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September 9, 2023

何谓新加坡华人?(下篇)

文章标题:   何谓新加坡华人?(下篇)
文章作者:   王赓武
发表日期:   2023年4月8日
发表媒体:   联合早报•言论》


“中国”概念的转变

  那么,对于新加坡来说,何谓“华人”?这是一个很久以前就存在的问题。首先,如果你留意华人怎么看待清朝,就会发现大多数来自福建和广东的新加坡华人,不接受满族人作为他们的合法统治者。众所周知,很多私会党的创立是为反清复明。这就是为什么孙中山来到新加坡时,得到了福建人和广东人的大力支持,他们赞同将满族人赶出中国,恢复汉人的统治。

  故事起源于此,却未就此结束。到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时,他认为满清时期的地图即为中华民国的地图。这是另一个故事,我不细讲。但它确实增加了我们对“中国”的理解的复杂性。

  因为当孙中山意识到,他永远不可能用其他方式团结全中国人民时,他提出只要袁世凯能说服年轻的宣统帝溥仪退位,并合法转移权力予他,就支持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这样一来,中华民国就继承了大清帝国的边界,其中大部分地区没有被明朝统治过。事实上,超过一半的人口是满清帝国的非汉族臣民。但随着满清皇帝退位给袁世凯,他们的土地就成为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并从此被视为中华民国的公民。

  袁世凯接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孙中山要做的,就是提出这个中华民国是以“五族共和”为原则。这意味着汉人是组成中华民国的五大民族之一。“五族”是晚清时期用来指满族、汉族、蒙古族、回族和藏族的一个词语。这段历史在中华民国存在了十多年。

  因此,中国的民族主义并非始于汉人,“五族共和”把所有人都视为“华人”。孙中山的支持者对此并不满意,于是发明了“中华民族”一词,来形容中华民国的每一个人。这真的是一个新奇的概念!一个包含所有“华人”的新名称。同样,我不会对此作出详述。你可以意识到这个问题已变得多么复杂。

  与此相关的是,新加坡华人对这些新名称的使用有不同的反应。许多人支持孙中山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当中华民国采纳了五族共和,以及后来的中华民族时,新加坡华人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这些引入的名称。所有华文学校的教科书中都使用了这些词汇。但一些成年人却对它们感到困惑。

  然后,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成立时,中国政府打败了国民党,并宣称自己是国际主义者,人们就发现了自相矛盾之处。对许多人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本质是民族主义的。大陆政府的建国理念之一,是成为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人们注意到了这一点,但也因此产生疑惑。

  汉族是最大的民族,约占总人口的91%至92%。他们的身份和分布确实引发了争议,但且让我们接受这个数字。但对于其他55个民族中约9%的人来说,他们可以共同对中国至少一半的土地提出祖传权利的诉求。

  那么,新加坡华人在这方面的立场如何?这就涉及如何识别和认清与中国的多重关系的问题。问题的另一面是,何谓“华人”,这个问题本身似乎一直在变化。我听到有人说,“新加坡”和新加坡的“华人”的概念一直在变化。这两者又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这就带出了我的最后一个问题。


“新加坡华人”该作何解?

  当新加坡正在改变,并试图为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民族国家的长期生存找到坚实的基础,同时又得作为全球城市,以及在亚细安旗帜下,作为东南亚地区的心脏和中心时,这意味着什么?

  另一方面,中国本身也在发生变化。曾经被统治、被羞辱、被打败,文明几乎毁灭的中国,在1949年后通过大陆政府重新建立了起来。大家都为之感到惊讶。大陆政府曾奉行国际主义,但随着它开始变得富裕、强大和稳固,它也变得非常民族主义。大陆政府的中国确实崛起了,现在能够独立对抗任何人,再也不会被欺负,再也不会受到伤害。

  但是,中国也认为自己继承了清朝、国民党的中华民国,以及在1949年以后由大陆政府巩固的边界。它现在是一个拥有主权的民族国家,一个由大陆政府统治的多民族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中国的崛起,就是这么回事。

  当然,也有人会说:“啊,还有另一个中国呀。”中华民国从未被征服过。它于1912年由袁世凯和孙中山的国民党建立。它仍然存在。名义上,仍然有一个中华民国。有人称它为台湾,但这不是它的正式名称。

  世界各地的华人,或者说华裔,大约有5000万到6000万人,有些人说更多,这取决于他们的统计方式。

  他们是怎样的“华人”?谁是华人?身为华人意味着什么?

  一种定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认同中华文明的人,则是另一种定义。那些认同自己的祖先和谱系、方言群体、宗教或宗教习俗(无论是道教、佛教、儒教、回教、基督教,无论他们的选择是什么,甚至是华人敬拜的其他地方神灵)的人,他们都可以以某种方式认为自己是华人。

  身为华人,对中国的认同有多种方式。虽然方式各异,但我认为它们都是完全合乎情理的。这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我认同,即你如何识别自己的身份,但也取决于他人如何识别你。

  这就回到了中国和新加坡是怎样一种关系的问题上。我从1996年起就住在新加坡。这是我在新加坡的第27个年头,即使在这26年里,我也看到了华人描述自己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新加坡华人”,到“华裔新加坡人”,再到去掉“华人”这个词,只说“新加坡人”;而忽视对中国这个国家的任何其他认同。在新加坡,到处都可以察觉到这些情况。

  那么,何谓新加坡华人?这似乎取决于很多因素。这是我提出的三个问题中最难回答的一个。但每一个问题都涉及这样的认知,即新加坡经历了许多有时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变化,而中国也改变了很多。中国再次变得强大、富裕,这是近200年来世界所未曾见的。但现在对我们的邻国,以及那些敌视中国,要遏制它,永远不让它发展到在它领土之外产生任何影响力的国家来说,却是真实地发生着的。所有这些都摆在眼前,你每天都读到这类新闻,避无可避。所有这些都在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这意味着什么?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随着世界的不断发展和变化,创建国际秩序实有必要。我承认,我从不明白什么是“国际秩序”。但我要说的是,确实有这样一套秩序,人们普遍认为它是有效的,而新加坡积极参与其中。

  作为一个小国,一个主权民族国家,以及与195个成员国中的所有其他民族国家享有平等地位,新加坡所依赖的联合国体系对其生存至关重要。另外,体系的和平运作尤为重要。但是,当超级大国再次玩起类似于19世纪的国际政治游戏,使帝国政治现在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而威胁到这一体系时,它的存在又有什么意义呢?

  许多词汇、话语和使用的语言,都变得更具对抗性。而且使用它们的后果,也变得难以预料。我们要如何预测下一阶段的发展?如果把它与“何谓华人”这个问题放在一起,我们要如何为未来发生的意外之事做好准备?

  我并不想以这种模棱两可的方式结束讨论,但我承认,我对这个问题没有答案。我所能说的是,对本区域的华裔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别人如何识别他们,他们如何识别自己,以及他们的存在可能意味着什么?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社会的国家,也是一个放眼全球的现代国家,有着令人钦佩的雄心壮志。其他国家如何看待这一点,以及这在多大程度上与中国和“华人性”(Chineseness)有关,仍然是一个问题。

  这一切所显示的意义取决于太多的可变因素,我无法在此作出总结。我希望能为可能的答案提供一个更恰当的描述,但我没有答案。我所能说的是,你必须尽可能仔细地审视这段时间一直在发生的无数变化,特别是那些让你感到吃惊的变化,就可以了。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就应可以在我所提出的这些想法之外,对这些问题作出更深一层的思考。


作者是本地著名历史学家
本文是他于3月19日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与耶鲁——新加坡国大学院联办的讲座上发表的英语演讲
原载《联合早报》旗下英文电子杂志“思想中国”(ThinkChina)黄金顺译

何谓新加坡华人?(中篇)

文章标题:   何谓新加坡华人?(中篇)
文章作者:   王赓武
发表日期:   2023年4月7日
发表媒体:   联合早报•言论》


对“民族国家”的渴望

  这些民族国家从已发展为帝国的国家中转化而生。从国王治理的帝国到封建领主统治的王朝,大多数帝国都转变为属于公民的帝国。法兰西帝国就是如此,身为皇帝的拿破仑认为自己代表着法国人民。所有法国公民都是主人,不再允许国王和贵族统治他们。认为民族国家可以建立民族帝国,这样的想法却在两次世界大战后彻底幻灭。

  它始于驱逐西方的反殖民运动。有点意思,甚至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本区域的反殖民运动其实是由日本人推动的,但我不会就此进行阐述。既然所有殖民地都应该与帝国主义者斗争并摆脱他们,帝国必须让民族国家独立的理念也就跟着兴起。

  日本成功地从西方借鉴,并落实民族国家应该拥有主权、应该有边界、公民应该是平等的理念。这成了中国和东南亚的表率,它们都在二战结束后,决心建立自己的统一的民族国家。

  历史的洪流让新加坡别无选择。新加坡不可能成为一个民族国家,而是会加入马来亚。因为我来自马来亚,所以我对这个问题有一些感触。对我们和当时的许多新加坡人来说,新加坡理所当然会有一天成为马来亚的一部分。这个民族国家将是马来亚,并最终成为马来西亚。

  第一个意想不到的事件是,大英帝国不得不离开,随后是一个名为马来亚的民族国家,新加坡将是它的一部分,但还未加入。槟城和马六甲也别无选择;英国人已把它们并入马来亚。新加坡被放在一边,但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新加坡有太多的华人,马来民族主义领导人不想要新加坡。他们想把新加坡排除在外,直到九个马来州,以及槟城和马六甲这两个殖民地有信心组成一个马来亚国家。在他们这么做的时候,新加坡不要参与进来。

  英国人非常高兴。他们把新加坡变成一个单一的殖民地,并继续主导战后东南亚的经济活动。但所有人都认为,新加坡迟早会成为马来亚的一部分。事实上,新加坡后来也真的加入马来亚,而成为马来西亚的一部分,尽管时间很短。这又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件。


英国人欢迎华人来新加坡

  我提到了很多出乎意料的事件。但我认为,如果你想解释和理解新加坡华人这个课题,就不能忘记本文开始时所问的问题:“何谓新加坡?”因为英国人从一开始就欢迎华人来新加坡;只要他们遵守英国人定下的规章,不制造太多的麻烦,英国人很乐意让尽可能多的华人来这里做他们想做的事。只要华人一闹事,英国人就会针对。

  当华人变得更加民族主义,群起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并为清朝的覆灭而欢欣鼓舞,加上五四运动把许多激进思想带到了东南亚,华文学校涌现,中国的政治也被引入,英国人非常仔细地观察着这一切。起初,他们对大部分活动置之不理,但当他们意识到这可能对他们构成威胁时,从1920年代就开始对华人社区展开严厉打击,并严加管控。

  “如何管理新加坡的华人”是英国人的重中之重。他们并没有完全阻止华人前来,且还鼓励华人留下。事实上,他们希望来定居的是合适的华人,而不是三教九流之徒。英国人乐见华人携带家眷来定居,成为新加坡殖民地的忠诚臣民。

  对于只欢迎合适的华人,而将被视为不良分子排除在外一事,英国人是非常认真看待的。他们的政策非常明确,可以在历史档案的记录中找到详细的说明。

  下一件出乎意料的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新加坡并没有加入马来亚,而是在加入马来西亚后不到两年便分家了。


突然诞生却结构独特的国家

  当时我在吉隆坡,身为马来西亚人,我感到很惊讶。说实话,我其实非常难过。但这件事对每个人都有很大的影响。新加坡第一次独立了,将建立一个拥有主权的国家,这是所有人完全意想不到的。这就是新加坡的特殊之处。这是一个全新的新加坡,是在它无法控制的情况下诞生的。一开始,它就是一个75%的人口是华裔的国家。

  由不是在当地土生土长的群体,组成一个新国家的主要移民族群,据我所知,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这样的人口结构。新加坡完全是独一无二的。因此,第一代领导人必须想方设法,在一个大多数人不是华族的区域,建设这个大多数人都是华族的国家。

  我不会在此讨论新加坡政府的政策,而只想强调一点,即华人虽是新加坡的主要族群,但这个国家显然是个港口城市,居住着许多来自不同背景的人,特别是来自邻近地区和亚洲其他地区的人——马来群岛的努山达拉人、来自印度的人、来自阿拉伯和回教世界的人、来自基督教世界不同地区的人,因此才有了现在的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和其他族裔的分类。

  人们往往对这些分类习以为常。要摒弃它们很难,因为新加坡从一开始就奉行一项非凡的原则,即承认在这里出生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多元社会将是这个新国家的基础,就我所知,这在其他国家绝无仅有。其他任何国家一开始都说,谁占多数,谁就决定立国的基本原则,而所有其他人,无论如何,都必须服从或保持二等少数民族地位,直到他们能扭转局面,成为主要群体。

  新加坡是我所知道的,唯一情况正好相反的国家:主要族群明白,他们生活在一个多元社会,但在国家所处的区域,他们却是少数族群。他们接受必须平等对待每个人,多元社会是新加坡建国基础的原则。以这种方式开启国家建设进程,是很罕见的。这也是建国进程始终处于进行式的原因之一。这永远是一项很艰难的工作。

  新加坡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它的存在、生存、活动的扩展和强化,及目前在区域和世界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一直与区域外的事件,以及学习应对不受它控制的事件密切相关。

  所以,我们时不时就会问,新加坡是一个国家,还是别的什么:它是一个城市国家,一个正在形成的国家,最终成为作为全球城市的民族国家?只要仔细去了解这些术语的涵义,你就会发现它们是自相矛盾的,但我不会对此作深入讨论。

  让我把话题转回到新加坡是一个与众不同、难以想象的地方这一点上。新加坡的成立令许多国内外的人感到意外。几十年来,新加坡的境况没变,区域内外充满不确定性,国家仍面对一定程度的脆弱性。这就是为什么新加坡人民对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如此警觉,并愿意努力工作,以保持这种独特的地位。

  在某种程度上,这反映了一个事实,即新加坡在13世纪和14世纪成为淡马锡并非偶然。我们应该记住,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群岛世界的任何政体。尽管新加坡今天处于一个不同的位置,但新加坡人民及领导人都明白这一点。更重要的是,他们明白,华人在这个国家的立场,对新加坡的生存和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我已尽力回答第一个问题:“何谓新加坡?”,详述了它令人意外之处。当我说“意外”时,也是在突出这样一个事实:既然过去都产生了这么多意外,当我说未来可能会有意外时,我不应感到意外。

  我的第二个问题很有意思,但也许不那么令人意外。值得注意的是,“华人”这个词使问题变得复杂。


何谓“Chinese”?

  我总是很难向我的非华族朋友解释“Chinese”这个词的由来。对华人来说,“Chinese”并没有一个相对应的词。今天,我们最常用中国人、华人来翻译“Chinese”。但“Chinese”这个词对中国来说是陌生的。在20世纪之前,华文并没有与“Chinese”完全对等的词,可以让所有华人用来形容自己。

  直到19世纪和20世纪,人们才逐渐意识到,有一个词来与“Chinese”对译是必要的。当清朝灭亡并被中华民国取代时,“中国”一词首次被正式用作国名。在此之前,这个国家或帝国被称为大清,接着是大明,而更早以前,则是汉和唐,这些都是统治王朝的名字。

  如果要更进一步,我们谈论的是,从华夏,或者中华,或者近代的民国这些词所代表的文明中,可以探寻的哲学意涵。华夏包含了所有华人的文明身份,他们都属于从周朝的伟大哲学家,以及其他各种群体和哲学家一直延续到现在的传统。这个故事太复杂了,无法深入探讨。大多数人都知道,定义什么是华人,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最早的时候,人们所知的“China”的形成,就包括今天中国境内的不同民族,他们既来自境内,也来自境外,不同的民族进进出出,往往与大量可以被称为“华人”的民族融合在一起。他们接受并认可某些文明价值观,这使他们能够认同华夏,并成为华夏民族。但“华夏”这个词并不能翻译成“Chinese”。

  “Chinese”一词也与秦朝建立,并由汉朝巩固的第一个帝国相关,因此秦朝的名字一直被用来解释“Chinese”这个词的起源。

  在梵语和普拉克里特语(Prakrit)等古印度语言中,“chin”或“china”是中国的名称,并被认为起源于秦朝。这个词传到了回教和基督教世界。“china”这个古老的词后来被用于受印度人影响的当地语言,接着又被日本人使用。几个世纪以来,它被许多外国人广泛使用,但华人自己从未使用过。


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国家

  那么,我们为什么会采用这个词呢?当中华民国取代清朝时,它成为正式国名。国民党领袖孙中山认为,现代民族国家是欧洲列强财富和力量的源泉。为了复兴,重振在整个19世纪被西方蹂躏和羞辱的文明,中国必须成为一个民族国家,以重新获得力量和财富,才能够站起来,不再像过去那样被欺凌。根据这一背景,人们完全可以理解国民党人为何有这样的看法。正是1912年的辛亥革命,使中国成为一个民族国家。

  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几十年来,大多数中国人都不明白这一点。你可能听说,孙中山曾抱怨中国人不理解民族主义。他们确实没有作为一个国家的成员的意识。大多数中国人是以他们的乡村、家乡、方言群体,以及家庭亲属群体,来识别自己的身份,并使用长期记录的家谱或族谱,来追寻他们的根源。

  所有这些认同自己文明的方式,并没有让他们感觉拥有国籍。国籍的概念是非常新的。对我来说,中国人在对过去作出深入探究后,才发现中国可说是没有“国家主义”的。这是非同寻常的。


汉人不抗拒外族统治者

  几个世纪以来,汉人都不抗拒接受非汉人的统治。在整个中国被蒙古人征服之前,中国北方的汉人一直被突厥人、契丹人和女真人统治,而自17世纪以来,则是被满族人统治。对大多数居住在北方的汉人来说,他们只在明朝时期,生活在汉人的统治下。在上个千年的其余时间里,他们一直生活在征服王朝的统治之下。

  对于南方的汉人来说,他们受汉人统治的时间,与宋朝存在的历史一样长。但只要仔细观察,南宋只不过是一个拼命战斗,以抵御北方的非汉族国家,而被逼到南方的小王国。

  尽管如此,所有的朝代都认为它们属于同一个中华文明。他们为共享一段连续的历史感到自豪,也乐意使用文言文来统治中国。即使是使用自己的语言多于其他语言的蒙古人,也接受了中国历史的主导地位。满族人尤其成功地运用了中国的文化制度。

  自始至终,他们都认同从商周到明清的历史连贯性。在统治精英、官员,以及精通历史、典籍、一套共同的道德价值观,以及治理关键原则等人的眼中,所有这些都被视为单一的传统。他们都接受中国这一历史连续体。这与“China”这个词或现代的国籍概念一点关系都没有。


作者是本地著名历史学家
本文是他于3月19日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与耶鲁——新加坡国大学院联办的讲座上发表的英语演讲,下篇于明日刊登
原载《联合早报》旗下英文电子杂志“思想中国”(ThinkChina)黄金顺译

何谓新加坡华人?(上篇)

文章标题:   何谓新加坡华人?(上篇)
文章作者:   王赓武
发表日期:   2023年4月6日
发表媒体:   联合早报•言论》


  新加坡华人的故事,几乎从一开始就让人感到不可思议。我不想对此长篇大论,因为关于这个课题的研究已有很多。例如,柯木林主编的《新加坡华人通史》就很全面;他和柯宗元教授合编的英文版也是如此,但侧重点略有不同。

  正如两名编者所言,他们并未涵盖课题的方方面面,但他们已尽力揭示华人定居新加坡的历史所产生的重要问题。不过,无论阅读华文或英文版本的《新加坡华人通史》,你就会发现新加坡才是真正有趣的主题。


何谓新加坡?

  新加坡有着非同寻常的故事。

  很奇怪的是,新加坡曾一度是如此重要,可以成为本地区一个小王国的中心,但在其他时期,它却无足轻重。人们会绕过它,或者利用它来办一些微不足道的事,但直到最近才非常认真地对待它。在所有这些阶段,华人都以某种方式参与其中。

  正如上述两本著作所指出的,最早真正提到新加坡的是中国史料,特别是汪大渊的《岛夷志略》首次谈到了淡马锡。当时,这个地方具有一定的重要性,然后就突然消失了,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为了填补空白,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做了大量的工作,让我们知道在那之后发生了什么。

  新加坡的名字零散地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史料中。《马来纪年》(Sejarah Melayu)有提及新加坡;葡萄牙人以及后来的荷兰人也有提到,但几个世纪以来,它从不被认为具有重要地位。它仅能在一些方面发挥些微影响力,但并不足以真正成为任何事务的中心。

  然而,在几十年内,这个几乎不为人所知、几乎没有任何记录的地方,突然变得重要起来。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试图解释其中的原因,但对我来说,这与中国和华人有关,这一事实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荷兰到中国的航线

  首先,当时的新加坡对于在本区域非常活跃的荷兰人来说并不重要,因为他们已从葡萄牙人手中夺走了马六甲。得到了马六甲,控制了万丹(Banten),从而在雅加达有了自己的基地后,荷兰人拥有了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东西。

  原因很简单。无论是为了香料还是为了中国的制成品,要从欧洲航行到这一区域,都是绕过好望角,穿越印度洋。到达这里的最简单方法,就是通过巽他海峡。

  从那里,你可以去爪哇,或以南苏门答腊岛为基地,穿过巽他海峡,然后进入南中国海,到中国和日本。因此,在荷兰人当道的那段时间里,这是主要航线。


葡萄牙到中国的航线

  在荷兰人到来之前,葡萄牙人为什么要占领马六甲?他们的做法与荷兰人不同。葡萄牙人直接穿越印度洋去到了印度。他们主要与波斯湾、印度沿岸和红海的穆斯林商人做生意。这是他们的主要利益所在。

  葡萄牙人最终来到印度南部的科钦(Cochin)和卡利卡特(Calicut),最后在果阿建立了基地。对他们来说,这更为重要。由于他们的基地在那里,马六甲海峡就变得非常重要。

  葡萄牙人很清楚马六甲王朝在那里建立,必有很好的理由,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剑指马六甲。当然,他们对香料感兴趣,并试图从世界其他地方获得香料,而仅次于香料的最重要事情是前往中国。

  很快葡萄牙人就来到了中国。在从马来人手中夺取马六甲后的几年内,他们就开始探索中国沿海地区,给广东和福建的中国官员制造麻烦。最终,中国人学会接受他们,发现他们能帮得上忙,允许他们使用澳门港口作为商业活动的基地,甚至让葡萄牙人处理这一地区的所有贸易。这样一来,他们就不会再给中国添麻烦了。所有其他欧洲国家的人都必须通过澳门,通过葡萄牙人,与中国打交道。这种现象真的很特别。

  出现这一局面,与他们绕过好望角,一直向北到达波斯湾和印度西海岸有关。

  当荷兰人发现葡萄牙人在该地区占据主导地位时,他们就直奔香料群岛(编按:即马鲁古群岛)。他们横渡印度洋来到巽他海峡,并从万丹和雅加达向东到达摩鹿加群岛(Moluccas)。

  因此,葡萄牙人有经印度洋到北方的马六甲航线,荷兰人则使用南部航线。他们各取所需,各得其所。但真正改变新加坡命运的是英国人。


英国到中国的航线

  英国人是后来者。到他们来的时候,葡萄牙人已确定了一组航线,荷兰人则锁定了另一组航线。但英国人对两个贸易中心更感兴趣:一方面,他们对印度商品感兴趣,因为印度在当时是非常富裕的国家,与当时的中国相比绝对不遑多让;另一方面,他们发现了茶叶的巨大市场。

  与极度重视香料的荷兰人和葡萄牙人不同,英国人将目光投向茶叶贸易。为此,他们寻找通往中国的航线,而去中国的航线有两条。他们可以将在印度赚取财富与在中国寻找茶叶资源结合起来。采用这条航线,他们航向印度洋,朝北进发,重复葡萄牙人做过的事情。

  另一条是航越印度洋,经巽他海峡到达中国。英国人无需马六甲,就可以从巽他海峡,直接穿越南中国海到达澳门,以及接触广州的商人,并建立定期的茶叶贸易。他们便是这样与福建人和广东人做生意的。

  因此,你可以发现欧洲人的活动,与华人对此作出的回应息息相关。华人的移动路线反映了当时这些欧洲帝国正在建立的贸易利益。这是华人如何在本区域激活自己的网络,以及如何建立自己基地的重要线索。根据此一背景,让我们来看看欧洲的情况。


亚洲的私人贸易流

  我认为我们必须了解欧洲的情形,因为与亚洲的贸易模式相比,欧洲遵循的是一套不同的原则,后者的规模极小。他们的商业活动不涉及大规模入侵、海上对抗和战斗等,而是集中在各种贸易商品和网络上;无论如何,对华人来说,这些纯属私人商业活动。这之中没有任何形式的国家支持的活动。

  无论是伊斯兰商人还是基督教商人,他们总是得到统治精英成员的支持。就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而言,他们得到了国王和王室的支持。至于英国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它们是由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的私人公司组建的,但也得到那些投资东印度公司的国家的贵族支持。官方的支持总是有一些,因此这些国家的海军可以在必要时给予援助。

  不过,本区域的传统贸易几乎完全是私人性质,对印度人和华人而言更是如此。对华人来说,情况恰恰相反:朝廷实际上不鼓励私人贸易。

  众所周知,中国发展了朝贡贸易,这确保与中国展开贸易的外国商人必须通过官僚机构。就可经商的范围而言,他们必须献上贡品来进行贸易。双方的礼物和贡品是建立此一贸易的基础。

  当然,国家永远不可能控制一切。私人企业家对一些规章视而不见,一些私人贸易也还在进行。但私人贸易的规则得由政府制定,然后交由澳门人和葡萄牙人管理。因此,当“洋夷”来到中国沿海时,这对私人贸易商形成阻吓作用,阻碍了经济发展。这种官僚贸易直到16世纪末才有所放松。

  因此,在欧洲人扩张的那段时间里,华人完全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支持,福建的一些私人企业家继续经商,在离福建最近的菲律宾非常活跃。

  由于西班牙人也有兴趣与中国进行贸易,华人遂避开澳门,转而到菲律宾。有别于与其他地方的商业活动,他们直接与马尼拉做生意,建立了一条跨越太平洋,远达墨西哥和欧洲的良好贸易线,并发展出非常复杂的关系。


影响本区域的欧洲政治

  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加坡能从中崛起,是很令人惊讶的。英国人为什么需要新加坡?

  当我说这得归“功”于拿破仑时,自己都哑然失笑。拿破仑开始在欧洲建立帝国,威胁到荷兰,这无关本区域,全是欧洲历史。

  荷兰东印度公司当时的情况很糟糕,几乎破产,所以拿破仑攻占荷兰的消息让英国人感到震惊。它促使英国东印度公司占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属地,以防止它们落入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人手中。

  英国人接管了爪哇,并派莱佛士担任总督。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英国在中国的利益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英国人意识到,他们不一定得从加尔各答出发,经马六甲海峡,才能同中国做生意,还有其他航线可以考虑。要这么做,就得看欧洲的战争如何结束。

  让英国人感到万幸的是,拿破仑在欧洲战败了。作为胜利一方的英国人意识到,他们仍然需要荷兰作为欧洲的盟友。这同样与本区域毫无关联。是欧洲发生的事件决定了这里发生的一切。事实是,英国人希望荷兰人站在他们一边,以确保法国人不会控制本区域。于是,著名的《1824年英荷条约》应运而生,而结果立竿见影。

  英国人统治爪哇好几年,对努山达拉(Nusantara)或马来群岛世界的本质有所了解,这让他们明白自己需要做些什么。为了稳固通往中国的航线,英国人不必挑战荷兰人或控制其属地,只需要与荷兰人达成协议,让他们安全通过荷兰人视为利益范围的岛屿,包括新加坡。

  荷兰人控制着马六甲,而在马六甲与雅加达之间的区域,新加坡只是其中的一个岛屿。在这些地方,荷兰人解决了与米南加保人(Minangkabau)、武吉士人及其他马来人群体的问题,并主导他们的事务。

  荷兰人的主要兴趣是控制马来群岛,而英国人只为找寻一条通往中国的安全航线,因为这会影响到他们垄断的茶叶生意,以及与之相关的鸦片贸易。


为什么是新加坡?

  这就是“为什么是新加坡”的历史背景。对我来说,新加坡冒起的经过,以及为何它一直是通往中国的连接点,是一个充满惊奇、颇有意思的故事。

  至少在新加坡历史的头20年里,与中国的联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认为,这为英国的政策吸引马六甲、槟城、婆罗洲,以及爪哇和苏门答腊的马来世界等周边地区的华人来到新加坡,并将其作为开放的港口奠定了基础。这与荷兰港口的高税收和垄断式的法规形成了鲜明对比。

  自由港的设立把华人吸引到新加坡,而这是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通过将马六甲海峡作为荷兰和英国的边界,《英荷条约》为此提供了全面的保障。

  我记得当我还在求学的时候,我就问过为什么明古连(Bencoolen)如此重要?为什么莱佛士要留在明古连?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选新加坡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巽他海峡仍然是通往中国的重要港口。

  但有了《英荷条约》,加尔各答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就完全可以控制整个区域。从加尔各答经马六甲海峡到中国的航线现在已确定。当荷兰人把马六甲割让给英国东印度公司时,新加坡的地位就变得完全不同。在我看来,这是新加坡与中国的联系最初如何建立的关键所在。

  在最初的20年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新加坡变得不那么重要,因为英国人打败了中国人,占领了香港,并开放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等商埠。英国商人可以直接前往他们在香港的殖民地。因此,香港取代新加坡,成为英国在中国的基地。但只要把这条链拉长来看,新加坡仍然是链条上的关键节点。

  因此,香港作为通往中国贸易的门户,新加坡也参与其中。香港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英国人可以从这里向中国其他地区扩张。作为大英帝国商埠链中的一环,新加坡一直很重要。在许多方面,这仍然是新加坡后来在区域和世界事务中取得一些成就的秘诀。中国对东亚的发展有着关键的影响。正是与中国的这一关系,决定了新加坡如何发挥它今天仍在发挥的作用。

  将历史镜头拉近至现代,新加坡的故事还有什么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那就是英国、荷兰、法国及其他国家的帝国,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分崩离析。我要强调这一点:在新加坡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深受欧洲事件的影响。在这方面,那便是由欧洲民族国家建立的帝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自我毁灭了。

  它们的殖民地都变成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是在18世纪末法国建立第一个伟大的民族国家时产生的。19世纪后期,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成为各式各样的民族国家。


作者是本地著名历史学家
本文是他于3月19日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与耶鲁——新加坡国大学院联办的讲座上发表的英语演讲,中篇和下篇于明后日刊登。
原载《联合早报》旗下英文电子杂志“思想中国”(ThinkChina)黄金顺译

Wednesday, September 6, 2023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ethnically Chinese in Singapore?

文章标题: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ethnically Chinese in Singapore?
文章作者:   王赓武
发表日期:   2023年3月28日
发表媒体:   思想中国ThinkChina


Speaking at a recent talk co-organised by Yale-NUS College and the Singapore Chinese Cultural Centre, Professor Wang Gungwu gave a lecture titled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Ethnically Chinese in Singapore?", pondering what Singapore is, what “Chinese” means, and finally, what it means to be Chinese in Singapore. This is an edited transcript of his speech.


The 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is a surprising one, almos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I don’t want to go into the long history of it all as there has been much work done on the subject. For instance, 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新加坡华人通史》edited by Ke Mulin (柯木林 Kua Bak Lim) is very comprehensive, and so is the English version co-edited by Kua and Professor Kwa Chong Guan, which has a somewhat different emphasis.

As they said themselves, they have not covered everything, but they have done their best to communicate the key issues arising from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ettlement in Singapore. But if you read either of the two volumes, you’ll see that the really interesting subject is Singapore itself.

What is Singapore?

Singapore is an extraordinary story.

It is a strange thing that Singapore was at one time of sufficient importance to be the centre of a little kingdom in the region, and yet at other times, it was of no importance whatsoever. People would bypass it, or make use of it for very small matters, but never took it very seriously until very recent times. And in all those phases, the Chinese were involved in some way or the other.

As the two volumes point out, the very first reference to Singapore as a meaningful place was in the Chinese sources, notably Wang Dayuan (汪大渊)’s Dao Yi Zhi Lue (《岛夷志略》) that first talks about Temasek. And from there, historians and archaeologists did a remarkable job of filling in the gaps, telling us what happened after that, when the place was of some importance, and then just vanished, almost without trace.

Singapore is mentioned here and there, by odd sources. It was mentioned in Sejarah Melayu, one of the Malay sources, but it was also mentioned by the Portuguese and later by the Dutch, but never as a significant place for centuries. It was important enough for little things to happen, but not important enough to be really a centre of anything.

And yet, within a few decades, this place which was almost unknown and hardly recorded anywhere, suddenly became important. The reasons for this, people have been trying to explain for a long time, but to me, not enough emphasis has been placed on the fact that it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China and the Chinese.

Dutch route to China: Jakarta and the Sunda Strait

First of all, let me say that what was then Singapore was not important to the Dutch who were very active in this area, because they had taken Malacca from the Portuguese. And having gotten Malacca, and having their own base in Jakarta, following their control of Banten, they had what to them was most important.

The reason was very simple. The journey from Europe to this part of the world, whether for spices or for the manufactured goods of China, was made by coming around the Cape of Good Hope and crossing the Indian Ocean. And the easiest way to get to this part of the world was through the Sunda Strait.

From there, you could go to Java or Southern Sumatra as a base through the Sunda Strait, and then into the South China Sea, to China and Japan. So all that time when the Dutch were involved, that was the normal way.

Portuguese route to China: Goa and the Malacca Strait

And before them, why did the Portuguese want Malacca? For the Portuguese, they didn’t look at it that way. The Portuguese went straight up the Indian Ocean to India. They concentrated on dealing with the Muslim traders in the Persian Gulf and the coast of India, and the Red Sea. That was where their major interests were.

So they ended up in Southern India in Cochin and Calicut, and finally set up their base in Goa. To them, that was more important. And because their base was over there, the Strait of Malacca became very important.

The Portuguese rightly understood that the Malacca empire had a very good reason to be there and that was why they headed to Malacca. Of course, they were interested in spices and sought to get spices from other places in the world.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second to the spices was getting to China.

And very quickly they were in China. Within a few years of their taking Malacca from the Malays, they were exploring the coasts of China and causing difficulties to the Chinese officials in Guangdong and Fujian. Eventually, the Chinese learnt to accept them, found them useful, allowed them to use the port of Macau as the base for their activities and even invited the Portuguese to handle all the trade from this part of the world. That way, they gave the Chinese no further trouble. And all the other Europeans and others as well had to deal with China via Macau, through the Portuguese. Quite extraordinary.

As you can see, that result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fact that they had come round the Cape of Good Hope and went straight north to the Persian Gulf and the west coast of India.

Whereas with the Dutch, when they found that the Portuguese were dominating that area, they went straight for the Spice Islands. They travelled across the Indian Ocean to the Sunda Strait and from Banten and Jakarta eastwards to the Moluccas.

Thus, the Portuguese had the Malacca route via the Indian Ocean to the north, and the Dutch used the southern route. They were both happy and settled in their chosen way. But what made the difference to Singapore was the British.

British route to China: Sunda Strait to Guangdong and Fujian

The British were the latecomers. By the time they came, the Portuguese had settled one set of routes, the Dutch had the other set. But the British were interested in two trading centres: on the one hand, they were interested in Indian goods because India was a very rich country at that time — certainly at that time as rich as China was; on the other, they discovered a tremendous market in tea.

Unlike the spices which the Dutch and the Portuguese were obsessed with, the British set their eyes on the tea trade. And for that, they looked for routes to China. There were two ways of doing this. They could combine the wealth of India with seeking tea resources in China. That way, they went up the Indian Ocean and did what the Portuguese did.

The other way was to get to China across the Indian Ocean via the Sunda Strait. They didn’t need Malacca and could go through the Sunda Strait, straight across the South China Sea to Macau and the merchants of Guangzhou with whom they built up a regular tea trade. They did that with the Hokkiens and the Cantonese.

So you can see the activities of the Europeans laid down the patterns of how the Chinese responded. The way the Chinese moved around reflected the trading interests of these European empires that had been building up at that time. It is a significant clue to how the Chinese activated their own set of networks in the region, and how they set up their own bases in the region. And it is in that context that we look at what happened in Europe.

Asian private flows of trade

I think we have to look to Europe because, in contrast with Asian patterns of trade, theirs followed a different set of principles. The latter were extremely small-scale. Their activities did not involve major invasions, naval confrontations and battles, and so on, but concentrated on varieties of trading goods and networks which, for the Chinese anyway, were entirely private. There were no state-backed activities of any kind.

With both the Islamic and the Christian traders, they were always backed by members of the ruling elites. In the case of the Spanish and the Portuguese, they were backed by the king and the royal families. In the case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ies of the British and the Dutch, they were organised by private firms in London and Amsterdam, but also backed by the nobility of those countries who invested in the East India Companies. There was always some official backing and therefore the naval forces of those states could give assistance whenever necessary.

But the traditional trade in this region was almost entirely private, particularly for the Indians and the Chinese. For the Chinese, the opposite was true: the imperial court actually discouraged private trade.

As you know, the Chinese developed the tributary trade, which made sure that foreign merchants trading with China had to go through the bureaucracy — to the extent they were allowed to trade, they had to do so through a form of tribute. And the gifts and tributes on both sides were the basis on which this trade was founded.

It was, of course, never possible to have everything controlled by the state. Private entrepreneurs managed to flout some of the rules and there was still some private trade going on. But the private trade involved the Chinese setting the rules and giving it to the Macau people and the Portuguese to manage. Thus, while the “foreign barbarians” were coming to the coast of China, there was on the China side deterrence for Chinese private traders, one that hindered economic advancement. This type of bureaucratic trade was only relaxed towards the end of the 16th century.

So during all that time when the Europeans were expanding, the Chinese were not at all backed by the government in any way, and a few private entrepreneurial types in Fujian continued to operate and were very active in the Philippines nearest to Fujian.

And it was in the Philippines, with Spanish interest in the China trade, that they could avoid Macau. They were directly dealing with Manila and developed a very good trade across the Pacific to Mexico and to Europe, quite separate from the others. So you see a set of very complicated relations was developing there.

European politics affecting the region

This was the background to how surprising it was that Singapore emerged at all from all that. Why did they need Singapore?

I can’t help laughing when I suggest that we give credit, if you can call it that, to Napoleon. That had to do with European history, nothing to do with this part of the world at all, the fact that Napoleon began to build an empire in Europe and threatened the Netherlands.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was at that time in bad shape, almost bankrupt, so the fact that Napoleon was taking the Netherlands alarmed the British. It led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to occupy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territories to prevent them from falling into the hands of the French under Napoleon.

Thus the British took over Java and sent Raffles there as governor. It was in that context that they formed a new understanding of what the British interests in China were and that it could be dealt with in a different way. In other words, they realised they need not only deal with China from Calcutta through the Strait of Malacca, but could find other ways. And to do that, it depended on how that war ended.

Fortunately for the British, Napoleon was defeated in Europe. The British were on the winning side but recognised that they still needed the Dutch as allies in Europe. This had, again, nothing to do with this part of the world. It was events in Europe that determined what happened here. The fact was that the British wanted the Dutch to be on their side to make sure that the French did not dominate this region. And so there came about the famous Anglo-Dutch Treaty of 1824. That really was what made the difference.

The fact that the British had several years running Java and understanding the nature of the Nusantara or Malay archipelagic world led them to see what they needed to do. To secure the route to China, they didn’t have to contest the Dutch or control any of their territories — what they needed was to have an agreement with the Dutch to allow safe passage through islands that the Dutch saw as their area of interest, among which was the island of Singapore.

Because the Dutch controlled Malacca, and between Malacca and Jakarta, Singapore was just one of those islands in between. There the Dutch and different groups of Malays — including the Minangkabau, Bugis, and others — had sorted out their problems, with the Dutch dominating over their affairs.

Again, what was their primary interest? For the Dutch, it was to control this part of the world. For the British, they were looking for a safe way to China. Their tea monopoly, and the opium trade tied to it, were affected.

Why Singapore?

So this is the background of “why Singapore”, which to me, was a surprising story, an interesting story of how Singapore emerged out of all that, and why it was always concentrated on the connection with China.

For at least the first 20 years of Singapore’s history, the China connection was all-important. I think it laid the foundations of how British policies gathered all kinds of Chinese from the neighbourhood — from Malacca, Penang, and Borneo, and the Malay world of Java and Sumatra — to come and use Singapore as an open port, in contrast to the Dutch ports with their high taxes and monopolistic regulations.

The free port idea drew the Chinese to Singapore and that was a deliberate policy. And the Anglo-Dutch Treaty protected that, absolutely, by having the Strait of Malacca forming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Dutch and the British.

I remember when I was a student asking why Bencoolen was so important and why Raffles stayed in Bencoolen? Why not in Singapore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The reason was very simple, because the Sunda Strait was still an important port along the way to China.

But once there was an Anglo-Dutch Treaty, it was perfectly alright for the East India Company in Calcutta to control the whole region. The route from Calcutta to China through the Strait of Malacca was now safe. When the Dutch gave up Malacca to the English Company, Singapore’s position became totally different. This, to me, was the key to how Singapore was linked with China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After the first twenty years, it became less important for quite a while, because the British had defeated the Chinese and taken Hong Kong, and opened the ports of Xiamen, Fuzhou, Ningpo, and Shanghai. Singapore became less important because British merchants could go directly to their colony in Hong Kong. So Hong Kong replaced Singapore as Britain’s base for China. But you can still see Singapore as a key link in the chain when that was extended.

So Singapore was a part of what Hong Kong represented: the gateway to China trade. Hong Kong was a very safe place, from which the British could expand to the rest of China. As a link in an imperial chain of ports, Singapore was always important. In many ways, this remained the secret to some of Singapore’s later successes in regional and world affairs. China was the key to the development of eastern Asia. It was that relationship that determined how Singapore came to play the role that it is still playing today.

Coming closer to the present, what else was surprising? The next surprising thing was when the British, the Dutch, the French and all national empires came to an end after World War II. Let me underline this. Whatever happened in Singapore had always been very much influenced by events in Europe. In this case, it was the fact that the empires established by European nation-states had virtually self-destructed in two world wars.

What happened to their colonies was that they all became nation-states. The nation-state was something totally new, something invented in the late 18th century with France established as the first of the great nation-states. Later in the 19th century, almost all countries in Europe became nation-states of one kind or another.

Aspirations to ‘the nation-state’

These nation-states appeared among countries that were already empires. From empires ruled by kings and feudal lords in dynastic kingdoms, most empires were transformed into ones that belonged to the citizenry. That was how the French empire was perceived, and Napoleon as emperor saw himself as representing the people of France. All the citizens in France were masters who no longer allowed kings and the nobility to lord over them anymore. The idea that such a nation-state could establish a national empire self-destructed after the two world wars.

It had begun with anti-colonial movements to drive out the West. This was set up by the Japanese in our part of the world — something interesting, even surprising, but I won’t spend time on that. Insofar that all colonies should fight the imperialists and get rid of them, that led to the idea the empires must all give way to independent nation-states.

And the idea that the nation-state should be sovereign, should have borders, and its citizenry be one and equal — was borrowed from the West successfully by Japan. That became the model for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where each came out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determined to build its own united nation-state.

In that context, Singapore was given no choice. There was no question of Singapore becoming a nation-state. It was to become part of Malaya. I speak with some feelings about this because I come from Malaya. And to us, and to many Singaporeans at the time, it was taken for granted that Singapore would be part of Malaya one day. And so the nation-state was to be Malaya, and eventually Malaysia.

The first surprise was that the empire had to go, to be followed by a nation-state called Malaya, in which Singapore would be part, but not yet. Penang and Malacca also had no choice; the British had already put them into Malaya. Singapore was set aside — and the question comes back again — because there were too many Chinese in Singapore for the Malay nationalist leaders to want Singapore. They wanted to keep Singapore out until the nine Malay states and two colonies of Penang and Malacca were confident of being a Malayan nation. And while they were doing that, they wanted to keep Singapore separate.

The British were quite happy. They turned Singapore into a single colony and continued to dominate the economic activities in post-war Southeast Asia. But everyone expected Singapore, sooner or later, to be part of Malaya. And indeed, Singapore became part of Malaya as Malaysia, albeit for a very short time. That was another surprise.

The British welcomed the Chinese to Singapore

I mentioned many surprises. But I think that the first question of “What is Singapore?” is something that we cannot afford to forget if you want to explain and understand the question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Because Singapore began by inviting the Chinese to come; it was quite happy to have as many Chinese as possible to do whatever they wanted provided they obeyed British rules and did not make too much trouble. Whenever they made trouble, the British pressed them down.

When the Chinese became more nationalistic, when they responded to Sun Yat-sen, when they were rejoicing at the fall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brought a lot of radical ideas to Southeast Asia, brought Chinese schools, China’s politics, the British observed all that very carefully. In the beginning, they left much of it alone, but when they saw that this could be a threat to them, they clamped down and controlled the community tightly. That was from the 1920s onwards.

You can see that the British saw their future here in terms of “How to manage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They didn’t stop the Chinese from coming altogether. They were still encouraging the Chinese to stay. In fact, they wanted the right kind of Chinese to come, not the bad guys they didn’t want. They wanted the right kind of Chinese to come and settle. They invited them to bring their wives and families to settle and become loyal subjects of the Colony of Singapore.

The British were very sensitive about wanting only Chinese of the right kind and keeping out Chinese that they didn’t want. Their policies were very clear and can be found spelt out in records in the archives.

It is in that context that the next surprising thing happened. This was when Singapore did not join Malaya but joined Malaysia for less than two years and got kicked out.

A sudden nation, a unique make-up

I was in Kuala Lumpur then and, as a Malaysian, I was surprised. I was actually very sad, to be honest. But that made a big difference to everyone. For the first time, totally unexpected by everybody, Singapore was an independent nation, a sovereign state that would build its own nation. So that is why Singapore is special. This is a completely new Singapore, created by circumstances beyond Singapore’s control. And it had a new start as a country in which 75% of its population was of Chinese origin.

I know of no other country in the world that started like that, with one group of people who were not native to the region as the majority migrant community of a new nation. Singapore was totally exceptional, unique. With that,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leaders had to find some way of making it possible to build this nation in which the majority of its people were Chinese, in a region where the majority of people were not Chinese.

This is not the time to talk about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s policies. I simply want to underline the fact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were part of a nation in which they were the majority, but which was obviously a port city of people of many different origins, especially those from the neighbourhood and other parts of Asia — the Nusantara peoples of the Malay archipelago, those from India, from Arabia and the Muslim world, from various parts of the Christian world — hence the current categories of Chinese, Malays, Indians, and Others.

These categories have often been taken for granted. They are difficult to move away from because Singapore had started out with an extraordinary principle, not known in any other nation I know of, one that recognised everyone born here as equal, and that the plural society would be the basis of a new nation. No other nation did that. As far as I know, every other nation began by saying that whoever was the majority would determine the fundamentals of nationhood and all others, one way or another, would have to conform or remain second-class minorities until they did.

Singapore is the only one that I know of in which it was the other way round: the majority accepted that they live in a plural society, in a neighbourhood where they are a minority. They accepted that they had to treat everybody as equal and that the plural society was the foundation of Singapore’s nationhood. It was an extraordinary way to start the nation-building process. And that is one reason why the nation-building process is still in progress. It is not a simple thing, and it will never be simple.

The next feature was also surprising. Singapore’s existence, survival, the expansion and the uplift in its activities and its current role in regional and world affairs, were always tied to events outside of the region, to learning to live with events outside its control.

So when asked from time to time whether Singapore is a nation or something else: is it a city state, a nation in the making, ultimately to become a nation-state that would have to be a global city at the same time? If you take these terms seriously, you’ll find that there are contradictions in the terms themselves, but I won’t go into that here.

Let me come back to the idea that Singapore is an exceptional place, a surprising place. It has surprised people around Singapore as well as people inside Singapore. That this has been so for decades is one reason why the people of Singapore are so sensitive to its own position in the world and so willing to work hard to try and preserve that position, and to preserve it always in the context of uncertainty and a degree of vulnerability both within and in the region.

In a way, it reflects the fact that Singapore as Temasek in the 13th and 14th centuries was not an accident. It should be borne in mind that it could happen to any polity in the archipelagic world. Although Singapore is in a different position today, the Singaporean people and their leaders have understood this. Not least, they understand that the position of the Chinese here is of special relevance to how Singapore survives and how it develops.

I will leave it at that as my effort to answer the first question: “What is Singapore?” I have highlighted its surprising features. And when I say “surprise”, I’m also underlining the fact that, with so many surprises in the past, I should not laugh when I say that there could be surprises in the future.

My second question is interesting, but perhaps not so surprising. What is striking is that its complicated part comes from the word “Chinese”.

What is ‘Chinese’?

I’ve always been hard put to explain to my non-Chinese friends where the word “Chinese” comes from. The Chinese didn’t have a word for “Chinese”. Today, we most commonly use Zhongguoren (中国人), huaren (华人) to translate the word “Chinese”. But the word “Chinese” is foreign to China. There was no exact equivalent in the language that all the people used for themselves before the 20th century.

It was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that the people gradually accepted that there needed to be a word to translate the word “Chinese”. When the Qing dynasty fell and was replaced by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word “China” was for the first time officially used as the name of the country. Before that, the country or the empire was known as Daqing (大清), following Daming (大明) and much earlier, Han (汉) and Tang (唐), the names of the ruling dynasties.

And if you want to go further than that, we talk of the philosophical civilisational aspects of what we might look for in other words, like Huaxia (华夏), or Zhonghua (中华), or the more recent Minguo (民国). Huaxia encompassed a civilisational identity of all people who belong to the traditions that followed from the great philosophers of the Zhou dynasty and various other groups and philosophers down to the present. It’s too complicated a story to go into. Most of you are aware that defining what is Chinese has never been easy.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the formation of what the people knew as “China” had involved different peoples from within the China defined by its borders today — from within, as well as from outside those borders — with different peoples coming in and out, often merging with large populations of people who might be called “Chinese”. They adopted and accepted certain civilisational values, which enabled them to identify themselves with the Huaxia and be accepted as Huaxia people. But the word Huaxia doesn’t translate to “Chinese”.

The word “Chinese” has also been linked to the first empire established by the Qin dynasty and consolidated by the Han, so that the name of the Qin dynasty has been used to explain the origins of the word “Chinese”.

In ancient Indian languages like Sanskrit and Prakrit, chin or china was the name of the country, and was thought to originate from the Qin dynasty. And the word spread to the Muslim and the Christian world. This ancient word china was later used in local languages influenced by the Indians, and later by the Japanese. It was widely used for centuries by a variety of foreigners but never one used among the Chinese themselves.

Chinese civilisation versus Chinese nation-state

So why did we take up the word? It became the official name wh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succeeded the Qing Dynasty. The nationalist leader Sun Yat-sen identified the modern nation-state as the source of wealth and power of the European powers. To rejuvenate itself and restore the civilisation that had been battered and humiliated by the West throughout the 19th century, China had to become a nation-state to regain the power and wealth that would enable it to stand up and stop being bullied as they had been for so long. That was how the nationalists saw it and one can totally understand it in that context. And it was the revolution of 1912 that established China as a nation-state.

This was a new idea. For several decades, most people in China didn’t understand that. You may be aware that Sun Yat-sen complained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didn’t understand nationalism. It was true that they didn’t have a sense of being members of a nation. Most Chinese identified themselves through their villages, their hometowns, their dialect groups, their familial kinship groups, and used extended genealogies to trace their origins.

All these ways of identifying themselves with their civilisation did not give them a sense of nationality. The nationality idea was very new. To me, it has been astonishing how the Chinese searched their past and realised how difficult it was to find “nationalism” in China.

Chinese accepting of foreign rulers

Through the centuries, the Chinese were prepared to accept rulers who were not Chinese. Those in northern China had been dominated by Turks, Khitans and Jurchens before the whole of China was conquered by the Mongols and, since the 17th century, by the Manchus. For most northern Chinese, they had lived under Han Chinese rule only under the Ming Dynasty. During the rest of the last millennium, they had lived under conquest dynasties.

For southern Chinese, they were under the rule of Han Chinese for a little longer, as long as the Song dynasty survived. But looking closer, what was the Southern Song? It was a small kingdom pushed southwards that fought desperately to defend itself from non-Han states to their north.

Nevertheless, all the dynasties acknowledged their attachment to a common Sinic civilisation. They were proud to share a continuous history and were prepared to use the classical language to rule over China. Even the Mongols, who used their own language more than the others, accepted the primacy of Chinese history. The Manchus were particularly successful in their use of Chinese cultural institutions.

All that time, they recognised the continuity from the Shang and Zhou to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ll that was regarded as a single heritage in the eyes of the ruling elites, the mandarins, the people who were well-versed in history, the classics, a common set of moral values as well as key principles of governance, and so on. They all accepted the continuity that was China. That had nothing to do with the word China or modern nationality.

Changing concepts of ‘China’

So what is “Chinese” for Singapore? This was a problem from very early on. If you look at the way the Chinese responded to the Qing Dynasty, to begin with, most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who came from Fujian and Guangdong did not accept the Manchus as their legitimate rulers. As you know, many secret societies were founded on the basis of fanqing fuming (反清复明) — Oppose the Qing and Restore the Ming Dynasty. That was why Sun Yat-sen, when he came to Singapore, had so much support from the Fujian and Guangdong people here who sympathised with the idea of driving the Manchus out of China and restoring China to Han rule.

That was how it started. But it did not end that way. By the time Sun Yat-sen set up the republic, he had accepted that the map of Manchu-Qing China should be the map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at is a separate story; I won’t go into that. But it does add to the complexity of what we understand by “China”.

Because when Sun Yat-sen realised that he could never unite all the people of China any other way, he offered to support Yuan Shikai for presidenc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f Yuan could persuade the young Manchu emperor to abdicate and legitimately hand over power to him.

That way, the republic inherited the borders of the Qing empire, much of which had not been ruled by the Ming. In fact, more than half was peopled by non-Han subjects of the Manchu-Qing empire. But with the abdication by the Manchu to Yuan Shikai, their land was part of the Republic and the people were thereafter seen as the republic’s citizenry.

What Sun Yat-sen had to do when Yuan Shikai took over was to accept the formula that this Republic of China was one of “five races” — Wuzu Gonghe (五族共和). This meant that the Han Chinese were one of the five major ethnic peoples that formed the Republic. Wuzu was a term used by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refer to the Manchus, the Han, the Mongols, the Muslims and the Tibetans. That was the Republic of China for over a decade.

So China’s nationalism did not begin with the Han Chinese; Wuzu Gonghe accepted everybody as “Chinese”. Sun Yat-sen’s supporters were unhappy with that and invented Zhonghua Minzu (中华民族 Chinese nationality) to describe everybody in the Republic. That was new! A new name to include all “Chinese”. Again, I shall not go into details here. You can see how complicated the question has become.

What is relevant here is that Singapore’s Chinese responded in different ways to the use of such new terms. Many had supported the Sun Yat-sen slogan: “Get rid of the Manchus. Restore the Ming Dynasty (return to Han rule).” When the republic adopted Wuzu Gonghe, and later Zhonghua Minzu, the people here more or less accepted the terms as they were introduced. They were used in textbooks in all Chinese schools. But some adults did find that a bit puzzling.

Then when the PRC was established in 1949, when the CCP defeated the nationalists and claimed to be internationalists, this was found to be contradictory. For many, the People’s Republic was nationalistic. One of their ideas of nationhood was to be a multinational state of 56 nationalities. That was noted but found to be confusing.

The Han was the largest of the nationalities, about 91-92% of the whole population. Their identification and distribution did lead to controversy, but let’s just accept that figure. But for the 9% or so of the 55 other nationalities, together they had ancestral claims on at least half of China.

So where do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tand on this? This raises questions of how to identify and recognise the many kinds of relationships with China. Another side of the question would be, what is “Chinese”, itself a question that seems to have been changing. I have heard some say that the idea of “Singapore” and that of “Chinese” in Singapore have been changing. So how do the two come together?

This leads me to my last question.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Chinese in Singapore?

What does it mean when Singapore is changing and trying to find a firm basis for its survival for all time as an independent sovereign nation-state, while being at the same time a global city, and also the heart and centre of the region called Southeast Asia under the umbrella of ASEAN?

On the other hand, China itself has been changing. The China that had been dominated, humiliated, defeated, with its civilisation almost discarded, has restored itself after 1949 throug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at surprised everybod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d been internationalist but has also become very nationalistic as it set out to become rich, powerful and secure. Its China has indeed risen, now able to stand for itself against anybody, never to be bullied again, never to be vulnerable again.

But it also sees itself as having borders inherited from the Qing Dynasty, from the Kuomintang’s Republic of China, borders that were consolidat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fter 1949. It is now a sovereign nation-state, a multinational stat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ul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re’s nothing secret about one China rising.

Of course, there are people who say, “Ah, but there’s another China”. The Republic of China has never been overcome. It was there in 1912, set up by Yuan Shikai and Sun Yat-sen’s Kuomintang. It still exists. Nominally there is still a Republic of China. Some people call it Taiwan, but that’s not its official name.

And there are something like 50 to 60 million Chinese, or people of Chinese descent — some say more, depending on the way they are counted — around the world.

How are they “Chinese”? Who is Chinese?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Chinese?

Citize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at’s one definition. People who identify with Chinese civilisation; that’s another definition. People who identify with their ancestry and genealogy, their dialect group, their religion or religious practices — whether it’s Taoism, Buddhism, Confucianism, Islam, Christianity, whatever they choose, or even other local spirits and gods that the Chinese pray to — they can all identify as Chinese in one way or the other.

There are multiple ways of identifying with China as Chinese. And they’re all legitimate, each in their own way. Each can be justified, I would say totally justified. Much of it depends on self-identification, how you identify yourself, but also depends on how other people identify you.

This comes back to the question bringing together China and Singapore. I’ve been in Singapore now since 1996. This is my 27th year in Singapore, and even in these 26 years, I’ve seen so much change in the way that people describe themselves: from “Singaporean Chinese”, to “Chinese Singaporean”, to dropping the word “Chinese” and just “Singaporean”; and forget about any other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country called China. And a wide range of these identifications can be found in Singapore.

So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ethnically Chinese in Singapore? It seems to depend on so many other things. And this becomes the most difficult of the three questions I have. But each of them involves the understanding that Singapore has changed so many times, sometimes surprisingly, and China has changed so many times. China is once again powerful, rich — something unknown to the world for almost 200 years — that is now something real to our neighbourhood, and to those who are hostile to China, who want to make sure that China is contained and never allowed to develop to have any kind of influence outside their territory. All these are obvious — you read that every day, you can’t escape from it. All of that is playing into this question: what does it mean?

It is in that context, with the world moving and changing all the time, that the whole idea of a world order is real. I confess that I have never understood the “international world order”. But let me say that there is such a thing, it is widely claimed to be working, and Singapore operates actively within that.

The United Nation system that Singapore depends on as a small state, as a sovereign nation-state, recognised as equal to every other nation-state of its 195 members, is vital to the survival of Singapore. It is crucial that the system functions in peace. But what is the meaning of that, when that is being threatened by superpowers once again playing the kind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familiar from the 19th century, the imperial politics that is now becoming part and parcel of our daily fare?

Much of the vocabulary, the discourse, the language used has become more confrontational.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using them have become less certain. How do we expect the next stage to develop? How can we prepare ourselves for future surprises if we put it together with the question,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ethnically Chinese?

I hate to end off with such uncertainty, but I confess that I have no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All I can say is that it is a very important question to those of Chinese descent in this part of the world. How do other people identify them, how they identify themselves, and what their presence could mean? Singapore itself is a country that is a plural society, a modern state which is global in its aspirations, and has ambitions which are admirable. How this is understood by other countries, and to what extent this is related to China and Chineseness, remains a question.

And the meaning of it all depends on so many variables that I can’t summarise them for you. I wish I could leave you with a happier description of what the answers might look like, but I do not have an answer. All I can say is, you do have to examine as closely as you can the numerous changes that have been taking place all this time, especially those that have surprised you, and leave it at that. If you do that, you should all go further beyond the thoughts that I have offered here. Thank you.

Sunday, September 3, 2023

从胡适与冯友兰哲学史看孔子形象转旧折新

文章标题:   从胡适与冯友兰哲学史看孔子形象转旧折新
文章作者:   梁秉赋
发表日期:   2023年8月19日
发表媒体:   联合早报•言论》


  历史上,人们对孔子形象的认知,有两大分野。此中之分歧,导源于二者对孔子与《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典籍(六经或六艺)的关系,在看法上有根本的差异。

  认为“六经皆孔子所作”的经生儒士,把孔子视为介于人神之间的圣王一般的人物。在他们的认知当中,生活于礼坏乐崩时代的孔子,感悟到肩负上天赋予自己振衰起敝的重任,所以制作出《诗》《书》《礼》《乐》《易》和《春秋》这“六经”,作为足以垂范后代的治世大典。这一主张,在西汉为主流,可说是当时具有官学地位的今文经学诸家的共识。

  认为“六经皆孔子所作”的经生儒士,把孔子视为介于人神之间的圣王一般的人物。在他们的认知当中,生活于礼坏乐崩时代的孔子,感悟到肩负上天赋予自己振衰起敝的重任,所以制作出《诗》《书》《礼》《乐》《易》和《春秋》这“六经”,作为足以垂范后代的治世大典。这一主张,在西汉为主流,可说是当时具有官学地位的今文经学诸家的共识。


孔子形象转折在民国时期

  另有一种主张则认为,《易》《书》《诗》《礼》《乐》和《春秋》其实都是上古流传下来的文献,“信而好古”的孔子“述而不作”,仅是一位致力于用这些古代文献为教材,把传统文化发扬光大的授业者而已。此说之基调虽然重在形塑孔子以传承先王之业为本位,但人们尚可从孔门之教“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体会出孔子仍是有一定的政治信仰或取向的,比如选贤与能和禅让等理想。所以孔子在这样的认知中,虽已褪去炫丽的神话色彩,但形象仍不失实践政治理念的意味。魏晋以降,以神道设教的成法已失去动力,尤其宋代以来理性思想逐渐抬头,循这一取向来为孔子定位,已为正途。否定这六部典籍是由孔子制作或删定而来的这一看法,曾被笼统地概称为古文经学家的立场,至民国年间仍有钱玄同力主此说。

  但民国时期,实亦孔子的形象转旧折新之时代。

  先后就读于美国康奈尔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的胡适之先生,归国后到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刚满一年,即完成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并于1919年2月出版成书,随即于“两个月之内再版”。

  胡适在本书中,说孔子“本是一个实行的政治家”,有过实际的从政经历。但“后来因为他的政策不行,所以把官丢了,去周游列国”,离开故土“在国外游了13年”,直到68岁才回到鲁国“专做著述的事业”。胡适指出,孔子“本(是)有志于政治改良(的)”,但是“后来他见时势不合,没有改良的机会”,所以才“专心教育,要想从教育上收效”。胡适还从孔子“教学几十年,周游几十国”,推测他“弟子定必不少”,且从“性情德行”上判定他乃是“一个孳孳恳恳终身不倦的志士”。

  这位“志士”志在何方呢?胡适认为,孔子了解他如果有志于使时代“变无道为有道”,“要改良社会国家”,并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而“必须从根本上下手”,那就是著书立说。但胡适解释说,“孔子自己说他是‘述而不作’的,所以《诗》《书》《礼》《乐》都是他删定的,不是自己著作的”。可是胡适对孔子与《易》及《春秋》的关系,却多有着墨。

  他说,在孔子的时代,“那时的《周易》不过是六十四条卦辞和三百八十四条爻辞”。但孔子“把他(读《周易》)的心得,做成了六十四条卦象传,三百八十四条爻象传,六十四条彖辞。后人把他的杂说纂辑成书,便是《系辞传》《文言》”。可知,胡适虽然没有说孔子作《易》,但他清楚道明了孔子曾为《周易》的卦、爻、辞作了解说释义的“传”。孔子的这些阐释,让人们晓得了蕴藏在《周易》这部古代典籍之中的义理思想。胡适还说,“《易经》有三个基本观念:易、象、辞”,而“孔子哲学的重要大旨”,即可通过他对这些观念的阐释之中看得出来。

  但孔子之释《易》如何有资于政治改良呢?胡适对此似未作具体发挥,仅含糊地带出孔子释《易》的思想,与他重“正名”的政治哲学是有关系的。胡适说,“孔门学说的中心问题”是“正名主义”。孔子看到他所处的时代之“病根在于思想界没有公认的是非真伪的标准”,所以须要在这方面作建设,而“下手的方法便是正名”。胡适认为“建设是非善恶的标准”,实是“孔门政治哲学的根本理想”,而“孔子还作了一部《春秋》,(它)便是孔子实行正名的方法”。

  胡适以哲学史的论述,将孔子的学说整理出“教育、人生、政治”等等“哲学”思想。虽然如此,胡适在本书的论述中,还是相当突出孔子这些“哲学”是如何与他的政治理想之实践挂钩的。

  同样毕业自哥伦比亚大学的冯芝生(友兰)先生,在他出版于1931年的《中国哲学史》上册,亦以孔子为“子学时代”之开篇人物。但冯友兰在本书中对孔子的描述,则着重于将他刻画为一位教育家。他以孔子与《易》《诗》《书》《礼》《乐》和《春秋》为切入点,说“向来所谓经学今文家以六艺为孔子所作,古文家以六艺为孔子所述”,但仍主张“六艺乃春秋时固有之学问,先孔子而存在,孔子实未制作之”。不过,他因为“却曾以六艺教弟子”,以至“后人以六艺为特别与孔子有密切关系”。


孔子开创“士”的阶级

  冯友兰认为,六艺原为古代贵族教育中的教材,孔子的独特之处,便在于他是“以六艺教一般人之第一人”。冯氏明确指出,“孔子是教育家,他讲学的目的,在于养成‘人’,养成为国家服务之人,并不在于养成某一家的学者”。冯氏虽诙谐地形容“孔子只是一个‘老教书匠’”,但却说他“在中国历史中,仍占一极高地位”。理由乃是:“一、孔子是中国第一个使学术民众化的,以教育为职业的‘教授老儒’;他开战国讲学游说之风;他创立,至少亦发扬光大,中国之非农非工非商非官僚之士之阶级。二、孔子的行为,与希腊之‘智者’相彷佛。三、孔子的行为及其在中国历史之影响,与苏格拉底之行为及其在西洋历史上之影响相仿佛”。

  冯友兰对这点续有颇为生动的描画,指出孔子抱持着有教无类的宗旨,“大招学生,不问身家,凡缴学费即收,一律教以各种功课,教读各种名贵典籍”的做法,在孔子以前“较可靠的书内”是不曾听闻过的。冯氏认为,孔子“向学生收学费,以维持其生活”,由此而开创出“不治生产而专待人之养己”的一个新社会阶级——士。这一阶级的人物“只能作两种事情:即做官与讲学”,所以“直到现在,各学校毕业生,无论其学校为农业学校或工业学校,仍只有当教员做官两条谋生之路”。

  冯友兰将孔子在历史上的这一创举视为“一大解放”,是以将孔子与希腊之智者(the Greek Sophists)相比拟。他指出,孔子与“智者”之一相似之处,是以其博学多能“使学生有作政治活动之能力”。这就“如现在政府各机关之向各学校校长要人,而校长即加考语荐其毕业生一样”。

  然而,“现在”的一位校长,应该只能通过他的学校为社会培养具有胜任职场要求能力的人材,而不是怀抱着校长的政治理念到人家的地方去加以实践的毕业生。西哲之智者,地位不论如何优越,终不出一“teacher”(教师)之身份本位,与胸怀振衰起敝“变无道为有道”之心的圣王,或因“信而好古”而颂扬禅让及选贤与能等政治理想的传道者,终非一事。

  冯友兰虽然也指出“孔子认为‘正名主义’极为重要”,但却说《春秋》“(在孔子以前)早已成教人之一种课本,所以与孔子无干”。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之英译本在1952年出版之后,芝加哥大学的顾理雅教授(H. G. Creel)即在给本书的评论之中,对冯氏将孔子描绘为基本上是一位教育家,以及将其比拟为希腊之智者,颇不以为然。他指出,冯氏对孔子的论述最严重之缺失,是甚少提到孔子最大(却无法实现)的志愿,是成为一国的卿相,以便能掌握权力来施行坚实的举措,改变他所强烈不予认可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状况。顾理雅甚至认为,忽略了这一点,无异于剔除了孔子哲学思想的核心要素(raison d’être)。这样尖锐的评语恐怕亦非无的放矢,证之《史记》或然。

  胡适与冯友兰首开其风,孔子遂以一种新面貌出现于世人眼前。后继者踵事增华,孔子亲哲学疏政治的教育家形象,其雏形慢慢丰满,并随新式教育之普及,在20世纪渐渐深入普罗大众心中。曾盘踞于经师儒士等知识精英意识里边的,拥有超自然能力的玄圣素王,或汲汲于“正名”以匡复尧舜文武之道的高大的孔子形象,亦随经学时代的结束而烟逝远去。


作者是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