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作者：霍韬晦
发表日期：2013年1月4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多年前，我曾经为文指出：“历史正给予中国一个机会。这个机会不只是经济上的，也是政治上的、文化上的。例如民主制度，西方的先行者们已经走入困局，制造了一大堆内部和外部的问题，束手无策，我们还要盲目跟随吗？他们已经没有回头的机会了，但我们还有。”（见《中国的民主之路》等文，2004年）
时间过去已经快十年，可惜中国当局仍未彻悟，世人仍未彻悟。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步履蹒跚，千载一时的机会会很容易错过。
譬如中共这一次十八大代表会议，卸任的胡锦涛主席虽然一再强调“反贪反腐”，说这个问题若搞不好，很可能“亡党亡国”。这句话在十多年前，朱镕基出任总理时已提出过，而且说得慷慨激昂，大有“与贪官偕亡”之慨。结果如何？到朱镕基任满下台，贪风不但未有戢止，反而愈演愈烈。西方的观察家认为：就是因为政权不开放、不能实行民主政制、权力没有制衡、没有普选、人民没有参与、黑箱作业、政府没有认受性，所以必然导致腐败，这是“结构性问题”；要治理，只有采取西方政制。
但中国政府早就表明：我们不会照搬西方的那一套。这一次，胡锦涛也明言：“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那么，走什么路？不回头、不改革，原地踏步，行吗？反映在“反贪反腐”的问题上，虽然知道严重，但却拿不出鲜明的办法，只能重复“加强党内纪律建设”、“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治国”一类老话。这样在政治改革方面，就不可能有突破，充其量就是多打几个贪污老虎，以显示高层反贪反腐的决心。我所说的“历史良机”，似乎无人觉醒。惜哉！
也许，一个原因是：当今社会有太多人迷信西方价值，把自由、人权、民主，举为最高理念，而不审问这些理念的来龙去脉及其实施条件，结果为势所逼，全世界的政府都不敢异议。另一个原因，是中国政府也认为他们所行的也是民主制度，至少与民主的理念不相违背。早几年胡锦涛也说“权为民所用”，现在新接任主席的习近平也说“权为民所赋”，在表述上和西方民主的“主权在民”几乎无异，所欠的似乎只是操作方式。这说明了民主的确成为政治潮流，没有政府可以抗拒。真民主也好，假民主也好，人人都想戴上这一顶帽子。
民主不是幸福的保障
问题是民主只是一种政制方式，一种产生政府与国家领袖的机制，这和它的施政质素、领袖人品没有必然关系。只要懂得打选战、懂得运用选举谋略，懂得骗取选民信任，陈水扁可以上台，希特勒亦可以上台。到你发现被骗，已经伤痕累累了。西方有西方的问题，中国有中国的问题，连新加坡这样小的国家，也有她自己的问题，怎么能用西式民主来一刀切？（这一点你不能不佩服新加坡人的勇气，就是坚持走自己的路，在民主和社会稳定之间取得平衡。）
我们必须彻底明白：民主只是转换权力的游戏，对防止独裁和以暴力来获取政权的方式，也许有消极作用，但对社会质素、人的道德修养、精神生活的提升并无帮助，反而助长了人的私欲，社会变成了藏污纳垢之所。历史没有进步，反而倒退，倒退到文明社会建立之时。所以关键不在建立机制；机制很有用，但不是建立理想社会、幸福社会的主要条件。更关键的是人，执行机制的人。如果他的心不光明，他的行为自私，多完善的机制也会被他利用，何况民主的直选很容易操纵。人人都以为：民主代表自由、代表公平，其实还包藏私利。在民主的旗帜之下，人人都有权维护自己的私利，最后必然导致利益的争斗。
这和其它什么制度都一样，只要人心不干净，就会尔虞我诈，机制只是工具。所不同者，或者令人忧虑者，是民主还公开维护私利，最后社会上的人一定以利相从，政治变成党派利益的争夺。放眼天下，今天哪个国家、哪个政府不是如此？把私利合理化，把党派利益合理化，受伤害的是整体和下一代。我们发现所有走现代民主之路的国家，与走在半途的发展中的国家，都有同样的苦恼：就是内部矛盾日益深重，社会质素不断下沉。美国如此，日本如此，台湾如此，欧洲如此，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站在历史之前，必须对人类过去的活动有所反省：无论是高举平等的社会主义和强调自由的资本主义，无论是标榜维护人权的民主和法治，也无论是增加生产力、刺激GDP（国内生产总值）上升的科技崇拜和引动人内心欲望、产品不断推陈出新的消费模式，都衍生了大量问题。人再也不能安静地过生活，你被逼投入面对所有人的战斗。霍布士（T.Hobbes）的“自然状态”，不想重见于今日，而且严重百倍。
几百年来（文艺复兴之后），我们经从理性发展、知识发展、技术发展、市场发展，到财富增加、拥有增加、争斗增加、管治条文增加、压力增加、人与人的紧张增加……结果人愈来愈恐惧，人的生命力愈来愈萎缩，愈来愈希望政府救济、人愈来愈看不到自己的前景，更不要说地球饱受伤害。
文明，究竟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人的幸福感，究竟是增加了还是少了？
老实说，幸福是不能以物质、财富来界定的。人是人，不是动物，不能只讲本能欲望的满足。近代文明，就是因为偏向于本能欲望的满足，只重视经济生活，只向外追求拥有，而且贪得无餍，还有把贪婪合理化，视为自己的权利。这样，人焉得不死？顺此而趋，社会焉得不亡？
这是文化病、文明病、价值虚无病，对症下药，必须有新思维、新文化、新观念，乃至新制度。谁能有此超越之思，高端之想？
我曾寄望于中国，因为她经历过最严重的苦难，文化大革命后理应有彻底的反省。大破之后有大立，这才能掌握历史发展的脉动。老子说：“死而不亡者寿”，则后于资本主义的是什么？后于西方民主的，是什么？
在国际舞台上，中国人常常失去话语权，但中国人若能说出是什么，那就有话语权，并影响世界。
中国的民主之路，便应作如是观。
作者是东亚人文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