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现实

文章标题：历史与现实
文章作者：韩山元
发表日期：2009年5月8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四方八面》

　　历史问题往往也是现实问题，最近举行的中国五四运动90周年纪念活动，再次说明了这一点。5月2日在报业中心礼堂，金观涛教授讲中国现代与当代的两次启蒙运动，在回顾90年前的五四与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之后，他就马上联系当代的中国，说需要第三次启蒙运动，因为上一个运动没有解决一个深层的问题：政治改革问题。他认为中国终究要正视并解决这个问题，否则中国的改革开放就会停滞不前，还有可能出现反复和倒退。后来新加坡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在做总结时也指出这一点。

　　你看，明明讲的是五四运动这个历史问题，但终究还是要面对现实。然而，回答现实问题却不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历史学研究的是过去的事情，最了不起就是找出历史的真相，总结历史经验，那其实就是“事后诸葛亮”。请别以为做事后诸葛亮就不好，能当诸葛亮就是好，先知先觉当然最好，后知后觉又有何不可？

　　历史学家不肩负回答现实问题的任务，不等于说历史学家不需要关注现实问题，也不等于说历史学家不宜对现实问题发表意见。当我们强调要以史为鉴时，历史学家为我们总结的历史经验往往能启发我们对现实问题的思考。

　　然而，在现实中，以史为鉴这句话到了某些政治人物的脑子里，就变成了“史为我用”，他们对历史经验的取舍及尊重与否，总是结合自己的政治需要与利益来决定，这样，对历史问题的研究与解释就存在极大的可变性了。

　　中国文革时期的紧密配合政治需要所做的所谓历史研究与评论是对史学的灾难性的摧残，尊法反儒为“四人帮”抢班夺权造势，从批古代大儒到批当代大儒，矛头直指周恩来，历史研究为现实政治服务达到了巅峰。

　　原以为文革被否定之后，又经过了80年代的思想解放，中国历史研究能告别这种为现实政治服务的风气，其实不然。近年来为了配合向台湾宣传“一国两制”，争取台湾回归，一些官方色彩浓厚的学术机构就大树特树清初带兵入台的施琅的高大形象。

　　还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有些人要拿历史问题来为解决现实问题服务，往往过于强调和突出历史问题的某一个侧面，甚至掩盖或者歪曲了历史的其他方面，造成人们对历史认识的片面理解和误解。

　　过去新加坡要推行国民教育，讲到五六十年代的左倾学运与工运时，总是把当年的左派妖魔化，这是对历史的歪曲。当时，我们这些历史的见证人没有机会公开指出这个错误。

　　在5月4日联合早报《言论》版，我们读到了外交部长杨荣文的文章，为当年的华校生与左派讲了几句公道话，杨荣文是这样说的：

　　“五四运动对新加坡的发展，也有着意义深远的影响。实际上，如果不提五四，是无法理解新加坡本身的国家主义的缘起和演变的。在初期，五四影响着所有的华社团体，包括商团和宗乡会馆、报刊、学校和学生团体以及文化团体。在当时，左倾是很自然的，因为没有一些革命热情，文化复兴是无从实现的。”

　　对左派的评价曾经是敏感的问题，一旦成为历史了，就一般而言就不会那么敏感了，高明的政治家往往能将原来敏感的政治问题、历史问题变得不那么敏感。

　　退一步说，在公开场合仍然敏感的问题，如果是限在学术研究的领域，就没有必要诸多设限，大布地雷阵，因为学术研究是冷静的，思辨的，不煽情的，也就不存在犯上作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