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May 10, 2009

五四是未完成的启蒙运动

文章标题:五四是未完成的启蒙运动
文章作者:韩咏梅
发表日期:2009年4月19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想法》

  20多年前,有两位中国学者提出了“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系统”这一假说,震撼了学术界,也影响了中国一代人的文化反思。这两位学者堪称中文学术界的“传奇夫妻”,他们是金观涛和刘青峰。

  金观涛教授1947年出生在杭州,父亲金松寿曾担任杭州大学化学系主任。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金观涛在北京大学念化学。文革对这位年轻人造成的思想冲击很大,好在他从小喜欢画画,文革期间进了北大美术队,专门画毛泽东像。画画让他表面上参加了运动,实际上他反而得以利用空余时间读书和思考。

  面对那一场浩劫,批判与反思的精神那个时候已经形成,他一面读完马克思与恩格斯全集,又从马克思追溯到黑格尔,阅读中开始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提出批判,他断断续续地把这些思考写成了哲学笔记,在美术队中流传,也因此和刘青峰认识、恋爱。

从文学和化学走向社会学研究

  同样在北大念物理的刘青峰喜欢协作。后来转攻文学,她以笔名“靳凡”出版了一本当时极受年轻人欢迎的书信体作品《公开的情书》,女主角真真有一颗真诚和勇敢追求真理的心,男主角老九是一个年轻、热情的思考者,这正是金观涛和刘青峰两人的化身。作品通过主角的思想历程,提出了新时代应有的新思想、新道德和爱情标准,呼应了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

  《公开的情书》原本只在他们的朋友圈子里流传,因为手稿是写在一本红色的冊子里,所以也称为“小红书”。文化大革命之后,作品正式出版,当时金观涛夫妇已经从文学和化学走向社会学研究,去探讨更深刻的文化问题了。

  1989年之前,金观涛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兼任《走向未来》丛书和杂志主编,也是《自然辩证法通讯》编辑部主任,他的研究领域涉及历史社会学、哲学和中西比较文化几个方面,对80年代的中国青年思想启蒙起了很大的作用,与方励之、李泽厚和温元凯合称为当时青年的四大思想导师,也是当时倍受瞩目的电视纪录片《河殇》的总顾问。

“六四”发生时人在香港

  1989年四月,金氏夫妇到香港做访问研究,两个月后发生的六四事件,使两人回不了大陆,留在香港度过了他们学术上从激情到冷静的黄金20年。

  他们在香港主编的《二十一世纪》影响深远,是人文科学研究中极具分量的刊物。两人近年来也建立了“近代中国思想史专业数据库”,文献超过1亿2000万字,对现在以及将来的历史、思想、文学、文化各方面的研究贡献无可衡量。

  金观涛与刘青峰两位教授的生活道路,是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缩影,他们横跨的知识领域,更是所有读书人望尘莫及的。

  今年正逢五四运动90周年,金观涛教授受邀到我国谈“中国历史上的两次启蒙运动”。去年9月从香港中文大学退休后,金教授受邀到台湾政治大学当讲座教授,这对学术眷侣移居台北。上个月记者到文山区一所幽静的小房子,登门给金观涛教授做了一次访问。

答问录:五四90年反思 反传统是中国文化的大传统

●记者 ◎金观涛教授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五四运动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对中国文化的反思,也可以说是彻底反传统。在你看来,五四反传统,有没有动摇中国传统的道德意识形态?

◎虽然“传统”这个说法,是五四之后才有的。可是反传统即批判儒学并不是从五四开始的。每当儒学意识形态在面对外部冲击时,反传统思想会从其内部产生,与此同时还把传统道德的否定作为新道德,这是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比如说魏晋南北朝,汉代的经学即讲天人感应的宇宙儒学不能解决当时的问题时,就出现了“越名教、顺自然”潮流,这也是一种彻底反传统。魏晋玄学即为宇宙论儒学的全盘逆反,它和大乘佛教结构相同,成为中国文化第一次融合外来文化的中介。

  当西方现代冲击来临时,“道德价值逆反”再次发生,对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形成产生极大影响。1895年甲午战败证明了宋明理学不能解决当时的问题,理学的价值逆反就是革命乌托邦和大同思想。虽然革命乌托邦在谭嗣同的《仁学》中已初现,但真正主导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思想是新文化运动。正因为如此,五四的反传统直指接受马列主义。我们把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到五四这一百年,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称为继魏晋南北朝融合佛教后的中西文化第二次融合。所以我说,反传统本身是中国文化的大传统。

  今日研究反传统主义,必须突破对它们的评价,揭示支配其发生的深层结构,才能把反思深入下去。我们所说的超稳定结构研究,正式把这几种千年不变的深层思维模式放到太阳下看个一清二楚。

●你今天对五四有怎么样的评价?

◎我们今天评价五四,最大的困惑在于五四有不同的两面。一方面,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启蒙运动,它提出重新审视一切价值,并且高扬两种极为重要的现代价值:一个是科学——也就是科学理性主义,再一个就是人权。在这个意义上,五四确实是划时代的,其重要性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但是五四除了高扬科学与人权,还有另外一面,即新文化运动后期,发生了意识形态更替,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取代儒学,成为主导中国二十世纪的两种新道德意识形态。正因为新道德意识形态取代儒学现实社会整合,五四还带来了党国体制和意识形态的统治。它导致个性解放被抑制,党的权力凌驾宪法之上。五四这一面的种种问题,中国人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消化。

  我们的研究表明,这两种互相矛盾的面向是互相联系的,其背后正式支配着文化变迁的深层模式。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十九世纪现代化社会发生大危机的情况下,从西方思想传统内部来批判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的产物。而中国人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源于逆反价值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吸收,它具有儒家意识形态的结构。正因为如此,五四后出现儒家式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点也不用奇怪了。用中国文化深层结构来说明五四这双重性,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五四是一项未完成的启蒙运动。

●在你看来,既然五四启蒙运动的任务尚未完成,是不是应将其进行到底?它和80年代中国的“文化热”有着怎么样的关联?

◎我把1980年代定位为中国的第二次思想启蒙运动。十五年前我到新加坡演讲,有人问我怎么看文化大革命和中国传统的关系。当时我回答说正在研究。现在研究已有了初步结论。文化大革命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展开,表面上反对一切传统,但在深层结构中又是十分传统的。比如文革有这样的说法:“狠批私字一闪念”,实际上是要做无产阶级的圣人;“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实际上是华夏中心主义的新表述。这些都是例子。或许,对封建专制复辟最典型地体现在人们对“革命”理解的无意识上,当时没有人想到被喊得震天价响的“革命”在中文的原意只是朝代更替。

  正是这场大灾难面前,中国人再次反省。1980年代的文化热,就是五四以后的整个思想,特别是对意识形态同志的重新检讨。经历过文革的人痛感封建法西斯主义的复活是多么可怕,因此文革刚一结束,在反思传统、解放思想的潮流中,民间兴起了再一次启蒙运动。如果说五四有指向新意识形态和党国的一面,1980年代的反思则是结构意识形态批判党国体制的。在此意义上,1980年代的启蒙运动是五四的继续,力图完成五四没有实现的任务。很可惜,它的时间很短,不到10年,就被“六四”中断了。

●既然80年代启蒙运动又被中断,是不是说中国需要第三次思想启蒙运动?

◎只要启蒙的任务没有完成,它必定被历史再一次提出来。我觉得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思想文化和经济发展极不相称。现在中国经济发展举世瞩目,但宪政和政治现代化步履艰难。造成这种“经济的巨人,政治之侏儒”局面的原因,就是启蒙的缺位。

  其实,如果没有宪政和政治民主化,经济快速发展导致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和社会冲突日益尖锐,经济高增长是否能持续下去,是值得怀疑的。就人的现代化而言,思想的进步不进则退。因中国官方割断历史,今年很多年轻人既不知五四,也不知1980年代。盲目的民族主义正在兴起,在复兴传统的口号下,尊孔运动搞得乌烟瘴气。中国人一旦丧失了开放的心灵,这二十年的发展也就走到尽头。在这时,重温超稳定系统的历史教训,是发人深省的。

●你在中国大陆长大,在香港20年,现在到了台湾,你怎么看两岸三地?

◎我不喜欢大陆的中央王国情节,在三个中国人的社会中,我更喜欢港台。香港的优点是多元开放和法治,但97后在退步。台湾对中国传统文化保留比大陆好。大陆尊孔,讲儒家文化,很多方面是假的。台湾就不是这样,它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儒家文化传统,民间宗教发达。在私领域很有人情味,我很喜欢台湾的学生。

  从学术研究上说,我们觉得边缘化有好处。从大陆到香港,再到台湾,离开中心走到边缘,反而可以看到中心的问题,可能更加冷静。这是一种解放。对于一个中国思想者,对三个中国人的社会有实感是好事。

金观涛教授最重要论述: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

  金观涛和刘青峰从科学走向人文,对中国文化进行反思时候,把自然科学的系统论用到文化研究上。他们在1974年有《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初稿,80年发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后来出版了专著《兴盛与危机》。

  超稳定结构假说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以及两三百年发生一次的王朝更替,是一个超稳定系统一体的两面。中国文化是儒家道德意识形态的长期延续,这套意识形态为社会制度提供正当性,所以中国汉代独尊儒学,到了清代康有为变法还是尊儒。儒家的道德意识形态对中国大一统提供了一个蓝图,这是其他文化所没有的。

  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结构不是静态延续的,一直改朝换代,可是因为道德意识形态是一个模板,当旧社会瓦解的时候,它又可以修复。所以,封建皇朝更替的现象,中国传统社会还是束缚在原有轨道上,这与儒家文化和中国传统道德意识形态是紧密相关的。

  这个论述提出时,给文革后呆板的学术氛围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给年轻的知识分子很大的启发,同时也引起许多学术上的争议。

  经过这些年,金观涛和刘青峰加强了古代史研究,把古代和近现代放在一起,越发觉得这个“超稳定系统”理论很有说服力。他们用这个系统,把古代和近现代的观念,再从五四到党文化,整个全都连贯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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