Loh-Tammila heads outdoors with her group of 30 pre-schoolers, a daily activity she has yet to get used to.
The Singaporean, who has been living in Finland for three years, shivers in the sub-zero temperatures while her pupils romp the snowy park grounds.
“When the parents come to pick their kids up, they ask whether their child has been outside to play today, not about what was taught in class,” said Mrs Loh-Tammila.
Hence, in her pre-school that caters to children ranging in age from three to six, the daily timetable includes at least two hours of outdoor play.
Mrs Loh-Tammila, 49, who is married to a Finn and has two teenage children, used to help a friend run a pre-school when her husband was stationed in Japan. She enjoyed the experience so much that she studied for a certificate in Montessori teaching and obtained qualifications to teach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After moving to Finland, she found a job with Fountain Square Playschool, an English Language private pre-school in Espoo, which is 30 minutes from Helsinki.
The former luxury goods brand manager said that in Finland, “children are left to enjoy being children”.
Finnish parents, both of whom usually work, turn to pre-schools for their child to be taken care of and to socialise with other children, she said. Pre-school education is not compulsory — formal schooling starts at Grade One (equivalent of Primary 1) — but 99 per cent of children attend pre-schools run by the government or private operators.
All Finnish pre-school teachers must obtain a university degree specialising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there are curriculum guidelines for pre-school education. Pre-schools set goals such as having their charges counting up to 20 by the age of six.
Nevertheless, a child who does not attend pre-school doesn’t miss out by much, as the same things are taught again in Grade One, noted Ms Raija Ikaheimo, who also teaches at Fountain Square Playschool. “The main focus of pre-school here is for children to be able to be friends … things like letters and numbers, that isn’t as important”.
Ng Jing Yng is a senior reporter with TODAY covering the education beat. She spent one and a half weeks visiting schools in three Finnish cities — Helsinki, Jyvaskyla and Turku — ranging from primary through to upper secondary (JC equivalent) levels. She spoke to students, educators, university faculty who train teachers and officials.
文章作者：Ng Jing Yng
发表日期：2013年3月5日
发表媒体：《今日报》Today
No tuition, only one major exam (with six hours given per paper) and classes that mix kids of all abilities. We discover how they do it, in our two-part special report.
Mention private tuition, and one gets a bemused look from Finnish educators, pupils and parents. This is unheard of in their country, they say. When school ends, so do the lessons.
Once bell rings at 2pm across schools in Finland, children run to the park to indulge in snowball fights or pastimes like ice hockey and music. The only group missing out on the fun, when TODAY visited last month shortly before the matriculation exam (the only national assessment in Finland), were the 18-year-olds, who duly trooped home to revise.
Mr Juha Korhonen, who has three children, did not know of any tuition programmes in Finland. “Even if there were, I wouldn’t send my kids … Children need free time and rest after school and homework,” he said.
Homework for Finnish students consists of a few Math problems or perhaps essay assignments. For the minority who have trouble keeping up, teachers provide remedial lessons after school.
As Professor Jouni Valijarvi, an expert in international tests such as 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 notes: “In Finland, school is the only place where students study.” This has been the tradition, said the Director of Finnish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Children mark a very clear difference between school time and their free time.”
Even the after-school sports or arts activities that students engage in — and which are managed by private or community organisations — are clearly treated as hobbies, and not the mandated co-curricular activities of Singapore schools.
Hanna Korhonen, 13, trains in figure skating because “I enjoy it very much and I hope to be a professional skater someday”.
EAT, NAP, THINK IN 6 HOURS
Meanwhile, Emmi Siitonen was preparing for the first major exam of her life when TODAY met her.
The 18-year-old had practised mock exam scenarios set by her teachers and previous years’ papers. She was still feeling nervous, but at least she was certain she would have enough time to finish the matriculation exam — which allocates six hours per paper (most pupils sit for six subjects).
Said Emmi: “I have the time to think and write my answers … after all, the exams are not about memorising but to test my understanding and ability to apply knowledge.”
During the six-hour-long sittings, most schools even provide sandwiches and juices. “There is no hurry, you can think, you have a short nap, drink your coffee and eat your lunch, before completing the paper,” said language teacher Katrina Vartiainen. While most of her pupils can complete a paper in four hours, she said the time allows weaker students to do their best as well.
There are no national exams during the first nine years of a student’s life in comprehensive schools. Out of each cohort of 60,000 students, about 30,000 go on to upper secondary education, where their ultimate aim is to do well in the matriculation exam which they sit for in two or three years.
The other half of the cohort enters vocational schools or starts work. Entrance to upper secondary is dependent on their Grade Point Average at the end of Grade Nine (the equivalent of Secondary 3). Both vocational and upper secondary schooling can lead to a university education.
While Emmi certainly felt the stress of having to prepare for the matriculation exam, she said upper secondary school — which operates on a modular system — has taught her to take charge of her own education. Pupils are given the flexibility to customise their own timetable across interests such as German Language or Philosophy.
Educators note that the matriculation exam weighs heavily on students and parents’ minds — not too different from major exams here in Singapore. While the nation’s top scorer is not publicly announced, there are still informal rankings compiled by the media. This may perpetuate the reputation of “top” schools and enable them to attract high-performing students, educators add.
ENSURING QUALITY TEACHING
In the 1960s, the Finnish authorities decided to implement a compulsory nine-year education path, providing free education for children between seven and 16 years of age.
Pupils attend comprehensive schools nearest to their homes, in part due to the authorities guaranteeing children in the neighbourhood a place. Most parents interviewed also believe that all schools are equally good.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in schools, the Finnish National Board of Education randomly selects schools every few years to conduct assessments. Language associations helmed by teachers also regularly carry out voluntary tests among pupils.
In the classrooms, teachers use a variety of tests and quizzes as well as provide regular feedback to help students manage their learning process. They follow a national curriculum highlighting key areas to be covered, but can decide how they want to teach and assess students.
For instance, teachers could hold two class tests counting to the final grade, while giving quizzes after each topic is taught. At the same time, they pay attention to how pupils participate in class, recording their observations almost daily in an online system.
Both parents and students can access the system. Said 17-year-old student Linh Lin: “There are tests and self-evaluations; this pressure is enough to motivate me. My parents also always emphasise the importance of getting good grades.”
And without major exams every few years, Finnish educators noted another benefit: They can tailor lessons according to pupils’ pace of learning, allocating time for field trips and frequent group activities.
“The younger kids need a relaxed learning atmosphere, and that cannot happen with high-stakes exams,” said Mr Olli Maatta, who teaches at Helsinki Normal Lyceum. “It would also limit teaching as you would only teach what is tested; learning is narrowed due to this fear of the exams.”
Maininki School principal Rolf Malmelin agreed that schools are not just places of study, but also for children to learn how to live and work with others in society. “When you are not just teaching for the national tests, you are teaching the kids for life,” he added.
EQUALITY AND INCLUSIVENESS
One way to learn for life, according to students and educators, is the inclusive study environment in Finnish schools.
There is no best class; kids of different abilities are grouped together. A special needs teacher steps into the classroom to assist special needs learners or brings them to another classroom for a few periods each day. (In 2011, 11.4 per cent of comprehensive school pupils received some kind of special support.)
Joao Hamalainen, 17, studies in one of Helsinki’s elite upper secondary school, the Helsinki Normal Lyceum (Most students enter with a Grade Point Average of 9.0 upon 10).
Of his first nine years of school-life, he said: “Being with classmates of different abilities guided me more. For subjects I am better at, I learned by helping my classmates.”
Nevertheless, while international tests show that Finnish pupils are performing well and the variance between Finnish schools is small, some observers have argued that smarter learners are not stretched to their fullest potential.
Ms Armi Mikkola, Counsellor of Education at the Finland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explained that equality underscores the Finnish education system. Huge investments are chanelled to support pupils with special needs. “Our system believes in providing equal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where schools do not select students,” she said.
TODAY visited an English Language class at Maininki School, half an hour from Helsinki. Teacher Rose-Marie Mod-Sandberg posed questions and got her eighth-grade class of 14-year-olds to discuss in pairs. Next, she gave out vocabulary exercises, assigning additional questions to one or two of the faster learners.
Ms Mod-Sandberg agreed that managing a heterogeneous classroom is tricky. “Sometimes, I feel bad that a lot of attention is paid to the slowest ones … the really clever ones, they don’t always get enough.” To make up for that, teachers use diverse ways, including challenging quicker students with more demanding tasks, or grouping pupils so that they help each other.
Although managing these differences might mean more work for them, teachers baulk at the suggestion of streaming students according to abilities. Said Mr Maatta: “We are not for helping only the talented thrive… In the classroom, everyone is lifted up to a certain level.”
THREATS AND HURDLES
The uncertain European economy, however, may be threatening the future success of Finland’s education system. City officials seeking to cut costs might decide to reduce education spending, arguing that Finnish students are already scoring well in international tests, noted Prof Valijarvi of the Finnish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Last month, for example, the authorities from Jyvaskyla city decided to relocate Jyvaskylan Lyseon lukio — one of Finland’s oldest upper secondary schools — in order to potentially set up a larger high school. The savings on building maintenance costs were cited as a reason by local media.
But this is no time to rest on laurels — as Prof Valijarvi noted, schools are facing emerging challenges, such as the growing number of special needs and immigrant children, who need more attention. And with individual municipalities having autonomy on spending, the richer municipalities would be better able to invest more in schools — jeopardising Finland’s tradition of equal opportunities across the country, he added.
There is also a need to use technology more pervasively in Finnish classrooms, said University of Helsinki head of teacher education Jari Lavonen. “That’s a real challenge ... There are lots of success stories, but not in every classroom.”
And in an increasingly educated society, educators are reporting a trend of demanding Finnish parents.
While teachers have long been highly-respected in Finland, of late there have been lawsuits brought by parents against schools, and parents who question teaching methods.
To manage the shifting education landscape, educators highlight the need to better train school leaders to manage teachers’ welfare. Ramping up in-service training opportunities is also crucial to help teachers keep up with changes, they note.
Finnish parents told TODAY that they still trust teachers, but busier lifestyles have also led to higher expectations of educators. They urged the Finnish authorities to support teachers by keeping watch on expanding class sizes and investing more in special needs pupils.
(Sidebar)
FINNISH EDUCATION
FINLAND FACTS
• GDP in 2011: US$263 billion (S$328 billion)
• Education spending in 2011: 6.6% of GDP
• Average class size: 20
AT A GLANCE
• Free compulsory education from Grades One to Nine (7 to 16 years old)
• No national examinations in the first nine years; teachers use class tests and self-evaluations
• After Grade Nine, students proceed to Upper Secondary schools or vocational institutes or workforce
• Matriculation exam, taken by 18 to 19 year olds, at the end of upper secondary
CHALLENGES FACED
• Uncertain economy and spending cuts
• Rising number of special needs and immigrant children
• More demanding parents
• Implementing use of ICT across all schools
2009 PISA RESULTS
• Reading: 3rd place (Singapore 5th place)
• Mathematics: 6th place (Singapore 2nd place)
• Science: 2nd place (Singapore 4th place)
Source: Finland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World Bank, OECD
(Sidebar)
PRE-SCHOOL: WHERE KIDS ARE LEFT TO BE KIDS
Putting on another layer of outer wear, head teacher Linda Loh-Tammila heads outdoors with her group of 30 pre-schoolers, a daily activity she has yet to get used to.
The Singaporean, who has been living in Finland for three years, shivers in the sub-zero temperatures while her pupils romp the snowy park grounds.
“When the parents come to pick their kids up, they ask whether their child has been outside to play today, not about what was taught in class,” said Mrs Loh-Tammila.
Hence, in her pre-school that caters to children ranging in age from three to six, the daily timetable includes at least two hours of outdoor play.
Mrs Loh-Tammila, 49, who is married to a Finn and has two teenage children, used to help a friend run a pre-school when her husband was stationed in Japan. She enjoyed the experience so much that she studied for a certificate in Montessori teaching and obtained qualifications to teach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After moving to Finland, she found a job with Fountain Square Playschool, an English Language private pre-school in Espoo, which is 30 minutes from Helsinki.
The former luxury goods brand manager said that in Finland, “children are left to enjoy being children”.
Finnish parents, both of whom usually work, turn to pre-schools for their child to be taken care of and to socialise with other children, she said. Pre-school education is not compulsory — formal schooling starts at Grade One (equivalent of Primary 1) — but 99 per cent of children attend pre-schools run by the government or private operators.
All Finnish pre-school teachers must obtain a university degree specialising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there are curriculum guidelines for pre-school education. Pre-schools set goals such as having their charges counting up to 20 by the age of six.
Nevertheless, a child who does not attend pre-school doesn’t miss out by much, as the same things are taught again in Grade One, noted Ms Raija Ikaheimo, who also teaches at Fountain Square Playschool. “The main focus of pre-school here is for children to be able to be friends … things like letters and numbers, that isn’t as important”.
Ng Jing Yng is a senior reporter with TODAY covering the education beat. She spent one and a half weeks visiting schools in three Finnish cities — Helsinki, Jyvaskyla and Turku — ranging from primary through to upper secondary (JC equivalent) levels. She spoke to students, educators, university faculty who train teachers and officials.
Monday, March 4, 2013
In teachers they trust
文章标题：In teachers they trust
文章作者：Ng Jing Yng
发表日期：2013年3月4日
发表媒体：《今日报》Today
Every Finnish school is a good school, because every teacher is highly-trained and qualified. In a two-part special report, we look at the secrets of Finland’s education model.
Asked how he assesses his teachers, Mr Matti Koivusalo shrugs matter-of-factly that he has “no means” to do so. “There is no evaluation whatsoever for teachers. Everything is based on trust,” says the Principal of Haaga Comprehensive School in Helsinki.
Indeed, the “open” school culture means any feedback quickly reaches his ears, says Mr Koivusalo, who looks after 50 teachers and 600 pupils in grades one through nine (the equivalent of Primary 1 to Secondary 3 in Singapore).
It is easy to see how: Along the school’s hallway, pupils look up from their mobile phones and greet him as he walks past; some engage him in friendly banter. At the school cafeteria where free lunches are served daily — an established practice at all Finnish schools — teachers join him for lunch and chat about how their day has gone.
Said Mr Koivusalo: “If something bad happens, I’ll hear about it in five minutes … The atmosphere is such that (students and teachers) can come and talk about it freely without being afraid.”
Even so, sackings are rare in Finnish schools, say educators. Mr Vesa Valkila, one of the principals at Turku University teacher training school, tried to explain: “Finnish teachers have a lot of freedom and are trusted … that really motivates a lot of them to do their best.”
LEFT TO TEACH
In Finland, a small country of 5.4 million people, its education system operates on this singular principle of trust.
The country’s model shot to global attention after Finnish pupils repeatedly excelled in international tests such as 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 despite having practically no mandated standardised exams, rankings or competition.
Schools take in students of all varying abilities, including those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under one roof. The curious result is tha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its weakest and strongest students are the smallest in the world, according to a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survey.
School leaders across Finland tell TODAY the same thing: “We trust our teachers”.
There are no national examinations in the first nine years of Finnish formal schooling, and schools and teachers are pretty much left on their own to educate their charges.
As Ms Armi Mikkola, counsellor of education at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put it: “The administration is for support and not for inspection … Trust is part of Finnish society, it is a culture.”
Nevertheless, “with trust, there are some risks”, admitted Professor Jouni Valijarvi, Director of the Finnish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To mitigate risks of having underperforming teachers in schools, a stringent teacher selection process and rigorous teacher training is integral to the system, he said. “It i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can say all schools are good schools,” added Prof Valijarvi. “Because in every school, we’ve highly-trained and qualified teachers”.
SELECTING THE VERY BEST
Yearly, 7,000 teaching aspirants apply to be class teachers (teaching the equivalent of Primary 1 to 6). Typically, there are just 800 spots available.
To teach secondary and upper secondary students (Secondary 1 to Junior College equivalent), 6,000 vie for 1,500 subject teacher positions yearly. Universities cherry-pick from this large pool of applicants, with two different selection processes for each category.
For class teachers, to prepare applicants for an entrance test, authorities will release study materials online on education-related topics such as pedagogical research studies. During the four-hour test, applicants answer about 100 multiple-choice questions. Even so, acing the entrance test does not guarantee a spot in one of the 11 universities offering teacher education.
In phase two, depending on the applicant’s university of choice (they are given up to three picks), there could be a psychometric test along with an interview, or an observed group activity. Some universities also select based on an applicant’s matriculation exam results — the only national examinations taken by Finnish pupils, at the age of 18.
Ms Anna Vaatainen, a student teacher at the University of Turku, is one who succeeded on her second try.
In her first attempt, she was invited by the University of Jyvaskyla for an interview but did not make it through. She went on to obtain a social work degree, and worked in an orphanage for four months, before deciding to give teacher education another go.
This time, after “studying very hard” for the entrance test again, she and three other applicants were tasked by the University of Turku to plan an imaginary school’s sports day. “I am better around people so this group activity might have worked for me,” she said.
Those hoping to be a subject teacher undergo a similar selection process, having to first pass an entrance test set by their subject faculty of choice. They will then apply to the faculty of education, which may require an aptitude test and interview.
The result is that you ensure true commitment to the job. Mr Jari Kouvalainen, a student teacher at the University of Eastern Finland, said: “Because we have to get through this really hard test, you have to be really motivated. With another five years of study, you’re really committed to this career”.
RESEARCH-BASED TRAINING
In the ’70s, Finnish officials moved teacher training under the universities, subsequently implementing a five-year master’s degree programme for all who want to become teachers. A combination of theory, practice and research was key to teacher education, they decided.
Class teachers major in the educational sciences and teach most subjects including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at the primary levels. Teacher educators say that teaching younger children requires strong pedagogical skills to motivate and excite learners, and not just the transfer of academic knowledge at this stage.
By contrast, subject teachers major in their teaching subjects, while also having to complete pedagogical modules and teaching practicums. In-depth knowledge in their teaching areas is crucial, to give them the confidence to explain complex theories and tackle difficult questions.
Ms Anneli Rautiainen, head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at the Finnish National Board of Education, thinks that research-based teacher education accounts for the high quality of teaching in Finnish schools today.
“The fact that we have a Master’s degree for teacher initial education is very important. As research-based teachers, they can analyse learning situations and know how to support their students better,” she said.
Student teacher Ms Tuula Hurtig agrees that conducting research has honed her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ies and improved her teaching methods. Graduating as a history and civics teacher this year, her thesis involved research into how historical pictures impacted her students’ learning.
GETTING FIELD EXPERIENCE
Head of teacher education at University of Helsinki, Professor Jari Lavonen, calls research-based teacher education vital — it combines with field practice to keep student-teachers in touch with classroom realities and “thinking about their teaching methods”, he said.
All student teachers undergo multiple teaching practicums as part of their five-year programme. Each one lasts between two weeks and a year.
Guided by teacher mentors, student teachers are attached to teacher-training schools set up by the universities, where they plan, teach and observe lessons. These 12 teacher training schools across Finland function as normal schools, with pupils coming from nearby homes. These schools also partner regularly with universities to produce the latest research in education.
Final-year student teacher Mikko Honkamaki, from the University of Jyvaskyla, worked with different mentors during each of his four practicuums — which broadened his perspective on various teaching styles — and got advice before and after each lesson. He also got to observe and critique fellow student-teachers, and vice-versa.
“Watching my peers forced me to focus on my own way of giving instructions ... Receiving and giving feedback has also been crucial to my growth as a professional,” he said.
LEEWAY TO DECIDE
It was a cold winter’s morning when TODAY visited Maininki School in Espoo city, half an hour outside Helsinki, and Ms Rose-Marie Mod-Sandberg was conducting an English Language lesson with her eight-graders (Secondary 2 equivalent).
The classroom was quiet as some students had fallen ill; it was a smaller than usual group. Ms Mod-Sandberg, 55, decided to get her pupils to share about their favourite American cities and imagine what they would do if they got there. As the mood lightened, she gave out worksheets which each student completed on their own.
She has the leeway to tailor her lessons according to her students’ abilities or interests on that very day itself, she told us. For instance, if the children were keen on a topic that was meant only for next year, she could dive into it. And if they seemed more tired than usual — such as after a strenuous Physical Education lesson — she could choose to do something less demanding, and pick things up later.
“If I want to teach a topic, I can teach it anyway and anytime I like,” she said. “Finnish teachers undergo a long training, so (school leaders) can trust us to be professional and to act in the pupils’ interest”.
MORE THAN MONEY’S WORTH
In Finnish schools, teachers typically teach from 8am to 2pm before heading off to plan lessons or attend to parents’ queries. They are not required to take charge of after-school activities such as arts or sports clubs — usually run by private community organisations — and those who do so, are remunerated accordingly.
Schools leaders also said that a layer of stress is removed for teachers as there is no evaluation process linked to their salaries. In fact, the pay structure is relatively flat where pay increases with years of experience and teaching hours.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OECD data, Finland’s average annual wage is S$59,852 or approximately S$5,000 a month. For those teaching at the primary level, annual salaries start at S$35,883 (about S$ 3,000 a month). After 20 years, their pay reaches a maximum level of S$64, 530 (S$5,400 a month).
Nevertheless, pay is not a main issue for Finnish teachers, said those TODAY spoke to. People are attracted to the career due to the high status that education is accorded in Finland and the autonomy given to teachers.
The government provides free education in the first nine years of a child’s school life, while schools receive funds to invest in slower learners. Teachers also hold a place in Finnish history, often cited as important figures alongside priests and doctors.
“Young people still see working as a teacher as very creative and independent, where teachers can make a difference in their pupils’ lives,” said Mr Olli Maatta, a teacher trainer at Helsinki Normal Lyceum, a regular Finnish school owned by the University of Helsinki for trainee teachers to serve their attachments.
At Haagan Comprehensive School, the school bell rings and children burst out of their classrooms into the snow-filled courtyard, throwing snowballs at one another and sledding down mini snow hills.
Starring out of his window as one of his teachers leads pupils back from a skiing lesson, principal Mr Koivusalo observes: “The role of an educator is very important. If a teacher loves his job, the children know it and they will want to come to school.”
(Sidebar)
TEACHERS IN FINLAND
TRAINING
• Five-yer programme leading to a master’s degree
• Class teachers major in educational sciences, subject teachers in their respective subjects
• Multiple teaching practicums
• Research thesis
SALARIES
• Finland’s average annual wage: S$59,471
• Starting pay for class teachers: S$36,013
• Maximum pay: S$49,254
• Starting pay for subject teachers: S$38,894 to 40,041
• Maximum pay: S$53,195 to S$56,294
TEACHING FORCE
• Comprehensive schools (Grades One to Nine): 40,000
• Upper secondary schools: 8,000
AGE PROFILE OF COMPREHENSIVE SCHOOL TEACHERS
• 40 and below: 32%
• 40 – 49: 33%
• 50 and above: 35%
Source: OECD 2010 Data, Finland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Ng Jing Yng is a senior reporter with TODAY covering the education beat. She spent one and a half weeks visiting schools in three Finnish cities — Helsinki, Jyvaskyla and Turku — ranging from primary through to upper secondary (JC equivalent) levels. She spoke to students, educators, university faculty who train teachers and officials.
文章作者：Ng Jing Yng
发表日期：2013年3月4日
发表媒体：《今日报》Today
Every Finnish school is a good school, because every teacher is highly-trained and qualified. In a two-part special report, we look at the secrets of Finland’s education model.
Asked how he assesses his teachers, Mr Matti Koivusalo shrugs matter-of-factly that he has “no means” to do so. “There is no evaluation whatsoever for teachers. Everything is based on trust,” says the Principal of Haaga Comprehensive School in Helsinki.
Indeed, the “open” school culture means any feedback quickly reaches his ears, says Mr Koivusalo, who looks after 50 teachers and 600 pupils in grades one through nine (the equivalent of Primary 1 to Secondary 3 in Singapore).
It is easy to see how: Along the school’s hallway, pupils look up from their mobile phones and greet him as he walks past; some engage him in friendly banter. At the school cafeteria where free lunches are served daily — an established practice at all Finnish schools — teachers join him for lunch and chat about how their day has gone.
Said Mr Koivusalo: “If something bad happens, I’ll hear about it in five minutes … The atmosphere is such that (students and teachers) can come and talk about it freely without being afraid.”
Even so, sackings are rare in Finnish schools, say educators. Mr Vesa Valkila, one of the principals at Turku University teacher training school, tried to explain: “Finnish teachers have a lot of freedom and are trusted … that really motivates a lot of them to do their best.”
LEFT TO TEACH
In Finland, a small country of 5.4 million people, its education system operates on this singular principle of trust.
The country’s model shot to global attention after Finnish pupils repeatedly excelled in international tests such as 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 despite having practically no mandated standardised exams, rankings or competition.
Schools take in students of all varying abilities, including those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under one roof. The curious result is tha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its weakest and strongest students are the smallest in the world, according to a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survey.
School leaders across Finland tell TODAY the same thing: “We trust our teachers”.
There are no national examinations in the first nine years of Finnish formal schooling, and schools and teachers are pretty much left on their own to educate their charges.
As Ms Armi Mikkola, counsellor of education at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put it: “The administration is for support and not for inspection … Trust is part of Finnish society, it is a culture.”
Nevertheless, “with trust, there are some risks”, admitted Professor Jouni Valijarvi, Director of the Finnish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To mitigate risks of having underperforming teachers in schools, a stringent teacher selection process and rigorous teacher training is integral to the system, he said. “It i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can say all schools are good schools,” added Prof Valijarvi. “Because in every school, we’ve highly-trained and qualified teachers”.
SELECTING THE VERY BEST
Yearly, 7,000 teaching aspirants apply to be class teachers (teaching the equivalent of Primary 1 to 6). Typically, there are just 800 spots available.
To teach secondary and upper secondary students (Secondary 1 to Junior College equivalent), 6,000 vie for 1,500 subject teacher positions yearly. Universities cherry-pick from this large pool of applicants, with two different selection processes for each category.
For class teachers, to prepare applicants for an entrance test, authorities will release study materials online on education-related topics such as pedagogical research studies. During the four-hour test, applicants answer about 100 multiple-choice questions. Even so, acing the entrance test does not guarantee a spot in one of the 11 universities offering teacher education.
In phase two, depending on the applicant’s university of choice (they are given up to three picks), there could be a psychometric test along with an interview, or an observed group activity. Some universities also select based on an applicant’s matriculation exam results — the only national examinations taken by Finnish pupils, at the age of 18.
Ms Anna Vaatainen, a student teacher at the University of Turku, is one who succeeded on her second try.
In her first attempt, she was invited by the University of Jyvaskyla for an interview but did not make it through. She went on to obtain a social work degree, and worked in an orphanage for four months, before deciding to give teacher education another go.
This time, after “studying very hard” for the entrance test again, she and three other applicants were tasked by the University of Turku to plan an imaginary school’s sports day. “I am better around people so this group activity might have worked for me,” she said.
Those hoping to be a subject teacher undergo a similar selection process, having to first pass an entrance test set by their subject faculty of choice. They will then apply to the faculty of education, which may require an aptitude test and interview.
The result is that you ensure true commitment to the job. Mr Jari Kouvalainen, a student teacher at the University of Eastern Finland, said: “Because we have to get through this really hard test, you have to be really motivated. With another five years of study, you’re really committed to this career”.
RESEARCH-BASED TRAINING
In the ’70s, Finnish officials moved teacher training under the universities, subsequently implementing a five-year master’s degree programme for all who want to become teachers. A combination of theory, practice and research was key to teacher education, they decided.
Class teachers major in the educational sciences and teach most subjects including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at the primary levels. Teacher educators say that teaching younger children requires strong pedagogical skills to motivate and excite learners, and not just the transfer of academic knowledge at this stage.
By contrast, subject teachers major in their teaching subjects, while also having to complete pedagogical modules and teaching practicums. In-depth knowledge in their teaching areas is crucial, to give them the confidence to explain complex theories and tackle difficult questions.
Ms Anneli Rautiainen, head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at the Finnish National Board of Education, thinks that research-based teacher education accounts for the high quality of teaching in Finnish schools today.
“The fact that we have a Master’s degree for teacher initial education is very important. As research-based teachers, they can analyse learning situations and know how to support their students better,” she said.
Student teacher Ms Tuula Hurtig agrees that conducting research has honed her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ies and improved her teaching methods. Graduating as a history and civics teacher this year, her thesis involved research into how historical pictures impacted her students’ learning.
GETTING FIELD EXPERIENCE
Head of teacher education at University of Helsinki, Professor Jari Lavonen, calls research-based teacher education vital — it combines with field practice to keep student-teachers in touch with classroom realities and “thinking about their teaching methods”, he said.
All student teachers undergo multiple teaching practicums as part of their five-year programme. Each one lasts between two weeks and a year.
Guided by teacher mentors, student teachers are attached to teacher-training schools set up by the universities, where they plan, teach and observe lessons. These 12 teacher training schools across Finland function as normal schools, with pupils coming from nearby homes. These schools also partner regularly with universities to produce the latest research in education.
Final-year student teacher Mikko Honkamaki, from the University of Jyvaskyla, worked with different mentors during each of his four practicuums — which broadened his perspective on various teaching styles — and got advice before and after each lesson. He also got to observe and critique fellow student-teachers, and vice-versa.
“Watching my peers forced me to focus on my own way of giving instructions ... Receiving and giving feedback has also been crucial to my growth as a professional,” he said.
LEEWAY TO DECIDE
It was a cold winter’s morning when TODAY visited Maininki School in Espoo city, half an hour outside Helsinki, and Ms Rose-Marie Mod-Sandberg was conducting an English Language lesson with her eight-graders (Secondary 2 equivalent).
The classroom was quiet as some students had fallen ill; it was a smaller than usual group. Ms Mod-Sandberg, 55, decided to get her pupils to share about their favourite American cities and imagine what they would do if they got there. As the mood lightened, she gave out worksheets which each student completed on their own.
She has the leeway to tailor her lessons according to her students’ abilities or interests on that very day itself, she told us. For instance, if the children were keen on a topic that was meant only for next year, she could dive into it. And if they seemed more tired than usual — such as after a strenuous Physical Education lesson — she could choose to do something less demanding, and pick things up later.
“If I want to teach a topic, I can teach it anyway and anytime I like,” she said. “Finnish teachers undergo a long training, so (school leaders) can trust us to be professional and to act in the pupils’ interest”.
MORE THAN MONEY’S WORTH
In Finnish schools, teachers typically teach from 8am to 2pm before heading off to plan lessons or attend to parents’ queries. They are not required to take charge of after-school activities such as arts or sports clubs — usually run by private community organisations — and those who do so, are remunerated accordingly.
Schools leaders also said that a layer of stress is removed for teachers as there is no evaluation process linked to their salaries. In fact, the pay structure is relatively flat where pay increases with years of experience and teaching hours.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OECD data, Finland’s average annual wage is S$59,852 or approximately S$5,000 a month. For those teaching at the primary level, annual salaries start at S$35,883 (about S$ 3,000 a month). After 20 years, their pay reaches a maximum level of S$64, 530 (S$5,400 a month).
Nevertheless, pay is not a main issue for Finnish teachers, said those TODAY spoke to. People are attracted to the career due to the high status that education is accorded in Finland and the autonomy given to teachers.
The government provides free education in the first nine years of a child’s school life, while schools receive funds to invest in slower learners. Teachers also hold a place in Finnish history, often cited as important figures alongside priests and doctors.
“Young people still see working as a teacher as very creative and independent, where teachers can make a difference in their pupils’ lives,” said Mr Olli Maatta, a teacher trainer at Helsinki Normal Lyceum, a regular Finnish school owned by the University of Helsinki for trainee teachers to serve their attachments.
At Haagan Comprehensive School, the school bell rings and children burst out of their classrooms into the snow-filled courtyard, throwing snowballs at one another and sledding down mini snow hills.
Starring out of his window as one of his teachers leads pupils back from a skiing lesson, principal Mr Koivusalo observes: “The role of an educator is very important. If a teacher loves his job, the children know it and they will want to come to school.”
(Sidebar)
TEACHERS IN FINLAND
TRAINING
• Five-yer programme leading to a master’s degree
• Class teachers major in educational sciences, subject teachers in their respective subjects
• Multiple teaching practicums
• Research thesis
SALARIES
• Finland’s average annual wage: S$59,471
• Starting pay for class teachers: S$36,013
• Maximum pay: S$49,254
• Starting pay for subject teachers: S$38,894 to 40,041
• Maximum pay: S$53,195 to S$56,294
TEACHING FORCE
• Comprehensive schools (Grades One to Nine): 40,000
• Upper secondary schools: 8,000
AGE PROFILE OF COMPREHENSIVE SCHOOL TEACHERS
• 40 and below: 32%
• 40 – 49: 33%
• 50 and above: 35%
Source: OECD 2010 Data, Finland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Ng Jing Yng is a senior reporter with TODAY covering the education beat. She spent one and a half weeks visiting schools in three Finnish cities — Helsinki, Jyvaskyla and Turku — ranging from primary through to upper secondary (JC equivalent) levels. She spoke to students, educators, university faculty who train teachers and officials.
Saturday, March 2, 2013
符合“好爸爸指数”就是好爸爸吗？
文章标题：符合“好爸爸指数”就是好爸爸吗？
文章作者：沈裕生
发表日期：2013年2月25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本地一个非营利组织计划今年推出一项“好爸爸指数”，以量化指标衡量身为人父者，在养育子女过程中是否投入足够多的精力。这一组织的负责人说：“爸爸扮演的角色到底如何，最终总要有个衡量标准，比如每天、每月或每年陪伴孩子的时间长短。当然，标准也不能单是陪伴孩子的时间，还应包括爸爸与孩子一起参与了什么活动等其他标准。”这样的一个“好爸爸指数”到底能发挥什么作用，实在令笔者感到非常怀疑。
首先，这个指数的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只衡量行动，但却不衡量行动所产生的效果。这跟教育部在评估学校的品格教育做得好不好有同样的问题，只是看学校做了多少，但是却没有衡量行动之后的效果怎样。结果，学校可以获得了教育部学校奖励计划总蓝图（MOE Masterplan of Awards for Schools）的最高荣誉奖——卓越学校奖（School Excellence Award），但是学生的品格仍然没有得到很大的改善。
参与该计划的其中一位负责人举了其中一个“好爸爸指数”的例子，就是陪孩子上学。我们必须问，陪孩子上学的意义何在？只是为了陪孩子吗？或者是为了增进父子感情吗？或者是还有更高的意义和价值？甚至我们还必须问，陪孩子上学会产生负面价值吗？比如，许多有车阶级的人士天天载孩子上学，孩子却把父亲的这个举动当成理所当然，一点感激心都没有，而且还养成了一种惰性；有一天，父亲没有空载他的时候，他可能会很抗拒搭巴士。父亲天天载孩子上学，造成孩子舒服惯了、方便惯了而抗拒搭巴士；这样一个符合“好爸爸指数”的标准的父亲，可以算是好爸爸吗？
其实，身为父亲，当我们跟孩子在一起从事任何活动的时候，我们的目的不纯粹只是为了陪孩子或增进感情，也不只是为了让孩子开心，更加不是为了活动而活动，而是为了教育他，令他的生命质素得到提升。
所以，“好爸爸指数”如果只是停留在衡量父亲做了多少规定的活动，而不去考虑活动的结果，这将给许多人错误的印象，以为自己已经是好爸爸了、够好了，可以不用改进了；最后受害的将会是孩子。
“好爸爸指数”的另外一个毛病，是只看到父亲与孩子相处的责任，但是没有看到父亲要为孩子树立榜样的责任。身为父亲，我们要为孩子树立什么样的榜样？孝顺、诚实、坚强、勇敢、勤劳、积极、谦虚、节俭、好学、稳重、大方、善良、有信用、有礼貌、有责任感、有正义感等等。这些做人的质素怎么衡量？
另外，“好爸爸指数”也忽略了父亲教育孩子的责任？身为父亲，我们应该灌输孩子什么价值观、什么做人的道理？不二过、克己复礼、反求诸己、见义勇为、当仁不让、自强不息、和而不同、群而不党、兼善天下、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忧道不忧贫、知其不可而为之等等。
其实，身为父母，我们对孩子都是有许多期望的。我们希望孩子以后做人规规矩矩，有个美满的家庭，稳定的收入，甚至对社会有一些贡献等等。所以，如果我们的孩子长大后作奸犯科，家庭破裂，三餐吃不饱，变成社会的负担，我们可以说自己是好爸爸、好妈妈吗？显然不是。问题是，如何才可以达到这些目标呢？完成“好爸爸指数”所规定的种种活动就可以了吗？显然也不是。
其实，以上所列出的期望，都跟我们如何做人很有关系。我们懂得关怀人吗？懂得体谅人吗？懂得反省自己吗？我们有眼光吗？有深度吗？有远见吗？有承担力吗？有志气吗？有魄力吗？
所以到最后，想成为“好爸爸”，我们不能不谈谈我们要为孩子树立什么榜样，和教育孩子什么做人的道理。问题是，人格世界与道理世界都是非常广大的世界，说之不尽，学之不完。孔子每十年生命都有一个大突破，到了七十岁才学到“随心所欲不逾矩”。可见，生命成长是一种终生的学习，没所谓毕业，没所谓完成责任。
不过，以笔者对生命的了解，在众多的做人的道理之中，最关键的是要活得像一个“人”。根据已故文化学者唐君毅先生的说法，“人”是一种不断追求更高价值的存在；意思就是，人必须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生命质素，以便令自己的生命能发挥更高的价值，到死方休。也就是说，做人最重要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自强不息”。这跟古老的《易经》里所描述的“天”的精神是一致的。
“自强不息”就是要自动、自发，不断地自我反省、自我成长。人如果能有“自强不息”的精神，不管他的人生的现阶段有什么缺点、弱点、不足、局限，只要给他时间，他都能慢慢地一一克服，慢慢地走向成贤、成圣的方向。只有这样，父母才不需要一直担心孩子的问题；只有这样，孩子才算真正的独立；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人有美好的将来。
所以，父母必须先有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然后把这个最重要的做人的精神，尽早传授给我们的孩子。总的来说，人生是一个不断学习（生命成长义）和付出的过程；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文章作者：沈裕生
发表日期：2013年2月25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本地一个非营利组织计划今年推出一项“好爸爸指数”，以量化指标衡量身为人父者，在养育子女过程中是否投入足够多的精力。这一组织的负责人说：“爸爸扮演的角色到底如何，最终总要有个衡量标准，比如每天、每月或每年陪伴孩子的时间长短。当然，标准也不能单是陪伴孩子的时间，还应包括爸爸与孩子一起参与了什么活动等其他标准。”这样的一个“好爸爸指数”到底能发挥什么作用，实在令笔者感到非常怀疑。
首先，这个指数的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只衡量行动，但却不衡量行动所产生的效果。这跟教育部在评估学校的品格教育做得好不好有同样的问题，只是看学校做了多少，但是却没有衡量行动之后的效果怎样。结果，学校可以获得了教育部学校奖励计划总蓝图（MOE Masterplan of Awards for Schools）的最高荣誉奖——卓越学校奖（School Excellence Award），但是学生的品格仍然没有得到很大的改善。
参与该计划的其中一位负责人举了其中一个“好爸爸指数”的例子，就是陪孩子上学。我们必须问，陪孩子上学的意义何在？只是为了陪孩子吗？或者是为了增进父子感情吗？或者是还有更高的意义和价值？甚至我们还必须问，陪孩子上学会产生负面价值吗？比如，许多有车阶级的人士天天载孩子上学，孩子却把父亲的这个举动当成理所当然，一点感激心都没有，而且还养成了一种惰性；有一天，父亲没有空载他的时候，他可能会很抗拒搭巴士。父亲天天载孩子上学，造成孩子舒服惯了、方便惯了而抗拒搭巴士；这样一个符合“好爸爸指数”的标准的父亲，可以算是好爸爸吗？
其实，身为父亲，当我们跟孩子在一起从事任何活动的时候，我们的目的不纯粹只是为了陪孩子或增进感情，也不只是为了让孩子开心，更加不是为了活动而活动，而是为了教育他，令他的生命质素得到提升。
所以，“好爸爸指数”如果只是停留在衡量父亲做了多少规定的活动，而不去考虑活动的结果，这将给许多人错误的印象，以为自己已经是好爸爸了、够好了，可以不用改进了；最后受害的将会是孩子。
“好爸爸指数”的另外一个毛病，是只看到父亲与孩子相处的责任，但是没有看到父亲要为孩子树立榜样的责任。身为父亲，我们要为孩子树立什么样的榜样？孝顺、诚实、坚强、勇敢、勤劳、积极、谦虚、节俭、好学、稳重、大方、善良、有信用、有礼貌、有责任感、有正义感等等。这些做人的质素怎么衡量？
另外，“好爸爸指数”也忽略了父亲教育孩子的责任？身为父亲，我们应该灌输孩子什么价值观、什么做人的道理？不二过、克己复礼、反求诸己、见义勇为、当仁不让、自强不息、和而不同、群而不党、兼善天下、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忧道不忧贫、知其不可而为之等等。
其实，身为父母，我们对孩子都是有许多期望的。我们希望孩子以后做人规规矩矩，有个美满的家庭，稳定的收入，甚至对社会有一些贡献等等。所以，如果我们的孩子长大后作奸犯科，家庭破裂，三餐吃不饱，变成社会的负担，我们可以说自己是好爸爸、好妈妈吗？显然不是。问题是，如何才可以达到这些目标呢？完成“好爸爸指数”所规定的种种活动就可以了吗？显然也不是。
其实，以上所列出的期望，都跟我们如何做人很有关系。我们懂得关怀人吗？懂得体谅人吗？懂得反省自己吗？我们有眼光吗？有深度吗？有远见吗？有承担力吗？有志气吗？有魄力吗？
所以到最后，想成为“好爸爸”，我们不能不谈谈我们要为孩子树立什么榜样，和教育孩子什么做人的道理。问题是，人格世界与道理世界都是非常广大的世界，说之不尽，学之不完。孔子每十年生命都有一个大突破，到了七十岁才学到“随心所欲不逾矩”。可见，生命成长是一种终生的学习，没所谓毕业，没所谓完成责任。
不过，以笔者对生命的了解，在众多的做人的道理之中，最关键的是要活得像一个“人”。根据已故文化学者唐君毅先生的说法，“人”是一种不断追求更高价值的存在；意思就是，人必须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生命质素，以便令自己的生命能发挥更高的价值，到死方休。也就是说，做人最重要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自强不息”。这跟古老的《易经》里所描述的“天”的精神是一致的。
“自强不息”就是要自动、自发，不断地自我反省、自我成长。人如果能有“自强不息”的精神，不管他的人生的现阶段有什么缺点、弱点、不足、局限，只要给他时间，他都能慢慢地一一克服，慢慢地走向成贤、成圣的方向。只有这样，父母才不需要一直担心孩子的问题；只有这样，孩子才算真正的独立；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人有美好的将来。
所以，父母必须先有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然后把这个最重要的做人的精神，尽早传授给我们的孩子。总的来说，人生是一个不断学习（生命成长义）和付出的过程；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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