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国学究竟有什么用?
文章作者:袁行霈
发表日期:2007年6月20日
发表媒体:《人民日报》
经常有人问我:“国学究竟有什么用?”要说没用也真没用,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教人如何投资赚钱。但其精华部分能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人和人的关系,能促使人把自己掌握的技术用到造福于人类的正道上来,这是国学无用之大用,也是人文无用之大用。试想,如果我们的心灵中没有诗意,我们的记忆中没有历史,我们的思考中没有哲理,我们的生活将成为什么样子?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标志,是一个民族的根。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中,拥有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在吸取世界上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的同时,必须自觉维护自己的根,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站在这样的高度看待国学研究,我们常常深感责任之重大与紧迫,同时也清醒地看到,国学研究是严肃的学术工作,不可满足于泛泛的议论,也不可追求热闹,而应沉潜下来,认真钻研,将切实的成果贡献给社会。
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应当采取三种态度,即分析的态度、开放的态度、前瞻的态度。所谓分析的态度,就是要分清精华和糟粕,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所谓开放的态度,就是要处理好中外的关系,既要吸取世界上各民族优秀的文化成果,也要让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走向世界。所谓前瞻的态度,就是要正确对待古今的关系,立足当前面向未来,建立具有当代形态和前瞻意义的新国学。研究国学不是复古,是为了现在和将来。研究国学不是抱残守缺,现代化不是全盘西化。抱残守缺和全盘西化都是没有出路的。我们要把国学放到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大格局中,放到经济全球化的大格局中加以研究,使之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社会上对国学冷也好,热也好,我们将一如既往,踏踏实实地从事学术的研究,在培养年轻学者方面做出切实的成绩,同时也会高度注重普及工作,将大学课堂延伸到社会,将高雅文化普及到大众。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本报记者施芳整理,人物素描为马国英绘
Life Study Resource 是 Life Study Blog 的支流,延续着“终身学习生命学问”的宗旨,主要是收集了一些资料,作为生命学问的参考资源。博客的中文名为《人文资源》,可分为“人”、“文”两部分:“人物素描”收集了古今中外的人物简介,“文以载道”则收集了一些刊登在媒体刊物的文章。
Wednesday, July 23, 2008
Friday, July 18, 2008
劳动节献词的反思
文章标题:劳动节献词的反思
文章作者:陈春辉
发表日期:2007年5月7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交流》
5月1日《联合早报》报道了李显龙总理、工人党与国民团结党的劳动节献词,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劳动人民所面对的民生问题。
工人党与国民团结党的献词都提到国人所面对的是各种收费的上涨,再加上政府放宽外来劳工的政策,中低收入层将受到很大的冲击与压力;而李总理的献词则强调全球化的趋势将带来更激烈的竞争与有增无减的压力。
工友所面对的民生问题是铁一般的事实,全球化带来的激烈竞争也是一个无法避免的大趋势,但如何去对应这问题呢?
工人党提出政府需制定政策提高工人适应反复无常的世界经济的能力,国民团结党则批评工会没有传达工人的求助声音,两个反对党都寄望政府通过机制来对工人伸出援手。
李总理指出政府将继续重新设计工作为国人制造就业机会,推行培训计划来提高工人的生产力,也鼓励国人应该不断提升自己和学习新技能。
反对党呼吁政府制定政策援助工人来“兴民生”,而执政党除了制造就业机会来“兴民生”之外,还加上推行培训计划来“启民智”。“兴民生、启民智”,正是中国儒家的治国之道。
《论语•子路篇》记载孔子有一次去卫国,学生冉有问他治国之道,孔子就说出“先富之、后教之”的道理。“富之”就是“兴民生”,“教之”就是“启民智”。
接着要问:政府要启发的是人民的什么智慧呢?除了提高生产力与学习新技能以外,是否还有更根本、更重要的“教之”呢?
《荀子•大略篇》中荀子说“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原来“富之”就是让人民有富裕的生活环境以便长养“真情”,而“教之”则让人民有充实的学习环境以便调理“善性”,其目的是要培养出一批“有真情、有善性”、甚至是“至情至性”的高素质人民,以共同建立一个“真情、善性、美德”的高素质社会。
人民的素质除了生产力与新技能以外,更根本、更重要的是“真情、善性、美德”,这要通过提高人民的学习能力与思维能力。广义而言,学习包括读书、上课、听讲、实践,而思维包括思考、分析、推论、反省。
有句名言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Give a man a fish, you feed him for a day. Teach a man how to fish, you feed him for a lifetime.),李总理所提出的重新设计工作为国人制造就业机会就是在“授人以鱼”,而推行培训计划来提高生产力及学习新技能就是在“授之以渔”。
我想还可以进一步提出“授人以渔,不如授之以学与思”(Teach a man how to fish, you feed him for a lifetime. Teach a man how to learn and think, you prepare him for all the challenges in a lifetime.),那就是推行人文教育普及计划,为国人打好“善学善思”的基础。
还要再问:应该推行什么样的人文教育内容?
首先,不能缺少的基本功是语文理解能力,这让人能够通过阅读、听讲来吸收知识与道理,然后通过实践来加深理解。
其次,是思考方法,这让人的头脑更加清晰,在理解知识与道理之余,还能进一步分析、推论、反省所学,转化成为自己的心得。
基本的理解与思考能力俱全之后,就要接触古今中外的文学、历史、哲学经典著作,通过前人累积的丰富经验来深化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其中文学经典能开启人的性情与才情,历史经典能提供人鉴往知来的资源,而哲学经典则能开展人的思维深度与广度。
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文教育普及计划是不会在短期内见到成果的。但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几代人以后,人民的素质有所提高,到时候从中选出一批有能力、有才干、具备献身精神的杰出领导班子,最后推选出一位德才兼备的总理,又有何难?
文章作者:陈春辉
发表日期:2007年5月7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交流》
5月1日《联合早报》报道了李显龙总理、工人党与国民团结党的劳动节献词,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劳动人民所面对的民生问题。
工人党与国民团结党的献词都提到国人所面对的是各种收费的上涨,再加上政府放宽外来劳工的政策,中低收入层将受到很大的冲击与压力;而李总理的献词则强调全球化的趋势将带来更激烈的竞争与有增无减的压力。
工友所面对的民生问题是铁一般的事实,全球化带来的激烈竞争也是一个无法避免的大趋势,但如何去对应这问题呢?
工人党提出政府需制定政策提高工人适应反复无常的世界经济的能力,国民团结党则批评工会没有传达工人的求助声音,两个反对党都寄望政府通过机制来对工人伸出援手。
李总理指出政府将继续重新设计工作为国人制造就业机会,推行培训计划来提高工人的生产力,也鼓励国人应该不断提升自己和学习新技能。
反对党呼吁政府制定政策援助工人来“兴民生”,而执政党除了制造就业机会来“兴民生”之外,还加上推行培训计划来“启民智”。“兴民生、启民智”,正是中国儒家的治国之道。
《论语•子路篇》记载孔子有一次去卫国,学生冉有问他治国之道,孔子就说出“先富之、后教之”的道理。“富之”就是“兴民生”,“教之”就是“启民智”。
接着要问:政府要启发的是人民的什么智慧呢?除了提高生产力与学习新技能以外,是否还有更根本、更重要的“教之”呢?
《荀子•大略篇》中荀子说“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原来“富之”就是让人民有富裕的生活环境以便长养“真情”,而“教之”则让人民有充实的学习环境以便调理“善性”,其目的是要培养出一批“有真情、有善性”、甚至是“至情至性”的高素质人民,以共同建立一个“真情、善性、美德”的高素质社会。
人民的素质除了生产力与新技能以外,更根本、更重要的是“真情、善性、美德”,这要通过提高人民的学习能力与思维能力。广义而言,学习包括读书、上课、听讲、实践,而思维包括思考、分析、推论、反省。
有句名言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Give a man a fish, you feed him for a day. Teach a man how to fish, you feed him for a lifetime.),李总理所提出的重新设计工作为国人制造就业机会就是在“授人以鱼”,而推行培训计划来提高生产力及学习新技能就是在“授之以渔”。
我想还可以进一步提出“授人以渔,不如授之以学与思”(Teach a man how to fish, you feed him for a lifetime. Teach a man how to learn and think, you prepare him for all the challenges in a lifetime.),那就是推行人文教育普及计划,为国人打好“善学善思”的基础。
还要再问:应该推行什么样的人文教育内容?
首先,不能缺少的基本功是语文理解能力,这让人能够通过阅读、听讲来吸收知识与道理,然后通过实践来加深理解。
其次,是思考方法,这让人的头脑更加清晰,在理解知识与道理之余,还能进一步分析、推论、反省所学,转化成为自己的心得。
基本的理解与思考能力俱全之后,就要接触古今中外的文学、历史、哲学经典著作,通过前人累积的丰富经验来深化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其中文学经典能开启人的性情与才情,历史经典能提供人鉴往知来的资源,而哲学经典则能开展人的思维深度与广度。
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文教育普及计划是不会在短期内见到成果的。但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几代人以后,人民的素质有所提高,到时候从中选出一批有能力、有才干、具备献身精神的杰出领导班子,最后推选出一位德才兼备的总理,又有何难?
Wednesday, July 16, 2008
告新亚书院第六届毕业同学书
文章标题:告新亚书院第六届毕业同学书
文章作者:唐君毅
发表日期:1957年6月28日
发表媒体:《新亚书院校刊》第8期、《人生杂志》第162期、《青年与学问》
(一)
本屆畢業同學﹐都是在我們學校未與雅禮協會合作以前到學校的。再下一屆的畢業同學﹐便不是了。我們學校之與雅禮協會合作﹐當然是本校校史上之一最重要的階段。沒有雅禮協會的合作﹐使我們學校﹐能有新的校舍﹐得增加許多好的先生與同學﹐我們的學校不會有今天的進步﹐亦不會使社會上都逐漸知道我們的學校。對於雅禮協會的合作﹐我們當然是應該感謝的。但是我卻總是不能忘懷在與雅禮協會合作以前的我們之學校之一段歷史﹐而對那時到學校的同學﹐另有一種感情。而到你們這一屆的同學畢業後﹐則原來的同學都完全離校了。這使我覺得有些話﹐不能不藉此機會說一說。
我之所以懷念我們學校在未與雅禮協會合作以前的一段歷史﹐不是說那時的新亞之精神比現在好﹐亦不是說那時的先生與同學們更能堅苦奮鬥﹐更像一家庭等。我所想的﹐只是那時我們之學校甚麼憑藉都莫有。如校歌中所謂「手空空﹐無一物」。我個人那時的心境﹐亦總常想到我們在香港辦學﹐是莫有根的。我們只是流浪在此。我們常講的中國文化精神﹐人生理想﹐教育理想﹐亦只如是虛懸在口中紙上﹐而隨風飄蕩的。但是正因為我常有此流浪的無根之感﹐所以我個人之心境﹐在當時反是更能向上的。正因我常覺一切精神理想的虛懸在口中紙上﹐而隨風飄蕩﹐所以更想在內心去執定它。我由我自己的體驗﹐使我常想到許多流亡的同學﹐你們在香港更是一切都無憑藉﹐應更有一向上的精神理想﹐亦當更能執定它。我不知道畢竟你們這些流亡的同學﹐是否真能從流亡中真體驗到一些甚麼。但是以後我們之學校﹐卻斷然是流亡的同學一天一天更少或根本莫有了。而我們之學校﹐有了校舍﹐逐漸為世所知﹐在香港社會立住腳。我們之流浪無根之感﹐亦自然一天一天的會減少了。這畢竟是我們學校師生之幸呢或不幸呢?
但是我又不能說我們學校不當有校舍﹐不當逐漸為世所知﹐不當求在香港社會立住腳跟。一切存在的東西都要維持他自己的存在﹐並發展他自己的存在。如自己力量不足時﹐即希望其他存在的東西來幫助維持他自己的存在。學校之望有校舍﹐亦如個人之望有家宅。學校之望逐漸為人所知﹐在所在社會立住腳跟﹐亦如個人之在世之希望有所表現於社會而為人所知﹐而成就其事業。流浪飄蕩的生活﹐總要求有一安定休息之處。人只在內心有一向上的精神理想還不夠﹐人必需在現實世間有一開步走的立腳點並逐步實現其理想﹐此立腳點不能永是流浪飄蕩的。
由此我們可以了解一切個人的人生與人生之共同的事業﹐同有一內在的根本矛盾或危機。人必須在現實上之憑藉愈少而感飄蕩無根時﹐然後精神上之理想才愈能向上提起。但提起的理想又還須落在現實上生根。然而我們只注目在理想之在現實上生根時﹐理想之自身即可暫不向上生發﹐而現實的泥土﹐亦即同時可窒息理想之種子的生機。這是一切個人的人生與人生之共同的事業﹐同有一內在的根本矛盾與危機。這點意思﹐我希望大家能有一真切的會悟﹐然後再看我們有無解決此矛盾與危機之道路。關於此一點﹐我想關連到各位同學畢業後之切身的出路問題﹐從淺處一說﹐然後再回頭來說我們的學校。
(二)
我們學校之畢業同學﹐以前幾屆都很少。從此屆起﹐則畢業同學越來越多了。究竟畢業以後﹐同學到那裡去呢?這些問題﹐不僅同學們自己關心﹐學校的師長們﹐亦一樣關心。以學校的師長之本心來說﹐真正的師長之望其畢業同學之各得其所﹐前程遠大﹐實際上與父兄之望其子弟之各得其所﹐前程遠大﹐並無分別。但是在畢業同學少時﹐學校之師長或能看見其畢業同學﹐都一一分別就業。而在學校大了﹐畢業同學多了以後﹐則一批一批的同學之畢業﹐從學校方面看來﹐即如同送一批一批的子弟﹐到前途茫茫的世界﹐亦不知他們將歸宿何所。而畢業同學一離校以後﹐命運各人不同﹐或升或沉﹐或順或逆﹐五年十年之後﹐或相視如路人矣。從此處想﹐實有無盡之悲哀。但人生無不散之筵席﹐任何好的師長﹐至多只能盡他的教導之責。但是對於盡責後之結果﹐則全不知下文如何。而此悲哀﹐亦成古今中外從事教育者無法自拔的命運。而此時我所能說的話﹐最重要一點﹐即是諸同學離校後要了解一個真理:即人生所遭遇的命運﹐其價值要由自己去賦與。同學畢業之後所遭遇之命運或處境﹐可以千萬不同。但大別言之﹐總是非順即逆﹐不是比較得意﹐便是比較失意﹐不一定學問好德性好的就會遇順境而比較得意。人之處境之順逆﹐有一半是偶然的。但同時我亦要鄭重說明﹐實際上一切順逆之境﹐都同樣可是對我們好﹔亦同樣可是對我們壞的。此好壞之價值﹐全由我們自己作主宰去賦與。我們通常說逆境是壞﹐但所謂逆境者非他﹐即人在現實上少一些憑藉與依傍而已。但是我們可以說人之精神理想之提起﹐正是由於人在現實上之莫有甚麼憑藉與依傍而來。所謂順境者非他﹐即人所想望者﹐或理想中者之比較能在現實上生根或實現而已。但是上文所述之現實之泥土﹐即可窒息理想之種子的生機。在此處我們須要認定﹐在大多數的情形之下﹐世俗上的幸運﹐都是使人精神理想向外下墜的﹐而世俗上的不幸﹐都是鞭策人之精神理想向內上升的。這個道理﹐古今之聖哲有無數的﹐足資證明。但是現代人大都忘了。我想即以此話勉勵畢業後處比較逆境的同學。
我這個的意思﹐當然不是要同學們不去求職業﹐不去求比較順適的環境﹐進而謀求學問事業之成就。但是我再要說明﹐如果同學們將來能得一比較順適的環境的話﹐同時千萬不要忘了一切順適的環境﹐都同時是宴安酖毒。以所謂「順適」﹑「宴安」﹐是最廣義的說﹐同時是比較的說。譬如說畢業同學有的希望留在學校﹐有的想留學﹐而亦竟然留在學校了﹐留學了﹐在此處同學們如果覺到好像有一依傍有一憑藉﹐這亦是一細微的宴安﹐亦是一酖毒。依同理﹐如果我們覺到學校有了校舍﹐有了外面的援助﹐社會的稱讚﹐此學校如可以有所依傍憑藉而永遠存在﹐此中亦有一細微的宴安。此念亦是酖毒。我常想人生有一件事﹐是要永遠要自己去勉勵自己的。即人在獲得了甚麼時﹐要覺自己並無所得。人在覺自己是甚麼時﹐要覺自己並無所是。所以畢業同學們如果能留校留學﹐仍要想自己如仍在調景嶺時一般﹐並不覺留校是學校可依傍﹐並不覺留學可增加我之立身處世的憑藉。我們學校儘管有了校舍與外面之援助﹑社會的稱讚﹐但我們亦須常想到社會的稱讚隨時可改為毀謗﹐外面之援助隨時可斷絕﹐火亦可把我們校舍燒掉。一切人所得所有的東西﹐原都是可失可無的。一切人今天是如此﹐明天都可不是的。這些話不是只當作抽象的道理來理解﹐亦不是只當作一可能的想到來理解﹐這要真正設身處地來理解。人真正要作到要忘掉他自己之所得與所有﹐當然不容易完全作到。我自己亦不能作到。譬如許多同學要問我此次由日本到美國有甚麼感想?我的感想之一便是我未能忘掉我之所是。如我是一哲學教授。在接觸人的時間﹐實際上別人亦如此看我﹐更使我不易忘掉我之所是。但是我一人在旅館中或街上走時﹐因人地生疏﹐我都常想到我此時在他人前﹐不過一中國人。在此我亦即忘掉我所是之哲學教授﹐成了一純粹之中國人。而他人亦許不能分辨我是中國人或日本人﹐則我成了一純粹的人。此處我即有一解脫感。但是此解脫感﹐實並不需要由他人之如何看我反照過來﹔我知道我本來可以不是哲學教授﹐而只是一純粹的人。但是這種只是一純粹的人﹐此外甚麼都不是﹐甚麼都覺無所有之解脫感﹐我亦不能常有。但而我雖不能常有﹐我卻深信一個人要真成一個人﹐必須從忘掉自己之所是所有﹐而空無依傍上下工夫。而此亦是一切真正的智慧真正的理解﹑與真正的感情所自生之根源。這個道理似乎陳義太高﹐亦許諸位同學還不能適切的了解﹐但是我不能不以此期勉同學們。
(三)
由此再說到我們學校與雅禮協會等之援助的關係。據我所知﹐此間雅禮協會開會的結果﹐是要想募款﹐預備學校第二期校舍的建築。這我們自然應當感謝他們的盛意。而大家同學聽了﹐亦必然很高興。但是我要說﹐大家如只是高興﹐此中就又有一依傍憑藉他人的心理﹐這個心理並不是偉大的。而社會上的中國人因新亞有國際朋友的幫助而另眼相看﹐這個心理亦並不是偉大的。當然新亞書院需要人幫助。只要出自純粹教育的動機而來的幫助﹐無論是中國的外國的﹐新亞書院都是希望的。但是我們之此希望之背後﹐卻不能莫有一種複雜的感情。即我們須要想﹐何以我們不能憑自力來辦此一學校?何以香港的中國人不能以經濟力量支持此學校?這原因一直追上去﹐我們是不能莫有愧恥之感的﹔亦不能莫有哀痛之感的。而社會上的中國人必須待一學校在有國際朋友的幫助﹐才另眼相看﹐此亦猶如一些中國學生必須留學﹐一些中國學者必須經外國人品題敦請﹐然後才為國人所重。同樣是一種可悲可嘆的心理。這些心理﹐原因複雜﹐我不忍心說這全是中國人自卑自賤。然而至少其中有可悲可歎處。此處我們要真切的想﹐為甚麼一個國家不能自己樹立自己的學術文化標準與教育標準?又新亞書院與雅禮的合作﹐在雅禮方面的經費﹐本來是為辦教會學校用的﹐現在用來支持一非教會的學校。在雅禮方面﹐對其原初的理解是有所犧牲。然而此犧牲中卻更表現一真正無條件的幫助人之耶穌精神。現在我們自問﹐用甚麼東西去還報雅禮協會方面的同仁們所費的心血精力和金錢呢?當然﹐新亞書院亦使雅禮協會同仁們獲得一幫助中國人的機會。但是我們不能只以此來自慰﹐我們還須另有還報。我在此曾經這樣想﹐我想終有一天﹐中國亦會富強﹐這時亦會有新亞書院的畢業同學﹐用他們的心血精力與金錢﹐在美國幫助美國的基督教徒辦基督教的學校。但是我這樣想了﹐我們能對外國朋友說麼?我能有資格說麼?為其實使我有資格說?此中仍有可悲可嘆處。而我今對你們說﹐你們最初亦或將不免一笑。但是如果你們笑了﹐你們就有罪了。實際上照我的想法﹐如果我們不能發一願心﹐使中國成為頂天立地的國家﹐不僅能自立﹐而且能幫助世界﹐我們就不當接受國際朋友的幫助。新亞書院還是搬回桂林街的好。但是諸位同樣們能發此願心嗎?
我離香港數月﹐已經歷半個地球。但是﹐從見聞方面說﹐實在莫有甚麼多少增加。耳目所能及的﹐由書籍同樣能及。如果說此數月來真的得益﹐主要還是在自己的感情方面。我總覺到人類的人性是同一的﹐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如日本人歐美人﹐都有許多可敬可愛之處﹐值得我衷心佩服。在此處是莫有國家民族的界限的﹐但是在未達天下一家以前﹐一個人只有求真實地生活存在於其自己的國家民族與歷史文化之過去現在與未來之中﹐才真能安身立命。我儘可以佩服其他國的人﹐但是我卻從未有任何羡慕之情。我儘可承認他國的學術文化的價值﹐但我從未想任何國的文化可以照樣的移運到中國﹐亦從未想中國的學術的前途可以依傍他人。我隨處所印證的﹐都是一個真理。即我們要創造我們自己的學術前途與文化前途﹐我們無現成可享﹐亦不要想分享他人的現成。人在天地間所貴在自立﹐個人如此﹐國家民族亦然。能自立的人﹐亦需要人幫助﹐亦可以向人借貸。在物質上精神上我們同可借貸於人。但是我們必須在借貸時即決心要還。新亞書院受國際朋友的幫助是借貸﹔中國人之學習外國的學術文化亦是借貸。在此如果我們不能使中國富強﹐不能在中國學術文化之前途上有新的創造﹐以貢獻於世界﹐而亦有所幫助於人﹐則我們將永負一債務。我並時常想到﹐人生在根本上亦就不外是在求還人對其精神理想所負之債。人之精神理解愈高﹐則責任感愈重﹐而債務感亦愈深。人對照其精神理想來看自己之現實存在﹐不僅自己一切所有所是﹐都算不得甚麼﹐同於無所有無所是而且此自己之現實存在中﹐歸根到底﹐只有負面的債務﹐如永遠還不完。我想人亦或須常如此想﹐然後人才能真正的自強不息﹐然後任何現實的泥土﹐都不能窒息其精神理想的種子之生機。這些話的陳義﹐似乎又更高了。但是我請諸位同學試想我們在雖有校舍而無土地的香港居住﹐面對五千年文化存亡絕續之交﹐我們的生命中除了對於是中國古代之聖賢﹔我們之祖宗﹐千千萬萬的同胞及世界的朋友們之期望﹐未能相副之感與渾身是債之感以外﹐又還有甚麼? 此意望與諸同學共勉之。
你們諸位同學就要畢業了﹐但是我不特莫有甚麼話祝賀你們﹐亦莫有甚麼話安慰你們﹐我反而要說這許多話﹐來增加你們之沉重之感。但這亦是以後我再少有機會向你們說話的原故。
新亞書院校刊第八期人生雜誌一六二期。四十六年六月廿八日
文章作者:唐君毅
发表日期:1957年6月28日
发表媒体:《新亚书院校刊》第8期、《人生杂志》第162期、《青年与学问》
(一)
本屆畢業同學﹐都是在我們學校未與雅禮協會合作以前到學校的。再下一屆的畢業同學﹐便不是了。我們學校之與雅禮協會合作﹐當然是本校校史上之一最重要的階段。沒有雅禮協會的合作﹐使我們學校﹐能有新的校舍﹐得增加許多好的先生與同學﹐我們的學校不會有今天的進步﹐亦不會使社會上都逐漸知道我們的學校。對於雅禮協會的合作﹐我們當然是應該感謝的。但是我卻總是不能忘懷在與雅禮協會合作以前的我們之學校之一段歷史﹐而對那時到學校的同學﹐另有一種感情。而到你們這一屆的同學畢業後﹐則原來的同學都完全離校了。這使我覺得有些話﹐不能不藉此機會說一說。
我之所以懷念我們學校在未與雅禮協會合作以前的一段歷史﹐不是說那時的新亞之精神比現在好﹐亦不是說那時的先生與同學們更能堅苦奮鬥﹐更像一家庭等。我所想的﹐只是那時我們之學校甚麼憑藉都莫有。如校歌中所謂「手空空﹐無一物」。我個人那時的心境﹐亦總常想到我們在香港辦學﹐是莫有根的。我們只是流浪在此。我們常講的中國文化精神﹐人生理想﹐教育理想﹐亦只如是虛懸在口中紙上﹐而隨風飄蕩的。但是正因為我常有此流浪的無根之感﹐所以我個人之心境﹐在當時反是更能向上的。正因我常覺一切精神理想的虛懸在口中紙上﹐而隨風飄蕩﹐所以更想在內心去執定它。我由我自己的體驗﹐使我常想到許多流亡的同學﹐你們在香港更是一切都無憑藉﹐應更有一向上的精神理想﹐亦當更能執定它。我不知道畢竟你們這些流亡的同學﹐是否真能從流亡中真體驗到一些甚麼。但是以後我們之學校﹐卻斷然是流亡的同學一天一天更少或根本莫有了。而我們之學校﹐有了校舍﹐逐漸為世所知﹐在香港社會立住腳。我們之流浪無根之感﹐亦自然一天一天的會減少了。這畢竟是我們學校師生之幸呢或不幸呢?
但是我又不能說我們學校不當有校舍﹐不當逐漸為世所知﹐不當求在香港社會立住腳跟。一切存在的東西都要維持他自己的存在﹐並發展他自己的存在。如自己力量不足時﹐即希望其他存在的東西來幫助維持他自己的存在。學校之望有校舍﹐亦如個人之望有家宅。學校之望逐漸為人所知﹐在所在社會立住腳跟﹐亦如個人之在世之希望有所表現於社會而為人所知﹐而成就其事業。流浪飄蕩的生活﹐總要求有一安定休息之處。人只在內心有一向上的精神理想還不夠﹐人必需在現實世間有一開步走的立腳點並逐步實現其理想﹐此立腳點不能永是流浪飄蕩的。
由此我們可以了解一切個人的人生與人生之共同的事業﹐同有一內在的根本矛盾或危機。人必須在現實上之憑藉愈少而感飄蕩無根時﹐然後精神上之理想才愈能向上提起。但提起的理想又還須落在現實上生根。然而我們只注目在理想之在現實上生根時﹐理想之自身即可暫不向上生發﹐而現實的泥土﹐亦即同時可窒息理想之種子的生機。這是一切個人的人生與人生之共同的事業﹐同有一內在的根本矛盾與危機。這點意思﹐我希望大家能有一真切的會悟﹐然後再看我們有無解決此矛盾與危機之道路。關於此一點﹐我想關連到各位同學畢業後之切身的出路問題﹐從淺處一說﹐然後再回頭來說我們的學校。
(二)
我們學校之畢業同學﹐以前幾屆都很少。從此屆起﹐則畢業同學越來越多了。究竟畢業以後﹐同學到那裡去呢?這些問題﹐不僅同學們自己關心﹐學校的師長們﹐亦一樣關心。以學校的師長之本心來說﹐真正的師長之望其畢業同學之各得其所﹐前程遠大﹐實際上與父兄之望其子弟之各得其所﹐前程遠大﹐並無分別。但是在畢業同學少時﹐學校之師長或能看見其畢業同學﹐都一一分別就業。而在學校大了﹐畢業同學多了以後﹐則一批一批的同學之畢業﹐從學校方面看來﹐即如同送一批一批的子弟﹐到前途茫茫的世界﹐亦不知他們將歸宿何所。而畢業同學一離校以後﹐命運各人不同﹐或升或沉﹐或順或逆﹐五年十年之後﹐或相視如路人矣。從此處想﹐實有無盡之悲哀。但人生無不散之筵席﹐任何好的師長﹐至多只能盡他的教導之責。但是對於盡責後之結果﹐則全不知下文如何。而此悲哀﹐亦成古今中外從事教育者無法自拔的命運。而此時我所能說的話﹐最重要一點﹐即是諸同學離校後要了解一個真理:即人生所遭遇的命運﹐其價值要由自己去賦與。同學畢業之後所遭遇之命運或處境﹐可以千萬不同。但大別言之﹐總是非順即逆﹐不是比較得意﹐便是比較失意﹐不一定學問好德性好的就會遇順境而比較得意。人之處境之順逆﹐有一半是偶然的。但同時我亦要鄭重說明﹐實際上一切順逆之境﹐都同樣可是對我們好﹔亦同樣可是對我們壞的。此好壞之價值﹐全由我們自己作主宰去賦與。我們通常說逆境是壞﹐但所謂逆境者非他﹐即人在現實上少一些憑藉與依傍而已。但是我們可以說人之精神理想之提起﹐正是由於人在現實上之莫有甚麼憑藉與依傍而來。所謂順境者非他﹐即人所想望者﹐或理想中者之比較能在現實上生根或實現而已。但是上文所述之現實之泥土﹐即可窒息理想之種子的生機。在此處我們須要認定﹐在大多數的情形之下﹐世俗上的幸運﹐都是使人精神理想向外下墜的﹐而世俗上的不幸﹐都是鞭策人之精神理想向內上升的。這個道理﹐古今之聖哲有無數的﹐足資證明。但是現代人大都忘了。我想即以此話勉勵畢業後處比較逆境的同學。
我這個的意思﹐當然不是要同學們不去求職業﹐不去求比較順適的環境﹐進而謀求學問事業之成就。但是我再要說明﹐如果同學們將來能得一比較順適的環境的話﹐同時千萬不要忘了一切順適的環境﹐都同時是宴安酖毒。以所謂「順適」﹑「宴安」﹐是最廣義的說﹐同時是比較的說。譬如說畢業同學有的希望留在學校﹐有的想留學﹐而亦竟然留在學校了﹐留學了﹐在此處同學們如果覺到好像有一依傍有一憑藉﹐這亦是一細微的宴安﹐亦是一酖毒。依同理﹐如果我們覺到學校有了校舍﹐有了外面的援助﹐社會的稱讚﹐此學校如可以有所依傍憑藉而永遠存在﹐此中亦有一細微的宴安。此念亦是酖毒。我常想人生有一件事﹐是要永遠要自己去勉勵自己的。即人在獲得了甚麼時﹐要覺自己並無所得。人在覺自己是甚麼時﹐要覺自己並無所是。所以畢業同學們如果能留校留學﹐仍要想自己如仍在調景嶺時一般﹐並不覺留校是學校可依傍﹐並不覺留學可增加我之立身處世的憑藉。我們學校儘管有了校舍與外面之援助﹑社會的稱讚﹐但我們亦須常想到社會的稱讚隨時可改為毀謗﹐外面之援助隨時可斷絕﹐火亦可把我們校舍燒掉。一切人所得所有的東西﹐原都是可失可無的。一切人今天是如此﹐明天都可不是的。這些話不是只當作抽象的道理來理解﹐亦不是只當作一可能的想到來理解﹐這要真正設身處地來理解。人真正要作到要忘掉他自己之所得與所有﹐當然不容易完全作到。我自己亦不能作到。譬如許多同學要問我此次由日本到美國有甚麼感想?我的感想之一便是我未能忘掉我之所是。如我是一哲學教授。在接觸人的時間﹐實際上別人亦如此看我﹐更使我不易忘掉我之所是。但是我一人在旅館中或街上走時﹐因人地生疏﹐我都常想到我此時在他人前﹐不過一中國人。在此我亦即忘掉我所是之哲學教授﹐成了一純粹之中國人。而他人亦許不能分辨我是中國人或日本人﹐則我成了一純粹的人。此處我即有一解脫感。但是此解脫感﹐實並不需要由他人之如何看我反照過來﹔我知道我本來可以不是哲學教授﹐而只是一純粹的人。但是這種只是一純粹的人﹐此外甚麼都不是﹐甚麼都覺無所有之解脫感﹐我亦不能常有。但而我雖不能常有﹐我卻深信一個人要真成一個人﹐必須從忘掉自己之所是所有﹐而空無依傍上下工夫。而此亦是一切真正的智慧真正的理解﹑與真正的感情所自生之根源。這個道理似乎陳義太高﹐亦許諸位同學還不能適切的了解﹐但是我不能不以此期勉同學們。
(三)
由此再說到我們學校與雅禮協會等之援助的關係。據我所知﹐此間雅禮協會開會的結果﹐是要想募款﹐預備學校第二期校舍的建築。這我們自然應當感謝他們的盛意。而大家同學聽了﹐亦必然很高興。但是我要說﹐大家如只是高興﹐此中就又有一依傍憑藉他人的心理﹐這個心理並不是偉大的。而社會上的中國人因新亞有國際朋友的幫助而另眼相看﹐這個心理亦並不是偉大的。當然新亞書院需要人幫助。只要出自純粹教育的動機而來的幫助﹐無論是中國的外國的﹐新亞書院都是希望的。但是我們之此希望之背後﹐卻不能莫有一種複雜的感情。即我們須要想﹐何以我們不能憑自力來辦此一學校?何以香港的中國人不能以經濟力量支持此學校?這原因一直追上去﹐我們是不能莫有愧恥之感的﹔亦不能莫有哀痛之感的。而社會上的中國人必須待一學校在有國際朋友的幫助﹐才另眼相看﹐此亦猶如一些中國學生必須留學﹐一些中國學者必須經外國人品題敦請﹐然後才為國人所重。同樣是一種可悲可嘆的心理。這些心理﹐原因複雜﹐我不忍心說這全是中國人自卑自賤。然而至少其中有可悲可歎處。此處我們要真切的想﹐為甚麼一個國家不能自己樹立自己的學術文化標準與教育標準?又新亞書院與雅禮的合作﹐在雅禮方面的經費﹐本來是為辦教會學校用的﹐現在用來支持一非教會的學校。在雅禮方面﹐對其原初的理解是有所犧牲。然而此犧牲中卻更表現一真正無條件的幫助人之耶穌精神。現在我們自問﹐用甚麼東西去還報雅禮協會方面的同仁們所費的心血精力和金錢呢?當然﹐新亞書院亦使雅禮協會同仁們獲得一幫助中國人的機會。但是我們不能只以此來自慰﹐我們還須另有還報。我在此曾經這樣想﹐我想終有一天﹐中國亦會富強﹐這時亦會有新亞書院的畢業同學﹐用他們的心血精力與金錢﹐在美國幫助美國的基督教徒辦基督教的學校。但是我這樣想了﹐我們能對外國朋友說麼?我能有資格說麼?為其實使我有資格說?此中仍有可悲可嘆處。而我今對你們說﹐你們最初亦或將不免一笑。但是如果你們笑了﹐你們就有罪了。實際上照我的想法﹐如果我們不能發一願心﹐使中國成為頂天立地的國家﹐不僅能自立﹐而且能幫助世界﹐我們就不當接受國際朋友的幫助。新亞書院還是搬回桂林街的好。但是諸位同樣們能發此願心嗎?
我離香港數月﹐已經歷半個地球。但是﹐從見聞方面說﹐實在莫有甚麼多少增加。耳目所能及的﹐由書籍同樣能及。如果說此數月來真的得益﹐主要還是在自己的感情方面。我總覺到人類的人性是同一的﹐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如日本人歐美人﹐都有許多可敬可愛之處﹐值得我衷心佩服。在此處是莫有國家民族的界限的﹐但是在未達天下一家以前﹐一個人只有求真實地生活存在於其自己的國家民族與歷史文化之過去現在與未來之中﹐才真能安身立命。我儘可以佩服其他國的人﹐但是我卻從未有任何羡慕之情。我儘可承認他國的學術文化的價值﹐但我從未想任何國的文化可以照樣的移運到中國﹐亦從未想中國的學術的前途可以依傍他人。我隨處所印證的﹐都是一個真理。即我們要創造我們自己的學術前途與文化前途﹐我們無現成可享﹐亦不要想分享他人的現成。人在天地間所貴在自立﹐個人如此﹐國家民族亦然。能自立的人﹐亦需要人幫助﹐亦可以向人借貸。在物質上精神上我們同可借貸於人。但是我們必須在借貸時即決心要還。新亞書院受國際朋友的幫助是借貸﹔中國人之學習外國的學術文化亦是借貸。在此如果我們不能使中國富強﹐不能在中國學術文化之前途上有新的創造﹐以貢獻於世界﹐而亦有所幫助於人﹐則我們將永負一債務。我並時常想到﹐人生在根本上亦就不外是在求還人對其精神理想所負之債。人之精神理解愈高﹐則責任感愈重﹐而債務感亦愈深。人對照其精神理想來看自己之現實存在﹐不僅自己一切所有所是﹐都算不得甚麼﹐同於無所有無所是而且此自己之現實存在中﹐歸根到底﹐只有負面的債務﹐如永遠還不完。我想人亦或須常如此想﹐然後人才能真正的自強不息﹐然後任何現實的泥土﹐都不能窒息其精神理想的種子之生機。這些話的陳義﹐似乎又更高了。但是我請諸位同學試想我們在雖有校舍而無土地的香港居住﹐面對五千年文化存亡絕續之交﹐我們的生命中除了對於是中國古代之聖賢﹔我們之祖宗﹐千千萬萬的同胞及世界的朋友們之期望﹐未能相副之感與渾身是債之感以外﹐又還有甚麼? 此意望與諸同學共勉之。
你們諸位同學就要畢業了﹐但是我不特莫有甚麼話祝賀你們﹐亦莫有甚麼話安慰你們﹐我反而要說這許多話﹐來增加你們之沉重之感。但這亦是以後我再少有機會向你們說話的原故。
新亞書院校刊第八期人生雜誌一六二期。四十六年六月廿八日
为己之学的真谛
文章标题:为己之学的真谛
文章作者:霍韬晦
发表日期:2001年6月1日
发表媒体:《法灯》第228期、《天地唯情》
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许多人都把这句话视为儒学的重要标志,认为儒学就是「为己之学」。
但「为己」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为己」当然不是为了攫取自己的利益,或增加自己的拥有,那就变成极端的自私,而是充实自己、修养自己;或者用我常用的语言来说,就是成长自己的意思。不过这种「成长」,必须包括正反两方面的历程:一是从反面克制自己的原始欲望、本能欲望,即「克己复礼为仁」。孔子教导颜渊:「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但仁道的实践豈是轻易?故颜渊亦只有「三月不违仁」,其他学生便只能「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二是努力学习,从正面长养为仁的力量,此即「修己以敬」,「君子上达」,从中体会到做人的原则和蕴蓄的性情,而激励向上,「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于是终于了解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的自由原则。这也就是说:从自己的生命中找到了成长的基地,于是可以稳步前进。
「成长的基地」有两个意义:一是根据义:生命的存在,或人的存在与別的动物不同,人有其上进的本源。此一本源,与心理学上的本能欲望不同,所以不能以佛洛依德之类的生本能、性本能解释,甚至不能以容格的集体无意识解释。西方心理学的发现,只有使本源夹杂,神魔不分。人必须对此本源有逆觉体会,方能进入,否则终身迷失。后世儒者,唯孟子对此体会最真切,所以说性善,说本心,说仁义內在,皆「我固有之」,而非外铄。孟子之后,陆象山、王阳明,乃至当代牟宗三先生,一再光大之;尽管彼此入路不同,但所造未尝异。牟先生说之为「纵贯系统」,即从本心下贯,其前提即须先有此对本心之超越之肯定。二是方向义:顺此根据,人唯一能作的,就是成长、成德,成就自己的人格素养,而非先天才能,此即「学」之功。孔子最重视「学」,他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然学也。」(《论语》〈卫灵公〉)又说:「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这一类的话,孔子说了很多;后世儒者,能继承此一好学精神的,首推荀子;荀子仿孔子之言云:「吾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为什么要这样用功?因为学问之道必须久积,必须专精。所谓「百发失一,不足为善射」,「伦类不通、仁义不一,不足为善学」(《荀子》〈劝学篇〉),最终都是为了成就君子的人格:「权利不能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谓之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谓之成人。」(同上)这和孟子的「大丈夫」十分相似,只是「学」的途径不同:孟子是尽心知性,荀子则先绕向外。但向外歧出者必回归于內,因此荀子亦回归人格的成长,读书必须入于心,而非外在知识而已。所以我认为:儒门言学,绝非知识之学那么简单,无论孟子,无论荀子,无论后儒,在学的方向上一定回归自己,让自己的生命成长,使自己过关。过什么关?过本能的关,过名利的关,过诱惑的关,过毁誉的关,过是非的关,过一切足以障碍自己精神超升的关……所以,「学」便是一种锻炼,一种对道理的坚持,和一种对道理的体会。只有经此实感,才知道生命成长之道非虚设,先贤之教非虛说,所以陆象山把他的学问称为「朴实」,而非「议论」,就是这意思。
由于成长基地有此兩义,所以儒家特重立志,以釐清源头:孔子说:「志于道」,孟子说「士尚志」,陆象山则藉孔子之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说「辨志」,朱熹亦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王阳明则「务要立个必为圣人之心」,尽管所说尚有锱铢之別,但都是要为人格成长找寻动力。依上文说,此动力必须从自己的源头出,或超越之心性出,方无夹杂,才能保证成长的方向。但是,这样的区分仍然只是从理上说。牟先生用纵贯系统或「横摄系统」(指荀子、朱熹)来分疏毕竟只是诠释上的定位,回到具体的生命便不能那样截然二分。比如说,陆象山的疏狂与朱熹的笃实,便不能全无遗憾。生命是过程,尤其是一个成长的过程,那么在现实上便很难有终极。《论语》记周公之言曰:「无求备于一人」,这不是姑息,而是现实存在的局限;能体会到每个人的材质有异,才能宽宏地涵盖每一个人的人格。成长不能空说,总要回归自己才是。
所以「为己之学」,其原旨既然是充实自己、成长自己,那么就必然涵蕴著一能突破自己、能过自己的关的学问。但要突破自己,就必先了解自己,知道自己力从何出?为什么会有障碍?为什么不能过关?如当年王阳明在龙场驿的山洞中,快要死了,呼天不应,叫地不闻:你不能再从外面得到依赖,你必须断绝向外要求这一念;你唯一能依赖的,是你自己,而且不是形躯的自己。就是这一逆转,才能把一切放下,而覿面承担。结果精神翻上去,得到悟道。此中过程,此中深义,此中秘密,老实说,你不是王阳明,也许永不能明白;你以理性分析,纵然分析出许多可能,也只是梦中言梦,禅外说禅吧了。
由此再进一步:此中所谓了解自己,亦非知识概念,或经验观察的了解,而是成长到极限,实践到极限,遇到考验,遇到绝境,才彰显出;能过不能过,此刻才有意义。所以「为己」,其实是锻炼自己;你必须把自己放进生命成长的洪炉中,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换言之,人绝不能採取逃避的方法,躲过难关。人可以意图侥幸,但不能希冀成长。
文章作者:霍韬晦
发表日期:2001年6月1日
发表媒体:《法灯》第228期、《天地唯情》
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许多人都把这句话视为儒学的重要标志,认为儒学就是「为己之学」。
但「为己」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为己」当然不是为了攫取自己的利益,或增加自己的拥有,那就变成极端的自私,而是充实自己、修养自己;或者用我常用的语言来说,就是成长自己的意思。不过这种「成长」,必须包括正反两方面的历程:一是从反面克制自己的原始欲望、本能欲望,即「克己复礼为仁」。孔子教导颜渊:「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但仁道的实践豈是轻易?故颜渊亦只有「三月不违仁」,其他学生便只能「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二是努力学习,从正面长养为仁的力量,此即「修己以敬」,「君子上达」,从中体会到做人的原则和蕴蓄的性情,而激励向上,「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于是终于了解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的自由原则。这也就是说:从自己的生命中找到了成长的基地,于是可以稳步前进。
「成长的基地」有两个意义:一是根据义:生命的存在,或人的存在与別的动物不同,人有其上进的本源。此一本源,与心理学上的本能欲望不同,所以不能以佛洛依德之类的生本能、性本能解释,甚至不能以容格的集体无意识解释。西方心理学的发现,只有使本源夹杂,神魔不分。人必须对此本源有逆觉体会,方能进入,否则终身迷失。后世儒者,唯孟子对此体会最真切,所以说性善,说本心,说仁义內在,皆「我固有之」,而非外铄。孟子之后,陆象山、王阳明,乃至当代牟宗三先生,一再光大之;尽管彼此入路不同,但所造未尝异。牟先生说之为「纵贯系统」,即从本心下贯,其前提即须先有此对本心之超越之肯定。二是方向义:顺此根据,人唯一能作的,就是成长、成德,成就自己的人格素养,而非先天才能,此即「学」之功。孔子最重视「学」,他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然学也。」(《论语》〈卫灵公〉)又说:「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这一类的话,孔子说了很多;后世儒者,能继承此一好学精神的,首推荀子;荀子仿孔子之言云:「吾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为什么要这样用功?因为学问之道必须久积,必须专精。所谓「百发失一,不足为善射」,「伦类不通、仁义不一,不足为善学」(《荀子》〈劝学篇〉),最终都是为了成就君子的人格:「权利不能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谓之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谓之成人。」(同上)这和孟子的「大丈夫」十分相似,只是「学」的途径不同:孟子是尽心知性,荀子则先绕向外。但向外歧出者必回归于內,因此荀子亦回归人格的成长,读书必须入于心,而非外在知识而已。所以我认为:儒门言学,绝非知识之学那么简单,无论孟子,无论荀子,无论后儒,在学的方向上一定回归自己,让自己的生命成长,使自己过关。过什么关?过本能的关,过名利的关,过诱惑的关,过毁誉的关,过是非的关,过一切足以障碍自己精神超升的关……所以,「学」便是一种锻炼,一种对道理的坚持,和一种对道理的体会。只有经此实感,才知道生命成长之道非虚设,先贤之教非虛说,所以陆象山把他的学问称为「朴实」,而非「议论」,就是这意思。
由于成长基地有此兩义,所以儒家特重立志,以釐清源头:孔子说:「志于道」,孟子说「士尚志」,陆象山则藉孔子之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说「辨志」,朱熹亦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王阳明则「务要立个必为圣人之心」,尽管所说尚有锱铢之別,但都是要为人格成长找寻动力。依上文说,此动力必须从自己的源头出,或超越之心性出,方无夹杂,才能保证成长的方向。但是,这样的区分仍然只是从理上说。牟先生用纵贯系统或「横摄系统」(指荀子、朱熹)来分疏毕竟只是诠释上的定位,回到具体的生命便不能那样截然二分。比如说,陆象山的疏狂与朱熹的笃实,便不能全无遗憾。生命是过程,尤其是一个成长的过程,那么在现实上便很难有终极。《论语》记周公之言曰:「无求备于一人」,这不是姑息,而是现实存在的局限;能体会到每个人的材质有异,才能宽宏地涵盖每一个人的人格。成长不能空说,总要回归自己才是。
所以「为己之学」,其原旨既然是充实自己、成长自己,那么就必然涵蕴著一能突破自己、能过自己的关的学问。但要突破自己,就必先了解自己,知道自己力从何出?为什么会有障碍?为什么不能过关?如当年王阳明在龙场驿的山洞中,快要死了,呼天不应,叫地不闻:你不能再从外面得到依赖,你必须断绝向外要求这一念;你唯一能依赖的,是你自己,而且不是形躯的自己。就是这一逆转,才能把一切放下,而覿面承担。结果精神翻上去,得到悟道。此中过程,此中深义,此中秘密,老实说,你不是王阳明,也许永不能明白;你以理性分析,纵然分析出许多可能,也只是梦中言梦,禅外说禅吧了。
由此再进一步:此中所谓了解自己,亦非知识概念,或经验观察的了解,而是成长到极限,实践到极限,遇到考验,遇到绝境,才彰显出;能过不能过,此刻才有意义。所以「为己」,其实是锻炼自己;你必须把自己放进生命成长的洪炉中,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换言之,人绝不能採取逃避的方法,躲过难关。人可以意图侥幸,但不能希冀成长。
Tuesday, July 15, 2008
耶稣基督
人物名字:耶稣基督Jesus Christ
出生地点:巴勒斯坦
出生日期:公元前6年
去世日期:公元30年
耶稣基督(Jesus Christ),上帝之子,基督教创始人,父母是约瑟(Joseph)及玛利亚(Mary)。
童贞女玛利亚受圣灵感孕,在马槽内产下耶稣。耶稣长大后领受表兄施洗者圣约翰(St. John the Baptist,公元前6年—公元36年)的洗礼,开始在加利利(Galilee)收徒传道,驱逐恶鬼,治疗病人。
耶稣在信徒中挑选12人为使徒,后来被其中的加略人犹大(Judas Iscariot)出卖,被控以“自称为犹太人的王”的罪名,判处钉死在耶路撒冷(Jerusalem)附近的各各他(Golgotha)的十字架上,死后被安葬于各各他附近的一个墓室,并于第三天复活。之后耶稣回到加利利与众门徒见面,并于40日后升天。
出生地点:巴勒斯坦
出生日期:公元前6年
去世日期:公元30年
耶稣基督(Jesus Christ),上帝之子,基督教创始人,父母是约瑟(Joseph)及玛利亚(Mary)。
童贞女玛利亚受圣灵感孕,在马槽内产下耶稣。耶稣长大后领受表兄施洗者圣约翰(St. John the Baptist,公元前6年—公元36年)的洗礼,开始在加利利(Galilee)收徒传道,驱逐恶鬼,治疗病人。
耶稣在信徒中挑选12人为使徒,后来被其中的加略人犹大(Judas Iscariot)出卖,被控以“自称为犹太人的王”的罪名,判处钉死在耶路撒冷(Jerusalem)附近的各各他(Golgotha)的十字架上,死后被安葬于各各他附近的一个墓室,并于第三天复活。之后耶稣回到加利利与众门徒见面,并于40日后升天。
苏格拉底
人物名字:苏格拉底Socrates
出生地点:古希腊
出生日期:公元前469年
去世日期:公元前399年
苏格拉底(Socrates),古希腊雅典人,父亲是雕刻师,母亲为助产婆。
为了追求真理,苏格拉底与当时的辩士(Sophist)对话,通过不断反问、归纳的辩证方式来厘清概念。据说,戴尔菲神殿祭司传下神谕,说苏格拉底是雅典最有智慧的人。
苏格拉底自认自己无知,为了验证神谕,他先后与当时被认为很有智慧的政治家、诗人、工匠对话,结果发现他们都是没有智慧的人。这三种在当时社会上最有权威的人,都因为与苏格拉底的对话而感到尴尬与愤怒,于是找人指控苏格拉底“腐化青年”和“亵渎神明”。
尽管苏格拉底在法庭上作出义正词严的申辩,但仍被判处死刑。70岁时,苏格拉底在狱中拒绝接受朋友和学生们安排他逃跑的计划,坦然喝下毒酒而死。
出生地点:古希腊
出生日期:公元前469年
去世日期:公元前399年
苏格拉底(Socrates),古希腊雅典人,父亲是雕刻师,母亲为助产婆。
为了追求真理,苏格拉底与当时的辩士(Sophist)对话,通过不断反问、归纳的辩证方式来厘清概念。据说,戴尔菲神殿祭司传下神谕,说苏格拉底是雅典最有智慧的人。
苏格拉底自认自己无知,为了验证神谕,他先后与当时被认为很有智慧的政治家、诗人、工匠对话,结果发现他们都是没有智慧的人。这三种在当时社会上最有权威的人,都因为与苏格拉底的对话而感到尴尬与愤怒,于是找人指控苏格拉底“腐化青年”和“亵渎神明”。
尽管苏格拉底在法庭上作出义正词严的申辩,但仍被判处死刑。70岁时,苏格拉底在狱中拒绝接受朋友和学生们安排他逃跑的计划,坦然喝下毒酒而死。
孔子
人物名字:孔子
出生地点:中国
出生日期:公元前551年
去世日期:公元前479年
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中国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后人尊称为“万世师表”及“至圣先师”。
孔子的父亲是叔梁纥,母亲是颜征在。孔子早年生活极为艰辛,但他在艰难困苦中发愤好学,遍访名师,虚心求教,终于学有所成,颇具名声。30岁左右开始有学生慕名求教,此后,孔子广收门徒,相传一生所收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
50岁左右,孔子在鲁国逐渐受重视,先后做过中都宰、司空、大司寇,颇有政绩。后来,因鲁定公接受齐国馈赠的女乐而荒废政事,孔子于是带着弟子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长达十四年之久,却找不到一个明君能重用他,让他实现其政治理想。
68岁时,孔子回到鲁国,但未受鲁哀公任用,于是致力于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73岁时,孔子在家中病逝。
出生地点:中国
出生日期:公元前551年
去世日期:公元前479年
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中国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后人尊称为“万世师表”及“至圣先师”。
孔子的父亲是叔梁纥,母亲是颜征在。孔子早年生活极为艰辛,但他在艰难困苦中发愤好学,遍访名师,虚心求教,终于学有所成,颇具名声。30岁左右开始有学生慕名求教,此后,孔子广收门徒,相传一生所收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
50岁左右,孔子在鲁国逐渐受重视,先后做过中都宰、司空、大司寇,颇有政绩。后来,因鲁定公接受齐国馈赠的女乐而荒废政事,孔子于是带着弟子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长达十四年之久,却找不到一个明君能重用他,让他实现其政治理想。
68岁时,孔子回到鲁国,但未受鲁哀公任用,于是致力于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73岁时,孔子在家中病逝。
释迦牟尼
人物名字:释迦牟尼Sakyamuni
出生地点:古印度
出生日期:公元前565年
去世日期:公元前486年
释迦牟尼(Sakyamuni),原名为乔达摩•悉达多(Siddhartha Gautama),古印度释迦族人,佛教的创始人。
释迦牟尼是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Kapilavastu,今尼泊尔境内蓝毗尼Lumbini)国王净饭王(名为首图驮那Suddhodana)的王子,属刹帝利(Kshatriya,即帝王将相、王室贵族阶级)种姓。母亲是摩诃摩耶(Mahamaya),在生下释迦牟尼的第七天逝世,由姨母摩诃波阇波提(Mahapajapati)养育成人。
29岁时,释迦牟尼有感于人世之生、老、病、死等诸多苦恼,舍弃王族生活,出家修行。35岁时,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遂创立佛教,随即在印度北部、中部恒河流域一带传教。80岁时,释迦牟尼在拘尸那迦城(Kushinagar,今印度联合邦迦夏城)逝世。
出生地点:古印度
出生日期:公元前565年
去世日期:公元前486年
释迦牟尼(Sakyamuni),原名为乔达摩•悉达多(Siddhartha Gautama),古印度释迦族人,佛教的创始人。
释迦牟尼是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Kapilavastu,今尼泊尔境内蓝毗尼Lumbini)国王净饭王(名为首图驮那Suddhodana)的王子,属刹帝利(Kshatriya,即帝王将相、王室贵族阶级)种姓。母亲是摩诃摩耶(Mahamaya),在生下释迦牟尼的第七天逝世,由姨母摩诃波阇波提(Mahapajapati)养育成人。
29岁时,释迦牟尼有感于人世之生、老、病、死等诸多苦恼,舍弃王族生活,出家修行。35岁时,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遂创立佛教,随即在印度北部、中部恒河流域一带传教。80岁时,释迦牟尼在拘尸那迦城(Kushinagar,今印度联合邦迦夏城)逝世。
Monday, July 14, 2008
The Third Culture
文章标题:The Third Culture
文章作者:Kevin Kelly
发表日期:1998年2月13日
发表媒体:《科学周刊》Science Magazine
"Science" is a lofty term. The word suggests a process of uncommon rationality, inspired observation, and near-saintly tolerance for failure. More often than not, that's what we get from science. The term "science" also entails people aiming high. Science has traditionally accepted the smartest students, the most committed and self-sacrificing researchers, and the cleanest money--that is, money with the fewest political strings attached. In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science in this century has been perceived as a noble endeavor.
Yet science has always been a bit outside society's inner circle. The cultural center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has pivoted around the arts, with science orbiting at a safe distance. When we say "culture," we think of books, music, or painting. Since 1937 the United States has anointed a national poet laureate but never a scientist laureate. Popular opinion has held that our era will be remembered for great art, such as jazz. Therefore, musicians are esteemed. Novelists are hip. Film directors are cool. Scientists, on the other hand, are ...nerds.
How ironic, then, that while science sat in the cultural backseat, its steady output of wonderful products--radio, TV, and computer chips--furiously bred a pop culture based on the arts. The more science succeeded in creating an intensely mediated environment, the more it receded culturally.
The only reason to drag up this old rivalry between the two cultures is that recently something surprising happened: A third culture emerged. It's hard to pinpoint exactly when it happened, but it's clear that computers had a lot to do with it. What's not clear yet is what this new culture means to the original two.
This new third culture is an offspring of science. It's a pop culture based in technology, for technology. Call it nerd culture. For the last two decades, as technology supersaturated our cultural environment, the gravity of technology simply became too hard to ignore. For this current generation of Nintendo kids, their technology is their culture. When they reached the point (as every generation of youth does) of creating the current fads, the next funny thing happened: Nerds became cool.
Nerds now grace the cover of Time and Newsweek. They are heroes in movies and Man of the Year. Indeed, more people wanna be Bill Gates than wanna be Bill Clinton. Publishers have discovered that cool nerds and cool science can sell magazines to a jaded and weary audience. Sometimes it seems as if technology itself is the star, as it is in many special-effects movies. There's jargon, too. Cultural centers radiate new language; technology is a supernova of slang and idioms swelling the English language. Nerds have contributed so many new words--most originating in science--that dictionaries can't track them fast enough.
This cultural realignment is more than the wisp of fashion, and it is more than a mere celebration of engineering. How is it different? The purpose of science is to pursue the truth of the universe. Likewise, the aim of the arts is to express the human condition. (Yes, there's plenty of overlap.) Nerd culture strays from both of these. While nerd culture deeply honors the rigor of the scientific method, its thrust is not pursuing truth, but pursuing novelty. "New," "improved," "different" are key attributes for this technological culture. At the same time, while nerd culture acknowledges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human condition, its hope is not expression, but experience. For the new culture, a trip into virtual reality is far more significant than remembering Proust.
Outlined in the same broad strokes, we can say that the purpose of nerdism, then, is to create novelties as a means to truth and experience. In the third culture, the way to settle the question of how the mind works is to build a working mind. Scientists would measure and test a mind; artists would contemplate and abstract it. Nerds would manufacture one. Creation, rather than creativity, is the preferred mode of action. One would expect to see frenzied, messianic attempts to make stuff, to have creation race ahead of understanding, and this we see already. In the emerging nerd culture a question is framed so that the answer will usually be a new technology.
The third culture creates new tools faster than new theories, because tools lead to novel discoveries quicker than theories do. The third culture has little respect for scientific credentials because while credentials may imply greater understanding, they don't imply greater innovation. The third culture will favor the irrational if it brings options and possibilities, because new experiences trump rational proof.
If this sounds like the worst of pop science, in many ways it is. But it is also worth noting how deeply traditional science swirls through this breed. A lot of first-class peer-reviewed science supports nerdism. The term "third culture" was first coined by science historian C. P. Snow. Snow originated the concept of dueling cultures in his famous book, The Two Cultures.[1] But in an overlooked second edition to the book published in 1964, he introduced the notion of a "third culture." Snow imagined a culture where literary intellectuals conversed directly with scientists. This never really happened. John Brockman, a literary agent to many bright scientists, resurrected and amended Snow's term. Brockman's third culture meant a streetwise science culture, one where working scientists communicated directly with lay people, and the lay challenged them back. This was a peerage culture, a peerage that network technology encouraged.
But the most striking aspect of this new culture was its immediacy. "Unlike previous intellectual pursuits," Brockman writes,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third culture are not the marginal disputes of a quarrelsome mandarin class: They will affect the lives of everybody on the planet."[2] Technology is simply more relevant than footnotes.
There are other reasons why technology has seized control of the culture. First, the complexity of off-the-shelf discount computers has reached a point where we can ask interesting questions such as: What is reality? What is life? What is consciousness? and get answers we've never heard before. These questions, of course, are the same ones that natural philosophers and scientists of the first two cultures have been asking for centuries. Nerds get new answers to these ancient and compelling questions not by rehashing Plato or by carefully setting up controlled experiments but by trying to create an artificial reality, an artificial life, an artificial consciousness--and then plunging themselves into it.
Despite the cartoon rendition I've just sketched, the nerd way is a third way of doing science. Classical science is a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ory and experiment. A scientist can start at either end--with theory or experiment--but progress usually demands the union of both a theory to make sense of the experiments and data to verify the theory. Technological novelties such as computer models are neither here nor there. A really good dynamic computer model--of the global atmosphere, for example--is like a theory that throws off data, or data with a built-in theory. It's easy to see why such technological worlds are regarded with such wariness by science--they seem corrupted coming and going. But in fact, these models yield a third kind of truth, an experiential synthesis--a parallel existence, so to speak. A few years ago when Tom Ray, a biologist turned nerd, created a digital habitat in a small computer and then loosed simple digital organisms in it to procreate, mutate, and evolve, he was no longer merely modeling evolution or collecting data. Instead, Ray had created a wholly new and novel example of real evolution. That's nerd science. As models and networked simulations take on further complexity and presence, their role in science will likewise expand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ir nerd creators increase.
Not the least because technological novelty is readily accessible to everyone. Any motivated 19-year-old can buy a PC that is fast enough to create something we have not seen before. The nerds who lovingly rendered the virtual dinosaurs in the movie Jurassic Park, by creating a complete muscle-clad skeleton moving beneath virtual skin, discovered a few things about dinosaur locomotion and visualized dinosaurs in motion in a way no paleontologist had done before. It is this easy, noncertified expertise and the unbelievably cheap access to increasingly powerful technology that is also driving nerd science.
Thomas Edison, the founder of Science magazine, was a nerd if ever there was one. Edison--lacking any formal degree, hankering to make his own tools, and possessing a "just do it" attitude--fits the profile of a nerd. Edison held brave, if not cranky, theories, yet nothing was as valuable to him as a working "demo" of an invention. He commonly stayed up all night to hack together contraptions, powered by grand entrepreneurial visions (another hallmark of nerds), yet he didn't shirk from doing systematic scientific research. One feels certain that Edison would have been at home with computers and the Web and all the other techno-paraphernalia now crowding the labs of science.
Techno-culture is not just an American phenomenon, either. The third culture is as international as science. As large numbers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move into the global middle class, they share the ingredients needed for the third culture: science in schools; access to cheap, hi-tech goods; media saturation; and most important, familiarity with other nerds and nerd culture. I've met Polish nerds, Indian nerds, Norwegian nerds, and Brazilian nerds. Not one of them would have thought of themselves as "scientists." Yet each of them was actively engaged in the systematic discovery of our universe.
As nerds flourish, science may still not get the respect it deserves. But clearly, classical science will have to thrive in order for the third culture to thrive, since technology is so derivative of the scientific process. The question I would like to posit is: If the culture of technology should dominate our era, how do we pay attention to science? For although science may feed technology, technology is steadily changing how we do science, how we think of science, and what it means to be a scientist. Tools have always done this, but in the last few decades our tools have taken over. The status of the technologist is ascending because for now, and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we have more to learn from making new tools than we do from making new concepts or new measurements.
As the eminent physicist Freeman Dyson points out, "The effect of concept-driven revolution is to explain old things in new ways. The effect of tool-driven revolution is to discover new things that have to be explained" (p. 50 ).[3] We are solidly in the tool-making era of endlessly creating new things to explain.
While science and art generate truth and beauty, technology generates opportunities: new things to explain; new ways of expression; new media of communications; and, if we are honest, new forms of destruction. Indeed, raw opportunity may be the only thing of lasting value that technology provides us. It's not going to solve our social ills, or bring meaning to our lives. For those, we need the other two cultures. What it does bring us--and this is sufficient--are possibilities.
Technology now has its own culture, the third culture, the possibility culture, the culture of nerds--a culture that is starting to go global and mainstream simultaneously. The culture of science, so long in the shadow of the culture of art, now has another orientation to contend with, one grown from its own rib. It remains to be seen how the lofty, noble endeavor of science deals with the rogue vernacular of technology, but for the moment, the nerds of the third culture are rising.
Kevin Kelly is the executive editor of Wired and author of Out of Control: The New Biology of Machines, Social Systems and the Economic World.
[1] C. P. Snow, 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Cambridge Univ. Press, New York, 1959).
[2] J. Brockman, The Third Culture (1996). Available at www.edge.org/3rd_culture/index.html.
[3] F. Dyson, Imagined Worlds (Harvard Univ. Press, Cambridge, MA, 1997).
文章作者:Kevin Kelly
发表日期:1998年2月13日
发表媒体:《科学周刊》Science Magazine
"Science" is a lofty term. The word suggests a process of uncommon rationality, inspired observation, and near-saintly tolerance for failure. More often than not, that's what we get from science. The term "science" also entails people aiming high. Science has traditionally accepted the smartest students, the most committed and self-sacrificing researchers, and the cleanest money--that is, money with the fewest political strings attached. In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science in this century has been perceived as a noble endeavor.
Yet science has always been a bit outside society's inner circle. The cultural center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has pivoted around the arts, with science orbiting at a safe distance. When we say "culture," we think of books, music, or painting. Since 1937 the United States has anointed a national poet laureate but never a scientist laureate. Popular opinion has held that our era will be remembered for great art, such as jazz. Therefore, musicians are esteemed. Novelists are hip. Film directors are cool. Scientists, on the other hand, are ...nerds.
How ironic, then, that while science sat in the cultural backseat, its steady output of wonderful products--radio, TV, and computer chips--furiously bred a pop culture based on the arts. The more science succeeded in creating an intensely mediated environment, the more it receded culturally.
The only reason to drag up this old rivalry between the two cultures is that recently something surprising happened: A third culture emerged. It's hard to pinpoint exactly when it happened, but it's clear that computers had a lot to do with it. What's not clear yet is what this new culture means to the original two.
This new third culture is an offspring of science. It's a pop culture based in technology, for technology. Call it nerd culture. For the last two decades, as technology supersaturated our cultural environment, the gravity of technology simply became too hard to ignore. For this current generation of Nintendo kids, their technology is their culture. When they reached the point (as every generation of youth does) of creating the current fads, the next funny thing happened: Nerds became cool.
Nerds now grace the cover of Time and Newsweek. They are heroes in movies and Man of the Year. Indeed, more people wanna be Bill Gates than wanna be Bill Clinton. Publishers have discovered that cool nerds and cool science can sell magazines to a jaded and weary audience. Sometimes it seems as if technology itself is the star, as it is in many special-effects movies. There's jargon, too. Cultural centers radiate new language; technology is a supernova of slang and idioms swelling the English language. Nerds have contributed so many new words--most originating in science--that dictionaries can't track them fast enough.
This cultural realignment is more than the wisp of fashion, and it is more than a mere celebration of engineering. How is it different? The purpose of science is to pursue the truth of the universe. Likewise, the aim of the arts is to express the human condition. (Yes, there's plenty of overlap.) Nerd culture strays from both of these. While nerd culture deeply honors the rigor of the scientific method, its thrust is not pursuing truth, but pursuing novelty. "New," "improved," "different" are key attributes for this technological culture. At the same time, while nerd culture acknowledges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human condition, its hope is not expression, but experience. For the new culture, a trip into virtual reality is far more significant than remembering Proust.
Outlined in the same broad strokes, we can say that the purpose of nerdism, then, is to create novelties as a means to truth and experience. In the third culture, the way to settle the question of how the mind works is to build a working mind. Scientists would measure and test a mind; artists would contemplate and abstract it. Nerds would manufacture one. Creation, rather than creativity, is the preferred mode of action. One would expect to see frenzied, messianic attempts to make stuff, to have creation race ahead of understanding, and this we see already. In the emerging nerd culture a question is framed so that the answer will usually be a new technology.
The third culture creates new tools faster than new theories, because tools lead to novel discoveries quicker than theories do. The third culture has little respect for scientific credentials because while credentials may imply greater understanding, they don't imply greater innovation. The third culture will favor the irrational if it brings options and possibilities, because new experiences trump rational proof.
If this sounds like the worst of pop science, in many ways it is. But it is also worth noting how deeply traditional science swirls through this breed. A lot of first-class peer-reviewed science supports nerdism. The term "third culture" was first coined by science historian C. P. Snow. Snow originated the concept of dueling cultures in his famous book, The Two Cultures.[1] But in an overlooked second edition to the book published in 1964, he introduced the notion of a "third culture." Snow imagined a culture where literary intellectuals conversed directly with scientists. This never really happened. John Brockman, a literary agent to many bright scientists, resurrected and amended Snow's term. Brockman's third culture meant a streetwise science culture, one where working scientists communicated directly with lay people, and the lay challenged them back. This was a peerage culture, a peerage that network technology encouraged.
But the most striking aspect of this new culture was its immediacy. "Unlike previous intellectual pursuits," Brockman writes,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third culture are not the marginal disputes of a quarrelsome mandarin class: They will affect the lives of everybody on the planet."[2] Technology is simply more relevant than footnotes.
There are other reasons why technology has seized control of the culture. First, the complexity of off-the-shelf discount computers has reached a point where we can ask interesting questions such as: What is reality? What is life? What is consciousness? and get answers we've never heard before. These questions, of course, are the same ones that natural philosophers and scientists of the first two cultures have been asking for centuries. Nerds get new answers to these ancient and compelling questions not by rehashing Plato or by carefully setting up controlled experiments but by trying to create an artificial reality, an artificial life, an artificial consciousness--and then plunging themselves into it.
Despite the cartoon rendition I've just sketched, the nerd way is a third way of doing science. Classical science is a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ory and experiment. A scientist can start at either end--with theory or experiment--but progress usually demands the union of both a theory to make sense of the experiments and data to verify the theory. Technological novelties such as computer models are neither here nor there. A really good dynamic computer model--of the global atmosphere, for example--is like a theory that throws off data, or data with a built-in theory. It's easy to see why such technological worlds are regarded with such wariness by science--they seem corrupted coming and going. But in fact, these models yield a third kind of truth, an experiential synthesis--a parallel existence, so to speak. A few years ago when Tom Ray, a biologist turned nerd, created a digital habitat in a small computer and then loosed simple digital organisms in it to procreate, mutate, and evolve, he was no longer merely modeling evolution or collecting data. Instead, Ray had created a wholly new and novel example of real evolution. That's nerd science. As models and networked simulations take on further complexity and presence, their role in science will likewise expand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ir nerd creators increase.
Not the least because technological novelty is readily accessible to everyone. Any motivated 19-year-old can buy a PC that is fast enough to create something we have not seen before. The nerds who lovingly rendered the virtual dinosaurs in the movie Jurassic Park, by creating a complete muscle-clad skeleton moving beneath virtual skin, discovered a few things about dinosaur locomotion and visualized dinosaurs in motion in a way no paleontologist had done before. It is this easy, noncertified expertise and the unbelievably cheap access to increasingly powerful technology that is also driving nerd science.
Thomas Edison, the founder of Science magazine, was a nerd if ever there was one. Edison--lacking any formal degree, hankering to make his own tools, and possessing a "just do it" attitude--fits the profile of a nerd. Edison held brave, if not cranky, theories, yet nothing was as valuable to him as a working "demo" of an invention. He commonly stayed up all night to hack together contraptions, powered by grand entrepreneurial visions (another hallmark of nerds), yet he didn't shirk from doing systematic scientific research. One feels certain that Edison would have been at home with computers and the Web and all the other techno-paraphernalia now crowding the labs of science.
Techno-culture is not just an American phenomenon, either. The third culture is as international as science. As large numbers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move into the global middle class, they share the ingredients needed for the third culture: science in schools; access to cheap, hi-tech goods; media saturation; and most important, familiarity with other nerds and nerd culture. I've met Polish nerds, Indian nerds, Norwegian nerds, and Brazilian nerds. Not one of them would have thought of themselves as "scientists." Yet each of them was actively engaged in the systematic discovery of our universe.
As nerds flourish, science may still not get the respect it deserves. But clearly, classical science will have to thrive in order for the third culture to thrive, since technology is so derivative of the scientific process. The question I would like to posit is: If the culture of technology should dominate our era, how do we pay attention to science? For although science may feed technology, technology is steadily changing how we do science, how we think of science, and what it means to be a scientist. Tools have always done this, but in the last few decades our tools have taken over. The status of the technologist is ascending because for now, and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we have more to learn from making new tools than we do from making new concepts or new measurements.
As the eminent physicist Freeman Dyson points out, "The effect of concept-driven revolution is to explain old things in new ways. The effect of tool-driven revolution is to discover new things that have to be explained" (p. 50 ).[3] We are solidly in the tool-making era of endlessly creating new things to explain.
While science and art generate truth and beauty, technology generates opportunities: new things to explain; new ways of expression; new media of communications; and, if we are honest, new forms of destruction. Indeed, raw opportunity may be the only thing of lasting value that technology provides us. It's not going to solve our social ills, or bring meaning to our lives. For those, we need the other two cultures. What it does bring us--and this is sufficient--are possibilities.
Technology now has its own culture, the third culture, the possibility culture, the culture of nerds--a culture that is starting to go global and mainstream simultaneously. The culture of science, so long in the shadow of the culture of art, now has another orientation to contend with, one grown from its own rib. It remains to be seen how the lofty, noble endeavor of science deals with the rogue vernacular of technology, but for the moment, the nerds of the third culture are rising.
Kevin Kelly is the executive editor of Wired and author of Out of Control: The New Biology of Machines, Social Systems and the Economic World.
[1] C. P. Snow, 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Cambridge Univ. Press, New York, 1959).
[2] J. Brockman, The Third Culture (1996). Available at www.edge.org/3rd_culture/index.html.
[3] F. Dyson, Imagined Worlds (Harvard Univ. Press, Cambridge, MA, 1997).
人文与科学的割裂与融合
文章标题:人文与科学的割裂与融合
文章作者:陈春辉(新加坡)
发表日期:2007年8月8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天下事》
7月7日《联合早报•天下事》版刊登陈冰君一篇文章《无知的新时代》,以英国科学家兼小说家斯诺(Charles Percy Snow)于1959年在剑桥大学的著名演讲《两种文化》为引子,提出科学和人文的割裂是世界许多问题不能解决的主要障碍。
由于斯诺本身跨越科学与人文两个领域,常常和科学家与人文知识分子来往。在和这两个文化群体交往的过程中,斯诺发现他们之间互不理解、互相瞧不起,甚至互相攻击,形成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这道鸿沟使到人文知识分子对科学知识一窍不通,根本不能向公众传播科学知识,而多数科学家又不善于撰写科普文章,因此一般人除了在学校时期吸取基本的科学知识以外,就很少有机会接触到科普作品,对科学知识的认识相当贫乏,甚至可说是无知。陈冰文中提到斯诺与英国《卫报》所进行的试验,就显示新时代的无知,而且还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
针对这种割裂的现象,斯诺期望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之间能进行对话与交流,从而促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两种文化融合成为“第三种文化”。从发表演讲到现在接近50年了,斯诺所期望的第三种文化并没有实现,但却有新的转向。
第三种文化与新时代无知
1995年,美国出版代理人布洛克曼(John Brockman)出版一本书《第三种文化》,那是他花了三年时间采访23位知名科学家兼作家后,编辑访谈内容而写成的。布洛克曼虽然借用了斯诺第三种文化的名称,但他所谓的“第三种文化”并不是斯诺所期望的两种文化的融合,而是科学家不再等待人文知识分子的结盟,干脆自己创作科普作品,直接转向公众传播科学知识。
1998年,美国Wired杂志的执行编辑凯利(Kevin Kelly)在《科学》周刊(Science Magazine)上发表了一篇以《第三种文化》为题的文章,他说:“科学与艺术产生真理与美感,而科技产生良机。”在当今时代,科技的昌盛的确产生许多商机,商家们制造了大量新产品,这些科技产品已经逐渐成为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用品。第三种文化发展下来,不单只是科学知识向公众传播,还是科技产品向公众推销而后被广泛应用。
布洛克曼的第三种文化是科学知识通俗化和普及化的文化,而凯利的则是科学知识技术化和产品化的文化。科普作品与科技产品成为第三种文化的核心资源。
不管是斯诺的两种文化,或布洛克曼、凯利的第三种文化,他们的基调都是重视科学多于人文。斯诺与英国《卫报》的试验,都采用关于科学知识的问题来检测知识分子的无知。然而,科学知识固然重要,却也不能忽视人文关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科学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给人类带来极大的祸害,凯利文中不讳言科技也能带来“新形式的破坏”。科学对人类是福是祸,关键在于应用科学知识与科技产品的人。而人的抉择,则取决于他的人文修养。
陈冰文中所谓新时代的无知,则是更广义的指现代人对科学和人文两种文化的无知。文中还举例说明:“相对科学的无知来说,人文的无知所造成的破坏性似乎更大。”针对无知的新时代带来的弊病,他认为“解决之道依然是斯诺提出的药方——让科学和人文进一步融合”。
然而,斯诺提出的药方距今已接近50年,却还看不出科学和人文有融合的迹象,反而科学日盛,人文式微,科学已稳居文化领航的地位,人文则退居次席。我们不禁要问:科学和人文如何才能融合呢?
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
问题的关键在于产生两种文化割裂的现象是基于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二分对立”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有以下几种特征:
一、切割式:科学和人文被明确地分科,泾渭分明,互不侵犯;二、平面性:科学和人文分科后被摆在同一个平面对比,众说纷纭,各说其是;三、精细化:科学和人文本身进一步分科,学科越分越专门,内容越来越精细。
结果是,科学和人文知识犹如细胞分裂,其广度与深度都在迅速扩展。于是人类进入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现代人穷其一生也无法尽窥全豹,只好求助于各领域里的专家。专家们也不能停止脚步,必须在各自的领域中不断进修,与时俱进,不然就会被时代所淘汰。
随着全球化的大趋势,西方文化与其思维模式也跟着传遍世界的许多角落。现代人都被卷入旋涡中,脱不了身,终日忙忙碌碌,为生活打拼。工余之暇还要进修,美其名为“自我增值”,其实只是在增加自己的卖点,把自己变成工具,搞到精神紧张,情绪波动,使自己和身边的人倍感压力,到最后不知所为何事。英文的rat race一词,非常传神地描述了这种现象。
在这种现象之下,科学和人文知识分子在各自的领域中都自顾不暇了,又何来余力进行对话与交流,更谈不上互相理解与融合了。科学和人文这道鸿沟,竟然如此难以逾越。要想融合科学和人文,我认为还需要回到中国文化中寻求出路。
中国文化的整体思维观
中国文化看到人文与科学两者属于不同层次。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经•系辞上》)。道是天道、哲理、智慧,器是器物、工具、知识。人文是属于道的层次,科学则属于器的层次,因此中国文化注重人文多过科学。
早在战国时期,庄子就已经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他指出以有限的生命去追逐无限的知识,是非常危险的。虽然当时的信息量不像现在那么丰富,但庄子从本质上看到了知识的无穷性,已经预言现代知识爆炸所带来的危机,可见中国文化的远见性。
汉语中的“人文”一词出自《易经•贲卦•彖辞》。“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就是以人文教化天下的意思。中国的人文教化包含“人”与“文”两方面,一方面是内在的人格修养,另一方面是外在的文化学养。这两方面不是二分对立的关系,而是综合互通的。人在学习各种文化内涵之外,还要在其生命中修行体会所学,如此知行合一,下学上达,才能体现中国的人文精神。
此处的文化乃泛指人类所创造的各种精神财富,如文学、历史、哲学、科学、宗教、艺术、经济、政治等,因此我们可视科学为人文的一环。对比于西方文化,中国的人文不再是和科学同处一平面的学科,而是提升到更高的层次上,即人文涵摄科学。科学在人文教化的框架下加以发展,科学家的发明和产品更具有人文价值,如此的人文与科学的融合,展现了中国文化一种综合式、层次性、和谐化的整体思维观。
21世纪的文化应该是融合中西文化之长处,以中国式的整体思维观为架构,涵摄西方式的思维模式,以古今中外的人文经典为资源,去芜存菁,而成一世界大同的文化。要成其事,还得回到提倡人文普及教育,包括人格教育和文化教育两方面的内涵。
一个人的人格,和他的先天性格取向与后天学习环境很有关系。人格教育着重的是提高学习与思维能力,开发性情与志气,让自己决定要成就什么样的人格精神。此处的学习能力包括读书、上课、听讲、实践的能力;思维能力则包括思考、分析、推论、反省的能力;性情是指人的真情、善性;而志气是人的志向、气概。
人的生命毕竟是有限的,无法亲身体验人生的所有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因此需要借助人类共同累积的文化遗产,来拓展自己的人生观。而最宝贵的文化遗产,莫过于古今中外的人文经典,因为能称得上经典的著作,必定有其流传于世的价值。
•作者是新加坡一科技公司副总裁
文章作者:陈春辉(新加坡)
发表日期:2007年8月8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天下事》
7月7日《联合早报•天下事》版刊登陈冰君一篇文章《无知的新时代》,以英国科学家兼小说家斯诺(Charles Percy Snow)于1959年在剑桥大学的著名演讲《两种文化》为引子,提出科学和人文的割裂是世界许多问题不能解决的主要障碍。
由于斯诺本身跨越科学与人文两个领域,常常和科学家与人文知识分子来往。在和这两个文化群体交往的过程中,斯诺发现他们之间互不理解、互相瞧不起,甚至互相攻击,形成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这道鸿沟使到人文知识分子对科学知识一窍不通,根本不能向公众传播科学知识,而多数科学家又不善于撰写科普文章,因此一般人除了在学校时期吸取基本的科学知识以外,就很少有机会接触到科普作品,对科学知识的认识相当贫乏,甚至可说是无知。陈冰文中提到斯诺与英国《卫报》所进行的试验,就显示新时代的无知,而且还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
针对这种割裂的现象,斯诺期望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之间能进行对话与交流,从而促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两种文化融合成为“第三种文化”。从发表演讲到现在接近50年了,斯诺所期望的第三种文化并没有实现,但却有新的转向。
第三种文化与新时代无知
1995年,美国出版代理人布洛克曼(John Brockman)出版一本书《第三种文化》,那是他花了三年时间采访23位知名科学家兼作家后,编辑访谈内容而写成的。布洛克曼虽然借用了斯诺第三种文化的名称,但他所谓的“第三种文化”并不是斯诺所期望的两种文化的融合,而是科学家不再等待人文知识分子的结盟,干脆自己创作科普作品,直接转向公众传播科学知识。
1998年,美国Wired杂志的执行编辑凯利(Kevin Kelly)在《科学》周刊(Science Magazine)上发表了一篇以《第三种文化》为题的文章,他说:“科学与艺术产生真理与美感,而科技产生良机。”在当今时代,科技的昌盛的确产生许多商机,商家们制造了大量新产品,这些科技产品已经逐渐成为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用品。第三种文化发展下来,不单只是科学知识向公众传播,还是科技产品向公众推销而后被广泛应用。
布洛克曼的第三种文化是科学知识通俗化和普及化的文化,而凯利的则是科学知识技术化和产品化的文化。科普作品与科技产品成为第三种文化的核心资源。
不管是斯诺的两种文化,或布洛克曼、凯利的第三种文化,他们的基调都是重视科学多于人文。斯诺与英国《卫报》的试验,都采用关于科学知识的问题来检测知识分子的无知。然而,科学知识固然重要,却也不能忽视人文关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科学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给人类带来极大的祸害,凯利文中不讳言科技也能带来“新形式的破坏”。科学对人类是福是祸,关键在于应用科学知识与科技产品的人。而人的抉择,则取决于他的人文修养。
陈冰文中所谓新时代的无知,则是更广义的指现代人对科学和人文两种文化的无知。文中还举例说明:“相对科学的无知来说,人文的无知所造成的破坏性似乎更大。”针对无知的新时代带来的弊病,他认为“解决之道依然是斯诺提出的药方——让科学和人文进一步融合”。
然而,斯诺提出的药方距今已接近50年,却还看不出科学和人文有融合的迹象,反而科学日盛,人文式微,科学已稳居文化领航的地位,人文则退居次席。我们不禁要问:科学和人文如何才能融合呢?
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
问题的关键在于产生两种文化割裂的现象是基于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二分对立”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有以下几种特征:
一、切割式:科学和人文被明确地分科,泾渭分明,互不侵犯;二、平面性:科学和人文分科后被摆在同一个平面对比,众说纷纭,各说其是;三、精细化:科学和人文本身进一步分科,学科越分越专门,内容越来越精细。
结果是,科学和人文知识犹如细胞分裂,其广度与深度都在迅速扩展。于是人类进入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现代人穷其一生也无法尽窥全豹,只好求助于各领域里的专家。专家们也不能停止脚步,必须在各自的领域中不断进修,与时俱进,不然就会被时代所淘汰。
随着全球化的大趋势,西方文化与其思维模式也跟着传遍世界的许多角落。现代人都被卷入旋涡中,脱不了身,终日忙忙碌碌,为生活打拼。工余之暇还要进修,美其名为“自我增值”,其实只是在增加自己的卖点,把自己变成工具,搞到精神紧张,情绪波动,使自己和身边的人倍感压力,到最后不知所为何事。英文的rat race一词,非常传神地描述了这种现象。
在这种现象之下,科学和人文知识分子在各自的领域中都自顾不暇了,又何来余力进行对话与交流,更谈不上互相理解与融合了。科学和人文这道鸿沟,竟然如此难以逾越。要想融合科学和人文,我认为还需要回到中国文化中寻求出路。
中国文化的整体思维观
中国文化看到人文与科学两者属于不同层次。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经•系辞上》)。道是天道、哲理、智慧,器是器物、工具、知识。人文是属于道的层次,科学则属于器的层次,因此中国文化注重人文多过科学。
早在战国时期,庄子就已经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他指出以有限的生命去追逐无限的知识,是非常危险的。虽然当时的信息量不像现在那么丰富,但庄子从本质上看到了知识的无穷性,已经预言现代知识爆炸所带来的危机,可见中国文化的远见性。
汉语中的“人文”一词出自《易经•贲卦•彖辞》。“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就是以人文教化天下的意思。中国的人文教化包含“人”与“文”两方面,一方面是内在的人格修养,另一方面是外在的文化学养。这两方面不是二分对立的关系,而是综合互通的。人在学习各种文化内涵之外,还要在其生命中修行体会所学,如此知行合一,下学上达,才能体现中国的人文精神。
此处的文化乃泛指人类所创造的各种精神财富,如文学、历史、哲学、科学、宗教、艺术、经济、政治等,因此我们可视科学为人文的一环。对比于西方文化,中国的人文不再是和科学同处一平面的学科,而是提升到更高的层次上,即人文涵摄科学。科学在人文教化的框架下加以发展,科学家的发明和产品更具有人文价值,如此的人文与科学的融合,展现了中国文化一种综合式、层次性、和谐化的整体思维观。
21世纪的文化应该是融合中西文化之长处,以中国式的整体思维观为架构,涵摄西方式的思维模式,以古今中外的人文经典为资源,去芜存菁,而成一世界大同的文化。要成其事,还得回到提倡人文普及教育,包括人格教育和文化教育两方面的内涵。
一个人的人格,和他的先天性格取向与后天学习环境很有关系。人格教育着重的是提高学习与思维能力,开发性情与志气,让自己决定要成就什么样的人格精神。此处的学习能力包括读书、上课、听讲、实践的能力;思维能力则包括思考、分析、推论、反省的能力;性情是指人的真情、善性;而志气是人的志向、气概。
人的生命毕竟是有限的,无法亲身体验人生的所有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因此需要借助人类共同累积的文化遗产,来拓展自己的人生观。而最宝贵的文化遗产,莫过于古今中外的人文经典,因为能称得上经典的著作,必定有其流传于世的价值。
•作者是新加坡一科技公司副总裁
The New Age of Ignorance
文章标题:The New Age of Ignorance
文章作者:Tim Adams
发表日期:2007年7月1日
发表媒体:《卫报》Guardian
We take our young children to science museums, then as they get older we stop. In spite of threats like global warming and avian flu, most adults have very little understanding of how the world works. So, 50 years on from CP Snow's famous 'Two Cultures' essay, is the old divide between arts and sciences deeper than ever?
It is an immutable law of nature that acute embarrassment can make a few short seconds last pretty much for ever. The longest two minutes of my life occurred in the company of James Watson, one half of the famous double act who discovered the double helix. I was interviewing Watson, then in his late seventies, at his lab in Cold Spring Harbor on Long Island. At one point, I referred blithely to the 'perfect simplicity' of his and Francis Crick's findings about the code of life.
Watson is a mischievous, famously prickly man and that phrase seemed to get under his skin. He raised an eyebrow. He sat back. He thought he would have some fun. Seeing as it was all so perfectly simple, he suggested, maybe I could briefly run through my understanding of DNA base pairing, say, or chromosome mapping.
What followed - a tangled, stuttering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reflecting distant O-level biology and recent half-understanding of Watson's brilliant books, punctuated with words like 'replication' and 'mutation' and meaning nothing much - gave new resonance to the notion of floundering.
Watson, resisting the temptation to laugh, correct or comment, simply moved on, having categorically established our respective levels of evolution. I can still cringe now at the brief pause that concluded my ill-judged aside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genome.
Given that science informs so much of our culture, and so many of us have such patchy knowledge, it is surprising that such embarrassments are not routine. It's half a century since CP Snow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the 'Two Cultures', the intractable divide between the sciences and the humanities, first in an article in the New Statesman, then in a lecture series at Cambridge and finally in a book. Back then, Snow, who was both a novelist and a physicist, used to employ a test at dinner parties to demonstrate his argument.
'A good many times,' he suggested, 'I have been present at gatherings of people who, by the standards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re thought highly educated and who have with considerable gusto been expressing their incredulity at the illiteracy of scientists. Once or twice, I have been provoked and have asked the company how many of them could describe the 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 The response was cold; it was also negative. Yet I was asking something which is the scientific equivalent of: have you ever read a work of Shakespeare's?'
Fifty years on, and exponential scientific advance later, it seems unlikely that the response of dinner guests would be much different. I was reminded of Snow's test when reading the new book by Natalie Angier, science editor of the New York Times. Angier's book is called The Canon, and subtitled 'A Whirligig Tour of the Beautiful Basics of Science'. It is not a long book and it contains, as the title suggests, a breathless Baedeker of the fundamental scientific knowledge Angier believes is the minimum requirement of an educated person.
In many places, I found myself cringeing all over again. I've read a fair amount of popular science, tried to follow the technical arguments that underpin debates about global warming, say, or bird flu, listened religiously to Melvyn Bragg's In Our Time, but still I discovered large black holes in my elementary understanding of how our world works. Angier divides her book into basic disciplines - biology, chemistry, geology, physics and so on - and each chapter offers an animated essay on the current established thinking.
The result is the kind of science book you wish someone had placed in front of you at school - full of aphorisms that help everything fall into place. For geology: 'This is what our world is about: there is heat inside and it wants to get out.' For physics: 'Almost everything we've come to understand about the universe we have learned by studying light.' Along the way there are all sorts of facts that stick: 'You would have to fly on a commercial aircraft every day for 18,000 years before your chances of being in a crash exceeded 50 per cent', for example; or, if you imagined the history of our planet as a single 75-year human life span: 'The first ape did not arrive until May or June of the final year... and Neil Armstrong muddied up the Moon at 20 seconds to midnight.'
Angier also gives as clear an insight as I have read of CP Snow's culture-dividing 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 the law of entropy, the one that states that in any system inefficiency is inevitable and eventually overwhelming. 'Entropy,' Angier writes, 'is like a taxi passing you on a rainy night with its NOT IN SERVICE lights ablaze, or a chair in a museum with a rope draped from arm to arm, or a teenager.'
Entropy, unusable energy, leads to the law that states that everything in time must wear out, become chaotic, die. 'The darkest readings of the Second Law suggest that even the universe has a morphine drip in its vein,' Angier suggests, 'a slow smothering of all spangle, all spiral, all possibility.' No wonder CP Snow thought we should know about it.
For all of its infectious analogies and charged curiosity, the most telling fact about Angier's book is that it seems to have been written out of sheer desperation. It is something of a cry from the wilderness; impassioned, overwrought in places. It is written in the voice of someone who has spent her whole award-winning career evangelising about this amazing stuff and is facing up to the fact that most people have not even begun to 'get' any of it.
Angier's tipping point, the reason she came to write the book, was a decision made by her sister. When the second of her two children turned 13 the sister decided that it was time to let their membership lapse in two familiar family haunts: the science museum and the zoo. They were, the implication went, ready to put away childish things, ready to go to the theatre and the art gallery, places where there was none of this 'mad pinball pinging from one hands-on science exhibit to the next, pounding on knobs to make artificial earthquakes'. They had grown out of science.
Angier believes this idea - that science is something for kids - still pervades much of our thinking, and characterises the presentation of science in culture. Part of it is the notion that argues science is just a bunch of facts with no overarching coherence. Just as bad are the media, which insist on ghettoising science and serving it up as cliches: scientists as boffins, with permanent bad-hair days; science as controversy, always set up for polarised clashes with religion.
'Science is rather a state of mind,' Angier argues and, as such, it should inform everything. 'It is a way of viewing the world, of facing reality square on but taking nothing for granted.' It would be hard to argue that this state of mind was advancing across the globe. We no longer make and mend, so we no longer know how anything works.
One of Angier's interviewees, Andrew Knoll, a professor of natural history at Harvard's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s department, suggests that 'the average American adult today knows less about biology than the average 10-year-old living in the Amazon, or the average American of 200 years ago'. I spoke to Angier to find out why she thought that this might be the case.
To some extent, she suggested, that was a political question. 'Here in the US we have had the last seven years of this administration which has made everything about the two-cultures divide seem worse.' But it is not just that. 'Newspapers are getting rid of all their science pages; they are jettisoning all their science staff. The feeling is people don't want to read it.'
The implications of this, and the resultant general scientific illiteracy, she believes, are possibly catastrophic. Forty-two per cent of Americans in a recent survey said they believed that humans had been on Earth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ime. 'A geophysicist friend suggests we are at a critical crossroads just like the start of the Renaissance,' Angier says, 'where you couldn't just leave reading and writing to the kings and priests anymore. Ordinary people have to keep up. In the world we live in, the new economy, you have to become scientifically literate or you will fall quickly from view.'
It is, apparently, not just America that does not want to hear this news. Foreign rights to Angier's book have been snapped up in auctions by publishers across Asia and Eastern Europe, 'countries that see themselves as the economic future', but she has not, for example, sold her book in the UK, a place, we might remember, where 20 per cent of people still believe that the Sun revolves around Earth. 'I tend to see that as a tiny little sign that some of these more aggressive competitive nations are more aware of what the future looks like,' Angier suggests.
She believes this persistent apathy in matters of science in America and Britain comes in part from a lack of interest in what the future might hold. 'In the 1960s, we had the space race, we had these world fairs and the whole idea of the future was very exciting. Science was something they wanted to be involved in.' You could hope that the apocalyptic panic that attends climate change, the front pages of floodwaters rising, might have a similar effect. 'Whatever you think of him, Al Gore has been great for science,' she says.
Angier's initiation into the 'beautiful basics' was brought about by a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who taught a 'physics of music' class. The walls between the two cultures came tumbling down every week. 'There were kids from the engineering and physics departments and then there were kids from the music departments. I was just in there on my own. But the way he brought us together was an extraordinary thing,' she recalls. 'Both groups were kind of ecstatic; this guy would get standing ovations at the end of every lecture. So I guess I saw that bridging that gap might be something to strive for in life in terms of engaging people.'
This kind of engagement, a sense of a bigger picture in science, its poetry and mystery, is no doubt all too rare. In a 2005 survey of British teenagers at school conducted by the exam board OCR, more than half said they thought science classes were 'boring', 'confusing' and 'difficult'. Just 7 per cent believed that scientists were 'cool' and when asked to pick out a famous scientist from a list including Isaac Newton and Albert Einstein, a fair few chose Christopher Columbus.
Some of this Angier believes has to do with the way science is taught - 'I go through these science books for kids and they are so dull compared to the novels that children read... I think that you have to make it an epic journey, a narrative with heroes and villains, molecules engaging in this struggle for life.' A lot of it, however, is cultural, she believes. Numbers of students still studying science at 18 are falling in Britain and America, perhaps because we are becoming generally less motivated to address difficulty.
As a culture, we allow ourselves too many excuses. 'Western parents are quite comfortable saying their children have a predilection for art or for writing or whatever, and allow them just to pursue that. In the Asian education system, if you are not good at something, it's because you are lazy and you just have to work harder at it. Just because things are hard does not mean they are not worth doing.'
That idea of difficulty, I suggest, cannot really be helped in the States in particular, when all of the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of one party stand up in televised debate and say they believe in 'intelligent design' and suggest that the world could well have been created by a bearded God a few thousand years ago. Angier laughs, somewhat bleakly.
'I see all that as a macho kind of posturing. It's like, I can believe the impossible: look, I can lift a tree! It is a Republican initiation ritual, like having a hook pulled through your cheek and not flinching.' But no, she concedes, it doesn't help much.
Some people would suggest that Natalie Angier's enlightenment utopia, in which everyone might one day agree on the fundamentals of the universe, the beautiful basics, is a false ideal; the mass has always believed in mumbo-jumbo. One of these people is John Brockman. Brockman has probably done more than anyone to break down CP Snow's cultural divide. He is the PT Barnum of popular science, a great huckster of ideas. In the Sixties, he hung out with John Cage and Andy Warhol, got an MBA and then made his first fortune selling psychedelia to corporations, turning on marketing executives with 'multikinetic happenings' and showing them how their profits could levitate.
These days, he acts as literary agent for many of the world's greatest minds, including Richard Dawkins, Daniel Dennett and Steven Pinker, and achieves for some of them the kind of publishing advances that it takes great mathematicians to compute. It is Brockman who invented the publishing market for quarks and quantum theory and black holes in the 1990s, and it is he who is behind the current boom in atheism. The universe may be infinite, but Brockman takes 15 per cent of it.
He also runs a kind of global online Royal Society called Edge. Edge promotes what he calls the Third Culture, a marriage of physics and philosophy, astronomy and art. The name itself derives from a phrase of CP Snow's outlining his personal hope for the future. Brockman, when launching his Third Culture in 1991, had significant ambition for the project, much of which has been realised. 'The Third Culture consists of those scientists and other thinkers in the empirical world who, through their work and expository writing, are taking the place of the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 in rendering visible the deeper meanings of our lives, redefining who and what we are,' he suggested, grandly.
Though Brockman borrowed Snow's phrase, he did not employ it in the same way: Snow had hoped for a kind of detente between the rival mindsets; Brockman perceived a third way. 'Literary intellectuals are not communicating with scientists,' he suggested. 'Scientists are communicating directly with the general public.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 media played a vertical game; journalists wrote up and professors wrote down. Today, Third Culture thinkers tend to avoid the middleman and endeavour to express their deepest thoughts in a manner accessible to the intelligent reading public.'
Brockman's cross-fertilising club, the most rarefied of chatrooms, has its premises on his website www.edge.org. Eavesdropping is fun. Ian McEwan, one of the few novelists who has contributed to Edge's ongoing debates, suggests that the project is not so far removed from the 'old Enlightenment dream of a unified body of knowledge, when biologists and economists draw on each other's concepts and molecular biologists stray into the poorly defended territory of chemists and physicists'.
Brockman is at the hub of this conversation. When I phone him, he is waiting for a call from maverick geneticist Craig Venter about an invention that will 'put new operating mechanisms into genes' and radically change our idea of life; earlier, he has been speaking to George Smoot, the Nobel-winning astrophysicist who first identified the background radiation of the Big Bang and thereby invented cosmology.
From where he is sitting, the Two Cultures no longer applies, the Third Culture has long-since prevailed.
'Basically, in terms of whatever war has been going on, I think it has finished,' he says. 'I don't characterise it by saying we've won. I think everybody has won. We are living in a profound science culture and the big events that are affecting people's lives are scientific ones.'
What about Natalie Angier's anxiety that these ideas have not trickled down, that, if anything, scientific thought seems to be on the retreat?
'Since when have the masses of people had any ideas anyway?' Brockman asks. 'It is always a certain percentage of people who do the thinking for everybody else. What is changing,' he argues, contrary to Angier's perception, 'is that the media people, who used to have no thoughts of science, now sit up. Science makes the news.'
I wonder why there are still so few literary contributors to Edge, which has remained a predominantly scientific and philosophical forum. Is there not some evidence there that the divide persists?
Brockman explains how Edge evolved out of a group called the Reality Club that held actual meetings with scientists, artists, architects, musicians. Ten of the leading novelists in America were invited to participate. Not one accepted.
'We are talking about Vonnegut, Updike, Mailer, John Irving,' Brockman says. 'Ian McEwan is one of the first writers to jump feet-first into the world of science and embraced it wholeheartedly. But we still have never had a novelist come to one of these events. Neither have we had a major business person. Maybe getting up in front of a group of Nobel-winning scientists to talk might be intimidating for these people. Maybe they are too busy.'
Brockman's optimism is infectious, and, at his elite level, the battle may have been won, but further down the food chain, the forces of reason are still compromised by the culture.
When I had recovered a little of my composure with James Watson, back in Cold Spring Harbor, I asked him how he thought the climat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had changed since he made his fateful discovery of the structure of life in 1953. As ever, he came at the question from an unusual angle. He doubted, he said, that in today's world, he and Francis Crick would ever have had their Eureka moment.
'I recently went to my staircase at Clare College, Cambridge and there were women there!' he said, with an enormous measure of retrospective sexual frustration. 'There have been a lot of convincing studies recently about the loss of productivity in the Western male. It may be that entertainment culture now is so engaging that it keeps people satisfied. We didn't have that. Science was much more fun than listening to the radio. When you are 16 or 17 and in that inherently semi-lonely period when you are deciding whether to be an intellectual, many now don't bother.'
Watson raised an eyebrow, fixed me again with a look. 'What you have instead are characters out of Nick Hornby's very funny books, who channel their intellect in pop culture. The hopeless male.'
As James Watson knows perhaps more clearly than anyone alive, biology works in mysterious ways.
The Panel
We asked three writers, three scientists and two broadcasters to answer six basic scientific questions, and their answers appear to confirm the arts/science divide.
John O'Farrell, Writer
Author, broadcaster and comedy scriptwriter.
Iain Stewart, Geologist
Stewart presents a new TV series, Earth: The Biography, this autumn.
Will Self, Writer
Novelist, short-story writer, critic and broadcaster.
Susan Greenfield, Scientist
Author of several popular science books about the brain.
Kirsty Wark, Broadcaster
Political journalist and presenter of BBC2's Newsnight.
Marina Warner, Writer
Novelist, critic and cultural historian, in particular of female myths.
Robert Winston, Scientist
Human fertility expert and science TV presenter.
Daisy Goodwin, TV presenter
TV producer and presenter, editor of several poetry anthologies.
Q: Why does salt dissolve in water?
Iain Stewart: Er, I guess the sodium ions get taken up... oh, gosh, I suppose the sodium and chlorine dissociate. The chlorine joins with the water and the sodium ions float free. Something like that.
Will Self: It doesn't completely dissolve, of course. It must be because it absorbs water to the point at which it disintegrates. Is that right? I couldn't describe it scientifically.
Daisy Goodwin: It forms another compound. The only reason I know any of this is because I've been testing my daughter on her GCSEs.
Marina Warner: The molecules join with the water molecules. The sodium molecules join up with the hydrogen and oxygen molecules.
Susan Greenfield: Because sodium and chloride disassociate and H20 is hydrogen and oxygen.
Kirsty Wark: Because it's less dense.
Robert Winston: It's to do with ions isn't it? Let me just work it out. It's to do with the way sodium and chloride ions, um. Do you know, I'm not sure I can really explain it. I can't remember now from my physics years ago.
John O'Farrell: No idea.
Answer: Sodium chloride is an ionic substance that contains alternating sodium and chlorine ions. When salt is added to water, the partial charges on the water molecule are attracted to the Na+ and Cl- ions. The water molecules work their way into the crystal structure and between the individual ions, surrounding them and slowly dissolving the salt.
Q: Roughly how old is the earth?
John O'Farrell: I'll have a guess. About 100 million years?
Will Self: I'm completely winging this. A couple of billion years? No? Give me right on that. Mark me up.
Iain Stewart: This I am sure of: 4.5 billion - no, actually 4.6 billion years.
Daisy Goodwin: Pass. This is embarrassing.
Marina Warner: That I don't know. (I did actually just hear Melvyn Bragg's programme this week about very ancient worlds.) I'm not very good at figures.
Robert Winston: Well, the universe is 13 billion or 14 billion and the earth is between 4 and 5 billion years old.
Kirsty Wark: More than 5 billion years.
Susan Greenfield: Oh blimey. Well, I know that human beings have been going for about a million and a half years, so ... I'm just grasping here. Something like 60 billion years or something like that, but that's a grasp. I'm not a physical scientist and it shows. I'm probably not scientifically literate.
Answer: 4.5 billion years.
Q: What happens when you turn on a light?
Will Self: In my house, very little, because I never get round to changing the bulbs. You complete a circuit?
Iain Stewart: This is taking me right back to school physics. It's the kind of question I always pray a nine-year-old won't ask me. I think the switch closes a loop for the circuit.
Kirsty Wark: It gets brighter. There's a current... that connects between two prongs.
Marina Warner: The energy is conducted along the wire to the filament.
John O'Farrell: I'm running out of steam here. I really don't know.
Susan Greenfield: There's a flow of electrons called a current, and it's that flow which is the energy and generates heat and light.
Robert Winston: Well you fall in love, don't you? Isn't that what it is? No, Okay, when you turn on the switch you make a circuit.
Daisy Goodwin: You connect a circuit.
Answer: The switch controls the flow of electricity through a circuit - a complete, unbroken loop through which electric charges can move. When the light switch is on, these electric charges can move in an endless loop. This loop begins at a power station where the charges pick up electric energy. They then flow through wires to the light switch, then to the light bulb where they deliver their electric energy, and finally back to the power company to obtain more energy.
Q: Is a clone the same as a twin?
Will Self: No.
Iain Stewart: Yes, er, I think... oh God, it's probably not. But I think it has to be, doesn't it?
John O'Farrell: No. How could it be the same? That's not how cloning works, is it?
Susan Greenfield: Yes. An identical twin.
Daisy Goodwin: As an identical twin? That's quite interesting. No. Well, I'm not sure about that. I'd say no. But maybe yes. I'm baffled.
Kirsty Wark: No. But there's two different kinds of twin. You have to give me a point for that!
Robert Winston: Well, not necessarily. It's not genetically the same actually, no. You see, it depends on the kind of twin. Do you mean an identical twin? Identical twins are different in all sorts of ways. It's different epigenetics and there's different mitochondrial DNA, so it's a different organism. Actually, what we're beginning to understand is that the epigenetic aspects of cloning are fundamentally very important. And twins are rather more dissimilar than people imagine, too. For example, they have different fingerprints from each other, so there are quite interesting and subtle diff erences.
Marina Warner: Yes it is. Well, identical twins are clones, not non-identical twins.
Answer: Yes, up to a point (see Robert Winston's answer).
Q: Why is the sky blue?
Susan Greenfield: That was discovered here at the Royal Institution [of Great Britain] by Tyndall. Sorry, I can't articulate that entirely because I'm half asleep.
John O'Farrell: My daughter explained this to me the other day. She is in Year Seven. It's to do with blue being the dominant colour in the colour spectrum.
Will Self: It's because of the diffusion of light from the sun through oxygen, through the air.
Iain Stewart: Because of 'Rayleigh scatter', the diffusion of blue light molecules.
Daisy Goodwin: I have no idea. I have looked it up because I've been asked the question by my children and I've explained it to them and now I've forgotten. It's the colour of the atmosphere or something. It's the gases or whatever.
Marina Warner: It's a refraction of the light.
Robert Winston: Oh bugger, I can't remember now. Um. Oh Jesus. It isn't really blue actually. It doesn't actually have a colour at all. It just simply appears blue.
Kirsty Wark: Because it's a reflection of the oceans on the planet. No idea apart from that. I think the sky is blue because... the rain clouds obscure the blue, and the blue is a reflection... because of the sunshine. Fuck! I don't know! Why is the sky blue?
Answer: A daytime sky is blue because molecules in the air scatter blue light from the sun more than they scatter red light.
Q: What is the 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
Will Self: It's either the conservation or the dissipation of energy, isn't it? It's everything tending towards entropy, isn't it?
Iain Stewart: It's about the conservation of motion, I think, but I'm not sure. Different field from mine, you know.
John O'Farrell: Let me think. Is it to do with heat conductors? Metal is an effective heat conductor and wood is not. I remember that from metalwork classes.
Marina Warner: Is it that mass cannot be... that no energy can be lost? The first law is conversion. Is the second law that there is no loss... that energy must go somewhere?
Susan Greenfield: That everything degenerates to entropy.
Robert Winston: I've always refused to answer that question on a matter of principle, simply because of C P Snow, and you can report that. But it is in one of my children's books.
Daisy Goodwin: Don't know. I'm scientifically illiterate.
Kirsty Wark: No idea.
Answer: It is the Law of Increased Entropy. It states that in any system the quality of energy deteriorates gradually over time. 'Entropy' is defined as a measure of unusable energy within a closed or isolated system (the universe for example). As usable energy decreases and unusable energy increases, 'entropy' increases. As usable energy is irretrievably lost, disorganisation, randomness and chaos increase.
文章作者:Tim Adams
发表日期:2007年7月1日
发表媒体:《卫报》Guardian
We take our young children to science museums, then as they get older we stop. In spite of threats like global warming and avian flu, most adults have very little understanding of how the world works. So, 50 years on from CP Snow's famous 'Two Cultures' essay, is the old divide between arts and sciences deeper than ever?
It is an immutable law of nature that acute embarrassment can make a few short seconds last pretty much for ever. The longest two minutes of my life occurred in the company of James Watson, one half of the famous double act who discovered the double helix. I was interviewing Watson, then in his late seventies, at his lab in Cold Spring Harbor on Long Island. At one point, I referred blithely to the 'perfect simplicity' of his and Francis Crick's findings about the code of life.
Watson is a mischievous, famously prickly man and that phrase seemed to get under his skin. He raised an eyebrow. He sat back. He thought he would have some fun. Seeing as it was all so perfectly simple, he suggested, maybe I could briefly run through my understanding of DNA base pairing, say, or chromosome mapping.
What followed - a tangled, stuttering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reflecting distant O-level biology and recent half-understanding of Watson's brilliant books, punctuated with words like 'replication' and 'mutation' and meaning nothing much - gave new resonance to the notion of floundering.
Watson, resisting the temptation to laugh, correct or comment, simply moved on, having categorically established our respective levels of evolution. I can still cringe now at the brief pause that concluded my ill-judged aside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genome.
Given that science informs so much of our culture, and so many of us have such patchy knowledge, it is surprising that such embarrassments are not routine. It's half a century since CP Snow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the 'Two Cultures', the intractable divide between the sciences and the humanities, first in an article in the New Statesman, then in a lecture series at Cambridge and finally in a book. Back then, Snow, who was both a novelist and a physicist, used to employ a test at dinner parties to demonstrate his argument.
'A good many times,' he suggested, 'I have been present at gatherings of people who, by the standards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re thought highly educated and who have with considerable gusto been expressing their incredulity at the illiteracy of scientists. Once or twice, I have been provoked and have asked the company how many of them could describe the 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 The response was cold; it was also negative. Yet I was asking something which is the scientific equivalent of: have you ever read a work of Shakespeare's?'
Fifty years on, and exponential scientific advance later, it seems unlikely that the response of dinner guests would be much different. I was reminded of Snow's test when reading the new book by Natalie Angier, science editor of the New York Times. Angier's book is called The Canon, and subtitled 'A Whirligig Tour of the Beautiful Basics of Science'. It is not a long book and it contains, as the title suggests, a breathless Baedeker of the fundamental scientific knowledge Angier believes is the minimum requirement of an educated person.
In many places, I found myself cringeing all over again. I've read a fair amount of popular science, tried to follow the technical arguments that underpin debates about global warming, say, or bird flu, listened religiously to Melvyn Bragg's In Our Time, but still I discovered large black holes in my elementary understanding of how our world works. Angier divides her book into basic disciplines - biology, chemistry, geology, physics and so on - and each chapter offers an animated essay on the current established thinking.
The result is the kind of science book you wish someone had placed in front of you at school - full of aphorisms that help everything fall into place. For geology: 'This is what our world is about: there is heat inside and it wants to get out.' For physics: 'Almost everything we've come to understand about the universe we have learned by studying light.' Along the way there are all sorts of facts that stick: 'You would have to fly on a commercial aircraft every day for 18,000 years before your chances of being in a crash exceeded 50 per cent', for example; or, if you imagined the history of our planet as a single 75-year human life span: 'The first ape did not arrive until May or June of the final year... and Neil Armstrong muddied up the Moon at 20 seconds to midnight.'
Angier also gives as clear an insight as I have read of CP Snow's culture-dividing 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 the law of entropy, the one that states that in any system inefficiency is inevitable and eventually overwhelming. 'Entropy,' Angier writes, 'is like a taxi passing you on a rainy night with its NOT IN SERVICE lights ablaze, or a chair in a museum with a rope draped from arm to arm, or a teenager.'
Entropy, unusable energy, leads to the law that states that everything in time must wear out, become chaotic, die. 'The darkest readings of the Second Law suggest that even the universe has a morphine drip in its vein,' Angier suggests, 'a slow smothering of all spangle, all spiral, all possibility.' No wonder CP Snow thought we should know about it.
For all of its infectious analogies and charged curiosity, the most telling fact about Angier's book is that it seems to have been written out of sheer desperation. It is something of a cry from the wilderness; impassioned, overwrought in places. It is written in the voice of someone who has spent her whole award-winning career evangelising about this amazing stuff and is facing up to the fact that most people have not even begun to 'get' any of it.
Angier's tipping point, the reason she came to write the book, was a decision made by her sister. When the second of her two children turned 13 the sister decided that it was time to let their membership lapse in two familiar family haunts: the science museum and the zoo. They were, the implication went, ready to put away childish things, ready to go to the theatre and the art gallery, places where there was none of this 'mad pinball pinging from one hands-on science exhibit to the next, pounding on knobs to make artificial earthquakes'. They had grown out of science.
Angier believes this idea - that science is something for kids - still pervades much of our thinking, and characterises the presentation of science in culture. Part of it is the notion that argues science is just a bunch of facts with no overarching coherence. Just as bad are the media, which insist on ghettoising science and serving it up as cliches: scientists as boffins, with permanent bad-hair days; science as controversy, always set up for polarised clashes with religion.
'Science is rather a state of mind,' Angier argues and, as such, it should inform everything. 'It is a way of viewing the world, of facing reality square on but taking nothing for granted.' It would be hard to argue that this state of mind was advancing across the globe. We no longer make and mend, so we no longer know how anything works.
One of Angier's interviewees, Andrew Knoll, a professor of natural history at Harvard's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s department, suggests that 'the average American adult today knows less about biology than the average 10-year-old living in the Amazon, or the average American of 200 years ago'. I spoke to Angier to find out why she thought that this might be the case.
To some extent, she suggested, that was a political question. 'Here in the US we have had the last seven years of this administration which has made everything about the two-cultures divide seem worse.' But it is not just that. 'Newspapers are getting rid of all their science pages; they are jettisoning all their science staff. The feeling is people don't want to read it.'
The implications of this, and the resultant general scientific illiteracy, she believes, are possibly catastrophic. Forty-two per cent of Americans in a recent survey said they believed that humans had been on Earth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ime. 'A geophysicist friend suggests we are at a critical crossroads just like the start of the Renaissance,' Angier says, 'where you couldn't just leave reading and writing to the kings and priests anymore. Ordinary people have to keep up. In the world we live in, the new economy, you have to become scientifically literate or you will fall quickly from view.'
It is, apparently, not just America that does not want to hear this news. Foreign rights to Angier's book have been snapped up in auctions by publishers across Asia and Eastern Europe, 'countries that see themselves as the economic future', but she has not, for example, sold her book in the UK, a place, we might remember, where 20 per cent of people still believe that the Sun revolves around Earth. 'I tend to see that as a tiny little sign that some of these more aggressive competitive nations are more aware of what the future looks like,' Angier suggests.
She believes this persistent apathy in matters of science in America and Britain comes in part from a lack of interest in what the future might hold. 'In the 1960s, we had the space race, we had these world fairs and the whole idea of the future was very exciting. Science was something they wanted to be involved in.' You could hope that the apocalyptic panic that attends climate change, the front pages of floodwaters rising, might have a similar effect. 'Whatever you think of him, Al Gore has been great for science,' she says.
Angier's initiation into the 'beautiful basics' was brought about by a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who taught a 'physics of music' class. The walls between the two cultures came tumbling down every week. 'There were kids from the engineering and physics departments and then there were kids from the music departments. I was just in there on my own. But the way he brought us together was an extraordinary thing,' she recalls. 'Both groups were kind of ecstatic; this guy would get standing ovations at the end of every lecture. So I guess I saw that bridging that gap might be something to strive for in life in terms of engaging people.'
This kind of engagement, a sense of a bigger picture in science, its poetry and mystery, is no doubt all too rare. In a 2005 survey of British teenagers at school conducted by the exam board OCR, more than half said they thought science classes were 'boring', 'confusing' and 'difficult'. Just 7 per cent believed that scientists were 'cool' and when asked to pick out a famous scientist from a list including Isaac Newton and Albert Einstein, a fair few chose Christopher Columbus.
Some of this Angier believes has to do with the way science is taught - 'I go through these science books for kids and they are so dull compared to the novels that children read... I think that you have to make it an epic journey, a narrative with heroes and villains, molecules engaging in this struggle for life.' A lot of it, however, is cultural, she believes. Numbers of students still studying science at 18 are falling in Britain and America, perhaps because we are becoming generally less motivated to address difficulty.
As a culture, we allow ourselves too many excuses. 'Western parents are quite comfortable saying their children have a predilection for art or for writing or whatever, and allow them just to pursue that. In the Asian education system, if you are not good at something, it's because you are lazy and you just have to work harder at it. Just because things are hard does not mean they are not worth doing.'
That idea of difficulty, I suggest, cannot really be helped in the States in particular, when all of the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of one party stand up in televised debate and say they believe in 'intelligent design' and suggest that the world could well have been created by a bearded God a few thousand years ago. Angier laughs, somewhat bleakly.
'I see all that as a macho kind of posturing. It's like, I can believe the impossible: look, I can lift a tree! It is a Republican initiation ritual, like having a hook pulled through your cheek and not flinching.' But no, she concedes, it doesn't help much.
Some people would suggest that Natalie Angier's enlightenment utopia, in which everyone might one day agree on the fundamentals of the universe, the beautiful basics, is a false ideal; the mass has always believed in mumbo-jumbo. One of these people is John Brockman. Brockman has probably done more than anyone to break down CP Snow's cultural divide. He is the PT Barnum of popular science, a great huckster of ideas. In the Sixties, he hung out with John Cage and Andy Warhol, got an MBA and then made his first fortune selling psychedelia to corporations, turning on marketing executives with 'multikinetic happenings' and showing them how their profits could levitate.
These days, he acts as literary agent for many of the world's greatest minds, including Richard Dawkins, Daniel Dennett and Steven Pinker, and achieves for some of them the kind of publishing advances that it takes great mathematicians to compute. It is Brockman who invented the publishing market for quarks and quantum theory and black holes in the 1990s, and it is he who is behind the current boom in atheism. The universe may be infinite, but Brockman takes 15 per cent of it.
He also runs a kind of global online Royal Society called Edge. Edge promotes what he calls the Third Culture, a marriage of physics and philosophy, astronomy and art. The name itself derives from a phrase of CP Snow's outlining his personal hope for the future. Brockman, when launching his Third Culture in 1991, had significant ambition for the project, much of which has been realised. 'The Third Culture consists of those scientists and other thinkers in the empirical world who, through their work and expository writing, are taking the place of the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 in rendering visible the deeper meanings of our lives, redefining who and what we are,' he suggested, grandly.
Though Brockman borrowed Snow's phrase, he did not employ it in the same way: Snow had hoped for a kind of detente between the rival mindsets; Brockman perceived a third way. 'Literary intellectuals are not communicating with scientists,' he suggested. 'Scientists are communicating directly with the general public.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 media played a vertical game; journalists wrote up and professors wrote down. Today, Third Culture thinkers tend to avoid the middleman and endeavour to express their deepest thoughts in a manner accessible to the intelligent reading public.'
Brockman's cross-fertilising club, the most rarefied of chatrooms, has its premises on his website www.edge.org. Eavesdropping is fun. Ian McEwan, one of the few novelists who has contributed to Edge's ongoing debates, suggests that the project is not so far removed from the 'old Enlightenment dream of a unified body of knowledge, when biologists and economists draw on each other's concepts and molecular biologists stray into the poorly defended territory of chemists and physicists'.
Brockman is at the hub of this conversation. When I phone him, he is waiting for a call from maverick geneticist Craig Venter about an invention that will 'put new operating mechanisms into genes' and radically change our idea of life; earlier, he has been speaking to George Smoot, the Nobel-winning astrophysicist who first identified the background radiation of the Big Bang and thereby invented cosmology.
From where he is sitting, the Two Cultures no longer applies, the Third Culture has long-since prevailed.
'Basically, in terms of whatever war has been going on, I think it has finished,' he says. 'I don't characterise it by saying we've won. I think everybody has won. We are living in a profound science culture and the big events that are affecting people's lives are scientific ones.'
What about Natalie Angier's anxiety that these ideas have not trickled down, that, if anything, scientific thought seems to be on the retreat?
'Since when have the masses of people had any ideas anyway?' Brockman asks. 'It is always a certain percentage of people who do the thinking for everybody else. What is changing,' he argues, contrary to Angier's perception, 'is that the media people, who used to have no thoughts of science, now sit up. Science makes the news.'
I wonder why there are still so few literary contributors to Edge, which has remained a predominantly scientific and philosophical forum. Is there not some evidence there that the divide persists?
Brockman explains how Edge evolved out of a group called the Reality Club that held actual meetings with scientists, artists, architects, musicians. Ten of the leading novelists in America were invited to participate. Not one accepted.
'We are talking about Vonnegut, Updike, Mailer, John Irving,' Brockman says. 'Ian McEwan is one of the first writers to jump feet-first into the world of science and embraced it wholeheartedly. But we still have never had a novelist come to one of these events. Neither have we had a major business person. Maybe getting up in front of a group of Nobel-winning scientists to talk might be intimidating for these people. Maybe they are too busy.'
Brockman's optimism is infectious, and, at his elite level, the battle may have been won, but further down the food chain, the forces of reason are still compromised by the culture.
When I had recovered a little of my composure with James Watson, back in Cold Spring Harbor, I asked him how he thought the climat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had changed since he made his fateful discovery of the structure of life in 1953. As ever, he came at the question from an unusual angle. He doubted, he said, that in today's world, he and Francis Crick would ever have had their Eureka moment.
'I recently went to my staircase at Clare College, Cambridge and there were women there!' he said, with an enormous measure of retrospective sexual frustration. 'There have been a lot of convincing studies recently about the loss of productivity in the Western male. It may be that entertainment culture now is so engaging that it keeps people satisfied. We didn't have that. Science was much more fun than listening to the radio. When you are 16 or 17 and in that inherently semi-lonely period when you are deciding whether to be an intellectual, many now don't bother.'
Watson raised an eyebrow, fixed me again with a look. 'What you have instead are characters out of Nick Hornby's very funny books, who channel their intellect in pop culture. The hopeless male.'
As James Watson knows perhaps more clearly than anyone alive, biology works in mysterious ways.
The Panel
We asked three writers, three scientists and two broadcasters to answer six basic scientific questions, and their answers appear to confirm the arts/science divide.
John O'Farrell, Writer
Author, broadcaster and comedy scriptwriter.
Iain Stewart, Geologist
Stewart presents a new TV series, Earth: The Biography, this autumn.
Will Self, Writer
Novelist, short-story writer, critic and broadcaster.
Susan Greenfield, Scientist
Author of several popular science books about the brain.
Kirsty Wark, Broadcaster
Political journalist and presenter of BBC2's Newsnight.
Marina Warner, Writer
Novelist, critic and cultural historian, in particular of female myths.
Robert Winston, Scientist
Human fertility expert and science TV presenter.
Daisy Goodwin, TV presenter
TV producer and presenter, editor of several poetry anthologies.
Q: Why does salt dissolve in water?
Iain Stewart: Er, I guess the sodium ions get taken up... oh, gosh, I suppose the sodium and chlorine dissociate. The chlorine joins with the water and the sodium ions float free. Something like that.
Will Self: It doesn't completely dissolve, of course. It must be because it absorbs water to the point at which it disintegrates. Is that right? I couldn't describe it scientifically.
Daisy Goodwin: It forms another compound. The only reason I know any of this is because I've been testing my daughter on her GCSEs.
Marina Warner: The molecules join with the water molecules. The sodium molecules join up with the hydrogen and oxygen molecules.
Susan Greenfield: Because sodium and chloride disassociate and H20 is hydrogen and oxygen.
Kirsty Wark: Because it's less dense.
Robert Winston: It's to do with ions isn't it? Let me just work it out. It's to do with the way sodium and chloride ions, um. Do you know, I'm not sure I can really explain it. I can't remember now from my physics years ago.
John O'Farrell: No idea.
Answer: Sodium chloride is an ionic substance that contains alternating sodium and chlorine ions. When salt is added to water, the partial charges on the water molecule are attracted to the Na+ and Cl- ions. The water molecules work their way into the crystal structure and between the individual ions, surrounding them and slowly dissolving the salt.
Q: Roughly how old is the earth?
John O'Farrell: I'll have a guess. About 100 million years?
Will Self: I'm completely winging this. A couple of billion years? No? Give me right on that. Mark me up.
Iain Stewart: This I am sure of: 4.5 billion - no, actually 4.6 billion years.
Daisy Goodwin: Pass. This is embarrassing.
Marina Warner: That I don't know. (I did actually just hear Melvyn Bragg's programme this week about very ancient worlds.) I'm not very good at figures.
Robert Winston: Well, the universe is 13 billion or 14 billion and the earth is between 4 and 5 billion years old.
Kirsty Wark: More than 5 billion years.
Susan Greenfield: Oh blimey. Well, I know that human beings have been going for about a million and a half years, so ... I'm just grasping here. Something like 60 billion years or something like that, but that's a grasp. I'm not a physical scientist and it shows. I'm probably not scientifically literate.
Answer: 4.5 billion years.
Q: What happens when you turn on a light?
Will Self: In my house, very little, because I never get round to changing the bulbs. You complete a circuit?
Iain Stewart: This is taking me right back to school physics. It's the kind of question I always pray a nine-year-old won't ask me. I think the switch closes a loop for the circuit.
Kirsty Wark: It gets brighter. There's a current... that connects between two prongs.
Marina Warner: The energy is conducted along the wire to the filament.
John O'Farrell: I'm running out of steam here. I really don't know.
Susan Greenfield: There's a flow of electrons called a current, and it's that flow which is the energy and generates heat and light.
Robert Winston: Well you fall in love, don't you? Isn't that what it is? No, Okay, when you turn on the switch you make a circuit.
Daisy Goodwin: You connect a circuit.
Answer: The switch controls the flow of electricity through a circuit - a complete, unbroken loop through which electric charges can move. When the light switch is on, these electric charges can move in an endless loop. This loop begins at a power station where the charges pick up electric energy. They then flow through wires to the light switch, then to the light bulb where they deliver their electric energy, and finally back to the power company to obtain more energy.
Q: Is a clone the same as a twin?
Will Self: No.
Iain Stewart: Yes, er, I think... oh God, it's probably not. But I think it has to be, doesn't it?
John O'Farrell: No. How could it be the same? That's not how cloning works, is it?
Susan Greenfield: Yes. An identical twin.
Daisy Goodwin: As an identical twin? That's quite interesting. No. Well, I'm not sure about that. I'd say no. But maybe yes. I'm baffled.
Kirsty Wark: No. But there's two different kinds of twin. You have to give me a point for that!
Robert Winston: Well, not necessarily. It's not genetically the same actually, no. You see, it depends on the kind of twin. Do you mean an identical twin? Identical twins are different in all sorts of ways. It's different epigenetics and there's different mitochondrial DNA, so it's a different organism. Actually, what we're beginning to understand is that the epigenetic aspects of cloning are fundamentally very important. And twins are rather more dissimilar than people imagine, too. For example, they have different fingerprints from each other, so there are quite interesting and subtle diff erences.
Marina Warner: Yes it is. Well, identical twins are clones, not non-identical twins.
Answer: Yes, up to a point (see Robert Winston's answer).
Q: Why is the sky blue?
Susan Greenfield: That was discovered here at the Royal Institution [of Great Britain] by Tyndall. Sorry, I can't articulate that entirely because I'm half asleep.
John O'Farrell: My daughter explained this to me the other day. She is in Year Seven. It's to do with blue being the dominant colour in the colour spectrum.
Will Self: It's because of the diffusion of light from the sun through oxygen, through the air.
Iain Stewart: Because of 'Rayleigh scatter', the diffusion of blue light molecules.
Daisy Goodwin: I have no idea. I have looked it up because I've been asked the question by my children and I've explained it to them and now I've forgotten. It's the colour of the atmosphere or something. It's the gases or whatever.
Marina Warner: It's a refraction of the light.
Robert Winston: Oh bugger, I can't remember now. Um. Oh Jesus. It isn't really blue actually. It doesn't actually have a colour at all. It just simply appears blue.
Kirsty Wark: Because it's a reflection of the oceans on the planet. No idea apart from that. I think the sky is blue because... the rain clouds obscure the blue, and the blue is a reflection... because of the sunshine. Fuck! I don't know! Why is the sky blue?
Answer: A daytime sky is blue because molecules in the air scatter blue light from the sun more than they scatter red light.
Q: What is the 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
Will Self: It's either the conservation or the dissipation of energy, isn't it? It's everything tending towards entropy, isn't it?
Iain Stewart: It's about the conservation of motion, I think, but I'm not sure. Different field from mine, you know.
John O'Farrell: Let me think. Is it to do with heat conductors? Metal is an effective heat conductor and wood is not. I remember that from metalwork classes.
Marina Warner: Is it that mass cannot be... that no energy can be lost? The first law is conversion. Is the second law that there is no loss... that energy must go somewhere?
Susan Greenfield: That everything degenerates to entropy.
Robert Winston: I've always refused to answer that question on a matter of principle, simply because of C P Snow, and you can report that. But it is in one of my children's books.
Daisy Goodwin: Don't know. I'm scientifically illiterate.
Kirsty Wark: No idea.
Answer: It is the Law of Increased Entropy. It states that in any system the quality of energy deteriorates gradually over time. 'Entropy' is defined as a measure of unusable energy within a closed or isolated system (the universe for example). As usable energy decreases and unusable energy increases, 'entropy' increases. As usable energy is irretrievably lost, disorganisation, randomness and chaos increase.
无知的新时代
文章标题:无知的新时代
文章作者:陈冰(伦敦)
发表日期:2007年7月7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天下事》
50年前,身兼科学家和小说家的斯诺(C.P. Snow)在剑桥大学发表了著名的演讲《两种文化》。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促成了当代思想史上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但科学和人文的割裂是世界很多问题不能解决的主要障碍的警钟,似乎并没有为世人所听见。
很多人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人,实际上都不清楚这世界是怎样运作的。我们正面临着全球气候变暖、禽流感、人的机器化、教育的产品化、民主的霸权、专制的隐蔽等威胁,但总采取不了强有力的措施去消除人类共同的威胁。
人类进入了知识爆炸的时代,似乎也进入了一个无知的新时代。这话听起来是不是有些逻辑混乱?不过做个小小的试验,你问周围的人一些再简单不过的问题,比如“盐为什么能在水中溶解?”“地球有多少岁了?”“为什么开关打开后电灯才亮?”看有多少人能说出准确的答案!
50年前,斯诺提出了一个简捷的方式来检测人的无知。他曾多次邀请“受过良好教育”且喜欢用知识分子语言高谈阔论的人聚会,席间他问多少人能表述热力学第二定律,几乎所有的人都是沉默。50年后,好事的英国《卫报》记者重复了这个试验,邀请了科学节目主持人、文化史学者、政治评论员、科普作家、科教系列片撰述者,让他们表述热力学第二定律。这次五个人都没有沉默,但没有一个人答对。接着记者抛出了一个更简单的问题:“天为什么是蓝的?”结果仍是没有一个人能准确回答。
一种世界性的现象
不要笑话英国人“学习太差”,如果问一个中国人大气变暖、禽流感、太湖藻污染、汽车尾气危害等司空见惯的词汇的含义,结果可能不会太好。美国政客天天在声讨“伊斯兰极端分子”,但问他“伊斯兰”的英文怎么拼写他不一定能写对。
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无知的新时代,或者说新的无知时代。我们所拥有的是“知识的补丁”——不准确、不完整、甚至是错误的知识,所以人人知道和平之路是由对话和协商的“混凝土”浇灌的,但战争的消息却天天占据报纸头版头条;人人高喊环境保护是世界潮流、文明坐标,但布什总统就是宁要石油不要《京都协定书》,中国无锡市委书记遇到灾难后还在振振有词地宣讲“太湖污染是工业化必然问题”。因为无知,所有迟早会付出代价。
知识爆炸造就的竟是无知的人,听起来似乎是悖论,但事实就是这么严酷。哈佛大学的自然史教授安德鲁•瑙,对美国人的无知状态有切肤之痛:今天美国成年人对生物的认知水平,低于亚马逊流域10岁的儿童,相当于200年前美国人的平均水平。
知名的科普作家安吉尔认为美国的科技在日渐发达,而美国人的整体知识却越来越贫乏,“布什政府把科学和人文的鸿沟拉大了,而媒体把科普专刊和严谨的人文专版都删减了,人流中增加了科盲和文盲的比例。当人们对刊在报纸头版上的天气变暖、洪水飓风消息不再有天然的惊惶时,表明科学精神和人文情怀已被无知及其必然产物麻木所淹没”。最近的科学调查表明,42%的美国人认为人类的产生和宇宙的产生是同步的。
英国的状况一样糟糕。2005年的调查表明,50%以上的青少年认为科学课程“枯燥”、“迷惑”、“困难”,只有7%的人认为“酷”。在科学家身份认定上,多数人选择了牛顿、爱因斯坦,但几乎没人认为哥伦布是科学家。更令人惊讶的是,英国至今有20%的人认为太阳绕着地球转。
中国社会因“无知”而“无畏”的荒谬现象也是比比皆是:经济上的“破坏性发展”,赚了钱筑起了高楼大厦,却消灭了文化特色、毁坏了优美环境,还在趾高气扬地宣扬“现代化成就”;文化上的媚俗风尚盛行,博得了廉价的掌声赎回了发行量、提高了叫座率,却冲涮着独立的思想、深邃的远见和对人道的关切。
一些“名流”“大腕”居然敢把自己的作品标签为杰作,或者饱满激情地宣称向奥斯卡进军、向世界展示软实力;没读过《论语》的人在大谈孔子;不知道绿色文明的人在高论循环经济;对西方高等教育一知半解的人鼓吹其种种好处,且指手画脚地点拨“我国应借鉴哪些东西”;不知道“中东特使”虚实几何的人,已借着时事热气球手舞足蹈地为布莱尔壮行……到处是头头是道的专家,到处是煞有介事的慷慨陈辞,人们开着黄腔浑然不知还自以为很有功底。
无知产生浮躁
当然,更令人焦虑的“无知”是对常识的背弃,比如在财、权和力上稍占优势就可动手打人,发生灾难请几个“专家”说说就万事大吉,权力不受约束从寻租到“包二奶”,以致国务院不得不出台有些令外国人惊异的公务员处分条例,来限制这种丢人现眼的时尚。
并不是说过去人们就很“有知”,但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下,已有的科学和人文知识还能比较理性地运用于社会革新、经济发展和生存状态的改善。加上过去的知识传播途径,如书籍、报纸、课堂、电视等,虽然缓慢但很可靠。但在全球化新时代,国家的发展和个人的生活一下子与世界联系起来,人们有限的知识似乎跟不上应付竞争甚至日常生活的需求,于是急急忙忙地在不完整的知识上添加臆想之笔,自以为是地冲向前沿阵地。
而对事实真伪天然色盲的互联网,总是提供着虚假的情报,人们来不及鉴别成千上万的信息和说法,顺手牵羊地取其一二作为冲刺的宝剑,浮躁气息因此产生并且蔓延全世界。
无知的新时代最显著的特征是“不知为知之”。10年前香港回归,西方多数媒体传播的是骇人听闻的无知和偏见,在没有充分了解中国“一国两制”政策的情况下,便把“香港死了”的大字登在报刊封面,现在在遭受事实的嘲笑。“中国威胁论”成欧美时尚后,且不说把中国发展防卫性军事力量视为“威胁”,就连“孔子学院”、“援助非洲”、“举办奥运会”也被划在“威胁”之列。而中国一些人在对西方政治和社会基本不了解的情况下,也把性开放、家庭伦理混乱、“黄段子”误会为开放而加以弘扬,把GDP、高楼大厦、靓车美女作为“现代化的标志”不断追求,等尝到沙斯爆发、水源污染、交通拥堵等苦果后才有所醒悟。
无知产生浮躁,浮躁促成冒进,冒进制造灾难。相对科学的无知来说,人文的无知所造成的破坏性似乎更大。布什政府在尚未搞清楚伊斯兰历史和文化之前,已打着“十字军东征”的旗号,举着反恐的剑柄,把导弹投放在伊拉克领土。一个尚能维持局面的中东成了恐怖集散地,伊战后患难消。布莱尔更牛,强力制造出萨达姆的大杀伤武器能在45分钟内打到英伦的“准确情报”,陪布什开赴战场。结果是引火烧身,把恐怖爆炸声引入了英伦本土。在他下台后,恐怖袭击又在格拉斯哥和伦敦发生,伊拉克人和英国人都成了“浮躁的受难者”。
科学和人文必须进一步融合
类似这样浮躁和强词夺理的现象经常发生在人们身边,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说到中国房价高,就有人说美国三成人群买房、六成人群租房,所以要改变国人的房产观,以租为主。实际上欧美人和中国农民一样,拥有一座好房子几乎是所有人的理想,况且美国人的住房拥有率是70%。这个“美国例子”是自造的,但在互联网上渐渐传成了“事实”。
媒体改制,要让记者编辑按业绩打分实行量化工资,于是有人说这是“国际惯例”,欧美同行都是这么干的。实际上让无法量化的脑力劳动者拿每月浮动的计件工资,是中国人的发明,欧美只对不动脑筋、只看动手速度的工种,如打包装、钉皮鞋之类,才采取计件工资制。但是在中国传媒界,计件工资制可真是当作“国际惯例”在广泛使用。
有识之士已看到无知的新时代带来的种种不良后果,解决之道依然是斯诺提出的药方——让科学和人文进一步融合。在美国,一些专家学者呼吁现在正处在新的“文艺复兴”的十字路口,不仅要让精英分子在科学和人文的和谐发展上有所作为,还要在大众中间进行科普教育和历史文化教育,否则就可能在新经济中处于劣势,可能产生精英专制。
在中国,科学精神和人文思想相结合的“科学发展观”成为新的指导思想,全面认识世界包括民主、法治、人权的风气正在兴起,人文精神建设也已成为深圳等城市的发展战略。
在英国,如何让科学教育生动和有趣起来,是布朗政府教育改革的重点之一;把“宣战权”从政府转移到议会的宪政改革,也是致力避免首相和政府的无知与固执给国家利益带来危害。各国的重点不同,但主旋律是一致的,就是要促成国民在认识事物、看待世界时必须面对现实,不能有丝毫的想当然和自以为是。
•作者系中国资深媒体人
文章作者:陈冰(伦敦)
发表日期:2007年7月7日
发表媒体:《联合早报•天下事》
50年前,身兼科学家和小说家的斯诺(C.P. Snow)在剑桥大学发表了著名的演讲《两种文化》。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促成了当代思想史上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但科学和人文的割裂是世界很多问题不能解决的主要障碍的警钟,似乎并没有为世人所听见。
很多人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人,实际上都不清楚这世界是怎样运作的。我们正面临着全球气候变暖、禽流感、人的机器化、教育的产品化、民主的霸权、专制的隐蔽等威胁,但总采取不了强有力的措施去消除人类共同的威胁。
人类进入了知识爆炸的时代,似乎也进入了一个无知的新时代。这话听起来是不是有些逻辑混乱?不过做个小小的试验,你问周围的人一些再简单不过的问题,比如“盐为什么能在水中溶解?”“地球有多少岁了?”“为什么开关打开后电灯才亮?”看有多少人能说出准确的答案!
50年前,斯诺提出了一个简捷的方式来检测人的无知。他曾多次邀请“受过良好教育”且喜欢用知识分子语言高谈阔论的人聚会,席间他问多少人能表述热力学第二定律,几乎所有的人都是沉默。50年后,好事的英国《卫报》记者重复了这个试验,邀请了科学节目主持人、文化史学者、政治评论员、科普作家、科教系列片撰述者,让他们表述热力学第二定律。这次五个人都没有沉默,但没有一个人答对。接着记者抛出了一个更简单的问题:“天为什么是蓝的?”结果仍是没有一个人能准确回答。
一种世界性的现象
不要笑话英国人“学习太差”,如果问一个中国人大气变暖、禽流感、太湖藻污染、汽车尾气危害等司空见惯的词汇的含义,结果可能不会太好。美国政客天天在声讨“伊斯兰极端分子”,但问他“伊斯兰”的英文怎么拼写他不一定能写对。
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无知的新时代,或者说新的无知时代。我们所拥有的是“知识的补丁”——不准确、不完整、甚至是错误的知识,所以人人知道和平之路是由对话和协商的“混凝土”浇灌的,但战争的消息却天天占据报纸头版头条;人人高喊环境保护是世界潮流、文明坐标,但布什总统就是宁要石油不要《京都协定书》,中国无锡市委书记遇到灾难后还在振振有词地宣讲“太湖污染是工业化必然问题”。因为无知,所有迟早会付出代价。
知识爆炸造就的竟是无知的人,听起来似乎是悖论,但事实就是这么严酷。哈佛大学的自然史教授安德鲁•瑙,对美国人的无知状态有切肤之痛:今天美国成年人对生物的认知水平,低于亚马逊流域10岁的儿童,相当于200年前美国人的平均水平。
知名的科普作家安吉尔认为美国的科技在日渐发达,而美国人的整体知识却越来越贫乏,“布什政府把科学和人文的鸿沟拉大了,而媒体把科普专刊和严谨的人文专版都删减了,人流中增加了科盲和文盲的比例。当人们对刊在报纸头版上的天气变暖、洪水飓风消息不再有天然的惊惶时,表明科学精神和人文情怀已被无知及其必然产物麻木所淹没”。最近的科学调查表明,42%的美国人认为人类的产生和宇宙的产生是同步的。
英国的状况一样糟糕。2005年的调查表明,50%以上的青少年认为科学课程“枯燥”、“迷惑”、“困难”,只有7%的人认为“酷”。在科学家身份认定上,多数人选择了牛顿、爱因斯坦,但几乎没人认为哥伦布是科学家。更令人惊讶的是,英国至今有20%的人认为太阳绕着地球转。
中国社会因“无知”而“无畏”的荒谬现象也是比比皆是:经济上的“破坏性发展”,赚了钱筑起了高楼大厦,却消灭了文化特色、毁坏了优美环境,还在趾高气扬地宣扬“现代化成就”;文化上的媚俗风尚盛行,博得了廉价的掌声赎回了发行量、提高了叫座率,却冲涮着独立的思想、深邃的远见和对人道的关切。
一些“名流”“大腕”居然敢把自己的作品标签为杰作,或者饱满激情地宣称向奥斯卡进军、向世界展示软实力;没读过《论语》的人在大谈孔子;不知道绿色文明的人在高论循环经济;对西方高等教育一知半解的人鼓吹其种种好处,且指手画脚地点拨“我国应借鉴哪些东西”;不知道“中东特使”虚实几何的人,已借着时事热气球手舞足蹈地为布莱尔壮行……到处是头头是道的专家,到处是煞有介事的慷慨陈辞,人们开着黄腔浑然不知还自以为很有功底。
无知产生浮躁
当然,更令人焦虑的“无知”是对常识的背弃,比如在财、权和力上稍占优势就可动手打人,发生灾难请几个“专家”说说就万事大吉,权力不受约束从寻租到“包二奶”,以致国务院不得不出台有些令外国人惊异的公务员处分条例,来限制这种丢人现眼的时尚。
并不是说过去人们就很“有知”,但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下,已有的科学和人文知识还能比较理性地运用于社会革新、经济发展和生存状态的改善。加上过去的知识传播途径,如书籍、报纸、课堂、电视等,虽然缓慢但很可靠。但在全球化新时代,国家的发展和个人的生活一下子与世界联系起来,人们有限的知识似乎跟不上应付竞争甚至日常生活的需求,于是急急忙忙地在不完整的知识上添加臆想之笔,自以为是地冲向前沿阵地。
而对事实真伪天然色盲的互联网,总是提供着虚假的情报,人们来不及鉴别成千上万的信息和说法,顺手牵羊地取其一二作为冲刺的宝剑,浮躁气息因此产生并且蔓延全世界。
无知的新时代最显著的特征是“不知为知之”。10年前香港回归,西方多数媒体传播的是骇人听闻的无知和偏见,在没有充分了解中国“一国两制”政策的情况下,便把“香港死了”的大字登在报刊封面,现在在遭受事实的嘲笑。“中国威胁论”成欧美时尚后,且不说把中国发展防卫性军事力量视为“威胁”,就连“孔子学院”、“援助非洲”、“举办奥运会”也被划在“威胁”之列。而中国一些人在对西方政治和社会基本不了解的情况下,也把性开放、家庭伦理混乱、“黄段子”误会为开放而加以弘扬,把GDP、高楼大厦、靓车美女作为“现代化的标志”不断追求,等尝到沙斯爆发、水源污染、交通拥堵等苦果后才有所醒悟。
无知产生浮躁,浮躁促成冒进,冒进制造灾难。相对科学的无知来说,人文的无知所造成的破坏性似乎更大。布什政府在尚未搞清楚伊斯兰历史和文化之前,已打着“十字军东征”的旗号,举着反恐的剑柄,把导弹投放在伊拉克领土。一个尚能维持局面的中东成了恐怖集散地,伊战后患难消。布莱尔更牛,强力制造出萨达姆的大杀伤武器能在45分钟内打到英伦的“准确情报”,陪布什开赴战场。结果是引火烧身,把恐怖爆炸声引入了英伦本土。在他下台后,恐怖袭击又在格拉斯哥和伦敦发生,伊拉克人和英国人都成了“浮躁的受难者”。
科学和人文必须进一步融合
类似这样浮躁和强词夺理的现象经常发生在人们身边,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说到中国房价高,就有人说美国三成人群买房、六成人群租房,所以要改变国人的房产观,以租为主。实际上欧美人和中国农民一样,拥有一座好房子几乎是所有人的理想,况且美国人的住房拥有率是70%。这个“美国例子”是自造的,但在互联网上渐渐传成了“事实”。
媒体改制,要让记者编辑按业绩打分实行量化工资,于是有人说这是“国际惯例”,欧美同行都是这么干的。实际上让无法量化的脑力劳动者拿每月浮动的计件工资,是中国人的发明,欧美只对不动脑筋、只看动手速度的工种,如打包装、钉皮鞋之类,才采取计件工资制。但是在中国传媒界,计件工资制可真是当作“国际惯例”在广泛使用。
有识之士已看到无知的新时代带来的种种不良后果,解决之道依然是斯诺提出的药方——让科学和人文进一步融合。在美国,一些专家学者呼吁现在正处在新的“文艺复兴”的十字路口,不仅要让精英分子在科学和人文的和谐发展上有所作为,还要在大众中间进行科普教育和历史文化教育,否则就可能在新经济中处于劣势,可能产生精英专制。
在中国,科学精神和人文思想相结合的“科学发展观”成为新的指导思想,全面认识世界包括民主、法治、人权的风气正在兴起,人文精神建设也已成为深圳等城市的发展战略。
在英国,如何让科学教育生动和有趣起来,是布朗政府教育改革的重点之一;把“宣战权”从政府转移到议会的宪政改革,也是致力避免首相和政府的无知与固执给国家利益带来危害。各国的重点不同,但主旋律是一致的,就是要促成国民在认识事物、看待世界时必须面对现实,不能有丝毫的想当然和自以为是。
•作者系中国资深媒体人
文以载道
Subscribe to:
Posts (Atom)