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September 4, 2010

文化改革的指导方针

文章标题:文化改革的指导方针
文章作者:吴大地
发表日期:2010年7月26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外交部长杨荣文在“慧眼中国环球论坛”中说,儒家思想,须要演化成一种能反映并针对现代社会组织形态的新“城市儒学思想”(Urban Confucianism)。

  传统文化往往随着时代而递变演化。如佛教的“小乘”“大乘”,基督教的“旧教”“新教”。经“五四”冲刷过的今日新儒家,对至圣先师的教导,扬弃幅度不可说不大。至于于丹的“鸡汤儒学”之类,则走得更远。

  社会文化精英是文化演化方向的主要推手。不过,在推动文化演进时,博弈者自各有各的考量。原教旨者,一心一意保留或还原教旨的原意,死死盯住原典的一字一句,亦步亦趋,不敢稍有逾越。改革派则主张提炼抽象精神原则,诠释引申。所以,往往有“挂羊头卖狗肉”,“食古不化”之类的相互指责。

  对原教旨者,我没有话说。对那些有志于改革文化以促进社会经济进化的人,我则建议他们参考一下劳伦斯•哈瑞森(Lawrence Harrison)的说法。

  哈瑞森认为,对社会经济的演进,文化有决定性的影响,是成败关键之一。在他眼中,各种文化传统,如果从社会经济的角度看,是有好环之分的。好的文化促进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坏的文化则导致社会济经滞后。

  这样的说法,对许多亚洲人而言,似乎是理所当然的,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不过在20世纪文化相对主义当道的欧美学术主流,则备受排斥。

  文化相对主义者认为,世界各种文化,不论现代或古老,各美其美,是没有高下之分的。所以,西方在帮助落后国家发展社会与经济的时候,往往着手于体制、政策、资金、基建、科技方面:如空降民主制度,修订法律,注入大量资金,建设基建以及引入科技。但是由于忽视了那决定社会行为的既有文化,他们的努力,往往被一些看来琐琐碎碎的,但是却有一定的模式,在各地一再出现,一系列相同的问题所阻挠破坏:如,不尊重法律、滥权、不合作、遇到问题时逃避被动、毫无公民意识、缺乏互信以及极端的自私自利等。以致在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之后,那些援助计划,十之八九以失败收场。

  哈瑞森是过来人。从1962到1982年间,他任职于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花了整整20年,在5个不同的拉美国家,积极振兴经济,改进社会。可惜的是,殚精竭虑之余,却毫无例外的,皆告无功而返。

  痛定思痛,他最终领悟到,造成发展滞后的基本问题,深深根殖于的拉丁美洲人的头脑中——是一个更根本的文化问题。放眼世界,他看到了亚洲儒家社会成功的经济转型;东亚以及犹太移民,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同样善于经营;北欧国家的发展指数,总是领先全球。这些现象,在在指向一个事实,文化是族群成功的重要条件。没有良好文化价值,信仰及态度的支持垫底,徒有资金、体制、法律、政策与科技是不足够的。

  哈瑞森是个有心人。在这个发现之后,他决定不再徒劳浪费精力,立即离开了美国国际发展署,花了将近30年时间,从事学术研究,确认文化因素与社会进化的关糸,并致力于探索文化改革之道。

  从1982到1997,他完成了三本著作,报告了在世界各地,文化在社会进化中所扮演的角色。

  1997年,他与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哈佛,邀请了学术、大众传媒、政治以及发展专业的各界精英,召开了专题研讨会,讨论这个议题。然后在2002年跟进,召集了60多名国际俊杰,合力创订一套文化改革的指导方针。并把研究成果结集成书,其中以《为什文化重要》(Culture Matters)以及《政治如何改革文化以自救》(The Central Liberal Truth)影响最为深广。

  这群研究者甄识了25项有利与不利于社会经济进步的文化因素——25项影响社会进步的文化价值、信仰与态度。例如:

  时间取向:前进的社群放眼未来;停滞的社群则耽于过去或沉溺于现在。

  认同半径:在前进的社会里,认同与信任的范围扩及整个社会。在停滞的社会则仅限于家族亲人。所以裙带风与徇私问题严重。

  节俭与财富:在前进的社会里,节俭促进投资同时保证财务安全;在一个大家都习惯一样穷的社群里,个人的财富是一个分化社会的威胁,在这种“零和”(Zero Sum)文化中,某人得益被看成是其他人的损失。

  功绩主义:前进的社会里,晋升取决于功绩;在停滞社会,出身与社会关系才是最重要的。

  世俗主义:在先进社会,宗教对公共机制的影响不大。

  命运观:先进社群相信个人的努力能够影响运命;落后社群迷信宿命、巫术等,基本上听天由命。

教育:在先进的社会里,教育是晋升的关键。在停滞的社会里,除非是特权阶层份子,教育无关重要。

  在参照了今古各地文化改革的实例之后,研究者对以下几个关键领域,提出了文化变革的建议:育儿与教育、宗教改革、政府政策、发展援助机构、大学、媒体以及私营机构。这些研究成果,对于各地文化改革者,相信都有参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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