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作者：霍韬晦
发表日期：2012年8月15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近日来，香港“国民教育”闹得满城风雨。一个由政府教育部门主持设立，向学生提供认识自己家园、培养下一代健康成长的人格与爱国情怀的课程，本来就是天经地义，具足正当性，为什么反被市民怀疑，被指为“洗脑”，而被要求撤销呢？当政府认为事在必行的时候，双方矛盾激化，在部分传媒推波助澜之下，家长、学生、教师、市民，发起游行，人数据说有9万之众。电讯传出，全球关注：有人错愕，有人不理解，亦有人幸灾乐祸，拍掌称快。
香港，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回归15年，管治水平不断下沉，民心浮荡，不断争拗，已经浪费了许多时光。如今新政府上场，阵脚未定，班子拉杂成军，已经陷于被打局面。传媒不断揭发新班子成员之诚信、操守、过去行为不正之记录，煽动民愤。政府未施政，已有官员中箭落马，稍一不慎，即成为靶子。处处受制，处处火起，“国民教育”只是其中一个火头。不过这一个火头非同小可，绝对不能让它蔓延。强力推行，只有两败俱伤。香港人心的分裂，将升上水面，成为第二个台湾。
为什么？因为“国民教育”的内文，若以中国现状为蓝本，势必使香港人疑虑：一来，这已经违反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承诺；当时邓小平说：“我们不要求他们（指香港人）都赞成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一个国家，两种发展”）邓小平同时也答应香港50年不变。这些虽然是权宜之计，但宣之于国家领袖之口，就有必要遵守。二来，中国开放30年，虽然在经济上取得成绩，那是因为机遇，利用了中国的廉价成本，中国并非真有领袖群伦的能力。至少在技术上尚不如西方，也未有设计出真正一流的产品，中国品牌尚未取得全球消费者的信心，反而是假货充斥、巧取豪夺，更不要说深化改革，延伸到教育、政治、文化方面了。
这样的一个过渡阶段，稍具忧患意识的，都不值得沾沾自喜，反而要更清醒，要努力完成改革大业。胡锦涛、温家宝不是屡屡这样呼唤吗？可惜有些人被假象冲昏头脑，把中国这些短暂的成功捧为“中国模式”。其实中国哪有模式？邓小平提出：要“摸着石头过河”，他很务实，随时调整，哪有一套既定的模式？马克思认为从资本主义一定进向社会主义，从社会主义一定进向共产主义，那就是模式。立理限事，清代的王船山已经批评。不幸，香港政府所资助出版的《教学手册》，竟然就是以当前的“国情”来代替国民教育，似乎要学生认识和认同这一套东西，香港人当然反感。
为什么？因为这一个模式尚未获得正面评价，缺乏理论、缺乏证据、缺乏独立的学术机构的评估，相信中国政府也不以为然。
人要谦虚，人要有自知之明，否则会把好事变为坏事。
谈到爱国，香港人的爱国已经写在历史。一百多年前，香港人已经支持孙中山革命，出钱出力，无怨无悔。为什么？就是要洗刷国耻。革命不成，香港更利用其特有之身份为革命者、亡命知识份子、战败之军人、逃难之商贾疗伤，香港成为安全之地。但香港人从未忘记他们的祖国和生活在祖国的亲人。1949年之后，每次政治运动、每次自然灾害、地震水淹，香港人都大力捐输，甚至投身在最前线。血缘、地缘、历史、文化、感情，香港人和中国人根本分不开。中国是香港的根。香港人不必教，早就爱国。
爱国不等于爱不合理的国情
问题是：爱国不等同爱当前不合理的国情。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已经教我们“以道事君”（《论语·先进》），又说：“勿欺也，而犯之”（宪问）。今天民主政治，政府更要取得人民支持。爱国不是由当权者来定义的，应诉诸民心，而民心则看施政者是否端正？是否言行一致？是否能任用贤能？所谓“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为政）正言、正名、正直、正义，端在“正”字。今天的国情，正是有太多不正，如何令人服？
由此可知，爱国应看更深的涵义，而“国家”的概念，亦不限于对所管辖地区的主权的拥有，那是政治学的诠释，作为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的形成，必有其历史、文化、生活方式、风俗、制度，与所追求的价值，这些都是代代传承，深入血髓，能传至今日，必有其真知灼见。所以不是主权问题，而是历史问题、文化问题、生命问题、心灵问题、民族的大生命如何安放的问题。爱国，对外可以说是维护国家主权，但对内，就必须填入历史与文化，这才是根。一代又一代的人所认同的，是这个民族所走过的道路、所累积的经验和智慧，我们必须继承，必须开拓。吸收外国资源，以丰富自己。
所以真正的国民教育，当以培养健康的下一代，有承担力的下一代为主，而不是简单的认同现实。但下一代为什么愿意承担？这就要开发他们的性情，让他们知道前人所行的路非常不容易，无数人牺牲、付出，我们身为子孙，便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需要好好学习、成长自己，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有是非判断的能力、有勇敢面对困难的能力、有正直的人格，这样才可以承担大任，绝不可以人云亦云，唯唯诺诺。自己都不能独立，不能有主意，国家还能独立吗？
鉴于国民教育兹事重大，香港市民未有共识，我认为不妨组织讨论：邀请专家、学者、教师、家长，与政府官员进行对话，看“国民教育”，该教什么？从何著手？还有教学方法、教学形式，不一定要将之视为一考试科目，也许更能收效。
香港在变，中国也在改革，给予对方一些空间，胜过剑拔弩张，各不相让。
作者是香港东方人文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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