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March 25, 2009

质疑民主

文章标题:质疑民主
文章作者:吴大地
发表日期:2006年7月26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苏联东欧诸国的改革经验与中国的比较,使很多人开始质疑“民主”:怀疑它究竟是不是如许多西方人士所说的那样,是建设国家、发展经济,包治百病的“灵丹仙药”。

  人们看到的事实是,以政治开放为改革主导的苏联与东欧诸国,不但经济没有什么发展,还造成社会秩序紊乱,国家分裂的局面。更要命的是,同时还引爆了几场没完没了后患无穷的族群冲突。

  反观中国,基本政治架构不变,专心一志的发展经济,开放不过二三十年,结果成了继亚洲小龙奇迹之后,蓄势待飞的一条经济巨龙。发展速度甚至超过了印度,老牌的民主大国。

  于是,冷战结束以来的“民主”神圣地位,开始动摇。虽然还没有听到有人说专制比民主好,但劝人不要迷信“民主神话”之类的言论,不绝于耳。其实,对民主的质疑,自古就有。西方哲学的老祖宗柏拉图,就是历史上最有名的反民主人士。对民主的批评,有很多种讲法,本文无法全盘收录。这里只提出几点比较有趣的,娱乐读者。并希望抛砖引玉,引发更深刻全面的讨论。

1. 大众偶像VS高素质治国领导人

  相信很少人会否认,一个好的政治体制,必须要确保能够产生高素质、有治国能力的国家领导。柏拉图对民主制度在这方面的功能,十分怀疑。他认为,民主选举实质上是“庸众选精英”。被“庸众”选上的,往往是一些深谙群众心理、善于花言巧语的“大众偶像”。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太多了!希特拉当年就是靠民主选举上台的。近年如影星“终结者”阿诺,唇红喉深的意大利色情艳星“小白菜”,都是“目光雪亮”的民众选出来,非常有味道的政治领袖。古代希腊城邦,有选举权的公民往往只有三几万人,大家熟口熟脸,对竞选人多少有点认识体验,无才无德者要博取支持,还不太容易。不像今日的候选人,完全可以依靠包装来赢得人心。

2. 广场效应VS明智审慎

  源于希腊城邦的古代民主,典型的形式是,群众在广场上以鼓掌或喝倒彩的方式表达支持或反对。在这种热血沸腾的公众场合,人们常常表现出与日常不同的言行。在情绪高涨,大家“爽”得不得了的时候,群众作出的决定往往不是最明智合理的。这就是社会心理学所称的“广场效应”。耶稣当年,就是被鼓噪的群众送上十字架的。罗马总督彼拉多,多次与民众商量释放无罪的耶稣。可是,当时狂热的人群,在法利赛祭师的聒噪鼓动下,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处死耶稣,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彼拉多怕民众闹事,只好顺从他们的意愿。“他们大声催逼彼拉多,要他把耶稣钉上十字架。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路加福音》)

  今日的代议民主与古希腊的直接民主不大一样。不过,“广场效应”的现象却依然存在。精英、大众和媒体的三角之间,产生一种趋于极端的互动。精英为了获得大众的欢呼而不断拔高,大众则因为有了精英的煽动更为激烈;而媒体则提供了一个现代“广场”,把整个社会连结在一起,如同挤在一个广场上一样共同激动呐喊、欢呼或喝倒彩。许多种族或宗教的冲突都是“广场效应”的结果。今日媒体和通讯技术可以将这种“广场”规模无限放大,迅速扩展。一旦形成国家社会整体性动乱氛围,那时无论执政党或反对党,议会或政府,都得在舆论潮流和选票制约下,卷入“广场”,受大众裹挟。

3.局部、短期的利益VS共同、长期的利益

  在台湾,国民党当政的时候,有养老金制度。年轻时交纳养老基金的人,在年老时才能得到养老金。选举时,民进党为了争取老年人选票,就许诺:尽管你们当年没有交钱,但是,如果你们选我,选上去之后,你们每月将能得到三千台币。国民党当时大吃一惊,每人三千台币,那不就导致财政赤字了?民进党却被选上了。后来的选举,在养老金的问题上,各政党都在纷纷抬价,你三千,我三千五:你三千五,我四千。国家的整体利益被牺牲了!

  这种现象,在民主制度成熟的国家,也常看到。如美国经年的赤字预算,一些欧洲国家优渥的福利制度,莫不都是不顾将来的短视做法。一般民众,对宏观问题,不是没有能力把握,就是没有兴趣关注。常常只把目光放在衣食住行等切身问题。民主国家的政治领袖,基于长远宏观的考量,作出一些不受民众欢迎的决定,是要付出一定的政治代价的。一般政客都没有这样的道德勇气。例如生态危机,大家都知道它的严重性,可是高度发展的民主社会如美国,却因为国内利益集团的压力,而拒绝批准京都条约,把灾难留给子孙后代。

4.激动人心的议题VS真正重要的议题

  竞选期间,理应是各政党提出各自的治国方针,经济外交策略等重大议题,辩论较量,说服民众的时候。可是,在许多民主选举中,却看不到这类的讨论。最终左右选票的议题,往往是一些容易使民众情绪激动,道德标签议题。

  权力的挑战者最爱在道德问题上做文章。古时篡谋王位者的籍口,往往是在位者“不仁不义”。今日政坛,抹黑执政者的口号很多,或专制独裁,或压制自由、或群带成风、或揽权自利等,这些道德议题常在竞选期间被大力炒作,成为民众的关注焦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以下三点:

1.这类议题最容易为民众所掌握理解。“全球化的挑战”“经济重组”之类的问题,很多人似懂非懂,也没有兴趣去了解。可是,“好人”与“坏人”的分别却似乎是不辩自明,看一眼就知道的。

2.这类议题最容易引起民众的共鸣。很多人在日常生活斤斤计较,非常务实。可是一到宏观层面,“群众人”的特点转为情绪化:变成以道德诉求为主,把情绪发泄放在首位。能够引起他们共鸣的往往是道德控诉与呼吁,而不是理性声音。这也许是出于对日常卑琐状态的心理补偿。同时,宏观损失摊到自己的份额很小,大家乐得表现的英勇豪迈。所以很容易一哄而起。

3.提出这类议题较省力,且容易取胜:既不必提供资料数据,也不必费时费力的去建构理论检验事实,只要有办法把“坏”的标签牢牢的贴在对方身上,或者让人相信自己比对方更“好”,就可以了。今日极端回教份子挑战温和派,就是采取这种策略,他们要人相信,他们才是真正根据可兰经信条生活的回教徒,而对方不是。有趣的是,释迦牟尼也曾遇过同样的问题。他的一位弟子提摩达多,觊觎佛陀僧团的领导地位,遂提出了所谓“五法”:五条极端严格的禁欲戒律。譬如要求比丘只能露天住宿,不得进入人家屋内;只能把钵生活,不可接受供养;只能穿粪扫衣等等。总之,他努力显示自己比佛陀更加佛陀,以期达到篡取僧团领导权的目的。一时他竟成功的分裂了僧团,带走了五百多个僧人。幸亏,最后他失败了(《我的释尊观》池田大作著)。
  以上所谈的种种民主的弊病,都是常见的问题。凡实行民主制的国家,或多或少,都不能避免。不过病情的严重程度,却与选民的素质、社会的文化传统、以及相互制约的种种政治基建有关。一般上,民主年龄愈幼嫩的社会,发病的机会愈高。

  笔者是认同民主的:民主制度确实是人类可贵的文化成果。政权的和平转移、政府的合法性、国家认同的凝聚力、大众利益的保障、个人的杈利等等,都是民主制度带来的福祉。越爱护民主的人,就应该越正视民主制度的不够完善的地方,然后设法改进。

  以上谈到的弊病,并不是新发现。很多问题,早在古希腊城邦时代,就己被人研究分析过。今天,各国的政治精英,莫不根据自己国家的国情与文化,吸收西方在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经验,致力完善西方民主的版本。所以,世界各国的民主模式是不尽相同的。

  我国也正在打造自己的民主模式。譬如,执政党在自我更新时,对全国的贤能人才作地毯式的扫瞄,发现有合适的就请去“喝茶”,多方劝说他们从政。这种做法,在一定的程度上纠正了“庸众推选精英”的偏差,变成了“精英甄选精英”。

  又如,我国看到了政治竞选“营销化”的趋势。希望力挽狂澜,遂设立条例,规范行为,努力的打造一个严肃理智的竞选文化。还有,为了确保少数族群以及女性在议会的代表席位,以及考验中选政党的治理能力,设计了普选区制度。这种种经营,目的主要在于使民主制度的运作更为完善。

•作者是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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