乏味年代的文化出路

文章标题：乏味年代的文化出路——李资政与年轻人对话的反思
文章作者：颜国伟
发表日期：2006年4月26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言论》

　　电视上李光耀资政和新生代对话中双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的画面，折射出什么样的文化价值转移？

　　上一代的建国路充满了生存的焦虑，李资政在他的回忆录里便这样写道：“我们在这样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里如何谋求生存呢？”

　　从国家领袖到平民百姓，生存的焦虑即时转化成积极寻找出路的动力，配合移民刻苦耐劳、不屈不挠的性格，在三十多年光景内跻身发达国家行列，赢得国际社会的刮目相看。

　　在这样一个焦虑的年代，我们没有条件浪费时间去争论哪一种理念才是我们真正所要的。我们所吸取的、肯定的，一切均以实用性、功利性为导向。

　　工具理性的效用比信仰任何主义来得实惠，它为我们带来现实的成功，无远弗届地为我们规划了现实的人生——家庭规划、教育规划、事业规划、财务规划、医疗规划、老年规划等。

　　结果工具理性、实用主义、功利主义逐渐形成我们的核心价值；而作为一个以华人移民为主的社会，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则让我们把个人的行为和社会整体的价值、福祉联系起来。

　　和焦虑的上一代相比，成长于一个重规矩、求效率与控制的硬性空间，而又不虞匮乏的新生代，可以“乏味”来概括他们的存在感受。

　　诚如《联合早报》读者曾昭程所感言：“我们都要安分守纪。各就各位以后，不就是过日子嘛。有些事还是要踏踏实实地做，有些事最好想都别想。”梁智强在《敢问总理》的节目中也说需要“放轻松”的柔性空间。

　　《早报》记者曾昭鹏问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犯自己的错，跌倒了自己学习振作？”，因而渴望“长大”。

　　这股呼声在时间的推移下，人数与影响力会逐渐加强，不容忽视。

问题在于有多少选择

　　在基本层次上，自主是一种选择的自由，而选举最能反映这种自主权，因为我们能够在不同的选项中做出选择。限制或剥夺了选择权，就会被认为是专制、不公正。

　　然而，我们不能把自主错认为自由的权利。多少人能意识到，这种“自由”只是空洞的概念，没有内容，没有方向，没有根，而其代价则是分化——人与人的疏离，甚至是国家的分化。

　　或许就如后现代主义大师福柯所说，人们通过肉体来发泄种种施加在自己身上的枷锁的苦闷。

　　在物质丰腴的年代，政府除了设定一些不许越逾的底线外，同时尽量提供平等的机会让个人的欲望得到满足，便放手让人人去追求自己想要过的生活；而对落后者，则施与实质性的补偿。

　　在个人生活上，互联网的出现，网上游、网络游戏等提供年轻人一个“自主”的幻境，一旦回到现实、回到学校、公司，幻境马上破灭。

　　五花八门的消费与享乐的选项——颠马、赌场、钢管舞，为成年人在生活方式与内容上增添更多样化的选择；国家用人上，我们正开始修订与扩大“精英”的定义。

　　教育则朝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提供更多不同的选择；而在这次的选举，执政党的新人出场，更少不了向民众告白自己不会“唯命是从”。

　　以上这种种转变，足以疏导洪水吗？

　　我们还是要深思：金钱、权力、原始欲望的满足，真的解决了问题吗？

　　若停留在操作层面，政府的角色就有点像木偶戏的师傅，手上系着千丝万缕的绳索，永远在松与紧之间忙碌摆动。

　　这个角色肯定会越来越难做，顺得哥意失嫂意，各种各样的冲突会像不定时的炸弹般不断爆炸开来。政治一不小心便沦为美式的：对政治冷漠，不理领袖的人格，最重要的是能够让我有足够的享受。

　　顺着现实人心之取向而解决问题，制定政策，长远来看，必然因分化、物化而导致凌乱、驳杂、喧闹、矛盾、冲突。法国的暴乱，英美社会的走向已经向世人敲起了警钟。

　　若深入省查，完全不受影响的自由做选择永远是个假象，事实上我们只能在由不得我们决定的不同选项中作选择。我们试举例说明。

　　假设在甲面前有A和B的选择，甲必须在两者之中选其一。若乙叫甲选择A，而甲心理上觉得为什么要受乙摆布呢？为了维护自己的自主性，甲偏不选A，表面上甲维护了自己的自由意志。然而，甲却落入了为反对而反对的陷阱中，徒具形式，并没有真正的自由。

　　设想加多个丙，要求甲选B；那么，无论甲选A或B，他只不过是在A或B之间选一个来跟从，哪里有真正的自由？

深挖自主的精神

　　与李资政对话的年轻知识分子，称得上是一批转向积极参与，关注现实人生的代表。

　　但从他们和李资政的对谈表现看，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显得零碎，缺乏深度，在盘问下显得左支右绌，条理性的论证不足，理念和目标也不明确。

　　他们认识西方的多，自然以西方标准来看；虽满怀激情，但在学理上、学养上对各大文化了解尚浅，修养上更显欠缺。

　　自主性的渴望如何才能获得健康的目标和内容，而不致于下陷为相互抵消、破坏性的力量？

　　这就需要深挖自主的精神。

　　自主更是一种生命本质的表现——生命的主体性要求。

　　如果眼光只停留在如何制定社会各种游戏规则的争辩上追求自主与公正，结果就好像禅宗一则公案中的大夫所生的困惑一样：养在瓶子里的鹅逐渐长大，如何才能在不打破瓶子的条件下让鹅完好无损地走出来？即刻便陷入一个无法破解的两难困局。

　　有形的世界永远是有限的世界，而自主的要求、主体的确立，本质上是无限的，在有限中要求无限，怎么可能？

　　关键在于精神空间的扩大，眼光不要老是盯住物欲、制度、现实的世界。

　　如果说这次的选举关乎我们的未来，那么，建立健康、有深度的文化力量，现在比任何时候来得重要。唯有文化的软力量才能让心连着心，把上一代自强之根扎得更深。

　　在焦虑的年代，我们可能没有条件去做；现在，则有赖有此慧识者眼在机先。而文化的建设，不能只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来考虑，否则我们的人文土壤永远贫瘠浅薄。

•作者任教于私立教育机构东亚人文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