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January 6, 2009

政府与市场之外,有第三条路吗?

文章标题:政府与市场之外,有第三条路吗?
文章作者:霍韬晦
发表日期:2009年1月5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金融海啸肆虐多月,不但未见其止,反而愈演愈烈,连全球市值最大的银行─花旗银行(Citigroup),也要美国政府注资200亿美元相救。下一步,则是美国的汽车工业,也濒临死亡,关系到400万工人的生计。

  美国政府会怎样做?候任总统奥巴马已表示:必须优先处理,因为:“对通用汽车有利,就是对美国有利。”问题是:政府频频出手,在大衰退中,等待救济的私人企业那么多,政府能负担得起吗?

  现在,航空业、旅游业、零售业、物流业……都在亏损中,政府如何相救?何况,美国政府自己已债台高筑,唯一的办法是印制美钞。这更危险,最后将导致美元崩溃,难道美国政府不知道吗?

  但是,情势严峻,若政府不注资,让这些庞然巨物倒下,所引起的社会动荡与政治不稳,谁也不敢冒险。想不到撒切尔夫人的名句“TINA(There is no alternative,别无选择)”如今竟用在与新自由主义背离的政府行动上,可谓讽剌。

  原来,当年(1979)撒切尔夫人高举新自由主义的旗帜,把国有企业、公共服务行业,大力实行私有化,放宽管制,减税,一方面削减福利开支,打压工会,另一方面则一切交由市场调节。

  她当时就是使用TINA这一句话来表示她的决心。第二年,里根成为美国第40任总统,亦推行同一政策。他们两人互相呼应,制造了所谓“撒切尔-里根时代的革命。”

  英美经济的确由此一度好转,楼价和股价市值都向上冒升,但也同时制造出楼市和股市的泡沫,终于在去年开始爆破。

“小政府、大巿场”基调

  这可以说是新自由主义理论的破产。他们迷信市场力量,认为市场是公正的。虽然在博弈中有输家,但博弈的双方都是平等的,而且是自愿参与的,那么便要接受博弈的后果。

  按照这一观点,企业经营失败无理由要政府负责,或动用社会资源去拯救。新自由主义者反对政府对市场作任何形式的干预,认为经济事务只能交给市场解决。

  但市场是甚么?市场其实只是一些形式的、调节博弈双方的规则,并不具有实质内容。所以在博弈的时候,真正起作用的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

  “看不见的手”,指人人都会关心自己的利益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到时人自然会想尽办法。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亚当•斯密主张政府要减少干预,清除贸易壁垒,废除关税,使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企业可以自由竞争。

  这是早期的自由主义,也是古典自由主义。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也是由于股票崩盘、借贷紧缩、银行倒闭、工人失业,而产生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

  为了挽救经济,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主张动用政府的力量对市场进行调节,扩大财政开支,提供就业机会,以促使经济回升。

  这是一种宏观的经济学,因为政府要进行干预就必须掌握生产资源,而且有权控制价格。不过,政府的手伸得太长了,与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明显有抵触。

  随着贸易的扩大,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提升,资本主义要实现更大的资本累积,政府的干预就变得不合时宜。从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新自由主义抬头,著名的经济学者海耶克(F. Hayek, 1899-1992)发表《到奴役之路》,不但对乌托邦式的计划经济大加挞伐,对任何企图干预巿场的做法都大加反对。

  所谓“小政府、大巿场”的基调就是这样开始定下来。撒切尔夫人和里根,都是海耶克的信徒。

谋求私利的马车源头狭隘

  但是,不管是古典自由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他们都有一个致命弱点:就是无法自我完善。他们虽能搞活经济,办法就是靠开动人性谋求私利的马车。但因为源头狭隘,欠缺个人利益以外的关怀,终于使巿场变成一个杀戮之地,而且制造出更多和更大的不公正。

  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甚么手段都可以使出来。这次雷曼债券和许多银行衍生工具的设计,不正是这些金融大鳄的杰作吗?他们利用精密的科技计算器率,利用购买者的无知和小小贪念,利用法律所给予的最大的自由,使自己赚到钱之后还可以逍遥法外,结果危害整体。

  海耶克说:参与博弈的人应该接受任何后果——这是博弈的道德。问题是博弈的过程并不公正,巿场机制只能调节价格,不能保证双方的平等地位,更不能控制因博弈而引起的危机(如贫富悬殊、社会动荡)。

  所以,当危机到来,谁能挽救呢,除了政府尚有调动资源的力量之外?80年前的大萧条和今天的金融海啸,最后还不是乞怜于政府吗?自由主义若不反省自身的局限,以为经济事务只能通过巿场解决,那就很幼稚了。他们赚到一点钱的时候沾沾自喜,以为是自由贸易之功;当一切空子都钻尽之后,愚人者亦自愚,危机到来却束手无策。经历了两次灾难,还不痛悔吗?

  当然,事事要求政府干预也不是办法,人毕竟爱自由。而且,把权力还归政府,很容易造成官僚主义和官商勾结。那么,能否在政府和巿场之间有第三条路?香港曾荫权特首,便曾提出过这个问题。

  不过,要知道凯恩斯与海耶克两者之间,很可能没有通约性,怎能以模糊的“中庸之道”来代表呢?若以“两者相加除以二”来思考,就太简单了。

  我以为这一矛盾的解决,不能只在这两头上想。正如历史所昭示:经济手段不能解决的,只有祸延政治;但政治权力过大,又使人害怕。从右到左,又从左到右,造成不稳定,反反复复,何时了结?亦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互相循环。

  有人说:这是辩证发展,其实是怪圈。所以必须从这两者之外找寻资源,才能解决。

  那是甚么?那就是人的素养。无论甚么活动,经济也好、政治也好,离开人的素养,一定沉沦向下。

  自由主义者只认识私利,虽能开发市场动力,终必闯祸。所以问题是,能否在经历这一次惨痛教训之后,产生一套人文主义的经济学,以成己成人的道德观从事商业活动。如中国过去的儒商,虽亦赚钱,但不取无义之财。当国家民族有难,则倾家以献。

  培养出一种超越于财富的价值观,以为人生信守,这样经济的运作才能回到它的轨道。

•作者是香港学者,新加坡一私立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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