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软实力

文章标题：中国文化的软实力
文章作者：傅佩荣
发表日期：2012年9月27日
发表媒体：《新浪博客》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朝代虽有更迭，而文化总是一脉相承，展示某些基本理念。这些理念的主要成分是由《易经》、儒家与道家所构成的。我们今天肯定中国文化的软实力，首先必须辨明这些理念中的价值观，并且证明这样的价值观对现代人仍有重要的启发。

一、在变化中的因应之道

　　《易经》是探讨有关变化的书。在发明文字以前，人们如何掌握变化的现象，并且分辨它所造成吉凶祸福的后果？伏羲氏制作一组八卦的符号，用来象征具体事物，再由八卦组成六十四卦，代表各种复杂的形势与格局；然后提醒人要察觉自己在某种格局中的位置，以便采取合宜的作为。简单说来，《易经》教导我们观察自然界运行的规律与人际间互动的状况，依此安排自己的言行。

　　最初，《易经》是帝王选择政策时的参考之一。古代设有太卜之官，以《易经》占卜为帝王献策。后代学者发挥哲思，把《易经》的原理应用于日常生活中，展现了一套做人处事的道理，称为义理。这套义理所要说明的是：居安思危，乐天知命。

　　先说要居安思危。人在平安无事时，往往松懈心志或耽溺于逸乐，以为一切都没有问题；但是“变化”从未停止，在不知不觉中出现了危机，后果如何就不难想象了。因此，为了持盈保泰，必须要有忧患意识。人在平安时要有所警惕，相对于此，人在困难中不可灰心丧志，因为“变化”仍在进行，只要苦撑一段时日，终究会有新的转机。《易经》六十四卦的排列顺序就显示了上述智能。譬如，在泰卦（通顺）之后是否卦（阻碍），在剥卦（穷困）之后是复卦（重新开始）。

　　再说乐天知命。天代表形势与格局，命代表个人的遭遇。面对大势所趋，只能以乐观心情去理解及接受；碰上个人遭遇，与其随之喜乐，不如思索前因后果，找到改善自己生命质量的有效途径。因此，学习《易经》，使人领悟应该在自身的“德行、能力、智慧”三方面精益求精。

　　不仅如此，《易经》所谓的变化，是把整个宇宙看成一个大生命，正如有机体，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个人与万物息息相关，与人群更是声气相通。这种开阔的思维，使我们珍惜一切存在之物，更能善待自己的生命。

二、人生要追求止于至善

　　儒家对中国人的影响最为深远。自从汉代以后，儒家就成为帝王教导百姓的主要学说，也是帝王统治百姓的重要工具。这是因为儒家学说的三项特点：一，尊重传统（包括当前的统治阶级）；二，重视教育（以经典教育百姓，稳定社会秩序）；三，关怀社会（个人要在群体中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儒家固然具备统治者所要求的条件，但是儒家学说的真正要旨不限于此。从孔子以来，就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修养自己的言行，要尊重别人像看待自己一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学习要由五伦着手，亦即建立合宜的“君臣（领导与属下）、父母子女、夫妻、兄弟姐妹、朋友”之间的关系，再推之于各种人际关系。因此，在儒家看来，所谓的“善”是指：我与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

　　儒家强调个人行为必须出于真诚，真诚使人产生主动行善的力量。以真诚为基础，礼仪、音乐与一切教化才可顺利展示其作用。这种学说如果勉强用一句话来说明，可以称为“人性向善论”，而不是宋明学者所谓的“人性本善论”。人只要真诚，内心都会显示向善的要求，但由于善涉及我与别人的适当关系，所以人同时需要学习社会规范。儒家重视教育，其故在此。

　　在肯定人性向善之后，具体的人生之路该如何安排？答案是择善固执。谈到择善，所需要的是知识与智能。知识使人明白行为的正确规范，智慧使人通权达变，能够在每一次的抉择中做成正确的事。至于固执，则不是顽固不知变通，而是勇于坚持原则，如仁与义，在必要时甚至可以牺牲生命。这种作为源自儒家的信仰。孔子与孟子都相信：天在决定人间的一切，人只须把握天所赋与的使命，知其不可而为之。人的使命不是别的，正是在肯定人性向善之后，要努力择善固执，而最终目标是止于至善。

　　孔子个人的志向印证了上述说法。他的志向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使老年人得到赡养，使朋友们互相信赖，使青少年得到照顾。）这是要以个人之力谋求人类社会的大同境界。这种责任无比艰巨，并且至今未曾完成，但儒家学者在奋斗过程中始终保持悦乐的心情，相信个人在成就自己的生命目标时，将会促使社会不断走向更完善的状况。

　　儒家既能关怀世间，又要重视学习、修养自己，结果形成亚洲学者所谓的“现代化”所需要的伦理观念。

三、随顺自然的审美感受

　　儒家不论对个人或社会都会带来一定的期许与压力。如果个人不得志或社会不安稳，许多人就会转向道家寻求出路。然而，道家只是人们逃避现实的借口吗？它的无为只代表消极无奈的态度吗？答案显然不是这么简单。

　　道家的核心观念是“道”。在老子看来，万物皆源自于道，最后也将回归于道。因此，“道”这个字所代表的是“万物的来源与归宿”。我们不必争论什么是道，只需明白万物（以及人类）是有来源也有归宿的。这种观念从根本上化解了虚无主义的困扰。

　　既然如此，人生应该如何安排？只有一种合宜的做法，就是设法悟道。道是包含万物在内的一个整体，在整体中，一切变化都是相对的，与互相制约的，因此人不必自作聪明，刻意要去完成什么。老子所说的“无为”是指“无心而为”，亦即每个人做他份内的工作，但不必存有刻意的目的。庄子进一步强调“不得已”，就是当各种条件成熟时，人就顺其自然。因此关键在于“判断”做一件事的条件是否成熟。这显然需要处世的智慧。这种智慧只有在虚静的心态中才会展现出来。

　　不仅如此，庄子指出：道是无所不在的。能从“道”这个整体的角度来理解万物，就会发现万物皆彰显了道的光辉，因而无一不值得欣赏。庄子又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亦即天地之间是美妙无比的。我们常说的“天人合一”一词就来自于庄子的观念，他的意思是：自然界与人类在道之中是合成一个整体的。现在这个词的意思是自然界与人类可以“和谐相处”。

　　领悟上述的整体观，我们面对个人的穷达、顺逆、福祸，甚至生死时，不是很容易化解各种激动的情绪吗？毕竟再怎么变化，一切都依然存在于道之中。道像母亲一样，怀抱万物与人类，我们有如婴儿，又何必想象各种不必要的困扰与烦恼。这样的人生应该是充满喜悦与美感的。

四、结语

　　上述有关《易经》、儒家与道家的说明，是现代学者对古代经典的研究心得，关于这些经典，历代学者见仁见智，各抒己见，难免流于众说纷纭，而民间所熟知的往往只是一些格言名句以及基本的做人观念。因此，为了使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发挥作用，并且为世人提供一套历久弥新的价值观，就还有极大的努力空间。在学者来说，要研究这些经典的现代意义，以求温故知新；在民间来说，要实践传统文化中的优良素质，以求安顿身心。我们认为，这样的软实力如果充分展现出来，将是使中国由强大迈向伟大的康庄大道，也是中国文化对整个人类文化所能作出的最大贡献。

从教育到教养 — 教改落实的关键

文章标题：从教育到教养 — 教改落实的关键
文章作者：颜国伟
发表日期：2012年9月20日
发表媒体：《谷歌博客》

　　教育部长王瑞杰刚宣布：即日起取消中学成绩等级制，以及后年取消“奖励计划总蓝图”（Masterplan of Awards）制度，作为落实全人教育理念的改革步骤。消息公布之后，公众的反应褒多于贬，但也有人质疑政策的调整对“成绩至上”的现实情况能否真正带来改变。

　　诚然，教改能否落实到位，并且取得成果，需要家长、教育工作者以及政策制定者一起彻底觉醒。

　　觉醒的第一步是意识到现在孩子被功能化得很严重：家长、校方、政府三方根据自己的角色定下对未来制成品所需具备的功能性要求，然后依循一个管理严密的系统和标准作业流程把产品制造出来。孩子的“标准生活模式”和高效的动物工厂所饲养的鸡只其实并没有两样。

　　在现代化的养鸡厂里，为了刺激肌肉的生长，除了使用抗生素或生长激素之外，鸡寮更以低光照来降低鸡的活动，减少热量消耗，并缩短全黑时间，让鸡尽量不眠不休地进食。为了节省空间成本，大量的鸡动弹不得地挤在一起；为了避免高拥挤环境下焦躁的鸡互相攻击，鸡只的鸡啄被强行剪去。这些都是鸡舍管理的“标准作业流程”。

　　现在的孩子呢？

　　首先，他们比成年人还要忙碌！天还没亮就要上学，放学后除了一堆作业要完成之外，还要参加补习班、才艺班等，而且周末也没有假放。如果“有幸”被选中成为某个课外活动的校队，还有密密麻麻的集训要参加；放长假的时候还要到海外游学。这些安排，目的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我们的下一代练好十八般武艺。孩子的功能性角色就是把知识的饲料吃进去，然后把成绩的蛋生出来，再按蛋的大小把孩子分类成不同的级别，就像鸡有所谓的肉鸡、蛋鸡一样，我们教育的成品也有奖学金得主与非奖学金得主。万一某个孩子的消化机能出了状况，无法承受学习的压力，市场上有各式各样的激励课程可以帮助孩子重燃动力，而激励孩子的不同手段－虎妈式、狼爸式、赏识式、功利式等，和用在鸡只身上的抗生素、生长激素，有异曲同工的作用。

　　对家长而言，孩子只是一副考试的机器。入学以后的孩子，从父母口中最常听到的话题离不开：“功课做了没有？考多少分？为什么考不好？如果考得好，我就答应你…”。对学校而言，学生只是替学校夺取奖杯奖项和排名的工具。课外活动不是根据学生的兴趣，而是根据天分检测来判断学生参加了是否有机会帮学校赢得荣耀。对政策制定者而言，教育只是经济发展的策略，是制造人力资源的基地，需要配合瞬息万变的政商环境，来更改制成品的功能。因此“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是制定教育政策的常态。

　　觉醒的第二步，是意识到现代的孩子虽然拥有前所未有的物质享受和父母长辈的宠爱，但他们也是被监控得最紧的一代。

　　还没出娘胎，父母已经通过超声波来把握他们是男是女，以及他们的一举一动。出世以后，闭路电视监控系统（CCTV）就开始运作，以防照料他们的女佣行为不轨，或让父母不在家的时候可以随时上网了解孩子是否有安分守己。上学之后父母给他们一台手机，可以随时随地查问孩子的行踪；到了他们懂得用面簿（facebook）和推特（twitter）的时候，父母可以从他们的户口知道孩子在网络上说了什么，玩了哪些游戏，以及交了哪些朋友。一切无法监控的活动，例如和邻居的孩子独自在户外玩耍，都不可以，以免发生意外。在学校，由于学生人数众多，为了避免发生意外，或同学之间产生肢体冲突，课前课后以及休息时段，也有把学生集中起来管理的做法，避免学生随意走动奔跑。

　　孩子最得不到的自由，是不能顺天性，按照自然的节奏来发展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因为家长对于什么才是最佳的培育孩子模式只有单一的标准－即从零岁起开发左右脑、读名校、考第一、念资优班。这种迷思来自家长的恐慌，担心孩子将来在竞争激烈的社会落于人后，因此必须让孩子从零岁起跑，三岁以前就要把左右脑开发好。再加上家长看到社会的达官显要大多数都由名校校友垄断，下意识里都认定了如果小孩从小读名校，等于将来前途打包票。

　　现在的孩子因而不能像从前的小孩那样，有空间把生命舒展开来，四肢的伸展和五官的感受，都受到长期的扭曲与压抑，错过了从前的孩子享有的体验，包括小小的冒险、秘密的经历、挫败与闪失、痛快的捣蛋、独处的时光，以及无所事事的无聊片刻。

生命异化带来的蝴蝶效应

　　觉醒的第三步，是彻底认识过度受溺爱、过度受监控和过度功能化的教育对生命带来的异化。

　　首先，这样的孩子很容易焦虑，不愿意冒险，缺乏弹性。面对困难他们只会焦虑地等待别人按自己的意愿把问题解决，而不会自己主动去开创。一旦事与愿违，他们只懂得怪责，甚至通过暴力来发泄。描述这种特质的新词有“宅男宅女”、“草莓族”、“啃老族”、“双失青年”（失学、失业）、“尼特族＂（NEET-Not currently engaged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Training）等。

　　其次，他们寻求感官上的刺激，而且形式多样化，也变得很不容易专注。沉迷于电子游戏只不过是简单而且负担得起的一种刺激。那些消费得起的，则通过服用非法药物或烟酒，让自己获得短暂忘我的快感。纹身、在身上不同部位挖洞或插针，包括以刀片自残身体等，已是司空见惯的小儿科。到了青年时期，危险飙车、网络性爱（Cybersex）以及流连夜店寻欢作乐，都是给自己带来快感的享乐。

　　再来，他们与人的关系疏离，活在一个自我孤立、视野偏狭、想象丰富的世界。在家不与父母亲多说话，很少机会和家族其他长辈以及同辈的亲友相处，社交空间狭隘，也不懂得应对之道，不会主动与客人或长辈打交道，只顾一味低头把玩手中的智能手机或游戏机。朋友间如果有人受到欺凌，不是配合起哄，就是袖手旁观，鲜有仗义行动。

　　这些现象常被归咎于我们的教育没有教导学生做人的道理，但我认为问题不在这里。通过父母师长的耳提面命，我们的孩子其实懂得很多人生大道理，关键出在知识无力保证价值行为的出现。因为：

　　一、智力的过早和过度开发，给进入青少年时期的孩子带来许多不切实际的空想；而对考试成绩的过度重视，让孩子变得比较自我关注。

　　二、受溺爱的孩子，从小父母就让他们根据情绪来选择。面对该管教孩子的时候、该约束孩子的时候、该拒绝孩子无理要求的时候，总是硬不起来，也不信任校方可以协助管教，养成孩子长大后对情绪的依赖。一名家长就曾经经历过已达十六岁的女儿无理取闹的行为。在晚上购物商场仅剩半小时就打烊休息的时候，他的女儿却坚持要去一家著名的服装店购物。因为无法在半小时内买到自己满意的衣物，结果就闹情绪。无奈的父母亲只好带她到别处去，直到女儿买到了喜欢的服装为止，女儿才满意地回家。本来十六岁理性已经能在独立的自我意识下发挥作用，明白到客观事理的限制而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和情绪。然而，对于从小受到溺爱的孩子来说，这种自然发展的能力已经失去了。

　　当孩子进入发育的高峰期，已经定型的特质－自我关注，空想丰富和不受理性控制的情绪，在高亢的本能冲动的鼓动之下，行为就变得我行我素－顶嘴、情绪化、打架闹事、无心向学、沉迷电玩等。这时候父母才开始焦虑：“现在的孩子真要命，很叛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殊不知这只是噩梦的开始…

　　步入青年时期，无根的空想和薄弱的意志，让孩子经受不起现实的磨炼，容易对现实产生许多莫名的焦虑与不满，进而产生更多的想象和理所当然的索求。童年时期受到压抑，无法舒展开来的四肢与五官所造成的心灵空虚，这时候将以极端的方式来寻求填补－酗酒、飙车、赌博、网络聊天、网络性爱、纵欲、吸毒等，让失落空虚的心灵得到片刻的慰籍。新加坡媒体曾经报道过大学生因为网络性爱而遭勒索的事件，港台新马都有陈冠希版的桃色报道，以及大陆官富二代飙车纵欲的新闻等，这些只是冰山的一角，反映了时下青年的现状。

　　那些因为害怕会有挫败感的青年，不是蜗居在家成为啃老一族，就是得过且过地混日子，严重者甚至出现忧郁症。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国家是否能够继续繁荣进步，关键在青年一代的心理与精神素质。以现代中国为例：在饱受列强侵略的清末至民国初期，面对家国生死存亡于旦夕之际，挨过艰险并且推动历史进程的骨干是青年。林觉民就是其中的一位表率－他自己虽然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但却不忍心见到其他人因腐败的政治而流离失所，于廿四岁风华正茂的时候选择牺牲以“助天下人爱其所爱”。

　　现在历史似乎又要重演。世界经济正步入一个漫长的严冬时期。许多国家的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然而，从媒体看到的困境中青年，镜头都只是诉诸示威和暴力来渲泄不满。由此可以预见，主导国家从经济危机进一步深化成政治危机的不是外在因素，而是自己国内一手栽培起来的青年，香港八十后躁郁不安的青年就是一个例子。大家都希望青年能够像美国的乔布斯（Steven Jobs）那样，拥有逆境中创造的精神。我们从乔布斯身上也看到，让他能够创造的是一股实实在在的情感所燃放的火焰。在自我关注下出现的无根想象，所产生的只会是破坏性的行为。

　　到了中年时期，长久下来通过感官上的刺激来填补的心灵将依然空虚，人的感觉也越来越麻木，无法承担起人到中年因上有两老，下有妻小所该具有的承担力和稳重性。婚姻关系因此变得动荡和脆弱，直接影响到下一代健康的成长。社会急速的变迁也造成人到中年就要面对就业危机和财务危机。忙、盲、茫，是中年人心境变化的缩影。面对无法把握的未来，中年人本该有的自信被许许多多的困惑所取代了，行为也就变得浮躁和逃避。万一社会继续循着物价飞涨、贫富两极化的方向发展，造成住房、医疗和教育成为极大的生存压力，安定的社会将被一股焦躁感所笼罩。为了加强安全感，人势必组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各自高举各种理想主义的旗帜，向当权者施压进逼，互相对立讨伐，形成一个分化撕裂的社会。

打造一个配合天性发展的教养生态

　　有力有为的青年才是国家最重要的竞争力。教改要取得真正的成功，必须从制度面提升到生态面－即打造一个配合孩子天性发展的教养生态。

　　家长、教育工作者和决策者首先要自问：有没有想着利用孩子来实现什么？想要让孩子圆自己的梦想与欲望？还是让孩子成为自己晋升的台阶？亦或是为校争光、为国家的GDP增值？任何的内容都意味着孩子的存在只是工具。这样的话，父母，乃至社会的局限将继续延伸到新的一代。长江后浪推前浪所应出现的新动能和创造力就遗憾地被遏制了。我们从时下生命严重功能化的孩子身上已经看到，这样的孩子欠缺自然散发的朝气与志气。他们被情绪、欲望和想象所包裹―想法随着心情反复，行为则我行我素。从小养成根据别人的要求来生活，长大了就会感觉到自己没有力量，待人接物就会惯性地应付和对别人提出理所当然的要求与怪责。

　　相反的，大人如果能够耐住性子，不把孩子当成工具，用心帮助孩子在做中发挥意志和感受，以后习惯成自然，成年后就能发挥主动性，根据自己对世界的感受与认识去行动，并且享受行动的乐趣，结果很多不可能的事就变成可能。这不仅能代替压力，提高工作效率与质量，还能让人感觉不到苦，反而感到快乐。如此他们才真正具备不同于父母、社会或国家所赋予的崭新意义，成为推动社会继续前进，承前启后的中坚分子，因为他们从小就积蓄了改变世界的能量。

　　主导整个教养生态成败的灵魂人物是家长。家长需要战胜自己输不起的恐惧，愿意在做中学，与孩子同步成长。家长还要愿意投入时间与积极承担起责任，因为这份责任无法假手于人。在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前，他们需要家长以赢得信任的权威方式来领导他们发展潜能，减少他们的思维被身体的感觉和心理的欲望所控制。让他们接受以行为来孕育精神，包括执行有意识的任务和过无意识的生活规律，在潜移默化中培养起他们的意志与情感，家长自己则以身作则。这个艰难而漫长的历程，家长如果缺乏决心与耐心，很容易就会放弃。而家长最大的考验在于自问：能不能够承受孩子的兴趣、才能、命运和生活任务不同于自己对他们的期待？

　　配合不同阶段的成长，家长的角色包括：让孩子有个健康的身体，以免日后身体成为精神活动的限制；在生活的细节中给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模仿环境和培养孩子的意志力。更重要的是：营造生活美感的氛围，让孩子的情感饱满；以及在独立的自我意识还没有发展以前，不要刻意去刺激智力的发展，让意志力有足够时间通过四肢得到锻炼。智力如果过早开发，将来孩子思考的特点会是随着自己的心情和脾气而反复，对事物缺乏真正的兴趣与自然感受到的快乐。廿世纪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小时候在语言能力的发展上就有障碍，中小学的成绩也不出众，老师还认为他长大之后不会成器，而他自己对于学校填鸭式的教学深感厌恶，并且毅然辍学。他在数理方面的才华要在十六岁之后才展现，结果一鸣惊人。

　　对教育工作者和决策者，美学陶冶比说教式的德育教材来得重要，是帮助童蒙时期的孩子消除将来仅根据自我生理与心理情绪行事的重要途径。通过美育打开心灵的封闭，学会感受真善美，长大后独立的自我意识自然具有为善去恶的判断，发挥意志以实践自律的价值行为。通过知识的手段把一大堆做人的道理灌入孩子的脑袋，只会让头脑变得僵化，吸收停滞于脑里知道、嘴里说到，但是行动做不到的窘境。遗憾的事，现代家长如果给孩子从小学习音乐、舞蹈或美术，焦点都落在考级和孩子有机会表现的炫耀上；而学校则把这类科目划分成“非考试科”。因为是“非考试科”，也就等于可有可无的科目。到了接近考试或会考的时候，为了让整体的考试成绩亮眼，这类科目的课时都被主考科目给占用了。

　　对于青少年，重点在于让他们在生活中对于感到亲切实际的问题，给予足够的空间去发现其中含藏的价值因果，以及自己的行动可以创造出什么不同，引导孩子把旺盛的精力用在这方面的自学上。由兴趣而化为行动，从行动而有心得的积累，如此辗转增上，循环累进。现在网络上的资讯随手可得，为这样的学习提供丰富的资源。孩子有机会从真实的感受中确认自己所爱，生命才能燃放热情，逐步拼出有情感根源的梦想，而非凭空想象或根据现实功利的考量来选择自己成年后的道路。

　　被誉为中国最后的新儒家－梁漱溟先生，他的学习道路就是采用这样的方法。他的父亲给于他充分的信任与自由，从小没有逼他背诵四书五经。梁漱溟在其自传中忆述：有一次他自己把一串钱挂在庭院的桂树枝上，但自己却忘记了，结果四处寻问和吵闹。隔天父亲发现了，父亲没有出声，不讲做人的大道理，只是写了张便条把事情的经过和梁面对这件事的行为扼要描述一番，梁读后当下心生愧意。就这样简简单单地唤醒了孩子的自觉性。梁漱溟后来一生表里如一，独立思考，不畏权势，他所实践的价值行为都不是通过背诵儒家经典而来的。

　　教育工作者以及政策制定者需要认识到，学生的精神能量与老师的精神状态息息相关。老师的心理动力、自我意识、精神能量，相应地对学生的心理动力、自我意识、精神生命直接起着高一层对低一层的作用，尤其是青春期前的小学生。比如老师急躁会影响小学生的生长发育，使学生做不到某些事情。老师不相信学生，学生的心理就有障碍，没有力量，他们真的就做不到了。因此教学不能够只是智力的发挥和知识的灌输，更重要的是情感的发挥。只要老师发挥情感，允许学生的事情影响到自己的命运，学生的心就会跟着老师做，使学习得到活力。在政策面上，最重要的是给予校长与老师一个信任与自由发挥的空间。过度的监控与过度的繁文缛节让前线工作者绑手绑脚，精疲力尽，最后遭殃的是学生，如此因果循环下去，社会素质将一代不如一代。

　　一个有机的教养生态，才能孕育出具有强壮体魄、强大意志、饱满情感的青年，他们生命里自然燃放的理想火焰将自然而然地推动社会前进。

洗一洗妈妈的手

文章标题：洗一洗妈妈的手
文章作者：尤今
发表日期：2012年8月22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四方八面》

　　网上这篇文章，我觉得年轻人都应该好好读一读。

　　原文以英文撰写，试译如下：

　　一名考取了硕士学位的年轻人，向一家大公司申请一份管理性质的工作。他过关斩将，来到了最后一轮面试。主持面试的，是该公司的总裁，也是最后的决策人。总裁翻看他“战绩辉煌”的履历表，问道：“你求学时，曾得过奖学金吗？”年轻人答：“从来不曾。”总裁又问：“你的学费是由你父亲支付的吗？”年轻人摇头：“父亲在我一岁时便已病逝了，是母亲供我读书的。”总裁追问：“你母亲从事什么行业呢？”年轻人说：“她替人洗衣。”总裁听了这话，要求年轻人摊开双手给他看。那双手，柔滑、白皙、完美。总裁便再问道：“你曾帮忙你母亲洗衣吗？”年轻人飞快答道：“她做事利索，洗衣比我快；再说，她要我专心读书，从来就不肯让我帮忙。”总裁沉吟着说：“我有个小小的要求，你今天回家后，为你母亲洗洗手。明天，再来见我。”

　　年轻人觉得这个要求有点突兀，但丝毫不敢轻慢，回家后，立刻打了一盆水，要为母亲洗手。神情诧异的母亲，在把双手伸出来时，百感交集。儿子捧着母亲的手，慢慢、慢慢慢慢地洗，洗着、洗着时，眼泪不知不觉地盈满了眼眶。母亲那双手，枯皱、干裂、有着青青紫紫的挫伤。在泪光里，他幡然醒悟，是这样一双挫伤满布的手，为他“洗”出了他的大学文凭，以及他美好的未来。过后，他一言不发地帮母亲把一大盆衣服洗干净了。当晚，母子交心，倾谈良久。

　　次日，他去见总裁，谈及为母亲洗手的经过时，眼泪又不由自主地在眼眶打转。总裁要他坦述心中感受，他抽丝剥茧地陈述：“首先，接触母亲的手，我知道了感恩；是母亲的辛劳，造就了今日的我。其次，和母亲一起洗衣，我深切明白了这项看似简单的工作其实是很辛苦的。再次，和母亲长谈，我强烈地感受到家庭成员间关系密切的重要性。”总裁颔首，缓缓说道：“我想要雇用的经理，是一个能够感念他人付出的人，是一个能够明白他人成事艰辛的人，也是一个不把赚钱当作唯一目标的人。”顿了顿，他说：“你被录用了。”

　　年轻人受雇之后，在工作上倾尽全力，鼓励团队精神，与大家同甘共苦。他赢得了下属的敬重与爱戴，公司业务突飞猛进。

　　这则短文里的母亲，和天下疼爱孩子的父母一样，有个通病——他们常常让孩子戴着保护主义的盔甲成长，生活的苦茶，他们自己独喝；生活的蜜糖，他们让孩子独舔。孩子躲在大伞下的温煦里，只感受到艳阳的可爱而不知道烈日的猖獗；更可悲的是，他完全看不到撑伞人的苦心、更感受不到在伞外被暴雨淋湿的苦况。他幸福地成长，长成了一个自我中心主义者，价值观和生活观都有着严重的偏差。遗憾的是，他行为的病源，恰恰来自疼爱他的父母。

　　亲爱的爸爸和妈妈啊，在必要时，为孩子准备一把伞，但是，不要做他永远的撑伞人。偶尔，让他被烈日炙炙、让他为暴雨淋淋，让他明白蜜糖和黄连是生活的两种滋味。

　　更重要的是，在成长的过程里，一定要他也为别人撑撑伞，这样他才会清楚地知道，伞下的那一片阴凉和安适，是有人刻意经营的。

木碗 一则警世的孝道故事

文章标题：木碗　一则警世的孝道故事
文章作者：周全生
发表日期：2012年8月20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据《联合早报》在8月15日转载来自北京的一则新闻称：中国为了与时并进，发表了一则新版的“二十四孝”行动标准，与传统的“二十四孝”相比，新版的“二十四孝”不但通俗易懂也注入了不少的现代观念，它具体地突出儿女对年老父母的心理要求和身体健康的照顾是他们责无旁贷的义务与责任。虽然有些网民批判这一举“是（中国政府）为自己在社会管理方面的失职寻找代罪羔羊”，但无论如何，政府能亲力亲为地催促儿女要对父母尽人子的孝道总归不是件坏事，毕竟这是秉承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优良传统，我们是应该给予正面的认同和支持的。

　　新版二十四孝的标准中就有一条是“亲自给父母做饭”。这让我想起一个或许是老掉牙的故事，讲的是一对夫妻对年老的父亲因年迈的关系造成他在进食方面的邋遢相感到厌恶和不耐烦，而不让老人家同桌吃饭，最终因恐年幼的儿子有样学样而恢复对老爸的孝道。故事的内容如下：

　　话说有一家庭原本是三代同桌用餐，但身为祖父的老人家那颤抖的双手加上眼力不佳，在用餐时，不时出现让食物从汤匙中掉落到地上或把杯中饮料溅溢出而弄湿了桌布的事。老人家这种邋遢的饮食行为，久而久之，让儿子和儿媳妇感到非常的不耐烦。

　　于是身为人夫的儿子便对妻子说；“我受够了老爸这种不卫生和邋遢的吃相，我们必须要想个办法来解决它。”于是他俩经过一番考量后，便在餐厅角落头另设一张小桌子，从此，当家庭其他成员在同桌用餐时，老祖父就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在小桌上啜着饭。

　　又由于老祖父时不时就把碗碟打破，父妻俩便以木碗代替瓷器来给老人家盛饭菜。每当家人瞄向老人时，老人家的眼角常挂着泪水，一副孤苦无助的神情。但这并没有引起这对夫妻的怜悯之心，反倒在他把食物或餐具弄掉在地上时，加以严厉的苛责。

　　这一切都让他们那4岁的孩子静静地看在眼里。一天晚餐前的傍晚，为人父者发现孩子在地上在把弄着几块木料时，便很亲切地问道，“孩子你在做什么？”，孩子也用同样亲切的口吻回应说：“哦，我在制作一个木碗，当我长大后，便用它来给你和妈妈盛饭用。”说完后，那4岁的孩子脸带笑容地继续做他的手工。

　　孩子的这番话对他的父母无疑是当头一棒，让他们说不出话来，眼泪跟着落在他们的脸颊上，虽然夫妻俩人相对无言，却是心灵相通，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

　　就在那天傍晚，父妻俩温柔体贴地牵着老爸的手，一同把他老人家带回到家庭的餐桌上。

　　从此，老人家就每天都在那张家庭餐桌上与家人一齐用餐。而这对夫妻也就不再在乎老人家把餐具弄掉了或把水杯打翻沾污了餐桌布这回事。

　　这则故事虽属老生常谈，但它仍然有一种警世效果，那就是为人儿女者对父母的行为对他们的下一代是一种“身教”，否则他们的下一代就会“有样学样”，以其人之道还施其人之身。

　　常言道：人在做，天在看，将这句话稍加修改成：父在做，儿在看就相当贴切了。

　　因此，它对当着孩子面前对父母行不孝行为者是一种醍醐灌顶的作用。不知尽孝的儿女们不妨读一读这则故事，提醒自己。

新加坡社会需要推广孝道

文章标题：新加坡社会需要推广孝道
文章作者：郭文龙
发表日期：2012年1月26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南洋孔教会于1月7日举办的“黄国量全国优秀小学生奖学金暨孝道征文比赛颁奖典礼”，让历时半年的孝道征文比赛落下了帷幕。当天有6位孝道征文的获奖者代表上台分享了他们对孝道的感悟。

　　看看我们的周围以及媒体的报道，不难发现，当今社会亲情观念逐渐淡薄，家庭问题增多，父子反目、母女、兄弟之间因钱财闹上公堂的事情时有发生。且不提《左传》所说的“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甚至连赡养父母都变成了一件很困难的大问题。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非常复杂，大致可以整理成如下几点：

　　一、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变迁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大家庭逐渐解体，家庭凝聚力瓦解。小家庭里父母忙于工作，把教养子女的责任交给女佣、托儿所。被女佣带大的子女和父母的关系是很淡薄和疏远的；父母由于觉得亏欠往往就利用物质来满足孩子。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子女很难对父母产生敬爱和孝顺的感情。

　　二、语言的变迁和文化价值观的断层。家庭主要用语的变化让一些父母、祖父母和子女的沟通产生障碍。三十年前，家庭主要用语从方言变成华语，祖辈要重新学习华语和孙辈沟通；近年来家庭主要用语从华语变成英语，祖辈又要学习英文和孙辈沟通，造成沟通的困难。祖孙三代中，现代父母一般都要出外工作，孙辈与祖辈的日常接触就增多了。本应从祖父母身上学到更多的传统价值观与待人处事之道，但在语言断层的情况下，孙辈从祖辈身上可以学到的东西也相应的减少。

“养儿防老”变“养儿烦恼”

　　三、社会竞争激烈。商业社会将许多传统有益的价值观给功利化了，道德底线不断降低；人际关系充满利益的交换，对我有利的事我才去做。很多人把养育子女当成无利可图的负担，“养儿防老”变成“养儿烦恼”，认为最不能回本的投资就是养育孩子。同样，子女也把奉养父母当作一种精神上、金钱上的负担，亲情瓦解，人情冷漠，人人都斤斤计较，追求自己的享乐，不愿意为亲情和家庭做无私的付出。

　　《赡养父母法令》的用意原是好的，希望能让无法自给的父母通过法律要求子女赡养他们，也是无可奈何中的选择。法令的实施除了能减少子女弃养老人的现象，也希望让子女认识到奉养父母是子女不可推脱的责任。但在实行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因此陈振泉高级政务次长在2010年11月24日的国会演讲中提到，《赡养父母法令》还有不足的地方需要加以修改。今后，追讨赡养费的父母将被转介给赡养父母总监，简化法律程序，先接受调解；缓和上庭引起的紧张关系，以免导致亲情的丧失。陈振泉在当天的国会演讲中也提到，法律只能起到一定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要加强教育；希望民间团体如南洋孔教会，可以考虑主办孝道奖，以达到弘扬孝道行为的目的。这番话切中了问题的根本，诚如孟子所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单只通过法律手段来强制人的行为，是不足以让子女油然生起孝心的。

无孝心的“孝行”毫无意义

　　其实，弘扬孝道正是南洋孔教会一直坚持努力的工作。《大学》说：“家齐而后国治。”只有凭借温馨的家庭才能建立起和谐优雅的社会。如果子女不孝，让父母去法庭控告，子女在心不甘、情不愿之下奉养父母，仍然不算实现孝道的精神。若子女的态度恶劣，父母拿着这些钱买一碗饭吃，也会一边吞咽一边流眼泪。所以法律只能治标，不能治本。《论语》里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可见，缺乏内心的诚敬，空有外在的行为是没有意义的。

　　父母慈爱子女、子女孝敬父母是作为一个“人”的基本责任。每个人都要有一颗感恩的心：感恩天地，感恩父母，感恩所有帮助过、关心过自己的人。中国早在汉代，就提倡“以孝治国”的理念；就是因为意识到，一个不懂感恩和不愿孝顺父母的人不可能鞠躬尽瘁在社会上为公众的利益而付出。故此，推广孝道在当今社会，就显得特别的迫切和重要。南洋孔教会自去年开始，筹划和主办了系列孝道活动，包括：中华孝道论坛、孝道征文比赛；接下来还要举办中学生孝道文艺营、孝道文艺演出。此系列孝道活动邀请到傅海燕高级政务部长、陈振泉高级政务次长和谢健平副国会议长担任名誉顾问。

　　南洋孔教会今年将会举办孝道奖，表彰能孝敬祖父母，父母和长辈的子女，以树立社会典范；通过这些真实感人的孝道事迹，以感动人心，唤醒良知；进而整理成现代版之“二十四孝”故事。还可将这些故事改编成剧本演出及发展成为学校的教材，相信对我们的下一代将能起到良好的教育作用。

　　去年王瑞杰教育部长上任后，就提出重视价值观教育的政策理念，可说是来得及时和正确的。我们乐观的期待，在政府的大力推动和全体热心人士的参与下，我国社会将能掀起一股弘扬孝道精神的热潮！

作者是南洋孔教会、喜耀文化学会会长

知识分子的蓝图与批判

文章标题：知识分子的蓝图与批判
文章作者：包淳亮
发表日期：2012年8月20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被视为江泽民心腹、协助提出“三个代表”的著名学者刘吉，7月在天大研究院的天大报告发表了一篇文章《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文章内容堪称未来10年的中国改革路径图，值得关注。

　　刘吉认为，中国的未来要避免四种错误路径，首先要避免如同美国以霸权图垄断之利、以至于骑虎难下；其次要避免落入欧洲福利国家以债务买稳定的圈套；其三勿奢望可如日本一般寄人篱下、对美依赖，以致失去能动性；其四要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在提出四个避免后，刘吉提出四大改革，其一是改革经济体制，其二是改革上层建筑，其三是改革政治体制，其四是公正解决分配问题。政治体制改革部分，刘吉强调四个层次，其一是一般的改良主义，其二是政企分开、中央地方分权，其三是党内民主，其四是社会民主。党内民主的急中之急，则是党委集体领导法制化，为此得推动学习议事规则。

　　在推动社会民主上，刘吉强调民主的三要素、二条件及一保证，三要素即充分的言论自由、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而参与民主的群体必须具有的两项基本条件是：大致相同的素质与能够获得有关决策的讯息，这些都有赖于相应的法律保证。至于中国民主的将来，则未必是多党自由竞选，而不无可能在电子民主的条件下，实现“政党的消亡”。

　　刘吉认为，如果中国继续韜光养晦、埋头苦干，维持和平的世界秩序，未来现代化的14亿中国人，将与已经现代化的15亿人一般享受文明的成果。刘吉两次以较长篇幅，指摘了一些“公共知识分子”“为民请愿”，使经济发展优先转变为以解决社会矛盾优先，使平均主义的公平、共享成为主流社会意识的危险，似乎认为这是中国发展前景的一大隐忧。

　　刘吉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公共知识分子的价值理性内涵不同于政治家，后者以国家远景为念，前者则“我自一口真气足”，以所受无上命令的道德关怀为起点。道德关怀碰上结构限制，就一心想打破之，但结构限制在很大程度上不是道德问题，而是客观的经济、物质生产力的问题，公共知识分子却往往无视于此。倘若政府也变成道德家，并推动不利于生产的政策，则国家确实较易于沦入中等收入陷阱。

　　台湾在第一次政党轮替之前，在野的党派经常声称，只要能够避免政府的浪费与贪腐，就会有足够的财政盈余支持福利政策或其他重分配。结果福利政策推动了，各种“补偿”与税收减免推动了，但所谓的浪费贪腐问题反而逐渐无人闻问，财政问题愈来愈严重。蒋经国去世时，成长动力强劲的经济与尚有盈余的政府，数年之间变成停滞与负债数兆。

　　促成停滞的一大原因，是台湾主流公共知识分子对于结构限制未能理智地加以掌握，而自溺于道德的自矜自满。这些自矜自满的重大表征之一，是对于中国大陆“不民主”的讥评，并以此为由抵制两岸关系的发展；虽然理智认识到两岸关系是台湾当前政经所需的客观现实，却不能自己地对其加以蔑视。

　　对一些人来说，刘吉未必算得上公共知识分子，且他提出的民主路径偏离西方的脉络，似乎过于保守。不过未来10年极可能是中国与世界具有关键性的10年，而就把握本国的发展现状、洞悉本国的可能发展路径、提出可行的发展前景来说，刘吉堪称完成了一项佳作。

　　相反的，台湾的一些知识界人物，在过去20余年间对中国大陆与两岸关系的判断，严重偏离现实，带领台湾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却鲜少对此有所自省，以至于被新兴的资产阶级唾弃。资产阶级对于知识阶层的唾弃固然粗鄙，其情却可悯。

作者是（台北）中国科技大学助理教授

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

文章标题：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
文章作者：刘吉
发表日期：2012年8月20日
发表媒体：《天大研究院·天大报告》

一、两难的世界

我们正处在一个艰难的世界，而且是越来越严峻的两难的世界。

从全球讲，大多数人口仍处在贫困与愚昧之中，迫切要求和平发展，要求尽快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另方面不足十五亿人口享受现代文明的先进发达国家已经进入科业化（知识化）时代，在他们几百年工业化进程中对全球资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现在强烈要求高标准的生态环境保护。这就是一个全球两难问题。经济全球化是二十一世纪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但是全球化也是“双面刃”：不参与全球化，就会被边缘化，不能分享经济全球化的巨大效益，失去和平发展的历史机遇；参与全球化，面对先进发达国家在资本、科技、人才、管理以及国际游戏规则等巨大优势，在竞争中“优胜劣汰”，世界更加两级分化。这又是一个全球两难问题。

除了种种全球化两难外，不同国家还有着各自不同的两难。

1.美国

美国是当代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成为富有的经济发达国家，当然有其自然的、历史的、制度的各种原因，此处不作分析，但成为超级大国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红利”和战后冷战的形势，建立起两个霸权：(1) 军事霸权：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先进军事装备，以及高于世界军费总和的天文数字的军费开支，保持着强大军事威慑力量和霸权；(2) 金融霸权：先是布雷顿森林条约确定美元唯一地与黄金等价的地位，使美元成为唯一的国际货币，继而当国际美元保有量超过其黄金兑换能力时，1973年又单方面霸道地宣布美元与金本位脱钩，从而美国更可以无限制地印发美钞，美国既不必兑换黄金硬通货，又不会通货膨胀，而让全世界为她承担了通胀风险。正是这两个霸权，美国从全世界廉价地掠夺了她发展需要的八十种战略资源的七十九种，如美国消费世界石油的26%之巨；美国许多产品曾经垄断世界市场，如汽车曾达60%-80%，从而取得了超额的霸权垄断利润。正是这样造就美国超级繁荣的社会、超前消费的生活方式和超高规模的赤字预算如此“三超”水平。然而，随着冷战结束，世界进入和平发展的历史进程，不仅欧、日经济复兴，而且先有亚洲几小龙几小虎、后有中国改革开放、今日有金砖五国，发展中国家经济崛起。从而使美国经济垄断丧失，从当年巨大债权国沦为巨大债务国境况！诚然美国仍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然而，以上种种，特别这次美国经济危机揭示了美国结构性的“两难”难题：如果停止搞霸权主义，就无法获得巨额的世界资源和“霸权利润”，也就无法维持美国“三超”的高水平生活方式，国内矛盾必将立即尖锐化，失去稳定和繁荣；如果继续搞霸权主义，违反世界和平发展的历史潮流，必将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日益强烈的反对和孤立，“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美国难题给中国的教益是：决不可搞霸权，霸权时代已经永远一去不复返了。

2.欧洲

近代以来，欧洲一直引领人类前进。欧洲的繁荣虽然有着血腥的炮舰殖民掠夺的历史，它毕竟是工业革命和工业社会的发源地。欧洲还是近代文明包括人文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的发源地，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后两种渊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潮都有着飞跃的发展。在西欧、北欧，工人运动高涨，取得完全的选举权，从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不断执政，甚至长期执政（如瑞典），加上科学技术革命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而，社会主义因素不可抗拒地在资本主义社会母体内诞生并不断增长。时至今日，在欧洲按照马克思主义当年定义的资本主义，实际上如马克思主义的预言正在或已经消亡，德国自称社会市场经济，法国自称混合经济，特别北欧可以说已是“北欧特色的社会主义”了。欧洲本可以也应该继续引领人类前进，但是债务危机打破了人们的迷梦！债务危机揭示了欧洲结构性的“两难”问题。欧洲首创社会劳动保障，依法保障劳动者利益这无疑是人类历史性的进步，可是欧洲更超越一步，从泛化人文主义的“人权”理念出发，认为只要是人，都应有权共享人类创造的文明和财富，从而提出社会福利理念并演化为福利社会的理想。加上资本主义多党（两党）竞选的议会民主机制，争相许诺选民的社会福利，越来越抬高社会福利水平。当代欧洲各国已经出现了一个人什么事都不干每月都可以获得1,000欧元或更多福利的现象。这样越来越高的福利，已经超过了社会生产力创造的价值，只能靠发行越来越多的国债来弥补，以致达到今日无力偿还的地步，债务引发的经济危机就是不可避免了。另外，这样高额的社会福利必然造就懒汉，今日各国都有约10%的人一辈子不劳而获，他们实际上是剥削者，严重地束缚了欧洲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进一步增长。占人口10%的劳动岗位没人干，必然引入外来移民，特别是伊斯兰文化的移民难以融入欧洲社会，其第二、三代移民又享受欧洲民主和福利，于是移民冲突和极右翼崛起也日益成为欧洲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了。总之，欧洲面临结构性的“两难”：不改变当今如此高额社会福利，就无法解决越来越严重的债务危机和移民冲突问题；可是要改变高额社会福利和移民状况又谈何容易，劳动者（特别弱势劳动者）已经获得的既得利益是不可侵犯的，谁侵犯谁就失去选票而无法执政，乃至引发社会动乱。

欧洲难题给中国的教益是：要不断健全和提高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千万不能搞全民的社会福利和福利社会。

3.日本

日本是一个自然资源贫困的岛国，1868年明治维新后提出“脱亚入欧”战略。一方面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另方面是尾随西方列强，在亚洲称霸。首先侵占朝鲜半岛，1895年甲午战争打败中国，中国人每人半两白银的赔款，完成了她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沿着军国主义道路，与德意结盟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侵略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又发动珍珠港事件侵犯美国，终于以彻底失败画了一个历史句号。二次世界大战后，虽然立下一部“和平宪法”，但在美国冷战的军事保护下，军国主义没有彻底清算，相反利用朝鲜战争和战后广大殖民地争取民族独立战争的机遇，依靠工业化的底子和国际廉价资源，完成了“贸易立国”、“技术立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日本可以说不了”，又在重温亚洲霸权旧梦。但是世界进入和平发展时代，特别是又触动世界霸主美国的利益，结果在世界人民反对下，特别是在美国政治、经济和军事打压下，签订“广场协议”，日本经济陷入20多年长期低迷而难以自拔。今日朝鲜半岛和中国已非当日衰弱的封建王朝，东南亚新兴独立国家也今非昔比，虽然日本有一股军国主义势力总在蠢蠢欲动，但想走战前军国主义道路摆脱经济低迷断无可能。由于在高新技术上竞争不过欧美，在一般技术和产品上又碰到亚洲和世界新兴国家的强大竞争，日本再走战后靠美国军事战略庇护和廉价世界资源道路实现新的高速发展也不可能了。

当今日本是真正地碰到历史性难题。日本面对了两难选择：继续“脱亚入欧”的地区霸权老路已到山穷水尽，不论是复兴军国主义，还是依赖美国和平取得经济霸权都走不通；彻底以平等一员回归亚洲，共建共赢的亚洲共同体，就要彻底清算军国主义以获得亚洲人民信任，就要彻底抛弃几百年“脱亚入欧”形成的种种历史负担（包括社会心理负担），就要彻底摆脱追随美国霸主，摆脱美国控制，这又谈何容易？

日本难题给中国的教益是：绝不能依附美国霸主，也永远不做地区霸主，融入世界首先融入亚洲，与亚洲各国平等合作共同发展。

4.发展中国家

拉美发展导致出现“拉美陷阱”这样一个经济学术语。亚洲发展又出了个“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都是当代后现代化国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中一个两难陷阱。

拉美由于未直接受到二次大战的破坏，一直是美国后院按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制度发展，战后拉美国家经济状况是令人瞩目的，像阿根廷当年人均GDP已达7,000美元，居世界第六位。战后世界总形势是工人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崛起，又是西方自由选举民主制度大发展，于是左翼政党上台，左翼基本政策是：反美的民族主义，批判自由主义经济，实行国有化；给工人农民广大草根劳动者更高收入和更多的社会福利。于是外国资本（外企）和私有资本（私企）外逃，经济发展停顿乃至倒退，而劳动者超前获得超出其劳动价值的收入又造成通胀，结果陷入滞胀，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均下降，加上左翼领导人多出身底层，一旦掌权贪污腐败丑闻不断等等，于是左翼政党下台。右翼政党重新上台后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重新引入外资，进行非国有化，发展私有经济等等，经济上去了，人民生活也改善了，但同时贫富差距拉大，失业率增加等等，右翼政党再次竞选失败，左翼政党重新上台……如此左右折腾，人均GDP增长缓慢，甚至停顿下降，形成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一个“陷阱”。在亚洲新兴发展国家也不同程度下出现这个问题，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国家要得到发展，人类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最有效，同时人们收入差距也拉大。当生活处于不得温饱阶段人们拼命努力改变自己和家庭的状况，无暇旁顾，拼搏成为社会主流意识。而当人们获得中等收入水平时，吃饱了，穿暖了，也有些文化了，在一个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工人也多是刚从农村流入城市的一、二代农民工。许多知识分子也刚从农民中诞生。总之，工业化未完成还是农业社会主导的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占人口大多数的工农草根劳动者开始对分配差距敏感了，而长期农业社会封建“士大夫”传统，也使某些“公共知识分子”愤起“为民请愿”，从而使经济发展优先变成尽力解决社会矛盾了，平均主义的“公平”、“共享”成为社会主流意识。

于是，一方面，要按照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实行工业化，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发展经济，就必须承受相当长时期分配差距拉大的阵痛，而这在当代发展中国家，农民还占人口大多数，农业还未被市场经济改造，发展与分配的矛盾是难以闯过的关口；另方面，在蛋糕尚未做到足够大，就把分蛋糕当作社会主题，必然是农业社会的反市场经济和平均主义分配思想占得上风，一个好端端的蓬勃发展的经济就不可避免地停滞下来。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的两难。

发展中国家的“拉美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的教益是：中国必须坚定地进行市场经济改革，避开或超越“中等收入陷阱”。

综上所述，两难的世界都是结构性的两难，不是短时期和一般政策可以解决的，全世界都要进行根本性改革。两难世界同时也必须是大改革的世界。

二、中国向何处去

未来十年中国怎么办？除了要吸取上述世界各国两难的教益外，最重要的还是按邓小平教导：一切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世界先进发达国家都面对结构性两难问题，不正是中国快速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吗？邓小平曾反复地告诫我们：“要抓住历史机遇”，“千万不要错过历史机遇”，遗憾的是中国是个发展资源不足又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中国虽不是超级大国也永远不做超级大国，但14亿人口却是世界最大的超级社会，各种社会问题都是人类史无前例的；中国自古以农立国，世界上最发达的农耕生产力造就了几千年最发达完善的封建主义社会，封建政治和文化等历史负担沉重；中国虽然有上百年工业化历程，特别是邓小平开拓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工业化有了长足的进步，但至今中国农业人口仍在60%以上，农业仍在小农自然经济的窠臼之中，尚未实现社会化大生产的市场经济改造，中国工业化还没有走完一半历程。根据2008年世界银行分类，中等收入国家年人均GDP为976-11,906美元，中国现在年人均GDP 5,000美元左右，处在中等收入国家中间偏下。凡此种种，中国正面对日益严峻的“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如何避开或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是未来十年的根本使命。

1.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底

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彻底改变了前苏联到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观。“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防止两极分化，最后达到共同富裕。”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第一位的，是硬道理。全民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不再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真正的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发达的市场经济基础之上。

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大大解放了生产力，中国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成为“世界工厂”，在引领世界经济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开放还远未完成。从内容领域讲，还有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农业体制改革等等，尽管不断受到市场巨大冲击，但作为根本性体制变革还刚起步，甚至尚未起步。同时，从市场质量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准则是“社会需求、等价交换、自由竞争、法制公正、宏观调控、优胜劣汰、化劣为优”，相应的运行机制尚未完善，特别健全相应法制保证更是薄弱。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法制薄弱，从立法不足到执法不严，正是今日中国市场秩序混乱之源。因此，必须以邓小平那样巨大的理论勇气和革命胆略，进一步解放思想，彻底摆脱封建农业社会小生产意识，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进行到底。改革开放是中国解放生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基本动力。“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增长，有利于国家实力的增强，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提高，是党和国家一切方针政策的依据和检验准绳。离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开放，发展方式和生产结构转型都是空谈，中国经济必将停滞乃至下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会错失历史机遇。

2.一切上层建筑都必须随之相应改革

随着经济基础发生根本性改革，政治、文化等一切上层建筑都必须相应的改革。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上层建筑不改革或改革滞后，必将阻碍经济体制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甚至已有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还会丧失。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社会主义改革是一个全面性的社会改革，他称之为“第二次革命”。如果说毛泽东领导了第一次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政治革命”取得胜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那么邓小平开创以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为旗帜的“第二次革命”是一场更加伟大更加艰巨也更为复杂的“社会革命”，它是中华民族复兴和富强之本。三十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历程，使我们深刻而痛彻地体验了“第二次革命”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一切旧的上层建筑决不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用各种形式反抗和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甚至打着深化改革的口号恢复它们在改革中“失去的天堂”。因此，今后十年必须鲜明地提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继续以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同时一切上层建筑都必须随之相应改革；既是相应，上层建筑改革必须以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经济基础为目标、为检验准绳。

举一个例子。既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基本准则已如前述是“社会需求、等价交换、自由竞争、法制公正、宏观调控、优胜劣汰、化劣为优”七大准则，那么，除了用相应法制建设来保证外，还要求并必然导致服务、自由、竞争、开拓、创新、法制、公正、诚信、合作、学习、崇尚科学、崇尚人才、崇尚强者和成功者等等，以至民主、人权、稳定等一系列价值观和社会道德。今日中国社会上之所以有“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哀叹，正是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七大运行准则的新秩序尚未完善，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这些新文化新道德更没有得到充份认可与宣扬，而那些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文化和道德还在顽抗、哀鸣乃至打着市场名义张扬（如拜金主义）。他们还制造一种道貌岸然的理论，即所谓“经济可以市场，社会绝不可市场”。这是完全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论，试问与经济基础对立的社会除了混乱还能是什么？

3.政治体制改革四层次

政治体制是首要的上层建筑，及时相应改革尤其重要。同时，它的改革又是一个极为复杂和敏感问题，必须高度审慎推进。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一直在推进着。今日中国人民所享有的自由和民主都是空前的。否认这一点，不仅不符合事实，也无法正确解释中国经济和平发展与崛起。今日中国人民可以自由出国走向世界，只要那个国家接受；近代以来包括当代的世界名著均在中国翻译出版，广泛畅销，这恐怕在美国也未做到；言论自由更可从盛名全球的“北京出租汽车司机”、世界第一的网民自由言论，到最近马立诚先生专著《当今中国八大社会思潮》，也是许多国家无法攀比的。

当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仍然任重道远，旧的体制仍然在阻碍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今后十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如下四个层次选择：

1)针对现实中不良政治制度与现象对症下药。就像当年著名的《英国病》一样，中国也有自己的“中国病”。如果有心人认真研究罗列起来恐怕可以数以百计。例如跑官卖官的吏治腐败；各级政府和官员说假话做假事，所谓“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人民代表不与自己选区的选民见面和汇报工作等等。如果能够选择危害巨大的，采取切实措施，每年有效改正十项，十年积累下来，其政治效能也是十分可观的。

当然，解决“中国病”也是十分不容易的事，必须有像当年英国号称“铁女人”的撒切尔夫人那样的强人意志与手段。

2)行政体制改革。当中国从奴隶社会转化为封建社会时，经历了几百年的春秋战国大动乱。生产力从青铜器时代发展到铁器时代，生产关系从奴隶排耕，经“井田制”到地主农民之间的“租田制”，与此相应，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进行了一次根本性行政体制改革，即从夏商周的分封制变革为中央集权郡县制。中央集权郡县制与小农生产的自然经济相适应，有效地巩固并完善了“租田制”小农经济体制，建立起举世无双的高度发达的封建社会，长达二千年。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和社会虽然发生了巨大的深刻变化，特别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消灭了地主阶级，废除了地主剥削农民的“租田制”，建立起许多大工业基础；特别是邓小平开创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先进的城市已经是高度分工协作的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二亿农民进城务工开拓了小农经济消亡的历史进程，然而，中国的行政体制基本上还是“中央集权郡县制”，政府作为“父母官”统管至上，多级政府层层“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种行政管理体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市场经济完全不适应，形成越来越多尖锐的矛盾和对立，阻碍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巩固和完善。必须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建立起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三级分工协同制。

这种崭新的行政体制包括：

——政企分开，政府不参与微观经济活动，企业成为市场经济自由驰骋的主体；

——中央政府主管政治，确保国家领土完整统一和社会稳定（包括宏观经济调控），以及外交合作等；

——地方政府重在建设基础设施和科学文化教育，以创造经济发展良好的条件；

——基层政府直接面对人民，重在社会保障和社区建设，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如果政府三级分工协同制改革成功，就从根本上巩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的构架，其伟大的历史意义绝不低于秦始皇当年创新中央集权郡县制，功彪史册！

3)党内民主建设。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核心和重大特色，改革党的执政方式，以加强和提高共产党的执政水平和能力，自然也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可分割的和最重要的一环。中国共产党必须与时俱进，不断改造自己，永远站在时代的前列，才能担负起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全新的党建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改革的根本指针。中国共产党改革的当务之急是吸取近代以来人类民主实践的经验，实行和完善党内民主。

党内民主建设是一个从提高党员和干部素质以及完善党纪党规开始的系统工程。鉴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中民主集中制累遭践踏和破坏的教训，党内民主建设急中之急是党委集体领导法制化。集体领导不应只是口号，必须有明确而详尽的组织和行为规则。例如借鉴权威的《罗伯特会议规则》制定《党委议事和决策规则》，以防止党委书记一言堂，乃至个人崇拜独裁；以保证党的决策正确，不犯大的错误，有效领导中华民族在二十一世纪实现伟大复兴。一个不民主的执政党必然成为时代民主潮流的对立面；党不民主而发展社会民主必不可免地冲击党的执政地位，必然造成党与社会的巨大冲突。一个充分民主的共产党必将引领中国建设起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社会。

4)社会民主。社会民主就是在全国全民范围内实现普遍的全民民主。这是当代中国承受国内外舆论最大的政治压力。这里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民主？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这无疑是一个崇高的目标。问题是14亿人民如何当家作主？这就要有一个系统的严谨的科学准则和科学程序来实现，保证作出真正符合人民利益的决策，以推动社会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主是正确决策的手段。

民主有三要素。第一，充分的言论自由。它包括：每个人都有充分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和平台；每个人都充分尊重别人发表意见的权利，“我可以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必须捍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利”；充分自由的讨论乃至争论，从而全方位揭示事物的矛盾，使大家认识全面；各种意见发表了，理由讲清楚了，讨论就应该终止，相同意见和理由不应重复，以免以势压人和无休止的争论下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不应为个人利益和门派之见所左右，更不应形成派系对立。所以，充分言论自由就是不容易的事。第二，少数服从多数。包括最低限度的行动上服从，不可一成少数就上街闹事，搞街头政治；心理上服从，不阳奉阴违，只有大家都贯彻多数人作出的决定，这个决定正确与否才可得到真正的实践检验；少数派有责任监督多数人是否真正执行决议，而不是口是心非或政治作秀等等。第三，多数尊重少数。少数人对正确决定也作了巨大贡献，兼听则明，值得尊重；有时真理是在少数人手中，如果实践检验多数人意见是错误的，少数人意见正是纠正错误的现成成果；如果不尊重少数人意见，甚至打击少数人，那么民主仅此一次，而不可持续了。三要素缺一不成其为民主。三要素都充分正确实现实属不易。

民主有二个条件。要实现民主三要素，参与民主的群体至少必须具有二个基本条件，一是大致相同的素质，包括选择能力、守法精神以及相互宽容和尊重的胸怀等；二是能够获得对称的有关决策的共同信息。

民主还必须有一个保证，即完善的相应法律保证，并有相应的独立的法治机构依法严惩一切破坏民主的行为。

只有全面实现民主的三要素、二条件和一保证，才是真正完全意义上的民主。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尚未有真正的完全意义上的民主。西方先进国家几百年的民主实践，虽然不断改进积累了丰富经验，但是从未摆脱过形形色色“阶级民主”、“金元民主”、“黑道民主”、“家族民主”以及“竞选作秀”等阴影。当年华盛顿、杰弗逊时代，美国妇女没有选举权，因为妇女不懂政治；黑人没有选举权，因为是奴隶；即使白人男人，如果没有足够的财产，也没有选举权，因为没财产的亡命之徒要胡来的；没有中学以上文化没选举权，因为没有选择能力，还有宗教、居住时间等限制，最后只有7%的人有选举权，是真正的民主吗？妇女到二次世界大战后才有选举权，黑人选举权直到1965年才最后解决。即使现在实行了“全民自由选举”，当代西方民主投票率越来越低，甚至低于50%-40%，这已不是民主的“弃权”，而是广大人民对这种民主制度的厌弃。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得票率超过50%，当选执政者也只是25%以下人民意愿的代表，这就从根本上破坏了上述民主必须“少数服从多数”这一基本要素，何谈真正民主？

新的科技革命造就网络社会和微博的出现，更敲响了多党政治的丧钟。任何个人都可以通过微博、网络发表自己的政纲，在一夜之间获得数以千万、亿万人民的支持。这种“电子民主”是人类伟大的历史性进步，将是二十一世纪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同时也是对现有政党存在合理性的根本性挑战，或者更根本地讲是对传统民主致命的一击。网络极容易地实现了全民得到共同的对称的信息这一民主条件，但如果网民不具备较高的素质，就容易被舆论煽情左右，被野心家操纵，乃至成为重复古希腊民主蜕变的“多数人的暴政”。所有这些表明，中国的社会民主不必去赶西方多党自由竞选的“末班车”，但中国共产党也必须清醒认识并认真应对电子民主的挑战，自我实现马克思主义预言的“政党的消亡”。

中国社会民主当前要努力不懈做的是认真准备民主二条件和一保证，以及可能的某些试验。

中国社会民主最后是怎么样的，这当是几代人以后的事。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相信我们的子孙比我们更有智慧和能力创造出最好的高度而切实的真正民主方式。

4.公正解决分配问题

分配问题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一个突出的复杂问题，同时往往也成为发展中国家“中等收入陷阱”的入口。中国要避开和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公正解决分配问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仍是一个自然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现代工业只占10%，农民占人口90%以上。即使工人、知识分子、干部大多也出身于农民，加上几千年封建文化传统深厚，“不患贫而患不均”，因此，渴望和要求平均主义分配是很自然的事，并把它当作与旧社会区别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然而长期实行平均主义的结果，干不干一个样，多干少干一样，贡献大贡献小一个样，滋长越来越多的懒汉，严重压抑了劳动者特别是掌握先进生产力的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最后经济发展越来越低迷，平均主义分配导致普遍贫穷，贫穷导致无休止的阶级斗争，又进一步破坏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到1978年，世界银行按国际标准调查当时中国绝对贫困人口达64%，中国官方数字是2.5亿人口（25%）不得温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发动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不改革死路一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实行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生产力解放了，生产力大发展了，短短二十年中国人解决了温饱，实现了基本小康。这在中国乃至人类发展历史上都是一个奇迹！当人们吃饱了，穿暖了，日子过好了，于是发现了分配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了。近十年来，中国媒体关于“分配不公”的呐喊，要求“公平分配”、“共享改革成果”的呼声，可谓响彻云霄，成为“媒体共识”。虽然历史又前进了几十年，几十年毕竟还是历史的一瞬间！当今中国，农民仍占人口大多数，几千年封建文化影响仍无法忽视，这种“媒体共识”既是可以理解的，又是不能不认真思考和对待的。

首先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分配不公”？如果因为收入差距拉大就是分配不公，那么人们心中“公平分配”的潜在标准仍然是平均主义的。如果不是平均主义，那么呐喊“分配不公”的人们应该先讲清楚什么是“公平分配”？什么是社会主义“公平分配”？

人生而不公平。不仅由于自然条件和历史发展等原因，出生在美国与在非洲，出生在上海或青海，能公平吗？即使出生在同一个家庭，由于基因差异，有的孩子天赋聪明，有的孩子残疾或弱智，能公平吗？马克思曾质询道：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如何公平？公平云云只是道德家的幻想。当年欧洲人文主义启蒙学家提出“人皆生而平等”，这是非常正确的，它是指社会权利和竞争机会平等。这种平等既是人类的理想，同时也是可用法律保证来公正实现的。这正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社会公正。所以，在中国，分配问题，不应是公平分配之类道德幻想，而应是可以切实实行的依法“公正分配”。

社会主义的公正分配，首先是消灭剥削，这是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核心要素之一。什么是剥削？就是无偿地占有他人的劳动价值，就是“不劳而获”。它包括“血汗工厂”利润、贪污腐败收入、垄断违法等反市场恶性竞争利润、以及非劳动保障的社会福利等等，都必须依法坚决彻底消灭之。在消灭形形色色剥削者同时，在劳动者之间应该如何分配？社会主义公正分配的原则，马克思主义早已指明：“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即按照劳动者的才能和社会贡献进行分配。劳动者的才能有高有低，贡献有大有小，按统计学规律是常态曲线分布的，即两头小，中间大，呈橄榄形。因此，“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分配的结果，劳动者收入分布也必然是橄榄形：富人与穷人都是小头，中等收入阶层（所谓“中产阶级”）居大头。所以，社会主义公正分配不是平均主义要求的没有差距，而恰恰是有相当大差距。当然，随着不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社会财富“蛋糕”做大了，即使穷人也可以过着温饱乃至小康的生活。同样当然，这无疑要经历一个相当长艰苦奋斗建设的历史时期，这就是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所指明的“最后达到共同富裕”。

要“各尽所能”，就必须把发展作为社会第一要务，让人们各有展示其才能的机会，还必须人才自由流动与公正竞争；要“各取所值”，就必须把“等价交换”作为铁的行为准则，并用完备的法律保证。一句话，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公正分配唯一正确之途。

三、中国和世界的关系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未来十年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几个基本结论：

1.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有限、历史负担沉重的国家，面临着加速补上工业化和赶上人类科业化（知识化）双重历史性任务，实在是极其艰巨的。中国要坚定不移搞改革，聚精会神谋建设，专心致志求发展，做好自己的事情。简言之，中国要几代人“韬光养晦”埋头苦干。

2.人类至今不足15亿人口享有现代文明成果，如果14亿人口的中国实现了现代化，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现代化的水平和前景，中国人做好中国的事就是对世界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3.因此，中国需要也必须致力于一个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特别与亚太周边邻国都友好合作，共同繁荣。“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不当头，不争霸”的庄严承诺，既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成功的一项保证，也是促进世界持久和平的一大贡献。

4.适应二十一世纪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事业，作为世界负责任的一员，与世界各国一起共建和平共赢的世界新秩序。

无庸讳言，当今两难世界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国际霸权主义依然存在，总把中国和平崛起视为“威胁”；某些国家为转移国内经济、政治和社会矛盾也常常挑起种种事端……中国和平发展的进程不能不受到这样或那样干扰。但是，有两点是肯定：首先，中国坚持上述四条原则是坚定不移的，因此与中国友好，你必定得到了一个真诚的全天候的朋友；与中国敌对，你就自己制造了一个难缠的不可战胜的敌人；第二，中国的和平发展是巨大的世界资源，大大有利于世界和平和经济繁荣，反之，一旦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出现动荡和衰退，14亿人不安宁必将带来一个不安宁的世界。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刘吉

《天大报告》2012年7月期

中国教育哲学的未来

文章标题：中国教育哲学的未来
文章作者：郑永年
发表日期：2012年7月24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我们已经简单讨论了中国传统的教育哲学，聚焦于儒家和王权。应当强调的是，我们并不想给传统教育哲学一个简单的价值判断。我们这里主要是一种事实的陈述，讨论和西方比较而言，中国教育哲学的一些特点。中西方不同的教育哲学产生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从维持王权体系运作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教育哲学非常成功。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中断，也和这种教育哲学有关。上面强调过，儒家是世界上最为发达的统治哲学。但如果从知识创新的角度看，儒家教育哲学就显得过于保守了，导致了王权政体的简单重复。

　　那么，近代以来中国的教育哲学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近代以来，中国教育哲学的变化和政治社会的变化紧密相关。社会政治结构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分权，二是革命。这两个结构特征都为教育哲学的变化创造了条件。

　　首先是分权，即权力的分散状态。清末以后，中国政治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传统王权的衰落，但新政权则没有建立起来，这导致了权力的分散。和历史上每次王权衰落一样，权力的分散状态导致了思想界的异常活跃。但这次知识界的活跃有其自己的新特点。传统上，当王权衰落的时候，思想上尽管活跃，但还是在传统的边界之内。清末之后，则表现为传统上王权主导的儒家不再是主导性教育哲学，向西方学习成为风潮。其次是革命。革命是为了建设新政权。那些致力于革命的政治力量，需要新的知识体系的支持，它们也尽力诉求于新的教育体系和教育哲学。

　　这些变化也导致了知识界的变化。主要有二方面。第一是知识分子作为相对独立的市民社会群体的意识开始产生。晚清废除科举制度之后，知识界和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突然不见了，传统上高度制度化的“学”与“士”之间的关联中断了，而新的关系则没有建立起来。这种脱离对知识界的影响是深远的，其中之一就是独立意识的出现。第二是政治和知识之间的边界开始产生。“五四运动”之后，各种从西方输入的知识体系相互竞争。政治力量对这些知识体系当然有所选择，但这并没有妨碍知识界对这些知识体系的执著追求。

　　即使在蒋介石时代，这种政治和知识之间的边界还是存在的。蒋介石建立的政权不可说不专制，但这个边界是存在的。如果知识群体干预政治，蒋介石政权会干预教育和知识界，甚至镇压。但如果知识界对政治不感兴趣，政权对知识界并没有过多的干预。这种新的发展给中国造就了新的教育哲学，造就了新的教育体系。多年的积累，到了西南联大时期可以说是达到了顶峰。西南联大集中了近代以来中国教育界最优秀的人才，也为国家培养出大量的人才。

集权消灭了教育界累积成果

　　可惜的是，这种近代以来的教育哲学，并没有真正在中国的教育界和知识界生根。随着新政权的确立，政治回归集权，教育界的一切又变回去了。前面我们有意识地比较详细地讨论了儒家的教育哲学，主要是因为要说明这种教育哲学仍然占据当今中国的主流。尽管教育哲学的名称和概念换了，例如换成了马克思主义或者别的概念，但性质和内容没有什么变化。

　　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实际上是一种分析哲学，分析资本和社会问题的哲学。但到了中国，或者被“中国化”之后，就演变成为一种道德哲学，就是用于判断事物和行为对错的工具。这和传统儒家没有很大的差别。当然，社会的接受度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中国的教育体系也没有什么独立性，只是政治行政系统的一个延伸。政治和知识界没有任何边界，权力还是倾向于控制知识。除了传统上所具有的政治行政手段外，现在又有了更现代也更有效的控制手段，即通过经济利益的控制等。知识界没有自己的边界，也没有自己的认同，仍然是一个依附型阶层，要不依附政治权力，要不依附经济利益。也就是说，知识界并没有强烈的意识，为了知识而创造知识，而是为权力和利益提供服务。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有知识创造非常困难。

　　中国有没有可能发展出一种新的教育哲学？我们认为，是有可能的。为什么可以这样说？

　　目前的格局难以为继。教育的核心就是培养专业人才。不过，现在的局面是不仅培养不出人才，连人也培养不出来。中国的教育界把人培养成什么样的人了？这不是一个明了的问题。教育界担负培养合格公民的责任，但培养出来的人往往是反社会的；教育界要培养爱国主义者，但培养出来的人往往不爱国；教育界要培养专业人才，但培养出来的人往往一点专业精神都没有。实际上，很多所谓的人才，在很大程度上连一个合格的公民的素质都没有。中国的传统强调先做人，后做事。但是现在培养的人又怎样呢？专业主义没有养成，就连作为公民的基本素质都没有。为什么？因为教育首先没有把他们培养成人。

　　如果大学生竞争不过农民工，还要这种高等教育干什么！中国的家长非常辛苦，花大量的经济资源在小孩的教育身上，但有什么样的回报呢？最近几年出现了高中生罢考的现象，这非常容易理解。不过，在这个过程背后积累了社会对教育界（因此也是政府）多少的怨恨呢？传统上，教育界是最受人信任的一个领域，但现在的中国社会对教育界有多少的信任呢？

　　再者，政治权力和知识之间的关系也过于紧张。两者之间基本的信任都没有，两者之间的关系充满敌视。最终这种紧张关系会演变成一种零和游戏。现在在很多领域开始了政府向社会的分权运动，这个局面最终也必然扩展到知识界，知识界也必然会获得更多的自治空间。

　　因为教育界是政治行政体制的延伸，所以，如果要在政治和教育之间确立边界，政治行政改革必须是前提。仅仅局限于教育领域的改革会无济于事。实际上，从很多方面来看，政治权力方面也感觉到，在政治和知识之间建立边界的重要性。这种边界的确立，实际上对政治权力非常有利。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间的竞争越来越成为人才的竞争，知识体系的竞争。如果没有一个相对独立和自治的知识领域，如何在主权国家间增强自己的竞争力？在内部，知识发展的逻辑也在要求这一边界的确立。教育界如果继续处于一个依附地位，无论是政治权力还是经济利益，知识发展本身就很难成为教育界的主体。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改革

　　但说到底，能够进行什么样的教育体制改革呢？这些年来，已经进行了那么多的改革，但并没有很大的成效。大多改革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要进行有效的改革，必须同时进行两件事情。首先是确定改革的目标，其次是必须找到一个突破口。改革的目标不能过多，过多就不是改革了。我们认为，高等教育改革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专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专业主义应当是教育哲学的核心。现存教育制度和专业主义背道而驰。我们并不认为，如果目前的局面继下去，中国能够建立专业主义；但同时也意识到，我们也不能另起炉灶。也就是说，专业主义的确立不得不面对现存体制，是要通过改革现存体制来确立专业主义。如何在现存体制下确立专业主义呢？我们认为，这个突破口可以从如下几个角度寻找。

　　首先，现存的教育体系可以通过改革和调整工资结构而转型，形成一个有利于专业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工资结构。现在在教育学术研究领域，国家的投入越来越大，知识创新能力则越来越弱。这是为什么？主要是经济资源在这里扮演了控制的作用，而非知识创新。现在一个教育者或者研究人员的基本工资很低，凭借基本工资还不能过体面的生活，更多的收入就要靠申请政府或者外面的各种资金。随着国家财力的增加，能够提供给教育者和研究者的资金也越来越多。

　　中国的这种收入分配制度，貌似鼓励研究和知识创新，但实际的效果刚好相反。在其他任何国家，教育者和研究者的主要甚至是全部收入是基本工资，尽管也鼓励他们去申请政府或者其他资金，但他们凭借基本工资可以维持他们的体面生活。这样，他们就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做思考，去研究。中国的工资制度与其说是鼓励独立研究，倒不如说是政治行政控制，就是说，资源分配成为有关部门控制教育者和研究者的有效手段。如果像其他国家那样，把工资结构改变一下，总体工资水平不会有多少变化，但其对知识界的影响则是巨大的。这种改变，受到影响的是教育界的少数当权者的巨大利益，但收获最大的是知识界和知识本身。

　　同时，中国的教育和学术评审制度必须重新设计。和工资制度一样，现行的各种评估体系，完全是教育部门为了管理来设计的，而不是用来鼓励教育者和研究者的。很多评估体系从国外输入。在国外，它们是专业主义的表现，是同行的行规，或者是为了鼓励知识创新和进步而设定的制度。但这些东西到了中国，则演变成为官僚主义的产物。因此，教育和评审制度的设计，必须从官僚手中转移到专业人才手中。教育和学术评审，应当是自治的组织自我约束的有效机制，而不应当是官僚控制专业主义的机制。

知识界得确立专业精神

　　再者，政治和知识之间边界的确立不仅仅是行政当局的事情，更是知识界本身的事情。中国的教育界和知识界，有两种倾向性阻碍着这种边界的确立，需要我们做深刻反省。第一，在很多场合，知识界本身不想取得独立地位，而过度依赖权力和利益。很多人把教育和研究看成追求自己利益的职位，他们对自己的专业很少有兴趣，更不用说是激情（passion）了。因为他们从权力和利益那里可以获取那么多的好处，他们根本就不想割断这个关联。第二，另一个群体则相反，他们不满足于现状，对权力持批评态度。不过，这个群体也不见得具有专业精神，对专业感兴趣。他们不和权力合作并不表明他们的独立性。无论是依附权力还是反对权力，知识界的目标都不是自己的专业主义，而是利益。这种局面不改变，最好的政治环境也无济于事。

　　但是，这里也应当强调的是，教育界的自治和独立地位，并不是说教育界可以“无政府”。无论哪个国家，教育界是最具有规制的一个领域，个人、系所、学院等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都必须加以规制。中国的政治和行政仍然控制着教育界，但荒唐的是，教育界内部几乎出现无政府状态。除了批评政治，中国的教授和学者是全世界拥有最大自由的一个群体。教授、系所和学院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做。除了没有专业主义精神，他们什么品德都有了。如果这种无政府状态继续下去，如果教育界规制制度不能得以确立，无论怎样的自治和自由，都无助于专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要确立政治和知识的边界，知识界本身必须首先确立自身的认同和自己的边界。除了一些敏感的政治领域，知识界并没有什么阻碍来进行知识创新。应当看到，至少在一部分学者中间，学者的主体意识也在产生和发展。这是一个好的趋势。知识界必须确立专业主义优先原则。知识界追求权力不可避免，但要意识到，通过依附或者反对现存权力来追求权力，是最无效的方法，这两种方法不仅加重着知识和权力之间的依附关系或者紧张，而且也有害于知识本身。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追求专业主义。专业主义本身可以成为权力的巨大的资源。专业主义的本质就是知识为了知识，知识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多的知识，教育是要解放人的个性，培养独立精神，释放人对各种事物的好奇心，从而激发创造。一个人从事知识事业的人，不应当过问其所创造的知识是否和社会、政治和经济相关。如果是解释世界，其知识肯定是和现实相关。知识如果对实际的政策造成了影响，创造了社会价值，那是知识的副产品，而不是目标。如果没有这种对知识的独立品德的认同，就很难成为知识的创造者，也很难成为教育家。

　　此外，我们也可以从中国经济改革方面学到一些经验。中国可以容许在现存的教育体制外，长出一个独立的个体来，即民办学校。中国第一波民办学校并不成功。无论从动机和体制设计上，民办学校和现存的学校并无任何质的差别，大多是现存体制的简单复制。大多民办学校只是看重教育这块市场，主要的目标是利益。从国际经验看，这种民办学校不会有多大的成功概率。教育机构是非盈利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应当容许那些具有真正经济实力的企业家来办学。民办学校应当努力在体制创新上下功夫，而不是简单地分割市场。体制上的创新才是真正的创新。

　　我们这里只是列举了少数几个例子，来说明教育哲学的变化可能对知识界带来的影响。很显然，正如在其他领域，教育哲学的改革也要呼吁思想解放。思想解放不仅仅是针对政治行政当局而言的，而且更是对知识界本身而言。新教育哲学的确立，必然会导致一个新教育局面的出现。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本文是作者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研讨会”（北京，2012年4月21日）上发言的第三部分。

中国传统教育哲学及其弊端

文章标题：中国传统教育哲学及其弊端
文章作者：郑永年
发表日期：2012年7月17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讨论中国今天的教育哲学问题，避免不了中国传统教育哲学问题。中国传统的教育哲学是怎样的呢？讨论教育哲学不能过于抽象，而应当回答“谁的教育哲学？”这个问题。这里，我们首先应当关心的是教育者和知识界的教育哲学，因为这个群体是教育的主体。无论是知识传授还是知识创造，这个群体的教育哲学是决定性的。那么，传统上，谁是教育者呢？

　　传统道家有针对其弟子的教育哲学，但没有发展出针对社会的教育哲学。道家强调个人道德的发展，但没有社会教育哲学，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道家对社会少有关心。道家向往的是与世界隔离的生活，这个群体以山林树木为伴。这就决定了这个群体不可能发展出面向社会的教育哲学。道家因此是一种道地的人生或者宗教哲学。第二，道家也有方法论上的问题。道家关心自然世界，又坚持独立个性，不依附权力和利益，从这个角度上看，道家是最有可能发展出知识体系来的。但实际上则不然。为什么？除了不关心社会现实之外，主要是方法论上的问题。知识体系来自主体对客体的研究，但在道家那里，主客体是不分的。道教坚持人与自然的合一，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一思想具有非常的现代性，甚至是后现代性。但因为主客体不分，道家没有发展出自己的知识体系，尤其是和人类社会有关的知识体系。

　　和道教一样，佛教也有针对其信仰者的教育哲学，但没有针对社会的教育哲学。这和西方宗教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西方教育尤其是大学源自宗教，当然从宗教到大众教育，这是一个复杂和痛苦的过程。中国的宗教没有演变出大学来。这里只是指出这个事实来，并不是说这是中国宗教的错。宗教的对象是社会大众，但没有发展出教育哲学来。从学术上看，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研究课题。道教不关心社会，很容易理解。但佛教则是非常关心劳苦大众的，为什么也没有发展出教育哲学？这可能和佛教不是一种具有使命感的宗教有关。佛教强调“空”、“出世”等概念，满足于现实，着眼于“来世”，这使得其不关心现实和改造现实，这和西方具有强烈使命感的宗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主导者

　　儒家是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主导者。儒家教育哲学有几个重要的特点。第一，和关心自然世界的道家不同，儒家既不关心自然世界，也不关心外在世界，即“敬鬼神而远之”。儒家不否认外在世界的存在，但对此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中国传统没有发展出“形而上”哲学，和儒家的这一态度有关。当然，也正因为儒家的这一态度，中国文化演变成为世界上最为发达的世俗文化。第二，儒家关心的是人们生活于此的这个世界。不过，总体上说，儒家关心的不是解释这个世界，而是改造这个世界。或者说，儒家是一种规范哲学而非实证哲学，它所关心的是“世界应当如何？”而非“世界实际上如何？”的问题。第三，儒家强调通过政治权力来改造世界，因此把知识和政治、学者和政治家领域紧密联系起来，即“学而优则仕”。就是说，在儒家那里，成为对国家有用的士大夫，就是知识分子和教育者的使命。第四，儒家的道德哲学消除了在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和世界等领域的边界。儒家把道德视为是政治的根本，其核心就是“德治”。而“道德”寄存的基础是家。因此，儒家强调“国之本在家”。这样，把家庭伦理和社会道德和国家治理联系起来。“修身、养家、治国、平天下”，从个人到家到国家，它们之间没有任何边界。儒学经典《礼记·学记》把教育的社会功能概括为十六个字：“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

　　着眼于现实政治世界，着眼于政治权力，着眼于人才教育，这些因素使得儒家成为世界历史上最为发达的政治统治哲学。中国传统社会的“士大夫”阶层是最职业和专业化的。不过，同时儒家的教育哲学对中国教育和知识生产本身产生了很多问题。

　　第一是规范性教育哲学，而非实证性教育哲学。儒家过于强调“应当怎么样？”使得其在很多方面过于理想，不考虑其所提出的理念能否在现实世界实现。在儒家那里存在着一个非常深刻的内在矛盾，那就是，一方面有强烈的意愿改造社会，建设一个好社会，但另一方面因为仅仅从规范出发，对现实社会到底是怎样的没有深刻的认识，结果儒家改造社会的努力往往很成问题。在没有对现实世界作解释的情况下，又如何能够改造世界呢？儒家教育哲学没有发展出能够解释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知识体系来，哲学始终停留在规范层面，和现实社会并无多大的关联。尤其是当现实社会的发展不能吻合儒家的理想时，士大夫阶层不是随时修正自己，更多的是积极干预和阻碍社会变迁。儒家缺少社会进步观念，其自身的变迁往往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变迁。

　　第二，儒家的教育过程过“硬”。儒家强调教育没有错，但儒家的教育过程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理论上人人可以成儒，但实际上只有极少数人可以成为儒。一个人的“儒化”的过程，也就是儒家的灌输过程，显得非常“硬”。这个过程远比在西方个人宗教化的过程要困难得多。西方的宗教是针对大众的，而儒家的对象是精英。西方人称儒家为“儒教”显然不是很精确，因为儒家充其量是精英宗教，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意在塑造政治精英的“宗教”。

　　第三，与之相关，儒家所提倡的“有教无类”那么先进的思想并没有在中国开花结果。和西方相比，中国文化中并不强调民族、种族、宗教、阶级等等在西方决定一个人身份的因素，而是强调教育在塑造人的过程中的作用。在中国，社会成员只有“受教育”和“没有受教育”之分；进而，每一个人不仅有权利接受教育，并且也能被教育好。但为什么中国传统没有发展出类似西方的大众教育呢？这和儒家社会化过程的困难有关。西方从中国学到“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并很快孵化出大众教育的思想。西方的宗教是面向大众的，“有教无类”非常吻合西方的宗教精神。

没有确立知识的边界

　　第四，更为重要的是边界和专业主义问题。知识应当是没有边界的，什么东西都可以成为研究对象。传统儒家教育哲学是有边界的，即着重于政治或者统治哲学，而忽视其他方面的研究和教育。另一方面，儒家教育哲学则没有确立知识的边界，尤其是和政治领域的边界。它强调学者对政治的参与，政治和学术之间没有建立起边界，经常导致学术和政治之间的关系过紧。从知识体系确立和发展的历史看，知识的边界问题非常重要。知识的目的就是知识，就如资本的目的就是更多的资本、政治权力的目的就是政治权力一样。因为边界的缺失，儒家也没有发展出强烈的专业主义精神来。儒家知识分子的功利主义精神过于强烈，没有“知识的目的就是为了知识”的专业意识。

　　第五，缺失独立性。没有对知识的认同，没有明确的边界，这使得儒家缺少独立性。在没有自身的知识体系的情况下，儒家主要想依靠君王来改造世界，这导致了对权力的过度依赖。没有独立性也就是不能形成知识分子的自治群体，这对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和其他领域的关系的影响很大。对王权而言，知识群体是个依附型群体。这个群体千方百计想为王权提供有用的知识，但实际上，所提供的知识实在很有限。很多场合，儒家所提供的仅仅是“统治术”。对其他社会群体而言，儒家往往把自己道德化，在很多场合演变成训斥人的哲学。儒家哲学里，社会是具有等级的，即士、农、工、商。儒家把自己放在首位，而这个“首位”主要是儒家认为本身掌握了社会所需要的道德。对社会而言，儒家也没有进步观。儒家主要着眼于根据现存的条件优化统治方法，这里面是没有进步观的。儒家强调统治者要根据现实而变化，但儒家里面是没有追求变化的因素的。因此，儒家也历来被视为是一种保守哲学。

　　儒家的保守性也影响了其和其他知识群体的关系。正如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研究所展示的，中国历史上也有辉煌的科技成就，但是中国的科学实践知识没有演化成科学知识体系。更有意思的是，在其他社会，科学知识往往总是积累的过程，也就是一直往前走的，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科学知识的大突破，但中国的科学知识往往出现退化的现象，也就是往后走。实践知识不仅没有积累，往往被毁掉。为什么会这样？这里的因素很复杂，但有一点非常关键，那就是以儒家为核心的统治哲学。当儒家或者儒化的官员（士大夫阶层）看到一种技术或者技术知识会导致变化，影响其心目中的道德政治秩序的时候，他们必定和王权结合起来共同反对之。

　　上面讨论了作为知识群体的儒家的教育哲学。那么，社会上其他群体有没有教育哲学呢？中国的政治领域或者政治人物也有教育哲学。传统上，王权是有教育哲学的。这里首先应当指出的是法家。法家往往是统治者。法家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实践知识，也有比较系统的知识体系，但和儒家比较，法家并没有申明自己的教育哲学。

　　不难理解，王权的教育哲学的核心就是维持其统治。皇帝在统治社会时往往是儒法并用，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软力量和硬力量并用。儒家可以说是软力量，而法家是硬力量。儒家之所以能够成为王权的意识形态，是因为儒家接受了王权的改造。早期儒家，尤其是在孔孟时代，是非常独立的，这些儒家的先驱周游列国，推销自己的治国理念。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畏权势，具有非常强烈的批判精神。皇帝当然会不高兴，在儒家和王权之间经常呈现紧张关系。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就是这种紧张的表现。后来为了适应王权的需要，儒家开始接受改造，把自己改造成为王权服务的知识体系。在改造过程中，儒家也强调讲真话，但因为儒家对王权的高度依赖，讲真话在理论上可以，在实际政治生活中讲真话的空间很小，甚至不可能。真话能不能讲，有没有用，主要取决于皇帝本人。在一些时候，例如宋朝，皇帝愿意和士大夫阶层分享权力。但在更多的时候，士大夫阶层讲真话甚至会招致杀身之祸。这一趋势一直延伸到毛泽东时代的“反右运动”。培养一个“听话”的士大夫阶层是王权教育哲学的核心。

西方商人阶层有教育哲学

　　中国的商人也没有教育哲学。商人在传统的士、农、工、商阶层等级中处于最后一位，其没有也不被容许发展出其自己的教育哲学来。商人阶层子女的教育问题也是儒家所承担的。中国的王权发展出了很多方法来消解来自商人的挑战。首先是把商人放在社会等级的最底层。一旦商人致富，就会要求他们收买土地、官职等，以免商人积累过多的财富对王权构成威胁。同时，商人也被灌输于“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把接受儒家教育视为是其子女的唯一出路。可以说，中国商人在教育方面没有发挥一个重要作用，这和西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西方，商人阶层在教育哲学方面扮演了一个关键作用，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促成了教育和神学的分离。西方在中世纪是神权时代，神学是知识体系的核心，当时所谓的教育就是神学教育，神学也是衡量一切的标准。但文艺复兴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文艺复兴之后理性主义兴起导致了神学时代的终结。“终结”当然不是说神学不存在了，而是说神学不再占据知识领域的主导地位。理性主义的兴起有其知识背景，但商人阶层的崛起极其关键。商人是最讲究理性的，商业行为不能用神学来解释。新兴商人阶层站在文艺复兴的背后，是文艺复兴的经济基础。第二，促成了知识和政府的分离。商人需要能够支撑商业运营的知识体系，尤其是法律。同时商人也担心政府的力量过大。知识和政治的分离对商人非常有利。知识界争取和政治权力的分离，商人是背后的推动和支持力量。在西方，大量的教育机构，尤其是大学，都是私立的，这完全是商人的功劳。没有商人的支持，西方难以发展出如此独立的知识体系及其生产知识体系的机构来。

　　政治、商业和知识三者之间的不同关系构成了中西方不同的教育体系。在中国，知识领域没有独立性，成为政治权力的一部分。而政治的最高目标就是秩序，创造秩序和维持秩序。秩序就是保持现状，不但不追求变化，反而阻碍变化。在西方，知识界不仅独立，而且往往和商业结成联盟。和追求秩序的政治不同，商业所追求的就是永无止境的变化，甚至是革命性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哈佛经济史学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把资本主义定义为“创造性毁灭”的过程。创新和进步是商业的特征，正如秩序和稳定是政治的特征。而知识是关键，知识既可以成为秩序的一部分，也可以成为变化的一部分。到今天为止，中西方教育和知识界仍然维持着这种差异格局。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本文是作者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研讨会”（北京，2012年4月21日）上发言的第二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